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世言》教化功能探析

【摘要】：自《型世言》发现以来，其价值就一直以来是学界讨论的重点，而教化功能先行并统领全书布局和内容则为此书的根本所在。本文则旨在通过分析文化传统、作者经历解释《型世言》被附以教化功能的起因与合理性；通过比对书中故事取材与现世社会，寻找其教化的对象，理解其教化功能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叙事特点、结构、模式三方面讨论《型世言》教化功能展现手段的特殊性；通过比较本事素材以及同源作品，对其文学意义和教化功能进行再评价。

【关键词】：《型世言》；教化功能；起因；取材；手段；评价

引言

《型世言》是明末拟话本小说集，作者陆人龙，成书于崇祯四年或五年（学界尚有争议）。全书共十卷，四十回。1992年，韩国学者朴在渊、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相继发现《型世言》，并各自出版校注以及研究著作，失佚了三百多年的《型世言》进入公众视线，并在学界掀起了研究热。在《型世言》教化功能的成因方面，前期研究中已有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进行的探索。顾克勇在《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文学研究》中论述了儒家思想的历史统治地位、明末新旧思想混杂、政治矛盾等现实因素对《型世言》教化意图的影响；在《型世言》的取材内容方面，学者们以各自标准对各回目题材进行了分类，也有学者对于其本事进行了整理。胡莲玉将书中题材内容分为爱情婚姻、神鬼异事、公案故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王平指出《型世言》反应了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经营活动的场景，肯定了《型世言》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展现。井玉贵则着重探讨了《型世言》对晚明吏治的关注；在《型世言》的艺术手法方面，将其与“三言二拍”进行比较研究的讨论较多，其中多带有批判色彩。学者吴金梅认为相比于“三言”“二拍”的叙述者更具个性化的参与感，陆人龙更像是充当了一种社会尺度的代言人。顾克勇则从其语言特色、叙事技巧以及其对话本小说体制变革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肯定，但直言其与“三言二拍”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差距。

综上所述，前期对《型世言》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经较为系统，这为本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是仍有一些角度和领域前期研究较少，值得进一步充实：首先，前期研究多以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分类研究，但是以教化功能为统领以及讨论中心的研究还较少；此外，前期研究多是将时代背景放置于讨论成书原因的部分，未联系书中回目来讨论其教化意图的现实意义；最后，前期研究多用《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进行写作内容、手法方面的比较，并以此判别其作用地位，而对其与本事素材、其他同源作品的比较分析较少。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明末拟话本小说做出这样评价：“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而《型世言》也常因其鲜明的教化意图被归为这一类末流小说。

本文旨在以《型世言》教化功能为讨论中心，从多角度探讨其起因与合理性；通过比对书中故事取材与现世社会，理解其教化功能的现实意义，并探索其叙事特点；结合前人研究以及笔者感悟，对《型世言》是否是“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之流进行讨论，对其思想内涵及文学意义做出一个客观的再评价。

1、《型世言》教化功能的起因

1.1绵延千年的教化传统

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是指文学对世情民风起到的规训作用，是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上至先秦时代的文献下至近代文学作品，先贤们在谈及文学的功用时必然不会脱离其道德教化作用。一直以来，《型世言》以其“以为世型”“树型今世”的创作目的，被人们视为明代末期教化小说的代表。但事实上，文学作品的劝善教化功能并不是明朝末期文学的专属，它一直都是蕴含在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母题。

《周易》中谈到“人文”的功用就是教化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乐记》中有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有以下观点：“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主张使音乐与政治统治相结合，更赋予了音乐建设道德伦理、塑造社会良好风气的重任。虽然此处讲述的是音乐的作用，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因此此处实际上也是对文学功用的描述。《诗大序》中也着重点出了《诗经》对于道德观念、礼教风化的意义：“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也是对《诗经》教化功能的侧面反应。

除此之外，除了对于文学教化功能的评述，中国古代典籍中还有大量直接载入道德说教的内容。盛行于世的诸子训诫本身就是对立身处世、社交、治国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教化。汉代董仲舒曾经说过:“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能够看出他对于教化的重视程度。唐代之后，皇帝李世民大力推行“教化论”，并有“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弥风导俗，莫尚于文。”的言论，将在两晋时期边缘化的文学教化论又抬上了神坛。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文人学者对文学教化功用的认识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还出现了相传是中国第一部善书的《太上感应篇》，这是宋人将劝善教化发挥到纯粹和极致的表现。

到了明朝，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兴起，教化活动以一种更加开放和通俗的方式深入民间，小说、戏剧、说唱等通俗的文艺形式也成为了教化劝善活动的重要载体。一系列教化意图鲜明的作品涌现，如以“喻世”、“警世”、“醒世”为题的“三言”，又如以树型今世为寓意的《型世言》。文人们在作品序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如《醒世恒言》叙曰:“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点明三本书的主旨是如出一辙的，那就是导愚适俗的教化功能。除此之外，作者又提出了将“三言”作为经史的补充，拔高了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又如《喻世明言》的叙中不仅道出了拟话本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的教化功用，更认为其有高于经书的动人之处：“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此外，冯梦龙为《石点头》做的序中，也点出本书就是讽世说教之作：“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鸳鸯针》的作者更是在序文中提出小说如针砭，可以医民治国，揭露现世社会已经步入趋名逐利的膏肓之境，提出欲“痛下顶门毒棒”以救世济民，医王治国的目的。

由此可见，教化功能一直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母题。到了明朝，以小说行教化之作用的现象更加普遍，而本文讨论的《型世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除了直白的书名，《型世言》中还有一些直抒胸臆的评议，也能够揭示其教化主旨。如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的文末评议中，就将铁氏二女的传闻视作“宜合纪之以为世型也”；第三回《悍妇计去孀姑孝子生还老母》的小引中也点明了文章“真可树型今世”的目标。

1.2作者身世的影响

除了上述教化传统的影响，作者的个人经历也对《型世言》突显的教化功能有着重要影响。

历史上对于陆人龙的记载较少，生卒年不详，他字君翼，浙江钱塘人。而其兄长陆云龙则作为明代较为活跃的评选家、小说家则留下了更多痕迹。陆云龙，字雨侯，号蜕庵，开设书肆峥霄馆，生于万历15年（1587年），卒于康熙5年（1666年）。陆氏兄弟的父亲早逝，此后家道中落，五个孩子与两位寡母一起生活。陆云龙对两位母亲的评价极高：“予生母,身生予姊弟凡五人，而嫡母倪，悉视犹己出,各观其成人,两母又茹荼饮苦称未亡者二十余年。三迁断机不殊孟，截发剉荐不殊陶……”可以看出，两位母亲对于父亲早逝的陆氏兄弟来说有深远的影响。从陆云龙对两位母亲的赞颂中可以看出，他对两位母亲言传身教的传统思想是十分认同的，两位母亲对五个孩子的鞭策也让他充满感恩之情，还将两位母亲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孟母和陶母相比。因此，笔者认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对传统妇德的极力鼓吹极有可能是其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陆云龙一些文字了解到陆氏家族在当时的衰败贫困。他在《翠娱阁近言自题》中写道：“贫不撤学,贱犹好书,因萤破暗,希明己在儿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陆家家境的清贫。不仅如此，当时家庭的重担全部都压陆云龙身上：“孽兄方揖外侮，后不能自存，仍绸恤之;友爱胞弟君翼，不忍析箸,弟喜自私，终不怨也”因此起先有着雄心壮志的陆云龙，因为屡试不举，再加上家境的拖累，只能辗转至最终以刊刻谋生。根据有限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推测陆人龙也应该是一生没有取得功名，与其兄一起经营陆氏峥霄馆。因此，沦落在社会底层并且空有一腔抱负的陆人龙就只能通过刊刻小说的方式，以寻找其匡扶正义、肃清风气的出口。

2、《型世言》教化功能的文本展现

在前期对《型世言》思想内涵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书中鲜明的教化意图。李奕和吴建国认为《型世言》几乎就是一本“教化至上”的伦理教科书。胡莲玉对《型世言》的评价是：“首先设定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去论证，尤其是在这些正面褒扬的作品中，更是主题先行，这样自然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所在。”并视《型世言》为为了行教化而作小说的典范。

下文，笔者会从《型世言》题材内容的选择分类、现实主义叙述特点、较高的作者参与度以及因果报应的行文模式四个方面，对《型世言》教化意图的文本展现进行讨论。

2.1《型世言》教化主旨类析

从《型世言》故事的编排来看，作者根据各个回目的教化主旨及手段，进行了富有逻辑的安排。全书四十回，前二十回都是正面的颂扬，而后面二十回则基本上都是从反面进行批判。以下是笔者按照题材所做的分类。（为了便于归纳，对于不止一个主旨的回目，笔者根据作者写作的重心以及评议的倾向性选取了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主旨。）

以正面褒扬为手段的篇目包括：赞扬忠贤臣子官吏的题材6篇：第八回《矢智终成智盟忠自得忠》、第十二回《宝钗归仕女奇药起忠臣》、第十七回《逃阴山运智南还破石城抒忠靖贼》、第二十二回《任金刚计劫库张知县智擒盗》、第二十四回《飞檄成功离唇齿掷杯授首殪鲸鲵》；褒扬孝子孝女的题材4篇：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第三回《悍妇计去孀姑孝子生还老母》、第四回《寸心远格神明片肝顿苏祖母》、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称颂完节贞女的题材4篇：第一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第六回《完令节冰心独抱全姑丑冷韵千秋》、第十回《烈妇忍死殉夫贤媪割爱成女》、第十六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赞扬贤妻的题材1篇：第十八回《拔沦落才王君择婿破儿女态季兰成夫》；钦赞有义之士的题材6篇：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第十三回《击豪强徒报师恩代成狱弟脱兄难》、第十四回《千秋盟友谊双璧返他乡》、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第十九回《捐金有意怜穷卜屯无心得地》；赞颂抵制淫欲的正人君子的题材2篇：第十一回《毁新诗少年矢志诉旧恨淫女还乡》、第二十回《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

从侧面或反面进行批判衬托的篇目包括：对奸诈侜张、坑蒙拐骗行径的讽刺题材7篇：第二十六回《吴郎妄意院中花奸棍巧施云里手》、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第二十八回《痴郎被困名缰恶髡竟投利网》、第二十九回《妙智淫色杀身徐行贪财受报》、第三十回《张继良巧窃篆曾司训计完璧》、第三十二回《三猾空作寄邮一鼎终归故主》、第三十六回《勘血指太守矜奇赚金冠杜生雪屈》；对作奸行凶、谋财害命恶行的批判题材5篇：第二十一回《匿头计占红颜发棺立苏呆婿》、第二十三回《白镪动心交谊绝双猪入梦死冤明》、第二十五回《凶徒失妻失财善士得妇得货》、第三十三回《凶徒失妻失财善士得妇得货》、第三十五回《前世怨徐文伏罪两生冤无垢复仇》；对不义薄情之人的批判题材1篇：第三十一回阴《功吏位登二品薄幸夫空有千金》（作者在文中设置了有义之人与无义之人的正反比较）；对宦官当道的社会现状的控诉1篇：第三十七回《西安府夫别妻郃阳县男化女》。

此外还有以神仙妖怪为描写对象的回目共4篇，因其写作主旨较难归类，以下我将分别讨论。

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缘蒋郎终偕伉俪》中讲述了蒋日休因思淫欲，被狐妖所惑，后狐妖行迹败露，帮助蒋日休如愿与文姬完婚的故事。值得探讨的是，在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同源演绎篇目。凌濛初在行文中显露出了浪漫的尚情色彩，甚至在篇末发出了“有等痴心的，就恨怎生我偏不撞着狐精”的感慨。而陆人龙在铺演故事的始末都坚定地站在道德教化的高台，篇首更有他严词厉色的训诫：“为殷勤寄语少年，须自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中蒋生与狐妖相逢的际遇，在陆人龙眼中不过是用以作为“好色之戒”的工具。

第三十九回《蚌珠巧乞护身符妖蛟竟死诛邪檄》的写作主旨是肯定刚正精忱的德行，作者认为只要德行足够完满坚定，就可以有驱魔避害的能力。第四十回《陈御史错认仙姑张真人立辨猴诈》则是借猴精惑人抒发对于沐猴而冠者的讽刺，并发表邪魔终不能迷惑明眼人的宣言。由此可见，虽然第三十九、四十回都以妖魔鬼怪为故事的主要角色，但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的是邪不胜正、有德必能抗邪的思想信念。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在有神秘魔幻色彩的故事题材中，作者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树型今世”的终极意图，乐此不疲地呼吁读者树立德行，坚定地进行训诫和教化。

四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十四回《奇颠清俗累仙术动朝廷》。作者为我们描写了一个知兴知机、识救天子的周颠仙。其中，不论是文前的诗词、小叙还是文末的评议都没有严肃的说教成分。因此，笔者认为第三十四回是《型世言》中仅有的一篇纯粹书写神鬼异事的文章。

根据上文对全书四十回故事题材的分类探讨，我们可以知道，《型世言》全书（除了第三十四回）都是以教化意图为起点，以忠、孝、节、义等传统教条为标准，以正面颂扬、反面对比为叙述手法展开的教化故事。

2.2对明代社会的实录式摹写

从《型世言》中故事的时代来看，全书四十回故事中，只有三回是未精确说明时代的（第十五回、第二十六回、第二十九回），其余三十七回均是发生在明代。根据已有研究，虽然我们能在宋代文献中找到与第十五回相似的事件，但第十五回中的部分描写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比如“四川保宁府”的说法、文中提到的纳监秀才还有沈刚与一干“破落户财主”结成十个兄弟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陆人龙应该是套用了宋文中的本事，又将其与明代现实进行了结合。

再从《型世言》故事的题材来看，基本上都是对社会生活题材的评判。

事实上，《型世言》中故事的构成并非是单薄的一元，除了上述分类中的写作主旨，每个故事中还遍布了作者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评判教化，而我认为书中所反映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正是陆人龙想要著书型世的源动力之一。这样的实录精神给小说平添了一份真切和深刻，也让作者的教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包含了对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如一些重大战役以及明末倭寇四起的社会环境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还有针对许多社会现象的教化批判，以下我将分别论述。

首先，《型世言》中有许多揭示明代科考现实的章节，包含了作者对畸形规则的辛辣讽刺。如第十二回中，作者赤裸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科举的腐败现状：“季考也假眼瞎，任这些人代考抄窃，止取几个名士放在前列罢了。还有些无耻的，在外面说局诈人。”第十五回中，沈阆溺爱独子，怕其读书劳神，则用金银为其谋取名次。这也正应了好事恶奴在其子沈刚耳边撺掇的那般：“有了三百两，怕不是个秀才？讨这等苦！”科考功名成了用金钱换取的商品，说话者的不屑和理所当然，揭露的是畸形的社会现象，也表现了作者的嘲讽之情。第十八回中，堂堂太守的儿子女婿却都是酒囊饭袋，靠着父亲丈人骗得头巾，而真正有才学的李实甫却功名不成，箕裘未绍。社会现实越是荒谬惨淡，作者的讽刺和批判也越是深沉。

除此之外，陆人龙对在浊世中丢弃气节道义的下层文人也进行了毫不手软的讽刺和深恶痛绝的告诫。如第三十二回的故事中，读书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那些唯利是图的考官手上，他们只把那些送了钱财打点经营的列为一二等，而剩下的反倒是些真才实学者。短短几行，作者对科考中“求才还要求财”的畸形规则的讽刺和批判跃然纸上。又如第二十七回描写了一个投机倒把的教书先生钱公布，凭借弄虚作假、代考覆试等勾当谋取利益。本文在向我们揭示了明代科举中舞弊代考现象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当时混沌的读书风气的扼腕痛心。对知识分子中有才无德、误人子弟的群体，作者抒发了严厉的训诫，正如文前评议中说的那样，此回是为了“醒贪夫之误人子弟”，批判“愚蒙之教师”。

除了混沌的科考制度，作者对于政治生活的深刻批判和教化还体现在对官场现实的揭露讽刺。第十四回中王孟端与其友人关于官场的讨论则能让我们窥见其中不堪：贪官“不晓政事，一味要钱”；酷官“不惟要钱，又大杀戮”；蠢官“嫉贤妒能，妄作妄为”随后王孟端又大批恶吏嘴脸，表明绝不入官场的决心。此处，陆人龙在表现王孟端遗世独立形象的同时，更是借王之口抒发了对于官场尸位素餐、腐败混沌现状的大力批判。除了上述反面的讽刺，书中还有更多直抒胸臆的评议，道出了作者对于为官之道的见解。第三十回中，作者在极尽描述了官府从上到下的腐坏境地之后，发表了一通教化议论：“一班狡猾的驾着，有钱要撰，有势就使，只顾自饭碗里满，便到充军摆站，败坏甚名检……此是可笑之甚。”这是作者对于为官之人秉公清正，不可徇私枉法的劝诫，正如此回序文中写的那样，此篇是“鬼窟中之秦镜，士大夫之指南”。又如第二十九回中，官宦子弟徐公子在撞破污僧的淫秽勾当时，趁机敲诈勒索了一笔，在他告知自己的州同父亲时，得到的回应竟是：“怎不着人来通知我？可得千金，轻放了，轻放了!”“你不老到！”为官之人，竟敲诈成性，贪狠至此，令人唏嘘。作者通过对官场现状的赤裸揭露，极力抒发批判之情，并在文末发出深切的呼告和劝诫：“酒色财气四字，致死至祸，特即拈出，以资世人警省”“就此事悟其非，则入于贤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写恶批恶的最终目的依然是省人劝善向贤，字里行间的教化意味显而易见。

另外，陆人龙还将视野转移到了社会各个污秽不堪的角落，对于社会中混乱的两性关系以及盛行男风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判。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对佛门圣地的腥辣揭露，本该“六根清净”的和尚尼姑成了沆瀣一气、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越大，讽刺就越深刻，教化的现实批判意义也就越大。如第二十八回中的道睿和尚就打着“算人功名”的幌子故弄玄虚，抓住读书人好求功名的投机心理，伺机布局诈骗，甚至明抢勒索以填欲壑，好在最终得到报应，下监惨死。作者作了一颂子进行讽刺，告诫读者由贪念引起的财心淫欲最终都只会成一滩泥淖，不论是和尚的贪痴还是秀才的贪愚都“可谓冒进的鉴戒”。又如第二十九回更包含着作者要想警醒世人远离“酒色财气”的良苦用心。此回中，“酒色财气”无一不沾的假道奸僧，为了满足淫欲，将寺庙改造成寻欢作乐的藏污之所。文中穿插作者不掩批讽的诗句：“脂香粉腻惹袈裟，醉拥狂淫笑眼斜……披缁只合演三车，眷恋红妆造祸芽。”这是陆人龙对淫僧的唾骂，也是其对酒色遗祸的揭露，而其最终目的仍是省发迷途之人回归正道，正如他在文章开头的感慨那样，此回中的人事报应都逃不出“酒色财气”四字，“觉件件受害都在里边，实可省人”。

与此同时，陆人龙还提到了明朝社会中一类娇媚阴柔的男子。在对他们的描述中，作者总是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喜用风流、媚态等词形容，将之与奸邪、祸水挂钩。如三十回中的张继良先是寄宿友人家，与友人牵扯勾连不清；后被纳入寺庙，与和尚缠绵；后又被知县相中，逐渐仗势揽权，行了许多不义之事。作者在文前诗词中，直接将此类人物列入理贤的对立面，并直言有识之士应该刚毅正直、明察秋毫，不被私情障目，方能青史垂名：“英雄好自斟量，猛然须奋刚肠。理破柔情，力消欢爱，千古名芳。”这无疑是非常直白的训诫。第三十七回则讲述了一个男子因生疮愈后成女人的奇异故事。在刻画这一故事之前，作者列举了两例前朝男女易性的故事，认为这是奸臣当朝，上天示象的结果。作者还大批因为明朝阉臣宦官当道，便有小人涂脂抹粉，溜须拍马，极尽阿谀，才会造成“举朝皆妾妇”的结果，并发出了悲切的感叹：“举世趋柔媚，凭谁问丈夫？”因此，本回看似写了一桩男子变性成女子的奇闻异事，实是作者借此抒发了对上层社会阉奴当道的悲愤之情，是作者对于社会现状的大声质问，更是作者对当世士人气度心性的叩问和警训。

2.3叙述者的参与度

《型世言》的另一个重要的叙述特点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参与度很高。作者并不将自己割裂在文本以外，更多时候，他在讲述的时候已经站定了自己的立场，因此《型世言》中立场鲜明的议论不在少数，文本中作者的高频率“现身”也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教化意味。

笔者认为作者在文本中的参与度主要体现在篇名、文前诗文、文中议论三个地方，以下我将分点论述。

首先是许多回目中包含着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形容词汇，如第一回中的“烈士”、“贞女”；第三回的“悍妇”、“孝子”；第五回的“淫妇”、“侠士”；第十回的“烈妇”、“贤媪”；第二十七回的“贪花郎”、“利财奴”；第二十五回的“凶徒”、“奸棍”等，这样在人物前冠上形容词修饰的做法，能使我们在读完篇名之后，不仅可以准确分辨本回故事中人物事件的善恶美丑，还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作者的感情倾向以及教化内涵指向。

其次，《型世言》中的大部分篇目都由诗文开篇，这些诗文多是对故事的提炼，其中也不乏直接包含作者评议和劝诫的内容。第四回文前的诗句中，陆人龙的立场已经非常鲜明。他认为此回中孙女割肝救亲的行为“死亲岂非良”、“千古名字香”，这无疑是极高的赞扬，表现了其对传统孝道的追捧。又如第三十三回中，文前的诗句“鉴郎奸难匿，威神恶必亡。”表现了作者对善恶有报的坚信，这是作者进行劝善活动的重要支撑，也成为书中许多故事行文的经典模式（后文会详述）。再如第三十七回的文前诗句：“狐颜同妾妇，猥骨似侏儒。”此处，陆人龙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了对男子女性化现象的鄙夷和讽刺，另有“莫嗟人异化，宇内尽模糊！”一句更是说尽作者心头忧愤：现实社会宦奴当道，搅得官场乌烟瘴气，像自己这样胸怀抱负之人却只能空有一腔壮志，无处施展。这是作者对颠倒混沌官场的高声批判，也表现出其用文字敲醒世人的一种期待……可见，作者的情感倾向、道德立场频繁出现在了《型世言》故事的文前诗文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时候，作者的教化意图在开篇就已经显现。

除此之外，在展开正话之前，《型世言》的大部分篇目都将头回压缩为了简略的议论，而这样的议论无疑带着陆人龙的个人立场。此前大部分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在讲述正话之前，都会先安排一两个与正话相关或相反的小故事作为头回。对于以说话谋生的说书人来说，这样的安排第一是为了能在保留既有听众的同时，还能延长说书时间以招揽更多的听众，二是通过烘托、反衬等手段重点引出之后的正话，以达到说书的效果。而对于后期变成案头读本的拟话本小说来说，头回不再具备话本的现实功用。因此，后期的拟话本小说逐渐有了压缩头回、议论入话的倾向，而在《型世言》中，这样的模式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稳定。

与同时代的作品“二拍”相比，《型世言》打破了先前拟话本小说既重头回又重入话的传统。书中的大部分故事在进入正话前都不再像前人那样讲述数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而多是将事例压缩为简单的列举：如第四回里，在讲述十四岁少女割肝救祖母的故事之前，作者便用寥寥数语列举了两例“割肝救母”、“割心救父”的例子来引出正话。又如第九回中，作者在入话引入了三个孝子寻亲的故事，按照故事的离奇感人程度递进排列，并在读者的情绪达到最高点时引出正话：“如今说一个更奇特的……”除此之外，作者还会在入话中引入一些前人的诗词，并对其内涵意蕴进行论述，抒发观点。如第七回中，作者先是在开头创作了一首词，用古代典故点出红颜遗祸的主旨，又就此结论分类举例了无心之失和有意为之的两类情况。接下来他又引出两段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前人诗句，并就诗句进行反驳，再次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书中脱离具体故事或前人观点，直接进行议论的篇目也不在少数。如第六回中，正话描写了唐贵梅在丈夫死后，受到婆婆及其奸夫凌辱逼迫后，因面临全节与全孝的两难矛盾，最终选择上吊自杀的故事。在入话中，作者从五伦入手，论述姑媳关系的不易，又分别从婆婆和媳妇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各种可能产生不和的原因，最终得出只有一死才能既不失身又能全孝的结论，引出正话。

这样的议论有时也会在文末出现。如第十回文末，在说完故事之后，陆人龙并没有就此收束全文，而是发表了一番议论：“吾谓节妇不必以死竖节，而其能死者，必其能守者也。若一有畏刀避剑肚肠，毕竟可以摇动，后来必守不成。”这段议论看似是对妇女殉夫的再讨论，但实际上仍然以“妇女能否以死竖节”为标准进行评判，因此，作者通过此番议论又强化了此回故事的教化主旨。又如第三十八回文末作者的评述：“我又道：‘若非早觉，未免不死狐手，犹是好色之戒’”前文铺叙的人与狐妖的种种际遇缠绵，在作者眼中，不过是教化世人的“好色之戒”。短短一句，截断前文给读者留下的暧昧遐想，将之拨回封建教条的框架之中，这就是作者现身文末议论的教化意义。

2.4因果报应的讽刺手段

《型世言》中有一些故事的行文模式遵循了善恶报应的原则，最典型的例子有第十九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三回、第二十五回等，这是作者用因果报应的讽刺手段实现教化目的的表现。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古人对文章教化功能的重视是世代延绵的，本节笔者将着重讨论其中“惩恶劝善”的传统。“惩恶劝恶”作为教化传统范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有其历史传承的深厚积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教化常常以善恶报应这一伦理模式进行，这实际上基于中国古代民众普遍的社会认同之上。

吴震在其《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中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视为儒家传统的延续:儒家经典《春秋》、《诗经》的“劝善惩恶”之大义；《尚书》中“帝”、“天”、“报应”等思想显现出上古时代原始宗教的痕迹；汉代时期，善恶与赏罚结合的政治策略将惩恶劝善从理论思想落实为政治实践；魏晋时代劝善思想与鬼神文化结合；唐宋以后，佛道儒三教因为“劝善禁恶”这一旨意出现趋于弥合的思想风气……上述历史积淀与时代特点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晚明劝善思想的独特表现。吴震还指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梦想着用良知说来改变社会现状的同时，不得不求助“神明”等形式来做出对社会现实的正向或反向的回应。因此，对于当时的儒家士大夫来说，他们“并不是以理性排斥信仰，以道德取代宗教，而是对宗教、信仰等问题采取一种‘可为愚者道’的现实态度”。

因此，在晚明教化文学中出现的大量诸如“因果报应”、“妖魔神怪”等故事形式，看似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儒家相悖，其实有其自发的、历史性的渊源。它们实际上是儒家思想在特殊时代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佛道二家影响的结果。

在《型世言》中，作者为了达到某种说教目的，也会运用因果报应或谶语的方式对文中的“失德之人”进行惩戒，对符合其价值评判的“好人物”给予善报。善得善终，恶有恶报的体系，成为作者输出思想的典型手段，也成为全书许多故事的基本构架。如第十一回中就有谶语作为线索：谢芳卿在向陆仲含表白时说道：“我自负才貌，常恐落村人之手……”但后来因其“不守节义”，随人私奔后被人拐骗入娼家，虽然最终所幸得赎，但以“嫁与一附近农家”为终。

笔者在比较《型世言》中善恶报应故事时，发现作者在安排善人善事和恶人恶事的报应时，有不同的实现途径和模式，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书中对恶人的结局安排常常会披上宿命天道的神秘面纱，以一种魔幻的方式得以实现。如第三十三回中，在因为邑令断案不明，致使好人蒙冤入狱，而杀人凶手逍遥法外之时，一道天雷将七人劈死，实现了所谓的因果报应。借助神明来主持公道的想法断然是理想主义的,仿佛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平衡，不惜以扭曲故事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为代价进行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兄陆云龙在文后的评注中发出了这样的反问和沉思：“安得雷神遍天下乎？”的确，如今当道的县令多是以淫威欺压百姓，真正明智能断的又有几个？为百姓伸冤撑腰的愿望难道只能寄托给虚妄的雷神吗？因此，此处作者为这篇“天雷诛歹”的报应故事赋予了现实意义，揭示了冤假错案泛滥的社会现实，拔高了本文的境界。

第三十五回中，作者更是借用了一个投胎转世的方式让冤情得以伸张，恶人受到惩戒。徐文夫妇因为觊觎和尚无垢的钱财设计谋害了他，谁知他们的儿子竟是无垢投胎转世。他们的儿子在外温良和顺，归家却暴烈忤逆，官府经过一番调查后，最终真相大白，坏人因此得到了惩罚，好人的冤情也得以伸张。此篇的因果报应正是以“转世投胎”这一经典模式得以体现。

而书中对于善人善事的情节安排却往往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和大众心理，换句话说，其现实性更强。从其描写的对象来看，《型世言》中没有任何具体的神灵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尺，而是将目光落在明朝的现实社会中，以史料或本朝传说作为基石进行再创作。如此贴近世俗的取材和描写对象，使得《型世言》有着比传统善书更加明显的亲和力，也有助于其更加广泛地被市民所接受。

从《型世言》中故事的结局安排来看，作者为书中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评判的好人安排的好结局不外乎仕途亨通和子嗣繁荣。陈时龙认为这样的情节安排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这是因为“明代科举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已为人所知。劝善以科举、子嗣为话题，就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关切。”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现象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这样的行文模式受到了《型世言》成书方式的影响。书中回目均是陆氏兄弟以征文的方式搜集，也就是说书中的故事大部分是有本事可查的，而陆人龙则是在既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虽然，他以严谨的写作态度、独特的写作风格为各个回目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制于本事材料。而《型世言》的本事故事多出自本朝笔记或传说，因此书中的结局设置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朝的社会思潮和传统认知的影响。

除了上述本事限制的因素外，笔者认为当时社会上盛行善书中的经典模式也会对《型世言》中故事的情节产生重要的影响。杨宗红在她的《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中，归纳了三类晚明话本小说与善书之间高度重合的叙事模式，分别是“贫贱者拾金不昧得官”、“无子短命者因积阴德得子添寿”、“救无辜者寿永且生子贵”。笔者在阅读《型世言》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其中两类经典模式的影子：第十二回讲述了一个忠臣义士，因为拾金不昧、直言进谏，积下阴德，最终渡过劫难，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故事。这与《为善阴骘》中裴度还带的情节相吻合，都是“贫贱者拾金不昧得官”的叙事模式；第十九回中林森甫最终求得功名的关键原因就是其早年的好施品质。他先前救下一位欲投河轻生的女子，积下了阴德，因此寻得好地安葬亲人，并最终官运亨通。又有第三十一回中的徐晞为人正直、肯恤孤怜寡，早年替人伸张正义，行善积德，积下了阴功，最终平步青云，官至二品。上述两回与杨宗红所说的第三类模式“救无辜者生永且生子贵”十分相像，虽然在最后福报的展现上有一些不同，但最终也都没有跳出仕途亨通或子嗣兴盛的范畴，这正是小说情节与盛行善书内容高度吻合的体现。

综上，基于源远流长的大众心理认同、儒释道三教合流影响以及盛行善书行文模式，《型世言》中善恶报应的讽刺模式成为陆人龙实现其教化意图的重要工具。

3、《型世言》教化功能的评价

3.1主题先行叙事带来的问题

教化先行的主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本艺术呈现上的缺陷。笔者认为，人物形象塑造的缺憾和情节安排中的一些疏漏是《型世言》中较为明显的两大问题。

3.1.1人物的扁平化、类型化倾向

在《型世言》的一些篇目中，出现了人物形象扁平化的问题。这一倾向在妇女形象塑造方面最为明显。以第十回为例，陆人龙在文章开头就发表了斩钉截铁的议论，将其认为的“贤哲”妇女分门别类：“一种是节妇，或是夫亡子幼……他始终一心，历青年皓首不变，如金石之坚；一种是烈妇，当夫之亡，便不欲独生，慷慨捐躯，不受遏抑，如火焰之烈。”在将妇女简单地以“亡夫后，妇女是否守节或者殉夫”为标准进行归类之后，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位传统女德模范——烈女陈雉儿的故事。

陈雉儿无疑是全篇故事中最能承担作者意志的重要角色，其形象理应最为丰满，但是在我看来，她却是整篇故事中，最缺乏真实感和人性本真的扁平符号。

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陆人龙对她的称呼上。陈雉儿明明拥有姓名，作者却只在开头交代背景时提了一下，后文全篇只以“烈女”两字称呼，仿佛其笔下人物仅仅只有支撑传统道德标准的意义。

除此之外，陈雉儿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在丈夫死后，陈雉儿为了彻底消除今后有碍守节的可能，不顾邻人亲戚的劝告阻拦，决绝地选择一死了之。在两次寻死的过程中，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的她却像一具木偶，没有一点语言或心理活动，给人一种过于机械的一心向死的感觉。我想这是作者太过于追求思想的表达，进而忽略了形象真实性的结果。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了本文与其本事的差异。前期的学者一致认为，此回的本事源于归子慕的《陶庵集·陶庵遗稿》卷三中的故事。学者顾克勇提出，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情节与本事有所不同之外，陆氏兄弟只是利用了他们书坊主的身份，将本事的文言文进行了对译。对于顾克勇这样的说法，我是不能完全认同的，因为他忽略了本文与归文间的一个很大不同。在归文的末尾，有一段描述揭示了陈雉儿坚定殉夫的原因：“去年里中某妇者，夫死，年少无子，而独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谓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这说明，本事中的陈雉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主动殉夫，其丈夫生前的意志才是她这一举措的关键所在。而陆人龙在演绎的过程中，则有意将本事中这一重要的片段删去。陆人龙的这一举动在《型世言》这样一部教化先行的作品中并不难理解：因为本事的情节与作者心里理想化的“烈妇”形象有偏差，并不足以把教化型世作用发挥到最大，所以将之视作终极目标的作者刻意删去了不利于传达思想的部分，将故事绝对理想化，塑造了一位足够纯粹、足够坚定的“烈妇”来支撑自己的理想，为世人塑造了一个标准的模范，以达到自己劝善的目的。

综上，以第十回为例，我们能看到陆人龙创作中不可忽视的疏漏。“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在书中许多地方存在，书中的一些人物成了宣扬教化的扁平符号，这也是《型世言》被指教化先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3.1.2情节安排难免失真与荒诞

书中一些情节设置的失真是《型世言》教化先行特点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前人讨论已经较为详尽，因此，笔者旨在列举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并着重将之与本事进行对比分析。

第四回《寸心远隔神明片肝顿苏祖母》描述了十四岁女孩割肝救祖母的故事。此前，张安峰已对此回的本事做了研究，据他考证，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中的卷三《丽水陈孝女传碑》就是本回的本事来源。因此，对于割肝救祖母这一离奇情节本身，我们不能归咎于陆人龙。但是，笔者想要进一步探讨陆人龙在演绎过程中造成的情节失真问题，这一问题在将陆人龙的演绎本与本事进行对比之后格外明显。

在本事中，陈妙珍在割肝不出时，表现出了恐惧和惊慌，这样的反应比较符合人物的年龄设定：“妙珍惧，乃掷杯，校卜于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悬……”妙珍害怕得丢掉了杯子，在俯身去拾的时候，肝才掉了出来。而在陆人龙的演绎中，这份恐惧却被彻底抹去，在看到皮破肉裂，肝却不出时，年仅十四岁的陈妙珍竟然没有一点慌张恐惧，而她的第一反应则是连忙向神明参拜叩头，并自责“孝不至”，全然是一个没有生理疼痛和心理恐惧的至孝之神，这样的情节安排未免过于荒诞。陆人龙为了书写一面至孝的旗帜，仿佛不惜牺牲人类情感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最终将原本就离奇的本事推向了更加荒诞的境地。

上述故事是《型世言》中情节演绎失真现象的一个代表，这是由于陆人龙过度关注教化意图，进而牺牲部分情节合理性所导致的。

3.2对传统儒学的重新审视——未必“诰诫连篇”

经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型世言》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方面受到了其教化意图的牵制，这也是一些学者将《型世言》归入拟话本末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顾克勇认为“《型世言》中充斥着陈腐的说教”，李奕、吴建国认为“《型世言》几乎变成了一本伦理教科书”。但是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仍然看到了作者对于现世社会和人情冷暖的关注，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了两处理应被隔离在传统儒学思想以外，却被陆人龙予以关注的“例外”。这让笔者认为陆人龙并未被传统儒家思想完全吞没，也让我相信，《型世言》并非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丝不苟的说教。

3.2.1对社会现实和人情冷暖的关注

作者对社会现实和人情的关注，是我认为《型世言》并非“诰诫连篇”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陆人龙并没有只顾灌输至高的教条而抹去其与现实的重重矛盾。如在第十回中，众亲戚面对年轻寡妇的态度并不是支持其殉夫，而是劝慰其另寻出路。他们的议论也能让读者窥见当时社会的面貌：“你看如今千个寡妇里边有几个守? 有几个死？”可见，冰冷的儒家规训并不再适用当时的社会，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陈旧的封建桎梏已经开始松动。

此外，陆人龙在叙述时也没有规避世俗人情与封建教条之间的矛盾，而是坦诚地揭示了两者的冲突。如第十回中，丈夫病重时对烈妇说的话教人感触颇深：“但若是我父母年力精强，还可照管得你，我可强你守；家事充足，你衣食不忧，我可强你守；若生得一男半女，你后日还望个出头，也可强你守。如今两个老人家年老……你的日子长，他的日子短，上边照管人少了。家中原止可过日，只为我攻书，又为我病费了好些，强你守也没得供膳你。到子嗣上……孕也没一两个月，要承继过房也没一个，叫你看着何人？况且你母亲年纪大，没有儿子，你去嫁得一个有钱有势丈夫，还可看顾你母亲。故此你只守我三年，以完我夫妇情谊便是。”这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的是打消烈妇以死守节的念头，可谓情真意切。

从亲戚之间的议论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有血有肉的寻常百姓并不盲目推崇妇女以死殉夫，他们更加关注个人，切近本我：“死是那一个不怕的？只是时间高兴说了嘴，若他细想想，割杀头痛，吊杀喉痛，就是拿这刀与索子，也手软。”

又如第十六回中，萧仲腾自知不好，就写下遗愿，让无子的妻子陈氏再嫁。对于年纪只有二十六岁的李氏也是寄予了关怀：“听他改嫁，不可索他的钱。”而其余的亲戚更是在一旁好言相劝，让她趁年轻找个好人家，将来好有个亲儿依靠。由此可见，陆人龙关注了当时人们最真实也是最现实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与高高在上的传统儒家教化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陆人龙并没有将三纲五常凌驾于世俗人心，也不仅仅只会一味脱离现实地说教，他仍然关注到了人之常情和恻隐之心。

综上，纵使《型世言》总体上坚定地站在了道德教化的高台之上，可是其中仍然包含许多宝贵的人情写照，作者并没有为了教化而抹去对现世社会和人情冷暖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型世言》中并不只有满篇的诰诫。

3.2.2对商业社会的关注

虽然，《型世言》中的教化主旨多通过陆人龙对儒家教条的卖力呐喊得以实现，书中仍有不少章节体现了传统儒家范畴以外的内容——对商业社会价值的关注。笔者认为，这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陆人龙自己本身也正处于商业经济中的一环，我们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能够彰显市民价值的地方。

如第三回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经商之家。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周于伦生长于酒坊世家，十五六岁就丢了书本，复兴家业，家境逐渐殷实。其妻掌珠也出生于开南货店的商人之家，因此本回故事的起承转合都与商品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商业社会中，妇人不再同以前一样闭门不出，有的甚至积极地主动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商业社会中交易贩卖的活动，使得妇女开始抛头露面，与社会各种角色都有了更多的交流。除此之外，商业活动促使商人频繁外出行商的属性，使得夫妻分离数月成为常事，这也为故事的走向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前提。

又如第十五回中，灵台山老仆沈实最终成了在沈家败落时力挽狂澜的关键所在，而对其经营手段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是对商业经济的反映。

第二十六回中描写的也是发生在两个商人之家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作者为我们真实地展现出了沿海地区的人民因地制宜，盐商聚集的繁荣景象，并在刻画一个悭吝好色的盐商吴尔辉的同时，为我们揭示了商人长期外出经商，导致夫妻异地的惨淡现实。

综上，我们可以在《型世言》中看到明代末期，商业活动在民间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繁忙场景，还可以深入到经商之家，了解到商人长年离家，远赴外地的日常与其中的心酸苦楚。书中对于经商致富案例的描述，也能表现出作者对商业活动价值的关注与认可。

3.2.3对圆滑为官之道的肯定

《型世言》对于科举官场的描写大都呈现一种批判揭露的态度，但通过对其中一些章节的研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官场中的一些手段伎俩是包容甚至欣赏的。

如第三十一回中，一直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徐晞却是以一种弄巧呈乖的小聪明获得了尚书的荐举。他建言在成本稿上添上两字，以免去管厂官吏赔补，以小聪明获取了尚书的信任。这样投机取巧的狡黠竟成了他仕途命运的转折，此后他的仕途一路顺遂，官至尚书，可见作者对于官场中的圆滑和小手段是承认甚至倾羡的。

又如第十八回中，作者赞颂了一位清官之子李实甫，他受尽清贫之苦以及贵族的讥讽，最终在贤妻的激励之下发愤图强。与此同时，丈人王太守知他力学，也暗中为他打点请托。在后面的考试中，李公子更是因为代巡的梦境被提点帮扶，考场中运气颇佳，外加王太守暗处送钱财金银，最终金榜题名，功成名就。此处李实甫的成功除了在于贤妻的勉励，自己的才学，更多的是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示机缘，以及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交易打点，而陆人龙对于这番暗箱操作并没有加以批判，甚至表现出包容和理解。

第三十二回中，贪官王司房在东窗事发之时，企图求任推官开恩减刑。起初任推官认为其诈害商民、贪心不足，并不答应，但是谁知身边亲戚再三来说，又恰逢淮安四府没收其大量不义之财并送与自己作为赆礼，便最终默认，为他请命。纵使王司房这些钱财古玩均是不义之财，任推官也理应不取一分、依法办事。但是文中却将任推官的行径合理化，并将其中一个龙纹鼎的回归，看作是本篇主旨“财务有主、不可强得”的坚实论据。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对于官场上的一些利益往来和小手段的包容和肯定。

第二十一回中，作者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所认同的为官之正道：“做官多有不全美的，或有更才未必有操守，极廉洁不免太威严，也是美中不美。”在陆人龙心中，为官太廉洁甚至是值得诟病之处。

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流行于官场和科举背后的小动作和潜规则早已司空见惯，并且从心底里认同了这样操作。在陆人龙心中，官吏只要能做到恪尽职守，在不动摇根本原则的前提下，适时地动用一些投机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包容的，这与传统儒家思想中以廉为本的官德有相左之处。

3.3文学意义——未必“喧而夺主”

前期有较多学者对《型世言》的本事来源有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在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与《型世言》回目相仿的故事。笔者在将《型世言》与其他同源小说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发现了《型世言》中更为丰富的文学性价值，而这一价值不应该因为其教化主题被全盘抹杀。

王原寻父的故事在明朝民间广为流传，李贽的《续藏书》、《明史》的《孝义传》、《类耳增篇》等书中均有记载。后期演绎小说除了《型世言》第九回《避豪恶懦夫远窜感梦兆孝子逢亲》，还有同时代小说集《石点头》第三回《王本立天涯求父》。两者与李贽《续藏书》这一本事相比，后者更加贴近原始的传说，而《型世言》中的版本则对本事进行了较多的再创造。笔者认为两文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王父抛妻弃子之原因、远逃经历以及最后的结局。（《续藏书》、《石点头》中父名为王珣；《型世言》中父名王喜。）

《续藏书》中对于王珣出逃的原因仅用一句话概括：“吾单弱不能支门户,今躬耕薄田数十亩,不能办岁役,吾将逃焉。”《石点头》中的第三回也遵循这一本事，只说“只因里役苦楚难当，暂避他乡。”而《型世言》中王父抛家原因则更为复杂：王父作为安分守己的小农，时遇荒年和繁重的徭役，又碰上贪官污吏压榨贫农，使得家境雪上加霜，无奈求取赈济之时，又被里胥一手遮天，上告无门，对其大打出手，得罪权势，因怕后者报复连累家人，只得远逃外乡。此处无疑是作者创新之处，他将各种矛盾堆积起来，人物之间的冲突张弛有度，使故事的走向更加合理化，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贫贱农人的疾苦，更是把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平铺在了读者眼前。

《续藏书》中对于王珣出走后的经历只字未提，《石点头》中的王珣也不曾经历波折，而陆人龙在《型世言》中则将这一空白填满。出逃后的王喜先去投奔了吏员表兄，后者却回避做腔。碰壁后的王喜又辗转进入宋国公兵，经历了腥风血雨，死里逃生，后又遭遇夜叉，幸得神仙相助，虎口脱险。漂泊途中遭遇强盗劫掠拾得钱财，身无分文，一路波折，最终同路逢的大慈和尚互相扶持，最终在观音宝阁落脚。患难中的人情淡薄、铁马冰河中的刀光剑影、魔幻奇异的神魔故事，陆人龙此处的再创作不可不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展现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型世言》第九回与《续藏书》、《石点头》中记载的另一个大不同，就是故事的结局。在后两者的描写中，最终的结局是王家团圆，子嗣满堂，家道繁盛，正是中国古代传统善书的典型模式。而在《石点头》中更是将这一老旧模式极尽夸张：“王珣夫妇，齐登上寿，子子孙孙，每来问安，也记不真排行数目，只是一笑而已。”紧接着就是作者的生硬劝诫：“好教普天下不顾父母的顽妻劣子，看个好样。”而陆人龙设置的结局则并不如此老套，并且显得更加合理：乡民将王原孝行呈报县里，他因此获得官职，恪尽职守，待民如子。但父母最终因年事高大，相继去世。

因此笔者认为，陆人龙的这篇故事，并不囿于传说本事，而是自有其发散创新之处，正如此回文末评语写道:“其中叙里胥之横，失路之悲，可云曲至。”因此，笔者认为此篇文章，并非其他末流小说之流，也并没有“喧而夺主”，相反，本篇的字里行间、起承转合中恰能彰显其艺术创新之处。

此外，前人关于《型世言》艺术成就不高的的言论多建立在其中女性形象塑造中出现的平面化倾向，笔者认为这确实存在，但仍然发现了书中一些性格鲜明、多元丰满的女性形象。

如第十一回中的谢芳卿，她性格潇洒豪迈，敢于宣言：“苏小妹没我的色，越西施少我的才”，勇于追求幸福，藏情诗于陆仲含鞋中。她在深夜主动上门，被陆仲含以节义说教拒绝之后，豪爽地痛骂陆生“腐儒酸态”，又直言自己对文君相如的倾慕，并称之为“千古美谭”，这样的场面不可谓不生动。

又如第七回中的王翠翘，她是在明朝民间传说、各类文学演绎作品中都熠熠生辉的一个奇女子。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十分有限，只是将其作为男性权威的附属品，而她传奇的一生却在民间被广为传唱，又被文人们记录演绎。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版本是明人徐学谟的《王翘儿传》，徐文赞颂的重点在于王翠翘灭贼报国的伟烈。而陆人龙则对这一本事做了极为细腻的补充以及精彩的改编，并对此文主旨也做了迁移改变。

陆人龙笔下的故事与其本事之间其中一个较大的不同就是描述了王翠翘落入娼家后与华棣卿的渊源，为其后来救下后者的桥段埋下了伏笔。这样的情节安排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女子形象。

除此之外，陆人龙还重点描写了王翠翘与徐海之间故事，尤其是对受降过程中来往波折的描绘，使王翠翘有胆有识、智虑深远的形象跃然纸上。

另外，陆人龙将原本传说中对王翠翘杀贼报国的赞扬转变为了对其狭义深情的歌颂。在徐海被追杀跳河之后，她想要随他投水，无奈被人拦下，此后她“怏怏以不得同明山死为恨”，次日又向督府请死，不得，后“尽弃弦管，不复为艳妆”。最终因不愿嫁于蛮夷，投水而死。因此，陆人龙笔下的王翠翘，并不仅仅只是传说中那个被架上神坛，身披报国大功的女英雄，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深义重的真女子。她并不仅仅只是光荣伟烈的符号，也不仅只有光鲜却单薄的一面，陆人龙笔下的王翠翘命途多舛、历经坎坷：做妾温顺勤俭，做妓又自有傲骨个性。历经波折，与倭头徐明山互献真情，并毫无保留地为其设计打算。当徐明山被南军围剿杀害，她羞愧难当，最终投水自尽，以报恩情。虽然作者在评议的过程中，仍是将歌颂的重点放在了她殉死的结局上（以女子的殉葬作为衡量女子贤德的标准在书中各个回目中比比皆是，这无疑是作者思想中的污点，也是本书被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本回中的王翠翘是有血有肉的，她在起伏的命途中，呈现出多彩的锋芒，她在面临不同的境遇时，亦展现着多面的自己，这正是此回文学性的突出表现，也是陆人龙文学才华的体现。

综上，《型世言》中确实有部分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了其教化主旨的限制，其中女性形象平面化、类型化的问题更是被广泛讨论，本书也因此常被后人归为“喧而夺主”的明末拟话本小说的末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书中仍然有一些性格鲜明、形象饱满的人物能够带给读者惊喜，陆人龙对于本事的改编和演绎也向我们展示了其匠心和出彩之处。

4、结束语

在探源《型世言》教化功能起因的方面，本文从文化传统、作者经历两个角度解释了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在探究陆人龙是如何达到其教化目的的问题时，笔者通过对书中故事的年代和取材的分析，解读其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理解其教化功能的现实意义。与前时小说不同的是，《型世言》中的故事还形成了由回前序文、议论入话、文末评议等部分组成的固定模式，提高了作者在行文过程中的参与度，进一步加强了教化训诫的力量。除此之外，笔者还着重讨论了文化传统、三教思想融合、盛行善书对于书中因果报应叙述模式的影响。

从艺术角度分析，主题先行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和情节安排的失真，但是《型世言》是否应该被列为“诰诫连篇，喧而夺主”的末流小说？似乎仍然有待商榷。我们能够在《型世言》中看到陆人龙对商业社会的关注和对商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认同，能够看到他对于投机圆滑的为官之道和暗箱操作秉持包容的态度。由此可见，《型世言》并不是一本对传统儒家伦理一味鼓吹的宣传手册或是“铁面无私”的劝善书。

对于其文学意义，笔者认为虽然书中的篇目在前人的作品或是民间传说中几乎都有迹可循，但是这些故事却都是实实在在地经过了陆人龙的演绎和再创作，我们确实能看到作品中沥满的作者的痕迹与心血。这是下层文人身处社会底层的泥淖之中，却仍然没有抛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和气度。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对于《型世言》独立创作地位持有较高评价的原因。并且，笔者认为书中仍然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成功章节和人物形象，能够彰显陆人龙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特的写作特点，而这些文学性意义，是无法轻易地被其劝诫教化目的所完全掩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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