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在乱港中的表现及影响

摘要

2019年香港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暴力事件，香港的事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在大陆的很多社交媒体上，大家都纷纷带有情绪化地指责香港激进青年，也一边在思考为何香港记者的镜头都只对着警察？为何香港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抹黑警察和XX？该怎么办？新闻传媒作为第四权利，若是缺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滥用职权，不顾及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把媒体当作工具去谋私利，必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2019年暴力示威活动爆发以来，以《苹果日报》为首，包括《明报》、香港电台等传统主流媒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对香港暴力事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香港乱局的背后是媒体的乱象，也有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原因。选取2019年7月21日当天发生的两件暴力事件，分析媒体立场和影响，从而探究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几点希望能改善香港媒体乱象的建议。

关键词：香港媒体；元朗事件；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2019年，香港违法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对香港法治、安宁、民生等多方面都造成巨大影响，让所有关爱香港的人都感到十分心痛和愤怒。近大半年以来，部分香港媒体不断炮制出的谣言和假新闻已成为香港乱局的重要推手。在香港有两种“黑色恐怖”，一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损失金钱和伤害生命的东西，另一种是不见硝烟却危及人心的谣言。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新闻媒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影响。香港，一个约750万人口的城市，新闻媒体数量极其庞大。截至2019年12月1日，香港共有82份日报和531份期刊（当中包括多份电子报章），3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包括翡翠台、明珠台等共12个频道；两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共375个频道；14家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共220个频道；一家XX电台及两家商营电台，共12个频道，香港的XX官员、立法会议员、社团领袖都非常重视广播平台。根据统计数据可见，香港媒体系统庞大，在社会中担任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对社会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力。

香港的众多传媒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关系，所以多数采取市场运作方式，无限放大了商业属性，却往往违背社会责任、道德，在报道中存在极为明显的立场特征和舆论导向。自2019年6月9日起，香港示威者首次以反对香港XX条例修正案的名义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半年多来，香港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而且越来越严重。短短的几个月内，不断频繁出现大规模破坏行动，一些香港媒体肆意抹黑警方，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公众，试图把香港法治和市民推向危险的深渊。

通过研究有关香港2019年7月21日的两起暴力事件报道，总结出香港媒体在事件报道上的呈现方式，可以发现各主流媒体的立场倾向。分析香港媒体在暴力事件中的主要报道特点、香港媒体对XX和市民带来影响、媒体存在问题，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找出改进对策，遏制“港独”，维护香港社会稳定，顺利推行“一国两制”。

（二）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1.现实意义

日益加剧的香港激进分子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对社会造成方方面面的危害。例如在经济方面，2019年全年与2018年相比，中国香港的经济实际下降了1.2%，同时也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速新低。香港的旅游、金融、酒店、物流等多个产业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游客大幅度减少、店铺倒闭、市民出行不便，这些是明显看得见的负面影响。而更深层次的灾难性后果是香港城市形象和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社会各阶层间形成对立，市民对特区XX，甚至是中央XX的信任度更是急速下滑。这些问题，我们能够从媒体报道中略窥一二，媒体不与反对派割席、不停止传播谣言的话，这些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些反对派媒体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实际上却是在滥用自由，操控社会舆论导向，助攻暴力事件的发展，可以说这些媒体对香港社会的负面影响力不可估量。

从全局来看，香港媒体乱象背后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要解决香港问题首要是解决媒体问题。媒体问题处理得不好，不但会给有心的“卖国”分子继续发展、扩充“暴乱”队伍的机会，危害香港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着“一国两制”平稳实施，伤害祖国和平统一。香港媒体乱象问题的解决，如何利用媒体为正确的意识形态作宣传，对于X问题，甚至是内地新疆问题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2.学术价值

2019年香港暴乱事件是一个新颖的话题，目前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甚少。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发现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极少。由此看出：对香港媒体在乱港中的表现和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开发的课题。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析，了解香港媒体报道倾向的特点，挖掘其背后原因，并积极探索XX和爱国人士应该如何宣传政治观念宣传，如何夺取话语权。希望通过对香港主流媒体在冲击中联办和元朗暴力事件两个事件中的呈现方式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和分析其中的特点，挖掘背后的原因，以便为媒体的管理和香港的稳定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三）研究方法

1.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是选取文本的内容及其特征项，研究、发现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文本的语义往往会蕴含着作者的观点、立场、价值观或者利益点。因此，要推断文本提供者的意图和目的，就要仔细解析文本内容。本文通过对多家主流媒体对同一天发生的两件暴力事件报道文本进行分析得出各自媒体意图和立场倾向。

2.文献综述法

通过互联网、电子资源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大量文献，从中了解香港媒体的构成、背景和回归后发展特点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从中国知网以及万方数据库查阅相关文献，在前人相似案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寻部分香港媒体乱港的根源，以及提出改进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从围堵中联办和元朗事件中看媒体立场

2019年7月21日晚，香港发生两起重大暴力事件。第一件事是大批示威者包围中联办大楼，有的激进分子故意投掷油漆弹把国徽玷污，有的更是沾沾自喜地在中联办外墙上写了侮辱国家和民族的字句。第二件事是有一批黑衣示威者在香港元朗区挑衅居民，当地守护者（统称“白衣人”）对黑衣示威者奋起抵抗，双方在港铁内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第二天，香港的主流报纸，包括星岛日报、明报、成报和苹果日报等均在头条报道这两起事件，还有电视台、网络媒体也用视频的形式不间断地播报，引起市民的空前关注。对于同一晚发生的这两件事，作为大众媒体本是应该秉承公正原则，客观地报道，但多数媒体却利用舆论策略和技巧，侧重报道警察和元朗暴力事件。媒体均放大警察武力执法来试图掩盖激进示威者挑衅国家主权的犯罪行为；元朗暴力事件报道视频中仅保留“白衣人”的反击行为，把黑衣人挑衅的部分抹去，让读者误以为XX雇用“黑社会”来殴打无辜市民，欺骗公众和控制社会舆论。

（一）负面报道的媒体

明报7月22日7个新闻头条当中，仅一条关于示威者围堵中联办的事件《激进示威者围中联办，掷蛋涂污国徽》，报道写道：“人群退到上环，警察出来清场，多次发射催泪弹”。报道中多次强调警察不在场，还着重描写警察发射催泪弹，试图强调警察不及时执法，又暴力执法。还有仔细分析头条的另外6条报道不难看出其支持示威者的立场。比如标题用“青年赢同情”“警射催泪弹”“警鸣枪清场”“无警执法”的字眼，刻意在强调警方使用武器，XX输民意。立场最为鲜明的一篇报道是“生于乱世有种责任，学生叹累坚持上街”，描述一个年轻母亲因觉得警方执法太过分，驱使她推着婴儿车、带着孩子上街游行，内容表述上有着明显的倾向同情示威者的情绪。

成报当天报道的立场则更为明显。头条用“错判民情，力撑林郑自招恶果”的标题来引发大众激进的情绪，文中强调国徽被侮辱都是XX自己招来的恶果，香港暴乱的根源在于中央XX的无能，被中共控制，借香港来搅乱局面。总结这篇报道，可以猜测到该媒体记者的观点就是不相信中国外交部所说的“外部势力”，造成香港暴乱局面应该归咎于中共。成报的立场明显可见，大篇幅地揭发暴乱原因，把大众原本要谴责激进分子的情绪一下子转到XX，甚至鼓励市民追究XX以及中共的责任，成报以极端偏颇的表述煽动群众的情绪。

东方日报虽然不像其他媒体表现出来的情绪那么激进，22日报道中也有揭发示威者袭击警方的事实和批评示威者侮辱国徽的罪行，但是当天的报道用标题如“社福团体游行轰XX烂摊子”“警慌忙调兵搭地铁救西环”等有些偏颇的表述，却是有意向没有身处示威现场的市民制造一定的刻板印象，有意烘托出“香港陷入慌乱状态”，引起社会恐慌。

苹果日报，作为香港反对派媒体的领袖，在7月21日当天在其官网开设及时报道栏目，不是直播现场实况，就是高频率发布最新短片。苹果日报的记者从下午到晚间不断追踪现场情况，在社交平台发布及时的文字报道。7月22日更是在报纸版面报道警方暴力执法的细节和示威者的个人故事，篇幅几乎占据整个版面。头条用“43万人逼爆港岛追究警爆”“千警上环乱弹清场”“老中青同行，怒骂林郑祸港”等标题，将示威者暴力行为包装成为争取民主的“勇者”，污蔑警察为暴警，制造全港市民仇视XX、警察的假象。

同时，香港电台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2019年7月21日晚，直播电台着重强调警方使用催泪弹，示威者为躲避警方驱逐的惨状。22日当天在报道元朗暴力事件的视频中，几乎都剪掉了黑衣示威者主动挑衅市民和参与暴力打斗的片段，只留下“白衣人”暴打市民的惨状，误导观众。

再来看看香港的网络媒体。香港浏览量最多的综合类网站雅虎新闻，在搜索引擎上搜寻关于“7月21日中联办”，平台推送次数最多，且名列前位的是BBC中文新闻版条“黑衣抗议涂鸦中联办，元朗白衣人暴袭市民记者”，报道开头用“没自由，毋宁死”的副标题表示对示威者的同情，报道描写示威者对XX的无奈和争取“民主”的坚定决心，可以看出此报道完全站在支持示威者的一方。而且报道围堵中联办的事件中，仅提到示威者向中联办牌匾扔鸡蛋，配图只展示了中联办牌匾被鸡蛋涂污，报道中没有一个字眼提到示威者向国徽扔鸡蛋、喷涂国徽的行为，报道中试图把示威者侮辱国家的罪行抹去，着重描写示威者被催泪弹袭击的惨状和追究警察是否开枪，把现场示威者的受伤状况描绘得可谓是淋漓尽致，引发读者的同情。

而在香港市民使用最多的免费视频网站Youtube上，搜索“721冲击中联办”相关的关键词，排在前几位且点击量均超过10万的视频是元朗暴力事件中被剪去黑衣人挑衅的片段。Youtube上关于当天的暴动，除了传统媒体上传的游行视频片段外，还有自媒体工作者上传的影片，且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市民们遭遇的惨状，仅少数几条视频中出现侮辱国徽的举动。

（二）正面报道的媒体

对于报道香港暴乱事件，《大公报》一贯担任“官方话筒”的角色，[田丽，黄杨.香港报纸公共事件报道的传播策略——以“占中”事件为例[J].新闻战线，2015(13)：69-72.]《文汇报》也秉持“亲中”的态度。7月22日，两家媒体的报道均鲜明地谴责激进分子，明确表达支持警察执法的立场。《大公报》提到“公然挑战国家主权，特区XX会严肃处理，依法追究”；文汇报则提到“这些行为远远超出了和平示威，他们不仅违反了《基本法》和香港地方法律，而且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这两家媒体和其他媒体报道特点大不相同，《大公报》和《文汇报》是明确承认了示威者的行为发生了变质。从报道篇数来看，大公报当天四条头条新闻全是谴责暴行，文汇报头条9篇报道中，7条报道激进分子侮辱国徽的事件，将大众的视线集中到示威者最严重的暴行——侮辱国徽，挑战国家。

（三）中立报道的媒体

关于报道7月21日两则暴乱事件，态度能保持客观中立的媒体寥寥可数。香港主流媒体唯有《星岛日报》当天篇幅比较平均地报道两个事件。《星岛日报》22日报道了4条关于中联办被围堵的事件，4条报道中全部都有提到示威者涂污国徽的行为，有3条还特别提到侮辱国徽违反了《基本法》，但没有明显的谴责语气。其余几条报道也客观地报道元朗暴力事件，黑衣人和白衣人的举动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还有和平示威者的游行情况，没有发现明显的立场站位。

三、香港媒体报道的主要特点

（一）以报道警察为主，制造警方暴力的印象

警察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示威游行运动中的秩序维护者，同时因为警察是最深入参与活动的一个群体，也是XX最前线、最直接的代表人，所以部分媒体紧紧抓住警察的举动，刻意描写，甚至通过黑化警察的执法细节来达到自己的反抗XX的目的，带领社会舆论，从而使不明真相的市民憎恨警察和XX。

上图的表格是7月22日各报纸有关警察的报道，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明显看出，多家媒体在报道7月21日大型示威暴力事件之间的差异和相同点。亲XX媒体如《文汇报》和《大公报》在标题中没有“警察”的字眼，而其他媒体均出现“警察”的字眼，再附加对警察的负面描写，说明在暴力事件中，“警察”成为了主流媒体最主要关注的对象。

第一，从这些头条标题中可以看出，警察是否使用武器成为大部分媒体的攻击焦点。“射橡胶弹”“乱弹”等字眼，无不渲染出场面的混乱和恐怖的氛围，将警察执法举动放大化，有意把警察正常执法职责刻画成违法暴力。而《苹果日报》在描写警察的报道中最为积极主动，浓墨重笔，报道密集且篇幅最大，更是用“暴警”故意给警察贴标签。

第二，诬陷警察与黑社会勾结，煽动“仇警”情绪。《苹果日报》在XX未对元朗暴力事件调查清楚的前提下，声称“警黑合作”。例如标题“被闹警黑合作，总督察凶市民”一文中写到：“有网民拍摄到在白衫暴徒闯入西铁站后，当时有两名军装警员身处现场，但两人却向反方向离去。有人事后拉队到元朗警署或天水围警署欲报案，但有人发现，两间警署的保安室均一度拉下铁闸。”将警方暂时撤离现场寻求增援的行为别有用心地谎称不顾市民生死，便引出了“警黑合作”的谬论。

（二）凸显示威者的“弱势”地位

大部分媒体在描绘对象中，都选择通过强化警察的暴力角色，侧面渲染出示威者的无助，更能引发不知情市民的同情。

上图来源于《苹果日报》2019年7月23日，一篇标题为“警再开枪射头，示威者重创”的报道，截取不全的画面，便于攻击警察不顾示威者生死，让读者在看到新闻画面时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感。警察变成了冷血的利器，全副武装，极度情绪化，很容易让香港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示威者”产生同情、恐惧，甚至仇恨警察。

上图源自《成报》2019年7月22日，一篇标题为【反修例风暴透视】警鸣枪清场，官严声谴责，青年赢同情，林郑月娥输民意的报道，示威者手持雨伞与警方对峙，同样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诱导性。画面呈现了示威者被香港警方喷洒胡椒喷剂，警方佩戴防护面具等用具，而示威者则只是用简陋的雨伞作为防护工具，让受众在看到该新闻画面时有一种警察执法过于暴力和残忍的感觉，不禁让人同情这些无助的学生示威者。

（三）避重就轻

通过收集2019年7月22日和23日的各报纸新闻报道头条，归类得出以上的数据，从数量可以看出，大部分媒体都着重报道元朗事件，特别是《苹果日报》和《成报》，在报道两件事上的倾向，选择了更有利于制造谣言对付XX和警察的一方。而XX“官方传声筒”《大公报》和“亲中”媒体《文汇报》在XX还没把“元朗事件”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不着重报道该事件。

在这些反对派媒体中，有的抛出“不顾市民死活”、“警察与黑社会里应外合勾结”“香港陷入无XX状态”的论调。他们为了淡化暴徒侮辱国徽的罪行，回避暴徒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大篇幅、密集地报道元朗“白衣人”殴打市民、无警察支援现场的事件。《成报》在2019年7月23日，标题为“港人性命比不上中国国徽，林郑首谴责包围中联办，懒理元朗居民死活”的报道中写到：“林郑昨日连同官员记者，开场白首先提到中联办大楼上的国徽被污损，之后才谈及元朗白衣人痛殴市民事件。”从撰文记者的措辞中可以看出，报道的意图是引导大家认为香港XX保护国家权威，却不顾市民的生死。香港电台也有同样的意图，在7月23日标题为“朱凯迪形容元朗西铁站事件是香港版义和团”报道中写到：“朱凯迪认为，今次‘义和团’的做法，在不少威权政体都有用过，以流氓、黑社会制造恐吓，让市民感觉如无警察便好大件事，于是大家便支持警察，不再搞事。”香港电台直接引用“卖港分子”朱凯迪的原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污蔑XX和黑社会勾结。很明显，这些媒体们想要从“人权”的角度切入，找话题引导社会舆论攻击XX。

四、香港媒体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香港媒体肆虐之下，香港社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越来越严重，公众被迫接触大量歪曲、偏颇和虚假的信息，使受众不能理性判断事件和甄别真相。这些媒体都是滥用所谓的“新闻自由”，荼毒民众，最终祸乱了香港。

（一）对警察的影响

警察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当下的游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警察作为XX最前线的代言人，必然成为“诉求者”首要也是最直接的攻击对象。

香港大部分媒体不均衡、不真实地报道事件，加深了公众对香港警务的误解，也导致了一些公众对警察产生抵触情绪，增加了警察工作的难度，影响警察的工作情绪，很大程度上使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对推动香港警察工作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1.给警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人民日报》在2019年8月26日发表的一篇《风口浪尖上的香港警察》描写香港警察面临的空前压力来自方方面面。一名防暴警察的妻子发文讲述丈夫下班回到家里的情景，她的丈夫在一天的执法奋战中筋疲力尽，还没来得及冲个澡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当他醒来，却看到电视新闻播放的是议员在批评警察，她的丈夫气哭了，紧握手中的玻璃杯，把杯子都弄破了，手指尖滴落血水。

2.阻碍警方有效执法

警察面临的压力主要由不公正的媒体带来的，激进示威者屡次用武力挑衅警方，而事后媒体又四处造谣是警察在欺负市民，抹黑警察执法举动，有的警察担心自己的举动被“有心者”故意放大，影响警队的形象，本该正常的执法行动变得小心翼翼，可谓是令执法举步维艰。曾任警队高级督察的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成员傅健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警方一直在克制及容忍，现场处置仅使用了所需的最低武力。”但为了遏制暴徒，甚至抓捕罪犯，警员不可能一直使用低度武力。而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忽略激进示威者首先挑衅警方和袭警的行为，只指控“警察滥用暴力”，就是企图束缚警员手脚，令警员不能有效执法。

（二）引导市民，增加对XX不信任感

香港媒体在监督特区XX施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媒体乐于批评XX，但是有的媒体为了利益不惜夸大事实，甚至利用不真实的报道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很容易导致特区XX陷入谣言的困境，使XX公众形象和威信下滑。[谭观连.香港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香港媒体常常在头版头条报道香港暴力事件，用夸张的语言风格，在标题上直接表达对警察和XX的不满，媒体自身的立场站位，容易引导受众的舆论导向，从而使不明真相的市民对XX产生不信任感。比如7月23日香港报纸以下的头条新闻标题，《成报》：民主派质疑处理手法，批评警察和黑社会勾结；《明报》：质疑指挥官拍白衣帮肩膀称“心领”；《东方日报》：暴力黑暗时代，全程白色恐怖；《苹果日报》：林郑重国徽，轻视香港人安危；等等。香港媒体片面地报道，再加上社会暴动不断，香港市民在这种满是负面舆论的熏陶下，从而加深对XX产生负面印象，导致香港XX在2019年市民心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急速下降。从以下调查结果明显能够看到，2019年6月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始，市民对香港XX满意度和信任度急速下降20%以上，具体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香港民意调查所）

（资料来源：香港民意调查所）

（三）鼓吹式报道，助长香港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除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对青少年有着更深、更广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媒体对香港青年影响力无可估量。亲民主党派多年来紧跟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在网络平台上大肆宣传其政治思想，所以至今为止，“泛民”在各大互联网新媒体中有着主导作用，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许多新思潮对青年影响极大。[黄海.香港社会阶层分析[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122.]以《苹果日报》为代表，通过网络方式鼓吹暴乱的媒体不在少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网络媒体就是《立场新闻》。《立场新闻》在2019年乱港中表现格外积极，直接、鲜明地表明其反对修例、反对XX和警方的立场，把各类煽动性信息通过聊天软件、社交平台等渗透给普通民众，让反对派和激进分子的声音得到有效的传播，造成网络负面舆论大面积压过正面舆论，所以使得大部分民众一面倒地反对XX，更让一些支持XX的正义者不敢发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使暴乱队伍一步一步扩大。同时《立场新闻》积极迎合激进青年的认知，哗众取宠的报道风格深受香港激进青年团体的欢迎，仅短短5个月内，《立场新闻》的Facebook账号迅速增加了100多万粉丝，关注量近6倍的增长，粉丝数量的庞大，令《立场新闻》的社交平台一度成为支持暴乱的文宣阵地。

12月1日，《立场新闻》更是鼓吹青年们要勇敢无畏地与警方对抗。它在网站主页刊登“中大之战”海报，连载3篇深入的报道，呼吁勇敢的“战士”不要放弃，要继续与XX、警察战斗。网络媒体的鼓吹式的报道，再加上网络传播速度快，不断刺激激进青年们的神经，助长了暴力破坏事件不断发生。

五、媒体乱象背后的现实困境

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在引导社会舆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前期收集资料过程中，无论是香港媒体自身鲜明的特点还是政治参与的情况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同时也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人作为香港社会中的一员，由于香港的历史、文化、生活背景等因素对媒体的从业人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继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闻报道框架甚至是报道情绪。[黄康.香港媒体的“国家认同”建构[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

在2019年的香港暴力事件中，香港大部分媒体在事件传播上缺失客观性和社会责任心，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权利，直接地影响到香港混乱局面一步一步加深。从分析了香港媒体在报道中严重倾向性的表现，不仅发现媒体社会道德缺失，而且挖掘出了更多经济、社会的原因。

（一）香港媒体过度自由的直接后果

1.市场导向，金钱至上

市场竞争压力大，媒体追求速度忽略求证。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XX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下，香港媒体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足够充分的商业化和商业自由。[王雪松.香港报纸的自律与他律[J].新闻记者,2001(04)：54-55.]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许多媒体都在抢新闻，只求速度不求证据，一些政治新闻只是略有耳闻，在未经证实之下抢先一步发出，如果事后被证实为误报，也只是敷衍了事。有些媒体为了达到某些利益的目的，不注意新闻规律，公器私用。

追求盈利，一味地迎合受众口味。比如《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他经营报纸的理念就是要做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处理新闻的方式和面包师做面包是一样的，记者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口味才能赚钱。要想成功，记者必须按照读者的需求来“撰写新闻”，并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周建青.香港传媒怪象、成因及其根治对策[J].现代传播，2004(05)：117-120.]所以，在新闻的传播上，也有很多香港媒体人认为一切报道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只有能够吸引人去付费购买、阅读，才能赚到钱。

商业化的经营手段，被香港媒体误以为只有在市场上找到更多的受众，才有资格称为强势媒体，所以，报刊的销量、电台电视收听率、收视率位数等的客观数字就被媒体绝对化地当作衡量媒体表现优劣的唯一指标；为了争取这个“高”指标，媒体人就像商人一样，有的不择手段，不理会传媒从业守则，更不会顾及传播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所以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示威事件中，媒体们抓住香港人民普遍存在的痛点——对生活现状不满，特别是青年们，他们是最有理想、最有雄心的群体，他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沉重的就业压力，而且对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使得他们成为最迫切恳求XX做出改变的一群人。所以越是戏剧性强烈的、富有冲击感的事件，以及对XX越不利的事情，越能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吸引更多受众。所以新闻报道的许多篇幅和资源都竭力用在能够吸引读者的事件上，频繁地刺激香港市民的神经，片面地“倡导”与XX对抗，鼓吹所谓的民主。

2.媒体缺乏管理规则和约束力

新闻和出版自由受到基本法第27条的保护。“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香港XX在实践中是十分尊重这些权利的。[张萌萌.一种非典型的自由主义模式——比较视野下的香港媒体系统[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28(04)：64-71.]所以香港XX对新闻业实施最低限度的干预。在80年代中后期，香港XX出台的多项条例都比过去放宽了对印刷媒介的各种限制，如《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管制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以及《公安<修订>条例》等，条例中撤销了发布虚假消息的条款，用“不雅”、“淫秽”代替《不良刊物》等。在1991年中旬，香港XX发布了《人权法案条例》，要求对言论及新闻自由进一步放宽管制，条例还规定，之前任何与《人权法案》出现抵触的条例都必须加以修正或废除。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XX也继续使用这些规定，并没有在传媒领域增加新的立法。因此，香港并没有明确的新闻法。在新闻方面，采用了其他成文法。

香港对媒体机构的规范也相对宽松，报纸和刊物，XX基本上是把它们视为商业行为，只需要经营者到公司注册处完成登记、备案即可。除色情、暴力外，只要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法律规定，无论内容关于社会、经济还是政治，XX监管部门基本不干预、不审查。在如此宽松的管束背景下，媒体也因此成为了香港反对派用来“诉求”民意极为重要的一个工具。

另外，香港传媒的自律条例很不完善。从香港新闻记者协会制定的新闻从业人员守则中分析可以看出，条例相当笼统，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媒体自律规定无明显差别。媒体行业没有完善的专业操守守则，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下，有些媒体不遵从报道客观性的原则，把时事题材以娱乐大众视角报道，哗众取宠，有的以偏概全。同时，香港媒体喜欢批评XX的工作失误，担当着监督XX的角色，但是过度苛刻的批评和挑剔，甚至娱乐化地调侃，打击了XX工作人员的士气，影响整个社会的氛围。

3.记者从业门槛低

在香港，进入媒体行业的门槛很低，想要从事记者，只需要向香港记协交纳约150港元，然后填表交照片，即可获得“记者证”。并且，用这个就可以申请一张“国际记者证”。

在这次持续多月的混乱中，你可以在暴动的最前线看到一群“新闻工作者”，他们不像是公正的媒体从业人员，而是更像暴徒的助手。他们的镜头永远都是对着警察，甚至用镜头阻挡警察的执法行动，背后散布的是仇恨、动乱、暴力，导致香港新闻的客观和信息失衡，剩下的只有偏执与谎言。

4.反对派巧用新媒体，占领舆论阵地高点

近几年，新媒体的迅速兴起，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新的报道形态的出现开放式报道。[茅建兴.香港中文报业的多元政治倾向及其社会经济背景[D].浙江大学，2008.]所谓开放报道，就是新闻机构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要求网民提供新闻素材、传播影片或现场向网民寻求信息，以弥补媒体人手的不足，这也成为了大众信息的来源。反对派提前抓住新媒体这个突破空间局限的优势，突破纸质媒体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它在宣传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新媒体平台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舆论导向。[蔡国谦.香港传媒对部分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影响与对策研究[D].深圳大学，2018.]例如2019年7月27日当天，在YouTube搜索关键词元朗，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是由《苹果日报》发布的“7.27元朗追究警黑勾结”的视频，截止至2019年12月底，视频播放量已经超200万。而中央电视台属下的CGTV在YouTube平台上发布的专栏节目，视频播放量超一万的却寥寥可数。再来对比《苹果日报》和CGTV在YouTube的订阅量，两者订阅量相近，CGTV比《苹果日报》仅少了约60万。但浏览量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平台推荐算法。香港媒体信息主要载体是X公司的平台，如YouTube、Facebook等，中文频道的话语权受到境外势力的把控，XX无法控制。所以在平台上会把中文用户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优先推送在首页，但凡你在手机新闻软件上点击过几条有关反对XX、警察的新闻，平台便不断主动给你精准推送该类消息。大众始终会看不到自己不知道的消息，所以会在很狭小的偏好里越来越极化、固化。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来港人对大陆、XX、警察的偏见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对分享信息的主动性越来越大，社交互动性也极大增强，用户不再是单一的被动接收信息者。他们不仅是街头示威者，而且还担任着现场实时记者，承担通讯的任务。社交媒体的运用，大幅降低了传递和接收信息的门槛，共同社交圈子的人更容易被感染，反对派率先发展使用新媒体阵地宣传信息，使特区XX媒体从一开始就站在舆论的对立面，失去了对舆论的发言权。[黄月细，蔡国谦.“占中”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后“占中”时期引导对策[J].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7，31(01)：20-25.]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从上图（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估）明显可以看到，2019年传统纸质媒体在公信力评分都普遍下滑，而《立场新闻》、香港独立媒体、《香港01》这样的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都呈现明显的提升。不难得知，网络媒体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得到大部分受众的信任。

（二）民生问题是暴乱的导火索

香港媒体乱象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的问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显示，香港2018年人均GDP为48722美元，德国人均GDP为48374美元、英国人均GDP为42764元，法国人均GDP为41375美元、日本人均GDP为39369美元，从数据可见，香港人均GDP远高于众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而且世界排名25，可见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旧是很高。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但社会矛盾尖锐，原因是财富越来越集中，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都知道，要真正了解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不能仅仅看生产总值，而是要关注其贫富差距有多少。在经济学领域，我们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数。低于0.2是收入绝对平均，0.2-0.3是收入比较平均，0.3-0.4是收入相对合理，0.4-0.5是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则是收入差距悬殊。根据香港XX发布的数据，2016年香港按住户收入计算出的基尼系数高达0.539，比10年前和20年前分别增加了0.002、0.021，香港20年来都属于收入差距悬殊，而且系数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在0.2-0.4之间，X偏高，约0.49，中国内地2016年0.465。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发布的前十大亿万富翁资产总额占GDP总数比例最高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占GDP的1.4%，英国、X、加拿大和德国在5%以下，欧洲最高的是瑞典的25%，而香港数据高达35%。简单来说，这10个香港亿万富翁掌握了香港地区35%的财产，导致了香港贫富差距十分严重，收入不均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香港为了节省成本，从60年代后把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转移的比较彻底，香港也成功向服务型行业转型，打造成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和旅游、购物天堂，所以发展至今，香港的产业结构逐渐固化，而高新金融行业仅能提供7%的就业岗位，而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是旅游、零售等行业，这些岗位往往收入少，就业前景受限制，无法给年轻人带来希望。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庭条件较差的年轻人出来社会工作后，生活成本、医疗成本、生育成本等压力非常大，各种需求和欲望都被克制。当中有一部分连生存都成为问题的年轻人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以为这一切的恶果全都是XX的责任，要通过争取民主才能改变生活现状，所以频频与XX对抗。

（三）意识形态是暴乱的深层原因

导致那么多香港媒体记者与XX激进对峙原因，不仅与金钱、利益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背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去殖民化不够彻底。2019年香港暴力期间，还是回归以来，多数媒体总是把中国形象丑化后再呈现出来，所以在香港，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相对于西方有着明显的弱势。香港曾经是英国统治时的优质殖民地，回归后，香港仍然是中西方文明之间冲突与竞争的平台。同时，香港文化长期以来受X“民主自由灯塔”的熏陶，香港年轻人包括部分激进媒体已经习惯了他们所谓的“自由”，在认知上与大陆文化背道而驰。

从教育层面来看，大部分接受香港传统教育的年轻人被“通识教育”的一些错误教育理念蚕食，使这一代的青年存在激进的反抗思想。香港前任特首董建华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任内推行的“通识教育”是失败的，才令这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自2009年开始，“通识教育”从原来的选修课被改为必修课，在香港各高中正式推行。通识教育课相当于中国大陆中小学必修的政治课，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但是这门课在香港被别有用心的“教育者”当作了向青少年灌输反对派政治思想的工具。XX监管缺失，通识教育各版本课本不需要审核，就可以直接用来教导学生。部分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参与了课本编写的工作，通识教育的漏洞多，出现多处表达失误，甚至错误的道德观。如2018年5月发行的五套新版课本，“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两个单元分册出现多处错误；2013年，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出版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占领中环”为议题》，鼓吹非法“占中”为“公民抗命”；真道书院助理校长在网上咒骂警察子女“活不到七岁”。可见，不正规的课本内容和道德素质偏差的教师误导了学生的认知，是造成学生形成激进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部分的媒体工作者也是在香港教育系统中成长，他们形成的对中国大陆的负面价值观影响了对事件的思考角度，激进的情绪把该有的公正的职业操守给蒙蔽了。

另外，有舆论称香港暴乱事件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是底层人民对收入和生活现状不满引发的反抗XX活动。但仔细分析来看，香港暴力风波的高潮发生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这两所香港顶尖大学，他们受教育程度比大多数市民都要高，毕业后从事的工作薪资必然不会低，就业前景、地点等不易受限制。还有被曝光的多个激进示威者，他们都是来自香港的公务员、医生、律师、教师、传媒这些香港精英的群体，他们普遍收入高，生活条件好，对XX补助依赖最小。所以这一句话用来概括香港暴乱的根本原因是不全面的。这些香港的教师、公务员宁愿丢掉工作也要冲到最前线不是因为渴望解决自己生活的困境，而是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们这些示威者所受的教育观念一直以来都是一味崇拜西方，甚至在意识里认为中国是落后的，认为自己所想的就是真理，以为摒弃中国大陆的控制，一味跟随英美就能令香港更好地发展，认为在为民主自由作斗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示威者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立场的人，使用如此心狠手辣毁灭性行为。

六、香港媒体负面作用的应对

香港媒体这样一支足可影响社会舆论、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长久以来没有正向价值观的庞大队伍，不利于香港社会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不利于“一国两制”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的对策来解决香港的政治混乱问题。

（一）健全有效的传媒管理规定，严格执法

香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还要保证客观公正，那么必须要通过立法来约束媒体的行为。香港媒体本身就需要依靠商业力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期待业界能够有很强的自制力。当过度的新闻自由伤害了社会道德，给社会造成过多负面影响，XX有责也有权要对媒体以立法形式加以引导和约束。

二战后，X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总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强调，新闻媒体享有XX赋予的特权，与此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报纸必须真实、完整、合理地把当前形势呈现给读者；媒体如果要提供公共论坛，必须也要毫无偏见地呈现社会现象。[胡兴荣.新闻自律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要求[J].新闻界，2004(05)：75-76.]在“哈钦斯报告”发布后，X和英国的许多新闻机构相继制定了相关的专业标准。1971年，前xxxx李光耀提出，新闻享有新闻自由，但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服务为基础。在国内媒体管理方面，新加坡XX规定，报纸必须取得出版许可证，每年必须更新。[周逵，朱鸿军.新加坡互联网治理的3C原则[J].传媒，2010(05)：67-69.]新加坡和香港有着相似的多元文化背景，在与外国媒体打交道时，新加坡不反对信息的流动，但不给在新加坡做错事的媒体发放执照。2013年，英国正式修订了《皇家宪章》，宪章强调规定成立独立的媒体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解决了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同时英国媒体监管依靠行业自律的历史也就此落下帷幕。[刘强.香港政治传播乱象探析——以政治传播载体报刊为例[J].岭南学刊，2015(01)：22-28.]香港需要参考这些案例，通过立法的形式，约束媒体的行为。

对于如何管理新媒体，可以参考新加坡有效的做法，采取的“妥协”、折中与自律相结合的互联网内容管理制度，即轻度干预网络内容，一方面，XX想要深入了解民意，少不了通过网络去搜集民意，通过大数据分析网民们对政治的诉求；另一方面也客观地看待网络舆论的表现，理性地听取民意意见。XX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言论权和网络言论自由。同时，代理服务商也依法自律。香港还应建立健全的道德监督机制，防止和调查新媒体的不当行为，不断提高新媒体的职业道德，积极推进新媒体自律。[潘存.新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8.]

对于如何辨别是否为真记者的问题，我认为只需到该记者的媒体公司官方平台进行查询，或者致电该记者所在的媒体公司官方联系电话就可以核实清楚。但是，目前香港媒体公司的官网都没有开设此功能，缺乏专门的提供媒体记者查询身份的渠道，也没有定期公示媒体记者名单。这是香港媒体应该改进的一个地方。

（二）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教育

香港媒体乱象的产生，离不开媒体从业者。加强媒体职业道德的培训，是从源头改善媒体乱象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如今的媒体行业，并没有对在职工作者有太多的职业培训，有志进修的媒体工作者，只能停业停职，放洋留学或者重投院校。对于就业竞争压力沉重的香港媒体工作者来说，这是大多数人难以承担的代价。香港对记者的教育处于缺位状态，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均有责任加强各自会员的职业教育。

在X，侦查报道记者及编辑组织（IRE）、佛罗里达州的波因特学院传媒教育中心以及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这三家机构都在为在职记者提供在职培训。这三家机构中，两家为传媒老板创立，一家是记者自发组成。三家的培训宗旨可综述为：透过提升记者的采编制作技术，丰富个人的认知素养，造就真正优质的报道。记者不但要有娴熟的采编技巧，亦需要经常更新认知内涵。因为记者要经常穿梭在群众之中，对社会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记者的报道对XX的决策有着一定参考性作用，同时报道也会带领着社会舆论。虽然媒体报道不能决定大众想什么，但影响着大众怎么想。承上启下的社会角色，注定媒体工作者必须拥有严谨的新闻专业操守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香港加强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特区XX和爱国爱港力量必须夺取舆论传播的话语权

X统治阶层的“三边委员会”，曾发表题为《民主体制的可统治性》，并得出结论称:“媒体显然成为国家权力的源泉。”如果媒体得不到控制，将会过度扩散。导致过度的民主主义盛行，而XX的可信度降低。[肖欢.媒体在X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兼评中美关系中的媒体因素[J].国际论坛，2000(5)：73-77.]2019年的香港正是这种状态，由于多数民办的媒体都被泛民派掌控，就连香港XX拨款运营的香港电台也公开与XX“唱反调”。为此，XX和爱国爱港组织应该通过各种舆论平台，为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行使主导权，与其被反对派攻击后才来防御，不如积极推进“媒体事件”，认真研究反对派那套强化舆论的方法，将媒体转化为传播政策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是处理危机的一种方法。

香港“亲中”媒体，例如《大公报》《文汇报》，还有一些建制力量的网络媒体，虽然也有成功的网络“吸粉”案例，但整体来说却是缺乏吸引力的，特别是难以吸引年轻人。[刘强.网络媒体与香港青年的政治倾向研究[J].青年探索，2016(04)：100-106.]XX和爱国爱岗力量要改变以往生硬的宣传风格，根据受众的口味，开设一些喜闻乐见的专题栏目，发展自己的“粉丝”队伍。至于政治理念，则“不漏痕迹”地分布在各个栏目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受众，而不是枯燥地硬塞给受众。

简而言之，XX必须准确把握公众舆论，首要的行动是第一时间驳斥反对派的有失偏颇的观点，不能在时间上拖延；其次，要抢回舆论权，注定是一场长久的战役。XX要洞察人民真正的利益诉求，不受“外部势力”而摇摆，抓住一切可行的机会宣传中国大陆的正面的事件；最后，从战略上引导公众，主要运用网络平台，多在论坛发话题性的讨论，并请一些爱国人士作为发言人，转发和评论帖子，使话题活跃起来，才能得到更多网民的关注，这样才能使政策宣传生动活泼并深深打动人心。我们必须在舆论宣传中把握主动权，才能在发生危机时减少对政治权力的威胁。

七、结语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95.]2019年的香港的示威运动呈现出来的问题，与香港媒体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香港媒体在香港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尤其是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外部势力的渗透，在舆论和意识方面更难把控。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外部势力的诱惑，利益驱动下导致香港部分媒体滥用职权，高举着“新闻自由”的旗帜，实质上却在践踏着“新闻自由”，忽略了媒体工作者身肩的社会责任，记者职业道德弱化，加上“假记者”滥竽充数，这些媒体乱象的问题急需香港XX反思和采取有效措施。

由于香港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问题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夺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才能平息香港的暴乱。对于香港激进的媒体、始终拥护暴力分子的媒体要采取法律手段和严厉打压的措施。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培养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香港青年，同时也要发掘网络上的新媒体人才，并给予支持和培养。而《大公报》《文汇报》等这样的爱国爱港媒体，要反思自身报道风格，要用亲近受众的口吻，“接地气”地报道社会问题，制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报道，才能更好地担任XX的“传声筒”。对香港媒体的改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更多的XX投入和市民的支持，改善媒体的乱象，不仅有助于克制香港反动势力，让暴力事件逐步停息，更有助于“一国两制”更好地得到发展，保障香港未来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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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在乱港中的表现及影响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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