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粮食主产区发展研究

　　摘要：我国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在对农业经济增长逻辑的不断深入认识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改革经验借鉴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村工作主线。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和安全的重责，研究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发展作用突出。本文从粮食主产区发展现状出发，提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主产区；对策建议

　　农业生产在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以及面临的问题表现为“农业问题”。在这一阶段，粮食产出水平已能满足基本需求，但农民收入水平仍面临持续下降的情况，农业兼业化逐渐严重，此时要解决农业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需要按照工业化的模式对农业进行产业化改造。X现代农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期商业化农场的萌芽、二战前后农业的产业化以及目前基于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其发展的动力主要取决于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Summer，2014；Lamb，2002；Kingetal.，2010）。目前，各级国际机构与专家在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建议中，也多是基于全球的发展背景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世界银行，2008；Leeetal.，2012；PietrobelliandFederica，2008；Choudharyetal.，2015）。

　　纵观中国“三农”发展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我国农村经济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农村居民纯收入实现了133.6到12363元近百倍的增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4%下降到了4%以下。这些创举来之不易，与我国农村改革密不可分。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既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致的发挥，粮食产量逐年增高，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得到稳步提升。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其弊端，例如分散经营，基础设施建设难以为继，难以达到规模效应、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创新发展。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指出，农业供给侧改革，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的供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概念的提出，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的必然要求，是XXX的客观规律所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思路和主要内容，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谋篇布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在2016、2017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强调了乡村振兴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为“三农”发展提供新动能。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主产区是主导力量。关于粮食主产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吴桂淑（1995）以吉林省产粮大县为例，在对粮食主产区经济落后现状及成因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喻国华（1997）分析了我国粮食主产区产业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和多年积累的有益经验，提出了粮食主产区产业发展的方向与思路。侯立军（2008）阐述了粮食主产区建设与粮食安全的密切关系,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第二，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研究。郭淑敏（2006）在分析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基础上，以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黄淮海流域和东北三省三大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1979—2003年间不同作物在不同区域的单产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的研究，总结了五大粮食作物不同区域的优势表现。并提出发挥中国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提高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思路与对策。罗光强（2013）指出为提高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必须构建提高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战略规划，充分发挥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第三，财政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研究。张明梅（2004）通过剖析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在方式、效应、过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建议。魏后凯（2012）提出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当前亟需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实施一个专门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政策，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推动产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第四，粮食主产区城镇化或农业现代化研究。石如根（2012）通过分析全国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了土地、产业和制度等制约粮食主产区城镇化的主要因素，结合对河南省的实证分析，探讨粮食主产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化的合理路径。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理论研究。贾康、徐林（2013）提出了有“新”有“立”、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从供给端发力的经济主张。贾康（2013）相对于需求侧而言，供给侧调控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缓慢性等特点更加突出，新供给学派提出了“八双”、“五并重”等政策主张。刘霞辉（2013）指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不是扩大产能，而是更有效地重组生产和市场，提髙产出效率，并促使供求趋向均衡，重点是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促进要素质量的提高。根据新供给经济学，金年海（2013）认为XX要通过制度提升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持续性解除对企业这一主要供给主体的约束。

　　继走过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2017年改革深化之年之后，2018年以提升农业效率和供给质量为目的的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区域，粮食主产区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任务更重、挑战更大，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尤为重要。

　　粮食总产量持续提升，三大主粮比重相对稳定。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至2015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2016年产量略有下降，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2），粮食主产区各省历年粮食总产量（见图1），13年间增长了37%，年均增长2.85%。2004-2016年的13年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5%-76%的水平。2004年以来，全国粮食累计增长14678.05万吨，年均增长1129.08万吨，其中，粮食主产区增产12660.87万吨，占全国粮食增量的86.26%。

　　图12004-2016粮食主产区各省粮食产量

　　图22004-2016年全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

　　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由2006年的10%，在2010年达到20%后，在2015年下降到5%，下降趋势明显。从粮食产量增长率看，也出现了拐点，一度出现负增长，到2015年也低于了5%，增速放缓。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改善。表1为2004-2016年粮食主产区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变化表。由表可知，在2004-2016这一时期内，粮食主产区各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表现出增长的趋势，平均增长速度为161.60%。其中，尤以安徽省增速最快，为264.46%，而河北省增速最慢，为26.23%。恩格尔系数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平均下降21.34%。其中，湖北省下降51.87%，跌幅最大，山东省下降0.24%，跌幅最小。由此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增长，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这都表明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森林覆盖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业的可持续性，表2列出了2006-2016年粮食主产区各地区森林覆盖率的相关历史数据。根据下表，从时间维度看，粮食主产区各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基本表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最高，至2016年达到63.10%；其次为湖南省，至2016年达到59.57%；山东省和江苏省的森林覆盖率较低，2016年仅有16.73和15.80。总的来看，粮食主产区各地区发的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农业可持续性逐步增强，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表12004-2016年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变化表

　　

　　表22006-2015年粮食主产区森林覆盖率

　　1.粮食生产为弱质产业，比较收益低，稳产增产压力大

　　一方面，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劳动生产效率的关键。随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回报率低，粮食主产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农民种粮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根据上海财经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51岁以上的占39.8%，妇女则占69.89%。仅凭这些劳动力很难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粮食仓储需支付大额仓储费和利息，加大了粮食主产区财政负担。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业信息化设施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加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仍然薄弱，有待加强。2016年，粮食主产区13个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比重为75.9%，GDP仅占58.8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仅为47．23%，可以说，“粮食大省、财政穷省”现象愈发严重。

　　2.农户经营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有2.2亿农户，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不足0.6hm2，这种农户小规模经营已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羁绊。第一，除东北部分地区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依然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这种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机械化程度低、很难达到规模效应，从国际发达国家生产规模上看，欧盟在20公顷以上，X更是在200公顷左右。第二，农业生产具有高风险，小规模生产抵御风险能力低，风险既包括自然灾害病虫害等还包括市场风险。使得粮食主产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低。

　　3.耕地保护和环境压力加大。

　　耕地保护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但是，一方面，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低收益的特征。而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很容易流转到比较收益高的产业领域。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和乡村都对土地产生了大量的需求。粮食主产区，人口密度大，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对土地都有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生产使得我国粮食主产区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失衡、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功能退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环境承载力已达或接近上限，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为了实现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农业、化肥、农膜等生产资料过度使用，使得土壤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

　　4.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高

　　“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率达到56%，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但是，总体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仍然较低，限制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的加快。

　　首先，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比较落后。尽管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水平、作业水平、科技水平及社会化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促进了粮食产能持续增强，为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农机化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农业装备、技术、政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矛盾日益突出，制约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

　　其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服务的云平台尚未建立，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亟待提升，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仍需深入推进，农民掌握更多的农业科技知识仍存在一定的困难。

　　最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当前，由于很多农业科技成果的投入和产出严重地脱离了老百姓的需要，农民对科技的需求不是很强烈，导致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难以得到转化应用。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已成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XX要做好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安排。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力度，以产业引领培植区域优势。用好潜在优势，挖掘潜在动能。调优种植结构，提高产出质量。优化财政、金融相关方面的政策。扶植带头人，树典型，用事实说话。激发农民农业种植和企业加工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XX应注意市场“看不见的手”和XX“看的见的手”的有机配合。在把握国家宏观战略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注重利用市场力量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多角度有效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生产收入，让农民其实体会到农业生产的收益和好处。为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解决农民和相关利益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把信息服务贯彻到生产、监管、销售各个环节。使农民掌握更多的农资信息，摆脱信息劣势地位，从而有效的限制农资的非法囤积，将农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仅要实现农民种的好、XX管得好，更要让农民卖得好。

　　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保障，更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必要物质基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从农田水利、仓储和转运设施、道路交通、通讯信息化建设四方面着手。

　　首先，我国粮食主产区应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各级XX将加快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上日程，为规模化、专业化农业生产创造条件。调配资金投向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模化节水灌溉增效等重大农业节水工程，以及高效节水灌溉、田间渠系配套、高标准农田水利、中小型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其次，完善粮食仓储和转运基础设施建设。粮食仓储和转运基础设施的完善，一方面可以减少仓储过程中粮食发霉变质的数量，提高有效供给，减少财政不必要的支出；另一方面，集体仓储，可以提高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再次，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建设。农村公路网建设不仅是农产品物流业发展，农村未来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减少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安全的关键。2017年我国农机事故发生率、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以及直接经济损失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6.34%、15.17%、21.18%和0.69%。这与我国农村道路交通的不断完善密不可分。

　　最后，着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启动“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农民”、“互联网+农村”工程，加快农村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让农村经济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实现农业在宽带上增效、农民在键盘上致富、农村在互联网上繁荣。

　　最后，着力推进农村通讯信息化建设。加快粮食主产区物联网、大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网+三农”。借助物联网技术和电商平台、VR实景体验等技术，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认识，引导消费者购买更多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继续按计划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要以规模化为前提，规模化生产不仅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有效解放劳动力，从一定程度上讲，没有规模就没有现代化。

　　其次，规模要适度。既不能固守家庭经营不放弃，也不能盲目求大求快。规模化要综合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劳动力水平、地形气候、土壤水质等条件，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实现规模化。

　　最后，要实现土地、人力、资金等多种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同步提高，进一步释放规模化经营的制度红利。

　　图3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图

　　2015年农业部印发《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针对各地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由图3可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十三个省份中除四川省其余十二个省份均位于优化发展区。且十二个优化发展区的省份又分属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三个不同区域。基于此，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因地制宜。

　　首先，处于东北区的省份要十分珍惜和保护已有黑土地，做好水土流失的治理和预防工作；合理利用现有水资源，将水田面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限制地下水开采；深入推进农牧结合的种养模式，加大对森林和草原的保护力度，同时推动规模化畜牧养殖；建设资源永久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现代粮畜产品生产基地。

　　其次，处于黄淮海区的省份一要以治理地下水超采为重点。一方面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减少对灌溉依赖程度高的作物的种植。另一方面，创新灌溉方式，实现高效节水。二要注意杜绝农药化肥过度使用。推广配方施肥，推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粮食和“菜篮子”产品稳定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再次，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省份要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耕地重金属污染为重点，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虫替代传统农药，建立水稻、生猪、水产健康安全生产模式，确保农产品质量，巩固农产品主产区供给地位，改善农业农村环境。

　　最后，处于适度发展区的四川东部，生态脆弱，水土配置错位，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严重，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要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立足资源环境禀赋，发挥优势、扬长避短，适度挖掘潜力、集约节约、有序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处于保护发展区的四川西部，要坚持保护优先、限制开发，适度发展生态产业和特色产业，让草原、海洋等资源得到休养生息，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生产由粗放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强劲动力，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新引擎。虽然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都能带来中短期的经济效益，但长远来看，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创新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关键。

　　首先，树立共生创新的理念，即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共生合作，一同创新。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但同时新技术和新产品被淘汰速度也越来越快。要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企业若仅凭一己之力会受到诸多资源禀赋的限制。因此，合众家之力，才能实现共创、共享的和谐局面。

　　其次，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大量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XX财政和社会资本一同提供支持。可采取PPP模式，在规则透明的基础上实现政企合作的科技创新模式。既可以减少XX财政负担，又可以引导和激励全社会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投入，使得创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能体会到创新给社会发展提供的动力。

　　最后，培育新型高素质农民。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农业需要的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建立新型农民培育体系，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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