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对木氏作家群的影响

　　木氏作家群是丽江地区的文学望族，从明代开始用汉文创作，自木得始至明木懿，木氏土司共传承十四世，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描写自己的乡土特色，诗人迭出、继代不衰，成为纳西族文学的典范。

　　木氏作家群的兴起和木氏家族的门第显赫和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木氏均为丽江土知府职，丽江是滇藏交通枢纽和门户，同时又是云南纳西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木氏家族在明王朝的扶持和重用下，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者，管理和控制滇西北地区。木氏家族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和汉文化的传播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木氏家族作为地方统治者和明王朝关系紧密，进京朝贡不绝，得朝廷封赐恩赏，在交往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最深。汉文化的传播对木氏土司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木氏作家群”的文学群体，成为中国纳西民族文学的典范。

　　本文以汉文化对木氏作家群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分析入手，研究木氏作家诗文中的汉文化特色，从时代背景、政治背景和木氏家族的文化传统方面来探究汉文化对木氏作家群创作的影响。

　　木氏家族是明代云南土司，《明史˙土司传》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家族中有作品传世的成员有：木得的六世孙木泰，八世孙木公，九世孙木高，十二世孙木青，十三世孙木增，其中以木公、木增为著名。木得是中央皇朝任命的首任丽江知府，在明将傅友德、蓝玉征滇灭梁王的战争中因为帮助中央王朝立下了军功而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中顺大夫”[段红云、闵红云.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思想战线，2005，(02).]，命守石门关。六世孙木泰自幼聪慧，才思敏捷，敦尚雅道，倡事诗书，他在丽江地区最先用汉字写诗作文。十三世孙木公文学造诣很高，一生写下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六部诗集，共一千四百多首诗，几乎都被收在了明代钱牧斋编写的《列朝诗选》、清康熙年间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和纪晓岚编写的《四库全书》中，使纳西族文学开始跻身中原文学的殿堂。嘉靖年间的木高以“忠”、“孝”闻名，文武兼备，曾得到明朝皇帝的嘉奖。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诗词文赋俱全，一生写了《云冠集》、《啸月函》、《山中逸趣集》、《芝山集》、《空翠居录》、《光碧楼选草》、《云分淡墨》等一七部集子。其中，《山中逸趣集》包括诗、赋、散文，《云查淡墨》是读书扎记，录了不少奇闻逸事和花鸟虫鱼。诗很多，有一千多首，收在清《四库全书•子部杂家》中，《云南丛书》也收了二十七首。木增的诗文，无论数量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颇得徐霞客、董其昌、担当等文人的褒美。木靖之后，木氏作家衰落不起。雍正元年“改土归流”后，旁姓作家群的兴起打破了木氏土司垄断文化的局面，木氏作家群的鼎盛时期告终了。

　　汉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仕、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操和佛道流传的独善其身的隐逸哲学成为影响中国士人的两大文化源头，对木氏家族诗文创作在内容上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木氏作家群诗歌创作的内容上来看，作品中有表达对国家的“忠贞”之情的，有维护统一的愿望和感情的，有歌颂爱国情怀的，也有描述丽江景色，记录丽江风俗的。其中汉文化对木氏诗文内容主题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主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影响着木氏作家群。对于明代木氏作家来说，所言之志多是立功报国，所抒发之情多是“忠”情。如，本志中所收录的木氏任职后写下的《自述》，木增写过《喜感新命》，都鉴证了他们戎马奔波，忠心耿耿维护祖国统一的生涯。在木公受到明帝嘉奖，获御赐“辑宁边境”四字和“诚心报国”金带时，他一次写了五绝六十五首，并以此为题作诗，这些足可以看到当时木氏家族忠贞报国的决心。木公出征时的《塞上曲》、巡行时的《五月过干海地》都表达了报国衷心。木泰有一首《两关使节》，描述了与皇朝的亲密关系，文笔娴熟:

　　“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

　　霓族风送难留阻，择骑星驰易往还。

　　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

　　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

　　诗中描述了明王朝使者和木氏家族频繁往来的胜景，展示了木氏的显赫地位和愿意“折梅寄赠”的忠诚之心，显示了儒家思想对木氏家族的深刻影响。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并将“道”的超越时空无处不在、化生万物无所不包的虚无本质加以阐、发扬，主张“天人合一”、“清净无为”，通过“心斋”摒弃物质的束缚获得精神的无限自由。庄子善于借助“寓言”、“重言”、“厄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学说，文章汪洋恣肆、变幻多姿、极富想象力，其浪漫主义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禅宗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是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和本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交融中产生的佛教流派。禅宗主张“顿悟见性”在个体的修行中参悟佛性，而书画与禅宗从一开始就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书画的行笔用墨皆是出自心灵的顿悟，点划线条也是对外物的禅悟和体验，经营构成都是内心对外部世界的独特感受，气息韵味具有浓郁的玄心神韵，皆可见与禅意相通处，可谓“时时处处有此身，尽现禅机浑不觉”。佛道隐逸思想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及空灵清丽的诗文意境对木氏作家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诗句的清丽、意境的高雅方面，木氏作家群各作家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而以木公为突出，比如志书收录的《饮春会》，描绘了古代纳西族饮酒度节、笙歌夜舞的盛况。木青仅遗一部诗集《玉水清音》其中“游意述作，怡情声律，其所著撰，如飞仙跨鹤，渺不可即；又如胡马嘶群，悲振万里。”诗文显示了高深的意境。如一首《移石草亭》，犹如玉龙雪山上奔流下来的叮咚泉水，明快清澈，清雅畅达，显示了清幽静谧之美：

　　“万松深窈处，独构此茅庐。

　　属地移新竹，通泉溜水渠。

　　琴书常作侣，木石与为居。

　　笑杀求名者，蟠溪一老渔。”

　　木青的七律诗《登文笔峰》，借景寄志，构思别致，意境奇绝:

　　“玉岳千层插碧霄，笔峰南峙共迢遥。

　　峰如玉笋兰毫锐，砚是银湖墨浪潮。

　　独立风尘随品藻，凭虚星斗贯参寥。

　　诗中用欣喜的笔调描绘了山水的美丽和摘星换斗的昂扬斗志，在意境和怡然自得上显示了浓郁的隐逸文化。

　　明王朝时丽江地区开始设州立县，并授木氏为世袭知府，将纳西族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行政系统，这为丽江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此，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丽江都与内地紧密联系着。汉文化的传入奠定了木氏作家群体的文化基础。他们才学的展现，除了其过人的天赋，主要还是靠后天的努力。特别对于地处闭塞边陲的丽江地区来说，由于文化较为落后，所以汉文化对木氏作家群的影响较为深刻。《明史•土司传》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明清纳西族作家们，自小有志气，有毅力，刻苦学习，虚心求教，细致体察生活，苦写苦吟，励精不息，探求不止，终使外因与内因有机结合，在创作道路上迅速迈步，逐渐成熟”。木氏家族学习汉文化奠定了他们诗文的创作基础，近代赵藩编的《云南丛书》收录了木氏家族的诗文名篇，如“云移山似动，风送叶如飞，、“自云流清泉，皓雪映新月”、“断猿哀晓月，穷雁唳长空”、“月钩映水鱼惊钓，风遽横舟雁落沙”等诗句，诗意浓郁，显示出汉文化的影响力。木公的《题雪山》更是气势不凡，脍炙人口:

　　“郡北无双岳，滇南第一峰。

　　四时光皎洁，万古势笼提。

　　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

　　寒威千里重，玉立雪山崇。

　　另一方面，木氏家族和中原文学名流交往密切，汉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交往中提高着自己的文学水平。清雍正年间丽江“改土归流”时期知府管学宣、教授万咸燕《丽江府志略》中记载“序”中所收录的“序文”多为木公之挚友为他的作品所作的序文。张志淳给他的《雪山始音》作序，盛称其诗为“有似杜者”，张愈光给他的《隐园春兴》、《庚子稿》作序，给了“朗润清越，间发奇句”的评价，从中既可以看到木公与中原文士的友谊，亦能窥见木公作品造诣之高，都可以看出汉文学名家对木氏作家的影响。

　　汉文化的传入为地处偏僻的纳西地区带来了文化的气息，“效法中原、倡导汉学的开放政策是明清纳西族作家崛起的客观动力”[杨世光，《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80页.]。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上层统治者木氏家族积极采取了门户开放政策，将中原汉学引进丽江，出现了木氏“六公”，他们结合了中原与丽江当地的文化特色，创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汉文化的逐步传播在丽江社会特别是木氏家族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滇南诗略》中记载了童年时期的木公，说“木公童牙不为儿戏，读书千百言，过目成诵”，“人皆称此天才也”。此后直至木公袭职之前，他终年在雪山南侧岩脚的“五亩园”中静心读书。袭职之后便常到雪山玉湖游泛，写出了《琼华篇》，即使政务繁忙，也不忘写作，不是赠答，便是述怀，汉文化为丽江木氏家族的文化创作营造了文化环境。

　　木氏作家群诗文中的情景交融，将诗人内心抽象的情感寄托于具体的景物之中，从而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木氏作家群诗文的创作历来讲究含蓄、凝练，从屈原以来形成了以香草美人自喻的抒情传统，后人许多宫怨和闺怨诗，大都借以自伤不遇，在风格手法上不出含蓄一路。在诗中往往并不直接流露内心的情感，而是借助于景物描写，简练而传神地勾勒几笔，点到即止，极富于暗示性，意在言外，在特定的意境中传达深邃的感情，将景和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写景中重在表达情致，在景与情的交融中展示独特的意境，使读者涵咏体味，获得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美的享受。例如被视为南滇第一峰的玉龙雪山一直是丽江木氏作家群吟咏的主题。木公曾以雪山诗人自居，一首《题雪山》诗“北郡无双岳，南滇第一峰。四时光皎洁，万古势。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寒威千里望，玉立雪山崇”，把一座盘地摩天、皎如晶玉的雪山矗立在我们面前。他的《南浦小景》诗：“白白芦花远远楼，相思一片故人愁。北城明月双悬杵，南浦清风泊小舟。”这首咏景诗颇似唐宋绝句，前人有评曰：“佳，口气似杜。”诗歌借白花花的芦花和古城的明月来传达了内心的家国之思。木增却在风华正茂时退隐，让位其子木懿，静居在其“解脱林”别墅中，著述不辍。“雪窦冰岩构草堂，幽栖绝俗但焚香。宿鸟不鸣禅榻静，逍遥身在白云乡”(《山居自纪》)，描绘出其超凡脱俗、清幽适意的山居生活图画。

　　情景交融是木氏家族作家群诗文的显著特色，木公的《春社》“戊日无风雨，时年足稻粱。国丰唯我愿，民氏此心康”，他的《刈麦》诗：“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至，哀哀寡妇愁”，都寄寓了作者对百姓的关怀和同情，或隐或现地表现时代风云，抒发对晚明前途的深深忧虑。木公的《入卫》诗：“虎符承世泽，羽檄翊勤王。独有寸心在，恨无双翼张。乡随关塞远，愁逐道途长。誓断单于颈，对来庆画堂。”借边塞的“愁逐道途长”描写了内心的忧思，表现出与国家休戚与共、誓死报国的精神。木氏家族诗人激昂的诗句在明代的边地诗中独树一帜。其粗犷、慷慨的笔调宛如唐“边塞诗”的豪迈之音。

　　情与景的结合便是意境，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物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情感上受到感染。”(《辞海》1999缩印本第2453页)。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本审美特征，在木氏作家群诗文中是指情与景的和谐统一，思想感情与艺术境界浑融于诗歌之中。最初把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提出来的是唐朝的王昌龄，他的《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木氏作家群诗文中通过景物和感情的融合，在诗词中字、词、句形成的艺术世界里，让自然界的客观之景带有了主观因素，带有很强的主体色彩,往往通过借景言情，寓情于景，而使诗情画意高度融合，从而在艺术上表现为含蓄蕴藉、诗味浓郁，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超越,因此它显得更加空灵，从而产生的富有感染的艺术世界。木增的《空翠居集》用40首诗描绘出玉龙山松的风格、气质。他的《雪山赋》气势宏伟、想像丰富，描写玉龙山的雪色、苍松、怪石、云霞都极为传神。这些汉文景物诗抒发出作者对滇云山川、家乡风光的赞美之情，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木公在《塞上曲》中又有：“刁斗深夜鸣，烽烟报虏营。将军不惜死，跃马宝刀明”之句，语言简洁，形象鲜明，豪迈之气充溢其间，对军旅生活的深切体验蕴含其中。

　　木氏作家群诗文中诗人通过景与情的有机结合营造了诗歌的意境美。木氏作家群诗文中正是景与情的水乳交融才营造出富有特色的物象，在整体的烘托中显现出或空旷或孤寂或恬淡的至美意境来。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丽江地区和中原王朝的频繁交流带来了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佛道的隐逸文化都深刻影响着木氏作家群的诗文创作，汉文化为木氏家族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木氏家族和汉文化名家的交流进一步提高着他们的文学造诣，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为木氏作家群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使得木氏作家群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许多诗作带有较重的模仿痕迹。虽然尽管在明代云南社会中出现了一些用汉文进行创作的作家群体，但是他们的人数仍很有限，也使丽江文化及纳西族文学得到了交流和发展，汉文化在木氏作家群中的作用意义重大。研究汉文化对木氏作家群的影响，从明朝同时期的文学名家诗文角度来研究其交流和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也是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1]管学宣、万咸燕.乾隆丽江府志略[M].上海图书馆藏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陈宗海、冒沅.光绪丽江府志[M].政协丽江市古城区委员会编印，2005年版.

　　[3]张廷玉.明史•云南土司传一(卷三一四)[M].中华书局，1993年版.

　　[4]杨世光.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J].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5]张文勋等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陶学良辑注.云南彝族古代诗选注[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段红云、闵红云.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J].思想战线，2005，(02).

　　[8]李晓艳.乾隆〈丽江府志略〉研究及点校[D].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硕士论文，2009.

　　[9]杨世光.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J].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