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态度上 探究鲁迅早期小说中“立人”的方式

　　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开启了他独有的“立人”主张。“立人”的实质在于对国民性进行改造，摒弃当时的民族劣根性,对国民性格进行重塑与完善。他所立的“人”，是那种摆脱他人的奴役，实现个体的独立与自由的人；是那种为了理想坚忍不拔，穷极一生进行奋斗的人；是那种刚正不阿，卓尔不群，思想上完全解放的人。要立这样的“人”，首先要进行“救心”，通过不断对社会群众进行排俗和启蒙，唤醒他们麻木不仁的意识和精神，摒弃民族劣根性，完成对整体国民性的改造。因而，他的小说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对造成愚昧落后等国民劣根性的原因予以深刻的阐述与抨击，如八股取士制度、宗法伦理制度、礼教等级制度、儒家传统习俗、文化心理定势等[1]；同时他也对人性的真善美进行大力的褒奖，如勇敢的革命分子和心思纯白，敢于承担的普通人民。通过惩恶扬善的方式来唤醒国民的良知，实现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因为他清晰地认识到,在种种精神奴役之下的中国人，其人格必定是病态的,人性必定是畸形的，靠这批人去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复兴，必定是不可能的。

　　人物是小说的主体，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本质的主要方法。鲁迅小说世界中的人物，生活在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极具民族特征和时代气息的文化环境中，打着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2]。所以，喜怒哀乐无一不是他眼中一众中国人民的真实写照，也正是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嬉笑怒骂中展现人生百态，从而把鲁迅倾注在各个角色上的感情淋漓的表达出来。通过对不同角色身上爆发出近乎迥异的感情，让人们鲜明地看清孰善孰恶之后做出明确的选择，从而达到其“立人”的最终目的。

　　鲁迅小说中对不同人物所倾注的不同情感，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不遗余力进行热情的褒奖；毫无情面展开冷峻的批判；批判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褒奖中透露出悲哀的叹惋。而每种感情针对具体的人物又可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

　　褒奖和批判相对来说是比较绝对的情感，鲁迅主要通过对潜藏在当时险恶环境下的真善美予以颂扬，同时通过用嘲讽的语气对当时社会上的假恶丑进行鞭挞，在爱憎分明中彰显其“立人”追求。

　　这种情感虽然是正面赞美但其所针对的对象在小说中出现的却是寥寥无几，一般为具有某些人性闪光点的角色或者鲁迅理想中的人格形象，而且通常是侧面一笔带过而不是进行大篇幅的描写，究其原因主要是小说中的角色刻画是以鲁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悟为基础的，而在民国初期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为鲁迅的创作提供那些具有自由解放思想与精神的现实人物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是无从寻觅。所以它的对象也是鲁迅所有人物刻画中着墨最少的群体。主要分为两小类。

　　1、天真烂漫的孩童。以《社戏》中的“十多个少年”为代表。

　　对于天真烂漫的孩童，鲁迅是充满温情的，他们未曾读过“圣贤书”，也没有经过“圣人之徒”和封建礼教的作践，代表了人类所葆有的自然美好的天性[3]。虽未经雕琢，都是“朴素之民，厥心纯白”之辈，可是淳朴善良、天真活泼的人之本性，却时时刻刻都在给人以暖意和感怀。《社戏》中“我”因没有叫到去赵庄看戏的船而在家闷闷不乐了一整天，昔日一同捉虾看完戏回来本来兴冲冲的小伙伴看到我的表情，“都叹息而且表同情。”[鲁迅：《呐喊·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页，第16行。]为了不让我扫兴，便撺掇母亲和外祖母让“我”晚上乘船一起去看戏。在这场旅途中，看似重要的社戏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活动，去时传来的婉转悠扬的横笛声，回来时船上的欢声笑语，快到村时大家一起结队偷偷摸摸的摘罗汉果，就连当晚的环境在好心情的感染下也显得格外应景，平日里月光下稀松平常的景色却变得“缥缈的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鲁迅：《呐喊·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6页，第24行。]通过对孩童的言语表情和环境的侧面渲染，将孩童们纯真善良和爱玩儿的本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之间不掺任何杂质的友谊。

　　2、彻底的革命斗士。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和《长明灯》中的疯子为代表。

　　与称赞孩童纯真美好的天性不同，对于那些自觉反抗腐朽的封建教条和伦理道德的革命知识分子，鲁迅赞誉的是他们后期形成的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高贵人格。《狂人日记》中，“我”虽然满嘴疯言疯语，好似有被害妄想症一般，却时刻对周边的人喊道“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页，第24行。]并没有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贵自满，充斥心间的只有对周边人浓重的愤懑与悲哀。《长明灯》中，那个眼睛中“略带些异样光闪，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神情”[鲁迅：《彷徨·长明灯》，《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第23行。]的“疯子”，因为一心想要熄掉庙里那盏“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鲁迅：《彷徨·长明灯》，《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第5行。]的长明灯从而破除村民们封建迷信思想，却因“熄了灯大伙就要变成泥鳅”的可笑理由而被村民们囚禁在庙里的闲房中，即便如此仍然高呼“我放火！”，执着的想要熄灭村民们那盏代表着愚昧与无知的“长明灯”。而《药》里的夏瑜则从未以正面细致的描写出现在小说里，可是从旁人的言语里，他这一角色却因其语言的果敢性和行为的决绝性而在读者脑海里呈现出一副完整画面。纵使被打进死牢，也依旧大喊“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鲁迅：《呐喊·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第2行。]还要劝牢头“造反”，为了救于水火之中的人民而英勇地以身殉国。他们是真正革命分子的典型，却因在当时极其险恶的旧中国环境的摧残下，这类人又很难被别人理解，甚至很难存活下来，下场往往过于凄惨。因此更具象征意义，他们寄托了鲁迅心中“完美”的人格，代表了鲁迅“立人”思想的理想高度[5]。

　　与褒奖构成了鲜明对比的感情则是彻底的批判。它所针对的对象集中体现了清末民初社会上所有陈旧迂腐的思想和麻木不仁的精神，他们是鲁迅小说中所要批判的主体，是鲁迅所要“破”的主要内容，也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和当时国民们麻木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或是表面德高望重背地却想尽办法剥削农民的乡绅土豪；或是满嘴仁义道德却毫无自知自觉沦为封建“吃人”思想来助纣为虐的帮凶；亦或是“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广大群众，他们是中国长期封建文化下的产物，表现出了对腐朽封建制度和思想的绝对性维护，所代表的都是当时中国国民人性上的“阴暗面”。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害人者，凶器就是透着腐朽气息，滴着劳苦人民和革命者鲜血的封建文化利刃。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已然同当时丑恶的封建文化体系合为一体，只是单纯被动地作为这一体系的功能性符号，而丧失了作为“人”这一个体独立思考与行动的实质与主观能动性。所以对待他们，一味地劝说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更加极端的方法进行批判，用凝重且冷峻的言语骂醒沉睡的国民，让他们看到封建思想的可笑和迂腐，从而达到“立人”的效果。主要分为三小类。

　　1、以乡绅土豪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以《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和《离婚》中的七大人为代表。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是当时社会老牌封建强权势力的代表，具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极其看重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容不得他人有一丁点的质疑，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语气词也很容易就让对面的人心惊胆战，大气都不敢出一声[6]。他们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和蔼可亲，实则端着一副伪善的面孔，用故作堂皇的语言干着压榨剥削农民的丑恶勾当，而且一旦见到情况对自己不利，便见风使舵，马上换一副嘴脸讨好献媚。《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除了有钱之外，儿子又是将来能做秀才的文童，大受居民们尊敬，因而平日里鱼肉乡里，嚣张跋扈。听闻阿Q喝醉宣扬和自己是本家时，一个嘴巴便剥夺了阿Q拥有这个姓氏的权利，好不威风。然而等到有传言说革命党要进城时，见到到处嚷嚷“造反了”的阿Q，却好像换了副面孔般，怯怯的低声叫“老Q”，用害怕的语气“现在…发财么”打着招呼。可轮到他儿子用四块洋钱把“柿油党顶子”的银桃子挂在大襟上时，他也变得骤然大阔，目空一切了。前前后后三番四次完全迥异的表现无不凸显着地主阶级的奸猾和造作。《离婚》中的七大人作为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处理爱姑离婚事件的时候，一句“公婆说走，便要走”这么荒唐的话语，却让大家纷纷附和，就连那个留过洋的尖下巴少爷也像个瘪臭虫般低声下气。爱姑反驳时，他“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鲁迅：《彷徨·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第20行。]便让原本泼辣无比的爱姑打了一个寒噤，等他的的嘴里发出高大摇曳的“来兮”声，更是让爱姑心脏一顿，仿佛全身浸到水里般冒冷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寥寥几笔，便将封建社会中那种森严的等级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似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般，让读者不寒而栗，给人们的感受是如此深刻，如此震撼。

　　2、自觉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的复古派卫道士。以《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为代表[7]。

　　对于这些卫道士，鲁迅是嗤之以鼻的。他们虽然表面上看似与封建地主阶级无二，都是封建文化与等级观念的绝对拥护者，二者实则却有本质的区别。封建地主阶级往往是为了一己私利祸害他人，有意去为难他人，而这些卫道士却是长期经受专制思想文化的洗脑教化，欺凌人、迫害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于自身的思想判断与价值选择上，认为这才是合乎圣经贤传。他们自觉承担着所谓高一级的“社会责任”，用这种自欺欺人的“高尚”道德感去为虎作伥，殊不知，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一不透露出自身内心的扭曲与思想上的虚伪。《肥皂》中，反复说着“新文化新文化，化成这样，中国就灭亡了”[鲁迅：《彷徨·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第17行。]的四铭，看似忧国忧民，关心社会风气，实际呢？在家人面前摆谱，一味地教训儿子“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鲁迅：《彷徨·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第16行。]对于孝女，虽然一直在强调精神可嘉，却不曾施舍过一文钱，还道貌岸然地说“一两分钱不好意思拿出去。”[鲁迅：《彷徨·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第13行。]非但如此，逢人便鹦鹉学舌的重复着光棍那句“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买两块肥皂，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鲁迅：《彷徨·肥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第8-10行。]流氓话语，表面上对这种无耻行径充满憎恶，实则暗地向往憧憬。其假道学的虚伪丑恶可见一斑。《高老夫子》中，高尔础老夫子作为封建复古派的代表，因为要去看女学生而去女校教书，上课前一本正经的说着自己多么重视教育，却因为自身的才疏学浅，在讲台上草木皆兵频频出丑，而后愤然辞职后对新式教育破口大骂。当讲师的时候感觉昔日的牌友“一无所长，总有些下等相”[鲁迅：《彷徨·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第12行。]当听到晚上要扫光初出茅庐的新手时，却欣然赴约，说着“久仰久仰”的客套话，道貌岸然一词用在他身上在合适不过。这些虽遭受封建思想摧残却盲目自大自得的人，虽然不能称其为穷凶极恶，但其本质上也必然会“吃人”。毫无疑问，他们是封建文化荼毒人民的帮凶。

　　3、思想冷漠麻木的社会普通群众，以《示众》中的看客，《药》中的茶客和《祝福》中的村民为代表。

　　对于当时的群众，鲁迅是予以强烈抨击的。他们是鲁迅笔下的一个特殊群体，特殊点在于他们不像前二者一样是通过特别典型的某个人物来突出性格，而是以人物群像的姿态来展现社会的整体风气，展现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虽然在小说里着墨不多，不是太过显眼，但他们无疑是鲁迅最为愤懑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的是当时当时中国整体的精神风貌，而从他们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有空虚无聊，只有麻木冷漠[8]。《示众》中，本是巡警巡街示众一件在当时来说稀松平常的小事，却“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鲁迅：《彷徨·示众》，《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第5行。]甚至每个人都想尽办法争相往内挤着看发生了什么事。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悲哀，这个场景里面看客们的精神世界，好像文中盛夏灼热得令人窒息的环境般，充斥着一颗颗因空虚而感到焦渴的心灵，满溢着一具具因无聊而干枯了的灵魂[9]。鲁迅通过这个特定场面的描写，对当时民众们那宛如沙漠般的精神世界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如果说《示众》鲁迅仅仅是停留在民众们精神的空虚无聊予以警醒的话，那么《药》和《祝福》两篇文章则是对民众内心更深层面的麻木与冷漠进行抨击。《药》中，整日在华老栓茶馆里的喝茶那群茶客，在听到小栓得了痨病之后，竟然还嘻嘻笑着开华老栓的玩笑，对他们一家子的困境缺乏任何发自内心的同情，也使得这个本就不大的茶馆更是弥漫着自私与冷漠。他们只是一味地幸灾乐祸，自顾自的玩弄着别人的痛苦，从比自己生活的更惨的人身上，得到的不仅是精神上的刺激和满足，更是一种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于是对于本身的悲惨现状，也就能做到忍气吞声或是置之度外了。更甚者，对于那个一心想要拯救他们于水火的革命者夏瑜，死后却被他们七嘴八舌的称之为“疯子”，“贱骨头”；相反，对于那个双手沾满鲜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却宛如圣人般顶礼膜拜，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称之为“康大叔”。所有是非黑白，于他们的观念里都颠倒了，如此愚昧之思想，如此麻木之精神着实可憎。

　　无独有偶，《祝福》里面对于村民的刻画和茶客的嘴脸何其相似。在祥林嫂的孩子被野兽吃了后，村里的人非但不表示惋惜，反而“笑容冷冷的”，脸上立刻换上“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第19行。]还有那些“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第20行。]的老女人们，“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第21-23行。]这群“看客”们用一种伪善的面孔去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品头论足，只是把其看作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与谈资，却不曾发自内心去对她伸出援手。此外，因为她丧夫失贞失子，东家鲁四老爷也把她视为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所有的祭器和贡品一律严令禁止她过手，直接造成了她生活处境上的尴尬与窘迫。更甚者，笃信着鬼神的柳妈以奚落为目的，用阴间惩罚的恐吓看似苦口婆心的劝告，实则用着封建迷信的思想一步步地腐蚀着她本就残破不堪的心灵，直接把她的精神逼向了绝境，最终宛若“芥尘”一般被轻易地扫出了世界[10]。祥林嫂的悲剧，祝福夜的鞭炮声，不只是当时社会悲惨弱者的哀嚎，更是那些帮同着对弱者进行精神虐待的“看客”们的欢呼！

　　与褒奖和批判这样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不同，鲁迅对待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它的矛盾原因在于鲁迅笔下人物曲折坎坷的经历及复杂的性格。因其经历曲折多变，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性格自然也不可能始终如一，故而鲁迅对其复杂的性格也抱有颇为矛盾的感情。

　　批判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这种情感所针对的对象往往生活上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精神上却已经自觉的认同和遵从，卑微且顺服的接受了这悲惨的命运。一方面，他们是“被吃者”，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严苛的压迫剥削下，他们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是悲苦困顿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吃人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封建专制文化思想长期潜移默化的荼毒与侵蚀下，“人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种“贱民”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烙印在他们的精神之上，对待不公的命运，从未想过去奋起抗争，只是一味地默默忍受着，忍受着所有强加在身上的痛苦和不幸。更甚者，他们还以欺凌弱者为乐。对于他们，鲁迅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用悲悯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他们苦不堪言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对他们得过且过，麻木的接受生活现实而感到愤懑，同情和批判两种情绪相互撕扯交织在一起，让鲁迅对于这种群体发出了独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主要分为两小类。

　　1、广大生活困苦的农民。以《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和《故乡》中的成年闰土为代表。

　　对于农民，鲁迅是以同情为主，同时也不乏鞭挞的。他们是鲁迅小说中着墨最多，倾注感情最深，也是刻画最为用心的一个群体。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饱受剥削的同时，还要遭受这个社会里充斥的那些宗教祭祀，封建迷信以及伦理教条等一切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他们没有勇气去奋起抗争，无法拒绝悲惨的命运，所以将一切愿景都依附在自身虚妄的幻想，缥缈的仙佛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之上。《阿Q正传》中的阿Q无疑是鲁迅笔下当时社会中底层农民的典型。身为最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他的生活是困顿的。居无定所，又没有固定职业，只靠给别人做短工度日，却整天游手好闲，稍微有点钱就去喝酒押牌宝，得过且过混日子，从来没有人拿他当人看，甚至最后被不明不白枪毙时人们都在喝彩，他悲惨的命运毫无疑问是值得同情的。然而，怜悯他悲惨命运的同时，更要唾弃他那可鄙的灵魂。他恃强凌弱，爱好与人吵架斗殴，但事先必然先对对手的水平进行估量。被闲人揪住辫子时，不惜卑贱地称自己为“虫豸”，只为让对方尽快放了自己；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刚举起来，他的头颅就已然伸出，做出一副任君打骂的样子了。他本身虽饱受欺凌，却更乐意欺侮弱者，木讷的便骂，力气稍小的就打。面对又瘦又乏的穷小子小D，挑衅之外还夹骂着“畜生”；受了晦气后见到小尼姑，言语轻薄的同时动手动脚，直待把人家惹哭。他也曾向往革命“造反”，但理由不外乎是扬眉吐气，杀几个曾经欺侮他的人，把地主的财产占为己有，以及玩弄女性，这种革命动机自然是不纯的。然而最能揭示他可悲本质的莫过于那“精神胜利法”，讥笑未庄人低等的同时又鄙薄城里人的可笑，被打之后只得用“儿子打老子”这种虚幻的理由自我安慰，一贯鼓吹老祖宗的“辉煌”与“荣耀”，妄想儿子的“锦绣前程”，本身却自甘堕落，一味地麻痹自己，思想与意识处于极端的蒙昧无知状态，何等的悲哀，何等的丑陋。

　　与侧重描写阿Q的自我麻痹不同，《离婚》中鲁迅对于爱姑的描述，则是通过她的前后转变侧重对其妥协性进行渲染。起初听闻城里的七大人在慰老爷家要调解离婚纠纷时，她愤愤地昂起头说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鲁迅：《彷徨·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第10行。]如此颇具胆气的话，摆出一副不管对方是谁都要要个说法的决心，可是临到慰老爷家，就越发的局促不安，只得祈求着七大人“知书识礼的人是说公道话的”[鲁迅：《彷徨·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第3行。]到了慰老爷家中见到七大人，起初认为他和蔼近人并不如自己想象般可怕，便大声嚷着“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鲁迅：《彷徨·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第17行。]这样的狠话，可是当意识到七大人“实在威严”之后，毛骨悚然胆战心惊，非常后悔自己的放肆和粗鲁，之前满腹的道理与不公都抛到脑后，只是用怯懦的语气说着“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鲁迅：《彷徨·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第14行。]的话，甚至当之前她一直鄙视的慰老爷挽留她喝酒她也婉拒，还当面道谢。一个原本泼辣的乡下悍妇仅仅因为权贵的几句话，几个动作就变得服服帖帖，前后差别之大着实令人咂舌。

　　同样是转变，《故乡》中对于闰土儿时与成年迥异的表现主要是突出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摧残。少年时的闰土本是纯朴勇猛，和我亲密无间的儿时玩伴，等“我”多年后回到故乡再见面时，一副恭谨的神态，一句生疏的“老爷”“水生给老爷磕头”，便让久别重逢，憋了一肚子话的“我”“打了一个寒噤”，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母亲想要我们还用兄弟互称时，他也忙道“儿时不懂事，这不成规矩”。由儿时的“不懂事”到现在的“成规矩”，寥寥几笔，便将封建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对人性的迫害鲜血淋漓的表现在我们眼前：长期封建观念的洗礼，让他认清了自身乡下农民这一社会角色，在城市生活还留过学的“我”和他“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第15行。]已然处在一个他无法企及的高度，是决计不能称兄道弟的。闰土自发地认可并接受封建等级观念，并让它潜移默化地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标准，已然由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少年转为被驯化的“顺服”而又麻木的“木偶”了，这种转变透着彻骨的冷意与悲哀，压抑的如同浓稠的黑夜般令人窒息。

　　2、饱受封建文化荼毒的底层知识分子。以《白光》中的陈士成和《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为代表。

　　对于底层知识分子，鲁迅是以批判为主，但批判中却夹带着极大的宽宏和怜悯。他们本是平凡人，除了懂一些封建文化知识，说着“之乎者也”外，再也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从物质生活条件上来看，俨然与下层穷困民众无二。虽然妄图通过八股取士科举高中来改变自身悲苦的命运，却事与愿违屡不得志，不仅受到上层显贵们的呵责排斥，还要忍受下层群众们的讥笑嘲讽。他们的本性大都淳朴善良，但却受到封建旧习气的浸染，只得沦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饱受白眼境遇悲惨，命途多舛穷愁潦倒，最后郁郁而终[11]。《白光》中，陈士成因为连续十六次落榜而感觉所有人都在笑他，并一直听见有声音在他耳边呓语祖宗的“财宝”，终于在财宝白光的“指引”下投湖自灭。仅仅是没有高中就万念俱灰，一直念叨着“这下全完了”这种毫无生气的话，丧命于寻找财宝这种可笑的癫狂，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可悲，也可憎。《孔乙己》中，孔乙己纵然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鲁迅：《呐喊·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第2行。]说着“呜呼哀哉”，好吃懒做且迫于生计行窃，但他却笑着给孩子们吃茴香豆，教“我”写字，也从不拖欠酒钱。在言语和穿着上突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的同时却保留了天真善良的美好本质。然而死后留在世上唯一的印记，仅仅是咸亨酒店掌柜惦记着他之前所赊欠的十九文钱，他自身生命的价值，竟然连区区十九文钱都不值。他一直生活在周边人的哄笑中，包含着荒唐与讥讽的哄笑之中，他的悲剧是必然的，活着的时候全然被当做笑料，死去后也是无足轻重。从小说字里行间中饱含悲悯的描述里，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封建文化在他精神上的戕害。

　　如果说批判中饱含深切的同情是对人物本身性格方面进行渲染的话，那么褒奖中透露出悲哀的叹惋这种情感则着重刻画了人物因为曲折的经历而导致的一系列转变。所以这种感情所针对的对象在小说中往往形象更加逼真，也更加能引起读者的深思。他们乃是鲁迅前期小说中极其特殊的一群人，都曾拥有“精神界之战士”所具备的种种高贵品格，向往独立和自由，反对剥削压迫，有过先进的社会意识和果敢的革命行为，一度和命运进行抗争，但因诸如“生存”，“温饱”，“发展”等一系列外在因素在封建文化和强权政治面前败下阵来，屈服于残酷的现实，只得被动无奈的遵从封建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那些教条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精神上，他们也放弃了曾经的理想抱负，心灵上一度激情燃烧的烈焰也被社会的冷漠所浇灭，堕落于冰冷刺骨的黑暗之中，泯然成为当时万千麻木群众里的一员。起于觉醒，终于沉沦，何其悲哀[12]。

　　这种感情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一度觉醒，但又因现实的逼迫而退却，最终无奈沉沦的彷徨者。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代表。

　　对于这类彷徨者，鲁迅的情感是复杂且矛盾的。一方面为他们早先的进步意识而喝彩，另一方面，又对他们面对社会而进行的妥协表示可悲可叹。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真实面貌，也是鲁迅本人的精神写照。因饱尝孤苦和寂寞从而内心复杂情绪易变，精神世界也伴随社会形势的变化而起伏跌宕，当革命发展到高潮，他们慷慨季激昂，当革命陷入到低谷，他们愁苦彷徨。《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曾时一个敢于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方法，充满激情意气风发的先进知识分子，可如今再次相逢于酒楼之上时，他却沦为一个干事马虎应对，满嘴嘟囔着“无聊的事”，甚至由教“ABCD”改为教“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了。纵使思想上还保持着清醒，苦痛的自讽着“悲剧的自己终究也绕了个小圈子后飞回来了”[鲁迅：《彷徨·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第11行。]但迫于残酷且沉重的现实压力，他的人物定位已经由早先的封建文化挑战者转为伦理纲常的维护者，不甘地叹着气从改革者中颓唐退出。

　　《伤逝》在鲁迅小说中算得上是一个“另类”，它不同于其他小说中传统的叙事风格，而是以一种手记的方式，通过角色的内心独白将故事铺陈开来，展现知识分子的一出婚姻悲剧。涓生和子君都是讲究民主，追求个性与解放的知识青年，曾一度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第2行。]的宣言毅然冲破封建桎梏自由恋爱并组建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但婚后子君却把曾经的理想和追求全然不顾，一心沉醉于家庭主妇角色，把家庭生活当做自己人生的全部，从而丧失了激情变得空虚；涓生也在失业后认识到“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依”[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第15行。]更是把已经成为主妇的子君自己的累赘，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分手语，在现实的各种压迫下，最后两人原本可歌可泣的爱情以悲剧落幕：离异后子君无奈的回到了她一度唾弃的封建家庭，在父亲的威严和旁人冷漠讥笑的目光中，不到一年便郁郁而终；涓生也在痛失子君后迷茫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到处寻不到“新的出路”。两人的爱情经历也是其人生境遇的真实反映：原本轰轰烈烈，中间妥协现实，最后只得悲歌落幕。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鲁迅小说中无奈沉沦的知识分子典型。一个“吃洋教”的“新党”，早先他对各种封建旧习嗤之以鼻，清白自身的同时大力批判，遭受罢免之后，仍保留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骨气，宁愿变卖家产，去求乞也不进行妥协，然而最后，他还是失败了，在愿意帮他的人被诱杀之后，在到了濒临灭绝的生存底线之后，他终究还是屈服了，因为那句可悲的是“我还得再活几天”[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第10行。]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第15行。]做了杜师长的顾问。精神上虽然一味地自责，但行为上终究还是“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第18行。]享受着这个被他唾弃的身份所带来的高贵荣耀。他精神和行为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在了他死后的样貌中：“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第16-17行。]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同时又何尝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

　　鲁迅在其前期小说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他所要立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但从他对待笔下不同人物所倾注的不同情感上，我们却不难看出他的用意和追求。

　　褒奖孩童，是为了社会大众保持天性，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时代，不为各种旧习陋习所沾染。褒奖斗士，是为了树立自己“理想之人”的典范，这些人信念坚定，勇猛果敢，虽然他们多数都会被抹杀，被摧残，终归消失于革命道路途中无尽的黑暗，但正是他们前赴后继，毫不畏死的牺牲，唤醒着，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革命斗士，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光明发展。以疯子，狂人，夏瑜为代表的这批人终究会被后人所铭记，因为他们，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之脊梁”！

　　批判地主和卫道士，是为了揭开他们温良恭俭的伪善面孔，将封建文化的各种丑恶落后鲜血淋漓的呈现在群众面前，号召大家去一起唾弃，一起抵御。批判冷漠麻木的社会民众，是为了警醒世人，摒弃民族劣根性，团结一致与反动势力抗争。民众才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从思想上唤醒他们的良知，中华民族才能摆脱被“吃”的命运，才能独立自强。

　　批判和同情农民与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对他们的贱民思想和奴性人格进行抨击，展示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同时，唤醒着，号召着他们去同这不公平的命运斗争，投身到革命的伟大浪潮中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更多人能把目光集中于这两个弱势团体之上，关心他们的贫苦生活和悲苦命运，给予他们更多的启蒙与教育。

　　褒奖和叹惋彷徨者，更多的则是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警醒，虽然现实条件艰苦，社会环境险恶，但要勿忘初心，不妥协不放弃，坚忍不拔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有很长的路要走，切勿计较一时的得失，不要急功近利。同时要团结一致。他们的虽然是民众的启发者，是革命的号召者，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民众才是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团结广大民众，革命才有长期持续的保证，否则，彷徨者的悲剧将再一次上演。

　　或褒奖，或批判，或同情，或叹惋，鲁迅在自己前期小说中不同角色身上上演着不同的情感，喜怒哀乐各种情感交织混杂在一起不断丰富着他自己的“立人”思考，同时“立人”思想的深邃也使得这些角色更加的真实可信，发人深省，从而完成了小说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更加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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