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道互补看全盛期的汉赋流变

　　摘要

汉朝初年承接秦朝末年的战乱，采用了道家与民休息的思想作为指导策略，后来国力日盛，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重用儒家思想并让儒家思想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这一举措不意味着道家思想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的，而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逐步发展演变成一种以老庄合流的思想体系。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充分显示了儒道思想的相辅相成。可以说，汉赋流变正与儒道思想的演变有着异质同构的关联。而在汉赋发展的全盛时期，无论是汉赋的创作理念，还是赋作的思想内容，都透出儒道互补的影子。

　　关键词：儒道互补；汉赋；流变

　　引言

著名学者冯友兰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中国的哲学，“既能入世而又可出世”。中国哲学能保持这种精神，因此实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佳结合，在实践当中结合了理论的先进发展，同时又以它深厚的哲学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过程，具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实用性较强。[1]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构成部分中，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是从始至终贯穿中国整个发展历程。不仅在于哲学，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儒家思想到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广为传播，道家的思想则以顺其自然、超脱凡俗为主要诉求。儒道思想在整个思想的发展史中，互相吸收融合，排斥中互补，贯穿始终。

赋这种文学体裁，在汉代曾经活跃一时，后世称为“汉赋”。汉赋跟诗歌有类似之处，保持韵脚使之更为押韵，一般情况下，以叙事为主要内容。在分类上面，大多按照骚体赋、大赋和小赋。小赋多以抒情为主。

汉赋的整个发展过程，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将之分为形成期、全盛期、发展期以及最后过程中的转变期。这种分类的方法后世形成定论。形成期的时间：汉朝初年——汉武帝在位初年；全盛其的时间：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发展期时间：西汉末年——东汉中期；转变期时间：东汉中期——魏朝初年[2]。

汉赋的全盛时期，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采用儒学思想并提升儒学的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成为了当时的时代盛事。自那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独尊地位开始奠定。然而，道家思想也并非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逐步发展演变成一种以老庄合流的思想体系。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充分显示了儒道思想的相辅相成。可以说，汉赋流变正与儒道思想的演变有着异质同构的关联。

这与时期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重要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和王褒等。司马相如最有代表性的汉赋作品有《子虚赋》《大人赋》《美人赋》等等。除了对于人物的记载，还涉及到多种内容。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当时可谓是首屈一指，其赋结构宏大，语汇丰富，也有描写相当细致的片段。汉赋到了他，揉合各家的特色，加上自己的创造，建立了固定的形体，使后来的作家都追随他，模拟他，却无法越过他的藩篱。东方朔有《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汉赋，无论从创作理念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上，都能看出儒道思想相辅相成的影子。本文从“儒道互补”入手，探讨儒道互补与汉赋流变的关系。

之前的人们对于汉赋的研究不多，后世的学者们对于汉赋的探讨也相对偏少，并没有将汉赋作为重点的文学体裁进行深入的研究。

直到1920年代之后，伴随着新文学在社会上的流传，各研究团队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汉赋，对汉赋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阐述。汉赋作为一定时代在特定环境下的结晶，有当时的时代特色，近些年，研究团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看待汉赋，汉赋的发展历程又变得更为清晰明朗，深刻生动，不仅研究的范围大大放宽，研究的深度也进一步扩展，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硕的成果。

21世纪初期，更多的学者关注汉赋，重新解读汉赋，阐释汉赋的著作急剧增加。除了对汉赋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到类似于汉赋与文化学、汉赋与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虽仅十余年，但书著、论文等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

对于这一选题，通过检索，与本篇论文相似的论文很少，一些有关汉赋的硕博论文中有关于儒道思想与汉赋流变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本论文的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创作思路，开拓了学术视野，提供可借鉴之处，但他们多是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很少有关于汉赋流变与儒道互补之间动态轨迹的深入研究，在研究角度上是有差异的，因此，更深入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本课题在基本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对赋作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儒道思想互补的情况，探究儒道互补在全盛时期的汉赋的痕迹，运用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全面的认识儒道思想互补与汉赋各方面变化，从而推动学界对汉赋研究，并将汉赋这一散韵结合的文体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儒道互补对赋家创作观念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思想经过多番发展和演变，在汉武帝的推崇下，一举发展成汉代朝廷正式的官方之说——经学，不仅在两汉时期具有话语权，而且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凭借着统治者“崇儒尊经”的统治政策以及XXX赋予它的统治力量，经学在汉代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化等的方方面面。当然，文学作为XXX的附庸，受经学影响深重，经学的思想理念影响着赋作家们，而汉赋作为作家创作的产物自然而然得会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汉大赋逐渐沦为赋作家为了满足统治XXX的需要以及自身名利仕途追求的附庸文学，正因如此，汉大赋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儒家经学的阐释和解读，其讽谏、颂美情怀也是建立在汉赋附庸文学地位的基础之上的。

　　1.颂美

颂美在汉赋的创作中不像讽喻一样需要反复强调和说明意图，颂美情怀体现在汉赋的每一个作品中，似乎已成为其写作的宗旨，例如，枚乘的《七发》作为汉赋的大赋典型的先锋之作，在这篇赋体中，总共以7段文字构成问答形式来展现楚太子卧病在床、吴客去探病这一过程。吴客借助丝竹之音、吃食、驾乘、饮宴、狩猎、观潮以及为圣之道，方方面面告知楚太子的行为不合规则礼仪的地方，从而引导他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前六种事件描写中，处处体现了颂美的情怀，以在游观事件的描写为例：“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鹓鶵、鵁鶄，翠鬣紫缨……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3]（本片段选自《七发》）

枚乘对于游观部分的描写，河水、飞鸟、林木相映而成美景，可见《七发》对大汉王朝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体现在铺排之中。枚乘在《七发》结构上的创制，推进了汉赋讽颂模式——“欲讽先颂”格局的产生，但从《七发》中清晰可见对审美的追求和对音乐、食物、自然风光等的颂美情节。此赋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枚乘以后，汉大赋在司马相如笔下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确立了汉赋“讽谏”“颂美”的传统，后代文人多拟其作品。

　　2.讽喻

在赋体中，颂美只是一种手段，讽喻才是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当下很多的研究学者，都认为在赋体当中，讽喻占据了较大部分的感情色彩，甚至可以说，讽喻已经成为了赋体的一大特点，并且当下很多人受到汉学研究的影响，对汉赋的看法和评价不够客观。以司马相如的赋为例，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中规劝话语占多数，多以讽喻为主要手段，辞藻华丽，形式繁华，但是究其根本，实际的正面作用却很少。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赋中的讽喻其实只是门脸，本质上是为勉强迁就经学的标准而特意做的掩饰之作，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以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不管赋体中的讽喻是否具备积极价值，作为汉代的一种文学，在当时广为流传，就证明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所需，是合理的存在。不管在汉代起着何种作用，身为现代的研究人员，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

汉代文学，以赋著称。司马相如是汉赋成就最出色的作家。“司马相如赋二十九首”载于《汉书艺文志》。他的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虽然不是一部时间和地点的作品，但是在内容上有所联系。因此，司马迁将其视为一部，称为《天子狩猎赋》。学者们更多地把司马相如的赋归为弄臣制作，认为其讽刺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应该说，司马相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其雄浑的修辞创作中，总是有一些讽喻和批评。儒家思想中也有此特征。

从司马相如的赋上来看，以他写赋的心理作为探究的入口，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在内容上，涉及范围宽而广；二是形式上，追求宏大；三是在描写上，力求详尽；四是在艺术方面，力求展现一切的美学。通俗的说，司马相如的赋，美则美之，但是这种凡事求全求美的态度，反而丧失了事物本身的自然特色，有作秀之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司马相如的赋，受汉代国力宏盛、民力激奋的影响较深；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司马相如的赋融合了汉代文人想要一展宏图、建功立业的主观追求，二者思想的浸染体现在司马相如赋体的字字句句中。

仔细品读司马相如的赋《哀二世赋》，此赋是基于司马相如跟随汉武帝去狩猎途径宜春宫时的情境而作，赋中的主要内容阐述的是秦二世因为自身德行不修造成身死国灭的结局，借助秦二世的荒淫无道来讽喻汉武帝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要励精图治，切不可重蹈秦二世的亡国覆辙，时刻警醒着汉武帝要以国家为重。如果研究的更为透彻一点，就能发现司马相如曾经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提到狩猎的规则，二者结合到一起，司马相如的心思就最为清晰不过了。除此之外，在《天子游猎赋》一赋中，也指出了汉武帝在狩猎之时，极尽奢侈，并对此提出了谏议，清晰的体现了讽喻的语气。

事实上，在司马相如的这些讽喻赋中，也并非是直接进行讽喻之言的，这些讽喻之言绝大多数都是在对山河风情、自然风俗的描写后进行阐发的，有些在讽喻之前还铺垫了大段的颂美之言，可见，司马相如的讽喻之言，在赋中其实还是表达的较为委婉的。正如司马迁说的，司马相如即便很多虚词滥调，言辞华丽，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引导规劝皇帝要节俭、修身自律。

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司马相如，著作很多，研究他的学者也有不少，但是，对于司马相如在汉代，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持何种态度，相关的研究论断极其少见。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一些资料以及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实际上，司马相如在朝为官，隐有不平之气。他经常不去上朝，而且不喜欢参与热闹的朝事，即便在去世之后，汉武帝当时派人去他住处寻找新的作品但是却找到了一篇封禅的谏文。谏文中极力赞颂汉武帝的功德圆满，德行修善，劝导汉武帝去泰山进行封禅仪式。死之前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朝廷有人来求书，必须上奏他的遗愿。但是在当时，去泰山封禅乃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司马相如对封禅一事极力规劝，说明他对政治还是抱有一线期望，而非全无志向的。身为一代名赋大家，在驾鹤西去之前，司马相如自己并没有以著作留世来名垂万世，而是以这样的一件事作为尾声，可见他对自己生平的不满。据此，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辞赋写作观念，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从儒家继承的讽喻还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产生的创作观念，辞赋创作观念无一不是儒道互补的产物。

　　二.儒道互补对赋作思想内容的影响

　　1.感慨怀才不遇

感慨自己怀才不遇，不能被君王器重为内容的赋，在汉赋的构成中占据很大比例。而这类赋体，与儒家思想的联系较为紧密。同时，在汉代，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类的辞赋主要借助道家思想为精神依托，以此安慰自己，消除忧愁。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内容的赋体，融合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综合程度上实现了融会贯通。儒家和道家，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的评判方法，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正好极大的加深了赋体的内藏涵义，提高了对赋体写作和创作的鉴赏境界。这类赋体的代表作，经典的有董仲舒和司马迁。董仲舒在《士不遇赋》极力陈述自己的生平不如意。董仲舒身处于“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的武帝时期，才学兼备，受武帝器重，按理来说不该有这种想法，但从他的个人遭遇来看，高山流水，难觅知音。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的记载，说董仲舒曾经多次易主，前前后后一共侍奉了易王、膠西王、汉武帝等多位人主，而易王和膠西王言行放肆，恣意张扬，不是英明的君主。关于这二位的事迹有大量的史XX载，此处不在赘述。董仲舒以儒家学者的身份侍奉着二位无德君主，虽然在当时还算身份尊贵，但是，董仲舒的心中仍然还是慌张不安的。他在《士不遇赋》说自己还是不受重用，日日夜夜心中都是极为煎熬的。白天在朝时，一方面自己对公孙弘的所言所行不满意，另一方面，又受到主父偃等人的排挤和嫉妒，身在国中，行事必须极为小心谨慎，时常感觉如履薄冰。因此，他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难寻生命的伯乐，在此之余，也感叹生命的祸福无常，只能以道家的顺其自然、齐一万物的思想来劝导自己。董仲舒在赋中，糅合了道家《周易》的思想，从天道、自然的角度来思考人生，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与董仲舒的怀才不遇的观点基本一致，强调了在朝为官不为汉武帝重用的思想。但是，不同于董仲舒的是，司马迁的生平经历比董仲舒要坎坷的多，也丰富得多。司马迁因为言行谏议得罪汉武帝，后遭受酷刑终身在牢狱之中度过。司马迁基于这种生活经历，对福祸的理解以及实践比董仲舒要更为深刻，更为刻骨。司马迁的自我安慰，更多的是体现了道家的柔弱故不与世相争的理念。

综上所述，不论是董仲舒还是司马迁，都从怀才不遇的角度来表达了自己的义愤。但是，他们又深刻体现了儒家学说要一心向善的积极进取的精神，现实中遭受磨难，时刻面临危机而使他们的内心又依托于道家的自由自在的观念。董仲舒说，不出门，待在家里，这没什么过错。司马迁说，祸福相依，相互转化。他们把顺其自然，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思想和福祸相依的道家朴素辩证观，深刻贯彻在现实生活当中。儒家思想是立足之根，道家思想是治伤疗痛的良药，二者相依相行，互相支撑。这种纵贯两汉的艺术思潮,几乎影响了所有汉赋作家,即如大赋家司马相如,亦受影响而有《长门》、《美人》。

　　2.赞美君王

汉代的儒家学说，从大一统之后的一系列的思想，都迎合了国库充盈、国力日盛和中央集权的需求。董仲舒围绕大一统思想为中心，发挥了他对儒家思想深刻解读的本领，将汉武帝的思想外化成制度和文字。在很多大赋作品中，甚至以一种极为夸张的手法呈现了帝王大一统的思想。

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对汉武帝的上林苑，以及其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写出了上林苑的人间盛景。描写这一个上林苑，似乎包含了世界万物，世间万状。奇山异水，稀禽奇兽，应有尽有，尽收眼底。这种夸张的手法，实写帝王上林苑的极尽奢华，实际上是要突出君主对世间万物拥有的绝对的控制权，凸显帝王是上承天命的天子，下启鸟兽虫鱼的神明。宣誓天子对着一切的统治权和占有权。后世中将第帝王的园圃进行夸张化描写逐渐成为定势。

除此之外，《天子游猎赋》还强调君权绝对化。人民服从并服务于君王的思想重点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以子虚乌有先生的言辞对齐楚狩猎的盛景进行描绘，然后夸张的阐述了汉天子的狩猎场面，在气势上力图压制其他的诸侯王，达到尊君的目标。

第二，汉天子狩猎之后，反思自己过分骄奢淫逸，不问政事的错误，并改正自己的言行，开始励精图治，为民着想。齐楚的诸侯王却天天沉迷于狩猎游乐，将百姓的事情置于一旁，懈怠了国家大事。借助汉天子的优良品行与齐楚诸侯王的对比，来达到尊君的目的。

第三，司马相如用了很大的一段篇幅来细化了汉天子的神异，说汉天子像闪电、能力奇特，像旋风，速度惊人，可以腾云驾雾，看见别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与神极为相似。这种对汉天子的能力的夸张，将天子的形象神化，同时来表达君权绝对化。

由此来看，赋家的思想内容一方面受到儒家“尊君”、“大一统”、“屈民申君”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包含道家思想对辞赋的题材内容和辞赋的主题思想的影响。不难看出，在思想内容方面，汉赋虽然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但也受道家思想浸染。

　　三、儒道互补对赋作艺术风格的影响

　　1.用字艰深，博物征实。

司马相如的赋，用词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字艰涩难懂，例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对于上林苑的记录是这样的，“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嵾嵳，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岩陁甗锜，嶊崣崛崎”[4]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字词都是平时不常见的，这些字词，用在赋体当中，若非有些文字功底，一般人真是难得看懂。司马相如在赋体中使用如此多的生僻字词，一方面确实是从侧面体现了上林苑的的山石奇绝天下，另一方面，也可见司马相如自身对文字运用的非凡造诣。

根据上文所述，司马相如的赋中用词艰涩，其实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极为常见的。绝大部分与司马相如类似的赋体创作者，都具备着同样的文学素质，他们都行为不羁，放浪形骸，并非司马相如一个人走独特风格，与众不同。汉武帝每次见到这种类似的赋体，都会龙颜大悦，并不会因为文辞难懂而怪罪，甚至还会让小辈的人去学习。从这一实例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社会的一大共性，就是对文字的学习远比我们现代人要热衷。不然，何以我们读来艰涩难懂，更不用说鉴赏，而他们却读之极为欣喜呢？

对于司马相如的见多识广以及博闻强记的超人之处，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没有出现争议。班固曾经就评价司马相如，文辞艰涩，识广博物，文学作品有很强的可观瞻性。根据《西京杂记》的第二卷，有一段记载，大意是怎样的：司马相如在写作《上林赋》《子虚赋》时，只专心写作，部位外面的任何事情干扰，上同天地的运行规律，下知历史演变的历程，将古今、纵横、天地的道理信手拈来，写出的道理错综复杂，极其难懂。突然又去睡觉了，有兴致的时候再写，如此，不久之后就完成了。有朋友来拜访，看了司马相如的作品，问他凭借什么才完成的，司马相如说，文章的内容来源于世间万物，包含天地经纬、丝竹之音、锦绣绫罗等等各方面的内容，心有有万物，于是能够写出来，这种心境是只能自己体会，别人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这段话实则是司马相如赋体具有的特点的精准概括，也是对司马相如博闻强记能力的高度体现。司马相如本质上就是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能把自己的所听所见所闻，都统统纳入到他的赋体文章当中。

上述对司马相如作品多加评说，但是，事实上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真如历代学者的研究所言，还有待考证。有的学者持肯定的态度，有的则认为不然。司马迁就曾经评说其赋体多虚辞滥说，缺乏实质价值；王充也认为其著作文辞华丽，言语从小处着眼，体现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否将真实的事情再现，还难以确定。司马相如的作品，显然有很多夸张、想象的成分和元素，毕竟有些颂美之词和讽喻之词，为了凸显他们的特点和重要性，写实是难以体现出来的。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实事求是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有些夸张罢了。

《天子游猎赋》中所出现的其他许多不应出现在上林苑中的物产，是其作赋时对各地物产进行综括的结果。这样看来，“司马相如的文艺思想与儒家的文艺思想也大相径庭”的批评似乎也不太客观。

至于赋中出现的“樱桃蒲陶”、“文成颠歌”等司马相如进献该赋时还不可能听闻或知道的东西以及规模远远超过实际的上林苑，则是其在接受了一些更为新鲜的事物和事件之后对该赋进行后期加工的产物。

　　2.受道家思想影响大

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汉赋的言辞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大致的表现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寓言的运用。二是对大、尽、极的崇拜和偏好，尝试开拓外部空间。三是夸张手法的使用。四是文章行文极具恣意。下面对这几方面详细解读。

先谈谈寓言运用。其实大量使用寓言是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特点。庄子经常用鱼、凤凰、梧桐等大自然的生物来寓意自己的荒诞的想法，给人似真似幻的迷惑感，同时又感觉极其浪漫，变得容易接受。庄子还特别喜欢运用一些假的名字来表述很多隐喻的意思。而司马相如对庄子的这几种思想深知其中的内蕴，在自己的赋体中也运用的非常好，有时候甚至把一些虚拟故事作为赋体的核心成分，例如：《天子游猎赋》中子虚乌有先生及无是公的对话，整个构成了司马相如赋体的全部内容，全篇司马相如要表达的寓意就蕴含在两个人的交流中。同时，司马相如还把一些抽象的东西赋予鲜活的生命力，深刻的传达这些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反而更大，这一点，庄子的思想中也有涉及。因此，结合来看，不得不说，司马相如的汉赋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深。

其次，再来谈谈崇拜和偏好大、极、尽这一观念。在道家思想中，老子曾经说过，天、地、道、人为四大中的一大。庄子也曾以鲲鹏等极大的物种作为逍遥的象征，他们都崇尚大、极的美感。在司马相如的汉赋中，不论是内容，还是表达的形式，甚至是表达的手法，都主要追求大、极、尽，并且对这类题材的内容又极大的偏好，在表现手法的体现上，就是极好用夸张的手法来体现。以上林苑中的一段描写为例，司马相如写出了上林苑的举世无双、规模宏大、奇珍异宝、珍禽异兽，所写的内容均夸张了很多，借此来体现上林苑其实就蕴含了整个天地，传达汉武帝时期帝王想要一统天下的宏伟气魄。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道家追求大、极的思想和司马相如的汉赋追求大、极、尽的思想以及夸张的表现手法其实具有同宗之妙。

最后谈谈行文的恣意。道家的庄子，他所著的《逍遥游》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庄子在文风上，极尽豪放，行文是写作之至，情之所至，文笔潇洒肆意，自然放纵，自由自在，没有拘束。这种行文的恣意之感在司马相如的辞赋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对云梦泽的描绘，可谓是尽情恣意，运用打断的篇幅写出了云门之地的自由畅快，从不同的方位诠释了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很多以前的学者曾经认为司马相如的这种汪洋恣意是受到策士文风的感染，其实更多的是融合了道家庄子的风格，受到庄子用词用语及行文的启发。

从司马相如赋作的用字艰深、博物征实，寓言运用，对具有“极”、“至”、“巨”等特征之事物的偏好，和对外部空间的努力开拓，夸张手法的大量使用，行文的恣纵，可以清晰的看出儒道思想互补的影子，也进一步发现儒道思想对当时的文人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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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回首走过的岁月，心中倍感充实，当我写完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感慨良多。

首先诚挚的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审查、修改我的论文。还有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们，你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感谢四年中陪伴在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感谢他们为我提出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有了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才能充实的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