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民生类散文探析

　　目前，对其散文研究浩如烟海，但专题性研究苏轼政治类散文不多。这也是当下文学的审美概念限制了对其这类散文的关注和研究，为此，本选题以苏轼政治类散文中关于民生方面的文章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该类散文的文本特征、思想内容等，考察其民生类散文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丰富对苏轼散文研究的内容。同时研究苏轼在民生类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简要的谈论苏轼的民生类散文对于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世对苏轼的民生类散文有何评价。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大部分人对苏轼的印象停留在文学家等角色上面，其实苏轼不仅仅因文艺方面的才能受世人所推崇，苏轼在政治方面也是颇具才能的。

　　苏轼所创作的政治类散文浩如烟海，其中民生类散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文章。苏轼的民生类散文创作与苏轼的仕途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苏轼迈入仕途之初，他的文章已经初具民生类散文的雏形了。苏轼在应制科考中所写的《进策论二十五篇》不仅充分反映了苏轼卓越的政治才能，还初步体现出了苏轼有关民生的思想内容。他的文章中蕴含着鲜明的民本色彩“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1]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16-218.][1]苏轼这一番论断本质上是继承了孟子宣扬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这是很值得重视的观点，可以说是苏轼创作民生类散文的思想基点。在《策别》部分提出的“治国四建议”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曰课百官(督察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财货，四曰训兵旅。”[[2]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40-243.][2]在这个时期，苏轼就已经形成了初期的民生思想。苏轼在及第之后，被任命为南京大理寺院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三年任职期满后还朝，经南京学士院的考试授直史馆。这是苏轼民生类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苏轼初入仕途，风光无限，这时的苏轼并没有过多的实际执政经验。他所创作的民生类散文主要是基于前人的观点之上所总结出的内容，换句话说，此时苏轼所创作的民生类散文基本是以理论为主的，并没有太多的结合实际。

　　1066年苏轼的父亲病逝，回家守丧三年。当苏轼重返朝堂时，北宋王朝已处在新旧党争之中，苏轼始终处在新旧党派夹缝之中，在朝中的政治地位十分尴尬，便开始远离朝堂，走向地方执政。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苏轼开始了长期的地方执政生涯，期间只有短暂的回归中央。在苏轼这漫长的外调地方的时间里，孕育出了苏轼大量的诗词散文作品，其中涉及民生的散文，开始在苏轼的作品中大量出现，苏轼在地方的执政生涯使得苏轼得以和下层的民众广泛的接触，更深的去了解民生疾苦，从而出现了更多的对于民生的关注。正是长期的他在地方执政的生涯，对苏轼的民生政治理念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同时也使苏轼开始他大量的民生类散文的创作。这是苏轼民生类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苏轼相当一部分民生类散文是在这一阶段所创作的。这一阶段所创作的民生类散文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往往是与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时期的经济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严重的内忧外患的，XX财政的空虚迫使北宋XX不断削减对于平民百姓的补贴并且增加税收，百姓除了需要向北宋XX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以外，还经常伴随着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些无疑给平民百姓生活消费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加上连年的战事和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百姓生活艰难，各地怨声载道。各地的农民由于生活贫穷没有出路，便纷纷地选择了揭竿起义。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的叛乱和侵略同样为北宋王朝带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自建国开始，与契丹和党项等族群之间的战争就从未休止，同时因为北宋的极其腐败的政治制度和其战斗力不堪入目的军队，虽然说在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最终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可以说苏轼所处的时代百姓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苏轼对此自然是有所体察的，因此苏轼很多民生方面的政治思想便应运而生，大量的民生类散文也随之被创作出来。

　　在苏轼创作的大量民生类散文，其中包括不同的类型，就苏轼民生类散文的类型方面进行探析。

　　苏轼的民生类散文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是苏轼对上级或帝王所传达的内容；第二类是苏轼本人发表的政见；第三类是苏轼和好友之间的书信往来。

　　第一，苏轼对上级或帝王所传达的内容，这部分创作的内容较多，包括奏议、表状等多种文体的散文。这类散文多是苏轼向当朝皇帝或者上级官员传达自己的政见、请求帮助或者表述具体情况的。例如《论给田募役状》，苏轼提出“臣窃见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3]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768-772.][3]意在向皇帝提出合理的使用“免役宽剩钱”的意见，希望可以将宽剩钱真正的用到实处“以备灾伤”，这便是一种典型的上书直抒己见的一类文章。

　　第二，苏轼本人发表政见，这些内容主要表现在苏轼科考期间所做的文章之中，形式比较多样，所涉及的文体也很多样化。这部分民生类散文创作时间较为集中，大部分创作于苏轼的各类应试当中。例如苏轼在应试中所创作的《策别安万民》五篇，系统的从各个层面阐释了苏轼对民生大计的看法和意见。这种类型的民生类散文是苏轼民生思想的集中表现，同样也是对苏轼民生类散文探析中需要重点去关注的。

　　第三，苏轼和好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一类的散文比较少，而且内容也较为隐晦。苏轼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表达出关注民生的内容。这部分涉及的很少，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轼徐州洪灾期间与范子丰的书信往来，即《与范子丰书》。通过书中的只言片语反映出苏轼对于民生的关怀。

　　这三种类型的散文是苏轼民生类散文中最主要的三种类，也是在后续的探析当中重点关注的散文类型。

　　苏轼的民生类散文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救灾方面；二、民生工程的问题；三、民生政策的问题。

　　苏轼在各地为官期间，曾有多次灾害发生。苏轼面对自然灾害一直是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不可以瞒报灾情。在苏轼担任密州太守的期间，密州发生了大规模的蝗虫灾害，苏轼便亲自上书丞相陈述灾情的严重，即《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在百姓遭受蝗灾侵扰的时候，苏轼上书报告实际状况，并且向朝廷恳请减免秋税，或者请求暂缓对青苗钱本息的追讨。并且苏轼在上书中痛责当地的官员瞒报灾情，抑或是欺骗百姓朝廷的行为。“然吏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虫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4]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814-817.][4]在针对救灾问题上苏轼不仅强调实事求是，态度更是十分坚决，行动迅速。

　　在救灾的时候，苏轼往往身先士卒，将百姓的利益挂在心中。元丰元年（1078年）黄河决口，很快便影响到了当时苏轼所在的徐州地区。八月末，徐州城下水深达一丈，形势十分严峻。起初徐州大小官吏都以为黄河决堤与自己没有关系，但当灾情严重的时候，徐州大小官吏都乱了分寸。在严重的洪灾面前，刚刚出任徐州太守没多久的苏轼临危不乱，及时采取了措施。在面对肆虐的洪水的时候，苏轼同样心急如焚，在苏轼《与范子丰书》中这样写道：“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5]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903-904.][5]可见苏轼对于百姓疾苦的关心，在洪灾期间，苏轼往往是身先士卒，洪灾结束后，宋神宗都称赞苏轼“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

　　苏轼对于预防灾害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觉得绝大多数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是“盖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6]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916-928.][6](《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正因为如此苏轼在地方任职的时候，一直都是大力提倡兴修民生工程的。

　　当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当时因为西湖湖水泛滥，湖水接近一半的面积都为葑田所占据，正因为如此导致当地西湖经常发生水旱灾害，于是苏轼便提出对西湖进行综合治理，因为此事苏轼连续向朝廷上了《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二书，希望能够获得朝廷的允许并且给予相应的资助。苏轼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自费募役治理西湖，亲自带领百姓动手铲除葑田。在工程结束后将工程中所挖出的泥修筑成了一道堤坝，长度约五六里，在湖堤上还设立了六孔桥，种植了芙蓉柳树，风景如画。这个工程便是我们后世所歌颂的苏堤了。在修筑了堤坝之后苏轼还带领百姓在西湖当中种植了大量的荷花，将西湖改造的焕然一新，种种举措可谓是综合治理的典范。当地百姓还曾一直饱受吃水问题的困扰，苏轼便顺势治理了六眼井，一举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苏轼曾上书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吴中水灾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集中体现在苏轼的《吴中水利书》中，本文的主要的想法是开凿道路建造成桥，以利于水流的疏通。苏轼还曾计划通过开凿漕河来避免船只因为碰撞浮山而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然而很可惜苏轼的这项计划因为受到内外各种因素阻挠并没有得以实现。

　　在苏轼职官惠州期间，城东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桥，当地的百姓经常因此发生意外，同时在城西有一座多次翻修但仍然处于损毁状态的桥，这两座桥对当地的百姓正常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苏轼便积极的筹划着两桥修复的工作，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对两桥的修复，苏轼可谓是不遗余力，自己不仅带头募捐，还动员了自己的弟弟和弟媳，为两桥修复工程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同时苏轼非常重视两桥修复工程中的质量问题，他提出“若减省，即做不成，纵成，不坚久矣。”为了保证工程按时按质的完成，他还挑选了当地颇有声望的僧道作为工程的负责人。他的这些举措都是很大程度方便了当地百姓出行，无疑是为当地百姓们办了一件实事。

　　苏轼在对待民生工程问题上是非常有原则的，他所提倡的工程是要建立在有利于民生的基础上，对于很多没有经过详细的考察便草率动工甚至劳民伤财的工程他一定会加以批评阻止。最为典型的便是苏轼曾经极力反对都水使者王孝之提出的开孙村河的提议，他指出这种行为不仅不是为民生大计考虑，反而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举措，开孙村河不仅不能缓解水灾，反而会给当地的百姓带来种种不利。毫无疑问，苏轼非常重视民生工程，强调大力兴修民生工程等，但同时他也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会侵害百姓的利益。

　　在苏轼登上政治舞台的初期，他是以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登上了政治舞台。苏轼敢于大胆的去揭露社会矛盾，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苏轼的民生思想中一直蕴含着裕民的思想，这一点在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内可以得到体现。苏轼开篇便开始赞扬神宗皇帝的英明神武，他这样形容神宗皇帝“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戊虏矣。”[[7]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729-747.][7]在赞扬神宗的同时苏轼也明确的向神宗传递了他的想法：应当效法前朝圣主的裕民政策。

　　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当权者王安石提出富国强兵的宗旨，苏轼同样敢于去发声反对，为什么苏轼有如此执着的裕民思想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策论当中看出端倪。在嘉祐五年苏轼所做的《策别安万民敦教化》中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他强烈的思想倾向。粗看这篇文章，似乎提出的观点在与王安石变法针锋相对，实则是对于自己的裕民思想的阐释。在仁宗朝时，北宋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来自于财政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苏轼提出了“丰财”的主张。然而结果却与苏轼所想的是背道而驰，为政者有充盈国库的需求，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将百姓的利益弃之不理。在苏轼看来这是典型的对于百姓的剥削，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很显然，这也和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着的仁政是矛盾的。为此，苏轼略带讽刺的写道：“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8]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835-836.][8]其中提到的“胜民”是法家的思想，是法家所大力提倡的。在这一基础上，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可以顺利的将自己的意识贯彻下去，为君主眼中的国家利益所服务，巩固统治。苏轼显然不认同法家通过各种严刑酷法各种条条框框来完成对于百姓的高压控制，他向来是主张为政以德，仁政才是他思想中“裕民”的前提条件。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苏轼并没有将“裕民”和“富民”两个概念划上等号，他的思想中“裕民”拥有更深刻的内涵，这在文章中同样也有体现：“故兴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9]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3900.][9]他提出执政者种种兴利的举动不如省事而让民众自富，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应当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这样能够让百姓实现自富。“广求以丰国，不如节用而国自丰；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10]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3900.][10]，广求会加大对于民众的负担，所以苏轼自然而然的提出了节用的概念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只有在民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富。正因为如此，苏轼才大力推行“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的裕民之政，他认为这样可以实现他所设想的民富的目的。苏轼坚决不赞同与民争利的做法，他的这种观点同时还可以起到稳固民心，稳定xxx的政治上的目的，他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者，害其生者也，贼其位也。”[[11]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3901.][11]苏轼之所以从初登政治舞台开始就秉持着裕民的思想。其中还包含着他超越经济政治方面的想法，涉及到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层面。正是如此苏轼指出：“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於轻赋；教之之状，莫显於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12]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3901.][12]苏轼的宗旨无非便是裕民，苏轼在此所阐述的裕民的方针能够对于百姓的道德教化同时起到积极作用，从而通过最基本的层面让国家焕然一新。“求以裕民”，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政者提出了要求，要求当政者可以做到宽政爱民，使得自己颇受民众的信服，让他们感受到作为君主的“德”并将种种裕民的举措一一的实现，这样在无形中是给民众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形象，达到对于民众道德层面教化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裕民”之中所包含着的教化民众的内涵，是实现“措刑而隆礼”最为有效的途径。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提出的裕民思想兼有三义，集中的概括了苏轼的民生政治思想。裕民不仅仅是他所提出的施政的方式手段同时也是意图实现的目的和意义。

　　刘勰曾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13]刘勰.《文心雕龙》[M].河南：中州古籍，2008:264-271.][13](《文心雕龙·体性》)他认为作家的风格是与气质和学问相关的。我们前面分析了苏轼民生散文的思想内容，下面将要谈到的是艺术风格与苏轼的性格、才气的关系。关于苏轼的写作风格历代都有评述。苏轼的写作特点可以说“姿态横生，汪洋恣意”，尽显大家风范，下文我们将结合苏轼所作的民生散文对苏轼的艺术风格进行简明扼要的探析。

　　苏轼从小便是心存正义，在他参加科举考试时便直接明了地告诫过皇帝“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一点上苏轼可以说颇具为帝王师的勇气。苏轼在《策略》篇之中写道“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14]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26-239.][14]这篇文章明确的强调了天子应当去顺从民意而非是通过政治强权去打压民众，锋芒直指皇帝，可谓是浩然正气。苏轼还曾经为了劝说宋神宗放弃与民争利而当面质问神宗“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苏轼的这一番质问将神宗问的是无言以对，为了自己所认定的正义他一往无前，哪怕是得罪帝王他也毫不迟疑。苏轼的这种睥睨天下的风范在《宋史》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能以特立之志为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15]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1080.][15]

　　苏轼的民生类散文情理兼备，真挚动人。他的一生时间的大半都是在地方度过，长时间的地方历练更是使苏轼的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感，他也更加能够体会民生不易稼穑艰难。所以苏轼的民生散文更多地带有“为民请愿”的意味同时也是处处流淌着他的民本思想。

　　苏轼往往晓之以情，在他爱民如子的为政思想指引下，他的民生散文里往往透露出真挚的情感。在《策别安万民五》之中，苏轼开篇便提到“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今不为之计其后有所不可救者。”[[16]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63-265.][16]文字里充斥着苏轼对于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对百姓的满腔热血。《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中他如是描述“见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计费用多少。”[[17]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882-886.][17]足可见其于国于民的真情实意，正可谓是情感真挚，情真意切。

　　在有情的同时，苏轼的散文也不乏用理，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苏轼提到蝗灾是“见民以蒿蔓裹蝗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18]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814-817.][18]直接将事实明明白白的写在文章中，而不是空谈蝗灾的情况和如何治理，而是将实际的情况如实的写在文章当中，使得文章更加具有说服力。

　　苏轼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眼中无障，必能洞视不传之意。”[[19]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19-220.][19]（《御试制科策》）因此苏轼具有一种察人所不见，思人所不想的能力。苏轼在散文中提出种种新奇的思想，他论证起来更是明晰透彻，情理兼具，并不是故作姿态。苏轼的《国学秋试策问二首之二》有这样一段“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20]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08-209.][20]从古至今对于国力的衡量很大程度会参考到人口的多寡，人口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越富有。而苏轼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了人口的多寡与国家富强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可能与之相反这种论点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新颖出奇。因此，欧阳修评价苏轼是“资识明敏，文采灿烂论议蜂出。”(《宋史·苏轼传》)

　　苏轼散文采用的论证方法通常来说是从多个维度来进行的反复论证。这种论证的方法主要是在明确论点之后反复的进行论证并且多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高屋建瓴，深入浅出，阐明事理的时候十分透彻。例如他在《策别安万民二》中提到“民相与亲睦者王道之始也。”[[21]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56-257.][21]他一开始就阐述了王道之始是亲睦百姓的道理，随后他的话锋一转，提到自秦汉之后亲睦不复所造成的“礼让之风息而争斗之狱繁”[[22]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56-257.][22]的反面例子来进一步的论证自己所提出的观点。紧接着便提出了劝亲睦的方法便是要维护宗法制。并且，他还是先从正面通过《礼》当中的内容来论证宗法制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随后又列举了“有亲未尽而不往来冠婚不相告死不直赴”[[23]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256-257.][23]的恶果来反向说明劝亲睦的积极意义。行文文笔曲折，详略得当，让人在阅读以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苏轼作为唐宋古文的集大成者，在历史上苏轼收到了极高的赞誉。《宋史》中是这样赞誉苏轼的散文的“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24]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082.][24]这样的赞誉是非常中肯的，并且始终贯穿于苏轼的民生散文之中。他所创作的民生散文不仅对于当时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对于后世，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后人对文章评价时往往讲究知人论世，我们在对于苏轼的民生散文评价的时候同样也是要考虑到苏轼他政治方面的态度和立场。作者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对于作者所创作的文章思想内容的体现，同时也会对作者的创作风格形成一定的影响。纵观苏轼的一生，他始终坚定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为了他的裕民思想而奋斗，种种都在苏轼长期在外职官生涯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当我们将苏轼的这种气度、情怀与政治理想融入到他的散文当中，使得我们读起来能感受到苏轼的一股满腔热血，领略他的凌然正气，将他们和苏轼的才学结合起来便诞生了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后世的文人对于苏轼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文章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较为推崇的。顾炎武评价苏轼所做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这样写道“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25]顾炎武.《日知录》[M].甘肃：读者出版社，2018；129,][25]顾炎武对于文章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经世致用，如此我们便能深刻感受到苏轼的民生散文是如何切中时事，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苏轼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焦竑的《苏长公外集序》对于苏轼民生散文有这么一番评论“至于忠国惠民，凿凿可见之实用，绝非词人哆口无当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当与韩、范诸公相竞美”[[26]焦竑.《澹园集》[M].上海：中华书局，1999；712.][26]这样一番评价同样是点出了苏轼的民生散文中蕴含着忧国为民的本质，焦还认为如果苏轼的见解能够被当权者所容纳，那么苏轼所取得的功名恐怕是同韩琦、范仲淹等人相当的，抑或正如《宋史》当中所言:“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27]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1086.][27]正是因为苏轼仕途的蹉跎才能够成就了其民生散文及其他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优秀的民生政治类散文的产生需要其合适的条件:首先要有充足的政治民生写作的对象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其次更要作者拥有远超常人的学识和崇高的政治理想。没有政治民生问题可以进行讨论，自然是写不出这种类型的散文，即便是写出了大多也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失去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即使有谈论的对象也不敢妄加评论；如果没有过人的学识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更加不可能产生广阔的政治视野，自然写不出深刻的政论。唯有这四个方面俱全，创作出的民生政治散文才是精彩的，才是有灵魂的。

　　纵观苏轼一百余篇政论散文，绝大部分都是民本思想贯穿其中的，苏轼将他的政治民生思想大胆的贯彻在散文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思想无疑是占据了苏轼为政理念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苏轼还将道法儒等多家的思想有机的融合起来。但归根结底苏轼对于法家的思想的接受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他不认为北宋王朝的主要病症在法，因此他是将“人治”拔升到最高的位置。无论是身处何处，苏轼始终是恪守着自已的为政理念，对于百姓的民生疾苦他始终保持着关心，同时他也希望自己可以为广大百姓谋取福祉，为万民谋利。他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为政方针，对待变法问题同样有着自己的方略，总体上来说他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批评的同时他能够对于其中的积极成分进行肯定，甚至是在保守派当政时，他也敢于维护自己心中的公道。总的来说，我们通过苏轼的民生散文，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家的形象。苏轼通过他的文字，同时也是通过他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政治思想，表现着他的民本思想。

　　[1]苏轼.苏轼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2000.

　　[2]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5]匡扶.苏轼的政治思想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04)：53-61.

　　[6]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

　　[7]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85.

　　[8]崔高维.礼记[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9]何晓苇.富国与裕民之争:王安石与苏轼的政治理念考论[J].求索，2013，000(011):68-70.

　　[10]苏轼.东坡易传[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11]刘勰.文心雕龙[M].河南：中州古籍，2008.

　　[12]焦竑.澹园集[M].上海：中华书局，1999.

　　[13]顾炎武.日知录[M].甘肃：读者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