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二代”下我国中小型财险公司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标准测算研究

　　摘要：经过3年的建设，2015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第二代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在中国保险市场开始施行，意味着中国保险业的监管迈入新的时代。本文选取38家中小型财险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Campagne模型，对财险公司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标准进行测算。同时通过分析我国中小型财险公司的发展现状，对提高中外资财险公司偿付能力与行业偿付能力监管效率提高的要求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Campagne模型；“偿二代”；保费风险；最低资本

　　2015年2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发布文件《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7号）》，意味着“偿二代”进入过渡期，2016年第一季度，“偿二代”正式实施，保险公司需要向保监会递交“偿二代”监管报告，这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将全面实行以风险为导向的监管制度，而不是以保费规模为导向的“偿一代”，发生了质的飞跃。该体系用来监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是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监管的核心指标。

　　保监会进行本次改革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更全面的提高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毫无疑问，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是全球速度最快的，尤其是保费收入的增长相当迅猛。但是，“偿一代”下最低资本要求并未与风险管理挂钩，使得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得不到有效的把控。因此，保监会引入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二代”，试图提高中国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偿二代”监管体系中，第一支柱是定量资本要求，主要是对定量分析的风险进行规范，是指对保险公司存在或潜在的可量化风险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中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与创新，而“偿二代”可对保险公司潜在的风险进行风险定量，这恰恰适应了中国保险业快速进步的现阶段要求，并与国际接轨，给国际保险市场树立了新的气象。

　　国内的财险公司分类主要依据其市场份额占比，其中，市场份额超过10%的保险企业为大型财险公司，不超过10%的则为中小型财险公司。在中国保险市场上，我们将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和太平洋财险这3家财险公司之外的其他财险公司统称为中小型财险公司。由于中国保险市场中，保险企业会由于经营规模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其所面临的风险特征会有很大差别，而保险监管应当是全行业的统一标准，故本文选取占据财险公司数量超过90%的中小型财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会更加具有针对性。

　　保险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因为赔付水平、费用水平等的实际经验与预期发生不利偏离而遭受意外损失的风险。[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4号）[Z],2015]保险风险是中国财产保险企业现代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包括了保费风险、准备金风险以及巨灾风险。而其中保费风险是保险公司所独有的风险，也是保险公司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对于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标准要求的研究迫在眉睫。因而本文将保费风险作为偿付能力资本测算的风险参考，并将“偿一代”与“偿二代”保费风险最低资本要求进行对比，进而得出“偿二代”下中小型财险公司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标准。

　　虽然国内对于“偿二代”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测算方面，都止步于“偿二代”正式实施之前，还没有学者对最新实施之后的政策进行过分析与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最新的数据对财险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进行计量，可以更加直观反应出“偿二代”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优与劣。

　　鉴于学生的水平有限，因此论文可能存在些许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本文的结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接着就是计量模型以及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得出的结论及相关建议。

　　外国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对最低资本标准的研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相关文献，对国际保险行业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中，Campagne（1948）和Pentikanen（1952）最早对偿付能力开展了研究。其中，Pentikanen（1952）提出了偿付能力溢额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的差额，而Campagne（1961）则确定了偿付能力充足率。Campagne（1961）运用破产概率理论和VAR理论，确定了最低资本的有效计量模型——Campagne模型，为其他国家确定最低资本标准要求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保险监管历史上的里程碑。Islam（2006）将保险公司对于偿付能力最低资本的计量方法做出了系统的总结与归纳，并将不同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每种方法的利与弊。Dreassi和Miani（2008）将净自留保费作为赔付率以及费用率的计算基数，且利用了意大利保险业的历史经验数据进行了分布拟合与检验。这为本文模型理论以及指标的选取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

　　国际上有着优秀的监管体系，但是与我国保险市场的实际发展不相符合，我们不能直接教科书式的照搬，国内学者对于财险业最低资本标准的研究也有很多，试图寻找出最适合我国财险业发展的监管体系。占梦雅（2006）根据“偿一代”财险业最低资本要求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得出了计量误差较小的改善公式。王上文（2005）通过对我国财险业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财险公司最低资本要求标准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吴杰、粟芳（2014）将我国非寿险业最低资本监管方法与国际进行比较，从而为我国“偿二代”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杨贵军（2011）指出了偿付能力是衡量我国保险公司监管是否完善的主要指标。周县华、王云波（2014）检验并总结了我国“偿一代”的最低资本要求标准。沈立、谢志刚（2013）研究得出了我国中小型非寿险公司与大型非寿险公司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且中小型财险公司的风险会更加显著，因此监管过程中需要将两者区别开来。刘宁（2013）认为我国非寿险业务的保费风险的最低资本要求的计算比率明显偏高，提出设置不同险种的风险因子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钟鹏聪、王鲁帅（2015）基于Campagne模型将“偿二代”与“偿一代”下财险公司保费风险最低资本要求进行了分析比较，建议保监会应将“偿二代”下的最低资本指标充分披露出来。欧阳越秀（2016）用财产保险公司历史经验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并得出结论中外资财险公司应当采取不同的手段去提高自身的偿付能力。陈文辉（2016）指出保险公司应在“偿二代”制度下管理自身的偿付能力，并提出了保监会对于“偿二代”的具体实施方案。周桦、张娟（2017）运用中国财险市场数据，比较研究了偿二代实施前后保险行业成本效率的变化。周海珍（2016）选取中小型财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保险公司的保险风险进行最低资本测算，并为“偿二代”定量资本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议。这些学术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以及宝贵建议。

　　Campagne模型是学者Campagne于1961年提出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破产概率理论，是基于保费规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模型，因此，正好可以应用于对“偿二代”对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标准的分析。Campagne模型表达如公式1所示：

　　P（C+E>NRP+MCR）=λ公式1

　　其中：C表示赔付，

　　E表示费用，

　　NRP表示净自留保费，

　　MCR表示最低资本要求，

　　λ则表示破产概率。

　　公式1经过进一步的变形，可以表达如下：

　　P（CR>1+msm-ER）≤λ公式2

　　其中：CR表示综合赔付率，

　　ER表示综合费用率，

　　msm则表示最低资本要求占净自留保费百分比。

　　设概率为λ时分位数为Ζλ，则满足：

　　1+msm>Ζλ公式3

　　综合成本率、综合赔付率与综合费用率有着一定的联系，可以将他们定义如下：

　　公式4

　　公式5

　　综合成本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公式6

　　其中保险公司的净自留保费的计算公式如下：

　　净自留保费=原保费收入+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公式7

　　保险公司在计量非寿险业务的保险风险的最低资本时，将寿险业务分为几种类别：车险、财产险、船货特险、责任险、农业险、信用保证险以及其他短期健康险、意外险、寿险。对于保费风险最低资本的计算需要对各险种设定不同的风险因子，采用综合因子法进行计量，才能得出误差更小的真实值。

　　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MCR=EX×RF=EX×RF0×（1+K）公式8

　　其中：MCR表示各业务类别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

　　EX表示风险暴露；

　　RF表示风险因子；

　　RF0表示基础因子；

　　K表示特征因子。

　　RF0是根据各险种自留保费大小来取值的，总结一般情况下各险种的风险因子如下表所示：

　　表1各种风险因子

　　利用表1中各险种的风险因子，结合公式8对各保险公司的保费风险进行加权求和，就求出保险公司总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最后求出“偿二代”制度下，保费风险最低资本在公司净自留保费中的比例。

　　本文选取了2012至2016年的财险公司的经营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易获得的数据，数据来源于2013-2017年保险年鉴，包括其中披露的各财险公司的损益表以及业务统计表，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截至2016年，中国成立的财险公司共81家，包括59家中资，22家外资[数据来源于http://www.circ.gov.cn/web/site0/]，其中，人保、平安、太平洋不在研究范围内，不加以考虑。由于有些中小型财险公司成立的时间较短或者内部数据不够完整，故不加以研究。另外，将综合赔付率超过1的异常值剔除，最后取38家中小型财险公司作为分析的样本。

　　根据2013—2017年中国保险年鉴所披露的各财险公司的损益表中的数据，可以用公式4与公式5依次计算出这38家财险公司的综合赔付率与综合费用率，接着用统计软件对38家财险公司2012-2016年度的综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进行统计描述，包括最大值、最小值、算术平均数与中位数、标准差等。结果显示如表2与表3所示。

　　表2中小型财险公司2012-2016年度综合赔付率统计描述

　　表3中小型财险公司2012-2016年度综合费用率统计描述

　　按照“偿二代”正式实施的最初，也就是2016年第一季度的各财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将他们依次进行排序。接着利用中国保险年鉴的数据，计算出他们这5年的综合成本率，计算结果显示如表4：

表4  中小型财险公司2012年-2016年度综合成本率

       根据前面的计算公式4，公式5与公式6，计算得出各财险公司“偿二代”与“偿一代”制度下的最低资本占净自留保费的比例，可以得出表5数据：

　　表52016年度中小型财险公司最低资本占净自留保费比例msm

　　接着对表5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可以更鲜明的看出变化趋向，并得出“偿二代”与“偿一代”的差距。得出下表统计数据：

　　表6最低资本占净自留保费比例对比分析

　　

　　（三）中小型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实证检验

　　对表4的模拟数据进行频率分布统计，得出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1：

　　图138家中小型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直方图

　　根据直方图1特点，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的走势，接着对190个数据进行分布拟合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

　　经过上述的实证检验以及对综合成本率等的统计描述，我们可以中小型财险公司中“偿二代”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1、“偿二代”的偿付能力相较于“偿一代”下降

　　整体上，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变化较为显著，相比“偿一代”下而言，“偿二代”下的偿付能力有所下降。“偿一代”下的实有资本与最低资本均低于“偿二代”制度下的实有资本和最低资本。与“偿一代”相比，“偿二代”规则下认可负债的计算中对合同准备金降低了要求，所以导致了“偿一代”下的实际资本要低于“偿二代”下。“偿一代”下最低资本仅仅针对保险业务而简单计算的资本，但是“偿二代”下的最低资本则充分考虑了各类不同风险的影响。因此，“偿一代”下的最低资本是低于“偿二代”下最低资本的。

　　2、不同险种应该设置差异性风险因子

　　中小型财险公司的主营险种存在较大差异，其面对的风险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故不可将所有风险用同一监管指标计量。“偿二代”体系下对最低资本的测算更加精准细化，它不同于“偿一代”下对各种资本的一概而论，而是以偿付能力风险为基础，对最低资本的计算更加细化，对各种风险程度不同的资本设置了不同的因子。这有利于应对不同风险状况的实时监控，符合现时代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更有利于保险公司的发展。

　　3、“偿二代”下财险公司偿付能力中资、外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中资财险公司与外资财险公司由于市场份额差异较大，业务开展范围差异且承担的风险相差较大，因此偿付能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资财险公司的资金流动较快，同时，外资的车险业务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可以很好的分散风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而资金流的变动对企业的偿付能力存在较大影响，因此，“偿二代”下财险公司中外资对于偿付能力所受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4、中小型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较高且不稳定

　　通过前述Campagne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小型财险公司保费风险最低资本要求普遍高于保监会一般标准规定，主要是各个样本数据的差异性导致。从横向比较而言，各中小型财险公司之间综合成本率相差较大；从纵向比较来看，单个财险公司在5年内的综合成本率也是波动性很大。正是由于综合成本率的不稳定性，各财险公司承担的偿付能力压力也不尽相同。

　　5、部分财险公司手续及佣金费影响过大

　　部分中小型财险公司成立时间短暂，发展时间较短，业务规模以及展业范围不大，且保费收入不高并不够稳定，却耗费巨额的手续及佣金费。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小型财险公司发展较缓慢，对于第三方包括代理渠道、银保渠道在业内并未能获取极大的信任感，必须支付大额的手续及佣金费才能赢得第三方的支持，因此耗费成本较大，但是保费收入却较少，无法将其中的成本摊回；另一方面，中小型财险公司为了能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保险市场中脱颖而出，扩大保费规模以及展业范围，必须通过拓宽渠道，这就需要耗费过高的费用投入。手续及佣金费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综合费用率，进而影响着保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因此，保监会需要对中小型财险公司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要求更加严格，着重注意保险公司的手续及佣金费以及业务及管理费等重要项目。

　　1、中资财险公司自身偿付能力管理

　　对于中资财险公司而言，最有效最合理的保障企业偿付能力充足的手段仍旧是再保险。保险公司不应该一味追求保费规模，而将风险一揽子由自身承担了。保险公司尤其是我国中资中小型财险公司，缺乏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应该利用好再保险的手段转移风险，将风险分散出去，合理分出保费，控制好内部风险。另一方面，更合理科学的对保险产品进行定价以及提高售后服务，才是赢得消费者信心的最重要手段，进而保证自身有来源稳定的保费收入；同时，通过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架构，适当减少管理层次，加快内部信息共享与传递速度，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敏度，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在流程上，尤其是核保流程，做好把控，完善简化业务流程，从根源上控制好综合成本率，改善财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2、外资财险公司自身偿付能力管理

　　对于外资财险公司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保费规模过小，市场占有率过低。因此，外资财险公司应当合理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保费收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充分利用自身管理先进经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突破市场局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既保持稳定的增速又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同时，扩宽公司的资金管理渠道以及投资渠道，保证稳定的资金流，提高资金流的周转率，完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从而更好的改善外资财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

　　3、行业偿付能力监管

　　中小型财险公司普遍都是通过提升公司的净资本来提高自身偿付能力充足率，但这仅仅只能从短期内奏效，长期来说，这种方法还是有弊端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投资失利或者业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外各家保险公司除了对自身企业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外，还需要行业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做到内外结合。中小型财险公司由于经营规模小，业务增长迅猛，从而综合成本率的波动范围也会较大，因此，行业监管需要更加具有时效性，增加监管频率。同时，根据市场改革化的要求，及时发现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偿付能力问题，一旦发现，及时遏制不良违规行为并给予警告等处置。最重要的是，监管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发展状况，不可盲目追随西方国家的监管体制，做好历史经验数据的总结分析，更好的为我国更优化合理的监管做好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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