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松龄之“孤愤”

　　摘要

作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创作了被世人广为传颂的《聊斋志异》而其“孤愤”的主要创作心态也越来越多的为学者所研究。生不逢时，贫困潦倒，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的压迫之下，他以遗世独立的姿态观察着周围的生存环境，封建官吏对劳苦大众的压迫，朋友对其创作的不理解，家庭生活的长期贫困，屡试不第的种种绝望，才发现自己与这样的社会格格不入，在文字狱与统治者的高压之下，他只有通过将自己的“孤愤”之情寄托到《聊斋志异》中并通过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编排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本文将进一步研究蒲松龄的创作心态及其精神世界。
关键词：蒲松龄；孤愤；《聊斋志异》

　　引言

蒲松龄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受正统的封建思想教育。然而不幸的是，他的一生愤愤不得志，大半生都奔走在科举的道路上，生活的贫困加之他长期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劳动人民并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他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悲惨生活，落魄书生深陷科举考试的痛苦挣扎，上层统治者和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这种种社会现状激起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在清代文字狱和统治者的高压下，他无处宣泄心中的苦闷只有借助种种花妖狐魅的离奇故事来书写自己心中的愤恨与不满。以“孤愤”的心态创作了一部《聊斋志异》，通过这部作品反映了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而本篇论文也将进一步来研究蒲松龄的创作心态及其精神世界。

　　一．“孤愤”的出处及其基本内涵

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那年蒲松龄四十岁，《聊斋志异》也初步成书，蒲松龄便写了《聊斋自志》叙述创作过程和动机。在《聊斋自志》中作者写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1]。其“自志”表明《聊斋志异》是发愤之作，孤愤之书，“孤愤”来源于蒲松龄自身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身处社会底层所体验到人民的疾苦，将孤愤二字拆开来，可以理解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
在《聊斋自志》中作者明确地将其作品的创作心态定义为“孤愤”。不同学者对于“孤愤”的定义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孤，单独，孤单；愤，因不满意而感情激动”[2]。“愤者，憋闷，怨恨也。这是人类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并在困境，逆境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带有否定性的情感，孤者，单独，无伴，无助也。”[3]就其基本内涵，我们再联系其生平经历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可以得出他的“孤愤”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价值得不到承认的苦闷与怨愤；二是人生价值无法实现的痛苦与悲愤；三是个人欲望难以满足的压抑与不安。吴九成先生《聊斋美学》一书就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蒲松龄“孤愤”心态的情感内涵，认为它是“一个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而终于倒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满腔悲愤”，“是蒲松龄对封建黑暗政治的强烈义愤”，“是作者对劳动人民苦难遭遇所倾述的一种忧愤”，“喊出了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无数青年男女的怨愤”。[4]蒲松龄的孤愤来源于生活体现在他的文字中。
在他将自己的创作心态定义为“孤愤”的同时，不同的学者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他只是为了一展才华，自娱娱人，自我推销；另一部分认为蒲松龄的“孤愤”主要来自科举失意的愤懑，然而这太过于以偏概全也并不准确。我认为蒲松龄的孤愤来源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作者企图通过一些文字向世人传达一定的道理，也并非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自娱娱人”。

　　二．“孤愤”心态的来源

不同经历造就了不同的创作心态与风格，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潇洒浪漫，辛弃疾的豪放洒脱，柳永的婉约清丽这正是当时社会成就了他们。然而蒲松龄也同他们一样，可谓“时势造英雄”他所生活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忧国忧民，满怀“孤愤”之情的优秀作家。

　　（一）忧国忧民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战乱纷争，江山易主的时代，那时民不聊生，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正在席卷着神州大地。甲申年（1644）年，清军入关，历时二百多年的朱家王朝灭亡，国破家亡，这时候的蒲松龄五岁；在他八岁时，谢迁起义；二十二岁时，他又亲历于七惨案，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兵患荼毒百姓，赋税多似牛毛，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亲历的动乱与变化使年少的蒲松龄对人民的疾苦深有体会，这对他后来的创作的基调有定性的影响，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这个时代赋予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忧国忧民的情怀，而这种情感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历史的潮流终将他推动，他将成为劳苦大众的代表呐喊着心底的渴望与不满。在封建阶级的残酷镇压和文字狱的高压之下他有苦难言只有借助花妖狐魅的种种故事来抨击黑暗的社会，表明人们内心的理想和渴望，因此便诞生了这部带有“孤愤”色彩的巨著《聊斋志异》。

　　（二）生活重压

与古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蒲松龄的平民化特点很是突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其父蒲槃原是读书人，但因屡考不中，于是便弃儒经商，成为了小康之家。青年时期的蒲松龄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逸的，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故或是大的挫折，而是在父亲的庇护下安心地读书，并与朋友结为“郢中诗社”，在青云寺读书。二十五岁时，蒲松龄的生活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起初的安心读书被家庭的变故所打破，分家后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五年的私塾教师生涯。可见蒲松龄一生大半生的时间都过着客居他乡的生活，生活的贫穷，一家老小的温饱，多如牛毛的赋税是他最为发愁的。贫穷将这样一个年轻气盛的书生步步紧逼。他曾一度抱怨为何土地不直接长银子，而在他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穷困，似乎成为一个甩不掉的累赘时时刻刻地追随着他，这在无形中加大了他生活的压力。蒲松龄的“孤愤”心态主要一部分是来自于生活给他的枷锁，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这样沉重的负担，只有满腔的愤懑与孤独难以言表。

　　（三）科举失利

蒲松龄与大多数文人墨客一样，准备走一条科举之路，步入官场之路，然而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坦。顺治十五年起，十九岁的蒲松龄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并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为秀才。三试第一的蒲松龄从此名气大增，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仕之路，但不幸的是他在接连的四次乡试中都名落孙山。康熙二十九年，五十一岁的蒲松龄再次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有考完，又是名落孙山，真是造化弄人，他在《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中写道“伴崛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首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蒲松龄十九岁成为秀才，七十二岁成为贡生，可见他的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奔走忙碌，但到头来并没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是走了一条写作创作的路。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在完成读书人进入仕途梦想的同时，也荼害了更多的文人志士，使他们身心俱疲，妻离子散，甚至一命呜呼。“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禁锢了文人的思想，使他们成为考试的工具。蒲松龄满腹才华却难遇伯乐，在一次次的科举失意后蒲松龄深受打击，在《偶感》诗中他写到：“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短短几字却表明蒲松龄对于仕途求之不得的辛酸与苦闷之情。
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郁郁不得志，仕途难入，报国无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他的创作道路。马瑞芳认为“蒲松龄按照世俗的观念，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意愿，走着合乎常规的路，科举的路，飞黄腾达的路，成为统治者的鹰犬或温驯奴才的路。他终于没在这条路上走成功，固然因为科举制已如枯木朽株，取士不以才。更因为，自青年时期起，他便有了不合于世俗常规的爱好：雅爱搜神。”[5]正是由于这一爱好促使他开始了创作，通过一部《聊斋志异》表明作者内心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人生不如意的抱怨，仿佛以一种无声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孤愤”。

　　（四）知音难遇

作为文学创作者他们往往是孤独的，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着对话体会着角色内心的酸甜苦辣，体悟着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感受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而蒲松龄在创作《聊斋》时更为孤独，在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支持，甚至一度遭到反对的情况下，他不顾世俗偏见，不惧世人鄙视倾注毕生的心血进行创作。在《聊斋》初创时期，好友张笃庆，孙树百都曾劝阻他，张笃庆曾写诗劝他放弃功名与写作：“故人诗酒迟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寄留仙，希梅诸人》）在他看来蒲松龄的创作就是空谈，甚至是无稽之谈。而作为他的好友之一的孙蕙也认为，蒲松龄对于自己的才华太过放纵，以“鬼狐史”抒发“磊块愁”的才，与举业风马牛不相及。在他看来，只有“敛才苦读”，才能真正把意趣转移到科举上，才能真正达到金榜题名。而最使他感到孤独与失望的大概是他曾引为知己的王士祯，也仅仅把《聊斋》当作人们在“豆棚瓜架雨如丝”时“姑妄言之姑听之”的谈资，也曾一度拒绝为其作序，甚至劝阻他早日退出。所以作者才会万般无奈地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沉重叹息，但是他又认为“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他只有按自己的路走，从走不通的科举之路到走一条创作之路，借小说来表达自己平生不得志，展示在黑夜中的压抑与辛酸。

　　(五)创作艰苦

蒲松龄并没有听从孙蕙等人的建议，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他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是极其艰苦的，首先是他的创作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社会现状，最重要的是并不能解决家人的温饱情况。在那个时期下，对于蒲松龄来说他创作小说可谓是掉进了万丈深渊，他不得不一边做私塾老师以维持家用，一边又对他的科举抱有一丝幻想，而他的创作只是“见缝插针”。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纸都得从嘴里省。可见创作非但没有给蒲松龄的生活带来改观，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生活的负担。其次，蒲松龄写作的环境也是很恶劣的，在《聊斋自志》中作者写到“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绪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灯光昏暗，书房凄冷，心中满是孤寂与落寞，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作者写作的热情，不管走到哪里听到什么新鲜事他立刻将其记录下来，聊斋名篇《莲香》就是作者听闻《桑生传》在此基础上改编的。作者孤苦的，无人能懂的落魄与孤寂只有日积月累的絮语成就了这一“孤愤”之作。蒲松龄不是用它来消遣的，而是抒怀言志，忧国忧民，类似于屈原的《离骚》。
总之，蒲松龄的孤愤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面对社会的动荡，政治腐败，生活穷困，长期客居他乡，他似乎与这样的世界格格不入带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超然于世外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腐败和下层老百姓的默默忍受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与不满。

　　三．以孤愤为创作心态的动机

通过联系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与其在《聊斋自志》中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以孤愤为创作心态d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谈狐说鬼的形式来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兴趣与才华，从而发泄“孤愤”之情，并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是其创作的最初动机，最后发展为主要动机之一。蒲松龄的人生经历不是一帆风顺的，科举考试的重重打击，生活的贫苦，创作得不到认可，人生价值难以实现。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与王士祯相遇相识，身居要职的文坛盟主对于志怪小说颇有雅趣，尤其是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赞赏，更使蒲松龄深受鼓舞。在王士祯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写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面对难以述说的苦楚，以及严峻是时局，聊斋先生避开世间事而托言鬼狐，自有其用意。
其二，欲以《聊斋》证明自身价值。在科举入仕这条道路走不通时，他便将自己的目标放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蒲松龄一生笔耕不辍，除了《聊斋志异》他还在俚曲与杂著上极有成就。他通过在那些鬼狐身上发掘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并且将他们与真实的人间社会联系起来，以提高自己作品的社会地位来证明自己的创作价值与人生价值。
其三，希望通过一部《聊斋志异》表达其心中的愤懑与不满。“总之现实社会中种种的黑暗现象，不合理的现象，都给作者以深刻的刺激，使他不能己于言，但是在那异族的残酷统治下，文网弥繁，有许多文人由于诗文的措辞，被视为讥讪讽刺，遭到了杀头和族灭的大祸。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说话又压抑不住胸中悲愤，随便说又容易遭到不测，于是只有假托鬼狐，和一些荒诞不经的民间传说，进行改造和加工，用以揭露现实，批评现实，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6]”有苦难言，但又不得不言，所以作者借《聊斋志异》借花妖狐媚借阴司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难以言表的“孤愤”之情。从《得家书感赋即呈孔集树百两道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元石葬荒丘。平原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燐恨未休。”小说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编造来反映一定的寓意，《聊斋志异》作者就是通过一系列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孤愤”之情的。

　　四．《聊斋志异》所体现的孤愤之情

蒲松龄“孤愤”的创作心态来源于生活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聊斋志异》中大量的关于花妖狐媚，官场现形，人情冷暖的故事是我们研究蒲松龄创作心态的重要资料，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从一个被社会遇之不公的“士”的视角来观察人生和抒写人生的，他所怀的感情基调是悲，从自身的不遇之悲，扩展到对黑暗不平的社会人生的悲，再扩展到对人情万态中无处不隐藏着的悲的意蕴，于是强烈的悲剧意识就笼罩着《聊斋》全书。通过深入解读《聊斋志异》，其所体现的孤愤之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愤社会腐败，统治者压迫与荼毒

蒲松龄的幕宾生涯是他第一次也是他唯一一次混迹于官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睁大眼睛，看清了吏治的黑暗，达官贵人的醉生梦死，平民百姓的饥寒交迫。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使劳苦大众深深感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默默屈服默默忍受，而作者以笔为投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了此类作品。
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的四百三十一篇中占了大多数，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促织》，主人公成名一家人面对蟋蟀失而复得，儿子的死而复生的感情变化为主线生动并讽刺的塑造了一位面对上级官员的压迫之下的穷书生的“悲惨”遭遇，幼童的魂魄化为促织，供帝王嬉戏，才换来一家人的安宁，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现状，同时更是通过这一事件揭发并讽刺了当时宫廷生活的骄纵，以及皇家的奴才们从督抚，县令，到官吏们的谄媚逢迎，贪暴无耻，彻底的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的反动本质，以及人民群众的顺从与不反抗。再如强行霸占人家妻子的《红玉》；光天化日之下将人活活打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商三官》；再或是《王成》中大亲王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不惜花费六百两银子购买一只鹌鹑，拿人民的血汗钱玩耍取乐等等。
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上至皇帝下至地主豪绅都通过自己的政治手段无情的蚕食着老百姓，整个社会暗无天日，怨气连连。这类作品是作者孤愤心态最为集中的体现，久病成医的他急切地渴望这样的情况得到解决并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一是希望统治阶层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廉洁清正的清官，如在《胭脂》，《太原狱》，《折狱》等作品里，写一些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好官清官。尽管这些文字丝毫不能触动封建统治阶级，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二是夸大个人的作用。在为父报仇的《侠女》一文中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位报恩报德报仇于一身的侠士形象，作者通过夸大个人的作用企图鞭策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穷苦劳动人民，希望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封建压迫；三是借助神明的力量，在《画皮》中王生受到鬼怪迫害后其妻求助一名道士，看似荒唐的行为却挽救了王生的性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世间万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规律便是：邪不压正，而作者期待的正是这样的理想社会。这类作品是作者忧国忧民情怀的集中表现，他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站在深受压迫的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愤世道之不公，愤政治之腐败。

　　(二)愤封建科举腐朽黑暗，同情落魄书生

八股取士制，是封建社会的顽疾，读书人的视野局限于四书五经，思想上对“圣贤”亦步亦趋，形式上绳捆锁绑，空洞僵化。蒲松龄的一生深受科举制度的摧残，他对一些落魄的穷书生的经历可谓是感同身受，他渐渐明白像他这样的贫困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对于像他这样的穷秀才，科举又是他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这样矛盾的心理他真切的感受着，造就了他的二重人格。“看来，蒲松龄的科举之路，考场竞逐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一方面是一连串的失败，失意，失落，一方面是至死不变的迷恋，迷信，迷惑。前者，成了蒲松龄的坐馆生涯，平民地位，使他有可能暂时走出科举的迷宫，看清八股文取仕的实质与罪恶。后者，在客观上造成了蒲松龄悲剧性的生活与人生，追逐一生，功名无着，白发徒生，耻心日重”。[7]
在《王子安》中写东吕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精神恍惚，以致醉中望报心切，“为狐奚落”，充分展现了落地秀才的复杂心理。《续黄粱》也是这方面的代表，这篇作品是作者的悲愤之作，无不体现他的创作心态，作者塑造的曾孝廉在任宰相期间卖官鬻爵，霸占民田，抢占良女，无恶不作。正如龙图学士包的上疏中所说的“可死之罪，擢发难数”这正是当时当权者的共同罪行。死后他受到了阴司的惩戒，并且投胎到乞丐家最后也受尽了各种苦难与折磨，这是作者借佛家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以此来抒发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愤懑。
在科举制的社会，人们企图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仕途，但一旦置身其中就不能保持自我，更不能做到洁身自好，往往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最终也迷失了自己。另一方面，那些苦读的穷书生，屡试不第，这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已经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进退两难。如《司文郎》里的宋生，生前科举不得志，做鬼后仍想借朋友的中试，以遂生平未酬之志；《书痴》中的郎玉柱，昼夜苦读不分寒暑，最后成了书呆子。与此同时，作者还尖锐的讽刺了考官，他们是《素秋》中的“糊眼主司”，是《于去恶》中的“游神耗鬼”，是《考弊司》中吃人肉的“虚肚鬼王”。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毒害，作者通过这类作品将他们表现的淋漓尽致，科举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从“人世功名须及熟”（《奉赠沈惠庵》）发展到“骥老伏枥壮心死”（《自嘲》），看得出作者对功名的挫败与绝望。正“因为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有深刻认识，《聊斋志异》是较早的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8]”

　　（三）愤封建礼教束缚，赞美青年男女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恋

这类作品中蒲松龄并没有直接抒发自己“孤愤”的情绪，而是通过塑造一个个典型的对爱情痴迷追求的女子形象，从反面讽刺现实生活中封建礼教对男女情感的束缚，她们往往不顾世俗的反对勇敢追求着自己的爱情，无论是人也好是狐妖也罢，他们善良单纯美好，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的品质。说起这类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就算是《婴宁》这一爱花成癖的女孩子，憨态可掬，她对王子服的爱单纯而美好，她生长在穷乡僻壤，显然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与毒害，也没有受到传统的封建妇女的感染，正是因为在那样一个“世外桃源”她才能免受其害，才保留了心中的那份纯真。而当时的封建社会能有几个这样不受限制追求自己幸福的婴宁，除此之外作者笔下还有一大批奋不顾身追求自己幸福的痴情的女子的形象，如《连城》，《阿宝》，《红玉》等等。
作者在为我们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女性往往是美丽善良，单纯可爱，忠贞于爱情，敢于反抗的狐鬼妖媚；而之中的男主是以作者为代表的穷书生的形象，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次，但也敢于追求自己心中所爱，并且对爱情忠贞不渝。为爱情离魂的男性形象孙子楚，是典型例子。这一世的阻隔，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爱的执著他们相约下一世再次相遇，作者满腔热血歌颂了男女队爱情的热情追求，平等对待爱情的精神。这种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就从今天社会来看他也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四)富有寓意告诫性的故事

说起这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模式的，往往是通过一个浅显易懂的篇幅较短的小故事潜移默化告诫读者一个大道理，将自己的孤愤之情赋予到这些奇思奔驰，寓意劝世的哲理名篇中。如《劳山道士》给我们讲述了主人公王生到劳山求道的故事，指出他害怕劳动，企图轻易地学得一点法术来满足他不正当的要求，结果碰壁。它告诉人们:不管学什么本领，不下苦是不行的，投机取巧只会自欺欺人。在作者的生活时代，乃至我们现在的社会，功力性已经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多数人希望可以走一条获得个人利益的道路，但是并没有想要怎么样的付出努力，作者审视社会这也是对那些混迹于官场不作为的官吏的讽刺。再如《画皮》告诫人们要从本质上识别美丑善恶，而不应该让表象迷惑，正如篇末异史氏说的那样“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寐耳。可哀也夫！”[9]。这种类型的作品还有很多《瞳人语》，《种梨》，《妖术》，《宫梦弼》等等，都含有深刻的寓意。看似作者在给人们讲着无关紧要的故事却是在潜移默化的告诫人们一些道理，看似没有体现他的孤愤其实处处隐藏着他的不满与愤懑。

　　（五）借抨击鬼世界鞭挞人世间

作者将世间分为阴司与阳间，借阴间阴暗的故事折射出人世间不近人情的各种事件，从而反映对现实的人间社会的痛斥与不满，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小说家之所以要写鬼小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人世中的一切黑暗不平，一切贪与虐的暴行，秉笔直书也许会招来文字之祸；若托诸冥间，骂鬼总是可以的吧，不但作者可保平安，而且作品也不致被禁毁。况且以鬼域来影射现实中的恶人，尤其是那些既贪又虐的各级官吏，又是极为恰切的。[10]”
《聊斋志异》中这种类型的作品占大部分，《席方平》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是市民中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代表，他不贪生不怕死，不为利诱，不为刑屈。他骂狱吏“死魅”，他见了冥王不容分说，就让打他，他就厉声地问:“小人何罪”。又喊着说:“我挨打是活该，谁教我没钱呢？”蒲松龄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阴司的贪赃枉法，毫无是非，毫无正义，这应该说是他的大胆的创造。而这种大胆创造，正由于他对现实政治的黑暗痛恨之极，而又不能直接抨击，才假托阴司，寄托慷慨。作者将他阳间的仇恨转移到阴间进行描述，一方面歌颂了主人公不畏强权，直言不讳，敢于反抗的大无畏精神；另一方面借阴司里狱吏，冥王的种种不公正行为讽刺人世间封建统治者及其官吏的腐败无能。作者内心的“孤愤”之情不能通过直白的文字表达，他只有将这种情感寄托到塑造的主人公的身上他是作者灵魂的化身，将作者难以说出口的话以做出的事形象生动的表现了出来，正如郭沫若评价他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结语

蒲松龄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时期，当时社会政治一直动荡不安，政治腐败，人们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穷苦书生的理想一直得不到实现他郁郁不得志，对生活渐渐失去希望，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作者难以直抒胸臆，只有借助花妖狐魅的一个个奇异的事件表明他内心的真实情感。本文主要从“孤愤”的基本内涵，“孤愤”的来源以及“孤愤”心态在《聊斋志异》中是如何体现的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可以得到作者的孤愤主要来自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科举考试的失意，知己难求的落魄，创作条件之艰苦。他将这种种人生不如意化为“孤愤”融入到对《聊斋志异》的创作，赋予一个个人物鲜明的个性，或善或恶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孤愤之情。总之，通过这篇文章对蒲松龄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聊斋》的创作心态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以后学习研究蒲松龄及其其他作品有了一定的基础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车振华;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D];山东大学;2007年
[2]白澈;清代初期文人的商业意识研究[D];复旦大学;2012年
[3]宋华伟;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D];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
[4]常瑛华;《醒世姻缘传》语序类型研究[D];山东大学;2009年
[5]付岩志;《聊斋志异》诠释史论[D];山东大学;2007年
[6]宫泉久;清初山左诗歌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7]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8]曲金燕;清代文言小说研究[D];苏州大学;2008年
[9]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上海大学;2010年
[10]胡海义;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D];暨南大学;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