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血亲复仇戏剧的比较研究 ——以《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为例

　　摘要

中西方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均存在着差异，以致中西方血亲复仇戏剧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结局、情节结构、复仇方式等方面的呈现也有所不同，例如西方在结局主张“一悲到底”，而中国戏曲却讲究结局“圆满”。而这种不同表现出中西文学不同的思想倾向以及背后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学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背景下诞生，更注重文学作品对人们的教化作用；西方戏剧产生于商品经济的推动和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背景，侧重表现理性主义。

　关键词：复仇戏剧《哈姆雷特》《赵氏孤儿》情节结构文化差异

　一、戏剧结局的差异

元杂剧《赵氏孤儿》与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最明显的差异在于结局不同，以《赵氏孤儿》为例的中国古典戏曲的主人公无论遭受多大的困难，不管情节有多悲惨曲折，结局往往都会达成所愿带“大团圆”的尾巴；而以

《哈姆雷特》为代表的西方戏剧中主人公在遭受苦痛后奋起反抗，经历过斗争后往往以悲剧告终。这两种不同的结局体现了中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内蕴和价值取向。

（一）悲喜结局的不同

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赵氏遗孤最终大仇得报，程婴将赵氏遗孤抚养成人后，赵氏孤儿看了手卷上的画结合程婴的讲述，知晓了自己的身世，自己竟然担负着赵家三百多口人的复仇使命，在上告主公得到传令后愤然前往捉拿屠岸贾，并将其带回处刑斩杀，二十年来的冤仇终于得报，故事最后赵氏孤儿恢复姓氏，赐名赵武，加官进爵，程婴、以前为救忠臣赵盾和赵氏遗孤牺牲的韩厥等义士们均受到相应封赏，并史册留名，流传千古。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则不同，虽然哈姆雷特最终杀死了仇人克劳狄斯，复仇成功，但是在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拔剑决斗中，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却因误喝克劳狄斯为他准备的鸠酒而中毒死去，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各自的毒剑也刺中了对方，两人中毒而亡。

在故事末尾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使命，但是两位复仇主体的结局却相差甚远。元杂剧《赵氏孤儿》是中国“大团圆”式的结局，奸臣屠岸贾被杀，赵氏孤儿得偿所愿，成功为赵家报仇，程婴等为救忠臣而做出牺牲的义士都得到了相应的赏赐，故事到这里圆满地结束，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结局令人大呼痛快。好人终有好报，在剧中传达的对程婴、韩厥这类“好人”的赞扬使读者心中为之一动，对好人、侠义之士心生敬佩和钦慕，对恶人、奸诈小人则鄙视、谴责。而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则是一种悲惨的大结局，剧中人物大多在流血和死亡中谢幕，主人公哈姆雷特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毁灭，人物的毁灭给读者带来不可磨灭的冲击，直击心灵。中国古典戏曲团圆的美满结局与西方戏剧悲惨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文化土壤的不同

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结局是大多中国古典戏曲结局的典范之一，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中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主人公历经苦难，哪怕身死形灭，最后的结局定能苦尽甘来，中国古典戏曲悲剧大多是这样的“喜剧”式的圆满结局，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伦理型社会，在儒家文化和政治需要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历来重视其教化功能。文学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文学思想从而把控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对社会群众进行教育感化和引导，培养群众的道德素质和个人品德。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最早将诗歌当作是从政和教化百姓的工具，诗教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的作用。因此正在这样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文学创作者们沿袭这一诗教传统，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在创作古典戏曲时其中的人物正邪分明，主人公战胜邪恶的过程一波多折，但最终苦尽甘来。剧中体现了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正邪两立、惩恶扬善的中华传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在剧中“将中国悲剧中惩恶扬善的伦理批评本质呈现的淋漓尽致，其间暗含着一种对命运的服从和圆满结局的愿望。元杂剧《赵氏孤儿》结局体现了“恶必有所惩，善终有所报”，实质上是对人们起了劝人向善的教化作用。可见中国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反映的是中国文学重教化的功能。西方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为代表的戏剧大多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亚里士多德主张为悲剧应该是“单一的结局”，剧中人物的命运应该由顺境转入逆境，因此西方戏剧主张“一悲到底”，故事的结局往往是主人公的毁灭。“悲剧是对有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西方戏剧开场便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以人物的毁灭作为故事的高潮和结局，通过引发人们的悲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净化”。《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过程中历经考验和内心的挣扎，最后的结局虽然大仇得报，但是自己的母亲以及雷欧提斯，甚至是自身都陷入了精神世界与肉体的双重毁灭，这部剧中所有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毁灭式的结局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引发共鸣，激发人们的悲壮之情，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审美快感，从而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这种悲惨的结局是由于“西方悲剧强调崇高感，这种人类肉体毁灭而精神永驻更能引起人们心目中的崇高感，最终达到人们心灵的净化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的效果。

　二、情节结构的差异

元杂剧《赵氏孤儿》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故事随着矛盾的产生、激化和缓和，情节不断推动发展，充分展现戏剧性魅力。同样是血亲复仇主题的戏剧，两部作品却在矛盾冲突主线、复仇方式以及人物的复仇行为的情节上各有不同。

（一）矛盾冲突的不同

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冲突以“忠奸斗争”为主线，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是以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或是内外两重矛盾冲突为重心。元杂剧《赵氏孤儿》中，以赵盾、程婴等人为代表的“忠”、正直、忠义团体与以奸臣屠岸贾为代表的“奸”、暴虐、凶残团体所构成的主要矛盾冲突贯穿整个作品。奸人屠岸贾为了一己私利设计谋害了赵家三百多口人命，他残害忠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激起了忠义之士的反抗，形成了这部作品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公主为救子自缢；大将军韩厥为放走程婴和赵氏遗孤而毅然拔剑自刎；程婴为救下遗孤，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亲眼目睹屠岸贾将孩子砍成三段。一个个忠义之士前赴后继地同残暴的屠岸贾进行忠奸、善恶的殊死较量，这些戏剧冲突将故事推上高潮，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尽现其慷慨悲壮。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一方面，描摹了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正义与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邪恶的外在冲突斗争。另外一方面，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也为我们展现了哈姆雷特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克劳狄斯内心有着对权利追逐的强烈欲望和情欲，使他无比的强大，用毒弑君顺利的登上王位夺取了丹麦的统治权，朝臣都俯首称臣，服从于他。当哈姆雷特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克劳狄斯设计毒害后，他便决定要为父报仇，而克劳狄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王位，小心提防，暗自安排想要除掉哈姆雷特。实际上哈姆雷特不仅面临着与克劳狄斯以及大臣们的斗争，而且由于他本身的性格缺陷导致他陷入极为激烈的内心冲突。他想复仇，甚至不惜通过装疯卖傻骗过克劳狄斯以便查明真相，但是在克劳狄斯忏悔祈祷的时候，却不忍心下手报仇雪恨。哈姆雷特认为克劳狄斯采用卑鄙的手段乘其不备将他父王毒害，是罪孽深重的，甚至是罪无可恕，在克劳狄斯忏悔时是他最容易完成报仇的时候，但由于他受宗教神学和文艺复兴新思潮的影响，他深知自己应该趁机报仇，但是宗教神学的意识让他不能轻易的放过杀人凶手，人道主义思想令他不能轻易的了结一个人的生命，他内心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使他渐渐放下手中挥向克劳狄斯的剑，他选择等待“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他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想真正地在克劳狄斯罪孽深重的时候将他杀死，让他罪恶的灵魂受到应有惩罚，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受尽苦楚，才算是真正的复仇，因此他内心的矛盾使他陷入被动的等待之中。

通过对比发现《赵氏孤儿》中很少有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以人物之间的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些冲突使剧情紧扣，不断向前递进，一个个人物间的对抗使得情节设置巧妙曲折。《哈姆雷特》中两股力量的斗争以及人物内心的冲突，使故事情节此起彼伏，大量内心的冲突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真实，更加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深思。

　（二）复仇方式的不同

元杂剧《赵氏孤儿》为向奸人屠岸贾报仇，程婴一行人准备了二十年之久，在剧中公主自缢前将孤儿交付给程婴时曾留下遗言：“待他久后成人长大，与父母雪冤报仇。为了让赵氏遗孤顺利长大为赵家三百多口人命报仇，大将军韩厥放走程婴带走遗孤而自刎，公孙杵臼撞阶而死，程婴舍子救孤，更是忍辱负重在屠岸贾手下做门

客，待孤儿长大告知他真相，由孤儿亲自为赵家报仇雪恨。“赵氏孤儿复仇大计的成功，亦是众人同心协力的结果，形单影只的赵氏孤儿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复仇的。而是那些忠义之士不畏流血牺牲，用血肉之躯铺垫了赵氏孤儿的复仇之路，将遗孤养大成人，等待复仇时机的成熟。赵氏孤儿复仇之路的情节设置令人震撼，这群忠义之士毅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了达成赵氏孤儿为其血亲复仇的目的，前赴后继地同恶势力作斗争的自我牺牲行为令人肃然起敬，为这部剧增添了许多感动和悲壮之情。

哈姆雷特的复仇是仅凭个人力量完成，在整部剧中正如他自己所言，“形单影只、倒霉”的他却要承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当父亲的鬼魂现身告知真相后，他深知要肩负起替父报仇这一不可推卸的重担，但哈姆雷特是受过新思想教育的青年，他并不完全地相信他父亲亡魂的一面之词，因此他理性地没有马上采取报仇行动，他表示要得到更为确切的佐据，于是精心安排了戏中戏。证实事情原委后他应该马上复仇，但是他犹豫后又放弃了，只能再次寻找复仇的机会。哈姆雷特一直在犹豫复仇计划，他似乎没试图寻找他人的帮助，哪怕是他所爱之人，而他面对的是以新国王克劳狄斯为代表的强大恶势力，这其中还包括克劳狄斯的爪牙，如波洛涅斯，敌众我寡的劣势地位让他处处受限，复仇之路异常艰辛。

　（三）复仇行为的不同

赵氏孤儿在得知自己全家被屠岸贾设计而残忍杀害，自己能平安长大是因为一群忠义之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屠岸贾的种种罪行令赵氏孤儿愤懑不已，直呼“兀的不气杀我也！”当场立誓要生擒仇人，让他尝尽酷刑，为那一朝的忠臣义士和赵家三百多条人命偿命，第二日赵氏孤儿上告主公后，大臣魏绛便协助赵氏孤儿捉拿了屠岸贾，并将其处刑，赵家血仇终于得报。赵氏孤儿报仇的行动力非常强且迅速，得知身世后，虽然感到震撼，但是很快反应过来，血缘上的羁绊以及血仇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他的内心少有矛盾纠葛和冲突，快速制定了行动方案，报仇过程一气呵成，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下血缘亲情的巨大向心力。而哈姆雷特在父亲鬼魂告诉他事情真相后，他存在着怀疑，之后装疯卖傻，小心试探，谨慎思考复仇并深入到对人性的探讨之中，内心矛盾使其陷入思想的泥泞中难以自拔，一次次丧失复仇行动的机会，造成了他行为上的“延宕”。

在复仇中人物行动的差异是受中西文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复仇”并不完全是赵武的个人行为，赵家三百多口人命和忠义之士的流血牺牲增强了他复仇的决心，这是众人意志的结果，在中国讲究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伦理文化，重视集体利益，家族中每位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自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家族利益。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行为是为了保住赵氏一族最后的血脉，不让赵家就此消亡；而赵氏孤儿果断的复仇行动一是因为慷慨义士们悲壮的行为以及屠岸贾罪行累累，二是自身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意识的浸染，替父报仇，天经地义，赵氏孤儿背负着家族的血海深仇，定要屠岸贾血债血偿。“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经历了一个蜿蜒曲折且矛盾的发展历程，最显著的便是他复仇行为的“延宕”。哈姆雷特出生于王室，就读于威登堡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是个有思想有学识的青年王子，他强调思想的力量，反对使用暴力，但面对杀父之仇和仇人的威胁让他不得不选择使用暴力，他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意识的冲突，理想和信仰的冲突，外加残酷现实的逼迫让他不知所措，他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我应该复仇，但我不愿意杀的观念，在克劳狄斯忏悔祷告时，他便因为内心宗教意识作祟放弃了复仇，重新计划复仇行动，后期哈姆雷特逐步认识到了丹麦王宫乃至整个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这使他重新认识了这个国家，他将世界比作是一所很大的监狱，里面有很多监房囚室，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囚室。哈姆雷特变得“不满足于个人意义上的复仇，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揭露罪恶的根源,解决社会和国家的根本问题,他的复仇是对整个旧的政治秩序的否定。”[9]他将自己复仇的使命扩大到整个社会，但是他的性格存在着“悲剧性”的弱点和缺陷——软弱、优柔寡断，他虽然优秀聪明，但是过度地踌躇不决，让他丧失了多次报仇的机会，内心的苦苦挣扎，外加面对危险时只能孤军奋战的情况，让他遭受了理想和现实对他的双重毁灭，最终他只能被恶势力击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姆雷特的毁灭也是象征整个人文主义者和时代的悲惨结局。

　三、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虽然都是借鉴历史编写的复仇故事，但是均反映出各自社会的特征和差异，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创作时代特征不同

元杂剧《赵氏孤儿》的作者纪君祥，生活于元代。在元代以少数民族蒙古族作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在元代初期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与汉人不同，少数民族又崇尚武力，社会秩序混乱，当时人民的负担较为沉重，此外元代还推行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对百姓进行等级划分，导致汉人的地位非常低下，因此元代汉族文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感到失望，这样的社会更加难以实现自己的壮志理想，便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愤懑或是壮志难酬的情感。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一个个忠义之士前赴后继不畏流血牺牲，勇于同屠岸贾这类邪恶势力作斗争，保住赵家最后的血脉，以求匡扶正义。在这样的故事中作者隐喻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剧中奸臣屠岸贾权势过人，设计谋害赵家，甚至假传晋灵公口谕让赵朔自尽，为斩草除根下令将晋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全部处死，当时晋国国君晋灵公昏庸无道，听信谗言，忠良之士被害，奸臣当道，为非作歹，一手遮天；而作者所处的朝代少数民族当处于统治地位，实行的民族政策存在着社会不公平的状况，造成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作者在剧中写道：“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还说甚半由君也半由臣。有一日怒了亡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沦，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这些戏曲唱词都表达了作者对昏君的愤怒和对社会的不满之情。赵氏孤儿的姓氏与赵宋王朝相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隐约地表达了一定的反元复宋的思想倾向。纪君祥先生借《赵氏孤儿》这一出悲剧向人们反映当时少数民族统治下汉人的悲哀。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创作于十六、十七世纪的转接点，那时英国正处于封建制度逐步向资本主义转换的过渡时期，是英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莎士比亚恰好借《哈姆雷特》来反映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实。在当时的英国，詹姆斯一世继位以后，专制集权主义在社会中被推行，统治阶级奢靡的宫廷生活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工农阶层的反抗，却遭受了无情地镇压，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社会。“莎士比亚利用戏剧反映了英国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贵族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批评了王权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行为。由于当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崇，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倡导个性的解放，个性解放下的人们自我意识苏醒，但在后期产生了人们私欲的泛滥和社会的混乱，在剧中莎士比亚写出了克劳狄斯对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贪欲、世俗的情欲，让他做出弑君娶嫂有违伦理的事情，这反映了在当时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放诞带来的是社会混乱，揭露了人性的丑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赋予了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借哈姆雷特对真相的探寻，逐步发现这个王城乃至整个社会的丑恶狰狞，不禁感叹这人世间是令人感到“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趣”，思索着“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问题，表达了内心的挣扎，想要改变或是逃离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对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导致人物行动上、思想上的优柔寡断，在故事情节的烘托下，其展现了悲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因此该剧以八世纪的丹麦为背景，通过哈姆雷特替父报仇的事迹，真实地影射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和欧洲社会“颠倒混乱”的现实面目，表达了作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

　（二）中西文化思想不同

徐葆耕在《心灵的历史》中指出:“东西两大古老民族的核心差别乃在于一个崇尚利他，一个追求利己。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黄河流域，当时的人们聚族而居并且依靠农耕自给自足，繁衍生息，人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变革中中华民族仍然以血缘关系加强群体间的联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逐渐完善并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它与封建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法制度相得益彰，人们的宗亲观念越来越浓厚，非常看重整个家族利益，后期发展为“家族本位”的伦理文化，这既可以涵盖一个家族，也可以包括一个国家，在“家”中个人要维护集体，个人利益也要服从集体利益，这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精神。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赵家是一国栋梁，赵氏皆是忠臣，他们在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护好赵家便是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赵家遭难时，慷慨义士们作为国家的一位子民，为了维护国家发展以及保护好赵家最后的希望，誓死要为忠臣一家留下最后的血脉；当赵氏孤儿知晓自己家族的血海深仇时，为血亲复仇和维护家族利益意识顿时涌上心头，占据了他也是屠岸贾的养子一事，为国家铲奸除恶、替父报仇，重振家族荣光之事刻不容缓，因此赵孤采取的复仇行为十分果断、迅速。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文化的积淀，仁、义、礼、忠、孝等伦理道德意识已经深深植入人心，落实到了人们的言行举止当中。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韩厥等人的行为皆体现了儒家思想，展现其高尚的品格。程婴在剧中是“发光”的人物，为报答赵家的知遇之恩，在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到赵家将刚出生的遗孤救出；屠岸贾为了找到赵氏孤儿，下令查找全城婴儿并带到府上剁成三段，面对如此无耻、残暴的行径，程婴出于大义，把亲生骨肉代替赵氏孤儿亲手交给了屠岸贾，挽救了无数的生命，痛失亲子的他更是忍辱负重做了屠岸贾的门客，独自将孤儿带大，最终并助他成功复仇，可见程婴是个知恩图报、忠义两全、深明大义、勇于牺牲的人。在那群慷慨的忠义之士中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牺牲了亲生骨肉，他们不畏牺牲的忠义行为，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他们的行为也可以上升理解为守护人民、救国难，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识，在古希腊，三面环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较大，外邦人的涌入使得血缘宗族意识被瓦解，西方人重视商业经济又爱出海冒险，因此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个体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个体本位的文化观念，崇尚个人主义或英雄主义，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崇尚个性的解放，注重人格的尊严，更加强调了人的地位，人们采取的行动中可以反映出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构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多次出现人物大段的内心独白，呈现了哈姆雷特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突出独立的个体意义。

东方古国文明“崇尚利他”，可以理解为对集体利益的维护，有甘于奉献的精神。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蕴含中华优秀的传统精神，作品中也注重对道德伦理的评判，对世人的教育引导作用。西方“追求利己”是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强调了个体意识，突出个人的作用和本质。

通过比较研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与元杂剧《赵氏孤儿》这两部戏剧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西血亲复仇戏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古典戏曲往往重视故事的讲述，通过人物所经历的磨难和挫折，引发人们心中的感触，反映出的是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价值判断，中国古典戏曲延续的是文学（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主张“文以载道”。西方戏剧注重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性格和独立意识，精神世界与外在现实的冲突导致人物的毁灭，引发人们的悲壮之情，促进精神世界的提高。由于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审美意识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中西血亲复仇戏剧各自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中西血亲复仇戏剧才有各自独特的魅力，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