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以《长恨歌》为例

摘要

在当代中国，有着众多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王安忆就是其中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作家。在她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代表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小说就是《长恨歌》，这篇著名的长篇小说奠定了她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地位，《长恨歌》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叙述视角，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解构了在男性主义文化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受“他者”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她们把男性作为主体，作为生活的全部，她们失去了自我，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女性意识对当今时代的女性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长恨歌》女性意识他者意义

引言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波伏娃的《第二性》，意味着女性解放思想的开始。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涌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男女平权、女权主义。鼓励女性应走出家庭，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做依赖男性的附庸品，女性的悲惨命运都是因为依附男人而活。

女性意识，斯帕克斯称：“是女性对于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1]杨冬红说：“既包含着女性作为‘人’的意识，也包含女性的性别意识，即意识到女性作为和男性平等的人，同时又是自主的‘另一类’的角色、地位和价值。”[2]本文试着是从女性创作的文本中来审视女性意识，从依附意识、觉醒意识、生命意识三个方面对王琦瑶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依附意识

依附，即依赖、依靠。依附理论最早由约翰•鲍比在1950年提出，是指一个（或一组）关于为了得到安全感而寻求亲近另一人的心理倾向的理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力量的崇拜。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而女性由于饱受生育之苦，在力量和健康方面都稍逊于男性，女性由此不得不与男性分工合作。女性由于承受的痛苦比较激烈（生育和月事），而男性更能够出门狩猎、征战和游玩。这使得女性在生活和心理上都逐渐依赖男性，并形成意识，逐渐变现为一种依恋，真挚发展到从经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附男性，从而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品，失去作为人的价值，被客体化。

《长恨歌》中关于闺阁中有一段写道：“出走的娜娜是她们的领袖，心里想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折腾一阵子还是郞心似铁，终身有靠。”[3]她们表面跟随潮流自己做主，其实骨子里兜兜转转还是摆五千多年的传统观念。她们真正要的不是女性解放，而是有个归宿。

选美比赛名义上是捐款救灾，其实不过是给那些权贵者挑选情妇。王琦瑶虽在选美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却也明白“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的，说一不二的意志，惟有服从和听命。”[3]也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王琦瑶是男权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和卫道者，男权至上的思想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她明白自己不过是男人的金丝雀，自己最大的愿望也是做一只金丝雀，可以不用干活就有人养活自己，可以依赖一个男人不用上学，在“爱的凝视”中满足男性的审美观。《长恨歌》中，王琦瑶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李主任的爱，一是通过行为，住进“爱丽丝”公寓，从此阻断了她与现实社会的所有交际往来，一心扑在李主任身上。李主任的心大得装得下整个天下，而王琦瑶的全部仅仅只有李主任。因为无所事事，她只能给房间进行装饰，填满，然而由于女性意识没有萌芽，注定她前期是望断天涯路，不见归来人。女性在为男性放弃自己作为“人”的独立形态时，还有一种母性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她们心甘情愿远离自由，甘心被囚禁。《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母亲赵氏有过这番言论：“女人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4]可见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压抑着女性“人”的发展。

一方面，男性绝对权力的压力使女性“绝无和男人平等的权力，男人们傲慢的宣称，‘这个性别是愚蠢的、软弱的。’”[5]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话语权，在思想上不断给人们灌输女性为弱势群体这样的思想，久而久之，女性也开始认为自己生来就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就应该屈服男性的命令，如果违抗男性的命令，就被视为不守妇道和有失妇德。

其次女性其实对于权力和力量都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具备，也由于没有更多的活动方式，思念丈夫是她们打发时间的活动。女性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一间房子的范围，她们的目光变得狭窄，女性在家庭的归属感都要靠着男性来给予。而男人的权力和力量又能带给一个女人安心。同时他们也认可丈夫主导着权力地位，这样一来，她们只需要像花瓶一样而不需要在社会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甚至被人殴打驱逐。当她们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男人主宰时，实际上也是默认了自己依附的地位，这种默认显示了女性在自我认识中的不足和倾向于逃避生活中的难题，主动退居第二位，成为男人的附庸品，沦为“他者”地位。

这样的依附意识本身就具有非常浓厚的悲剧色彩，何况《长恨歌》中描写的是新旧文化交替冲击的时代，要说女性追求自由、思想开放，上海可谓走在前头，但因为革命时期一切都在摸索期，一不小心就冲过了头，从一个平凡的女人到交际花，王琦瑶在前期还是非常渴望依附一个男人生存下去的。但这一切随着李主任的死都烟消云散了。

二、觉醒意识

反抗是对婚姻制度的反抗，也是对弱势地位的反抗。在长恨歌中，我们看到王琦瑶女性意识的崛起，在于她骨子里也有反抗的一面。导演劝说王琦瑶不要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因为“上海消极”其实不过是供达官贵人玩弄的万物，可是王琦瑶当时候已经即说道：“竞选‘上海小姐’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是给女性社会地位。”[3]足以说明王琦瑶在十六岁已经相当有主见，不为别人的建议动摇自己的想法，在上海小姐中脱颖而出，是她反抗意识的萌芽。到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王琦瑶到外婆的邬桥时，她看到的是一种死气，一种衰老的气息。是一种传统的回归。

王琦瑶知道自己是无法在那里呆很长时间的，因为她强烈的反抗意识使她不甘心于一辈子如死水般生活，在阿二的启发下，王琦瑶又重新回到了上海生活，这时候，她不再依靠任何人，她知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她在平安里学习打针，当了护士，她爱上了康明逊，还怀了他的孩子，然而她并没有像传统的女性一样非要康明逊娶她，也没有要他负责。“他们爱的是自己，怨的也是自己，别人是插不进嘴去的。是真正的两个人的世界。小虽小了些，孤单是孤单了些，可却是自由。爱是自由，怨是自由，别人主宰不了的。”[3]她想着谈一场自由的恋爱，她想要的是康明旭的心。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已经是自己的命运自己过，好不好都由自己承担后果。她对康明逊唯一的所求是心。明知道康明逊负不起责任，还是义无反顾的生下了女儿。

她后来虽然生下了女儿，但从不认为女儿是她的附庸品，应该按照她的意愿做事。她跟女儿的相处方式也跟所有女人相处方式一样。让女儿薇薇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后来她还和老克腊来了一场忘年恋。她知道作为一个女性有追求爱的权力，男人在老年的时候都可以娶老婆，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在年老的时候爱人呢？她还经常参加晚会，因为晚会能使她感到年轻，让她焕发女性的魅力，而王琦瑶的外婆也曾照着镜子欣赏自己的美，说着：“她投胎投得真好，投得个女儿身。”[3]这都是对女人生命价值的肯定，在由男性的目光审视之下转回到自己的目光审视。因此虽然最后王琦瑶被人杀死，却不能说有什么遗憾，因为她一生都是在自己的选择下度过的。这些都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

三、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对生命的思考和把握当下时光。生和死从来都是文学作品中的所探讨的主题。在生死之外，还有生育、生殖的观念。在传统的社会里，多子多孙是人们的一个普遍愿望，生男孩子意味着后继有人，大摆酒席。而当生下的是女儿时，往往会觉得不祥和扫兴。《红楼梦》中有“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6]女性所能创造出的最大价值就是生男孩，在父权的社会中，女性的价值是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然而《长恨歌》中最大的价值却在于女性对生命意识的萌发。

“外婆又喜欢女儿的生儿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时的，身上掉下的血肉，确实新联心的亲，做男人哪里懂得？”[3]孩子不再是为男人而生，不是为宗教生下男孩，也不是为了保住婚姻而选择生孩子，而是为了自己。起初，王琦瑶也是有过犹豫，想把孩子打掉，可是女性在面临困境时由然而生的坚强和勇敢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跟父权社会做斗争，证明自己在没有男人的帮助下也可以活得很好，王琦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骨子里有不服输的韧性。

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女性对于时间的敏感性甚至超过了男性，她们更能体会时间消逝的无能为力感，在现实生活中，对时光的挽回和如何及时行乐成为了小说关注的内容，王琦瑶借助开晚会，在一次次晚会中试图重新回到那个风华绝代的当年，希望能够留住时间、永葆青春，当年华不再时，她试图用黑发剂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终将必然到来的死亡的无能为力构成对生命的强烈意识诉求。而正是因为这份生命意识使小说在描写女性时总带着挥之不去的寂寞色彩和顾影自怜的悲戚之感。然而她终于在长脚那一声“阿姨”中意识到自己年华不再、垂垂老已。三恨生命短暂、美人迟暮。也正应了开头那句：“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转瞬即逝。”[3]印证了苏轼那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时间退回到起点，导演的话仿佛印证了王琦瑶的结局：“‘上海小姐’这顶桂冠是一片浮云，它看上去光彩夺目，可是转瞬即逝，它其实是过眼的烟云，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它迷住你的咽，可等你睁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做虚荣。”[3]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宿命，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也无法忽视的生命主题：死亡。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人对于生命意识有种天然的渴望，不再游离失所，生命不再无意义，战争不再发生都是人们所心向往之的。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于生命随时结束的不安全感让女性意识无法得以充分展现，最后成为一种孤独式的女权主义英雄。

四、独立的途径

通过对王琦瑶女性意识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出女性必须要摆脱“他者”思想的途径，才能实现现代女性独立。“他者”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在“他者”处境的理论。一直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会滋生很多负面意识，例如犹豫不定、矛盾等。“他者”地位伤害了女性意识，可以从女性的不自由、疯狂和受挫中反映出来。因此，“他者”思想警惕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们，要勇敢地追求自我，不要被性别、家庭和婚姻所束缚，不要去迎合他人，要勇敢地做自己，每一位女性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体，追求平等、自由的两性关系。女人既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大胆地追逐事业上的成就，又可以大胆地悬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在男女关系中，现代女性需要保持平等的意识、自由的个体和努力争取应有话语权的姿态。

（一）经济独立

今天，依然有很多受“他者”思想非常严重的女性，她们依然在家中包揽全部的家务活，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服侍丈夫，并且她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女性做的，自己应懂得知足，继续依赖男性。当然，社会的不断发展让更多的女性能意识到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摆脱他人的约束，只有工作才能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工作中获得优越感，在这个充满残酷性的世界斗争中展翅翱翔。

在《长恨歌》中，上海的女性，最能体现上海的风情。“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7]通过对女性的外表、仪态、衣着、以及对上海女性细腻的心理描写，可以看出一个个女性在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经历，并从这一个个女性的种种经历中看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依附男性生活着。女性一直都是以家庭为重，甚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她们无论什么事都是听从父亲、丈夫的意愿，在不断地迎合中失去了自我。虽然，王安忆也主张回归家庭，但是我们却可以在《长恨歌》中看到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少女时代的王琦瑶想去竞选“上海小姐”，导演却劝说她不要去参加，说竞选“上海小姐”只不过是达官贵人对女性的玩弄，应该懂得女性解放的道理。但是，王琦瑶却不听从导演的劝说，还反驳到：“竞选‘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是给女性社会地位。”[3]从这里可以看出，只有十六岁的王琦瑶就已经是非常有主见的女性了。这次参加竞选是王琦瑶一次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从这次的竞选中更加了解自己，知道了自己的美，认为参加竞选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王琦瑶反驳了导演，没有听从男性的意见，而是自己做选择，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她真正做到了坚持自我。

几经曲折的王琦瑶，并没有放弃生活，她回到“平安里”，当了一名护士。正如董蓬蓬所说：“在传统的中国，婚姻的基础是门第而不是爱情，王琦瑶和康明逊的爱情显然无力对抗几千年的门第观念。也许，王琦瑶与康明逊勇敢一点的话，可以携手私奔，但那也只是徒劳，鲁迅的《伤逝》中涓生与子君早就给出了答案。”[8]虽然康明逊爱王琦瑶，但是他却向现实生活低了头，他没有勇气与王琦瑶结婚，没有勇气带她私奔，甚至没有勇气对她负责，他是懦弱的，而王琦瑶却是勇敢的，她选择把孩子生下来，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成人。她的这一决定，正是她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试问一个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流言蜚语早已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更何况她还需要承受经济带来的压力。王琦瑶的一生都是非常苦的，但是无论生活怎么苦，这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只是在坚持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多么苦，她只能坚持走下去。在这点上，王琦瑶一人的觉醒，呼唤着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王琦瑶的觉醒。

王琦瑶不听取导演的意见，认为参选是提高自我的社会地位，她成功的摆脱了“他者”的意见，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王琦瑶她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她在“平安里”当一名注液护士，她做到了经济独立，她爱康明逊，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知道他们之间没有未来，她依然可以自己独立培养自己的孩子薇薇长大成人，并没有因为经济的窘迫而抛弃孩子。她摆脱了“他者”带来的伤害，不依赖男性，做到了真正的独立。

（二）爱情自主

女性往往会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她们想在爱情中通过男性来寻找存在感，忘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放弃自己的超越，不断地依赖男性，并成为男性的附庸品。受“他者”思想的影响，在地位上，不能摆脱自己在爱情的依附地位，在精神上，依然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一般女性都会把爱情当做是生活的全部，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她们不能做到爱情自主，不能摆脱情感上的依赖。在生活中，除了爱情还有友情，如果我们陷入爱情里患得患失，只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痛苦，当遇到问题时，与朋友相互交流，相互谅解，帮助对方寻找更好的生活，在友谊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乐趣，实现自我价值。

被国民XXX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自己选择搬去“爱丽丝公寓”。她不去理会外面的风言风语，因为她有自己的选择，她想要一个家，一个家的归属感，而她认为在那里李主任给了她一个家，她自愿跟着李主任。她一直都坚持自己的选择，心甘情愿地被李主任包养，每天都在等李主任回来。她以为她可以一直依附着李主任而生活下去，但是却等来的李主任死去的消息，自然这种依附也就消失了。

程先生对王琦瑶可谓是一片痴情，对她没有任何抵抗力，面对蒋丽莉的热烈追求，他心里却装不下任何人，只对她好，且不图回报，漫长的时间都无法冲刷对她的爱，但是程先生却进不了她的心，一生都是有缘无分。王琦瑶与康明逊真心相爱，但是当康明逊得知王琦瑶怀孕时，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而王琦瑶却独自一人把女儿养大，她深切感到生存环境的艰难，她不再去依赖男性，选择宽恕男人的自私与懦弱，然而她没有放弃生活，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她没有回避，而是勇敢地去面对。

（三）人格完善

在现实社会中，一直是把男性具有优势的一面作为标准，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字闺中。女性如果想要摆脱作为男性附庸品的角色，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应该要不断的完善自己，要对自己的成长有明确的目标，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自我，创造一个女性本身可以获得存在的世界，对内心的呼唤能做出回答。最主要的是要有独立意识，不依附任何的精神和物质，要勇于做一位独立、自信的女性。

解放前夕，李主任自己潜逃了，王琦瑶并没有怨恨他，而是非常平静地从“爱丽丝公寓”搬到了平安里，在那里以打针为生。康明逊知道王琦瑶怀孕后，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而王琦瑶却独自一人把女儿养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先生不能忍受折磨而自杀，王琦瑶凭着女性的坚韧保护了自己还有她的女儿。或许在传统的历史过程中，王琦瑶算不上英雄，但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却算得上一位英雄，她只是平凡的人。一些男人，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都是选择逃避，而她没有，她认定了自己的选择，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她都能勇敢地去面对，她甚至比男人更坚强。

《长恨歌》叙述了王琦瑶与她身边男人的许多故事，从这些故事，王安忆告诉了我们，世事无常，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更加脆弱，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处事能力往往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甚至有时候会倒退，而女性就会以宽容和巨大的勇气去保卫他。其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困境，都很容易被击倒，因此，男人和女人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谅解，一起面对生活中困难与险境。

五、启示和意义

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促进了社会观念的进步，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自主、自立、自信、自强女性的时代精神，又会促进广大女性去发现自己、了解自己、发展自己，更加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女性意识对当代女性的实现独立的启示：

我们可以知道，在女性解放运功之初，女性想要获得解放，不仅需要摧毁旧的制度，也需要发展自己。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解放问题的内在根源。“作为一个现代女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获得自主性的存在……女性主体意识与人的主体意识及男人的主体意识是相同的，之所以要加以强调是因为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中，妇女为“四重锁链”所束缚，地位卑贱造成心理上的自卑，行为被动塑成心理依赖，缺乏主动精神与主体意识。”[9]因此，旧的观念以及伦理道德都阻碍着女性意识的觉醒。鲁迅曾经塑造了子君这一形象，从这一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个性解放并不等于婚恋自由。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为解放提供良好的基础，令人担忧的是，今天婚姻自由了，却有好多女性不懂得自尊自强，特别是在择偶问题上，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是男方必须有车、有房，必须要有高聘礼，才能成就一段婚姻，甚至发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感叹，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很危险的。诚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作为中介才能意识到他的本体性”[10]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今天的她们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提升和充实自己，不再坚守“女子无才便是德”[11]这种歧视女性的价值体系，需要认真地观察别人和审视自己。所以，每一位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都应该这样做：

1、女性不仅需要实现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也需要走上社会，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必须克服依附思想，树立自身意识，强化自我存在的价值。

2、当代女性要想实现自身价值，就要学会努力，实现自我，克服各种困难，树立自信心。当代女性要想成功，就必须得对自己的能力抱有信心。

3、在实现社会价值时，当代女性要正确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正确评价自己，定位自己，应该学会与时俱进，要不断地寻找人生新的机遇。

女性只有实现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独立，才能脱离“他者”形象的束缚，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和谐发展。

六、结语

“我们在《长恨歌》里遇到了许多现实生活的碎片，遇到的都是生活琐事，遇到许多小风波，小事件以及一批小人物。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明显没有感受到像其他女性作品那样，充满了对男权社会的愤怒、呐喊与挣扎。”[12]王安忆并没有一步步的回顾和分析女性意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而是平心静气地诉说故事，却又从故事中一点点渗入女性意识的觉醒，王琦瑶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她的女性经验及女性意识。她静静的诠释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依赖男性的历史，表达了男性与女性应是相互平等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创造历史和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女性意识对当今时代的女性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367杨冬红.站立起来的夏娃[J].乐山师范学院报，2000（4）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王安忆.上海的女性[J].海上文坛，1995（9）董蓬蓬.论《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J].安徽文学，2008（11）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82吕美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45郭伟平.上海女人长恨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刘健，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指导我论文，从选题到最终的定稿，刘健老师给予我许多关键的指导和意见。我的论文能够完成，离不开他的关心和指导。

其次，我要感谢韩方方老师在课堂上对论文的分析和指导意见，让我的论文有了初步的规划。

最后，我要感谢文学与传媒系的每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大学期间，我不仅学习到知识，还提升了各方面的能力，每一步的成长都少不了各位老师的帮助。

再次感谢，祝老师们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