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炜作为一名杰出的关注心灵探索与内在观省的作家而广受关注,他的作品也在这种内在的深思当中寻求了新的突破契机,《九月寓言》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之作。本文选取了《九月寓言》来借以探究其深入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九月寓言》的具体化文本分析来探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借此机会梳理与探讨张炜其人与其书的深刻内涵关联,展现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内在意蕴。第一章的内容几种反映的是对该选题的自我思考与深入剖析,是观照问题的过程,第二章的内容则是探寻《九月寓言》其书的内在文学价值与文化象征,在探究其特点的同时更好地把握其研究方向。第三章的内容则是讲述《九月寓言》的存在意义与文学价值,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本文阐述其真正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张炜;《九月寓言》;研究综述;文化反思
1.引言
1.1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张炜是当代文学界的一个独树一帜的人物。新时期以来,他在演唱文学潮流和各类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百花齐放中始终保持着其特有的创造性思维的独立性。他用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简单情感,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写作,用他的笔,他无情地寻求和提出问题。他呼吁维护道德良知,重建人类精神。无论是沉默还是叫喊,他的真挚思想,对真理和善良的追求,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邪恶和低俗势力的坚定态度,都使他的小说散发出理想主义的光芒,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张炜作为一名典型的关注心灵探索与内在深思的作家而广受关注,《九月寓言》也是其代表作之一。本文在总结和综合前人已经做了的工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探索了解《九月寓言》当前的研究现状,让读者熟悉现有研究主题领域中有关研究的进展与困境的同时,提供后续研究者的思考,提出可能的研究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希望自己能通过此次的探究学习能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功底。
1.2研究方法
(1)拟采用文献分析法,全面搜集系统性资料,并通过阅读大量的关于《九月寓言》的文献加以研究,探析过去以致未来对《九月寓言》与心灵探索的相关问题上的讨论与探索,准确把握《九月寓言》在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动态,从众多文献中找到所认可的观点并加以总结,更进一步地提出其存在的意义与文学价值,更好的分析关于对《九月寓言》的种种讨论;本文在搜集的一次、二次文献上加以探讨并叙述,根据赵玥,张照东[1]、李秀凤[2]等人的观点,加以整合并分析,探究其引文网络和资料来源,确保信息准确详实,生动可信,然后再处理数据,进行实证性分析。
(2)拟采用比较分析法,本文通过对相关《九月寓言》的研究现状的文献加以对比,寻找其中所存在的分歧与产生分歧的原因,为解决并探讨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比较分析法用途广泛,反映直观,可直接从对比的角度探究出《九月寓言》的文化形成模式与心灵探索问题。众所周知,单一的比较数据并不能反映当下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将不同时期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比较数据进行比较,才能符合我们探究的要求。
1.3相关研究内容
吴培贤(2012)在其发表的文章中表示,张伟的《九月寓言》已出版近20年,尚未赢得广泛的读者群。这是一部很难阅读和理解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作品。但无论在张伟1000多万字的小说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界,都可以称之为杰作。批评家对它的不同解读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和判断作品中的“小村庄”及其“小村庄(野生)文明”,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价值理想。
田权(2007)从历史的角度对“九言”与“百年孤独”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论述了张伟在历史话语中回归传统文化的过程,以及他在历史考证中对生活的思考。张伟在内心寻求生命与道德的意义,一个生命游戏的本质赞誉与现代不道德启示并存的艺术世界。
刘勇(2007)在张炜的小说《精神探索与文化反思:古船文化分析》、《九月寓言与丑八怪》或《罗曼史》中,主要侧重于文本结构和文化符号的分析。首先,分析了《九月寓言》中所体现的“大地精神”的四种象征形式。其次,与海德格尔的“地球”思想相比较,指出张炜“地球精神”所反映的文化本质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是“身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使用”。指出九月寓言也具有文化建设和文化融合的意义。
辛丰(2008)从叙事结构、叙事语言和叙事时间三个方面研究了九月寓言的叙事艺术,以《独特、诗意、睿智——论张炜九月寓言的叙事艺术》一文为例。本文试图呈现小说的叙事特征,填补九月寓言叙事研究的空白。作者试图在时代大叙事的背景下挖掘其作品的深层意义。
王彬彬(1993)《悲悯与悲伤——重读古船》和《九月寓言》从思想内涵、人物和叙事技巧等艺术特征出发,分析了最初对天人合一的同情给叙述者带来的往往是一种悲哀的变化,认为小说具有浓厚的世俗氛围,对世俗的描写非常充分。王彬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但有更多的猜测和尝试将这种写作归类为一种新的写作实践,这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几种可能性。除了过度世俗化的缺陷之外,王彬彬认为《九月寓言》的目的相对较弱。
王广东(1993)在《修复与激情:读张炜的九月寓言》中从审美意义、主题形象和意义评价三个方面阐释了九月寓言。他认为自己的叙事风格和结构形式相对自由,从而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时空文本。在这个模糊的时空村庄里,它后来演变成一种建筑地域性结构。趋势与水火的矛盾关系。在作品意义上,王广东认同《九月寓言》对张炜创作的转型意义,并肯定了他“情感力量恒久至上”的文学价值。
虽然《九月寓言》已经有了很多丰厚喜人的成果,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不足。首先,面对众多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对《九月寓言》的研究成果进行及时的梳理和归纳。综述目前《九月寓言》研究的成果及趋势,为了提高《九月寓言》的研究,学者们应更加重视以及几方面:第一,研究深度有待托针;第二,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对《九月寓言》的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的研究较少;第三,运用跨学科理论的研究有待提高。我们应该给《九月寓言》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进行新的研究探索。
2.《九月寓言》中的文化象征与文化隐喻
2.1文化象征
本文认为,“九月寓言”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经验”的诗歌形象和文化象征的融合,因为它是“现代性”和“传统”的诗意表达。然而,这种共存不仅是互斥共存,相互依存也是它们的典型特征。此外,新事物的形式和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以曾经存在的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即新的吸收了以前存在的东西,尽管它也背离了传统。张炜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写下的的小说对“西方现代性”和“东方传统”都有明确启示,这种启示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是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文化象征而存在的。《九月寓言》继承了齐鲁文化的朴素之美,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浪漫的魔幻想象,形成了强烈的悲剧批判现实主义和狂野神秘的浪漫表现主义文学品格,逐渐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特价值。九月寓言中的传统影响不能单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概括。一些评论家把它描述为“大地精神”,我认为这是相当准确的。
2.1.1大地精神的两种象征形式
事实上,九月寓言的中心主题是“大地的精神”。然而,《九月寓言》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大地精神”概念,而且在于它能够将“大地精神”的概念渗透到小说文本的语言、结构和意象之中。这也是《九月传说》全面超越《古船》这本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之前的研究当中,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九月寓言》的文章都是关于大地精神的,这种无处不在而又难以形容的精神可以被理解为“回归自然,回归大地”的某种神奇概念。然而,只有揭示文本中这种精神概念的不同象征表现,才能真正把握“大地之灵”的深层文化符号和文化隐喻。一般来说,认为这种“大地精神”有普遍性的四种象征形式。
第一,是诗意的语言,这种语言模式是富含创造性的,是一种天才式的审美文学。“大地精神”的第一个象征表现形式,就在于小说在不经意中所表现出的超现实主义的具有魔幻特色的诗性语言。小说开篇就可以让我们感受这种诗性气息:“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地火。”这种描写手法实际上并不多见于小说文体,而更常见于散文创作中,这种诗意的语言内敛而具有磅礴生命力,是张炜赋予其“大地精神”的创造性写照。
第二,是扭曲而真实的时空结构。在《九月寓言》这一小说的文本中,其自然意义上并没有线性的虚构时间,但时间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故事随机设定的。然而,在所有故事的面前,小说具有共同的象征背景,即“九月”。九月是小说写作的季节。九月的象征意义是它可以是丰收或灾难的季节。因此,九月是体现所谓的“大地精神”的最佳时间,是快乐和痛苦的时间,是流浪和居住的时间。大地揭开了人类神秘的面纱。在这一时间内发生的种种故事,即是虚幻的,也是合理的,是曾经发生在本土的故事与超现实的想象交织在一起而碰撞出的寓言,这种故事的产生就天生带着一种大地式的文化意义与文化象征。
2.2文化隐喻
2.2.1循环隐喻
小说的循环叙事结构与寓言的象征结构相结合,形成了小说结构的“复调”,从而表达了“大地精神”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复调结构只是小说《大地之灵》主题的象征形式之一。生在地球上的人,来自地球的人,因为外在的生命,不得不走在流浪的道路上。但是人类的灵魂总是指向回到地球起源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的灵魂才能有一个真正的生存之地。流浪-定居-流浪是身体的痛苦,起源于地球-流浪-回到地球是灵魂的宁静居所。这部小说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回归地球,这可以从第七章结尾象征性的“珍珠穿越火海”中看出。作者的意图不仅是解释以建筑面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小村庄文明的破坏,而且是肯定地球的象征精神。在《融入自然》中,魏说,“人类实际上只是一棵移动的树。他的兴奋和渴望来自这片土地,小说还说“一个小村庄是从遥远的土地上移植来的一棵树”。所以不管村民们如何流浪和移植,他们都生活在地球上,最终他们的身心必须回到大地上去寻找和流浪。
而这种交互性的循环隐喻所强化的并不是情节本身,而是强化了观众拥有选择的权利。从传统故事中的旁观者到自己做出选择、亲身经历产生的情感相比,二者强度大相径庭。因此这种文化隐喻的形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富想象性与创造性,这种想象性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现实的独立因素思考而来,这种想象特点与艺术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的真正灵魂所在—虚拟与现实的多方交汇,想象与真实的碰撞升华。所谓想象,就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艺术再创造,这种创造被囿于现实世界,但是照见的确是真实世界的光,就像《九月寓言》里面的叙事框架,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发生在人世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这都是必然事件,但是这些事件集中发生在那么几个人的身上的概率又极小,小到可以忽略,这就要求导演展开想象的翅膀来进行艺术加工与再创造,这就是框架式叙事结构的突出特点,任何事情都囿于框架,但是任何事情也都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这种矛盾也是艺术的精髓所在。
2.2.2心灵物象
小说中小村庄与工区的对比,实际上所构成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对抗。新型的集中工业区是城市化和现代文明的象征,更注重文化的拓展,而小村庄则充满了原始的传统民俗文化,更注重文化本土化的内在本质。工业区进入小村庄,干扰小村庄简单的自然状态。甘薯地被连续开采破坏,最终导致小村庄的倒塌。其中,“黑肉面粉学校”、“大胶靴”和“热水浴厅”都是进入小村庄后由工区带来的。小说反复强调这些新事物与小村庄原始事物之间的冲突,并把它们看作是工业文明“物质享受”侵犯小村庄人民简单思想的象征。这些微妙的意象慢慢地改变了小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朴素和平的生活,一些小村人的思想也“变质”。例如,当工作区的浴室进入这个小村庄时,原本安静的村庄就充满了猜疑和辱骂。其中有一个叫金佑的女人,小智。洗完热水澡回家后,阿祖卡莱因吵架斗殴被金佑抓获。后来,金佑对小鹿的复仇,反映了小村庄局势的缓慢变化。通过这些形象的象征性表现,阐述了以工区为代表的城市工业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侵蚀,以及以小村庄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明和传统民俗文化。文化全球化的扩张,一方面打开了人类的视野,使人们看到多元文化主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走出了闭关锁国的模式;另一方面,文化本土化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在这种强大的扩张中不得不收缩。由于强大的文化霸权的存在,原始的传统民间文化和农业文明必然受到压制。在这一系列的故事当中呈现出来的物象其实早已并非是物象本身,而是一种集中性质的心灵倒影,以小见大,以物及人,这也是《九月寓言》的成功的精髓所在。
但是,《九月寓言》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主人公漫长的青春中,她所谓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都不算是主体,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在青春的爱情里,好像能够永恒发出光彩的的并不是万众瞩目的结局,而是在到结局的路上,那一系列青涩懵懂的过程。故事的主角,倒映着我们过去的日子,把那些在大城市里再也不见到的温情,还有过去我们最珍视的记忆,再重现了一遍。这个角色的设置与心灵的物象都是具有矛盾性和普适性的,在叙事的整个过程当中,所有角色始终是熠熠生辉的。
3.《九月寓言》的存在意义与人生启迪
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一类型寓言小说的魅力在于它对社会历史某些本质的深刻展现,这一点在过去文学史上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得到了证明。然而,与这一结论相关的其他问题,即在反映社会史的过程中对社会史本质的共识,或对艺术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的衡量,都不能不受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流行的寻根文学不得不借助神话和荒诞的尝试,通过不现实的形式来纠正、淡化甚至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九月寓言》存在的意义和文学成就在于它以寓言的虚构形式替代了现实形式,而寓言的虚构形式在叙事意义上仍然是现实的。因为它摆脱了时间对故事的束缚,也就是说,它摆脱了历史事件对时间物化的束缚,所以它的魅力只能来自故事本身。《九月寓言》的故事系列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传奇的乡村故事,一个是真实的乡村故事,一个是民间口头创作。第一部分充满了民间传说,如陆进的故事,新加坡布布的故事,金向千里的故事等等。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人物口述史。这些历史故事明显经历了叙述者主观的夸大和扭曲,成为“金向义的苦涩回忆”、“独眼义人寻妻三十年的传说”等口头创作文本。故事的两部分大多在村民的口头交流中流传,这一点无法证明。孤立地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典型材料。其中一些与民族意识形态无关,另一些则是叙述者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民间故事。只有在第二部分,小村庄的故事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地区在70年代的事实。但由于它是以寓言的形式出现的,小村庄的故事最终弱化了国家权力的痕迹,成为一个自由而完整的公民社会。而《九月寓言》这一小说中所创造的社会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是以全知视角来开启的故事序幕。观众可以在空中俯瞰一些事物发生的顺序,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这种典型的全知视角带给观众的是无所不知的感觉,因此观众会根据剧中人物的误会、判断、难受、爱情来给予相对的反应,即补偿。主角产生误会时观众会揪心想替他解释,主角被欺骗时观众会愤怒,全知视角最优秀的地方即在于共情,每个人都与主角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迷惑,因此全知视角的选用在其文学价值的影响上意义深远。
在九月的寓言中,乡村社会虽然留下了一些时代的痕迹,但它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权威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如果我们用正常国家制度下的社会形态分析方法来分析小村庄,我们会发现这样做太枯燥了。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公民社会形式。它的文化总是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工人阶级”,即“工人挑鸡”的文化心理。这个村庄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的文化形态除了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外,还包括口头创作。除了上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对其存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对于这样一种国家权威之外的社会生活范畴,我想借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即中国式的公民社会。这也是《九月寓言》一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4.结语
在大多数故事的最后,张炜精心设置的都是一个封闭式德大团圆结局,这种结局满足了广大民众帮扶弱小的道德情感诉求。世界各地各民族受地域、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观念。但不难看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奖善惩恶、帮扶弱小的道德情怀。而其中主角所代表的的善良、弱小激发了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悲悯情怀。在这种道德情感的作用下,民众希望看到主角们有幸福的结局,而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新生(苦尽甘来或从逆境变为顺境)和美满婚姻是人类的基本渴求。”[12],唯有使主角获得幸福的婚姻,完成幸福的梦想,在广大民众看来才是故事最好的结局。这与其说是主角们理想的结局,倒不如说是广大民众道德情感的归属。虽然作为局外人,我们可能无法判断结局的真相,因为这个村庄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从传说的开始到寓言的结束,当事人的记忆在缠绵的句子中变得微妙而美丽,仿佛老人在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混乱的,时间已经失去了它在其中的作用。然而,由于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已经被浓缩成一个巨大的寓言,时间不再起作用,人们也不会调查寓言的时间背景。这并不是说这个村庄的故事缺乏时间概念,而是作者有意淡化了叙事的重要因素。当我第一次在火车上读小说时,我粗略地勾勒了这个小村庄的历史时间表。尽管作者闪烁其词,毕竟,从人物的绰号(如“红色萧冰”),或个别村庄的活动(如“回忆苦难”),以及一些社会职业(如“赤脚医生”),我们可以粗略地猜测其背景应该是在“xxxx”后期,即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而小说所设置的大团圆结局实际上是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普罗大众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主角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是普罗大众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的展现。现实生活中,依靠现实力量无法实现的梦想,便借助神力,通过非寻求的手段得以实现。这种故事虽然经不起现实推敲,即“不合理”,即“寓言化”但却符合民众的理想诉求,即“合情”。事实上,讲述者和听众对结局合理性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过程合理性的关心。美好的结局总是更能打动人心,给人们深深的抚慰,让其充满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向往。因此,以《九月寓言》为代表的一系列寓言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是科学的,其写作手法也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
致谢
在本文完成的过程中,老师的殷切指导,师兄师姐不遗余力的帮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感谢各位师长的帮助和各位老师的栽培,感谢学校食堂美味的饭菜和夜不断电的图书馆,这都给我了继续下去的勇气和智慧。
千言万语,无非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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