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xxxx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它跨越了土地革命后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前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当时的中国xxxx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实践进行了深入全面地剖析，并且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展了很多实践活动，在不断地实践和创新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研究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好地建设XXX。

　　中国xxxx成立以来，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有两种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著作语录当作教条，讲“本本主义”。只注意最终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生搬硬套地将其用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国，一定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看似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但实际上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想上看起来无比革命，思维上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必将带来严重损失。与之相对的是实事求是，用xxxx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有的放矢”，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延安时期的中国xxxx刚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xxxx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长征使中国xxxx更加强大，但同时也发现了一定的问题。在长征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领导，但是左倾错误在组织中依旧存在。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给中国xxxx造成了极大的阴影。经历过这次严重错误，中国xxxx开始认真对待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研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这是是中国xxxx人思想的重大转折，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苏联到自力更生的独立进行中国的革命。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党自身建设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需要。

　　1.提出

　　1938年9月29日一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但是对于是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概念，学者看法不一。极大多数学者认为是xxxx首次提出这一观点。肖东波认为，xxxx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肖东波．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讨[J]．XXX文献，2004，(6)．]程中原对肖东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同意肖东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时间和地点，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但是不是由xxxx一人提出，而是中国xxxx领导人xxxx、张闻天等总结党斗争历史经验的产物，是中国xxxx集体智慧的结晶。[程中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J]．党史文献，2005，(2)．]柳春认为是xxxx在六届六中全会中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说法。“这个报告第7部分《中国xxxx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收入1952年出版的《xxxx选集第2卷》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修改，是因为我党在这一段时间内不提‘xxxx思想’，是由外国的影响造成的，但也不是实质上的修改”。因此他和肖东波的观点一致，认为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应该是xxxx。[柳春．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J]．党史文献，2005，(3)。]除此之外，在时间问题上还存在一定争议，王诚宏一方面认可张闻天所说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在时间顺序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时间顺序上他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xxxx的报告在前，张闻天的报告在后，因此他也认为是xxxx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他还修正了肖东波所提到的命题提出的时间问题，他认为xxxx在报告中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应该是在10月14日，而不是肖东波所说的9月。[王诚宏．也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J].世纪桥,2008，(15)．]也有的学者认为张闻天首次提出了这一命题。《北京日报》2008年10月27日刊登的黄少群、匡胜的文章提出了一种新观点，早在1937年的9月10日，张闻天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时就已经提出：“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张闻天又在《解放》周刊上刊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这一命题，大体存在三种看法：一种是xxxx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使用；在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是中国xxxx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由xxxx一人提出：最后就是在时间上认为是张闻天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总的来说，虽然在有谁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多分歧，但是中国xxxx人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动者，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每一位中国xxxx的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探索。

　　2.内涵

　　赵秀华认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新理论，使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赵秀华．延安时期马克恩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当代启示[J]．榆林学院学报，2009，(1).]高九江、韩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2008，(4)．]邹腊敏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条条框框，而是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就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当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邹腊敏．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J].榆林学院学报，2008，(5)．]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渐进式的过程，延安时期中国xxxx理论创新的成果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xxxx，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性。[邹腊敏．延安时期中国xxxx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2003，(1)．]焦金波、张天涛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过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焦金波、张天涛.延安时期XXX第一代领导群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J].南都学坛,2008，(5)．]张远新则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还是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从而实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张远新．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J].浙江社会科学,2007，(1).]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相关理论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尤其是张远新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互相进步，互相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都得到了创新和发展，焕然一新。

　　1.原因

　　为清除左倾错误带来的危害，以及适应新的革命形势，需要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集中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增强XXX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中国xxxx以延安为中心，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此次运动主要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XXX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中央档案馆.xxx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xxx党校出版社，1991.]“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中央档案馆.xxx文件选集（第14册）[Z].北京：xxx党校出版社，1992.41.]

　　2.意义

　　一方面实现了圈XXX思想解放，清除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残余，增强了XXX凝聚力。龚育之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XXX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推动的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554.]整风运动打破了党内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把大家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教条主义不仅制人们的思维方式，还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由于它并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而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因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延安整风以整治“唯书、唯上”的思维僵化模式为重点，痛批教条主义观念，破除党内对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迷信。

　　另一方面，延安整风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双向互动，互相影响吸收的过程。。一方面，中国xxxx人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具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方面。xxxx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萌发于国民大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延安时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全党上下紧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主题，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以及对错误作风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一致认为xxxx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践行者，促进了xxxx思想在全XXX指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典范。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以xxxx为代表的中国xxxx人就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相应的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xxx”的中国式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一系列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用事实证明了应该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1930年5月xxxx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xxxx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xxxx的理论工作者艾思奇、潘梓年、嵇文甫、张如心等发表了大量文章,从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全面阐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

　　1939年4月,潘梓年提出,“今后的学术是要中国化的学术,今天的学术活动是要使学术中国化”。所谓的“学术中国化”不仅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而且还要“把世界上已经有了的科学,化为中国所有的科学”,[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J].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他所谓的科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

　　同年10月,嵇文甫借助讨论“学术中国化”的机会,重点对“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作了相对科学的界定:第一,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提条件的”;第二,中国化“是融化不是拼凑,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彻头彻尾、彻上彻下的,不是割裂补缀的”;第三,中国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而已”。在他看来,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中国化就无从讲起”。[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J].理论与现实(第1卷),(4).1940年2月.]

　　1941年3月,张如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指出,我们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信徒,而不是教条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规律,留心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研究xxxx同志如何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xxxx同志的讲演与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J].xxxx人,(16).1941年3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延安时期,他撰写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年)、《论中国的特殊性》(1940年)、《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1940年)、《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等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含义、原则、途径等多方面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究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艾思奇认为,从中国xxxx成立之初起,就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但在抗战前,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宣传仅仅局限于介绍性质和书本范围,致使革命斗争屡屡失误,因此,“由于过去的某些痛苦的经验教训,由于抗战的艰巨任务当前,也由于理论研究者与实际斗争的结合有了更便利的机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辩证法唯物论实际应用的问题被提起、被强调,是自然而然的”。[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2.]艾思奇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47.]。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艾思奇认为,“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见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具有一般的指导性的作用,而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因而具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的社会”。[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47.]“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能够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精髓,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48.]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艾思奇认为,主要有三个: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基础上的中国化,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叶青所提出中国化是一个全新的,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理论,这就等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客观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仅仅在言词上兜圈子。叶青在名词上做文章，故弄玄虚,他把“化”理解为“改作”和“创造”,认为理解、继承、宣传、应用都不是“中国化”,这是在企图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就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策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创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时是指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事业”。[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81.]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艾思奇认为,首先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书呆子式的公式上推敲倾向。这种倾向是学究式的,死板僵化的，它只停留在书本上,与唯物辩证法的真正精神是相违背的。另一种是实际主义。这是一种“哲学无用论”的残余,这种倾向过分重视经验,认为经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理论研究对于实际毫无作用,这也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遵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基本观点,是研究的开始和准备。第二步,暂时丢开哲学公式,对所遇到的现实事物的本身进行具体的考察。第三步,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引导下,分析事实材料,并把握其中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把握辩证法唯物论法则的具体表现”。尽管艾思奇主要谈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辩证法唯物论的问题,实质上这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的探索。

　　XXX理论工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探索,对xxxx产生了较大影响。一贯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就要走中国式道路的xxxx,意识到“中国化”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和有效途径。xxxx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开始逐渐得到巩固,而且两次胜利、两次失败都给中国xxxx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在这一背景下，xxxx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此后，在xxxx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进程。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和启示，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既有现实中的实际起点，也有理性中的理论逻辑起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哲学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开始的，在复杂的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起点并不一定是哲学的中国化，但哲学的中国化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强大的解放思想和纠正错误思想路线的功能。而影响和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源就是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正如xxxx所说的，“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xxxx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因此，要反对“左”“右”倾错误，铲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必须首先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解放思想，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贯彻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始点和理论基础。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分重要，XXX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如同延安时期xxxx所做的那样，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充分发挥哲学的特殊作用。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党建理论等具体的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深入化和彻底化的根本途径。从层次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其哲学层面的一般理论原理与具体层面的具体理论原理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这样两个层面：一般层面的是其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具体层面的是其具体理论的中国化。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哲学开始的，首先完成的是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雏形，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而将哲学层面的一般理论的中国化推进和具体化到以《论持久战》《〈xxxx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XXX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党建理论等具体层面理论的中国化，从“一般”到“具体”的中国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政治、文化、党建等各个领域得以全面展开，实现了具体化，而且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彻底化。xxxx在延安谈到中国化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要实现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化”，[xxxx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也就是说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具体化和彻底化的程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层面的中国化是其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般”推进到“具体”的成功经验昭示我们，在XXX要不断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停留在一般理论原理层次的中国化上，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与XXX的具体实践结合中，加速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原理的中国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对其哲学的一般理论原理的中国化的探索上，而要着力去研究具体层面理论原理的中国化。

　　第三，整风教育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创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延安整风其实就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教育运动。通过这次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主体上由少数人扩展到广大党员干部，范围上由局部遍及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普遍认同，xxxx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有研究者曾明确地指出：整风运动之前，在延安人们对xxxx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反应冷淡”，而延安整风后，“中国化”则被普遍认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被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同、把握以及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实现，而整风运动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有效形式和重要途径。要在XXX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和贯彻XXX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继续运用整风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

　　第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标志性的伟大理论成果加以科学地总结和提炼，适时地写入党章，确立为XXX指导思想，是实现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路径和根本保证。刘少奇在《论党》中总结XXX历史经验时指出：“xxxx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xxx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xxxx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xxxx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xxxx思想确实是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反复实验，经过不断研究和提炼，XXX中共七大将其作为XXX指导思想明确地写入党章，得到了党纲的确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理论到政治组织上的飞跃。正是由于适时地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xxxx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XXX指导思想，才使得全XXX认识在xxxx思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实践证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适时地写入党章，确立为XXX指导思想，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和经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XXX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先后适时地将xxxx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XXX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XXX建设能够科学、稳步地发展。2017年XXXxxxx把xxxXXXXXX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必将引导我们顺利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五，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动力。延安时期不仅仅中国xxxx从上至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有着坚定信仰。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还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人人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人们理所当然的把社会主义视为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普通战士“对共产主义都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正是因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仰，党才能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前进，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xxxx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XXX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和“全盘西化论”在党内的影响，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地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正如xxx所强调的那样，“xxxx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XXX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xxx.xxx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肖东波．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讨[J]．XXX文献，2004，(6)．

　　[2]程中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J]．党史文献，2005，(2)．

　　[3]柳春．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J]．党史文献，2005，(3).

　　[4]王诚宏．也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J].世纪桥,2008，(15)．

　　[5]赵秀华．延安时期马克恩主义中国化进程及其当代启示[J]．榆林学院学报，2009，(1).

　　[6]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2008，(4)．

　　[7]邹腊敏．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J].榆林学院学报，2008，(5)．

　　[8]邹腊敏．延安时期中国xxxx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2003，(1)．

　　[9]焦金波、张天涛.延安时期XXX第一代领导群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J].南都学坛,2008，(5)．

　　[10]张远新．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J].浙江社会科学,2007，(1).

　　[11]中央档案馆.xxx文件选集（第13册）[Z].北京：xxx党校出版社，1991.

　　[12]中央档案馆.xxx文件选集（第14册）[Z].北京：xxx党校出版社，1992.41.

　　[13]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554.

　　[14]xxxx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J].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

　　[16]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J].理论与现实(第1卷),(4).1940年2月.

　　[17]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J].xxxx人,(16).1941年3月.

　　[18]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2+447+448+481

　　[19]xxxx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0]xxxx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xxx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xxxx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xxxx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3]xxx.xxx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