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防护型集体性的生成逻辑与整合路径——基于广州市28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摘 要

所谓防护型集体行动，是指特定区域的社会群体以内定守护的行为方式，构筑集体行动的团体凝聚力，强化行动对目标实现的群体合力，以增进主体的整体利益的团体性共同行为。探析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逻辑的内在规律，既是对社区抗疫政策实践的现实反思，又是对推进社区韧性治理的理论回应。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区抗疫实践的研究，或者聚焦于由维权行动、“邻避冲突”等社会问题引发、呈现外延扩散性特征的“抗争型集体行动”；或者是围绕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等常态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防护型集体行动”，而疏于对公共危机状态下“守护生命安全”这一人文价值的理论审视及逻辑观照。

介于此，本文从建构主义对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出发，基于“社会结构-共同意识-集体行动”的理论逻辑，构建“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与“自下而上”的响应机制两大变量群，作为影响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达成的组合因子，并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方法，对广州市4类型社区，共计28个典型社区的抗疫样本进行探析。研究发现，以基层政党为核心的动员机制，是社区非常态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必要条件。进一步分析发现，防护型集体行动达成效力释放的组合路径共有三种类型，分别为：组织动员下的个体自为模式、组织动员下的契约驱动模式和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并以社区类型的差异性作为路径生成的现实依托。

上述结果表明，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本质上在于政党整合之下韧性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表征为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和协同性、治理结构的敏捷性和适应性，以及技术要素的智慧性和可激活性。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应将韧性治理结构的制度建构纳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考量中，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搭建多元主体的权责化运行网络，和采用分类精准治理的逻辑思路，提升社区承受外部风险冲击并保障治理功能持续和有效发挥的能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集体行动；政党整合；定性比较分析

　一、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春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以其突发性、广覆盖性和不可预见的公共危机性席卷中华大地，深刻影响和考验着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值此关键时刻，XX总XX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着力夯实属地原则与兜底负责的治理结构，“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守土问责”[1]，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中心，靠前指挥，经由整合式网格化的社区组织秩序，构建以“抗击新冠疫情”为中心任务的“防护型集体行动”在中华大地的渐进生成。

目前，学界关于“集体行动”的概念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集体行动外延很宽泛，涵盖社会各个领域。例如，蒂利和塔罗（Tilly，Tarrow，2006）都倾向于将“集体行动”宽泛的界定为主体行动者在对共同利益计算的基础上所采取一致性行动；但集体行动并非全然以利益指向作为抗争目标，亦未必有XX的卷入[2]。作为集体行动的集大成者，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没有对集体行动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而作为公共选择学派杰出代表的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72）和图洛克（GordonTurlock，1962）两位学者，则从较为宽泛的视角，以一以贯之的“成本-收益”方法作为分析范式工具，将集体行动界定为“基于共同的目标诉求，包括所有致力于减少由纯粹私人行动或自愿行动，所强加的外部成本的可行方法”[3]，而不仅仅将集体行动局限于体制外的集体抗争行为；狭义的集体行动则仅限于集体性抗争政治或体制外的集体抗争行为，例如，我国学者赵鼎新（2012）认为，所谓集体行动“通常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或外部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4]。沿着这一思路，国内许多学者都把“集体行动”界定为具有集体性抗争政治行为的团体活动。艾云、周雪光（2017）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基于城市化进程中，爆发的利益冲突时，亦将集体行动视为基于经济诉求为主导的抗争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认为“集体行动是农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主体，为争取自身个体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政治抗争形式”[5]。

本文从广义的集体行动范畴来界定“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概念内涵。基于集体行动者的预期目标、行动方向和行动诉求差异，而将集体行动定义为特定区域或类别的社会群体或众多个体，为了实现共同的预期目标，经由自发或自觉两种行为方式，而自愿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团体性共同行为。同时，根据行为主体行动预期指向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抗争型集体行动”和“防护型集体行动”两大类别。其中，前者呈现外延扩散性的行为特征，并以提升集体行动的整体影响力作为目的，增量行动对目标实现的群体压力，以满足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后者呈现内定守护性的行为特征，目标指向构筑集体行动的团体凝聚力，强化行动对目标实现的群体合力，以增进主体的整体利益[6]。

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社区治理中的“抗争型集体行动”展开，聚焦于居民维权行动、“邻避冲突”等社会问题引发的集体抗争及社区改造中的群体性纠纷等。尽管也有对“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相关研究，但主要与“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等常态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集中探讨如何在社区治理层面突破集体行动困境，以保护好居民自身的物质利益，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部分学者基于社区公共参与能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制度生成的视角，提出“强化社区的公共参与，有助于形成的内部性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而，促使传统的‘公用地悲剧化’命题，走向新型的‘公用地繁荣’”格局[7]。部分学者从内部性集体行动生成逻辑的制度保障层面，提出了“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不仅是克服传统集体行动外部性困境，实现善治治理的关键变量，也是推进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现路径”[8]。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为常规意义上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演进历程提供了大量具有启发性及实用性的理论解释及政策设计，但却疏于对危机状态或战时状态下“守护生命安全”这一人文价值的审视及关怀。

事实上，防护型集体行动在危机状态下的有序生成亦是夯实社区治理基础、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的核心环节。从客观的政策实践上看，当前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仍然呈现一些明显的短板，如“主体不协调、资源和服务下沉不足、信息不对称、政策难以统一有效执行等”[9]。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统筹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以补齐社区应急治理进程中的制度化短板，从而，提升各类基层社区，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代治理能力，是当前夯实基层治理结构、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

构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体制性供给路径，需要考量其内在的生成机制。鉴于此，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对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新冠疫情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广州市28个典型社区所达成的抗疫集体行动作为典型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这一研究方法，探究在动员机制和响应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多重因素何以相互依赖，影响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现实生成，进而探寻“防护型集体行动”在社区行动场域下的制度化运行路径，为推进社区韧性治理，完善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及构筑城市社区危机治理共同体，提供实证研究的文本材料和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的研究有有助于进一步扩展集体行动的研究范围。当前，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是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新的研究课题，理论研究还比较落后于实实践情况。在国外，尚未从目标结构上对集体行动进行分类和界定，亦缺少社区层面的学术审视。而国内目前对社区危机治理与集体行动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少对其理论基础和发展机制的深入分析，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对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内涵和生成机制都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拓展，有助于完善集体行动的理论体系。

第二，本文为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中多元化社区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虽然多元协同在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作用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相关论述主要散见于一些对于社区抗争性集体行为或常态化社区资源保护的文献中，特地探讨危机状态下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研究也不够系统。本文针对这一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希望更全面地研究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发生机理与生成逻辑，并对此作出学理性解释，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为全国在危机状态下，实现党建引领与社区自治力量有机整合的治理结构，提供一种多元化分类协同的治理范本。创建非常态下社区善治的体制与机制，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创新。通过考察不同类型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形成机制，推动常态化向应急化的制度转移，以尝试解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城市个体原子化、低参与化和非组织化的问题，进而提升危机治理效能，重建韧性社区的应急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党建引领与多元协同的同步供给，并为广东省四个“走在前列中”的“共治共建共享”新格局提供实证的经验总结与归纳。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动态与评述

　　1、国外文献综述

西方学界对于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历时弥久，特别是在20世纪60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且日益受到社会科学多个领域的关注。回顾学者们关于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心理学视角、个体理性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建构主义视角。

关于集体行动分析缘起的心理学视角，侧重于群体性情感和情绪化形成的共同影响因子，来分析集体行动由以生成的情感要素，强调不满情绪、孤立感、挫折感、紧张感、认知缺乏协调性以及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等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的行为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0]，其研究焦点在于揭示作为“共同行动”的集体行动，这一“类行动组”背后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共同行为和价值取向。如X著名学者特纳（Tunrer，1987）在其提出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中，就将集体行动的产生，界定为基于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指向，共同的愤恨情绪、共同的孤立认知，而形成的经由共同心理为关键主导的某类聚众中，共同行动规范的产生[11]；X社会学家格尔（Ted Robert Gurr，1970）所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则将特纳关于的群体共同心理初级层次，影响集体行动的产生这一结论，上升到社会意识形式的高级层次。认为“表现为社会意识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心理的变化，是促成集体行动价值生成的运行机制”。提出：集体性的社会运动源于社会公众对他们的社会价值期望和实际社会价值能力之间差异的主观感知，格尔将它定义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并进一步假设：如果这种“相对剥夺感”足够强大，以致足以超越了社会安全阀所能承载的承受能力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过激化的集体行动即“造反”[12]。总体而言，集体行动的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抗争性”的行为取向，把“集体行动”界定为为一种反社会的社会失范行为或行动，诠释了非理性状态下的个体心理、群体认知结构等因素，如何影响人们从不满走向愤怒, 并最终采取过激行动。

关于集体行动分析缘起的个体理性视角又称功利主义，融合了行为主义和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结果，认为人们会理性计算各种行为后果的报酬价值以及获得这种报酬的概率，从而做出集体行动的选择。功利主义学派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命题出发，认为作为理性经济的个体人，总是始终着眼于个体利益的精明计算之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总是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产出，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寻得好处和利益预期”[13]。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1958）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和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77）在1977年提出的“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都共同认为“推动自主组织集体行动主要要素的动力来源，包括：不平等交换、集体性的被剥夺感、共同意识、团结感等等。”[14]因而，基于资源稀缺的不平等分配是产生集体行动的主要根源。但以此同时，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或利益交换的不平等所引起的[15]，比如以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所展示的公共池塘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此，理性选择主义进一步提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的共同需求，才是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因为公共物品是个体力量无法缔造的，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可以获得，“集体成员身份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一种归属感，而在于能够通过这一成员身份获得一些资源”[16]。总体来说，个体理性的理论逻辑关注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强调集体行动组织和社会网络是集体行动的关键，而集体利益或公共物品在行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属和个体的自利性，行动者有可能会出现规避或转嫁成本的“搭便车”（Free Rider）倾向，进而造成集体行动的失败[17]。

关于集体行动分析缘起的结构功能视角，强调集体行动的形成动力，源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其中，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资源分配、阶级区分、社会流动等安排或秩序[18]，而社会变迁则是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物资资料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各类生产要素的发展与变化过程，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在社会结构中矛盾汇聚的产物[13]。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48）的阶级革命论里，基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一个“有产-无产”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随着被统治阶级资源占有的稀少和被剥夺感的不断增强，其针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将被集体性地组织起来，形成社会革命的集体行动[19]。沿着这一思路，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1958）进一步分析了其他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对集体行动功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比如培育准群体领导者和提供理论体系的组织技术条件、统治者对反利益组织许可的政治条件，及群体成员招募机会和沟通机会的社会条件[20]对集体行动产生的权重和比值关系。斯梅尔塞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Neil Joseph Smelser，1965）在1965年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他认为所有的集体行为、群体运动甚至最为过激的社会革命，其产生与发展，都归因于“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触发因素——行动动员——社会控制”这六大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当这些因素按照一定规律的顺序排列组合时，它们的价值会随之扩大，集体行动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增强[21]。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彼得·艾辛格（Peter Eisinger，1973）、麦克亚当（Mc Adam，1982）、西德尼·塔罗（Sidney G. Tarrow，1989）等为代表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要求在集体行动逻辑形成机理的分析中，重点关注国家（体制）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价值生成，认为“根据国家中心标准下的机会建立，集体行动形成机制本就执政党、利益集团或精英之间的博弈互动过程。而政治机会结构能否开启，主要取决于政治管道的存在以否、政治联盟的稳定性、盟友的影响力、精英内部是否分裂等等这几大关键性构件”[22]。总体来看，结构功能的学者更倾向于从宏大的社会结构的制度变迁来探讨集体行动的本源，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通常将集体行动简单归结为抗争行动。并注重抗争运动与政治权力、国家体制力量之间的互动作用。尽管有部分学者的论述中给予了社会心理或意识形态较多的关注，但始终没有脱离“结构-功能决定意识”的理论预设。

关于集体行动分析缘起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试图融合和修正心理学视角、功利主义视角和结构功能视角对集体行动的阐释，探索一个更为全面彻底的关联性综合解释模型，来阐明集体行动的产生、发展和维持机制。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74）、斯诺（David A. Snow，1986）等人在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理论，强调“框架整合”过程是产生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因。由于“框架搭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框架转换”之间存在着内在演进，与此同时，微观层面上社会运动动员和话语在社会运动建构中的具有渗透性和催化性，因而使得有别于实体性资源的观念和共同体话语在集体行动中，具有关键作用。这种共同体话语的建构，力图论述社会运动组织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的生产，从而获取其他行动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认同和行动参与[23]。“框架整合”理论的建构主义分析范式，经由甘姆森（Gamson，1975）、D.A.斯诺和本福德（Snow et al，1986；Snow, and Benford，1988、1992）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荒和发展，演变为诠释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动员机制及其理论解释力。

另一方面，社会建构主义者也试图诠释，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是如何经由社会价值的逻辑建构，而最终转化为“现实意义的社会建构、再转化为集体行动的中介要素”这一过程，认为“社会问题本身的存在，并不会必然引起社会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时代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许多原本可以被看作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从来没有能够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甚至没有被人所察觉”[24]。因此，需要以组织和动员方式，将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转化到共同意识，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集体行动意义的社会建构，并赋予集体行动于共同体目标行动的意义[13]。总而言之，社会建构是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视角，其把社会结构、共同意识和理性计算都纳入到集体行动生成机制之中，深化了对集体行动性质和动力的理论认知并增强了对现实情况解释的逻辑适用性。

　2、国内文献综述

伴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变迁及利益分配格局的快速变化，与经济发展、生产关系、的社会矛盾及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尤其在基层社会，几乎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25]。这一变化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 “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深究与本土化发展，认为“社区善治离不开有效的集体行动”[26]，而“城市社区治理本质上也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27]。

具体而言，在社区治理的视角下，学界对于集体行动生成逻辑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路径。

其一，在借鉴国外理论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内涵解释和实践转化。例如，在结构性分析中，张静（2004）根据基层XX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人物角色转变过程的具体剖析，得出当今的基层XX是一个平稳程度低的农村基层结构，并日益卷进社会发展矛盾当中[28]。沿着这一思路，袁光锋（2012）进一步结合个体的心理状态，从强国家-弱社会的理论视角，得出“街居制”管理机制与群众诉求的不平衡性，基层XX缺乏对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性构建[29]，导致社区冲突或维权抗争的爆发。孙涛、谢东明（2020）等人综合运用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认为我国城郊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会产生不同的群体互动关系及行为模式，因此，对于“弱异质性结构社区，适宜采用参与者共同治理模式”，而在“强异质性结构社区，需要采用领导者协调治理模式”[30]。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运用功利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各种社区治理中呈现的集体行动困境，本质上源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对自己的成本收益权衡计算后的“搭便车”行为。例如，佘湘（2014）通过对浙江绍兴某社区治理案例的实证分析，得出该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困境，与社区行动者自利性、理性化的特征息息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居民与组织行动的趋向于关注短暂性的个体得失或与本人（本组织）息息相关的事，而不太关心社区层面公共事务的管理，进而造成 “很多公益事业无人过问，公共设施年久失修、破败不堪。[8]。也有研究者运用博弈论来分析社区集体行动的起因，例如，余意峰（2008）通过建立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游客之间的博弈矩阵模型，分析了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无序竞争和公共资源过度利用及破坏等公地悲剧问题[31]。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学者们主要是从公民权利意识的角度探析社区群体性冲突产生的原因。陈鹏（2010）指出，社区居民的维权动机，本质上源于居民维权意识的强化。[32]。常健，韦长伟（2011）则认为，当居民感知到自身力量薄弱时，社区居民就会选择和别人联合起来为了保护他们共同的财产和权利而奋斗[33]。也有学者继承发展了斯诺等人的“框架”理论，例如陈映芳（2006）把由憎恨、概化信念及相关话语的“支配权观念”概念假定为强制力外塑造社区居民行为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34]。翁定军（2005）构建 “印象控制”这个概念，指向移民在新的居住社区里常常采取过激的行动为自己树立一种“强硬的、不能被欺负的”形象，进而影响人们对待他的方式[35]。

其二，在综合借鉴和消化吸收国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融合中国特色的都市社会情境，建立了一个本土化的集体行动理论解释框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刘能（2004）所提出“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36]，藉以分析中国转型时期都市社会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在这个逻辑视角下，怨恨变量、动员结构变量、潜在参与者的理性计算都被视为影响集体行动可能发生的核心变量，且三者之间存在互构关系。运用这个模型，刘新宇（2009）通过美丽园、丽江花园、华南新城三小区的对比分析，探讨了业主维权集体行动的发生动因源于怨气的积累，发展与扩散的动力在于维权精英的动员、居民“认同解放”的唤起和居民网络讨论空间的运用[37]。陈晓运（2012）在探析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案例中“去组织化”集体行动的何以生成时，提出XX对垃圾焚烧厂建立的强势推进及对业主反对意见的冷处理，成为集体抗争“怨恨逻辑”的起点，与此同时，抗争者在网络传播的匿名状态下，克服了安全性困境，并在理性计算中达成抗争必须“踩线不越线”的共识，而以情感动员为核心的行动策略，又克服了搭便车困境[38]。可以说，刘能的集体行动模型，在实践运用切合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情况，为解释转型时期的社区集体行动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解释思路。

　3、文献评述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已为社区治理视角下的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提供有益参考，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为后续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建立了扎实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就当前中国关于社区场域中集体行动的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主要聚焦于以社区纠纷、维权行动、群体性冲突等为主要形式的“抗争性集体行动”，或是以常规情景下公共物品或公共池塘资源供给与管理为主要议题的“防护型集体行动”，并没有充分关注非常态背景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缺乏对如何提升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能力和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证考察，因此，对于社区韧性治理这一时代议题的理论回应有限。将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要目标的“防护型集体行动”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审视社区治理结构中的“稳定力、恢复力与适应力”[39]，从而建立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的社区韧性治理新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与效能提升。

其次，围绕社区集体行动这一议题，研究方法依然以单案例分析为主。单案例分析要求研究者在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全方位地跟踪和深入探析某一现象的逻辑原理和过程机制，显然，其对于挖掘事物的本质具备显著优势。但是，该方法无法进行普遍性解释，也难以在事实的基础上，升华成能够推广的一般性经验。即使已有研究运用多案例分析方法，也仍停留于差异的解读，缺乏更深入的比较性原因剖析。诚如社会学家赵鼎新（2006）所言，“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不应止步于解读，解读的弱点在于其获取知识的途径因缺乏方法论的保障使得理论无法证伪，甚至可能会发展成‘滥读’”[40]。所以，运用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探索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模式差异的影响因素，构成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鉴于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对集体行动的分析视角，建立起结构-共同意识-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尝试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影响公共卫生危机下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达成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分析归纳其内在作用机制和运行规律，以补充完善现有文献研究的空白，并为突发性公共卫生情景下的基层XX科学回应和有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四）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

　　1、研究内容

（1）考察影响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必要条件

选择案例，以个案为单位建立真值表，通过一致性(Consistency) 和覆盖度 (Coverage) 的计算，评估结果集合和条件集合的子集关系，对单个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通常情况下，当单个变量之间的一致性得分高于0.9时，则该变量则被认定为产生结果的必要性条件。

（2）归纳防护型集体行动的不同模式，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及核心特征

在真值表完善和标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条件变量的组态分析，根据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和覆盖程度考察其是否能够解释大部分案例，并结合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探析典型组合路径的形成逻辑。

（3）总结既有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探析其背后生成规律

在组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实际情况，回应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从社区结构、主导角色、共同意识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角度探析既有路径的生成规律，并总结归纳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一般性规律。

（4）尝试建立起非常态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运行路径

依据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规律，结合塑造社区韧性共同体的现实诉求，从政党统合、多元协同与分类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何以在后疫情时代，构建社区应急治理体系，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的一般性路径。

　2、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对非常态下社区所达成的集体行动进行重新界定，通过梳理国外集体行动理论及国内集体行动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研究成果，以“社会建构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包含7个条件变量及2个结果变量的统计模型，并利用资料检索与实地走访的数据搜集方法，选择广州市28个社区抗疫治理案例作为研究的数据基础。然后，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其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验证。最后，结合典型案例的实际情况，对定性比较研究的结果进行解读，总结出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组态类型。具体而言，本文综合使用以下研究方法：

（1）研究统合与定性比较分析

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对既有相关研究的总结、整合与比较，亦即任何一项研究都起始于文献回顾。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文献回顾存在不同的类型，其中，侧重于焦点和目标的文献回顾被称为研究统合，也叫系统化回顾（Systematic Review）或研究回顾（Researchreview）。根据Cooper[41]的定义，研究统合聚焦在实证研究，并试图从许多处理相关或相同假设的研究调查中得出概括性的结论。研究统合的目的在于描述关于重要关联性的知识状态以及强调尚未解决的重要议题。它提供了一种从一组研究中收集信息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新的整体的方法，在这一新的整体中，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图景”，而不是支离的片块，被用以回答某个问题、议题或难题。

而根据资料类型和资料分析方法的不同，研究统合又可进一步细化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将定性研究资料整合为定量数据，并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为定性比较分析。定性比较分析聚焦于中等数量的案例分析，旨在探析哪些条件变量组合导致了某一结果的发生，相比于个案研究来说，定性比较分析更能得出一般性结论。

本研究将以研究统合得到的多案例信息为研究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进行研究，探求危机状态下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路径及其类型。

（2）案例研究法

按照Gerring[42]的定义，所谓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案例或小部分案例进行定性或定量地集中分析，目的是为了理解更大数量的类似案例。他对因果型案例分析提出了不同的案例选择方法，其中，选择在特定情境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TypicalCase）是证明多案例因果机制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将通过典型案例的过程分析来论证模糊定性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组态类型和一般性结论。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效度。

　3、研究思路

　　二、 理论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行动发生和持续的动力，在于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集体成员在现实感知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识，进而上升为建构性的行为动机，并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13]。可以说，集体行动的生成是依据社会建构来采取行动的。只有当行动者对其所处环境有着共同定义和理解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义才会被建构起来，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形成。因此，社会建构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基于社会现实到集体意识，再到触发集体行动的中介过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新冠疫情危机中，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实际上就是社区主体在特定的现实环境中感知到特定的社会问题并赋予其共同意识，进而建构起来的过程。这一过程既立足于党政体制及其权责结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又依托于基层社区本土化“自下而上”的协同响应。

（二）分析框架

本文从社区多元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出发，重点关注在动员机制和响应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体意识”何以经由特定的行动场域，转变为“集体行为动机”，进而上升为防护型集体行动。基于此，本文构建起“防护集体行动”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2-1），通过对两个层面、七个具体条件变量相互作用及影响关系的分析，以期识别和考察集体行动达成过程，并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尝试建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制度性整合路径。

　　图2-1 “防护集体行动”生成机制的分析框架

具体来说，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包含以下七个条件变量和两个结果变量：

1、动员机制视角下的条件变量

（1）价值性动员

所谓价值性动员，指的是社区居民在党和国家的宣传引导之下，产生对抗疫集体行动价值体系的持续性认同，进而产生一致性行为动机的过程。这是动员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它能促使每个网格单元中的个体，认识到自己归属于特定的单元群体，认同群体目标中关于保卫“生命安危、家园安危和社区安危”的共同价值，并在此价值的引领之下，积极参与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集体行动之中。

（2）事实性动员

事实性动员是指社区居民通过报纸等各类较为权威的传播渠道，获取与疫情有关的事实性数据和信息，并达成一定程度的信息对称的过程。这是动员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其主要是通过党和XX“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动员、通过基层网格党支部中通俗、生动的“各类标语”宣传、通过虚拟性互联网+党建平台或私密性微信群通告，确保了抗疫集体行动中，信息流的畅通无阻，并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中的组织载体，在促进邻里信任，强化沟通网络和缓解“搭便车”行为发生的交易成本。

（3）目标性动员

目标性动员表现为社区居民在外部环境的动员下，形成对抗疫共同体行动原则及其结果的主观预期，进而触发个体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动，是动员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由于新冠肺炎具有极强的相互传染性和致病性，所以，切断传染源在特定单元社区的流行，构成了本次防疫的共同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以基层中国xxx组织为中枢，依靠网格单元中每一个行动者，联合构成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这种关于群体效能“理性预期”的一致性，促使个体在自身的社会结构处境中，具备参与集体防疫行动的建构意义。

　2、响应机制视角下的条件变量

（1）普通居民响应

XX总XX曾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42]。可见，居民不仅是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更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力量，其参与和配合程度直接关系基层防护型集体行动能否顺利达成。一般认为，普通居民的响应程度越高，社区场域下的防护型集体行动越容易达成。

（2）居民委员会响应

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享有自治权，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效用。非常态化背景下，居委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既是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社区管理常规工作的主动性回应，又是一种在“压实属地责任”和“强化群防群控”行政高压下的强制性行为。由于居民委会具有基层民主自治基础性平台的职能定位，能在危机状态下较为迅速地整合社区资源，引导居民行动，所以居委会的积极响应至关重要。

（3）能人响应

关键群体理论 （Critical Mass Theory）认为，作为集体行动先行者的关键群体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起到表率作用，关键群体承担了集体行动发起的初始成本，是推动集体行动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44]。以专业人士、意见权威、政治能人等为代表的关键群体能够利用其个体魅力、影响力及号召力，将社区原子化居民有序地组织起来，从而增进群体生产力，推动防护型集体行动在社区场域的现实生成。尤其是在部分自治功能弱化、居委会组织碎片化的社区，能人的响应作用更加凸显。

（4）物业管理公司响应

作为社区治理的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物业管理公司参与程度和管理服务水平事关社区的安全稳定、环境卫生、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治理效能，日益成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确保居民健康安全不可替代的力量。新冠疫情期间，物业管理公司的响应体现为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在全区进行清理消毒并张贴风险宣传提示，为业主检测体温及购买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等，充分诠释了社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角色，是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重要保障。

　3、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测量的是社区场域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程度或效果。在理论分析与案例整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内部稳定性和外部影响力两个层面，构建以下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变量。

（1）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内部稳定程度

这一概念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目标与特征紧密相连。区别于“抗争型集体行动”的斗争性与扩散性，“防护型集体行动”是基于“提升集体内聚力，增进集体成员的整体利益”这一核心目标而构筑的，在行为逻辑上呈现保卫性与向心性。集体内聚程度在组织层面体现为结构的稳定性，在疫情防控的现实背景下，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又与管控主体的统一性及所采取手段方式的科学性息息相关。所以，是否制定或采用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规范条例就成为衡量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性的重要依据，亦是评估一个社区的防护型集体行动效果的指标之一。这是因为，非常态化的规范条例不仅划分了抗疫行动主体的责任范围，而且其制定过程是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及合理性原则[45]，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外部影响力

XX总XX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46]。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正是防控下沉的外化，本质上是非常时期社区治理内涵的延伸，其现实生成考验着社区工作力量的坚实程度、治理手段的创新程度和资源统筹能力的强大程度。因此，可以从社区治理绩效的视角考察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效果。结合疫情防控的现实背景，本文建立“社区抗疫案例是否得到新闻正面报道，是否得到XX表彰或上升为优秀工作法”这一测量指标，用以衡量防护型集体行动效果的公共认同度和外部扩散性。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工具与选取原因

　　1、分析工具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基于组态视角、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案例集合研究方法，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1987）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这一方法强调通过实证资料以及相关理论的不断对话，从中小样本数据（一般10-80个为宜）中建构出研究议题的因果性关系。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的个案研究方法，QCA旨在系统考察内部多重因果机制和联系，探析激发事件产生的成因组合，并解释多重因果导致的复杂社会问题[47]。QCA方法最初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因其能够深入挖掘案例总的特征和数据，较好地解决复杂组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工具[48]。

QCA分析过程中用一致性和覆盖率考察结果是否有效。一致性是考察前因条件或其组合在多大程度上能构成结果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该值在0到1的区间内[49]。一致性公式简化如下：

Consistency（Xi ≤ Yi）=∑[min(Xi，Yi)] / ∑Xi

覆盖率是考察一致性所检验的集合关系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其公式简化如下:

Coverage（Xi ≤ Yi）=∑[min(Xi，Yi)] / ∑Yi

QCA主要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s QCA，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QCA，mvQ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sQCA，fsQCA）。其中fsQCA主要采用多个值（比如0、0.5、1）来刻画个案的特征属性。

　2、选取原因

本文采用fsQCA探析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主要原因如下：

（1）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程度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原因是多重并发且可能相互依赖，同时，其达成路径也并不是唯一的，不同作用因素可能引致组合模式的多样化。而传统回归分析强调变量间的净效应，很难解释多重并发因果，也无法解释完全等效性[50]；单一案例研究则难以避免分析的单一面向，无法充分地对同一研究主题内的不同个案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选择以解决“多重复杂并发因果组合”为核心目的，以多案例为研究导向的定性比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

（2）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现实特征在不同个案中的表现往往具有连续性

在变量赋值时很难通过“非此即彼”型的“0”或“1”二分的取值法准确界定，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运用多取值校准法能够更为合理地反映案例在所属集合的隶属度[49]，有效避免概念向数字转换过程中信息的流失，进而得出更科学的多因素组合构型，在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研究上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二）案例收集与选取方法

　　1、案例选取标准

定性比较分析中的案例选择需要遵循典型性、代表性、时效性、与研究主题的契合性[51]等因素。按照这些原则，本文在筛选社区抗疫集体行动的案例时主要考虑以下标准：

（1）案例契合研究背景

保证案例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社区防控新冠疫情的内容和细节足够支撑理论研究的需要，能够充分反映抗疫集体行动的实际情况和复杂性。

（2）案例结构清晰

案例的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应当是清晰可辨的，即能够根据分析框架识别出社区抗疫集体行动生成过程的变量，排除在变量取值上模糊不清或存在争议的案例。

（3）案例能代表不同类型的社区

根据“建构主义对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本文在典型案例的选择时关注社区在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上的多元化，并且能够指向不同城市社区类型，且所支撑的材料较为丰富。

2、案例筛选方法

在实际操作中，本文的案例收集与选取方法如图3-1所示。

　　图3-1案例收集与选取的方法

首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蓝志勇（2012）[52]、王胜本（2012）[53]、原珂（2019）[54]等学者对社会转型期我国特大城市社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将广州市的社区类型划分为：传统街坊类社区、单一单位类社区、过渡演替类社区和现代商品房类社区。其中，传统街坊类社区主要指城市老城区、老旧街区的市民居住与生活的地缘型社区；单一单位类社区是指由一家或多家单位建设的供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居住、生活的社区；过渡演替类社区主要涉及“城中村”社区、“村改居”社区和城郊边缘社区三种类型，是城市扩张与乡村渗透的产物，呈现“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特点；现代商品房类社区则体现为由开发商主导建设的新型物业化管理的住宅小区或社区。

其次，初步在广州市范围内收集社区资料，勾勒出社区类型，并按照案例筛选标准，分别在每个类型中初步各划定12个社区，共48个社区，作为基础案例库。

再次，依托媒体报道、学术论文、论坛发帖、博客微博、公开信、符号标语、图片、招标公告、招聘启事等渠道，对这些社区的信息资料进行检索、扩充与整理，在这个过程中，识别出部分信息全面，且结构清晰的案例，通过三角互证法反复对比，进行交叉检验，以获得较高信度。对于部分信息资料相对较少，但代表性强的社区，拟进行实地走访，运用半结构访谈等调查方式，对案例材料进行补充。

最后，依据所列标准进行再次比对，在4个社区类型中分别筛选出7个案例，总共28个案例（见表3-1）。

表3-1案例基本情况

（三）变量设置与赋值

QCA从因果逻辑出发，通常依据问题导向法、文献归纳法、理论视角法、研究框架法及现象总结法确定研究变量[55]。本文在“防护型集体行动何以形成”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上，综合中西方文献分析，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建立起“社会结构-共同意识-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基于一定社会情境和环境结构的个体意识，何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响应机制，转变为集体行动的过程。其中，动员机制以中国xxx的组织体系作为核心实践主体，强调动员策略的意涵和向度，响应机制考察在社区场域内，除了党组织外，其他多元主体的响应程度及响应形式。因此，本文确定了价值性动员（Value Mobilization）、事实性动员（FactMobilization）、目标性动员（GoalMobilization）、普通居民响应（DwellersResponse）、居委会响应（NeighborhoodCommitteeResponse）、社区能人响应（Key PersonResponse）和物管公司响应（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Response）作为解释变量及其代码，确定了稳定程度（StabilityDegree）和影响程度（InfluenceDegree）作为结果变量及其代码，同时综合考虑fsQCA的赋值规则、所选案例的具体情况及结果变量的应然效应，对相应的变量进行赋值。（见表3-2）

表3-2条件变量设置与赋值

具体而言，动员机制视角下的价值性动员主要包含多种形式的情感价值倡导和功能价值宣传。情感表现在居民是否对社区具有特殊的情感，功能则体现为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和管理水平的认同程度[56]，二者内生于社区共同体的价值营造里。在本研究中，表征为公共危机下社区是否采取动员措施，以让居民产生归属感、信任感和安全感。因此，根据社区价值动员意涵的全面程度，分别赋值为1，0.6，0；集体行动的生成离不开信息的传播，相关研究表明大众媒介日益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57]，尤其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知识的科普和一线情况的真实记录能够强化集体认同，塑造社会共识[58]。因此，将社区内有知识科普及信息传播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目标性动员旨在考察社区动员过程中是否提出明确具体的目标，这是因为清晰的目标结构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59]。基于此，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提出明确具体的目标，则赋值为1，相应的，若提出较为笼统宏观的目标，则赋值为0.6，而对于没有提出任何抗疫目标的情况，赋值为0。

响应机制视角下的条件变量重点关注社区各个主体在疫情防控中的参与程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1965）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组成集团，并由公共物品或集体利益引发集体行动。但是人们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不会从个人理性中推演出来，因为集体利益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集团中的任何个体会出于自利心理，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上，将自己的成本与支出转嫁给他人，结果导致“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60]。因此，借助“社区多元主体是否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疫情防控”这一指标，来反映在实现“守护集体生命安全”这一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进而探析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成败与否。基于上述分析，将普通居民配合社区疫情防控，并志愿参与社区疫情管控及服务工作赋值为1，将仅仅配合社区疫情防控赋值为0.6，将不配合甚至出现冲突赋值为0。对于居委会、能人和物业公司这些在社区自治中具有“领导”功能的角色，根据其在抗疫过程中主导、配合及不作为或主体缺失的情况，分别赋值为1，0.6，0。

对结果变量的测量主要考虑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内部稳定性和外部影响力。因此，建立“是否制定或执行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和“是否得到新闻正面报道，是否被XX表彰或上升为优秀工作法”两个指标。其中，前者采用二分变量的赋值标准，按照“有无”分别赋值为1和0；后者则从四个方面予以测量，根据其影响力的性质及广度排序，分别赋值为1，0.8，0.4，0。

　（四）案例编码

按照既定的赋值标准与fsQCA的赋值规则，根据28个案例的实际隶属情况进行赋值及编码。由于收集到的资料以定性数据为主，因此，在赋值过程，本文通过三角互证、多方对比与专家论证等方式，从“主观中实现相对客观”[47]，以提高赋值的信效度。各变量的模糊集赋值情况如3-3所示。

表3-3 各变量模糊集赋值表

　四、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及真值表构建

在进行完赋值工作后，需要对单个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条件分析，主要依据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这两个关键指标进行判定[55]。其中，一致性主要用于判断条件变量及其组合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当一致性大于0.8时，即可认定为充分条件，当一致性大于0.9时，即可认定为必要条件。覆盖率指向条件变量及其组合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数字越大意味着解释力就越强。

真值表（TruthTable）能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所有条件变量的组合情况及覆盖的案例数量。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及具体的情境选取了7个可以解释结果的前因条件，理论上应当共有2^7=128种可能的前因条件组合，QCA可以在分析过程中通过设置一致率门槛值和案例频数门槛值筛选出具有解释力的条件组合。本文遵循以往研究主流做法将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门槛值设定为≥1，输出真值表。

　1、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如表4-1所示，在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情景下，“价值动员”、“事实动员”和“目标动员”的一致性得分都高于0.9，且三者覆盖率分值均高于0.8，这表明以党组织为实践核心的动员机制，是防护型集体行动有序生成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居民响应”和“居委会响应”一致性得分均高于0.8，且低于0.9，说明居民的配合参与和居委会的协调引导对达成稳定、持续的防护型集体行具有推动作用。尽管“社区能人响应”和“物管公司响应”的一致率和覆盖率得分也不算低，但二者仅对结果的产生具有一定解释力，不能视作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表4-1 必要性分析结果（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2、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表4-2呈现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单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与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稳定性路径相似，动员机制内所包含的三个变量的一致性得分均高于0.9，这不仅说明以中国xxx为核心实践主体的动员机制是防护型集体行动外部扩散性的必要条件，也与前面的结论相印证，共同指向了社区抗疫集体行动离不开中国xxx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同时，“居委会响应”的一致性亦大于0.9，反映出优秀的社区抗疫范本以居委会的主体实践作为必要条件。此外，“居民响应”这一变量的一致性得分高于0.8且小于0.9，是防护型集体行动外部影响力的充分条件，表明居民的有效参与，能增进XX及社会对其所在社区抗疫集体行动的认同度。尽管“社区能人响应”和“物管公司响应”的一致率和覆盖率得分也不算低，但二者仅对结果的产生具有一定解释力，不能视作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表4-2必要性分析结果（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3、真值表的建立

将表3-3各变量模糊集赋值表的数据导入至fsQCA3.0的软件中，把结果分别设置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稳定程度和影响程度，并删除没有案例配置的条件组合，可以得到如表4-3和4-4所示的真值表，其中，“Number”表示符合条件组合的案例数量，“Raw consistency”是结果隶属度的子集一致性程度，“PRIconsistency”是基于误差计算中准比例减少的模糊集一致性计算方式。

在这里，真值表的构建是为了便于在fsQCA3.0软件内进行逻辑运算，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表4-3 真值表（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表4-4 真值表（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二）条件变量组合分析

本文运用fsQCA3.0的标准分析，分别得到了影响影响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程度（见表4-5）和影响程度（见表4-6）生成的构型方案。方案又细分为三种类型：复杂解（Complex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Solution）。其中，复杂解只分析有实际观察案例的组态；简约解在布尔最小化分析中，既采用有实际观察案例的组态，也纳入了所有的“容易”和“困难”的“逻辑余项”（easy and difficult remainders）；中间解则只包括了有实际观察案例的组态和“容易的逻辑余项”[61]。本文按照已有的研究经验，选择中间解，辅之以简约解进行汇报。一般而言，既在简约解又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而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

表4-5 fsQCA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的构型方案（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表4-6 fsQCA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的构型方案（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本文根据表格数据，参照 Ragin（2008）[55]和 Fiss（2011）[62]所提出的 QCA 结果呈现方式，进一步整理影响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有效组态，如表4-7所示，若某个条件变量以“核心条件”的形式出现，则用符号“●”表示；若某个条件变量以“边缘条件”的形式出现，则用符号“• ”表示；若某个条件变量出现与否均不影响结果，则用空格表示。

表4-7 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有效组态

由表4-7可知，影响防护型集体行动内部稳定性和外部影响力的单个组态一致性及总体一致性均高于0.8的理论门槛值，说明组合路径对结果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总体覆盖率分别为0.6538和0.8298，表明在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情况下，约有65%的案例能被所有组合路径解释，而在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的情况下，约有83%的案例能被所有组合路径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当结果变量为影响程度时，所得出的两组组态被纳入到“逻辑余项”的布尔运算中，从而导致“目标动员”和“居委会响应”这两个必要条件被简约解消除，在实际的组态分析中，仍然需要将这两个变量视作影响结果的核心条件[63]。

具体而言，经由价值动员*事实动员*目标动员*普通居民响应*居委会响应*社区能人响应（组态路径1a）+价值动员*事实动员*目标动员*普通居民响应*居委会响应*物业管理公司响应（组态路径1b）+价值动员*事实动员*目标动员*居委会响应*社区能人响应*物业管理公司响应（组态路径1c），能有效提升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稳定性，推动社区抗疫集体行动稳定生成。

而以价值动员*事实动员*目标动员*普通居民响应*居委会响应*社区能人响应（组态路径2a）+价值动员*事实动员*目标动员*普通居民响应*居委会响应*物业管理公司响应（组态路径2b）的路径构建，能强化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扩散性和影响力，促进社区抗疫集体行动转变为XX及社会认可的治理范本。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在稳定程度的视角下，还是在影响程度的视角下，所得出的组合路径大体相似，且都能很好的解释结果变量集合。为了提炼出各个组态的特征，从而增进其对现实的回应，本文整合防护型集体行动的两个层面，立足于组态间“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的区别，进一步归纳出三种模式。

（三）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三种模式

　　1、组织动员下的个体自为模式

组织动员下的个体自为模式，强调普通居民在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导、价值感召及信息宣传的动员形式下，激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从而发挥能力并配合参与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自觉能动过程。这一主体性的发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社区场域内其他行动主体的性质与实践共生共联，代表性的组态路径为1a。

在组态路径1a中，动员机制的三个变量集合与普通居民响应是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生成的核心条件，而居委会响应与社区能人响应是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生成的边缘条件。这一路径蕴含的逻辑机理在于居民的主体性何以产生，而这一能动性过程又以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作为基础条件和支撑[64]。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依托于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带头效应、主流文化的认知引领，及社区信息枢纽的功能定位，实现自上而下的目标动员、价值动员和事实动员，催生居民在非常时期参与制定与执行社区管控规范的意识；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委会在规范制定层面吸纳专业人才、在执行和监督层面联同多元力量，并配套对应的具体措施，增强居民执行公约能力与合作治理能力，呈现“战时”状态下基层协同治理机制的专业性、规制性与多元性。同时，这一过程贯穿了涵盖基层党员、知识分子及其他一些社区精英的参与实践，表明“关键群体”的率先投入行为对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65]。

　　图4-1 组织动员下的个体自为模式

该模式主要体现在传统街坊类的社区结构之中，以梅东社区最为典型。在梅东社区基层党委的动员与号召下，部分就职于市医保中心、市人民医院或其他研究机构且在社区内具有一定知识权威的社区精英，主动参与制定了疫情防控规范。同时，为推动该规范条例的有效落实，该社区还成立了党员先锋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负责规范的宣传、执行与监督。其中，党员先锋突击队由市医保中心的在职党员与属地社区联系对接，志愿服务队则是由居委会牵头吸纳社区的其他一些居民自愿报名参与。由此可见，梅东社区的防护型集体行动是以居民个体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为核心特征的多元合作结果。

2、组织动员下的契约驱动模式

组织动员下的契约驱动模式，强调物业管理公司在基层党组织政治统领、组织嵌入及文件传输的动员形式下，本着对物业服务合同契约精神的严格遵循，通过制定与执行社区防疫规范条例，引领社区构筑抗击新冠疫情的防护行动。在这里，物业管理公司的行动力既来源于合同条款的规制，又来源于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吸纳与责任嵌入。具体而言，物业合同作为一种委托性的公共契约，其基本内容是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决定了业主作为委托人的主导地位，同时，《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物业管理服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如“突出保护业主的利益”，“维护小区安全和秩序”[66]等，也因此赋予了物业管理公司在疫情防控中“守护生命安全”的责任义务，并驱动其在非常时期下主导制定及执行多种形式的社区管控规范。而在基层党组织与物业的关系上，党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动员，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党支部的组织下沉，及自上而下的物业行业党委系统或区域大党建党委系统的文件传输予以落实[67]，并依靠党组织的政治吸纳与责任嵌入作为功能支撑，具体表现为在物业管理公司内设置由区物业管理协会党委统一领导的党支部，并吸纳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担任党委委员，或联合居委会、业委会在社区内成立由属地区域大党建党委统一领导的党支部，邀请物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担任兼职委员，从而压实主体抗疫责任，凭借党的政治优势和现实权威，整合非常态下社区物业秩序建构中的各方主体，避免出现防控疫情过程中的责任真空。

这一模式的代表性的组态路径为1b和1c。就相同点来看，二者均反映了动员机制的三个变量集合和物业响应是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生成的核心条件，居委会响应是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生成的边缘条件，共同诠释了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公司对社区达成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支撑作用，也说明物业与居委会的联动合作，能够构筑社区安全共同体，消弥公共卫生危机。

　　图4-2组织动员下的契约驱动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组态1b 中同时强调居民的主体性，表明在部分社区中，尽管由物业管理公司主导社区疫情防控规范，但其实施效能与普通居民的参与程度息息相关。这一路径主要是在现代商品房类社区内呈现。以合生紫龙府为例，其物业管理公司与珠江帝景社区居民委员会联合制定了疫情防控的社区管控规范，并由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导执行各项措施，如严格禁止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出小区、定期给小区居民测量体温等，为达成社区防护性集体行动提供了核心保障。但深究管控规范的实施效果，可以发现居民的认知水平与实践互动在其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例如，在管控规范发布之初，就有部分居民自发通过微信群、QQ群等渠道传播扩散，并得到了全体居民一致认同和理解；当物业人手不足时，一些居民主动“请战”，加入到楼栋摸底排查的工作中；另外，由于事关切身利益，邻里之间形成了自然的监督约束，从而保证规范得以有效落实。

组态1c则更加重视社区能人的参与作用，这在部分现代商品房类社区和传统街坊类社区均有所体现，代表性的案例为吉祥坊。作为一个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传统街坊类社区，吉祥坊的居民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建立起同质性的熟人共同体，由此催生了部分社区能人。尽管于2001年引入的物业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能人治理的社会效应，其社区精英仍然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治理结果。与合生紫龙府相似，吉祥坊的疫情管控规范是由恩宁项目部（物业管理公司）与吉祥坊社区居委会共同制定，并由恩宁项目部主导执行，但不同的是，当地的社区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管控规范的实施。例如，刚刚从南方医科大学退休的老教授W先生，凭借其人脉优势与专业权威，成为吉祥坊抗疫过程中的“非正式领袖”。一方面，W先生组织社区居民与物业签订保证书，同意遵守非常时期的管控条例，有效降低社区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拥有老党员身份的W先生主动联系街道办事处党委，促成了社区与附近商铺的合作，即由居民在微信下单，商铺每周三上午为居民送菜上门，提升了居民对管控规范中“居家隔离”措施的认同度。这表明，在防护型集体行动稳定生成的过程中，体制外的社区能人能利用其社会关系存量，协助团体达成目标。

3、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

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居委会在危机状态下被XX赋予先期处置和应对的功能，在社区抗疫行动中拥有合法的管理权威。这是由我国行政组织体系和居委会的底层治理角色所决定的。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科层权力架构将居委会吸纳进国家危机治理的纵向链条中，并通过逐级增强的行政压力和治理目标的分解发包[68]，增强居委会的危机感知，从而使其快速将抗击新冠肺炎作为社区治理的中心。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在基层的法定代理人和冲锋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居委会及时性、果断性的应急响应事关国家抗疫政策成功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在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的过程中，居委会往往被上级XX直接给予危机状态下的紧急处置职能，能够以“政治化”的角色配合服从XX主导型抗疫模式[69]，相比于社区内其他主体更能得到XX的行政认同，这也成为防护型集体行动上升为治理范本的关键推手。

该模式的第二重含义是，居委会在党委领导与党建引领下，能够更好地整合治理资源、对接居民需求，从而引导社区基于规则的秩序生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居委会的性质，决定居委会具有提供公共物品的法定职能，而社区秩序本身就是公共物品的一部分[70]，隶属于居民委员会的责任范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个体、组织、群体带来冲击和干扰，打破常规秩序，给社区成员施加巨大压力，带来基层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对于重构社区秩序具有应然意义上的重要功能。与此同时，居委会的政策实践，呈现党委领导与党建引领的特点——在纵向关系上，中国xxx通过组织吸纳或组织嵌入，实现党委和居委的身份同构、职责交叉[71]，拓展了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管控权威的合法性内涵；在横向关系上，党员既是居委会的核心支撑者，又是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者，深受社区多元主体的信任，由此强化了居委会与社区多元主体，尤其是居民的联系，并在紧急情况下，支撑社区权力关系由松散游离式紧密任务式转型，再造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安全秩序。

这一模式主要在组态2a和组态2b中呈现，二者均将动员机制的三个变量集合、居民响应和居委会响应视作影响防护型集体行动外部扩散性的核心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居委会响应与价值动员、事实动员和目标动员一样，同时出现在五条组态路径中，并且是防护型集体行动上升为治理范本的必要原因，说明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贯穿社区形成抗疫共同体的整个过程，但对于提升社区抗疫治理模式的影响力更为重要。

　　图4-3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

组态2a与组态2b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重视社区能人的参与，主要是在过度演替式社区呈现，后者更加重视物业管理公司的配合，主要是在单一单位式社区呈现。

组态2a以石牌村为代表。作为广州市最大的过渡演替社区之一，石牌村至今仍保持着“零病例”的记录，其抗疫治理模式更是得到了《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金羊网等数十家媒体的报道，并受到广东省党委、广东省XX的表彰。在疫情爆发之初，石牌街道办便紧急成立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由党工委XX担任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并吸纳执法队队长、环卫科科长，及包括石牌村在内的八个社区居委会主任（兼XX），同时组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队伍，联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具体到石牌村的抗疫治理，呈现党工委领导，居委会主导，能人引导的格局。一方面，居委会在社区内划分为4个社区网格，27个小网格，两个网格员为一组入户摸查，追踪了解每位住户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梳理形成了记录居民身份信息和近期出行信息的台账，使疫情防控更具精细化、系统化。另一方面，指挥部和居委会还动员村内部分具有湖北籍的社区能人成立志愿服务队，并组建27个党员突击队，发动各方力量参与村内疫情防控，用能人效应凝聚社区内生性的治理资源。[72]

相比较而言，隶属于单一单位类社区的白云机场第一生活区，在达成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更强调物业管理公司的参与。比如，《机场第一社区新型冠状肺炎防控规范》就是在三元里街道党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机场第一社区居委会和广航物业管理中心联合制定。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疫情摸排小组，由居委会主任担任小组组长，并接受街道党工委的统一指挥。此外，小区居民大多是白云机场的职工，基于一种“熟人社会”的地方性伦理共识，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时，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情绪感染强度更大，社区内更容易产生集体认同感，对居民参与防护型集体行动具有重要激励重要。尽管机场第一社区的抗疫模式没有受到XX的直接表彰，但也有多家媒体，如《广州日报数字版》、《羊城晚报》、《白云空港》等予以正面的宣传报道，提升了这一治理模式的外部影响力和公众认同度。

　（四）稳健性检验

模糊定性比较分析中存在参数设定威胁和模型设定威胁[60]。前者指的是QCA分析过程中、一致性阈值和频数阈值的选择差异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后者则是指QCA研究中包含条件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稳健性检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稳健性检验通常仅针对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对结果的充分性组态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则是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的敏感性，以及研究者带入的主观性要远远低于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常见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主要有：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增加或删除条件、补充或剔除案例[61]。本文综合运用上述方法，首先针对四类社区类型，随机分别剔除2个案例，共计8个案例；其次，删除“社区能人响应”这一条件变量；再次，调节一致性门槛值为0.9、案例频数门槛值为2。所得出的标准分析结果如表4-8和表4-9所示。

表4-8稳健性检验结果（以稳定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表4-9稳健性检验结果（以影响程度作为结果变量）

根据SCHNEIDER、WAGEMANN（2013）[73]等学者提出检验QCA结果稳健性的两个标准，表4-8和表4-9所呈现的结果总体上隶属于原始表格，所得出的解释基本与原始解释一致，符合拟合参数稳定的标准；所得出的解之间虽然不尽相同，但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说明结果符合集合关系稳定的标准。综上所述，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基层党组织的动员机制是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形成的关键要素

基层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是影响社区在危机状态下，达成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其他条件以组合形式与其共同推动社区应急抗疫治理行动的形成。实际上，在常规状态下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碎片化”的现象，表现为治理主体之间相互排斥、权责失衡，无法形成治理合力[74]，导致社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这既源于城市社区中松散的“原子化”关系结构，又与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不足、专业性匮乏、能力性短缺息息相关[76]，在面临突发性紧急事件时，常常会掣肘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实现。

而以中国xxx为决策中枢的动员机制，能有效化解碎片化的治理困境，突破信息和资源流动中的壁垒，并形成主体间协同网络以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结构的重组和优化，理顺各方主体的权责关系，减少社区危机治理中的模糊性与风险性，进而有序实现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终极目的。按照社会建构理论的逻辑思路，实现这一过程的现实动因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共意动员，即通过集体意识的包容性、集体目标的共意性和资源和技术的整合性[26]，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并引导其形成持续性的集体认同感，以转化为良性的社区治理集体行动。

具体而言，在集体意识的包容性层面，基层党组织作为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及正向价值等主流文化的核心阵地，依托社区宣传、党员联系、党媒平台等优势渠道，将主流文化植入到社区的治理价值中，因而在危机状态下，能够将非常态导向的应急动员与精神价值观供给相结合，引导社区主多元主体树立正确的价值排序，促进更有效的防护型集体行动；在集体目标的共意性方面，基层党组织拥有中国xxx一以贯之的执政合法性，在社区场域赢得普遍信任，并运用党的群众路线，以聚合社区群众的利益需求，实现抗疫目标汇集社区民众，达到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收益最大化；在资源和技术的整合性方面，基层组织被视作xx在地方的代表和基层的“战斗堡垒”，其行动特征往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在xx的统一领导下，以基层党委牵头开展的社区应急工作能够快速协调各方主体的力量，强化社区的信息搜集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实现紧急情况下的及时响应。

　2、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是多重因素组合影响下的结果

非常态下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路径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基本特征，前者表征为防护型集体行动达成的内部稳定性和外部扩散性依赖于动员机制和响应机制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动员机制是影响其有序生成的必要条件；后者是指由多重因素交叠互动形成的不同组合路径，包括组织动员下的个体自为模式、组织动员下的契约驱动模式和组织动员下的行政赋能模式，最终均指向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效果，从不同方面为提升社区应急治理能力提供了思路。这种特征诠释了中国xxx领导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对于实现社区危机善治的重要意义。

“中心-耦合”治理理论认为，我国社区治理的运行结构呈现党的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社区赋权与社区增能相结合、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结合的多重逻辑[77]。这一理论综合政党功能和协同治理的分析视角，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在强调党建引领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多重力量的合作共治。从实践来看，社区达成抗疫集体行动并非执政党及各级党组织“唱独角戏”，而是多元主体共奏“交响乐”的结果，即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动员下，居委会承担XX赋予的战时主导功能，物业公司履行合同契约的责任义务，能人精英凭借知识权威和情感信任带动社区参与，居民依托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发挥主体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将党组织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核心，凝聚价值共识，搭建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平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网络，实现夯实执政基础与服务社区居民的统一,就成为推动非常态下防护型集体行动制度化运行的必然选择。

　3、依托于不同的社区类型，防护型集体行动呈现差异化的生成路径

在不同社区类型的框架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呈现组合路径的多样性。传统街坊类社区的危机治理以强调居民主体性的个体自为模式为主，现代商品房类社区以强调物业管理的契约驱动模式为主，过渡演替类社区和单一单位类社区均以强调居委会政治责任的行政赋能模式为主。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路径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蕴含于社区类型划分标准的历史属性、社会关系、成员结构和治理资源来源等要素特征存在差异。（见表5-1）

进一步来说，传统街坊类社区大多是历史较为悠久的城市中心型社区，其邻里关系依附于亲缘和地缘，形成较为稳定的同质性熟人结构，居民原始认同感和归属感较高，并依靠地理位置的资源优势，掌握了适用于本土实践的治理策略，因而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时，社区居民往往能够自发实现自我增能，促成防护型集体行动。与其治理要素相似的是单一单位类社区，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其交往结构以业缘为纽带呈现同质性特点，社区成员长期在文件传输式的管制服从中，获得制度收益并形成制度信赖，由此为达成行政赋能型抗疫模式，提供路径锁定的规则惯性。

相对而言，过渡演替类社区的行政赋能型集体行动更具被动的色彩，由于房租较低，这里成为流动人口高度集聚的“陌生人社会”，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加之公共设施配给不足，空间生产秩序混乱，存在大量卫生隐患，在“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问责”的考核压力下，上级XX对这类社区给予更多的政治关注和资源倾斜，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层层下放到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应急管理实践。而同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商品房类社区，虽然邻里关系淡泊，人情疏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引进了受服务合同和市场规则约束的物业化管理，契约承诺和制度规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异质化结构的松散性，因此契约驱动模式成为形成社区防护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表5-1 社区类型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能人的权威辐射或专业介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内嵌于四类社区的危机行动中，深刻诠释了无论在何种类型下，“关键少数”都是不可或缺的治理资源，“任何集体行动的成功发生背后，必然会有一类关键群体承担初始成本并获取声誉回报”[78]。另外，多种抗疫治理模式从根本上统合于中国xxx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动员，换句话说，基层党组织整合并激活不同社区结构中的多元行动主体，以达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责任感以及参与感，进而形成有效的防护型治理秩序，促进社会释放活力，这表明，防护型集体行动尽管呈现多样化的外在形式，但其内在的核心机理同一根植于我国党国一体的特色实践。

（二）推动非常态下防护型集体行动制度化运行的政策建议

上述结论表明，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达成本质上在于政党整合之下韧性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表征为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和协同性、治理结构的敏捷性和适应性，以及技术要素的智慧性和可激活性[79]，而非完全依赖科层体制聚合所有力量，实施运动式的靶向治理。所以，在后疫情时代，应将韧性治理结构的制度建构纳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考量中，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搭建多元主体的权责化运行网络，和采用分类精准治理的逻辑思路，提升社区承受外部风险冲击并保障治理功能持续和有效发挥的能力，以此创设更加灵活、更加优质且成本更低的韧性社区。

　1、优化基层党组织的动员机制，突出党建引领社区危机治理的功能优势

2020年7月，XX总XX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80]。既有研究表明，组织动员既是中国xxx作用于社会的主要途径[81]，又是完善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培育韧性社区共同体的核心力量[82]。在新的历史时期,优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就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作为支撑点，突出基层党组织在价值培育、信息传播和目标整合层面的功能优势。

首先，在价值培育层面，借助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同逻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等主流执政文化，植入到社区本土的治理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引领居民形成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认同，并最终实现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从而为紧急情况下防护型集体行动的迅速达成，构造牢固统一的认知基础；同时，应当在治理文化中建构正确的价值排序标准，培育社区主体正确的价值结构，进而纠正其在危机治理中对角色或义务的认知偏差。其次，在信息传播方面，以“党建+应急治理”为导向，发挥政党的舆论宣传优势，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技术手段，引领社区构建“事前预测预警、事中预警应急、事后反馈提升”等全周期的智慧化检测机制，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党建平台，打破重大突发公共信息的传播壁垒，实现社区应急协同的有效治理。最后，在目标整合层面层面，发挥政党“元治理”的主体作用，基层党组织站在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的站位上，针对危机特点以规划和把控应急方案各个阶段的治理任务；此外，按照以点带面的逻辑，在激活党员的基础上，以党员示范、教育和宣传的方式，带动社区成员深化对治理目标的认知，并形成整个社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共同意识。

　2、构建公共危机的治理网络，释放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自组织的网络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机组成[84]。危机治理隶属于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概念，强调治理主体在紧急状态下实现自救、互救及合作治理，以弥补行政介入的相对滞后性。为此，需立足于非常态下公共物品的整体性供给，从功能、结构和技术层面，构建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网络，整合多方资源优势，提升社区的应急响应的自组织能力。

首先，在功能层面，以党建引领有序向社区多元主体赋权增能，实现社区危机共同体“自救”的功能加载。如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单元自治、楼栋自治等立体化危机治理体系，联合社区内多元主体建立一套应急全周期管理制度，并以社区成员代表会、社区民主协商会、社区党员议事会等工作方式为依托，形成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的城市基层危机治理的协同体系，充分发挥危机治理共同体的组合成效。其次，在结构层面，通过区域大党建强化属地管理，破解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以属地的党组织和XX作为轴心引导，联合辖区内的社会单位，形成辖区公共危机议事决策合作网络，从而整合多元社会力量，弥补单个社区治理资源的不足，有效满足社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防治的需要。最后，在技术层面，利用科技手段为社区赋能，实现社区卫生资源和信息的畅通流动，及时传递决策信号，细化社区多元主体的职能分工，充分发挥多元角色的治理效用，为社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3、采用分类治理策略，提升多元共治的精细化水平

所谓分类治理，是指针对不同类型特征的社区需求，采取差异性的治理措施[85]。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社区危机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现实选择，也是对十九大报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86]的逻辑回应。依据社区治理要素和主导角色的特点，精准提出公共危机应对策略，有利于增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效能，推动韧性社区危机应对能力的建设。

首先，激活传统街坊类社区的居民主体性，健全公共危机的居民参与机制，围绕党建引领，着力推进居委会、居民、能人及其他社区自组织的协作共治，鼓励多元参制定社区的制度规范；发动居民志愿者，成立情感联结的危机互助团队；以专业化为导向，加强社区居民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应急技能培训，建立高效的主体自为型危机治理体系。

其次，加强单一单位类社区居委会等管理人员的危机应对技能，提升其公共卫生治理知识储备和运用能力；在党政部门的主导下，多途径地引入外部社会组织力量，采用专业的社区工作调动起居民的积极性，带领居民参与韧性社区建设，优化单一单位类社区的应急治理体系。

再次，以党总支与居委会作为权威治理主体，在过渡演替类社区应用“柔性”与“刚性”、“价值感召”与“利益诱导”、“教育”与“指导”相结合的危机治理策略；发展社区理事会，引导居民参与完善社区应急理条例；提升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党委领导下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配合XX及居委会加强社区改造和卫生检查。

最后，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商品房社区的物业管理制度，明确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职责边界，打造三委联动治理的格局，加强物业公司在紧急状态下的专业化管理；创新协同共治路径，如建立网上业主论坛，充分发挥虚拟社区协商、教育、预警和动员的功能，从而增进居民理解，推动和谐社区的良性运行。

　六、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的不足

1、多案例研究结论难以完整呈现政策变迁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建立起包含两维度七要素的解释变量模型，以考察社区防护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原因路径。尽管本文试图以典型案例研究的精细弥补多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但是难免对于主要变量之外的因素考察不周。

2、理论建构上仍有可提升的空间。集体行动本身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系统，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呈现不同的内涵特征。本研究仅针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理论基础及核心概念进行考察和诠释，可能存在“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的情况，难以对整个理论体系面面俱到。

（二）研究的展望

1、针对研究方法的不足，可以利用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献分析软件对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机制做一个可视化的图谱分析，进而更加全面地把握现有研究对社区治理场域下集体行动生成脉络的诠释，以弥补既有分析框架可能忽略部分核心变量的不足。另外，可以扩展数据搜集渠道和案例选取范围，在全省甚至全国的范围内进行典型案例的追踪调查，进一步揭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作用路径。

2、针对理论建构的不足，未来可以尝试从心理学视角、个体理性视角和结构功能视角对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进行考察研究；亦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丰富条件变量的组合路径。

　参考文献

[1]深入学习贯彻XX总XX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N]. 甘肃日报,2020-04-21(004).

[2]TILLY C，TARROW S．Contentious politic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3][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M].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1.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艾云,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民众抗争形式:一个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7,5(04):3-16.

致谢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夫。四年的华园学习生涯，在苦读、博学、笃行的漫漫求索中，匆匆即逝。伴随着敲下本科毕业论文的最后一个句点，我的心中油然涌起了无限感恩之情。

首先要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这篇论文的完成，得益于她的悉心教导和谆谆教诲。犹记在大三“公共政策”的课堂上，老师以渊博的学识、广博的阅历、深厚的造诣引领我进入对中国政策研究的殿堂，不仅严整我的写作规范，也完善我的学术文风。导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以睿智的文思为我悉心解惑，并勉励我不断进取，成为指引我奋进前行的明灯。导师待人温柔宽厚、和蔼可亲、胸襟开阔，也是我为人处世的表率，在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我的导师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感谢副教授，在论文开题时给予我的指导和建议，以及在学习和实践方面给予我的教诲和关怀，他们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和一贯严谨的治学风范，是我学习的榜样；感谢老师在课堂和学术活动中对我的启蒙帮助和无私点拨，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让我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受益良多。

本文的选题灵感，最初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2020年全国优秀学子“求是”夏令营下发的研究设计考题，在通过人大公管的研究生选拔后，我的硕士生意向导师，为研究主题和框架设计的细化和完善提出了许多有益启示。在论文初稿完成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学报》的编辑，也对论文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意见，感谢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启迪。

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班主任老师、辅导员师姐，在我四年的求学过程中，给予我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激励我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科研活动。我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

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多年来为我的学业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的父母始终如一地关心我、支持我，他们对我的亲情和无私之爱，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大学四年里，我的父母与我共同承担研究探索时的艰辛、共同分享攻克难关时的喜悦，构成了我奋斗中最为珍视的精神支柱。

感谢在我华园四年学习中，给予我关心、帮助和支持的所有师兄、师姐和同学们，尤其是四年来，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参与各类学术竞赛的小伙伴们，与他们共同的学习和交流，让我的大学生涯更加充实而愉快。那些“举案禀谈，挑灯夜论”的日子，将构成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毕业，意味着生命中新起点再次扬起。在我即将告别母校，通往未来征程的旅途之前，衷心祝愿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永远幸福安康！

社区防护型集体性的生成逻辑与整合路径——基于广州市28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8月9日

下载查看全文内容

已付费？登录 或 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