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运动中气候环境变化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摘要

“走西口”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也是中国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为典型案例，通过查阅收集相关的文献材料，梳理大量有关“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的信息，包含明清时期山西北部地区寒冷气候年份、严重沙尘天气年份，大同地区世纪降水变化、洪涝年分布等，以及此时期该地人口时空分布情况等，并借鉴国内外学界现有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结合明清时期山西北部的气候环境背景，与人口的时空流动，对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走西口”运动中气候变化引发了环境变化，并进而作用在农业生产条件上，使人们面临生计来源丧失、生存受威胁，产生生存型移民需求。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人口环境迁移理论的认识，把握人口环境迁移的规律，并为今后处理好人口与生态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引导人口进行合理迁移提供相关参考。
关键词：走西口；气候环境变化；人口迁移

　　1导论

　　1.1选题背景与意义

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破坏：化石能源大量消耗，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污水、固体废弃物大量排放，粗放的生产方式也使得部分地区的环境状况越来越糟糕。随着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愈加明显，气候环境话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而人口迁移则可能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人口迁移直接体现出来的往往是人们空间位置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经济条件、政策引导、要素禀赋以及环境等多方因素演变的结果，折射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显著恶化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人口迁移加剧的背景下，气候条件、环境质量作为人口迁移影响要素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走西口”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也是中国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者们对其时间、原因、地点、移民主体以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归纳现有成果可以发现，研究内容由宏观向微观转变，研究方法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转变，与此同时，也存在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历史上，我国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比大，自然环境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人们为了寻找温和的气候环境、适宜农业耕种的土地而选择进行迁移。人口作为影响和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指标，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探清“走西口”运动中历史时期人口迁移与气候环境的关系，对当今把握人口环境迁移规律对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人口结构调整十分重要。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口迁移的类型和特点、影响因素、空间分布格局等相关的研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人口迁移的动因层面以社会经济、政治政策、价值观或是地区之间不同的产业结构等因素为主导的研究成果颇多，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是比较成熟。而关于气候、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理论分析比较少，特别是这方面研究体系的构建亟待完善。本文围绕“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通过对这次人口迁移中气候环境影响机制的研究，整理人口环境迁移方面的理论进展，有助于丰富这一论题的分类体系和研究体系；丰富研究方法，也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弥补相关理论的不足。同时学科交叉有利于科研的整体化和研究层次的深入化，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如人口、气候、环境等重大的社会问题，有利于深化对我国人口环境迁移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研究气候、环境变化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成为较迫切的需要。深入分析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产生的作用，不但可以更周全的把握自然气候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间存在的交互关系，而且有助于引起各级XX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视。把握人口环境迁移规律对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人口结构调整以及污染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密切相关，合理调整各方因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本文依托对“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在介绍该事件中气候环境变化作用的基础上，分析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机制，有助于为当今城市发展和产业调整政策的制定打下基础，并为引导人口进行合理迁移提供相关建议。

　　1.2研究对象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人口的迁移活动可谓众多。发生在明清时期的“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距今尚不遥远，对其做出相关描述和评价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便于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同时这次迁移范围涉及广、迁移人口规模宏大、迁移持续时间漫长的人口迁移运动，直接改变了山西北部长城内外汉蒙交界地带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次经典案例。时至今日当地的许多城镇聚落分布仍然受到这次迁移的巨大影响。本文选择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人口迁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考察迁移过程中气候环境的变化情况，并结合迁移运动本身带来的人口时空流动，尝试探寻出“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中温度、降水、极端天气对移民的影响，最终揭示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的作用机制。

　　1.3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对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通过查阅相关的研究文章和理论书籍等方式来收集文献，梳理大量有关“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的资料，借鉴国内外学界现有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了解当前国内外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为文章的分析与研究提供依据。
案例分析法，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走西口”人口迁移运动为典型案例，研究这次持续时间超长、迁移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活动中，气候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归纳这些变化的特征，并结合与“走西口”有关的的人口时空流动，进一步分析总结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影响的作用机制。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综述

早期关于人口迁移动因的理论主要有Ravenstein总结的迁移六大法则、Lee的四因素模型、推力-拉力理论、引力模型、成本-收益模型等，更加强调社会经济、就业选择、工资待遇、教育医疗、迁移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经济学中人口迁移方面的学说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费景汉一拉尼斯理论、乔根森理论和托达罗理论为主要代表，均深层次的分析了农村-城市人口发生迁移的影响因素，加深了人类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对人口迁移现象的理解。上述理论会多少提到自然环境在人们迁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寻找更加合适的生态条件”只能说是促成了人们的决策行为。最初重视人口迁移进程中非经济诱因的专家是Wolpert(1966)，他还把非经济层面的满意度放到人口迁移模型里。他建立的“压力阈值”理论指出迁移是现居场所的环境压力上升时，人们为了应对变化做出的反应，诸如气候突变、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高等居住环境的非宜居性都会作为压力因子迫使人们进行迁移。但人们在做出迁移决定之前首先会对迁入目的地进行适当的评价，判断该地能否达到预期的满意程度，这就是Wolpert提到的“地点效应”。它跟经典迁移学说中“推力一拉力”理论很像，“压力阈值”模型中的压力堪比“推力一拉力”理论中的“推力”，地点效应堪比上面提到的“拉力”[1]。
Speare(1974)深层次的发展了上述模型，他认为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有自身特点、居住地气候条件、环境设施以及关系圈子等等，当这些因素达到不尽人意的“阈值”后人们便选择迁移。为了将相关要素对个体压力阈值的作用加以划分，他将“效用”按照满意程度分等级。[2]Speare指出，人们难以忍受当前居所的原因重点是生活需要发生改变。随着居民物质需求层次不断上升，住宅环境及周边居住设施的改善，亦或是评估上述要素的指标系统发生变化，都会干扰人们关于现居环境是否合意的感受。对比Wolpert的压力阈值模型，Speare更加关注随时间改变“压力阈值”与“地点效用”随之改变的动态过程和生活条件明显差异的家户是否在阈值上有所不同。
在这一时间段专家们初步加以重视并在逻辑层面上证明环境因素对人们迁移的影响。但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关于人口环境迁移的理论没有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科技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要远远大于自然环境。迁移理论的主流更倾向于社会经济层面、政治因素、价值观或是地区之间不同的社会结构等，环境因素只是被视作某因素之中的度量标准而低估它的作用。后来人口迁移中居住地的选择问题受到Gardner等诸多社会学家的重点关注，表明气候、环境与人口迁移的关系正在逐渐发展为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直到20世纪末，全球气候恶化以及人为原因导致的荒漠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成为高度关注的热点。X曾对50个州内的迁移人口和气候发生改变的相关性做过一个调研，验证了气候恶化为导致人口迁出的主要推力。当时的环境迁移人口受气候与生态恶化的作用非常明显，因而国外学术界更多集中于自然灾害移民以及气候移民的探析。
Slovic(1987)指出不一样的个体觉察自然灾害危险度的能力存在较大区别，当遇到灾难的时候人们是否会做出迁出决定，一定意义上决定于个体是否己经察觉到灾难的来临以及自身的可接受度有多高。[3]MacDonald(1999)指出环境退化可能或者确实容易致使人口被迫迁离原居住地以及造成暴力冲突事件，应当对气候、环境问题给予一定的重视。[4]Engenetal(2002)建立了包含迁移与环境噪声的随机人口模型，用局部承载能力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解释了生境质量的空间异质性。总结出了人口在异质性环境中的迁移规则，最后还用一些数据事实论证了上述发现。[5]Reuveny(2007)认为可通过近几十年的环境问题对迁移的影响来预测气候变化对迁移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可能会选择留在原居住地承受后果或者留在原居住地但想办法处理问题或者直接迁出受影响的区域，具体的选择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和人们的迁移能力。欠发达国家的居民更可能选择迁出原居所，而这一迁出行为又可能给迁入区域造成冲突。[6]Barbierietal(2010)的研究结论显示预计的气候变化将会降低区域农业部门的产量，进而能够潜在的促使人口迁入其他区域地区。[7]Smith(2014)他认为这两种学说的融合为气候变化引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问题提供了建立分析架构的基本概念。唯有深层次的认识气候异常、人口移动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XX才可以制定出有用的应对策略。此外，文章还呼吁人们重视荒漠化、冰川消融、海岸线后退等其他驱逐迁移的环境要素。[8]Harper(2013)通过理清人口迁移、老龄化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人口组成和密度的影响，着重研究了气候变化引致的人口迁移在缓解欧洲人口赤字问题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迁移是否已经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合理有用的方法。[9]

　　2.2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人口环境迁移的专项研究开始的相对迟缓，最初还是在贫困问题中关注到人口迁移会受到环境要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尝试利用移民的方法来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即扶持贫苦农民迁离生态己经恶化到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谢书森和陈冰(1988)将人口迁移视为处理穷苦农民禀赋缺乏的一种根本方法，直观的反映了人类之于环境、人口之于禀赋、劳动要素之于工具手段的相互联系。[10]但此期间的讨论尚未给出环境移民较为明晰的界定，也未分析气候、环境因素影响人口迁移的作用机理，仅局限于迁移后所产生效应的分析上，缺乏系统的研究。现有的迁移理论多聚焦于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对人口迁移的作用，对气候、环境变化怎样影响到人口迁移的研究像国外学术界一样集中在气候变暖、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较少重点关注环境污染所起的作用。
从人口迁移诱因的角度来看，丁金宏(1994)经研究指出，外出做生意、职位调配、进修培养、婚配嫁取、随迁亲属等9类原因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外出做生意和职位调配导致的人口迁移量占迁移总量的比例接近45%，是跨省份人口流动的主导要素；[11]李立宏(2000)归纳了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在迁移过程中会考虑到的10种因素：(1)迁出地和迁入地间的远近；(2)迁出区域与迁入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3)资金融通的便利性；(4)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5)失业率；(6)国家宏观政策及制定执行政策的机制；(7)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总量；(8)人口迁移量；(9)人口与土地的比例；(10)禀赋、气候、环境和科教文卫发展程度，其中位置远近、经济要素和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占主导地位。[12]蔡坊和王德文(2003)采用“五普”等相关数据材料，阐释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范围人口迁移的布局结构、主导原因及其和市场化改革间的关联。文中建立了双对数模型研究我国1995-2000年期间的跨省份人口迁移，指出区间远近、平均消费层次、就业率、人口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均为跨省份人口迁移的显著影响要素。[13]
从人口环境迁移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环境移民大多是XX主导下组织的生态移民以及因气候恶化、自然灾害产生的气候移民、环境灾害移民，目前研讨的要点还是理清关于环境移民的相关定义和创建关于环境移民的类别架构。我国学者潘纪(1988)指出人口迁移能否完成并且不产生回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人口容量的差别。人口容量不仅涉及人们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充足的就业机会，还包括自然资源与物质能源、交通状况等。人口的空间布局和各区域人口容量最终会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他呼吁人们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形成人口迁移-改善生产效率-保护环境-提高人口容量的可持续回环。[14]杨金星和贾秀嵩(1991)指出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的进步能相对提高原先己经达到警戒值区域的环境人口容量，提倡在我国合理的引导人口流动以及进行科技移民，这样有利于实现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5]徐江等(1996)指出环境移民是因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使得当地人口容量难以承受太多人口而产生，将移民要素归为三类：迁出地人口容量超负荷、迁入地人口容量不饱和以及迁移意愿，并阐述了环境移民的实质是通过迁移实现人口布局的调整和环境资源的重新分配。[16]余庆年和施国庆(2010)提出目前学术界重点讨论的三个层面：从世界、国家或地域的角度分析环境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起多大作用；这种作用是怎样的影响机制；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妥善处理。作者还指出了目前需要突破的研究难点，并对未来的研究前景做出了预测。[17]郑燕(2013)阐述了环境移民的概念和理论根基，强调环境迁移本质原因是人口-资源-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因此建立一个把人口迁移理论、生态承受力理论、资源短缺理论与可持续性理论等综合在一起的系统研究架构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18]陈秋红(2015)建立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进而说明环境因素引致的迁移存在“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这一框架中，包括冲突或社会动荡导致的环境变化、工业事故、极端生态与环境事件、包含环境变化的发展项目、环境治理与保护、渐进性环境变化和渐进性气候变化等在内的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人们生存型环境需求、发展型环境需求和享乐型环境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而导致人口迁移。[19]
对于气候、环境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从而推动着人口环境迁移研究的不断深入。鉴于我国经济持续飞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保护环境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观念强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当政者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在参考现有学术研究的条件下，通过探究“走西口”运动中气候、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把握人口环境迁移规律，对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人口结构调整以及污染防治，制定规范有效的人口与环境策略、推动区域间人口有条不紊的迁移、城镇化进程、劳动力要素的均衡调配、维持各个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3“走西口”运动中人口迁移概况

“走西口”是历史时期发生在黄土高原北部地区的一次重要的人口迁移事件。严格意义上说，“走西口”一词是流传在百姓口中的一种民间称谓，也有“走口外”的叫法。这里的“西口”和“口外”狭义上指坐落在今天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杀虎口地势险峻，是扼守晋蒙两省交界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自古以来都是联结内地与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古时，一批又一批生活在黄土高原北部的山西人由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途径此地北上口外，移民至蒙古地区艰苦创业。近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关注和不懈努力下，关于“走西口”运动的研究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目前已成立包括“西口文化“研究会在内的多个研究机构和学会，有关“西口”的论文、著作也已达到百余部。

　　3.1“走西口”移民运动发生的时间

“走西口”运动中出现的人员迁移流动，并非发生在某一特定时段，而是分布于明朝中期以来，直到民国，甚至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历史现象。在提及“走西口”运动发生时间的许多著作中，常见的主要是一些对时间范围的模糊概述，很少有明确的说法指出“走西口”的具体起止时间。有学者认为自明代中期大同地区出现叛乱，部分驻守在边关战备和屯田的山西籍军人，大量出逃长城向北移民至土默川地区，从广义上讲，已经标志着“走西口”运动的开始。在嘉靖朝至万历中期四十余年中，数量巨大的汉族军民从长城内迁往了阴山南部土默川地区，甚至形成一波人口迁移的高潮。但此后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地区没有出现显著的人口流动现象。学界主流认为，关于“走西口”开始的时间，更严谨的说法是清朝光绪年间这一地区发生“丁戊奇荒”，大量居民由于生存需要向北移民。而“走西口”这一名词，也最早出现在这个时候。在本次课题的分析研究中，我们意图探寻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于那些由于遭到气候条件变化，农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在不得以中放弃原先居住地，逃亡他乡的被动移民，或是受其他地区适宜气候和优良的农业生产环境吸引，迁往异地的主动移民。需要注意的是，“走西口”仅是一个名词性的称谓，早在开始在百姓口中流传之前，已经发生了它所指代的人口迁移现象。学者田山茂提出：“明代以后，中国北方的贫民就有许多作为雁行式的季节性移民或常驻移民，自发地潜入蒙古了。”明代发生的多次移民与后来清朝时期严格意义的“走西口”移民都是同种类型的生存性的人口迁移。所以在本文中过多的讨论“走西口”的起止时间是多余和没有必要的。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走西口”运动探究的时间范围设定为明清两朝。

　　3.2“走西口”移民运动涉及的地点和范围

当前学界在有关于人口迁移议题的理论研究中，关于移民地点的探讨和观察主要聚焦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并分别从迁出地推力理论、迁入地拉力理论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的现象给出学术解释。对于本次课题中的“走西口”人口迁移研究，我们考虑到该人口迁移事件的发生在空间上涉及范围广，时间上延续历史长，并且从“走西口”运动的整体宏观角度上出发，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很难找出其连续性，为课题研究增加了难度。我们调整了思路，根据这次人口迁移事件的本身具有的特点，以“西口”的位置和“走西口”的路线为抓手，重点观察分析几个关键的点和几条重要的线。经过对大量学术资料和民间说法的梳理汇总，关于“西口”的指代地点，有“特指”“泛指”“概指”“变迁说”多种观点。其中主流学者认为，山西杀虎口是最初的指代位置，伴随时间的流淌，“西口”也指代过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等地，乾隆年间更是直接指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当今河北省北部城市张家口名称的由来也与这次移民有着重要联系。清代中期以后，随着“走西口”人口迁移规模的逐步扩大，“西口”位置逐渐泛化，部分学者将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甚至新疆地区的移民事件都纳入到“走西口”运动中，从而将“西口”的范围延申为包括长城以北，黄河“几”字形以西在内的广阔地区。但由于对“走西口”本身定义上的分歧，和现实史料的缺乏，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果。图一显示了杀虎口的所在地理位置，和“走西口”运动发生的大致区域范围。
关于“走西口”的路线，前人的研究结论较为统一。归纳来主要有四条迁移路径：其一是山西中部、北部居民途经杀虎口，去往土默川平原和鄂尔多斯等地；其二是陕西北部黄土区居民跨越长城，去往今榆林、哈柳等地；其三是黄土高原西部，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居民向东迁移；其四是山西、河北北部居民先向东经由张家口，再向西转入土默川地区。经上分析，在一般意义上，“走西口”可以描述为，黄土高原北部汉族居民，通过翻越长城或横渡黄河的方式向北亦或向西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的土默川、乌兰察布、察哈尔等地，并在这些地方重新开垦农桑，安身立命。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所分析探讨的地区范围划定在山西省北部“走西口”运动的核心地带。包括大同府辖内大同、怀仁、朔州等全部11个州县，和太原府辖内静乐、河曲、保德等部分州县。

图1研究区域所在位置

　　3.3“走西口”运动中的移民主体

除时间、地点外，人作为移民的主体，是分析和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早期阶段，受晋商热的影响，学界有许多有关于晋商发展兴衰议题的研究，谈及了“走西口”运动的移民主体。观察这些关于晋商的研究资料可以发现，晋商的兴起、发展和衰落与“走西口”运动移民共处同一个的历史时期，晋商开展贸易活动的商道更是与“走西口”运动的移民路径高度重叠，这也为早期学界普遍关注旅蒙商人作为“走西口”的移民主体提供了解释。其后，学者们也从商业移民之外的农业移民、其他行业移民、军事移民等分类的角度，分析讨论了“走西口”的移民主体。显然，在这次的课题研究中，我们更加关注其中的受气候环境变迁影响，农事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后的农业移民。当然，在军事移民中，多数驻边军人除基本的战备执勤本职外，也同时肩负着在驻扎地区屯垦生产的重要任务。但军队的移驻主要受王朝政策人为主动控制，与气候环境变化导致的生存型移民并不十分紧密，因此不作为本次课题的研究重点。关于农业移民，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与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土地的占用及所有方式与农民的租佃关系角度，探讨移民、土地开垦、阶级分化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在“走西口”的研究中，有关气候环境变化与农业移民的讨论，在学界非常稀少。也有学者，从人口迁移的年龄分布状况、性别组成结构、移民数量规模的角度分析研究了“走西口”的移民主体。前文已经介绍过“走西口”运动具有空间上分散、时间上不连续的特征，我们很难从宏观角度得到“走西口”的数量、性别、年龄等统计数据，在后文的分析中，只能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地区特定时段的人口变动数据，用以说明问题。

　　4“走西口”运动发生地区气候环境概况

“走西口”运动核心区域所处位置地跨黄土高原北部和内蒙古高原中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冬半年长期受大陆冷高压气团控制，盛行自北方西伯利亚而来的寒冷冬季风，空气干燥；下半年受到副热带高气压影响，可以接收部分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总体上有着典型的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显著特征。同时，在山地、盆地复杂交错地形的作用下，该区域内部的热量条件和降水条件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年均气温从3摄氏度到7摄氏度上下不等，局部地区也有达到9.1摄氏度的记录。年均降水量普遍在300毫米至500毫米，空间上大致呈西北缺少、东南丰沛的结构。同时，降水四季分布不均，大体上冬春少夏秋多，每年自五月份开始至九月份结束的雨季降水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八成以上。
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过程，这种变动在部分地区的局部小气候中尤其明显。同时，气候特征的变动不仅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引发和导致生态环境内部要素进一步随之改变的原因。研究区域在历史时期的雨热条件，对比现今的气候特征在干湿和冷暖方面均有较大变动情况。“在一个地区，寒冷气候与温暖气候的交替变化迫使生物群的面貌跟着发生变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些变化下，区域内的自然植被分布、农牧作业布局也随之受到重大影响。接下来的讨论会从气温和降水这两个最重要的表征气候指标着重分析，分析研究区域两者的基本规律和分布特征，以探明“走西口”运动发生地区气候环境概况。

　　4.1气温变化

当前，全球气候变迁正处在地质历史时期，第四纪冰期后的全新世气候中。聚焦“走西口”运动所处的时间，正是学者们称作明清“小冰期”的阶段。
有学者对反映该区域气温特征的大量历史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统计，并结合树轮、冰芯等，推算了明清时期部分年份的十年平均温度。其研究结果在古气候领域专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专家们通过对这一地区部分湖泊的湖底沉积物的检测，以及其沉积速率的测定，根据采样物的岩性特征、有机碳和碳酸盐含量以及同位素组成等指标数据，分析研究了该地长期以来气候环境的演进与变迁。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一时期，研究区域的气温变化同我国内陆大部分地区，在变化特征上基本保持一致，转为更加寒冷的气候。据不完全统计，自明朝永乐七年到清代光绪三十二年，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有确切记载的该地区极端寒冷气候发生达八十余次。其中部分年份的极端严寒气候更是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破坏。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静乐大雨雪，深尺杀苗。秋八月，蔚州、怀来、怀安、保安、阳原等地大雨雪，树木多压折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同、宣化等府皆有霜冻。大同、应州、怀仁、山阴、灵邱、丰镇各属早霜，秋禾被灾。七月阳原陨霜，伤稼三千七百余顷。

　　4.2降水条件

前文已经从宏观角度介绍了该地区的降水情况，总体上年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上下，年内分布不均，夏秋多冬春少。不同于气温的变化，降水由于其形成原因更具多样性，对局部区域所处地形条件更为敏感。因而，在研究一个地区气候的干湿情况时工作会更为复杂。为降低研究难度，本文简化了研究过程，进一步缩小了统计研究范围，对“走西口”运动所处区域的核心地带——大同地区的降水情况进行了分析。
据资料统计，大同地区在明正统五年（1440年）至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间，干湿气候呈交替分布的特点。同时降水过多或过少的旱涝灾年频繁出现，达到三百余次，占统计年数的近七成。其中，出现较严重旱情的有65次，在全部统计年份中约占14%；出现较严重水涝的有53次，在全部统计年份中约占11%。

　　一直以来在大同地区，旱灾始终都是分布范围非常广、危害程度特别重的一项灾害。根据上述整理数据，几乎每2.5年就会发生一次旱情。另外，即使每年的雨期该地区都会获得相当数量的降水积累，但在全年的四个季节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诸如：某一时段降水量较同期偏少或是降水在时间上出现滞后，没能如期滋养土地的情况。这些情况也进一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导致该地区发生旱情的直接性诱因。根据资料中的记载，大同地区的旱情确实发生在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严重旱情的发生在靠天吃饭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生产实践过程中，必将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某些旱情连季连年出现，直接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产，饥荒在社会大规模爆发。在畜牧业中，饲料供给不足、饮水困难等派生问题也会致使牲畜死亡，农户无收。
大同地区虽然地处季风影响区域范围内，可以得到部分降雨或降雪，但从整体角度观察量上的对较，它仍处于较低水平。不过在季节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最典型的夏季往往由于降水的过于集中，而使区域受到水文方面的重大灾害。根据上述资料，几乎每三年多就能看到一次关于洪涝灾害的历史纪录。并且无论是具有突发性特征的暴雨洪水还是长期延绵不断的霪雨霏霏，洪涝最为一项自然灾害甚至拥有地形地貌的重置作用，破坏性极大。

　　4.3其他气候相关自然灾害情况

山西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即见证了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早期崛起，也经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既是中原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又作为边缘地带，自然灾害频发。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着重考察与气候相关的灾害情况。除气温转寒、降水异常直接带来的低温冻害、旱涝水灾等，我们特别注意到了对本地区影响巨大的气候相关灾害——沙尘暴。
在可考文献中，自明弘治十四年至光绪五年中，关于本地区的严重沙尘天气有30余次明确的记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这些时段均可称之为沙尘暴天气的集中高发期。史料中描述：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先是朔州、左卫、神池大风霾，昼晦如夜。十一月，左卫与朔州，狂风大作，遮天蔽日，白昼张灯，人民大惊；二十九年春三月，今宣化、蔚州、怀来、怀安、阳原、保安等地，山西保德，岢岚、崞县等地同时出现了大风拨木，黄沙蔽空，昼晦。本人曾在2017年春季在今山西省右玉县的实地访问中，近距离考察了当地地标——杀虎口。曾经高耸雄伟的长城奇观多处已被风沙掩埋，如同平地一般。据当地居民描述，原明代杀虎口城门由于长期面对西北而来的大量风沙，经常在一次次的严重沙尘天气中被掩埋。每次城门被掩埋后，驻边士卒便将原城门作为地基向上加盖扩建。时至今日，虽右玉地区在不断的造林努力下使长期肆虐的风沙得到了控制，但历史留下的痕迹并不会被轻易抹去，风沙已经将长城沿线的地面抬高数米。可想明清时期当地人民面临生态环境之恶劣，和生产生活之困难。

　　5“走西口”运动中气候环境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分析

当前在人口迁移动因的研究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人们对于迁移的主观意愿，往往是在一些自身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进而产生的。这种想要迁移的意愿涵盖了社会经济、军事政治等多个方向，环境需求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迁移中，人们对于环境的需求又包括在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可以进一步归纳成生存型环境移民需求、发展型环境移民需求和享乐型环境移民需求。
在通览明清时期山西北部人口的时空分布变化，和长城以北口外地区历年的气候水热条件，外加考虑到一部分在清中期由于土地政策上的影响和境外高产作物的引进而造成的人口数量激增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作为迁出地的山西北部地带，并非有着更为恶劣的气候环境条件，而是在这些恶劣气候环境条件和人口激增双重背景下，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研究区域的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难以供养本地大量人口的农业垦殖活动。
在图三中可以看到，研究区域内口外地区的人口占全部研究区域总人口的比例自明初到清后期，跟其他三个口内地区相较，总体上呈现出上升到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明中期至清初阶段口外地区人口占全部研究区域人口的比例出现下降，并非是人口数量缩减，而是其人口的增长速率较其他三个区域偏慢。这一时期，研究区域内各地都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图3明清时期山西北部地区人口时空分布变化图
表5列出了清代山西北部地区的人口和土地情况。从清初到清中期再到清后期，山西北部地区开垦出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清代中期年间正是这一地区发生严重水旱灾害更为密集的时期，此时耕地数量的下降原因脱离不了气候环境恶化的影响。有大量的土地由于缺乏适宜的水热条件，难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而不得不撂荒。甚至部分地带直接在极端洪涝中发生严重水土流失，使大量适耕土地遭到毁坏。而此时区域内的人口规模并未随着耕地锐减而缩小，基本保持了平稳水平。在清后期，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又略高于耕地面积增长，那么总体上看，清代山西北部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不断缩小。

　　虽然明清时期正处于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高位阶段，但在工坊手工业支撑下的农耕器械无论如何精良，小农经济模式下精耕细作的农产技术如何成熟，依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困局。明清以来小冰期的寒冷气候直接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期，降水失调也直接造成粮食减产。同时，在这样的气候特征下，当地自然环境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寒冷天气迫使居民从半山和丘陵的森林中获取更多薪柴，激增的人口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多方作用下，当地森林面积锐减。失去树木屏障的阻挡，西北大风长驱直入；没有了森林，土壤保水功能不再，雨季洪涝肆虐；疏松的黄土层失去植物根系的固定，并被洪水和大风裹挟着带离，加剧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天气，对农业生产条件造成严重的二次打击。另外，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更是直接威胁人们生命生存。生计来源的减少和丧失与生存威胁共同组成了“走西口”运动的生存型移民需求，诱发人口的迁移。即图4所示，气候变化引发了环境变化，并进而组合作用在农业生产条件上，使人们面临生计来源丧失、生存受威胁，产生生存型移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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