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与数字金融的联系

　摘要

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在于推动区域经济共享发展，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金融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已逐渐演化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不同地区在金融服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通过“求同存异”的金融服务模式提升各个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深化中国数字金融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与开局之义。

【关键词】数字金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创造了“增长奇迹”，GDP增速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X总X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这就要求在新形势下优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完善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它不同于“高速增长”，二者在经济质态上有明显区别。[1]高速增长强调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张，而高质量发展则强调保证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创新驱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行业的有机结合[2]，数字金融这一新兴的金融业态应运而生。数字金融自身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的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3]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依托数字技术拓宽传统经济模式下单一的资源渠道，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拓宽金融服务类型，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产生的额外成本，对供求双方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提升小微弱势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因此，数字金融能够实现传统金融业态的革新，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

目前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理论层面的分析较少，且仅从宏观层面考虑二者之间的作用逻辑。薛莹从理论逻辑、实践基础和路径选择三个方面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理论层面上，数字金融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区域创新，服务于金融业实体经济，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行性条件[4]。何宏庆认为数字金融具有“普惠”与“精准”的特性，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拓宽金融服务的群体，为小微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捕获各类经济主体的实际需求，尽可能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这两种特性使得数字金融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实现高效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5]。李丹认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要素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这种过渡离不开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技术支持[6]。李杨从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上肯定了数字金融释放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的积极作用，认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储蓄-投资转化、投资资本积累、长尾消费需求和可贸易范围四条主要路径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17]。

数字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数字金融的技术性改造，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数字金融能否促进各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显得十分重要，但相关理论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时期，且没有考虑不同区域的金融差异，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明确数字金融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通过“求同存异”的金融服务模式提升各个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深化中国数字金融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与开局之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战略意义。

　1数字金融破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内在机理

2020年4月中共中央、xxx联合出台的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提升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随着互联网和数字金融的普及和发展，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在推动社会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催生新型产品和信息服务供给，引导经济消费升级扩容提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升级等方面，发挥日渐重要的引导性作用。

　1.1三条路径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可以看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1.1数字金融能够优化资源配置

数字金融能够减弱目前经济模式中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信息传播效率，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效果[4]。因为，数字金融能够弥补金融信贷的供给缺口、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程度，实现优化金融资源、提升实体经济服务效率的目标[5]。金融集聚还可以通过其传导机制改变区域经济结构，提高区域内企业的融资效率，资金由低效率产业转向高效率产业，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1.1.2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金融发展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加快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的进程，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优化市场结构和产业体系[8]。从产业结构看，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原有产业格局发生调整，高耗能产业逐渐被淘汰，具有前景的新兴产业得以大力发展，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9]。可见，数字金融不仅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还可以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对实体经济增长起到间接作用[10]。

　1.1.3数字金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金融资源流向还是以城镇为主，少部分流向农村，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依旧存在[11]。数字金融具有普惠的特性，不仅能够满足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也能够扶持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数字金融能够针对性地向农村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解决“金融排斥”问题，促进社会共同富裕[12]。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家庭总收入，而且对低收入群体境况的改善更为明显，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13]。

　1.2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1.2.1通过引导金融资本流向中小微企业，促进服务业发展

传统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往往将一些中小微企业拒之门外，其中服务业企业居多。数字金融则可以通过吸引企业和社会闲散资本向金融机构聚集并借助互联网金融和科技创新平台对金融资本进行再分配，资金由传统金融机构大量流向对融资服务需求较高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升级产业结构的效果。其中，金融科技服务平台通过与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大降低了企业贷款的准入门槛，减少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为中小型企业经营者提供了相应的小微企业信息技术披露和相应的技术培训咨询服务，使小微企业可以将有限的技术资源投入到新技术的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的京东金融，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算法、智能风控等核心技术深挖关联企业图谱，打破信息孤岛，推出全链条金融服务，京东金融通过强大的数据能力为企业经营者盘活供应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帮助小微企业实现资金高效融通、资源有效配置。

　1.2.2通过实现金融信息共享，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金融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它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及资源错配问题，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取决于金融信息的共享，互联网平台能够及时保存海量的金融交易信息，实现信息流的有效整合，拉近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距离，提高生产、使用等环节的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016年9月中国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通，依托互联网的先进技术打破各金融平台、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打通线上线下金融用户的信息通道，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在数字金融中加入区块链技术，能够界定数据要素产权，保障用户的数据信息权益，如2017年百度金融与佰仟租赁、华能信托联合发行的ABS项目，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防篡改、交易可追溯等的特性，增强了数据信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2.3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加速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的诞生为传统金融业带来了发展和转型的机遇，依托互联网技术，传统金融机构能够完善客户信用体系，消除信息不对称难题，从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更多的小微客户提供金融扶持，进一步加速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金融实践中，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推出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最为典型，这种高效便捷的支付工具可以绕开中介机构，通过网络使更多的人参与到金融交易过程中，拓宽了金融活动空间。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是农村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线下网点的密度较低，金融机构的缺乏进一步恶化了互联网金融的环境，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受限。数字金融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数字金融平台与传统金融行业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数字金融直接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平台，不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及铺设网点，减少人力、物力的同时，只要网络能够覆盖，金融服务便可以提供给各个地区的客户群体，加速普惠金融成果落地，极大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2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突破的瓶颈

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推出东北振兴战略；200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沿海地区造成较大冲击，东部启动率先转型升级战略。至此，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战略全面实施。各个地区近十几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021年“十四五”规划在开局之初又向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充满期待、寄予厚望，但纵观全国发展水平和相关省市异军突起的态势，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整体速度放慢，发展质量欠优，与东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压力凸显，亟待攻坚克难，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2.1产业结构仍需完善，传统产业发展滞后

近年来，政策导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使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有了明显转变，2019年各地区第三产业比例迈过整体比例50%的大门槛[4]，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已经超过了农业和工业，整体产业结构逐渐从“二三一”过渡到“三二一”，整体趋向合理（见表1）。

　　相较于中国整体水平（见表2），东部地区一二三产业占比趋向合理，服务业成为东部经济主导产业。中部地区的第一二产业占比仍相对较高，农业部门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全国水平来说仍是偏高，工业部门虽然逐渐退出主导地位，但依旧占有较大比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放缓，直到2019年才突破50%，一方面由于受国家政策导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的消费水平受限导致消费拉动内需的效果不甚明显。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较高，二三产业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年服务业发展呈现波动态势，由于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普遍依赖于将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要素优势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独特路径，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发展模式有着较大差异，因此，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东北地区自2011年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工业占比开始下降，第三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产业重心逐渐从工业转移至服务业，但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全国整体水平，由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较大，荒废传统工业基地，加之当地人才、科技项目，甚至是企业的整体外流，限制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2.2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木桶效应”限制整体水平

“十二五”时期的全面振兴带动了各地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总量得到显著提升。截止2019年底，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全国总增量的60.12%，为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贡献了9.06%；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差不大，金融业增加值分别为12614.73、14293.08亿元，占全国总增量的16.37%、18.55%，西部地区略高且为本地区贡献了6.07%的生产总值，而中部地区仅为5.77%，低于其他三个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远远落后，增加值仅为3818.43亿元，仅占全国总增量的5%不到，为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仅为6.73%[5]。四个地区的金融业贡献度整体偏低，说明金融发展的动力不足，特别是地区内各省市的金融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拉低了地区金融业的整体水平（见表3）。

以2018年为例，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实力最强，发展也最好，北京、上海、广州集聚了中国最为全面、优质的金融资源，浙江和江苏也各自衍生出具有标本意义的发展模式，新金融发展迅速，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山东和福建民间资本较为活跃，但同其他几个省一样，银行业“一叶独大”，证券期货、基金业发展严重不足，金融结构存在失衡；中部地区次之，在国家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之下，湖北湖南紧跟国家步伐，大力发展金融业，金融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而近年来，郑州、长沙、武汉等地对金融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金融机构实力大幅增强，除了河南、湖北和湖南之外，其他三省的发展整体都低了一个水平，仅仅依靠传统银行业的发展很难提高本省的金融实力；东北地区稍弱，大连是国内少数几个拥有全国性金融市场的金融中心，依托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发展，辽宁省具备强烈的区域金融优势，而沈阳在金融业务规模和业务水平方面在地区内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银行业衍生业务的发展极大地促进整个辽宁省的金融业发展，然而另外两省的表现平平，近年来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饱受诟病，其对金融发展的危害已经开始显现；西部地区最末，四川省作为唯一闯入前十名的西部省市，集聚了周边省市的各类金融资源，成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各类金融机构在此驻扎，金融实力明显提升，重庆近年来大力发展金融和保险业，推出各类政策文件，金融实力增长较快，其他省份均处于倒数后十位，由于地理、资源、政策等原因，这些省份的发展受阻，金融竞争力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看到，四个地区均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区域内省市之间差异较大，存在严重的“木桶效应”。一个省市金融实力的强弱并不能代表一个地区金融水平的高低，而处于劣势的省市往往决定了整个地区的综合水平，这也说明，目前各区域金融中心（某个省或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3民营企业量多力薄，融资问题难以纾解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迅速，2019年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60%以上，东部发达地区民营经济更是贡献70%以上的GDP，而中部地区这一指标平均不足60%，西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更是难以突破50%大关，仍处于较低水平。客观来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不在少数，中国民营企业目前有1892万家，东部地区1125万家，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300万家以上，东北地区68万家，从中国企业500强地区分布来看（见表4），入围企业主要集中在29个省份，其中东部就占据近1/3的省份，入围企业家数360家，占总数的72%[7]。

可以看到，虽然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有企业异军突起，但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各地整体的民营企业仍较落后，发展成规模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简而言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存在数量多、龙头少、实力薄弱的现实问题，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明显，仍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民营企业融资呈现出三个特征，融资规模大幅低于国企、成本全面高于国企、且融资结构更为单一。从融资规模来看，截止2018年底，民营企业的平均融资规模仅为国企的1/8，且最近三年融资规模的增速整体比国企低了6%。从融资成本来看，无论是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还是民间借贷，民营企业的融资利率均远高于国有企业，其中民间借贷的利率差更是高达0.348个百分点。从融资结构来看，民营企业只有股权融资与国有企业相差无几，其他渠道的融资能力均远不如国有企业。银行信贷方面，2019年民营企业的新增信贷占比为42.5%，虽然相较于2018年提升了7%，但与民营企业目前的经济贡献度仍远不相配。企业债券方面，自2017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债券发行量逐年缩减，2018年底债券发行占比不足5%，多个季度的企业融资额均为负值。股权融资方面，2019年民营企业融资规模为4159亿元，相较于国企股权3451亿元的融资规模来说，民营企业虽然略高，但仍旧无法弥补所有制歧视所带来的信贷、债券融资的空缺。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是股权融资的“主力军”，连续6年在内地IPO市场维持绝对优势；中部地区融资能力总体偏弱，2019年末上市公司发行债券融资的增加量为4790亿元，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的增加量为419亿元，企业直接融资占比仅为26.78%；西部地区以债权融资为主，2020年上市公司债权融资规模位列前十，融资金额均超1300亿元，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融资渠道单一，债券融资成了多个西部省市提升直接融资的突破口；东北地区仍主要以股权融资为主，2020年末累计股权融资2482亿元，各类主体累计发行固收产品融资1651亿元，仅不到东部的1/5。整体而言，2019年以来，国家政策支持下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有所改善，数字金融的发展也为小微企业争取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但与其经济贡献度仍极不相符，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下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和融资成本的需求。

　3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

基于上述作用机理，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

　3.1需要建立共享平台构建制度

数字金融活动的开展依托于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个主体更是需要借助一个金融服务平台行使自身权利和履行自身义务。因此，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构建金融服务平台是开展一切金融活动的首要前提。平台构建制度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平台的参与主体应该包括金融服务的供需双方、中介机构以及XX。其中，金融服务的需求方以民营企业为代表，而供给方则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在金融服务的供需双方之间构建了有效的沟通桥梁，主要由融资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资产评估机构承担这一角色；金融服务平台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存在——XX，能够提供适度的引导、多方位的支持以及高匹配的市场运作，在整个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共享平台要提供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包括投融资服务、信息资源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以及增值服务等等。民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匹配对应的金融服务。平台应有针对性的为民营企业提供扶持，重点关注处在初创期或发展前期的中小型企业。除此，平台提供的增值服务功能，既能满足不同层级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又可以为其提供便捷、周到的定制化服务，保障小微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

　3.2需要建立金融资源引导制度

传统的金融模式中，数量众多分散的小额资金只存入银行或“攥在手中”。数字金融则能够汇聚这些零星分散的金融资源，形成真正的共享“金融池”，发挥金融资本的规模效应。因此，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有效引导金融资本。资源引导制度包括两个层面：

　3.2.1金融资源实现有效对接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形成的信息接口能够满足金融服务供求双方多样的资源意愿，实现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匹配模式，降低供给方的服务门槛，减少需求方的交易成本。互联网技术能够保存海量的交易记录，通过汇总整合这些交易信息能够健全完善金融机构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在不违背“互惠、互利、共享”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供需双方的利益需求。

　　3.2.2金融资源实现区域间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旨在促进整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引导制度可以保持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相对弹性，使金融资源能够及时流入资源稀缺的地区或部门，切实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XX及参与主体应当打破金融交易壁垒，在供给剩余资源的前提下从中获取其他地区分享的金融资本，资源按需分配，参与者各取所需，有效提高区域内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真正实现“1+1＞2”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3需要建立各地区利益协调制度

只有各省的积极参与才能保证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区域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难以保持统一。因此，确立完善的利益协调制度、保障各方的合作积极性是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利益协调制度包含三个部分：第一，坚持利益共享是首要条件，保证参与者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金融发展成果。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区域中心城市发展速度较快，未来将会成为各个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但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城市将会独享经济发展成果。实行数字金融模式的目的在于提高区域整体的综合实力，通过深化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区域内的各参与主体在这一进程中都要秉持“共享”原则，朝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努力迈进。第二，利益协调制度的高效运行及各部门工作的有序开展都亟需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行管理。各地区可以由各地方XX委派人员组建数字金融管委会，主要负责加强各省XX之间信息资讯的互联互通。在数字金融管委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各方通过召开联席会制定统一的金融政策方针并合作商讨数字金融的相关事宜，针对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及时进行沟通交流并制定妥善的处理规定协调各方，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给予适当补偿。第三，利益分配方式的确定可以有效避免区域间的利益冲突，保证利益协调制度的健康运行。一般情况下，由市场决定利益分配方式，确定利益分配方式就需要完善区域的市场竞争制度，在保证有效竞争的基础上引导金融资本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地区金融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各省市的共同发展。当然，市场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失灵现象难免发生，这就要求XX出面对市场制度进行调控。但并不意味着XX可以占据主导地位，XX干预主要是为市场制度高效运行提供积极的政策环境，在市场制度失效时及时弥补空缺。因此，数字金融管委会应当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上妥善处理整体与局部、现状与前景等各方利益关系，避免利益失衡现象的发生，保障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3.4需要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

具备完全信息是帕累托效率最优状态的实现前提之一。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能否顺利运行，同样需要区域内共享信息的完全，信息共享制度就保证了这一点。数字金融借助信息共享制度可以实现金融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金融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优化配置，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多的投融资空间，刺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信息共享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各地区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在于监控数字金融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潜在风险，因此，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信息共享制度，各地区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沟通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共同讨论防范化解重大问题的各项举措，分享金融平台实时数据资源信息和交流金融机构经营现状，定期发布数字金融运行情况报告和金融监管报告，提高区域整体风险防范水平。第二，加强同业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金融同业部门一般包括地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行业等。加强同业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不仅拓宽了大型企业及个人的融资渠道，更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融资路径。信息的有效交流还降低了信息的传递和沟通成本，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除此之外，借助信息共享制度，金融同业部门之间可以联网监测异地贷款情况，分享各行业最新研究成果，合作推出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共同开拓地区以外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第三，加强金融机构内部信息共享。金融机构内部的信息共享与金融同业部门的信息交流不同，它重在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及网点之间的信息流通，实现客户资源的内部共享和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同步更新。各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最为典型，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机构内部的信息共享制度，各网点之间实时交流经营状况和客户信息，为有意向投资其他地区的客户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相互借鉴采纳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各分支机构及之间公平竞争、共同进步，推动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水平。

　3.5需要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制度

区域金融风险会对一个地区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运行产生极强的破坏能力。因此，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环节。风险防范制度主要包括两个体系：第一，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防范体系。在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中，金融风险防范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降低了各类金融机构面临市场、利率和操作等风险的可能性，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然而，各地区的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风险检测不到位、风险控制力度不够、风险应对措施不力等问题，那么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发挥效用的数字金融模式就可能存有更多的潜在风险，这就要求金融机构有一个完善的内部风险防范体系。因此，区域各地方金融机构应当深化内部风险管理建设，统一风险防范制度以及建立风险预警标准等，提高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第二，金融监管部门外部管控体系。仅有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范体系去把控风险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内部风险监管，还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从外部进行风险管控。各地区可以设立一个除数字金融管委会之外的数字金融监管部门，由非数字金融管委会成员组成，主要职责是与各省市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风控情况，通过会议讨论监管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防范措施，定期公布风险管控意见和金融风险监管报告，为地区的经济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4保障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对应地提出四条政策建议。

4.1加快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信息共享在区域内金融资源的有效流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因此，各地区应当构建区域完备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规范统一信用评级机构，实现地区间信用数据的互联互通。同时，区域可以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信息网络，搭建信息互动交流与共享共用的金融服务平台，实时公布金融当局的政策方针和相关XX数据，推送当地金融机构达成金融合作的相关咨询，保证每个参与主体都能够精准快速地捕获关键信息，降低搜索和收集信息的成本。

　4.2加快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受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交易成本的影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加快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内优势互补。对此，各地区应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角度出发，建立开放、统一的竞争市场，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建设，保证金融资本在遵循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4.3加强金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

构建区域的金融人才基地能够为东北数字金融的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各地区的高校均集中在一些省市，人才培育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区域应当充分利用这些省市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资源打通金融研究、金融培训与金融服务之间的连接渠道，加快塑造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除此，在区域实施人才激励政策和人才留住政策的前提下，引进国内外高级管理人才，壮大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投资等行业的精英队伍，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4.4加快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金融法律法规保障了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权益，维持着公平合理的金融秩序。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目前中国尚未建立针对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完善数字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保障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安排的顺利运行。第一，制定相对完整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规范金融市场中的共享行为。第二，规范区域知识产权制度，确保企业及个人发明专利受到法律保护。

　　致谢

在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后，这篇论文在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定稿。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感谢指导老师对我的论文题目进行分析，告诉我要把题目缩小，具体化，并且给我指导性的意见和相关文献的推荐，使我对论文题目更好的把握。在论文的撰写的过程中，对我遇到的问题悉心指导，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

同时我也要感谢对学校的所有授课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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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杨、程斌琪：《金融科技发展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度量与作用机制》，《广东社会科学》2018.3.44-52.

区域经济发展与数字金融的联系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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