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女商人形象

　　历代文学中刻画商人形象的作品十分常见，商人的活动轨迹范围大，走南闯北，几乎各个地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使得他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而对于一个特殊群体—-女商人的关注就稍显逊色，但翻看史料我们也能从中找出一些记录，例如：司马迁对女性形象有较早的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p3260.]这里提到的“清”，是从事以采丹砂矿业为的大商人，具有垄断性质，她富甲天下，并且拥有守卫护卫等个人武装。可以说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相对较早的关于女商人的描述。到两汉时期，女商人形象也逐渐显著于文学作品中，又如张衡的《西京赋》中这样写道:“尔乃廓开九市，通圜带囿。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近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南朝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562.]裨贩夫妇，就是当时女商人在汉朝时期的实况。到了唐代，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赋予了女商人更大的活动空间，卢仝的《寄赠含曦上人》说：“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唐)卢仝.寄赠含曦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154.]写出了女性经商的不易。唐代是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朝代，具体可以从《太平广记》中可以发现大量对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女商人的描写，如制酒卖酒的妇女谢氏。宋代最为出名的《清明上河图》向世人展现了宋代庞大的商业系统，画中的女商人也为整幅画增光添彩。此外，桑蚕妇，缫丝妇也开始从商。如宋代范成大的《缲丝行》就提到了苏州的农村妇女养蚕缫丝的日常生活，在经过种种工序之后，便“明日西门卖丝去”[林风.廉吏诗三百首选注[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p216.]，以此获得报酬。从中可见，女商人在古代贸易往来中一直活跃着，并偶见于文学作品当中，而今天我所谈论的主题《聊斋志异》就大量描写了这样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商人们。从前代作品来看，几乎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达到《聊斋志异》中这样集中对女性细致的描写和赞美，这些女商人表现出强烈的经商意向和热情，从某些方面来说，她们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男性，无论是家庭管理还是商业贸易，这些女性都可以处理的游刃有余。所以《聊斋志异》这部作品中的女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很有代表意义。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了18位个性鲜明的女商人，她们身份地位各异，但她们都具有独立的经商能力，可以走出闺阁与男性一样步入社会大潮从事商业活动，突破了传统家庭模式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参与到瞬息万变、弱肉强食的商业活动中，充分展现了作为女性独有的沉着冷静和心思细腻。在这里，我把《聊斋志异》中涉及的女商人分成下述几类：逆境生存型、自觉求富型以及富商大贾型。

　　古代生产力条件落后，劳动力缺乏，有时温饱都难以解决，这类型的女性便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劳动方式以手工业居多，或贩卖物品。我国古代江浙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尤为发达，也为女性从事商业给予了便利的条件。《聊斋志异》中《农妇》一篇写到：“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者，则施乞者。”[(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240.]农妇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职责，贩卖陶器来补贴家用，多余的钱还能施舍别人。《大男》中有：“大男渐长，用不给，何纺绩佐食。”[(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534.]何氏迫于正室的压力不得已靠纺织为生，养活自己和儿子。《阿纤》中阿纤身为弱小女子用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勤劳能干换来了家庭的富足，使原来并不充裕的生活渐渐衣食无忧。《珊瑚》中的珊瑚一直受到婆母的虐待，自此之后便离开了夫家，百般无奈之下投靠了表亲，跟着老妇人学习纺织，并以此为生。当婆母生病的时候，她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用自己孝心和积蓄帮助婆母。《青梅》中女主人公青梅拥有一双慧眼识得好夫婿，又甘于贫困照顾张生母亲，勤于纺织，帮助家庭维持生计，在贫困中相濡以沫，夫唱妇随。《侠女》一篇中侠女背负着报仇的使命，她与老母亲相依为命，靠小手工业维持生计，追求经济独立，不依靠别人的施舍，也体现了侠女的人格独立。这些勤劳善良的女性靠着自己的本领养家赚钱，虽然生为女儿身，但在逆境中拥有和男性一样的魄力和勇气，我们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女性撑起一个家是多么的不易和辛酸，这些女性在困难的环境下学会了从商之道，学会了自食其力，是封建社会中女性追求独立的萌芽，打破了女性逆来顺受的道德伦理观。

　　在《聊斋志异》中还有另一些女性，她们出身富足，本可不需劳动就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她们却选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从商经商，或可能出于兴趣，或可能出于求富的目的。《辛十四娘》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长得美丽的狐仙，而书生冯生一见钟情，在郡君的帮助下结为良缘，文中说到:“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日以衽织为事。时自归宁，未尝逾夜，又时出金帛作生计。日有赢余，辄投扑满。”[(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545.]由此可见，辛十四娘不仅貌美如花而且具有不凡的商业头脑，懂得规划财富。十四娘死后，冯生娶了禄儿，日子却越来越贫困，最终靠着十四娘留下的积蓄富足了起来，说明十四娘对家庭的重要贡献，甚至连男子都有所不及。《细柳》中细柳操持有方，对待子女因材施教，善于管理财富。“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每先一年，即储来岁之赋，以故终岁未尝见催租者一至其门；又以此法计衣食，由此用度益纾。”[(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016.]说明细柳具有远见卓识，且经商有方，在对待一系列的经济事务中表现出超越男性的聪颖和智慧。《鸦头》中的鸦头虽然生在妓院，但她与自己的母亲、姐姐不同，鸦头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王文私奔追求爱情和事业，为帮助王文获得一定经济来源，她转告王文：“何必此虑”，在观察市场后，建议王文在市面上做个小买卖，养活一家几口人完全应付得来。并考虑到可以卖掉驴子作为启动资金，完全是一副新生活开始的欣欣之景。这些女性从事商业较多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她们凭借自身才智追求财富和幸福，靠着自己打拼出更加富足的生活。

　　《聊斋志异》中出现的女商人不少，既有逆境中求生存的，也有靠着自己的才智打拼出小康之家的，还有一些女性，她们拥有超长的经商头脑，经营规模也相对较大，这些女性拥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驰骋于商场之中。例如《黄英》中的主人公黄英操持自己的事业，勤劳自立，不依托马子才，不认为“卖菊贪财亵渎斯文”[(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429.]，坚持“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429.]的理念。这些话具有一定的经济战略思想，即用商品的差异化来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是儒生的儒学理论与商人追求利益的思想发生了矛盾，马子才认为儒生不应该做卖花生意，他认为读书人卖花为生不是正业，直到迎娶黄英后，在她的影响下马子才的观念才有所改变，而家庭生活也因为黄英的生意渐渐富足起来。其实在此时，原本守旧的观念正在逐渐消逝，从商在他眼中也不再是一件有辱斯文的事，同时又能很好的享受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王成》中贫困潦倒的王成机缘巧合下遇到狐仙祖母，经过祖母指点后，王成去做生意最终恢复了祖业。《刘夫人》中的女鬼刘夫人虽然不是自己直接操持经商，她更多的是以一种幕后掌舵人的形象出现，刘夫人能够发掘人才用人唯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懂得投资的重要性，用本钱来换得更大的利润，虽然蒲松龄将刘夫人的形象鬼神化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刘夫人的远见卓识和商业头脑。《白秋练》中主人公白练秋料事如神，能够预测市场价格，在她的帮助下，公公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自己也讨得了公公的欢心。其中，这些女性致富案例中最为典型的是《小二》一篇，小二开设琉璃厂，雇佣工人，她不仅担当生产者，还是琉璃厂的管理者，她生产的灯样子精巧，虽然价格高但买的人络绎不绝；同时，小二精于管理，她手下的工人都很尊敬她，而且没有偷懒的，小二还定期检查账单和工人劳动情况，奖罚分明，可以说小二已经具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雏形，是名符其实的女企业家，小二在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后仍不忘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又具有了慈善的性质。

　　清代商人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当然离不开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延续。蒲松龄在塑造《聊斋志异》的女商人形象时，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商人无不遵循着儒学思想，同时也将自身的儒家仁爱思想灌输其中。通过探究其中形象，发现这些女商人拥有以下几种价值观念：

　　诚信的观念看似是贴合我们现代社会实际的价值观念，有的人会认为它和古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相差甚远。其实不然，由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与人之间讲求和谐的交往关系，无论是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甚至是彼此陌生的人之间。反应到商品交易上，卖家和买家之间势必形成一种交易默契以便于商品到利益的转换，这时诚信观念便潜移默化地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相反，如若不诚信即欺骗，逆社会的正确价值观而上，就会导致商人及其出售的商品缺少可信度，买家也缺乏对商人以信任，就会导致买卖协议无法达成，甚至会影响商人的生存，因此在《聊斋志异》中的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诚信的女商人，如《柳生》一文中说：“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968.]恰恰印证了柳妻的商业理念就是杜绝各种投机取巧，她坚守自己诚信的商业原则，“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968.]同时又体现了她也十分痛恨别人的欺诈行为。正因如此，柳妻才能和商业伙伴达成某种交易默契，得到了他人的信任，也促使自己能够快速的获利。又如《阿绣》中阿绣与刘子固的商业交易，刘子固为了认识阿绣这位美丽的女子便想要买扇子，为了显示自己阔绰，“刘止之曰：‘无须，但言其价，我不靳直耳。’”[(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988.]却被阿绣故意抬高价格落得个“脱贯竟去”的下场。[(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988.]刘子固本是想结识美女，却没成想因自己的“摆阔”而失去巨额金钱。但阿绣并没有因为贪图钱财而就此收下，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在惩罚公子哥的“财大气粗”而理得心安，而是在第二天“女追呼曰：‘返来！适伪言耳，价奢过当。’因以半价返之。”[(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988.]坦诚地告诉刘子固她收多了，刘子固也感受到了她的诚实。阿绣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映射当时有些商人的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但也不得不承认，阿绣是作者笔下的具有良好的诚信观念的女商人，她的观念无不体现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p171.]的儒家思想。

　　《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p83.]所宣扬的自立的观念同样扎根于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商人心中，自立不仅仅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更代表的是一种个人能力。选择自立或是为了支撑家庭的正常开支，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自立不仅可以让她们从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来，还可以让他们有了更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并处理各种商业事务。如《珊瑚》中的珊瑚，面对婆婆的蛮横、刁难和虐待，珊瑚整日以泪洗面，此时的她如果选择承受就会成为爱情的牺牲品。在当时男人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时代，女性本可以不承担家庭的收支，珊瑚为了另谋生存，她主动选择纺纱织布维持个人生计。而后自己的丈夫认识到错误后，自己也愿意与丈夫一起“惟恃生以笔耕，妇以针耨。”[(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397.]以经商的方式重振家业。如《农妇》中的农人妻子因为与丈夫相隔两地，所以自己不得不肩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坚强和自立都可以在她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即使是即将分娩之时，也没有轻易的忘记自力更生以维持自己的家庭的责任。至于选择从商和还是读书作为自立自强之道，《细柳》一篇中有独到的解释，在丈夫去世后，细柳迅速从失意之中恢复，除照顾自己的孩子之外还额外地照顾着丈夫前妻的孩子。文中她对从商的看法：“既不能读，又不能耕，宁不沟瘠死耶?”[(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016.]她认为无论是选择读书还是从商都是以人的谋生为基础的，这两种道路看似不同，其实也仅仅是分工上的不同而已，本质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也是当时人们尤其是女性面对艰难的生活需求和残酷的生存条件所作出从商决定的真实写照。

　　儒家倡导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做好本分，但当条件允许之时，竭尽所能尽发扬自身的责任和担当，将个人的社会属性显现出来。而生存在当时的商人，也绝不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他们是社会的一员，他们有血有肉，他们有恻隐之心，他们懂得回报和救济他人，他们在行商的过程中也不乏有一些善举。正如《小二》中说到：“村中二百余家，凡贫者俱量给资本，乡以此无游惰”、“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钱，使采荼蓟”以及“会山左大饥，人相食；女乃出菜，杂粟赡饥者，近村赖以全活，无逃亡焉。”[(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376.]小二救济村中的穷人使他们没有继续贫苦的生活，用薪水的方式教育孩童采野菜使孩童意识到自己还有用武之地，拿采来的野菜作为饥荒时期的备粮使讥讽的村民感受到小二的智慧。这些行为都能看出小二作为一个女商人仍然具有不逊色与男人的胸怀天下，济弱扶倾的社会属性。而善良又在《农妇》中有另一种体现：“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后闻尼有秽行，忿然操杖，将往挞楚，众菩劝乃止。一日，遇尼于途，遽批之。问：‘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号，乃释而去。”[(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240.]农人妇的善良不仅体现在之前她救济乞丐的行为，同时也体现在她惩恶扬善的性格，这种善良虽然有些鲁莽，但可以看出她在对尼姑淫秽的行为加以惩罚以伸张心中的正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p218.]的儒家伦理精神在她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女性商人身上显示出独特的光芒。女性商人在处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式，不仅仅强调自己在社会中立足的地位，自立的形象同时也秉承着儒家传统主流思想的熏陶和推动。当女性商人处理群体关系时，她也延续着儒家思想一贯的传统，即关怀他人、救济穷人的仁爱思想。

　　蒲松龄创作女商人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蒲松龄的父亲蒲敏吾的经商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蒲敏吾天资卓越，自幼读书，但却一直功名无望，最终弃文从贾，凭借自己非凡的才智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户，为当地人所羡慕。蒲松龄的父亲还乐善好施，经常拿钱财救济贫苦的百姓：“得金钱则散去。值岁凶，里贫者按日给之食，全活颇众。”[(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第2册[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p1347.]这也是我们常常能在《聊斋志异》中看到广行善举的大富商的原因。蒲松龄是蒲敏吾的嫡出次子，从小跟随父亲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与熏陶，因此儒学对他的影响至深至远。无论是对奸商恶霸的惩戒还是商人的慈善之举，我们都能明显的感受到蒲松龄笔下延续着儒家的道义和仁爱，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也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商人和商业的独到见解，在具体进行作品创作时，蒲松龄往往根据家庭观念和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知设计出性格各异的商人形象。而《聊斋志异》中女商形象的原型可能受到了蒲松龄妻子刘氏的影响，刘氏勤劳能干、安贫乐道，打理家务井井有条，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但刘氏依旧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蒲松龄共有一女三男，子女们逐渐到了婚配的年纪，作为一家之主的蒲松龄忙于科考常年不在家，因而刘氏一人扛起所有的家务，也没有任何怨言，在她的精心打理之下，家里渐渐筑起屋舍，等到子女成家之时便一子授一室。对于妻子，蒲松龄自己也曾说过：“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第2册[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p86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一生都在奔波于科举考试，对妻子满怀愧疚与歉意，也让我们感受到妻子刘氏的理性，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这也大概是蒲松龄心目中对女性的完美要求，所以才在后来的《聊斋志异》中创造出那么多生动形象的女商人角色。例如《黄英》、《阿纤》、《细柳》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勤劳善良、体恤丈夫、善待邻里、经商有道。这都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这一创作原型十分接近。

　　清代初期已经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其实对内陆商品经济来说不仅没有受到阻碍甚至因为闭关锁国的条件下，本土经济得到了保护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存在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伦理道德、宗法观念正在逐步解体，人们对于商业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政策来恢复由于战乱所导致的民生问题，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康乾盛世，商业更加活跃，商人地位较之前有所提高，商人有了话语权，社会上对商业的态度悄然不同，在巨大的利益冲击下，很多人放弃农业去从事商业活动，这样的大时代给予了商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在文化领域，明中期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中心的心学派，他们提倡人性，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理”对人的束缚，同时倡导人们应该从生活中获取真理。这种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启蒙在当时很大程度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晚明时期李贽提倡“童心说”，主张讲私讲利，讲究男女平等，反映在对职业的态度上就是对商业的扶持，在性别的态度上就是对女性更加宽容。作者蒲松龄生活在清初，他的思想一部分受到了这种晚明时期启蒙思想的熏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上，大多都具有真性情，她们敢爱敢恨、敢想敢做。反映到蒲松龄笔下的女商人形象，她们的真性情体现在：一方面，她们追求财富，追求利益，在真实而又合理的欲望下同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从商理念。另一方面，她们追求财富依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凭借男性，从购置货物到分析市场，从人员管理到风险把控，女商人都以独有的个性展现着自己的商业智慧。在经商之余，仍然能够做到乐善好施。

　　在蒲松龄之前也有很多关于商人题材包括女性从商的作品，而蒲松龄在进行相关的女商人形象的描述上都一定程度上借鉴这些作品或受到了这些作品的启发。如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有记载一位买胡粉的女子被一个富家子弟所喜欢，但富家子弟与女子约会时由于过分激动而昏死过去，而女子被冤枉成杀人凶手，女子抚摸尸体痛哭不已，就在此时“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而《阿绣》中的故事情节与此十分相似，首先，其中的阿绣也是卖胡粉的女子，其次，富家子弟刘子固的痴情同样也受到了家人的阻止，而结局更是遵循着“大团圆”式结局的传统。《聊斋志异》中的《侠女》篇的写法同样借鉴了唐传奇中的《集异记》中的《贾人妻》，表面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正常女性，虽然都与心爱的男子建立家庭、生下孩子，但终究忘不了自己心中的仇恨，时机一到，侠女选择和贾人妻一样，离开家庭走上报仇之路。元代陶宗仪所编《说郛》里有《盐商厚德》、《茶肆还金》两篇文章,也赞美了商人的仁义道德和拾金不昧的义举。回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们会发现如：无论是阿绣的诚信、农人妇的善良无私还是珊瑚的自立与孝顺，这些被写入作品中的道德行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前人作品的影响。可以说前人这些涉及商人的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蒲松龄写商人，写女商。市民小说“三言”、“二拍”中创作的作品不仅反应了商人及市民需求，也极其深刻的描绘了商业交易的情形和再现了从商者真实的日常生活情况。而《聊斋志异》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很多商业文化、商业理念，这些都与“三言”、“二拍”十分相似。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体会到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商业不在是“四民之末”，从事商业不再是一件有辱门风的事，而且女性不必深处闺门，在一定条件下女性可以选择自己的爱好，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认识与“三言”“二拍”不谋而合。结合具体作品来看，在“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篇中提到流传于当时的富贵家庭中的俗语:“一品官,二品客”，这里所说的“客”就是指南来北往的商人，可见商人地位的提高；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杨八老因屡试不中,决定弃文从商,他的妻子也赞同他从商的做法,从中我们看出就连古代一向以夫考取功名为荣的女子也认为读书不是生存的必要法则。而作者也迎合了这样的思想，使得杨八老最终经商致富。这些思想显然与蒲松龄士人入仕不成不如弃儒为商的思想一致，所以说蒲松龄本人读过这些作品，也不自觉的接受了其中潜在思想的影响。提到商业，提到女性，还有一部作品不得不说，那就是《金瓶梅》，书中对女性以及商人的描写都颠覆了读者以往的理解，书中商人和女性似乎某种程度上都是被谴责的对象，无论是从义还是色都为人所批判，蒲松龄将《金瓶梅》称之为“淫史”，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儒生的蒲松龄，他写商人更多的想体现一种儒家的教化作用，以强化传统道德为责任，将儒家的仁义观念融入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去。

　　《聊斋志异》中这些女性形象是现实社会的写照，蒲松龄写鬼写妖，希望在污浊黑暗的世界中寻找自己心灵的慰藉。他借鬼怪抒发内心苦闷，借奇闻异事表达奇情奇意。蒲松龄刻画的这些女商人美好善良，具有超越时代性的一面，给我们展现了古代女子的独特魅力。在她们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她们受传统儒学所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善良、诚实；又可以看到她们作为XXX女性而展现出的自尊与独立，同时她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会不断感染和激励着后人。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清)蒲松龄.朱其铠校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6]盛伟著.蒲松龄年谱[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7]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杜芳琴王政.中国历史中的女性与性别[M].天津:天津出版社,2004.

　　[10]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