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对海派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随着清末海禁开放，上海渐渐变成西方与中国交流的集散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描写上海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90年代作家作品中，当属王安忆的《长恨歌》最具影响力。由于这部作品是王安忆创作中最具有海派特色的代表作，因此，前人对于它的研究大都是它所体现出的海派特色。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长恨歌》的文本分析，从海派文学的特点与由来，王安忆与海派文学的联系，聚焦都市空间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孤独感及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她对海派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海派这个词最初产生于晚清光绪年间的上海画派，随着海禁的打开，上海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中西杂处的大都市，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受商业化气息的影响，绘画作品大都随市民喜爱风格而作，较为平俗。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海派在文学领域开始崭露头角，以繁华的上海作为背景，描绘当时的都市风情，真实地反映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海派作家们的现代意识。从20年代中叶的张资平、叶灵凤到30年代出现的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都市消费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新感觉派作家，后者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作品中注重表现在现代都市环境下人物的物欲人生。再到40年代，处于沦陷区的上海使得海派小说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成熟与完美。张爱玲、苏青、徐圩等作家的横空出世将海派文学由描写原来都市的繁华糜烂转变到市井小民普通生活的描写之中，在上海生活描绘中不断出现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色彩。40年代至90年代的封闭期使上海的都市气息几近湮灭。90年代后，众多海派作家重振海派之风，以“时光倒流”的方式去探寻上海那段消失的往事，而这些海派文学作品中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1.都市背景

　　海派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繁华都市的描写，所叙述的背景也都是上海这座灯红酒绿的城市，从酒吧、舞场等充满现代色彩的场景中去描绘人们所表现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家们生活在上海这个洋场中，运用他们现代化的思想以及开放性的眼界去展现这座都市的美丽。

　　初期的海派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人大胆描摹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描写充满了新旧交替的影响，以及古典浪漫主义情怀，同时也兼具都市的感伤情怀。他们所描述的这个都市是充满忧郁气质的。到了30年代初期新感觉派的出现，才真正地将都市的繁华，奢靡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充满欲望，喧嚣热闹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不再是充满激情、欲望的世界，她开始描绘普通市民的生活，平凡，琐碎的小事，是都市的另一道风景线，绚烂之后归于平淡，此时的都市多了一份苍凉，凄苦。

　　但不论是在哪个时期，风格如何变化多端，这些海派作家们的创作背景都是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用文字去记录这座都市的美，或都市的病。

　　2.孤独感

　　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海派作家时常在作品中表现出人处于喧闹都市中，内心却无比空虚，寂寞。在这繁华都市中，人往往寻找不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引发他们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他们忙碌不堪，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喧嚣过后，剩下的只是绚烂烟火背后的死寂，一切充满宁静，毫无生机可言。无论是张资平描绘的繁华都市中的男女，还是张爱玲笔下平凡的市井小民，无一不是孤独的，他们都像浮萍，飘在水面，探不着底。这些海派作家们，表面上极度宣扬享乐人生，实际上则是体现浮华背后，人们极度空虚与寂寞，让人体会到一种身处都市的迷惘与惆怅。

　　3.欲望

　　海派作家的作品中大部分充斥着情欲，物欲，人与人之间靠着各种各样的欲望维系。初期的海派作家们，男女之间丝毫没有爱情，纯粹是对性的欲望，对彼此身体的迷恋。文字中对性爱的描写梦幻又新奇，两性关系在他们的笔下既大胆又直接，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同时也加快了男女之间恋爱的速度。到了二三十年代的男性作家笔下，我们更是看到其对性的大胆描写，而张爱玲，苏青等后期女性作家，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同样是体会不到丝毫爱情，而是通过绝望的婚姻与生活中的琐碎来表现世态的炎凉。这些男男女女为了各种利益而谈情说爱甚至于步入婚姻，但无一不是这繁华都市重压之下的可怜虫。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作品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最初的“三恋系列”到后期的《长恨歌》，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提升，同时，她也在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我。本文将她与海派文学联系起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不断创造大量关于上海的都市题材小说，尤其是《长恨歌》一发表，更是让评论家们认为她的文学创造直逼张爱玲。著名学者王德威认为王安忆的创作风格是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海派风格的重新塑造。[[[]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第87页]]王安忆的作品中大都是描写市民生活，开启了人们对海派文学的重新认识。最后得出结论：王安忆是海派文学的传人。文学界掀起了将她与张爱玲进行对比与研究的热潮，多数人认为她受张爱玲的影响，但在其风格中又带入了自己独特的元素，但她自己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自己和张爱玲只不过刚好都是女性作家，且都是写了上海这座城市中风花雪月的故事，但她们一生的经历，包括价值观截然不同。事实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且都是描绘这座城市，多多少少都会受其影响，创作时无意识地表现出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其实不仅仅是张爱玲，《长恨歌》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对整个海派文学的借鉴。

　　《长恨歌》作为王安忆海派特征最为明显的小说，其继承了传统海派文学对上海都市化的描写，而正是身处于上海这个商业化气息浓郁的名利场中，主人公的追随时尚潮流之心以及被生活所迫的功利心与精明之处也都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都市男女关系是海派作家们热衷于描述的，王琦瑶与各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是体现了海派文学平俗的特征。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为我们构建了一个40年代上海市民的普通生活，挑选了弄堂，闺阁、鸽子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物象，进而引出作品的主人公——王琦瑶。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不难看出王琦瑶其实是上海的影子，是上海都市化的展现，她代表着这座都市的时尚精神以及生活情趣。

　　在王琦瑶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海这座城市所赋予她的时尚潮流，王琦瑶的一生都在追逐时尚，“上海小姐”[[[]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的竞选无疑是她人生中最光鲜的时刻。舞台上，粉红色的旗袍加上自身的妩媚造就了一种“娇嫩的艳”，苹果绿的西洋装又给她独具一格的清新带来了一种“活泼的艳”[[[]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最后凭借一件最简单白色婚纱，穿出了新娘的感觉，最终夺得第三名。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王琦瑶引领了上海的时尚潮流。“文革”结束后的她虽已年过半百，但依旧走在时尚的最前端，她和朋友一起参加舞会，过圣诞节，生活中到处都是西洋氛围，而这西洋氛围恰好是对上海这座都市文化开放最好的证明。

　　除了时尚，上海也是一个充斥着商业气息的城市，因此，功利和精明同样也是上海的特征。王琦瑶的功利最能体现的当属她与蒋丽莉的友谊以及和李主任的感情。王琦瑶抛弃了原先的好友吴佩珍，转而去与出身于工厂主家庭的蒋丽莉相交，凭借蒋丽莉的社交圈，她顺利进入上海各种高级派对，可以说蒋丽莉是她进入上流社会的桥梁。进入名流圈之后，她认识了李主任，一个身居要职的高官。面对这个四十多岁的李主任，王琦瑶心甘情愿做起了他的情人，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成为了一只圈养在笼中的金丝雀。

　　至于王琦瑶的精明更是可以从生活细节中一一看出，在竞选“上海小姐”时片场导演请吃饭，王琦瑶点的菜都是经过精心打量过的，既没有让导演破费同时也没有让导演难堪。打麻将输的充公的钱，王琦瑶也用一本小册子记着，每一笔从何而来，又用往何处都仔细记载，尽管没有人去查看，但确是做人的精明之处。小小的点菜之学，笔笔记录之道无不体现着王琦瑶的精明。

　　上海是个充斥着商业化气息的城市，想要生活在这个名利场，功利心和务实精明是过日子的必需品。在《长恨歌》中，作者特意弱化了王琦瑶与身边人物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将她的功利心与精明之处凸显出来，营造出上海这个名利场的都市化特征。

　　男女关系是各类文学作品都热衷于描述的，王安忆与大多数海派作家一样，都着力描写生活在上海都市的男女关系。这些人生活在繁华、奢靡的城市中，体会着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变化，他们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者，是时尚与浮华的享用者。

　　《长恨歌》中，作者着力描写王琦瑶的一生，而她的一生都处于和男人的纠缠之中。王琦瑶终其一生都渴望得到男人的关心与爱护，然而，命运却不愿让她如意，她始终徘徊于得到与失去中，最后以失望了此余生。

　　国民党要人李主任是王琦瑶的第一个男人，有权有势，声名显赫，这同时也预示了王琦瑶注定走上了一条歪路，成为他的情人，华丽笼子里的一只金丝雀。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李主任的突然死去，使得王琦瑶失去了靠山。对于情窦初开的邬桥阿二，王琦瑶深知上海才是她最终的归宿，所以只是把他的心当作是少年的爱来看待。康明逊是王琦瑶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但却是对王琦瑶影响最深的，他为王琦瑶留下了一个孩子，是王琦瑶人生中最后一次的罗曼蒂克，但王琦瑶知道，康明逊不会陪伴她到最后，他终究是会离开的，因此，抓住眼前的欢爱才是最现实的。对于萨沙，王琦瑶与他之间纯粹是利用关系，为了保住肚中她与康明逊的孩子而已，丝毫没有一点情感。程先生其实在李主任之前就出现了，他对王琦瑶的爱深刻而又专一，甚至愿意去照顾已怀有别人孩子的她，但他依旧没能走进王琦瑶的心中，这就注定他们这一生只能有缘无分。王琦瑶的最后一个男人是年轻她二十岁的老克腊，他对王琦瑶是一种迷恋，对老上海繁华的迷恋，当王琦瑶对他产生感情时，他真正地意识到昔日的“上海小姐”已成为明日黄花。

　　这些男人都是王琦瑶生命中的过客，无论当初他们带给王琦瑶怎样的生活，最终依旧是王琦瑶一个人独自走下去，他们谁也无法真正地拯救她。可敬的是，即使生活于种种困境，也依旧没有将王琦瑶打倒。失去李主任这个依靠，她平静地从爱丽丝公寓搬出来，回到了弄堂，以帮别人打针过日子。得知怀孕的消息后，康明逊一味地逃避，是王琦瑶独自将孩子生了下来。到了“文革”时期，连程先生都承受不住，最终自杀，王琦瑶却能凭借自己，将女儿抚养长大。和这些男人相比，王琦瑶是个英雄，她远比他们来得更坚强，她不仅将生活中的繁琐小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面对大风大浪，依旧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依旧没有逃离男女情爱这一世俗的话题，但她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塑造了王琦瑶这个女性形象以及其中的男女关系，她笔下的王琦瑶是上海的化身，因此王琦瑶身上的勇敢、坚强是她所要表达的上海的精神。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继承了海派文学的大部分特征，但又有她自己的创新之处。由于身处的时代不同，相比前辈们的小说，王安忆在叙事空间上建构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变迁，这样的宏大叙事风格，是前人无法触及的。另外，复杂细腻的人物内心活动和绵密的文字也是她作品的一大特征。与前人不同，她认为弄堂中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实的上海，通过脚踏实地地安稳度日，来填补心中的虚空。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他们竭力去描写上海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关注上海都市中的快速发展，人性与金钱的冲突，主要以酒吧，舞会等现代化交际场所为写作背景，去捕捉上海的特色，探求上海的灵魂核心，商业化气息较为浓重。与之截然相反，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则是借助弄堂去叙述上海这座都市的传统文化内涵——务实与保守。弄堂是上海的一大特色，它就像是北京的四合院，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特征。上海不仅仅只有奢华的物质享受，令人眼羡的爱情邂逅，它还包括了弄巷中家长里短的平凡日子，这才是真实、传统的上海。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寻常百姓依旧能在平淡中保持着生活的本心，也正是由这份本心支持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

　　王安忆自小就在弄堂之中长大，她笔下的上海正是由这一个个平凡普通的弄巷画面拼接而成，从中我们看到了上海市民淳朴、务实的生活状态，也看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弄堂女儿。

　　《长恨歌》开篇就向人们描述了弄堂，借助鸽子、流言、闺阁等物象，引出文章的主人公，弄堂女儿——王琦瑶。在作品中，王安忆共为我们展现了四种上海的弄堂式样。

　　石窟门弄堂，这种弄堂是上海最早出现的弄堂，也是后来大部分上海传统市民生活的弄堂。它们是上海弄堂中最有权势的一种，带有一种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幅官邸脸面。上海东区的新式弄堂是放下架子的，它们与现代化建筑几乎相同，带有一丝浓郁的欧洲风情。西区的公寓弄堂居住着社会上层人士，因此，它们是严加防范的，房间成套，一扇门关死，保护了做人的自由。棚户的杂弄倒是全然敞开的模样，里面居住的都是一些外来移民和贫困人家，表面虽然敞露，但生活在里面的人的内心确是充满曲折。[[[]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不同式样的弄堂，建筑风格不同，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王安忆对弄堂的细致描写，让人不仅体会到弄堂生活的精致细腻，也看到了弄堂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上海的弄堂生活不光有家长里短的繁琐，无尽的流言和是非，也充斥着邻里之间的关心与互助，而这恰恰是弄堂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区别，这样的日子更加有人情味。作品中，王琦瑶与严师母就是这样的弄堂邻里关系，闲来无事坐在一起聊聊天，孤寂的日子渐渐有了生活的气息。作者在《长恨歌》中极力塑造了一位弄堂女儿王琦瑶，她并不特殊，只是千千万万个弄堂女儿的化身，她们脚踏实地地过日子，熟知与人相处之道，懂得分寸。即使在平安里与严师母的交往中也能凸显其精明之处，穿着细细考究，没有太过隆重，也不显得怠慢，这是弄堂女儿的生存智慧之道。

　　王安忆以弄堂为切入口，深入上海的基层核心，走进上海市民的平凡生活，在淳朴中探究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

　　叙事风格是指小说叙述内容的快慢与张弛程度，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带乱小说的节奏，使之杂乱无序。由于时代的不同，王安忆在创作上完全不同于海派先辈，她的宏大叙事风格是前所未有的，她的《长恨歌》采用了庞大的空间结构以及长久的历史过程，用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语言描写描绘了上海四十年的历史沧桑。整部作品像是在和人谈话一般，将记忆中的一个个生活碎片，某个日常生活事件的林林总总缓缓道来，始终保持着第三者的旁观角度，细致却又理性。

　　繁复冗长的句式是《长恨歌》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还是对人情世态的呈现，作者叙事的语言文字都给人密实而又惊艳的感觉，开篇几万字的场面描写让这个虚构的故事在都市空间的建构中展开，让人产生亦真亦幻的感觉。语言的细腻不可避免造成了她作品的繁琐，因此，这就使得她的风格具有两面性，有人觉得非常生动详尽，另一些人则认为太过絮叨琐碎，但这恰恰是她的风格独特之处，很大程度上，这些语言印证了日常生活的繁琐以及人物情感的复杂。

　　长句式造就了《长恨歌》这部作品的叙事节奏是缓慢的，在讲述王琦瑶悲剧性的一生中，也在这种慢节奏中记录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变化，细节处理谨慎而又合理，一个个小情节环环相扣，连接成整个故事。文章开篇的场面描写让人读起来格外繁琐，主人公迟迟未出现，使得读者渐渐失去了阅读兴趣，但这种细致精巧的场面描写恰好展现了一个流言四起的弄堂，为弄堂女儿的出场做了铺垫，更奠定了文章缓慢的叙事节奏。

　　相比之而言，传统海派作家们描绘的大都是现代化的生活，因此，他们的语言较为快捷短暂，叙事节奏也相对更快，体现出的是充满紧张感的都市生活，二者虽然都是在描写上海，但一长一短，一慢一快，一个仿佛滞留在时间中，一个则是在叙事时间上快速流动。其不同于前辈们的缓慢叙述风格使得王安忆在海派文学中独树一帜，而《长恨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舒缓之美是也正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的魅力所在。

　　王安忆继承了传统海派作家对都市空间的叙述，同时也吸收了张爱玲日常叙事的风格，喜欢把日常生活作为写作的重要部分，忽视大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变迁。因此人们经常把王安忆称作是张爱玲的海派传人，但王安忆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张爱玲眼中的日常生活，是都市里平凡的日常生活，在每一个都市都可以上演，而王安忆的日常则是只属于上海这座城市，这些平凡是上海历史的组成部分，只能在上海这座城市上演，像《长恨歌》这样的鸿篇巨制就是包含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张爱玲的小说讲得都是上海城市中男男女女的情爱故事，而王安忆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她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更加具有理性，是以一种第三者的角度去观察，鉴赏，她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上海这座城市的魂魄，相比张爱玲，她多了一种勇敢。

　　《长恨歌》所传达出的上海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作品通过对一件件日常琐事的细致描述，向我们展现了40年代一个平凡的上海女性悲惨的一生。其实，海派文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正是源于它的市民文化，通俗易懂，让人在作品中体会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些市民文化中的平俗才是现实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而王安忆在作品中对吃、穿、弄堂这些日常场景的描述向人们展现了40年代真实的上海，在她眼中，上海生活就是这样琐碎、平常。放眼望去，其实大多数的上海人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居住在豪宅公寓中，时常现身于各种酒吧，舞会等灯红酒绿的场所，小小的弄堂才是他们自己的一方天地，弄堂支撑着他们的都市文化，因此他们丝毫没有生活在大都市的紧迫感，而是被锅碗瓢盆这些琐事牵绊，在这些真实生活中寻求生存下去的力量。

　　作品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普通的弄堂女儿，她是上海这座都市中，千千万万个弄堂女儿的代表。她出身平凡，每天感受着烟火气息，既不落伍也不超前，更没有什么特殊才能，长相虽美，却不是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惊艳美，她的美是朴素的，不引人注目的，是适合寻常百姓家的不张扬的美。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城市在王琦瑶身上留下的影子是日常的，让人触手可及的，而这才是这座城市真实的内在美。

　　在《长恨歌》中，作者淡化了对重大事件的叙述，转而通过描写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去阐述历史演变的过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作者用了“夜夜歌舞”简单地做了背景描述，同年间，王琦瑶荣获“上海淑媛”[[[]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的称号却进行了详细解说。1957年，外面进行着“反右”斗争，王琦瑶一行人身却身处于弄堂里，不被外界干扰，坐在一起“围炉夜话”[[[]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1960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作者通过王琦瑶的这句话，向读者传递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期。1966年，作者用程先生的自杀告知“文革”的来临，大街小巷充斥着恐怖的氛围，而这对于未婚生子的王琦瑶来说，更是度日如年，作者并未细致讲述王琦瑶这十年来的遭遇，而是用“薇薇生于1961年，到了1976年，正是十五岁的豆蔻年华”[[[]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带过了“文革”十年。

　　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历史最好地见证，它们真实可触。在王安忆眼中，历史是由日常生活构成的，她通过对王琦瑶的日常生活将四十年的上海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呈现了更真实，更纯粹的上海。

　　无论如何，王安忆的《长恨歌》具有海派文学的特征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她也开辟了海派文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对传统海派文学既有传承更有创新。她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上帝”视角理性地审视上海这座城市，从日常生活去观照真实的上海，宏大的长篇巨制也较之先辈们多了些新气象，使得整部作品多了一丝历史的沉重感。更重要的是，她对上海昔日繁华的描写，相比同辈作家们的怀念和敬仰，带有他们个人的情感，她的《长恨歌》始终以冷静的笔调去叙述故事的发展，更多带着人生的思考，力图从根本上把握上海。因此在90年代，她能脱颖而出，被称为“海派传人”。《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风格各异的小说，不难看出她逐步在摆脱前辈海派作家们的影响，寻找自己的独特风格。

　　通过对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海派特色的分析，不难发现《长恨歌》在对都市空间的描写中依旧延续了传统海派文学以上海这座都市作为写作背景。其次，小说主要还是描写都市中普通男女的情感纠葛，但与前海派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安忆所描绘的女性形象明显高于男性形象，女主人公的一生不再是处于迷茫，孤寂之中，她的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现代都市的急迫感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自信心。传承之外，更富独创精神开辟海派文学发展的新道路。王安忆作品理性地去审视上海这座城市，不去描写酒吧，舞厅等繁华，喧闹的场所，转而去描写弄堂里的日常生活，通过日常去观照历史，以舒缓的叙事节奏和细腻的文字描写建构了一个几十年的宏大空间。相比新感觉派注重描写身处都市中的一种孤独寂寞之感，王安忆的作品中多了一份勇敢和自信，所以王安忆也被称为是“海派传人”，她展现了新海派的特色，走出了属于她自己独特风格的海派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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