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歌比较论

　　在三曹问题的研究上，本文总结了目前的研究现状。近20年来所刊出的三曹方面的论文超过一千篇，以三曹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达多达百篇。同时对三曹作品的整理解说批评方面，张强、田金霞的选本《三曹诗集》较有代表性。从三曹生平经历、政治生涯与其诗歌创作相结合的角度对其诗歌做比较研究的专业论文尚不多。主要有徐梦丽《三曹诗歌创作异同研究》、许征明《略论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等。这些作品对由于不同的性格、理想及才情所造成的三曹诗风的差异作了较为详实的分析。其余大部分作品皆围绕三曹诗歌的题材、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着手。总的来说，虽然三曹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研究方式较为单一，多就作品异同作平面排列，鲜有从汉魏诗歌发展史的意识关照三曹。

　　“三曹”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并世而出，不仅改写了东汉历史，建立魏武，鼎力三国，更以生花妙笔称雄于文坛。父子三人虽血缘相系，却不尽相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逆境与挫折中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在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歌创作中，清晰可见的是他们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暗流涌动，或是悲伤忧愤，亦或是激扬慷慨。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差异与博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漫漫长路上各显神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正是选择对“三曹”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在对三曹文本进行反复研读和考量的情况下，文学蕴藉已经被阐释较多，如果单从三曹诗歌作品本身去比较异同是很难另辟蹊径的，这就成为笔者进行研究的主要动力所在。也是文章的研究意义所在。

　　本文拟就“三曹”诗作一综合性的比较，从汉文学与魏文学之不同中寻觅操与丕植之不同，突出父子三人对汉魏之际诗风嬗变所起的作用及其原因，彰显建安风骨的神髓与魅力。

　　三曹诗歌皆多乐府诗，曹操现存21首，皆为乐府诗，多写实事，因袭古题。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24首，徒诗20首，仅占55%；[[[]以上数据计算依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中华书局.1998.以下数据也依据于此。]]]曹植现存诗96首，乐府诗51首，徒诗45首，乐府诗约占其诗53%。三曹诗皆多五言诗，曹操五言诗9首，占其诗歌的45%；曹丕五言诗23首，占52%，曹植五言诗65首，占68%。此外，曹操四言独树一帜，占40%，代表作有《龟虽寿》、《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短歌行》等。曹丕四言占23%，曹植占19%。曹丕还还创新体，分别为六言、七言及杂言。曹丕六言诗约占9%，曹操无六言诗，曹植六言占4%。曹丕的《燕歌行》乃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总而言之，“三曹”诗歌各占胜场，各领风骚。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这和他自己的身份也密不可分，从小小军阀到赫赫军事家，曹操的一生可谓锋芒毕露。诗人的身份也是其锋芒的一角，不过是“息鞍披揽，投戈吟咏”[[[]《晋书·袁环传》]]，故曹操的诗歌留存至今的并不多，仅21首。曹操以治国天下为己任，一生征战70多次，这样丰富的经历加深了其对战争的切身的感受，题材上多反映军旅生涯、政治抱负及民生民情等重大社会问题，绝少染指爱情婚恋、宴酣游乐、寄赠应答等反映琐碎日常的诗。但曹操的诗有三分之一涉及游仙题材，正是从曹操开始，游仙诗得以成立。

　　曹操生长在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并非出自显赫王侯之家，少年时任狭放荡，好飞鹰走狗，中年时转战南北，干起了重整山河的大业。东汉末年的政治乱局为曹操提供了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毋庸置疑，历史验证了曹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故其诗大多反映汉末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最能反映汉末动乱的诗篇乃《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姊妹篇。前篇叙述了何进少智误国，董卓祸君害民的乱世风云。“白虹为贯日”一句道出董卓迁都长安后引起的天象巨变，凡董卓踏过的土地便留下断壁残垣，荆棘密布的萧条景象。曹操曾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见当时的野心家甚多，曹操本人始终以“义士”自居，曹操一心拥护汉室，在讨伐董卓的事情上，他是最坚定的一个。许邵称其“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邵传》]]，在这点上，不肯便认作奸雄，不过是一位忠臣在忧时伤世罢了。那时汉少帝被劫持，朝中宦官、外戚及士大夫斗争激烈，这个时代下最深受其害的必定是普通民生。《蒿里行》便是继《薤露行》之后，反映董卓西迁所带老百姓巨大创伤的作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生灵涂炭冲击着作者的内心，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苦寒行》、《却东门西行》及《徭俗辟》分别叙述将士们征戎之苦、士兵们怀乡之意和百姓无衣无食的惨状。这类诗歌约占了全诗的35%。钟惺曾誉其诗歌为“汉末实录”，曹操用报告文学的写法创作了史书全景式的诗歌，描绘了一幅近在眼前的汉末风云图，揭示了“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的真相，可谓真诗史也。此外，曹操还有约35%的诗歌用来书写其政治理想。或抒其胸中志向，吞吐山河气象，或提出治国方针与社会理想，亦或明霸业之图，并申求贤意。如《短歌行·对酒当歌》、《短歌行·周西伯昌》、《观沧海》、《龟虽寿》、《度关山》以及《对酒》。曹操还有不少游仙诗，这和曹操本人的性格大有关系，曹操对待神仙问题的真知灼见乃“痛哉世人，见欺神仙”[[[4]《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曹操《善哉行》诗]]，可见并不信神仙。代表作如《陌上桑》、《精列》等篇，其中《精列》“君子以不优，年之慕奈何？”充分表现曹操的理性主义，他十分清楚人终归一死，谁都无法像神仙那样长生久视，而另一方面，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担心衰老与死亡，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让他对与民间迷信和神仙道教所信仰的神仙不禁有些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因此有了“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养生之道（《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仙世界虽存在于曹操笔下，却仅仅以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世界呈现。他确有羡仙慕道的情怀，但大多数诗作“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渴望有朝一日完成统一大业。

　　曹丕身为曹操的次子，践位后做了大魏皇帝。他的文化修养是“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揽。”[[[]曹丕《典论·论文》]]，其诗歌今存约40首。曹丕虽不及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曹操“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曹操《却东西门行》]]的南征北战，但曹丕生长在戎旅之间，留下较多军旅题材的诗篇，如《饮马长城窟行》。曹丕有公子气、文士气，他较曹操而言，诗歌题材有所扩大。曹丕受民歌影响很深，他多写男女相恋和生离死别的诗，这类题材在民歌里是最普遍的主题，代表作有《秋胡行》、《燕歌行》。此外还有一类题目：《于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如后篇写法很有特色，其中两首皆代被抛弃的王氏鸣不平的，但作者并没有对任何事情进行详写，只是泼墨于对弃妇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这类诗歌都是代别人言情，可见曹丕对于言情题材也颇有涉猎。

　　曹丕一生处于三分天下，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是一位兼公子、太子、帝王三重身份为一体的文人。虽然曹丕也随父亲出征，但是他缺乏父亲的雄才大略与军事才能，政治上鼓励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曹丕忧患在时光易逝，繁华不再，他更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心思。面对春暖花开，溪水潺潺的明丽风光时，他竟发出了“月盈则冲，华不再繁”（《丹霞蔽行日》）的忧叹。“武质文心”乃是曹丕的本质所在，他虽受于战争，确有着超越战争与政治的的思想与情怀，始终保持对劳苦大众的悲悯之心，因此曹丕善于以雅写风，用柔情似水的笔墨书写乱离破败的社会。如《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描绘了丈夫与妻子、孩子以及朋友离别之时的场景，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不舍与依恋。三种人间至情引发三种人间至痛，曹丕把一个平淡家庭的离别写得撕心裂肺，”雅“得残酷，”风“得真实，这是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又如《燕歌行》、《陌上桑》、《寡妇》、《代刘勋出妻王氏作》等诗篇皆体现作者关注民生的慈悲之心，自古以来是很少有帝王像曹丕这般悲天悯人的，与曹操相比，曹丕显得儿女情长，婉转缠绵，虽然缺少父亲的恢弘气势，但也是颇有气韵，独领风骚的。这类诗占了曹丕诗歌的主流，近乎一半。此外，曹丕也有一些描写军事战争的诗歌，多着眼于军委之赫赫，曹操相比而言，多着眼于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民事的兴废。《令诗》乃禅代登基的演说，但细细品来，便觉曹丕诗更多天子声气，帝王口吻，不如曹操的境界开阔，也没有曹操的志向宏大深远。曹丕的此类作品约占全诗的27%。曹丕作为公子自然还带有富贵气质，反映贵族生活的诗有《于樵作》、《芙蓉池作》、《铜雀园诗》、《善哉行》、《大墙上蒿行》等，这类诗歌多描写娱乐宴享，反映了他及时行乐的思想，有着相当强的享乐主义倾向，夹杂着贵公子的腐化苗头，最长一首为《大墙上蒿行》。最后，曹丕还有两首游仙诗，分别为《丹霞蔽日行》、《折杨柳行》。曹丕的游仙诗与操的不同，他重在表现生命的哲理，对神仙方术充斥着排斥与批判：“白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曹丕《折杨柳行》]]。”而曹操则重在表达对对岁月的哀嗟，澎湃着对生命的激情。这点上，曹丕是不及曹操有深度的。总之，曹丕诗多离愁别怨、儿女情长，曹操诗多英雄本色、慷慨悲凉。

　　曹植“生于乱、长于军”，在三国这个纷乱的时代，他本欲“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昭明文选》卷四十二[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然而曹植早失父欢、党羽尽死，在政治斗争中恰恰沦为一个失败者。一生都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曹植甚至都会在他人赞美其文学才华之时发出“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感慨，可见人们津津乐道的曹植的文学才华与其本身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尽管曹植本身对其文学成就是不屑一顾的，但不得不承认正是他一生的遭遇成就了这位在后世看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作天才。故曹植在诗歌创作的数量上较父兄乃最多，留存至今的有90余首，题材上也最为广泛，大涉国家大事，小及人民私情，远至军旅战场，近达皇室宫廷，或抒情言志，或颂人记事，或寄赠应答，或游仙寄意，或咏史体物，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曹植在题材上的扩大对后世的咏史诗、游仙诗、边塞诗、咏怀诗、山水田园等皆产生深远影响。

　　曹植和曹丕生活在相同的年代，其诗歌内容比父兄都要丰富，其中一部分诗歌是用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如《白马篇》、《薤露行》等，这类诗歌是曹丕少有的，相比曹丕的儿女情长，曹植的诗歌更显任侠之心，慷慨之意，较之曹操诗歌又多一份少年意气，少了一份悲凉之气。但他和父兄一样，都直面人生，关注现实，并没有不谙世事，曹植也有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上留田行》，只是这类诗歌数量并没有他们多。曹植一生诗酒流连、斗鸡走马，故其也作了许多“怜风月”、“叙酐宴”色彩的宴酣诗，如、《名都篇》、《斗鸡篇》、《箜篌行》等。曹植还有想当一部分的赠友诗，《赠丁仪》和《赠徐干》两篇书写不舍之情和同情之心。真正代表曹植诗歌最高成就的是他在与曹丕斗争中，反映政治失意的诗作。《美女篇》用美女来象征治世贤臣，比况君臣关系，抒发闲置被弃的悲哀。《古唐诗合解》言：“子建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此。”此类诗歌还有《野田黄雀行》、《弃妇篇》、《七步诗》、《豫章行》等。这些诗歌都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乱斗纷争、兄弟阋墙，体现曹植在压迫下的那种抑郁不得志的悲苦心境和惴惴不安的喟叹，这也是曹操和曹丕与之最大的差别。曹植不满现实，哀叹命运，追求理想也渴望自由，他还写了不少游仙诗，如《远游篇》、《五游咏》、《仙人篇》等等，这些诗歌言在仙趣，意在志讽。和曹操的游仙诗相比，少了曹操的忧世不治，嗟叹岁月的调笑，多了一份对自我惆怅与愤懑的释放与排解，有着更为深沉的忧患意识。

　　曹操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因为《诗经》之后鲜有动人的四言作品，到曹操才获新生。“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可见曹操的四言诗独超众类。此外，曹操爱好音乐，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文学路线。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其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大部分运用出于乐府民歌的五言体和杂言体，用旧调写新内容。沈德潜《古诗源》云“借古乐写史事。始于曹公”，《薤露行》的问世，使得乐府诗的面貌焕然一新。这种用旧瓶装新酒之法，在后世看来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对其他作家起着引领与倡导作用。

　　曹丕则是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七言体在当时文人笔下出现，是凤毛麟角的。在新体创作上，曹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如《令诗》和《黎阳作》，既是六言诗，也是新体。《陌上桑》以三三七句为主，这个形式在当时也是鲜有的。在他的杂言诗中，最具代表的《大墙长蒿行》长三百六十四字，参差变化，跌宕起伏，长篇巨制，气势雄浑，此乃开山第一祖。然而曹丕最多的还是五言诗，占全集的一半。这些给当时及后世作家以深远影响。

　　曹植诗歌同样也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但程度远不及曹操与曹丕那样深厚。曹植最擅长写五言诗，其中有60多首是五言诗，占68%，五言诗到了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曹植的四言诗成就不及父亲，六言诗颇有可称道之处，七言诗有可读性却不及曹丕。

　　三曹的诗歌受到民歌的影响，因此他们歌写时事，皆因袭古题，往往内容也有所受限。曹操首开风气之先，开始袭用乐府旧题，曹丕则大幅度减少，写的乐府诗几乎占了他诗歌的55%。到曹植，他和父亲一样走乐府民歌化的道路，但有着明显的由乐府诗向徒诗发展的倾向，乐府与徒诗各占一半。这为正始诗歌完全摆脱音乐的束缚而文人化创造了条件。

　　在语言风格上“三曹”也各有特色。钟嵘《诗品》曾指出曹操诗歌“颇有悲凉之句”。其诗歌语言古朴刚直，简洁凝练，悲凉之中多慷慨跌宕之气，这和作者一生追求丰功伟绩以及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是紧密结合的。《短歌行》用几句简短的话语就把丧乱时代中自己内心的苦闷表现出来。但同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又体现作者尽管愁苦却未消极颓废，仍然保持着一颗求贤若渴、积极向上的心。整首诗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语无致饰，朴素自然，辞达而已，意涵于淡朴之中。不仅此一首，曹操诗歌几乎首首如此。曹操还善于袭用《诗经》原句，如《短歌行》的第二个八句大抵引用《郑风·子衿》中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借用现成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天衣无缝，自然妥帖。

　　曹丕诗歌的语言风格和父亲是截然不同的。曹丕的诗歌语言婉转缠绵、委婉真挚、唯美动人。曹植曾谓其“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植《文帝诔》]]。同样是写思妇之情，《诗经》中《伯兮》、《君子于役》此类作品大都语言粗放平直，而曹丕的“慊慊思归恋故乡”（《燕歌行》）却把妇人盼君归来不得，只能假设丈夫思念自己的苦闷表现出来。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女子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封闭，唯一的出路不过是自我排遣，无言守望，直至“不觉泪下沾衣裳”。这样细腻委婉的笔触更显含蓄深情，委婉动人。此外他既有鄙语粗言，平铺直叙，直白道来的一面，又有秀丽工美，美赡可玩的另一面，于质朴中见精美。《钓竿行》、《临高台》、《陌上桑》等篇的语言风格最逼近乐府民歌，大都明白自然、通俗易懂，也可以说语言民歌化。如《上留田》中“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近乎白话，《秋胡行》中“佳人不来，何得斯须”一句直白的感叹把主人公失恋的沮丧表露无遗。曹丕诗歌笔势舒缓，喷薄细致之词以抒幽微之情而尽显丰腴内蕴。曹丕独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对后世应璩“朴拙”的文风，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风彩都产生了影响。

　　曹植诗文质并重，钟嵘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词采华茂”高度概括了曹植诗歌的语言特色。曹植善用比喻，工于起调，读起来令人精神振奋，如《野田黄雀行》的“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一句，放在诗歌首句，奠定了一种悲壮阔大的基调，为文章增添了生动的气息。他还注意炼字，讲究语言的声色和美，如《公燕诗》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工整的对仗，暗含音律，尤其“被”与“冒”二字可见作者用字的匠心，这与曹丕不加雕饰的语言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曹植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曹操更是不可匹敌的。

　　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诗歌史上最为活跃、最为激动人心的时期之一。此时，文学摆脱经学、史学的束缚，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人的觉醒，因此更重视人的价值。汉代以前，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是：人死了以后将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死了以后还能注视到当今，认为精神不死。东汉以后人们认识到人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而且神仙没有，长生不老也没有可能，因此产生一种大悲哀，开始珍惜今世，在道教的影响下，产生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因此建安时期的诗歌表现的是这种大悲哀，对生命的留恋，建功立业，及时行乐等内容。三曹父子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条文学嬗变的道路上中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云：“细揣格调，孟德诗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亦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德潜：《古诗源》卷五[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陈氏、沈氏此论几乎成了曹操父子三人诗歌的定评，揭示了曹操与曹丕曹植诗歌的不同，就是汉诗与魏诗的不同，也隐约暗示了曹操与曹丕父子对汉末与魏初诗风嬗变所产生的作用。迄今为止，文学界对汉音与魏响的区别没有明确的界定。本人认为，曹操诗歌兼具“汉音”和“魏响”的格调与风范，沈氏评论确是有迹可循的。

　　曹操是一个从东汉末年跨越到魏出的大文人，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这也是他与曹操和曹丕最大的不同。因此，曹操的诗风也是最为沿袭汉末文风的。东汉后期政治动荡，天下三分的政治巨变，使得文学不再束缚于政治礼教、伦理钢常，而是揭露民生疾苦、政治的黑暗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建安时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儒家思想也不再能禁锢文人的思想，曹操身为“赘阉遗丑”，他依然胸怀大志，渴望有一天能够建功立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乃是曹操书写心志的真实写照。宋朝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操诗风气韵深沉、高视阔步、古直悲凉。曹操诗风的形成首先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他戎马一生，其次他个性豪爽，固然诗风慷慨雄劲，社会割据的病痛生活又是他的诗歌多一分悲凉之气，同时征战的生活又使他没时间去字句斟酌，诗风自然古直。《龟虽寿》言简意赅地反映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可谓真气回荡。最后东汉末年之魏初交替的特定时代最容易产生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投身于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还要在茫茫尘世中寻找自我，探寻价值，在时代中挣扎，于时空中苦想。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是敏感的，坚强又脆弱的。他们很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以及无常的福祸，从而形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文学基调。这种情况下，作品很容易产生同样的主题：对生命和时间的思考与探究，这个主题也是带有一点哲学意味的。因此曹操的诗歌也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与汉末“古诗十九首”一样，曹操也会忧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16]古诗十九首]]的人生短暂、昼短夜长，感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窗间过马、时光易逝。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由此可见曹操诗歌颇具汉末遗韵。

　　沈氏称“子桓而下，纯乎魏响”，即陈祚明“丕、植便多魏响”。那么，如何理解“魏响”？本人认为，曹丕曹植和曹操诗歌虽一样沿袭汉乐府民歌的表现形式，但丕、植在艺术表现和情感抒发上与曹操相比远远淡出了“汉音”的余响，而开启了魏晋诗歌之先河。鲁迅曾提出“曹丕的一个朝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的自觉应该是独立于政教之外的艺术表现和人的文学。这也正是丕、植与曹操诗歌最大的不同点。

　　建安诗风最大的特征就是重在抒情，曹丕曹植诗歌又自具新貌。曹操是乱世英雄，固然抒发的感情更偏向历史的使命感，曹丕曹植更加倾向于抒发个人的情感。曹操诗歌主要反映战乱中的现实生活，而曹丕曹植的诗歌却着眼于战争动乱之外的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乃至闾里之事。曹丕曹植诗歌工于言情，更加体现在其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中。《燕歌行》中“牵牛织女遥相忘，尔独何辜限河梁”用“牛郎织女”这一中国古代最为美好的恋人形象为诱饵，只为引绘出一位女子在秋天的不眠之夜思念夫君的凄凉景象，思妇怀念远人的感人魅力柔肠百转，深婉动人，令人思绪飘渺。这份细腻多情是曹丕与曹操最大的不同，曹丕对于人生凄凉的体验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文人。曹操诗歌直面世间苍生、人生百态，融叙事与事情为一体。而曹丕曹植的诗歌往往脱离对社会生活事的具体叙述而趋向纯抒情化。有时明明取材于客观生活却偏偏避开叙事而专作抒情。汉魏之际，“美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人们开始追逐“美”，开始学会审美，在新的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们开始追求艺术形式上的技巧，这种时代风尚在文学中的体现便是华美富丽文风的形成。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及其华美文风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曹丕一样，曹植诗歌的“词采华茂”正是他主动汲取美学思想的成果，他注美的精神于诗歌创作之中，早期的“建安风骨”在曹植的诗中已体现出变化其中既有时代特质的嬗变，又有艺术格调的升华。其诗歌宛若一位“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美女篇》)的浓艳女子，如此美目流盼。然而曹植也并不只是一味地追去形式美，其诗歌绝不是华而不实的“花瓶”，他更追求一种内在美与阳刚美。曹植这种美的追求与“骨气奇高”的表现交映生辉,，犹如一朵“阆苑仙葩”，形成了“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文质彬彬的风格,将“建安风骨”推至无暇境界，馨香扑鼻，昭然世间！

　　汉文学与魏文学的不同，在诗歌领域就是操与丕、植的不同。具体可概括如下：首先曹操是汉人、汉臣，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政治上属于较进步的改良派，而丕植兄弟则属于大魏新贵，他们在政治上与豪强妥协，是六朝士族社会的始作佣者。其次曹氏父子之时代、经历、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其诗风有别的根本原因。再次曹操诗歌承续汉乐府，多叙事实，而丕植兄弟多创撰和抒情。从创作数量上来看，丕植兄弟则超过其父，数量多。曹操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然性喜音乐，鞍马间横槊赋诗，故颇有制作，特点是质朴；而丕植兄弟是有意为诗，以求不朽，特点是巧琢。最后，比之曹操，丕植兄弟诗的新特征是：抒情化、藻丽化、案头化、文士化、贵族化、风格柔靡化，其中尤以曹植诗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建安文学的繁荣建立在人的意识的觉醒的基础上，建安文学的到来意味着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和自我的“纯”文学的到来。“建安风骨”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运动的,它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螺旋式上升,不断充实并收获完美。三曹便是这条由汉至魏的文学嬗变的道路上大显身手的引路人,“建安风骨”便沿着悠悠荡荡的历史长河缓缓变化着。即由早期曹操的“悲凉慷慨、刚健雄放”,而至曹丕的“眼底留意”“眉目传情”再进至曹植的“胸中块磊,刚柔并济”文质彬彬之境地。总之，从汉到魏，诗歌创作经历了从大众到文人，由政治到抒情，直至社会到个性的转变。这正是“汉音”与“魏响”最根本的不同。

　　三曹诗歌比较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供比较的有太多方面，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想要把它研究的透彻需要详密的论证过程，但是笔者限于自己的能力并不能做到期望中的那么完美，仅仅是提出了一个不成体系的简单框架，还有许多的点不能研究深入。分析大体还很粗略，这是本文最大的不足之处。当然，创作过程也是全力以赴，实属不易，希望它能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1]余冠英.《三曹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7-89.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0.

　　[3]顾农.《建安文学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23.

　　[4]黄进德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50.

　　[5]张强，田金霞解评.《三曹诗集》[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11:34.

　　[6]黄敏.试论“三曹”诗歌中的感伤情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1):117-119.

　　[7]傅正义.“三曹”游仙诗比较论[J].求索,2004(05):196-198.

　　[8]傅正义.“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J].求索,2002(06):166-168.

　　[9]李天琪.近六年建安诗歌研究述评[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05):5-9.

　　[10]刘群.三曹诗歌选材、风格和文化底蕴异同比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7(12):94-96.

　　[11]徐梦丽.三曹诗歌创作异同探究[J].南方论刊,2017(05):87-88+94.

　　[12]黄敏.试论“三曹”诗歌中的感伤情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1):117-119.

　　[13]傅正义.“三曹”游仙诗比较论[J].求索,2004(05):196-198.

　　[14]傅正义.“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J].求索,2002(06):166-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