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 ——以贵阳市为例

　　摘要：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创新不仅能够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并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无疑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契机与可能，本文立足于大数据时代的背景特征，把握大数据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机遇与挑战，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创新这个核心问题，在对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大数据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能够在决策方式、业务流程、服务供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通过对三个大数据应用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印证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创新的可能，从而为提升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均等化贡献力量。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

　　1.1.1.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的不断前进带来的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现如今人类社会已悄然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体量大、响应速度快、数据类型多、价值密度低既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也是对大数据时代的客观描述，反映出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与风貌。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洗礼与冲击，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颠覆与蜕变，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全面而深入的历史演变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作为公共服务的子项，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与此经济基础改变相适应的是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追求，以及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具体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社区居民不仅更加关注的“量”而且更加关心“质”，然而由于制度、理念、技术等因素的诸多限制，当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难以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种种需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创新以实现有效供给，而大数据技术则为这种创新提供了可能。

　　1.1.2.研究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作者舍恩伯格在书中大胆展望，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我们的生活因此能够从量化的维度进行观察，新发明和新服务也因此层出不穷。因此对大数据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进行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在理论上能够充实公共服务领域之研究内容，使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多样化，为其创新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理论是公共服务理论的一部分，在大数据背景下对其创新的研究，拓展了其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相关理论的完善。同时对大数据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展研究思路，开阔研究视野，实现思路的创新。

　　其次在实践上能够为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加快大数据在其细分领域的应用。大数据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其意义与价值取决于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取决于源自理论研究的操作指南，而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研究就是为其应用于实践提供科学而有效的说明书。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能够为大数据在该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指导，提升实践应用的有效性，有利于体系本身的完善。

　　1.2.1.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的理解建立在对其基础概念的理解之上，“社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在一定的地缘之上所结成的特定群体，是一种相对立于国家或XX组织而言的互助合作的区域社会自治组织[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6~58]。2011年xxx办公厅在相关文件中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由于在形成原因、经济特征、人口特点、主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社区又可明显地划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工商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分工精细，各个领域专业化强，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紧密；人口密度大，人员结构复杂，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行为方式受传统观念约束比较小。

　　1.2.2.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对“公共物品”进行讨论的是苏格兰人大卫休谟，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个人提供资源的局限性和XX整合资源的优越性之间矛盾的产物。工业革命后，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入，社会生活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日益分明，对公共领域中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1954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书中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公共物品的消耗不会引起他人消耗的减少，是涵盖有形的产品与无形的服务的一种另类物品。然而，学界对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同声音，对其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分为三类：替代关系，即认为二者是可以等同和相互替换的概念；包容关系，即认为公共服务的外延包含了公共产品；并列关系，即认为二者是并列存在的。对两个概念理解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含义的倾向性、关注的层面、主要影响变量上。

　　1.2.3.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各类相关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影响与制约的关系。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子系统，是指位于城市社区中，在相关制度框架下运行的，以基层服务人员为服务主体，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物质基础，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XX的主导下多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行系统，其目的在于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就业服务、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内容。从静态角度来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制度运行框架、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支撑、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支撑、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人才支撑四个构成要素。从动态角度来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分析决策模块、管理监控层、服务响应层，分析决策层处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顶端，负责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重大事项的分析决策；管理监控层位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中端，负责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日常事务的管理监管与信息命令的传递与沟通；服务响应层位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底端，负责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具体内容的提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就是由服务响应层进行需求信息输入经管理监控层进行需求信息传递，再由分析决策层进行分析决策做出命令，最终经原路返回转化为相关服务提供的过程。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服务响应层和管理监控层具有自主决定特定事项的权力，因此在实际过程中从服务信息输入到相关服务可能存在更少的传递路径。

　

　　图1.2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模型

　　1.2.4.大数据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大数据”一词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3年以来关于大数据的讨论热度不断上升，然而对于大数据的定义国际社会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仍未形成一致的共识。大数据本身意味着海量数据或海量信息，一般所说的大数据是指大数据能力，即运用一定的软件工具来捕获、储存、管理大体量数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处理的能力。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资产，Gartner公司认为大数据是一种信息资产，这种资产拥有强大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大数据的特征可以体现为“4V”：即数据体量大（Volume）、响应速度快（Velocity）、数据类型多（Variety）、价值密度低（Value）。大数据在各个传统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大数据技术正成为新兴信息技术融合的支点成与信息产业快速成长的推动力，并为科学决策提供强力支撑。

　　1.3.1.系统行政组织理论

　　系统行政组织理论最早由X管理学家巴纳德提出，系统行政组织理论将系统的观点引入到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去，不仅从物质或人的角度看待组织，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来看待组织，在系统行政组织理论中，组织被认为是一种由相互关联的人员组成的“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统筹于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交流三个相互关联要素的要素之下，无论是组织还是组织成员都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寻找积极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内部和外部力量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系统行政组织理论是系统论在行政组织学说中的具体应用，通过系统行政组织理论，能够改变孤立看待组织各个部分的做法，将人们的关注重心转移到对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之上，对于更好地理解行政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1.3.2.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问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XX改革是其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奥斯本和盖布勒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改革XX》中新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包括十大基本原则。同传统公共行政将政治-行政二分法和科层制作为理论支撑相反，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更多以商业企业中的管理方法和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应将企业家精神注入到XX改革的过程中，从而使以XX为代表的公共组织能够提高服务质量；做到以顾客为中心，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能够持续改进，促进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改善；尽可能的向下授权，积极倾听顾客的意见要求，让顾客能够进行自主选择。

　　1.3.3.新公共服务理论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服务理论由X著名公共行政学者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其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论包含七点内容：（1）XX的职能使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不是副产品。（3）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是重要的。（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效率。（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在企业家及精神之上。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着当下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一种发展趋势，对于当下公共管理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4.1.国内研究现状

　　首先国内学者认为大数据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提升，大数据对加强社会管理研究具有促进意义，对于大数据之于公共服务的价值国内学者已形成基本共识，孙晓莉认为公共服务领域采用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思维，既可以为XX公共服务决策和公共监管服务，也可以为包括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服务。陶鹏认为大数据相关技术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中去，通过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强化多元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等途径虚拟社会公众服务能够实现传统途径下难以实现的创新。其次国内学者认为大数据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理念的转变，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社会提出了加强技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沟通管理等新要求，公共服务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内在动力驱动。高金霞认为，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理念主要在体现在职能模式、载体形式、运营形式三个方面，通过公共服务理念的转变，公共服务能够实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利益也能够最大化的实现。再次国内学者认为大数据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大数据作为信息技术演化的最新产物，在推进公共服务创新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薛晓东等人认为，大数据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有效手段和方法，实现了公共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对于大数据和社区公共服务的融合方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认为大数据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应用上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在具体应用大数据提升服务方面，相关研究比较贫乏。

　　1.4.2.国外研究现状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洪流，西方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开始对大数据应用于公共服务进行研究。2008年《自然》杂志首次提出大数据概念，自此大数据开始受到各方关注。咨询业巨头麦肯锡在其发布的大数据相关报告中提出大数据在促进XX管理方面的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大数据分析家舍恩伯格在他的代表作中指出了大数据在变革公共卫生方面的巨大力量。MuinJ.Khoury等人认为大数据在公共医疗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在消减数据噪声的前提下，人类能够从大数据的应用中受益。JManyika等人认为大数据是创新、竞争、生产力的下一个桥头堡，能够推动公共服务的完善。X西雅图、纽约等城市在节电、治堵、防火、预防犯罪、提高毕业率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澳大利亚在大数据应用于公共服务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其在大数据的管理、隐私保护、整合分析、开放共享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4.3.研究综述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大数据在对公共服务的意义重大，大数据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理念的转变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学术界已重视到大数据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大数据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应用日渐关注，关注重心集中于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探讨上。主要从宏观上对大数据与公共服务间关系进行理论梳理，侧重于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分析，对于大数据背景下公共服务具体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大数据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研究相对不足。

　　1.5.1.研究内容

　　本文在写作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相关概念、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方法等进行宏观介绍；第二部分是对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介绍，主要包括贵阳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纵向发展历程、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大数据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应用，在对大数据的内涵、特征及功能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分析其对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通过对三个大数据应用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典型案例，分析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应用大数据开展创新的具体做法，同前述理论分析进行照应。

　　1.5.2.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法是指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整理分析，获得与研究相关的信息的方法，具有灵活性、历史性、创造性的优势，包括文献搜集、信息摘录、文献分析三个阶段。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的国内国外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完成了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中对贵阳城市公共服务变化的研究主要通过对以往的地方志、报纸、杂志等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第五部分主要依托中国知网（CNKI）进行理论分析研究。

　　（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进行理论提炼，是针对特定案例进行分析的一种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本研究中第四部分主要应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贵阳市白沙关社区“社会和云”平台建设、碧海社区“爱老居”养老服务、大山洞社区大数据民族服务三个各具特色的大数据应用于社区公共服务相关的案例分析研究，具体分析不同社区应用大数据技术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提升，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

　　一定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形式、内容、质量同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因素息息相关，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生活环境等共同的产物。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为萌芽时期、过渡时期、深入发展阶段。

　　2.1.1.萌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为巩固革命果实，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央XX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优抚安置制度等社保措施在这一时期制定，这一时期贵阳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是单位制。单位制具有资源垄断性、结构稳定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等特征，XX作为公共资源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分配至各单位，由各单位承担向其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单位几乎囊括了单位成员的生老病死的一切需求，可以说单位承担了本应由社区去承担的职责。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始实施“三线建设”，一批工业厂房和企业落户贵阳，贵阳仪器仪表公司、新天光学仪器厂、铁道部贵阳车辆厂、贵阳电线厂、贵州化肥厂等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伴随着众多国有企业的落户，单位在这一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处于支配地位。

　　2.1.2.过渡时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一些社会力量开始参与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使得社区公共服务有了更多的选择，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经济环境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受到了冲击，原来较为单一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出现了动摇。1984年民政部相关会议上明确了“社会福利社会办的”城市社会福利事业指导思想，社区公共服务逐步由单位主导转向社会共办。这一时期贵阳市社区公共服务开始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缓慢转变，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逐渐增多，门类日渐齐全，主要表现为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福利设施的增多、服务质量的改善，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起来。

　　2.1.3.深入发展时期

　　新千年以后，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发展进在全国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大背景下入了新的时期。1993年民政部《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社区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1995年底《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区公共服务进入了一个规范发展的轨道。在全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贵阳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方面，针对社区居民的便民服务、社区单位提供社会化服务、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是其着力点，这一时期典型特征是社区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来，无论是参与广度还是参与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2014年贵阳市共有社会组织3141家，期中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如社区歌舞队、社区志愿协会等）达到了1299家，占比31.4%[中国新闻网.贵阳社会组织突破3000家将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贵阳市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2015年相关立项达到144个，涉及养老服务、儿童关爱服务、残疾人服务、社工服务、社区服务、教育培训六个领域[贵阳市群众工作委员.2015年贵阳市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拟立项项目公示。

　　表2.1贵阳市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状况

　

　　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为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贵阳市XX通过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使其能够更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

　　2.2.1.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

　　为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规范化、制度化，近年来贵阳市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加强了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引导，为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贵阳市“十二五”社区建设专项规划》的通过，从总体上为贵阳市城市社区的发展进行了战略性规划，使得未来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有迹可循。《贵阳市社区工作条例》的出台，为加强社区建设和治理，改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社区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则为社区工作的各项程序提供了规范的操作指南，为社区管理工作的顺利提供了有力支撑。相关政策法规的通过实施能够为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保驾护航，不仅有利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而且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

　　2.2.2.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设施支撑

　　近年来贵阳市通过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投入力度，提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硬件水平，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表2.2[贵阳市人民XX.贵阳市“十二五”社区建设专项规划.是截止2012年9月贵阳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情况介绍，可以看出在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密切相关的设施方面，贵阳市成就成果显著。然而虽然贵阳市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硬件设施的投入持续增多，但是现阶段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仍然存在着配置不足、种类缺乏的问题。以社区办公和活动场所为例，根据2012年数据，全贵阳市共有456个居委会办公活动场所，其中209个面积在80平方米以下，占总数的45.7%，办公活动场所无产权的共有275个，占总数的60.6%，且多数为街道或社区自筹资金、辖区单位支持用地等无证房屋，场所面积小、设施配置不足、功能不全等是其面临的突出问题①。

　　表2.2贵阳市城市社区主要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2.2.3.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资金支撑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贵阳市XX近些年来加大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事业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强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资金支持力度。图2.2为贵阳市2009-2014年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投入情况。可以看出，贵阳市城市社区事务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主要来自于财政基金预算支出，具体来看，贵阳市城市社区事务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资金财政基金预算支出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2014年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投入达到526950万元，贵阳市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财政投入持续增加。此外，贵阳市还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支持“幸福社区”、“新型社区温馨家园”等社区建设活动，从2013年到2015年，贵阳市通过每年投入两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新型社区温馨家园”的建设，目前贵阳市80%以上的老旧社区已被升级改造，群众满意度大大提升。虽然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但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图：2.1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情况（单位：万元）

　　2.2.4.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人才支撑

　　人才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保障，贵阳市通过出台指导意见，完善配套措施，通过安排专项资金等方式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增强社区工作的吸引力，以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社区公共服务事业中去，2012年贵阳市社区居委会干部补贴由原来的每人80元/月提高到900元/月左右，实现了较大跨越。然而，目前贵阳市人才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短板，文化程度不高，贵阳市社区3230名“两委”干部中有516名“两委”干部的学历仍在初中及以下，占总数的15.98%，居委会党支部XX、主任学历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有208人，占总数的31.20%。二是年龄结构不合理，全市有327名社区“两委”干部的年龄仍在55周岁以上，占总数的10.12%，居委会党支部XX、主任年龄在55周岁以上的仍有111人，占总数的17.05%。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缺乏，使得具体公共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社区群众公共服务需求。

　　2.2.5.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

　　根据前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模型，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可以得到解释。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服务响应层主要是指社区一般性服务人员及其所在部门，该层次主要负责公共服务需求信息的收集和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该层次的服务主体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在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内自主决定如何向顾客提供公共服务；管理监控层主要是指社区一般性服务人员的上级主管人员及其所在部门，其主要负责公共服务需求信息的传递和命令的下达，该层次的服务主体能够基于其自由裁量权向下级下达相关命令；分析决策层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委员会、基层党委组织、社区所在地地方XX等，其主要责任在于依据公共服务需求信息做出命令与指示，以指导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另外其是否作为最终分析决策机关要依据其所属事项的决策权限。社区居民向服务响应层寻求公共服务，服务响应层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状况向上反应或提供服务，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转就是从服务响应层到分析决策层再到服务响应层的周而复始的过程。

　　2.3.1.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水平较低

　　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水平相对较低。任何正确决策的做出都是以大量真实、客观、及时的信息为支撑的，离开了信息有效性的支撑，就会出现原有决策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从而导致决策失误的局面。一方面，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支持决策开展的物质条件基础相对薄弱，对于决策所需要的真实信息的获取存在不利条件，对于能够获得的信息也缺乏甄别过滤的手段，从而使决策缺乏有力的信息支撑；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决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偏低，知识水平欠佳，这部分人年龄偏大，长期在基层工作，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但理论知识不够系统，行事风格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其日常决策的制定受经验惯性等个人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最终决策的结果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上述两方面原因导致了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决策水平偏低。

　　2.3.2.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效率较低

　　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存在运行效率偏低的问题，从分析决策层到管理监控层再到服务响应层不同程度的存在运行效率偏低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社区服务管理职能权限不清，社区一方面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具有自治属性，同时作为基层XX派驻机构又具有行政属性，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社不分”的混乱局面，行政效率低下；第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服务方式相对落后、社区服务市场化程度较低，运转缺乏成本上的考虑，造成运营效率底下；第三，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结构不平衡，专业水平较低使得在具体服务响应过程中效率低下。

　　2.3.3.贵阳市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服务体系难以实现供给精准化

　　对社区公共服务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程度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评价。然而，当下贵阳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仍然以大众化、同质化、无差异化为主，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决策—服务—反馈”机制，无法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差异化的供给。以社区就业指导服务为例，由于不同社区居民在学历状况、技能掌握、能力水平乃至性格特征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与之相对应的就业指导服务也应该量身定做，然而实际过程中社区就业指导服务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居民满意度较低。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共资源的有限性是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即社区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无法保证每个社区居民都能享受到恰到好处的公共服务；其次，个体真实信息的缺乏是无法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重要原因，当下社区获取个体信息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居民的自我评价或日常的行为观察，这样的方法不仅费时费力成本高昂，且不易得到真实客观的信息，无法得到社区居民独特的个体信息，提供个性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也就无从谈起。社区并非缺乏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的意愿，高昂的供给成本与技术能力的缺乏是提升公共服务供需契合度的重要障碍。

　　大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其能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很大作用，在大数据环境下开展支护社区建设，能够加快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运用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能够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流程，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化。

　　3.1.1.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决策方式的创新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的有限性是影响理性决策做出的重要原因。传统决策主要依赖于经验判断和有限信息，很难做到科学决策，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理性决策成为可能。大数据技术通过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决策的日常决策提供支撑，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托公共基础数据库、商业数据库以及对社区居民日常行为的数据收集，公共服务决策者能够了解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和偏好，把握各类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对社区现状进行正确评估，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同时，大数据背景下信息能够得到及时反馈更新，社区决策者能够及时了解社区各类信息的变动情况，从而使得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成为可能，有利于推动决策的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3.1.2.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业务流程的创新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服务流程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契机，能够降低社区公共服务的成本，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信息的流动速度，加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同社区居民之间的信息流通，各类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能够缩短各个主体之间交流沟通的响应时间，并且电子化、虚拟化的平台能够降低沟通成本，方便社区公共服务人员和社区居民获取和反馈信息。大数据技术能够跨越系统、平台、数据结构的限制，对传统的社区公共服务进行流程优化，使得过去层级繁多的服务管理方式更加接近直线化管理，从而降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营成本，提升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实现内部流程的创新。大数据平台的便捷化、智能化能够缩短社区居民获取服务的响应时间，降低社区居民寻求服务的学习成本，从而优化社区居民的用户体验，使得城市社区居民体验到比过去更为优质、便捷的社区公共服务，实现外部流程的创新。

　　3.1.3.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供给的创新

　　不同的社区居民在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方面存在差异性，传统社区公共服务很难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公共服务用户群体做出精准区分，在实际当中很难把握社区民众的不同偏好和需求，往往提供的是趋同的公共服务，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很难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大数据技术拉近了公共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距离，依托拥有海量信息的各类数据库，通过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平台，能够把握不同用户群体对社区公共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并且可以对需求变化情况进行实时跟踪，根据实际服务效果和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提供。同时，社区居民也能依靠方便快捷的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寻求定制个性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大大改善了城市社区居民获得社区公共服务的用户体验，实现了服务供给的创新。

　　白沙关社区位于贵阳市白云区，下辖五个居委会，总面积3.7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7283人，辖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白沙关社区是贵阳市“社会和云”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工程建设试点社区，该平台的建设是大数据应用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分析决策的具体尝试。“社会和云”项目推行的目的在于提升决策水平，完善社会治理。该包含基础设施层、系统平台层、应用平台层三层框架结构。“社会和云”平台中的公共服务中心将涉及到社会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数据汇集到“社会和云”平台进行储存整理，在此基础上系统平台层通过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将有关数据依照重要性权重分类整理，按照其对公共决策价值进行分析甄别，并建立可拓展可升级的决策平台系统，而应用平台层则根据不同主体的实际决策需求，通过数据分析和集成显示，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用户的实际需要，提供不同类型的决策建议，为党政部门、基层部门、社会组织等提供差异化的应用类型。

　　通过推行“社会和云”平台建设，白沙关社区将涉及社区公共服务的100多项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统筹整合一个相同的平台之中，将过去多种类型的渠道整合为一，大大提升了决策的效率。数据样本的扩充使得原有主要依靠主观经验判断进行的决策转变为更多依靠量化分析进行决策，并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从而大大提高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分析决策层的科学化水平。

　　大山洞社区位于贵阳市白云区，下辖四个居委会，辖区范围3.2平方公里，总人口3.8万人，少数民族4428为人，占到总人口的13.5%，流动少数民族占到少数民族总数的58%。面向少数民族管理与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利用大数据社区民族工作得以高效开展。大山洞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少数民族信息采集输入到大数据平台之中，并对少数民族人员流通情况进行跟踪，同时制作三维动态分布地图，直观反映出辖区内少数民族流通变化情况；大山洞社区通过建立大数据服务平台，方便少数民族群众事务办理，该服务平台还多项公共服务内容等为一体，为辖区少数民族事务的办理带来了极大方便方便，提高了少数民族居民办事效率。此外，大山洞社区还利用大数据平台的数据信息及时掌握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的经济状况，针对其切实需要提供及时援助，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扶贫工作的效率。

　　大山洞社区将大数据技术同社区民族工作结合起来，创新了大数据应用于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形式，降低了服务的成本，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促进了业务流程的高效化，使得原有社区民族工作得以高效展开，不仅使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大大提升，而且能够促进城市民族工作的顺利推行，有利于民族团结，实现社区安定稳定。

　　碧海社区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下辖12个居委会，辖区面积4.9平方公里，人口66618人，社区共有8000多位老年人，老年人口超过了居民总数的10%。碧海社区通过打造“爱老居社区关爱中心”，妥善解决社区健康、养老问题。“爱老居社区关爱中心”采取“公办民营”的运作方式，以“标准化按需服务”为服务宗旨，向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爱老局”将社区居民健康数据同医疗机构完善电子病历档案进行对接，以医疗大数据为支撑，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根据居民的自身特点及经济情况，采取社区机构养老、家庭单位养老、候鸟式养老、医养结合养老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养老模式，与此同时研发出“爱银发智能管家”，该职能平台操作简单，用户界面友好，主要面向社区老年人，社区老年人能够通过智能平台获得针对自身需要的家政、订餐、家电维修、医疗卫生等个性化社区公共服务，大大提升了相关服务的便捷性。

　　碧海社区通过大数据技术、可穿戴智能设备、社区智能终端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综合应用，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对老年居民在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方面的及时响应，使得社区居民的个性化养老需求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实现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供给的精准化，社区居民对养老服务能够获得契合自身需要的社区公共服务，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质量。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而传统供给方式难以保证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能够，拓展供给范围，扩大供给群体，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从而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大数据对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但是，现实中数据观念薄弱、隐私界定模糊、人才建设不足、资金来源单一等诸多问题却成为限制大数据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障碍，需要从资金保障、供给机制、人才培养、法律规章等多管齐下，推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利用大数据开展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只有努力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质的飞跃。

　　[1]程小畅.“三线建设”:不能忘却的历史[J].贵阳文史,2011,(04).

　　[2]大卫休谟.人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3]杜万松.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关系与差异[J].xxx党校学报,2011,(06):63-66.

　　[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

　　[5]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

　　[6]迈尔-舍恩伯格V,库克耶K.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7]浅析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服务理念的嬗变[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

　　[8]孙晓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公共服务优化[A].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ChinaSocietyofAdministrativeReform）、X华夏行政学会.海峡两岸“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ChinaSocietyofAdministrativeReform）、X华夏行政学会，2015:8.

　　[9]陶国根.大数据视域下的XX公共服务创新之道[J].电子政务,2016,(02).

　　[10]陶鹏.大数据与微时代: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双重建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11]王法硕,王翔.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研究——以“科普中国+百度”战略合作为例[J].情报杂志,2016,(08).

　　[12]王岳龙.大数据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中国财政,2015,(02).

　　[13]吴胜武,朱召法,吴汉元,段永华.“智”聚“慧”生——海曙区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行模式初探[J].城市发展研究,2013,(06).

　　[14]肖俊宇,陈永国.大数据环境下的智慧社区建设研究[A].今日财富杂志社.2016年第一届今日财富论坛论文集[C].今日财富杂志社,2016(2).

　　[15]薛晓东,张立佧,薛飞.大数据下公共服务的特点及趋势[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06）.

　　[16]Bigdata[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g_data[2017-05-04]

　　[17]JManyika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competitionandproductivity,MckinseyGlobalInstitute,May2011

　　[18]MJKhoury，JPAIoannidisBigdatameetspublichealth《NewZealandMedicalJournal》,2014,93(676)

　　[19]TheAustralianPublicServiceBigDataStrategy[EB/OL].[2014－01－03].http://agict.gov.au/policy－guides－proc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