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朗台”“严监生“的死亡细节看文化差异对写作的影响-刘宽

　　人的细微表现总能体现出自身的性格特点，两个来自于不同国度，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接受不同文化熏陶，产生于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既能相提并论，必然有其内在的统一性，面对这两者的异同众说纷纭。每个人物都是立体形象的，正如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时会有多角度的描写，而特征却是最为突出的一面，葛朗台和严监生的吝啬世人“有目共睹”：严监生人物形象具有多重性，因人而异，对他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但临死前的细节描写使他屹立于吝啬鬼的历史文化长廊中；不可置否，葛朗台却一直是吝啬至极，对前来投奔侄儿的冷酷无情，对妻女的不近人情，近乎虐待，对周遭百姓的压榨剥削，对金钱的锱铢必较都将他自私贪婪的本性表现出来，而最为精彩的死亡细节描写更是为他赚足了“眼球”。

　　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异，区别也总是在细小的事件中体现出来，两者固然吝啬的雷同，但自身性格却截然不同，说的再多还需从细节中辨别，将一件事剖析开来会更有说服力。

　　最为引人入胜的无疑是严监生临死之前引起众多争议的两根指头了，有关那段细节描写是这样的：“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著两个指头；大侄子上前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的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妇抱著儿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惦念?”他听了这话,两眼闭著摇头。那手只是指著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1]严监生奄奄一息之际，惦记着的是两根灯草，诸亲六眷以为是两个亲人，两笔银子，两位舅爷，却均不得其意，最后赵氏猜中了他的心思，原是因为两茎灯草，一语道破，方才离世。这段典型的细节描写，将严监生生性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单从诸亲六眷揣度严监生心思不得之时他的反应，探究他的心理，“摇了两三摇”、“狠狠地摇了几摇”、“两眼闭着摇头”，在这里，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提升了一个高度，虽是无法言语，可是动作就反映出严监生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生气，越来越失望，以致愤怒的情形。而在赵氏说对心思时再来看他的反应“点一点头，把手垂下”，这个描写中，似乎一种终于了却心事的情形。这几个动作描写三言两语间刻画出了一个爱财胜过爱命，守财奴吝啬鬼的形象。

　　这一节后来被冠以《两根灯草》题目的描写，被认为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表现吝啬行为的著名段落。无独有偶，严监生因此被认为是可以跟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欧也妮•葛朗台相提并论的文学形象，西方的葛朗台与严监生共同伫立成为东西方吝啬鬼典型的不朽丰碑，葛朗台——对金钱赤裸裸的崇拜，不惜成为金钱的奴隶，丧失人应有的情义，贪婪吝啬成为他的代名词。

　　对葛朗台的塑造中，作者可谓是别出心裁。首先，他吝啬的性格充分的从话语中表达了出来。例如：当老头儿发现查理寄放在欧也妮处的梳妆匣时，激动地溢于言表：“噢，是真金！金子！……这么多的金子！有两斤重。啊！啊！……这交易划得来，小乖乖。”[2]在这句话中，葛朗台一连用了几个感叹词“啊”，又同时几次提到了“金子”，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由此，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葛朗台对金子的喜爱和狂热的追求，巴尔扎克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把一个嗜财如命，狂热追求金子的守财形象展示在广大读者的眼前。再者，他临死之前对欧也妮说：“把一切照顾的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3]“当本堂神父来给他做临终圣事的时候，他那双显然已经死去几个小时的眼睛，一见银制的十字架、烛台和圣水壶，忽然复活，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些圣器，鼻子上的那颗肉瘤也最后地动了一动。当教士把镀金的受难十字架送到他的唇边，让他吻吻上面的基督时，他做了一个吓人的动作，想把它抓过来，而这最后的努力耗尽了他的生命。”[4]看完这段描写脑海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啼笑皆非，虽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但是这一举动确实是太过夸张，老葛朗台真真切切的诠释了这一俗语,将人物的视钱如命，滑稽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细节描写虽说都是生活中琐碎的事，但是将一个贪婪、吝啬、狡猾、冷酷、无情、工于心计、勤于算计、淡漠亲情野蛮凶狠为了占有黄金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跃然于纸上。仅从死亡细节的描写对人物性格进行概括，不足以表达此人的千分之一，从文章中的各色描写，与亲人的相处之道，聚揽钱财的方式，对周遭人的搜刮算计塑造了一个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崇尚金钱的葛朗台，泯灭了最根本的人性，将亲情践踏得面目全非,对金钱的趋之若鹜，塑造出了一个贪婪、吝啬、狡诈、卑鄙的守财奴,金钱狂形象。同时葛朗台这个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毋庸置疑，两者都是吝啬成性，但是对待钱财对待亲人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严监生的财富是承袭祖业，生活中，他并不是一味的吝啬，凡是该花的地方他都舍得花钱：为兄平息讼事、扶正赵氏、安葬王氏，都花去了大量银子，他也毫不吝啬；而且他相信妻子，对她的私房钱从不过问，还让她掌有一定经济权。这在葛朗台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葛朗台的财富除了继承他的丈母，太太的外公和他的外婆三笔大的遗产之外，更多的则是他所靠投机所得的，除了拼命的赚取钱财，还拼命的守住财富。即使同是吝啬，两者的做法却截然不同，严监生是吝啬死抠，葛朗台却是贪吝啬，且唯利是图，这是两者最本质的不同。

　　两人同是因为“吝啬鬼”“守财奴”的名号臭名昭著，不同作家对人物的塑造方式千差万别，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当然是与作者本人息息相关，接下来将从作者的角度以及主人公所处环境的角度出发解读这种相似中的不同。

　　文化背景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内容，这与此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心理认同密不可分。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文士们醉心科举，除八股文之外，名士们附庸风雅倒也成为一种风尚。程朱理学成为正统思想，但是脱离社会实际，只是虚设，士子们生活在迷惘之中，科技虽有长足进步，却故步自封，没有得到推广应用。小农经济还是主要模式，民本思想根深蒂固，这样作为一个地道本分的百姓而言，小说中人物严监生自然摆脱不了这样的社会怪圈。诚然，在特定的文化圈中，人性格的形成与此息息相关。在严监生对己刻薄吝啬的描写中，这与中国“克己复礼”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单从严监生死亡前这一细节描写，看出了对他深深的讽刺意味，使得“两根茎草”这个话题经久不衰，的确，在社会体制、观念、人们思维的形成中，他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免有些离谱，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正如他死前的做法，是暴露了他本质的性格吗，这种近乎病态扭曲的行为不正是揭示作者的写作意图，向世人敲响警钟吗。

　　再来通过剖析老葛朗台这一形象来探究西方的文化传统。据我们所知，西方文化较于东方文化张扬且富于冒险精神，当然与作为个体的人所特有的勇敢诚实富有同情心等优良品质是相通的。小说中所描写葛朗台的侄子在求助葛朗台无望后奔赴他地正体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冒险精神。时值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封建时代一切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思想观念被不断清除，而且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的理想、热情和英雄主义也都逐渐消散，这样的时代精神作用于文学，导致了对浪漫主义的排斥和对现实主义的认可，"真实”被当成文学的首要标准，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学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确立以后冷静务实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产物。之所以显示出病态的一面，不仅是对金钱的追逐，还是对人性的显现，都与资产阶级所设想的理性王国的破灭息息相关。再有，随着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发扬也密不可分。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创作出的艺术形象是综合自己的各方面因素加之对自己生活独特视角的审视，下文从人物所处的环境研究两者的差异。

　　《儒林外史》是典型的明清小说代表作，作者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突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因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富”而"贫”的家庭破落过程，使他体味了不同的生活，有了不同于常人的视角，《儒林外史》这样一本志在批判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不同表现的著作，一方面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缘由，从而反映出当时吏治的腐败、八股取士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封建礼教的弊端落伍，体现了作者对其深深的嘲讽；另一方面又热请的歌颂诸如杜少卿等一类人，坚持自我，不被社会大环境所浸染，体现作者的自我追求。当时社会人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趋之若鹜，阶级分化严重，平头百姓生活极度困苦，还要遭受各种剥削压迫，作者正是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并用犀利的笔锋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严监生这个形象正是在这个环境下应运而生，八股取士，吏治腐败，禁锢思想，且严监生这个名号也是通过金钱捐出来的，并非真才实学，严监生，他不同于市井小民，是一个封建大财主形象，但是却谨小慎微，自视低下，而且吝啬爱财，这不仅是中国传统小民思想的体现，还是中国封建制度毒害人们心灵的有力佐证；和长兄严贡生的相处看，严监生处处唯唯诺诺，在临终前对二王托孤的情节中，均体现了他思想中"以长为尊”"以科举及第为尊”；正如书中所说，他虽有钱，却胆小，哥哥惹祸他一刻也不敢停歇的请吃饭送钱；扶正严氏时，请两位舅老爷商量，正是因为他有所顾忌才有如此作为；他自知自己卑微，做事才处处小心，唯恐照顾不周得罪人，再三笼络两位舅老爷，还是怕哥哥的觊觎，以此撑门面。所以，严监生此人吝啬却并未冥顽不灵，本性胆小甚微，却也对家人怀有深情。

　　巴尔扎克的年代，正值法国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当时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波旁王朝复辟，而后又有声势浩大的七月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推倒复辟王朝，掌握xxx，统治社会。这时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羽翼丰满，逐渐强大，虽在政治上不占优势，却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与贵族相抗衡，社会矛盾固化。这也是巴尔扎克本人生活的一定写照，不同于常人的生活经历，深受所处时代的消极影响，他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现象，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人间喜剧》，从而有了葛朗台这个"闻名于世”的人物形象。他是索漠城的首富，却住在阴暗潮湿的破房子里，在他的世界里，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不及他的钱财，他冷酷无情，对待亲人吝啬近乎虐待；极度爱财，为了敛财不择手段，即使是自己的妻女；哥哥自杀，侄子伤心，他却只道"这孩子真没用，把死人看的比金钱还重，”[5]由此他的冷酷可见一斑。再者，从他敛财的手段中来，他又是阴险狡诈，巴尔扎克写道："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猎物打量个半天，才一跃而起，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躺下，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不急不忙的消化。”[6]他狡猾奸诈，聚敛守财，善于投机，只关注利益，全然是一位丧失人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

　　两位作者性格迥异，生活环境不会存在交集，塑造人物的笔法与力度也大相径庭，文本语境自然是相去甚远。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两位作者处在东西方这个不同的大环境下，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人情关系，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气质特点，不同的描述视角，都构成了文本语境差异最主要的原因。

　　1吴敬梓——东方视角的文本语境

　　作者吴敬梓早年曾热衷于科举，但在弱冠之年考取秀才后屡试不第后，终于看透功名富贵最终不过归于尘土。他即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半生的所见所闻完成了《儒林外史》。严监生这个封建大财主形象所缺少的并不是钱财，而是一种气质与性格，生活在这样一个以科举及第为尊的年代，他受够了科举带来的阴影，将自己的姿态放的太低下，活的太卑贱。单从他病重时向王德王仁托孤的举动就可反映出这一点，加之大哥严贡生的虎视眈眈，之所以谨小慎微，自视低下就是因为没有及第，没有功名。小说从范进中举的曲折与情况反转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举制对读书人精神的毒害，科举怪圈对人性的禁锢，使人性发生扭曲和异化。

　　2巴尔扎克——西方视角的文本语境

　　巴尔扎克生活在家道中落的时代，早年经商失败，遭高利贷压榨和逼债，看尽人情冷暖，尝尽世态炎凉。正是因为有这一独特的经历，才能将葛朗台形象塑造的这么淋漓尽致，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守财奴形象。在这个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压迫盘剥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只留下赤裸裸的金钱与利益关系，积聚钱财，追求财富就是葛朗台这类人最终极的目标。可悲的是，就这样一个靠投机专营，压迫剥削，发革命财的人物还是人们尊崇的对象，认为他是成功能干的人，相信他的话，看不尽他本质丑陋扭曲罪恶的一面，这即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情。就这一境况下，作者敏锐地指出并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实是一大进步。

　　谈及价值观念不免有些空洞，概念太大，范围太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吴敬梓生活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巴尔扎克生活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法国例如葛朗台这一类人地位急剧上升的时代，可与贵族相抗衡。因而，他们的身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分别有代表他们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性格、气质的品质，从而各自形成不同的个体。作用在小事中，两人性格的差异就立竿见影，文化的不同对写作的影响各有千秋。严监生临死前的细节描写，病重前的托孤与嘱咐，体现出他这个人唯唯诺诺，想要循规蹈矩，一生克扣自己，本身已是土财主，有田地，有身家，有资本，却还是从各方面克制自己。如此这般，都是基于他所生存的封建社会现状，他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受尽窝囊气，不想让儿子有同样的遭遇，这反映了昔日中国人重亲子关系的传统，重后代可以光耀门楣生活绵延不绝的宗族关系。而葛朗台，弥留之际留给女儿的不是无尽的牵挂，而是一句"把一切照顾的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7]这是一个被金钱腐蚀的毒瘤，从个人角度出发，不牵挂孤苦伶仃的女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还要斤斤计较，反映出他极端自私淡漠亲情的特点。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为纽带，抛却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无疑他是富有的，索漠城首富，人人都想高攀，但他却用他那干净利落的利爪抓过每个人，搜刮过每个人的的钱财，提及他，人们对他却是"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相信对他钦佩与敬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深谙聚财之道，在别人看来他是聪明人，有才能的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吝啬贪财，冷酷无情的人，所以当时是一个唯利是图，唯金钱至上的时代。吴敬梓与巴尔扎克观察到这一点，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运用不同的写作视角，不管是明嘲还是暗讽，都塑造出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吝啬鬼形象。

　　差异看着都有迹可循，例如不同两人性格的差异，活泼总是与腼腆相互对立，乐观与悲观不会出现在同一人身上。谈及观念，似乎都与所处的大环境，一定政治经济体制下个体所接受的规范化培养息息相关，再者作用到具体人身上加上各自所特有的个性气质就会形成不同的差异。首先从大方面探究，东西方文化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分别有自己的所长与所短。两本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吝啬鬼形象，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单从东西方的家庭人伦中来说，中国人重视血亲关系，往往会看到几世同堂这样的情况，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严监生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家兄，还有妻兄，家庭中一种是核心家庭，一种是延伸家庭，宗族关系地位突出；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对于血亲关系并不像中国人那么重视，人与人间的附属感相对淡化，关系也较淡漠。葛朗台对妻女，对侄子的冷酷无情，不能完全说是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多少会有这方面因素带来的作用。

　　人的具体表现都是社会的缩影，艺术的创作都是一种社会风尚的凝聚与提炼，不论是严监生还是葛朗台，都是当时特有社会矛盾的披露，我们以小见大，从差异与矛盾中探究，从交叉与共性中感悟。

　　社会形态的不同就是差异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吴敬梓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这不仅以农业为主，更主要的是政治上高度集权。其主要经济模式是小农经济。但是个体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度分散性、自私性和软弱性，这样顺理成章的在政治上就为高度专制，为形成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了基础。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不受外界干扰，这就形成了自主的特征，在家里是家长制，在国家中，就是封建专制；其次，在这种状态下，农民都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高度封闭，就使得他们缺少相互交往的契机，更缺乏足够的动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形成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眼界狭窄，性格自私且狭隘，不具备反抗精神，这样就为封建专制打下了基础。最后，中国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数众多，但是却高度分散，没有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就又为封建XX有效地使用高压手段对付农民提供了可行条件。而其最典型的特征则是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实行租佃经营，并收取高额实物地租。小说中的严监生即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政治上形成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并形成一整套封建小农文化。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小说的创作，作者的独特视角，所揭露的社会现象，披露的不良现象全都有迹可循。

　　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则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此时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正是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社会制度社会观念都有大的变化的时期，原有的贵族逐渐丧失固有的尊贵地位，封建农场主经济模式也面临崩溃，新兴的资产阶级足以与贵族相抗衡，社会急剧分化为两大对立正营。再加上当时法国时局动荡不安，各种xxx日益更迭，七月革命，法国大革命，让固有的政治形态发生改变，经济状况也有另一番景象。再加上巴尔扎克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经历赋予作家不同的视角，创作出了举世闻名的《人间喜剧》，老葛朗台的形象就这样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他的敛财，他的吝啬，他的冷漠，他的无情，他的虚伪全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的确，大的环境造就相似的作为，而细小的差异却往往因人而异。所以小说的创作不正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吗，不正是固有的环境孕育出了反映时代特色的巨著吗？

　　所谓财富观念，即是人们脑海里对金钱的认知方式，获取钱财的方式各有不同，无疑劳动是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在两本小说的对比中，东西方人的财富观念就是千差万别了。

　　中国人崇尚勤俭节约，这是中国几千年留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即便在现在也有很大的受用意义。而有这个传统，恰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农业经济生产关系落后，一切靠天吃饭，而人们无力应对突然的天灾，且财富与劳动关系不大，于是就形成了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例如我们常说的某些带有祈福性的俗语“瑞雪兆丰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寄希望于变幻莫测的天自是有太多变故，确是有太多无奈与辛酸。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亦是如此。所以人物的性格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一定经济环境下，特有传统财富观中勤俭节约的体现。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平时生活中对已是吝啬之极，舍不得给幼子买肉吃，生病了舍不得给自己买药，但是对原配妻子却是另一番作为，生病时尽是珍贵的药材，就连葬礼也是花去好几千，对妻兄家兄均是无吝啬之态，最是让人念念不忘的却是临终前两茎灯草的笑谈，这正是与社会的财富观念，与中国勤俭节约的传统密不可分。

　　西方人的财富观念却是与中国人有着千差万别。他们认为财富是创造出来的，这是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他们接受了财富价值观，认为财富是一种具有神奇魔力的东西，它可以让我们生活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有了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基础，再有人们观念的改变，对钱财的聚揽追求平添了几分道理。不错，正是因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再者人们接受并认可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改变，就产生了好多葛朗台式的人，他们利用革命的契机迅速积聚钱财，发家致富，利用新的生产关系创造不菲的家业，毋庸置疑，这都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好处，可是弊端也总是如影随形：正是因为工业革命，让占有主力的贵族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他们掌握了大量财富，可毕竟资产阶级只是少数，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不均，压迫和剥削彼消此涨，根本的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改变，又产生新的矛盾。所以，制度的不合理，大多数人困苦的生活依然存在，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征，创作出了长篇史诗巨著《人间喜剧》一书。

　　中西方文化产生分别产生于中国和欧洲，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这种差异也就是此文化区别于彼文化的特殊性。

　　中国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中国独有的道德标准，西方则多是教会文化。首先，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天人合一”思想；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战胜自然，主张超越。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中国文化的基石是以人为主体，人情至上，中国人喜欢带着感情色彩看问题，倾向于理想主义，在对客观事物的阐述上主观色彩比较浓厚，致使在东方的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主观意向强烈，往往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缺乏必要的理论事实和依据作为支撑。而西方更强调理性，更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人与人相处上也就更为简单粗暴。例如中国家庭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这种传统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相处模式，大到社会制度，某一重要事件的决定，小到人们之间的关系，西方人更随意些，将某些事说的更透彻，将关系处得更淡漠；而东方人却似乎多有所顾虑，各种人情关系，社会圈子……西方的个人本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而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小说中，葛朗台似乎就对妻女少了点儿责任和义务。第三，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邦”。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诸行动。对比了这些文化传统的差异对小说中作者对人物的刻画手法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解读起来更有针对性。

　　“文化差异即是指因地区不同，由于人们所特有的文化异同而产生的差异，”[8]而“写作学则是一门研究写作对象、写作规律、写作方法的科学，”[9]两者相互作用，即是因为两地人们所特有的不同文化认同而对写作产生的影响。一部作品本是作家思维中世界观的反映，中心人物的塑造是作者眼中几类人物的合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既要植根于特有的文化土壤，又要将要传达的信息高度浓缩，所得具有代表性、概括性。本部分主要从作家与社会、作家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诠释文化差异对写作的影响。

　　“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在某个人身上所体现的就是个人所生活的直接环境。”[10]吴敬梓和巴尔扎克生长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体制下，不同家庭中，那这个因素对两位作家写作的影响就至关重要了。

　　吴敬梓生活在康乾盛世时期。虽是盛世，一派繁荣之景，却抵挡不住历史进步的洪流。此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制度日益僵化，从上至下，均沉湎于表面的繁荣，始终有天朝至上的优越感，思想陈腐，不思改变，排斥外来的进步思想。在这样的现状下，上层生活自是满足惬意，下层也是安于现状。吴敬梓出身于名门世族，年轻时跟随父亲到处做官而有机会接触官场，从而获得大量关于官场的内幕。但在他22岁时，因家庭突逢变故，家族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亲人相欺。正是因为这样，吴敬梓看透了世态人情，无心做官，又对虚伪好利的人际关系感到厌恶，而且他不善持家，以致他以后的生活过得极度清贫，前后的生活环境相去甚远。正是因为这场变故，使得他有了异于常人的体验，用自己独到的天赋，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写出了这部讽刺性的世情小说《儒林外史》，这些经历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对他本人的影响之大自然是不言而喻。社会大环境是这样的现状，他本人的生活环境也是由富而贫；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在《儒林外史》中，他通过塑造一批儒林群丑来表达自己的愤慨，直笔揭示人性的虚伪、异化；曲笔抨击科举制度的怪诞、腐朽，这种风格正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巴尔扎克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这时期正是法国社会xxx日益更迭，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社会财富分布不均，阶级矛盾突出是这时期的主要特征。《人间喜剧》从小说的视角对当时社会生活作了整体的反映，突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了金钱占统治原则的现状。与吴敬梓殊途同归，能以独到的笔锋揭示某一社会现象。巴尔扎克，也出身于复杂，超乎常人的家庭环境中，他自身具有“暴发户”的传奇色彩：父亲农民出身，后靠官场商场钻营，以革命年代的契机，才挤入上流社会，母亲则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姐，家庭结构的特殊形式，使得他见惯自私、贪欲、放荡的形象，同时使得他的见识与一般人相比更为丰富。在葛朗台的塑造中，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这或许就是受到了父亲影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将人物刻画的如此如入木三分。因此，葛朗台式的贪婪、吝啬正是时代赋予那个时代人们的烙印。新生资产阶级取代旧贵族主宰社会，然而这个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就暴露出了掠夺和悭吝的本性。

　　从文学环境角度出发，严监生时代文化趋于僵化，一味推崇朱子儒学，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思想禁锢，学术停滞不前，文人思想陷入科举怪圈，而科举制度本身也已逐渐脱离社会发展，加之内部腐化严重，于是一幅描写儒林群丑的《儒林外史》应运而生。严监生适应当时人性的特点：吝啬、软弱，这是环境所造就的人；又极力推崇科举，即便在将死之际，也不忘嘱咐妻兄让幼子尽力考取功名，这是文学环境赋予人们的意志。所以，文学总是社会风尚的凝练。

　　站在巴尔扎克角度，从文化环境来解析，文学是一定社会时代的产物。《人间喜剧》这样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宏篇史诗巨著犀利的揭露了这个事实。葛朗台是这个时代特有形象的提炼与浓缩。再者，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善于描写人物生存的物质环境，这是此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重要手段。如小说中描写索漠城中起伏不平的街道，周围灰暗陈旧的房屋和寂静沉闷的气氛，从感官上把读者带入一个封闭沉郁的环境；再写葛朗台阴森凹陷的住宅和屋内陈设的破旧不堪，加之对人物财富的交代，将主人公吝啬的性格，暴发户生活的迹象展示在读者眼前，即小说借以环境描写来带入展示人物性格，同时也为人物的出场做了铺垫，内容行云流水。这是他读到的手法，同时也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新的高度。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受事物方能缔造百花齐放，东西方相隔半个地球，风土人情，思维习惯，语言习惯，生活水准甚至饮食习惯都大不相同，更何况作为个体的作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这个小圈子。但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作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性格，从而创作出风格多样的作品，让人们得以在品阅赏析的时候去思考其中所蕴含的不同，去对比两者的差异，为我们的生活增光添彩，为我们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小世界。

　　本文旨在探究葛朗台和严监生两个性格迥异生长在不同国度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物死亡前的细节描写从而看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对写作的影响。正如世界上没有两块相同的叶子，即便是生长在相同环境下的两个不同个体都会有所差异，更何况这两个国度环境气质性格都不同的人差异自然会相形见绌。本文首先是刻画两人物的不同，那我们就要总结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是由若干差异形成，时代的原因，环境的不同，作者的各具特色；接着是导致这些不同的根本原因，归根究底，就是由政治，经济，文化所决定，最后探究对东西方写作的影响。而题目中的所谓细节描写是指抓住生活中的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或场景的描写之中。小说中对这两个形象死亡前的细节描写确实是别出心裁，这也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另一种行动上的诠释了，不管是因为多点了一根茎草久久不愿离去恐费了油还是欲拽神父脖子上的十字架最后自己一命呜呼，都有夸张的手法，但确实也将这些人的性格刻画的入木三分，吝啬爱财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葛朗台严监生这两个人物之所以屹立于吝啬鬼的丰碑中不倒还是得益于作者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两根茎草和一块金子的嘲讽不是没有道理的，恰是因为太形象，太有说服力才会如此经久不衰。

　　【1】吴敬梓.儒林外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陈雄飞.严监生与葛朗台比较【J】.吉林大学学报.1994

　　【4】刘正辉.从严监生到葛朗台看中西方文化之差异.文艺生活周刊【J】.2013

　　【5】宋瑞兰.惊人的相似，深刻的差异—-葛朗台与严监生的比较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

　　【6】席慧钰.“两茎灯草”与“镀金十字架”—-严监生与葛朗台吝啬比较【J】.荆楚学术

　　【7】许建华吝啬鬼之异同——严监生与葛朗台的比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84

　　【8】王哲芳.从细节入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2004

　　【9】商华.论严监生并不吝啬——兼与葛朗台比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2009

　　【10】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守福.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根源及其影响【J】

　　【11】张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东西文化的差异【J】

　　【12】石海兵、刘继平.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中西自然观的比较【J】

　　【13】陈凤芝.中西方思维差异与写作风格对比分析.三峡大学学报.【J】

　　【14】张俊丽.李冬梅.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对比【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