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小说中的罪恶感

　　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社会于刹那间剧变。以X为首的盟国，依其策略保存“天皇制”，残余的军国主义势力继续以“挟制”人性为途径，遵循着旧传统伦理道德，旧有的观念秩序。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时下流行的社会认知态度和文学理念以其“正统”文学为主，以战后派、战后民主主义文学为代表，宣扬着那场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进行着付肤浅的所谓反省与批判，拥护者军国主义。反观无赖派，恰恰是在社会秩序混乱动荡和国民思想意识体系崩溃的战后，其文风正好迎合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前进的动力，轻生弃世的空虚精神思想。太宰治作为日本无赖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充斥着混乱气息之际，表现出的叛逆态度：反秩序、反权威、反体制、反道德、反伦理。太宰治的文章则强调人性的真，追求军国主义压制下人性的解放。本文将通过对太宰治小说的品读，结合日本当时战后的时代背景，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反观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罪”的角度分析太宰治的小说。借鉴国内研究学者的研究现状和日本学界对太宰治的研究现状对比糅合，分析太宰治小说的文章风格，了解其“罪”意识产生的原由并对其中的罪恶感进行探讨，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太宰治的颓废文学，品味其价值，察觉其“罪”的意识的体现和流露，发掘出太宰治小说在当时产生的社会传播效果和意义价值。

　　无赖派，亦称反秩序派。无赖派文学的作家无严密组织，1946年到1948年间活跃于日本学界，其以别致的文学理念和戏谑的手法，彰显了当时战败后初期的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文思想。通过表达反抗权威，无所顾忌，对生活采取自嘲的态度，专门写病态和阴郁的东西，交融与复杂的现实背景，含纳着失望、伤感的情绪，颇具颓废倾向。恰恰是在社会秩序混乱动荡和国民思想意识体系崩溃的战后，他们的文风正好迎合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前进的动力，轻生弃世的空虚精神思想。太宰治在《东西》上发布论文强调其“无赖派”文学思想言论:“我是无赖派，我反对束缚，嘲笑迎合时代的笑脸”；随之发声的织田作之助：“我是恶鬼，我只相信我的感性。我不能相信公式班的思想观念，我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明确反对天皇制，同时反对者一切极权和伴随着政治价值的言论秩序，曾一度否定了自我本身的价值存在感。其无视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是假的、主义是假的、理想是假的、秩序是假的、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却寻求不到建立新秩序的途径，从而颓废，肆意放纵思想和行为，去追求“自由和解放”。这些与其说是历史塑造的必然，不如看作认识价值观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阴暗面，消极一面的真实而又自然的流露。着力从一切途径去揭示人性的阴暗面，

　　太宰治的母亲因体弱多病长期静养，因此他从小由保姆和姑母抚养长大。幼年时期缺乏了母亲的照顾教育，而由保母养育长大的过往，对太宰的生涯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强烈的孤独感与他如影随形。中学时期，仰慕芥川龙之介和泉镜花的文学，但是芥川的自杀对高校时期的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在东京，奉井伏鳟二为终生之师，亦参加了左翼运动；1930年的，太宰治和东京银座酒吧的女侍员田部目津子相约殉情投海自杀，他被救起，但女侍员却被淹死；1935年由于文坛失意，一次次错失他最爱的‘芥川奖’而上吊自杀，失败。1937年，因艺妓小山初代与他人有染，太宰治愤怒之下逼迫她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因剂量不够而没有成功，随后两人分手；1939年，和石原美知子生活，让太宰治不管是在文学还是生活上都转换了心境。此后，太宰治专心致力于文学的创作；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和一个崇拜他的读者情人，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投‘玉川上水’，溺亡。

　　日本人的罪感是很少存在的，然而，“罪”的意识却贯穿太宰治作品的前前后后，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这与他生平的经历紧紧相连。从自我的“罪”中自虐去追求自我的完善，发掘人性的真实，重塑个人主义的自我价值。下文，将通过太宰治的“罪”的探讨来深刻感悟人性和人性的罪。

　　太宰治的经历和生活体验中，文学创作过程大部分体现了其颓废和堕落的生活状态，，其现实的生活经历是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在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太宰治因出生于地主之家，让他生来就带有了一股强烈的负罪感。之后的生活经历中，他屡次携同女性一起自杀，酒吧女侍员的死使得其负罪感更加强烈。随着战争导致的混乱，对社会现状不满，有责任却不积极行动的作法，深深感到‘人人有罪’。字里行间充斥着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着“罪”的意识。亦妄图通过“罪”的意识去警醒战后世人，使其感悟自身的“罪”，去明白如何处世为人！

　　罪多者、其爱亦深，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总结太宰治“罪”的产生原由：

　　“姐姐，我们有罪吗？生为贵族，这是我们的罪吗？”这是小时候太宰治内心的独白。

　　在其《斜阳》中，从一方面讲又是一部描写战后没落贵族母女生活的小说。融入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和子的视角，看着“母亲”伴随着日本最后一个贵族的急速没落，母亲的优雅辞世恰如斜阳西下，亦寓意贵族的逝去。如此一位高贵的化身，其高雅的消亡可看作“俗之罪”。母亲，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的真实世界里最为纯粹的人儿。“纯粹、高贵”，恰是作家所追求的人活着最为理想的状态。但这这种状态超越了现实，注定了只能幻灭。与母亲在现实中日渐衰微的命运为旗帜，正是从反面折射出了太宰治反宿命的精神。当然，从母亲的辞世，预示着没落贵族最终如西下的夕阳般消亡，亦可以看出太宰治对这种阶级宿命的不满和对其灭亡的企盼。

　　在太宰治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阶段，就对自己剥削阶级的地主出身充满了负罪感。其小说《苦恼的年鉴》中写道：“富人都是低劣的……没有断头台就丧失了意义。”但他在写到这些话时，与其说以革命者的角度喊出的讨伐，更不如说是以“罪”人的立场发出的忏悔。妄图通过革命来清洗身上的“罪”，这份来自他的家族、他的出身，他的血统的罪孽。

　　“斜阳”指倾斜的、即将坠落的太阳。亦寓意着没落、衰亡，更是颓丧、沉沦。太宰治所作的《斜阳》，从一方面则寓意着二战败后的日本。旧有的社会秩序迅速崩离析分，传统的思维观念与刹那间彻底颠覆；混乱的思想矛盾交杂，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不歇，战争的后遗症特别强烈。由于太宰治在战争时期曾写过安抚大众的作品，便认为自己本身也参与到了战争中，有着很深刻的负罪感。然而日本国民的集体却无丝毫“罪”意识，他深为之痛惜。尤其是那些军国主义者，在战争时赞美战争，在战败后居然立刻改换门庭，转而鼓吹起民主与政治，如此善变的嘴脸，丝毫没有参与战争的罪恶感，完全没有自我反省。他在给恩师的信中写道“受媒体煽动去鼓吹民主主义的事我可不干，所有日本人都参与到了战争中。”太宰治认为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只是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愿去承认。于是他开始思考，开始义无反顾地追求那不受政治左右的‘真’文学，希冀让世人能看清所有人身上共有的不愿被揭穿的那些弱点:自私、伪善、虚荣与冷漠。

　　“讲什么正义，说什么信实，谈什么爱，仔细想想，全都是粉饰太平的东西。杀了别人好让自己活下来，这不才是人类世界的准则吗。啊，一切都愚蠢透了。我就是丑陋的背叛者。你们爱怎样就随便你们吧。”此番言论，直至内心。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的直治出身于贵族世家，又直接参与过战争。他的生活是战败后日本贵族在社会中的生活现状的一幅袖珍图。作为贵族成员，他必须面对贵族势力崩塌逝去而后消散的战后年代；作为参与过战争的贵族成员，他又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痛苦、绝望。其一，战争使贵族日趋没落，昔日的风华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有些贵族沦落至连平民都不如的凄惨境地。彼时的社会，唯有“虚伪，疯狗，吹牛家和在云上撒尿的人”，这样的贵族是，直治耻于为伍，这样的生活，也使他难以忍受。其二，战争中的惨烈让直治的心灵和人生价值受到猛烈的冲击。他反感战争，不满于战后的生存现实，他有罪，试图反抗、妄图救赎，想成为“真正的贵族”，真正的融入到大众之中，但现实将他的幻想击得粉碎。

　　深陷痛苦、绝望的直治，曾整日醉酒嫖妓，靠鸦片麻醉自己，用过着颓废无赖生活的方式默默的宣称着对战后世界的不满和反抗。太宰治究其自身，因罹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治疗期间服用大量镇痛剂导致药物中毒，他几乎每天都要注射麻醉品和酗酒。作家坂口安吾说：“很长一段时间，吗啡成了他的日常膳食。每天要喝2000円的烧酒，但住处漏水，却不曾修缮。”。在这种颓废矛盾的生活中，昔日存于回忆，亦找不到生存的价值，最终陷入极度空虚的绝望。

　　罪的本义是指作恶或犯法的行为，但这里的“罪”并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指从出生到活着的现在种种过往之中的“罪”。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时候，相对的也会对自身产生罪恶感。这些“罪”，有些在不经意之间，有些却是故意犯下的，这都是罪过。罪与罚并不具有相等性。本文中所探讨研究的太宰治小说中的“罪”不同于限于社会上的道德和法律，而是让自己感到深深厌恶、羞愧以及自己本身无法消化但又扎根其中的——对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太宰治的小说人物，亦是其影子的刻画与呐喊，生存社会群体之间，尽管拥有独到的认知，别人却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被强迫也自愿脱离所谓的‘主流’，是一种多余且边缘的存在。

　　太宰治在《女生徒》里面构写了这样一段话：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苦楚。如果将来我们变成了大人，那么我们的痛苦、寂寞都是很可笑的，也许没什么可追忆的……只好置之不顾，就像得了麻疹病一样。我们每天郁郁不乐，爱发脾气，甚至有人在此期间因走上邪路、彻底堕落，造成无可挽回之身，从此断送了自己的人生。而且，还有人把心一横就自杀了。当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世上的人们就会可惜地说：“啊，如果再活长一点，就会懂得了。”

　　太宰治对于“人”这个身份有着别致的考量，现实中却没有人能够达到他内心深处所认同的那种人格高度，尽管他自己也包含在其中。他用尽全力的向这个世界去寻求爱，去寻求幸福，但往往落得空虚。于是，他便想到了逃离，几经寻觅后仍避无可避。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太宰治坠入了一种无以为继的生存状态。他背负着丑恶、可憎而且永不可能完美相宜的灵魂与肉体，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对‘人’这种生物的怜悯，是为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的羞耻，也是对自己无法救人甚至无法自救的歉疚。

　　回归太宰治的一生，不难发现其因官家的出身而太早见识人情世故冷暖丑恶；与家人不和睦；偶像的去世；卷入政治问题的矛盾但又无力改变的心理；情路不顺，曾被信任的妻子背叛；文学之路坎坷。多次对某些事抱有绝望和虚无的希望，却总是被推下断崖。这一切一切的都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对生而为人的歉意。

　　佛偈：众生皆苦。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太宰治作品中所表现出生而为人的“罪”或许是因为他太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苦都是人的本性之苦。

　　太宰治思维深处：对于人，我总是恐惧地颤抖。身为人类的自己，对自己的那份言行举止也会毫无自信，之后便会将懊恼悄无声息的收纳在胸口小小的空盒里，亦会将那份忧郁，神经质狠着劲儿地隐藏起来，试图努力地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样子，渐渐地愈发成为一个娱乐他人的怪胎。无论怎样都好，任人取笑也罢，这样一来，人们应该不会在意我置身在他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了吗？总之，不能碍着他们那些人的眼，我并不存在，是一阵虚渺的风，我越来越这么强烈地这样认为。而在家人的眼中，有这样想法的太宰治，又何尝不是个格格不入的异类呢。

　　在《人间失格》一书中将太宰治恐惧被他人抛弃的“罪”借由主人公叶藏呈现。主人公叶藏从小生活在对人的恐惧中，从手记的开始就提到：“霾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这意味着无法被他人理解，这意味着不能在他人面前表露出‘真实’的自己。“我与旁人几乎无法交谈，因我既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何谈起，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他人。那是我对人类最好的求爱。”为了让自己融人玩伴融人集体，打小时候起就像猴子一样逗乐讨好周围的人，惹笑周围的人。

　　在日本集体主义的主流文化中，非常强调“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个交流准则，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使得人们常常无法将自己的存在视为理所应当。恰恰相反，会因为自己表现的不完美，而心生责备，认为自己给他人、集体带去了麻烦。太宰治小说中所投射出来的恐惧被他人抛弃的“罪”，亦逃不开日本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刻板影响。

　　太宰治数次自杀，并且多次是携同女性一起殉情。在《人间失格》书中的主角叶藏结识了酒吧的招待女，两人都对生活心灰意冷，共同相约在镰仓海边一起跳海。而在现实中，太宰治亦与银座酒吧女侍员携手跳海，结果是太宰治被救起，但是和他一起自杀的田部目津子却因此身亡。正是从那时起，太宰治一生伴随着深深的自责，活在罪恶感之下。其代表名作《斜阳》便是以津子的日记为蓝本的，文中的女主人公也以津子为原型。在那个时期，太宰治内心是何等的矛盾，他虽然知道这样做对不起妻子（适时太宰治已与石原美知子结婚生活），可是他已经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浓浓的愧疚和复杂的罪恶感袭来，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他恍恍惚惚。他，躲的了么？其实也不想躲。承认罢，自己的确是罪人。

　　太宰治的《维庸之妻》里包含着以一曲悲歌进而发展至一种对虚无幻灭的叹息感。他在小说中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因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被莫名的不安情绪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诗人的故事。深究其颓废堕落的原因，被妻子一语说中：“像玩扑克牌一样，负的全部收齐，就交成了正的。”。“维庸”这个词,原是指一个中古世纪的法国诗人，他有着狂傲不羁的性格和自由的灵性，他在当时被英国统治下的巴黎和一群无业青年在一起酗酒斗殴、偷盗调戏女人、午夜游荡，做尽一切堕落之事。所以太宰治才似乎相信，人只有在内心深处抱有虚无感，才会具有善的秉性

　　直治在小说中，还有一些有反抗救赎的意味，但是小说中直治的老师上原二郎则体验着动物性的享乐和无可救药的放纵。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却又极力否定自己的家庭；一边努力与其对抗，一边又离不开它；这种矛盾的迷惑中以及继而带来的堕落在上原身上极为明显。此外，上原还充满了破灭的思想，他连叹“生命，艺术，人类的黄昏”，称“我在拼命喝酒，活着使我想到悲哀。不是什么苦闷，寂寞之类的东西，而是悲哀。”悲哀是一种更深沉的痛苦，充斥着强烈的凄凉、压抑，以及对周围一切幻灭的绝望。

　　中国古诗有云“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似乎太宰治就像那彳亍于天涯的“断肠人”。借酒消愁，用颓废堕落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复杂的情绪。他的堕落之“罪”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迷乱颓废呢？

　　从“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至“沉沦堕落的这种逃亡”，本来太宰治就是一个天生背负着种种债务的人，无论是出生于他那种家庭，还是生来不是长子而是第四个儿子，亦无论是被赋予了那种充满自矜和矫饰的纤柔感受性，还是被负债感所折磨以至于五次三番的企图自杀并将女子卷入其中，这一切对太宰治来说，作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骨铭心的，正是这种罪恶意识变成了解读太宰治文学的钥匙。

　　其一：通过对太宰治小说的阅读研究，在其行文布局中刻画出来的普罗大众，平凡中掩藏着疲惫，平淡中酝酿着痛苦；其二：品味太宰治的小说，其悲怆的文学侧面，无不展现着对内心活动最真实的勾勒，对思想交杂最真切的刻画。无所顾忌的去追求“人性的解放”，叫喊和反抗虽显苍白无力，则以堕落的文字，孤独的精神去寻求那虚构未来的世界。

　　从太宰治生活经历看，当时日本，正处于一个旧道德秩序、军国主义交杂的时期。今天，当我们阅读太宰治的小说，并没有很多隔阂感，有时亦能产生一种共鸣。也许，在如今的工业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束缚自由，甚至抹杀自我个体，依然叫人心寒。独立于这社会，想要保留心中那个本真，也同样面临会像太宰治那样被边缘化，即如“人间失格”的危险处境。太宰治的文章本在自我描写、刻画，而言语中却从不经意间触碰着读者那即将被磨成大众模子的真实灵魂，我们或许该重新思量下自己的精神处境。

　　本文以太宰治的小说为主要线索，沿革日本战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太宰治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加深刻的了解太宰治的颓废文学。通过太宰治，见识到这一代表人物所透显出来的“无赖派”文学思潮，以及这一文学流派在战后日本文学转型时期起到的关键作用，了解到社会的混杂变革下对人民大众的深远影响。然后，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其小说的研究现状整理与总结，独特的以“罪”的意识角度，领悟到人性在追求真善、纯粹的同时，更应该与现实的客观条件所适应、匹配，对比当前的社会现状觉察到‘人’本身的懦弱性、渺小感；学习到太宰治小说所传达的开拓精神和无畏思想；积极地在自我价值的实现道路上，追求个体自由，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本文粗浅的揭示了其小说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要义，有不足之处，还望老师悉心批判并提出意见建议。

　　[1]邹乃馨.太宰治《斜阳》的人物像[D].湖南大学.2009

　　[2]太宰治.《维庸之妻》.陈龄译.重庆出版社.2013.8

　　[3]张嘉林、杨伟译.《斜阳》.重庆出版社.2008.10

　　[4]许时嘉译.《人间失格》.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0

　　[5]李桂芳译.《女生徒》.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0

　　[6]马杰、郭小超译.《潘多拉的盒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0

　　[7]李恒.罪意识的直接承担者——解读太宰治的《斜阳》.理界论.2008年第10期

　　[8]刘炳范著.《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

　　[9]刘炳范著.《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2期

　　[10]李德纯著.《人生的扭曲——漫谈日本无赖派文学》.读书.1990年第2期

　　[11]一欧、子维才著.《太宰治的生活与创作》.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2期

　　[12]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2001

　　[13]于畅冰著.《论述太宰治文学前期到中期的转变》.科普文化

　　[14]叶渭渠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