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急就篇》又称《急就章》，为西汉史游所作，是汉代使用最普遍的启蒙用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极为典型的蒙学教材。其教育意义十分显著，因此对其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很有必要。但现今对其研究多倾向于与书法的密切联系以及文中反映出的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真正对其教育思想的探究为数不多。本文着重探究《急就篇》中反映出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思想，研究它对我们今天启蒙教育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急就篇》；汉代；蒙学
前言
史游所作《急就篇》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蒙学教材，因其“章草”为史游开创字体，纷纷被后世书法家摹写，使其写本广为流传，因此现今对其本身及其写本的书法价值研究最多。
除被用于书法方面的研究，它还是珍贵的秦汉史研究史料。《急就篇》中的三部分详尽列举出人名姓氏、衣物服饰、五谷吃食、花草树木、文学法理等等，涉及西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管对通史的研究还是对各个专题史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
因对《急就篇》的研究都偏向社会生活等其他方面，而真正研究其作为蒙学教材所蕴含教育思想及意义的不多，所以本文将主要分析总结其教育思想，以求能从中获得启发，用于之后的教育工作当中。
一、《急就篇》概述
《急就篇》又称《急就章》为西汉时期史游所作。史游，西汉元帝时期任黄门令，生卒和生平不可考。因开篇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遂取“急就”二字为名。“急就”二字是指速成和以备不时之需。耿文光有言：“‘急就’者，取其急于成就之意。”[1]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秦大一统后，相继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在统一文字方面，以小篆为正字规范，后又出现了隶书，它打破了篆书的传统，揭开了汉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史游草写隶书作《急就章》，他在书写中解散隶体结构，简化了笔画字形，所创字体被后人称为“章草”。后世之“草书”与之并不完全相同，其“章草”实开启了草书之先河。《古今文字志目》中记载了秦、汉、吴五十九人，其中有史游.其中可见其“章草”之非凡，更显现出他为两汉书法乃至中国的整个书法史做出的卓越贡献，实为书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史游也被认为是“章草”的鼻祖。
《急就篇》的出现源自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采用经学取士，使得儒学地位大大提升。经学与取士相结合之后，习经读典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经学也成为了学界之主流。所以，经学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有了飞速的发展，各种蒙学教材相继出现，《急就篇》应运而生。
史游用草书所写的《急就章》因其字目重复率低，内容包罗万象，除作为识字书外，也用于常识知识传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国上下几乎都将其作为启蒙的教材。欧阳修编《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编《姓氏急就章》，都是效仿《急就章》。它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启蒙识字书。据《汉书》记载，最早有记载的童蒙教材是西周周宣王太史作的《史箍篇》。随后，秦代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爱历篇》和胡毋敬的《博学篇》，三篇在汉初合为一书。这些古老的识字教材包括司马相如的《凡将篇》都在后世散佚，唯有《急就篇》流传至今，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急就篇》全篇共2144字，其中前边2016字为史游所作，后128字则为东汉人所补。《急就篇》既是一本识字教材，又对写作、吟诗作了初步示范，因此，张舜徽先生称其为“歌括体课本”[2]。全篇大致分为姓氏人名、器服百物、文法学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姓氏人名列举了一百多种姓加上当时较流行的名字；第二部分列举了布匹、服饰、瓜果、菜肴、用具、工具、树木、刑法等，无所不包；第三部分介绍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事情以及地理法律等等。它几乎包含了汉代生活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实用性极强，加上史游独创的字体——“章草”，使得《急就篇》能够传抄、普及并能千百年流传。此外，它也是汉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主要反映了大一统帝国的强盛，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林剑鸣先生认为：“本书除为秦汉文化史料外，尚可供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等史迹之资料。”[3]
二、《急就篇》研究现状
（一）《急就篇》及其写本之书法造诣
史游为“章草”之鼻祖。它上承隶书之规整，下启草书之飘逸，别具一格，独有一番风味，所以在东汉时期极为盛行，《急就篇》也就成了名师大家不可或缺的摹写范本，这是它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它不仅为蒙学识字读本，也为传布基础应用知识、以备不时之需的书本，这也使得它广为流传，上至深宫、下到边野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普及的时期，传抄便成为它广为流传的唯一方式。因此就有了众多写本的诞生，而名师大家写本的书法价值也成为了现在研究《急就篇》的主要方面。
《急就篇》写本主要以章草本为主，也有今草和楷书本。此篇魏晋时期极为流行，王羲之、索靖、钟繇都有写本，但是都没有流传下来，钟本到宋时已经残破。相传历代章草体的《急就篇》是为三国时期的皇象所书，而现今故宫博物院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藏本为明代书法家宋克临摹皇象所作。
关于其写本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关于这部分研究，刘伟杰先生做了详细的阐述与总结。他将所有的《急就篇》文献作了梳理，将它们“分成两大系统，即研究本和书艺本”[4]，并一一列举出其现存本及亡佚本，以便对其深入研究。还有其他学者也将其进行了梳理，其中摹写本有汉隶写本、徐铉本、太宗御书本、绍圣本、宋叶梦得摹本及黄伯思拓本、空海本等，注本则以颜师古《急就章注》、王应麟《急就章补注》最为广用。[5]
（二）《急就篇》中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
《急就篇》的内容是汉代人民衣食住行的真实写照，是研究西汉各方面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因此，现今对它的研究另一个侧重点是其反映出的西汉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我将列举众多学者研究总结出的《急就篇》里反映出的西汉生活各方面特点中最突出的几方面。
开篇的“人名姓氏”中，共收录了132个，这些都是经过史游精心挑选的，在封建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它所列举的必是当时最为显赫的宗族大家。然而，史游的选择依然没有使当时的社会满意，在此篇写成不久后，就专门有人补写了一章，列举了司马氏、焦氏、解氏等十七个姓氏，在此之后还是有人认为仍有些重要的宗族是没有列举的，需要继续做出补充，不补充便得不到宗族贵族的认可。
除了西汉时期显赫贵族的姓氏，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如“宋”、“郑”、“卫”、“赵”、“高”等，是受封的国名地名；“姚”、“姜”等是远古部落名；“庶”、“泠”、“所”、“师”等是官职名；还有特殊缘由的事件来源等。这些姓氏中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尊重祖先、追逐名利的思想。
第二部分涉及西汉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共收集四百多种器物名称，总的来说涵盖在“衣”、“食”、“住”、“行”四方面里。《急就篇》“言物”之始就对纺织品及服饰有着详尽的描述，“锦绣缦䋃离云爵”[6]，“锦”是织出了花纹的丝织品，“绣”即用线绣出花纹，“缦”是没有花纹的丝织品，“䋃”字极为少见，王应麟在补注中认为“䋃”是“纯”字的误写，意为没有花纹的织物。单单一句即显示出西汉织物种类的多样。“豹首落莫兔双鹤，春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缃白䋤，缥綟绿纨皁紫硟”[7]等句从图案、花纹、颜色等方面展现了织品的多种多样，足以看出西汉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和纺织业的繁盛程度。服饰方面，文中列举了贵族与平民、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不同种类与风格的服饰，体现了阶级与等级和民族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来说，西汉统治阶级地位日益牢固，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再加上纺织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汉初期的服装配饰品质更优良、款式更创新。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文帝为修生养息提倡的节俭之风在社会状况有了一定好转之后，服饰奢靡之风再次盛行，皇室服饰尤为之盛。
关于吃食，文中提到“稻黍秫稷粟麻秔，饼饵麦饭甘豆羹”[8]，列举了西汉时期最常见的稻米、黄米、高粱、谷子等粮食品种，以及糕饼、麦饭等寻常主食，深层次反映西汉生产加工工具的先进，已经可以将粮食磨制加工，丰富主食品种。其次，《急就篇》又；列举了当时的蔬菜瓜果、调味料，调味品种类相对较多，而且西汉时期，家庭种植作物已较为普遍。总的来看，汉代饮食已经多样化，从已经发掘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粮食、瓜果残留及种籽和生产加工工具中更得以证实。
在对“住”、“行”两方面器物的描述中，也主要列举了贵族到平民各个阶级的房屋建造规格、装饰以及出行方式。首先体现的还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也显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盛况下，贵族不仅注重服饰、吃食，更是在营造好的居住环境等各方面颇下了番功夫。而由此逐渐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奢侈之风对西汉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对这部分的研究，有利于对西汉各方面发展趋势的探讨。
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就篇》的第三部分中，细致列举了市间交易、丧葬祭祀、卫生保健等等活动。其中医疗保健方面列举了六十多种人体生理部位器官，四十多种病名以及三十多种植物用药，对于秦汉时期的医药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中的重大事件的列举对通史的研究和考证有一定辅助作用。
总之，《急就篇》内容中反映出的西汉社会生活较为直观且详细，因此，学界对其反应的社会生活的研究较为普遍，大致从服饰、医药学、阶级背景、农业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西汉时期较前代来说统治阶级地位更加稳固，农工业和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因此除了汉初文帝崇尚节俭，奢靡之风逐渐从上至下蔓延，尤其在汉武帝之后更盛，对之后的汉朝整个的发展都添上了消极的色彩。“对此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汉封建社会的繁荣和腐朽，更客观地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趋势。”[9]
（三）关于《急就篇》中复字的研究
对于《急就篇》中是否有复字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急就篇》提要“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10]导致之后很多相关著作都直接以此为据，称篇中“无一复字”，这也是清代学者普遍的看法。但其实在清代俞正燮就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而且也在著作中列举出十几重复字，还有张志公也说：“一般都说《急就篇》中没有重复字，实际上是有的，不过确实不多。”[11]此后还有钱剑夫、唐兰等人在著作中指出篇中确实有复字，但是并不很多，而且没有深入研究究竟有哪些重复字。
真正全面统计《急就篇》原文三十一章中重复字的第一人是陈黎明先生，陈先生细致精确的做了研究，指出篇中共239个复字，在不同上下文中一共出现543字，且精确列出重复不同次数的字数多少。稍有遗憾的是，因使用版本的不同导致陈先生的统计有着一些失误，据此，刘伟杰先生再次对《急就篇》进行研究，对里边的复字重新进行统计，将复字按重复次数少到多排列，并标出复字出现的章数，给之后学者的阅读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三、《急就篇》所见教育思想
如上所述，对于《急就篇》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书法造诣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急就篇》作为中国古代极为典型的蒙学教材且沿用了六百年之久，它的教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所以着重研究其教育方面的思想及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一）针对教育对象因材施教
蒙学教育在两汉时期逐渐趋于完善，可以说，汉代的蒙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中有总结，“蒙养教育在秦汉以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形式的阶段。”[12]作者所说的教材较为典型的有秦代的《仓颉篇》、《爱历篇》和《博学篇》，这三篇在汉初时期合成一书，此外还有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但这些教材却在后世皆以亡佚，唯有《急就篇》得以保存，成为流传至今最早的蒙学教材。
那什么是童蒙？蒙学教育又是指什么呢？郑玄在对《易•序卦》注曰：“蒙，幼小之貌。”[13]《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14]孔颖达也注疏说蒙即幼儿之意。此外，还有张载等人皆有此意。由此可见，童蒙或蒙的意思就是幼童、幼儿、幼稚之意。而蒙学就是指对儿童的启蒙，对其教导熏陶，使之明白基本事理，学习基本知识技能以及懂得基本道德规范等等，这种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就是蒙学教育。
由上可知，蒙学教育便是对幼儿的启蒙教育，所以蒙学教材的教育对象显而易见即为幼儿孩童，那对于幼儿孩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范围限定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还做出一番讨论，总体来说，对于孩童启蒙教育的年龄范围，在古代并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只能根据史料来推测。
《论衡•自纪》中提到关于王充的求学经历，中间说“六岁教书”，说“八岁出于书馆”可以大致推算出汉代入学年龄大概以六岁为限。《白虎通义》里有“十五成童”之说，可以看出，人们认为十五岁已经到了另一个学习阶段，可以学习一些更高层次技能。还有《汉书》中有“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15]也有这层意思。关于成童，《礼记》中也有“十五成童”之说，《史记》记载项羽“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16]由此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人们普遍把十五岁当做一个界限，即十五即算为成年，而汉代开始，十五到十六也被作为赋税征收的范围，也就是十五便成年。这样看来，蒙学教育的大致范围便是从有六岁开始到十五岁左右。而作为蒙学教材的《急就篇》的最主要的教育对象便是从六岁到十五岁左右这个范围内的幼儿孩童。
这种思想在现代教育教学中也有所继承，秦汉时期蒙学大概是从有六岁开始，现代教育将受教育时间无限推前，可以看出对启蒙教育的越来越重视不仅仅在有了基本认知之后再开始，甚至从胎儿时期便已经开始。对于秦汉蒙学十五这个上限来说与现今的十六即成年的界限接近，各教育学家也将十六岁设为认知成熟的界限，而最为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也以初中毕业——也就是十五六岁为界限，可以看出秦汉时期蒙学教育对象的范围从六岁开始到十五岁是科学且有一定继承发展价值的。
作为汉代最为典型的蒙学教材的《急就篇》，在编写上极符合这一受教育阶段的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对这一阶段的儿童来说，教材的趣味性是最为重要的，因此篇中对事物的描写最大化的做到生动有趣，富有诗意，使儿童在活泼有趣的氛围中学习；其次考虑到孩童的接受能力，它将所传授的识字识物知识、伦理道德知识等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选择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及知识，将教育教学与生活紧密联系，使儿童能更好的将所学内容吸收。《急就篇》主要以识字为主，适合这一阶段儿童的生理特征和基本的学习状况，此外，它的内容都采用对句形式，且句子之间合辙押韵，在学习基本知识之外还能从小陶冶情操，培养鉴赏美的能力。这种因材施教编写教材的教育思想在现代教学中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教学内容博采诸家、兼容并蓄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各个方面的大一统。为统一思想，他提出废私学、毁藏书以及“书同文”的政策，因此，命丞相李斯编撰新的第一本全国统一使用的识字教材，即《仓颉篇》。直到汉武帝时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的文化政策时，为了与此文化政策相适应，才陆续有了其他识字书的出现。
汉代对启蒙教育的要求十分严格。汉有明文规定，儿童八岁便可入学，到十七岁需识字九千，且将篆书、隶书等字体书写规范漂亮方可毕业。因此，对蒙学教材的编写要求也是极高的。这类教材需要具备哪几方面的要求呢？首先，教材内容要丰富，要涉及多方面知识，贴近生活，而且知识体系要有层次且完备，还要有思想性；其次，要符合儿童心理特点以及这个阶段儿童的接受能力，因此，内容要尽量简洁，而且字数要少、重复率要低，在最有限的篇章字数里让儿童尽可能识得更多的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教材内容要有趣味性，要押韵，更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以便对知识更好的掌握。
而史游所编的《急就篇》就很符合以上所述的要求。整体来看，《急就篇》涵盖的知识面广，内容生动有趣，实用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极强，较其他教材来说更适合儿童的心理发展及学习，这是它能从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并且能够广为流传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急就篇》全篇共2144字，分为“名字姓氏”、“器服百物”和“文法学理”三部分，三部分之下又分为三十一个章节，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方便儿童逐步进行学习。文中包括了西汉时期生活中常见姓氏、名字、粮食作物、服饰、工具、封建伦理道德用词等等，几乎涵盖了西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及一些常见的自然知识，极其贴近儿童生活，能够很高效的达到识字的目的，还能掌握基础的自然知识以及伦理道德，使得学生全面进行知识的积累。而且全篇复字少、重复率低，利于儿童掌握更多的字。此外，《急就篇》采用三言、四言、七言等多种形式，内容通俗，语句押韵，朗朗上口，符合儿童心理特点，所以说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单从这个层面来说，它都是一本成功的蒙学教材。
《急就篇》作为西汉时期最广为流传的蒙学教材，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满足当时统治阶级对培养对象的思想要求、价值观要求和道德观要求，所以它的教学内容上体现出了兼容并蓄，博采道、儒、法诸家的特点。
1、“人名姓氏”与三家思想
西汉建朝初年，文景帝崇尚修生养息，黄老之学也在意识形态里占主导位置。而且为了战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和各个方面的恢复，汉初统治者发扬的主要是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所以在被社会选择出来的蒙学教材中也是有黄老思想的渗透。萧遥天先生有言：“历代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思想都深印在名字中，其成为时代思想主流，信仰的人多，影响的力量大，深印在名字中的也特别多。”[17]日常生活中也不难看出，不同时代里人们所起名字的倾向也是不同的，可以说社会思想蕴含在人名姓氏中。《急就篇》第一部分收录的人名姓氏就集中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思想，在这里先解释说明其中蕴含的黄老思想。无论哪朝哪代的黄老之学，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益寿延年的思想，这个思想在西汉盛行的人名中得以体现。篇中132个人名里，体现黄老之学中“益寿延年”和“长生久视”的人名共有十一个，代表性的有“宋延年、卫益寿、周千秋、邓万岁、孔何伤、审毋妨。”其中“宋延年”、“卫益寿”排在首位，定是这类名字在西汉时期极为盛行，可以看出“黄老之术”对西汉社会的影响力之深远，以及人们对益寿延年的向往和期盼。从中也可看出，虽然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但至少在《急就篇》编成之时，黄老之学的长生不老思想仍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人们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汉经过文景二帝的修生养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代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仅有“黄老之学”治国安邦还不够，于是大批儒士被任用到政治中，逐渐被统治者所认同。之后儒学被正式推上了政治舞台，统治者也有意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如汉武帝下令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独尊儒术”中重要的政策之一便是设立五经博士和官学，五经博士的设立将儒学的传授变得系统化，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将儒学与用人制度相结合，更大程度上促进的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汉武帝所设官学传授儒家道艺，私学也纷纷跟随政策进行儒学的教授，因此，即使没有明令“罢黜百家”，在有高官厚禄的用人政策的导向作用下，其他百家之学也明显渐渐处于了下风。与之相符的蒙学教材便也“跟风”地反映了较多的儒家思想。
在第一部分的132个姓氏名字中，表现出儒家思想的有30个，这个数据从侧面表现出了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三十个名字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从先圣姓名中来；二从伦理道德规范中来。第一类姓名有：柳尧舜、乐禹汤、褚回池、向夷吾。尧、舜、禹、汤是中国古代早期圣明君王、因其文治武功被儒家所推崇，也是孔子所尊崇的先圣。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被儒家所尊崇的圣贤之名也被人们所追捧，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关于“回池”，颜注曰，“犹颜回字子渊之义”；关于“夷吾”，颜注曰，“欲效管仲之名”，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对西汉社会生活的影响的扩大的体现。第二类从道德规范中来的姓名有：郑子方、程忠信、崔孝让、樊爱君、成博好等等，其中的“忠、恭、博、仁、爱君”等，蕴含的皆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这些西汉社会盛行的名字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在西汉时期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在儿童的启蒙阶段识字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学习儒家伦理纲常，为统治者服务打好基础。
西汉建立时的制度多因袭秦朝，秦朝以法治国，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所以汉初受秦的影响较大，如汉高祖刘邦在位时期，汉律直接承袭秦律，因此法家在汉初也有着相当的地位。此外，法家提倡的功利主义也符合西汉社会的现实状况。秦汉时期因军功授爵的平民百姓不乏少数，汉武帝时期对外开拓疆土也为平民更多建立军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因而进一步的在社会上掀起了平民渴望建功立业的功利之风，这些在本篇教学内容中也有体现，也是为了从小培养孩童抵御外敌、爱国忠君的民族精神。在第一部分中，体现法家思想的有24个，主要包括保家卫国、渴望国富民强、崇尚武功、希望建功立业四类。由此可见，法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
2、“器服百物”与黄老、法家思想
篇中器服百物所占篇幅最多，主要介绍了工具、日用品、车具、马具、武器、衣饰、虫鱼鸟兽等名词共六百个左右，突出了《急就篇》作为童蒙教材的认字识物的主旨，也表现出了史游编录此书的教学目的。可以看出，史游认为传授基本知识技能是儿童启蒙中很重要的部分，本篇想要传授给儿童的知识也是相当全面的。
“器服百物”中体现黄老思想的主要有以下方面。关于人体生理部位及医药疾病的名词在第二部分中是最多的，共有一百四十个名词，对于这一部分的重视正是黄老之学中养生思想的反映。关于人体生理器官的介绍，从上至下、编排有序，利于儿童理解与学习。介绍饮食及卫生方面，提出了一些健康饮食习惯，提到饮食种类多样、滋味有别。介绍了较为常见的疾病之后，篇中还提出了针灸、吃药等治疗方法，告诫孩童千万不能讳疾忌医。从孩童开始普及基本疾病药理知识，可以看出《急就篇》是很长有远见、且在当时算是科学的教材。
文中所体现的重视知识技能的教育则是法家的思想，在描述这些“器服百物”是，作者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实事求是的介绍生活中的器物和常识。除此之外，史游利用最大的篇幅来介绍社会生活，更主要的宣扬了人们对奢靡华贵的生活的追求。关于这一部分，沈元这样评价：“作者不但对物质世界感到极大兴趣，而且还直接颂扬了物质的占有和享受的生活。”[18]这说明史游对这种大量占有物质财富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把它作为人生目标传授给孩童，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物质财富的思想正是法家思想的体现。
3、“文法学理”与三家思想
“文法学理”部分的开篇便说明律令和儒家专著如《诗经》、《论语》、《春秋》等一样是该学习的科目，即“诸物尽”。由此可见，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文教政策并不是真正禁绝了百家的书目和思想，仅仅是不把其他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会在启蒙教育中提倡儒家思想与文法律令皆学，在《急就篇》中也明显地体现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的结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仍是重视法制教育的，在文法学理的七章中，关于刑法的知识便占据了三章，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官职的名称、官吏的选拔标准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介绍官职的名称与官吏的选拔标准依然体现了法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在诸如此类的童蒙教材中关于法律知识的介绍是很有实用性的，从孩童时期潜移默化，能更好的起好治国安邦、稳定社会的效果。关于儒家思想，在《急就篇》中一直是主要的思想，不管是第三部分的开篇要求学习儒家的经典之作，还是之后点明“学而优则仕”的儒学教育目的，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急就篇》的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收编的内容丰富，知识面广，不单单以识字为目的，更多的介绍说明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不仅有利于儿童识字和书面知识的拓展，更有助于儿童生活常识与技能的增加和提高，深层次渗透出道、儒、法三家思想对社会、对蒙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本篇结合了实用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大特点，但从教学内容来说，也是一本科学的、不可多得的蒙学教材，这使其能够在之后的六百多年里仍然广为流传。
（三）教育目标时代气息浓厚
篇中用较大篇幅介绍了统治阶级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与肆意消耗物质财务的奢靡生活，并且对这种生活并不表示反对，侧面体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也就是说，读书是通向做官的途径，把读书与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奢靡的物质生活来诱导人们学习从而做官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教育一直的教育目标，成为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的条件。
汉代尊儒学，统治者们也相应的随儒学而偏重文事，于是识字、读书便被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如前文所说，汉代统治者将识字的标准纳入法令条文，且作为用人标准，举国上下都特别重视文字的学习。从本篇中也可看出，识字教材将两三千字集中，并尽量减少重复率，在蒙学教育中传授，足以体现文事在汉代之重要。然而，融合三家思想的《急就篇》并不仅仅偏重文事，其中也介绍了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医药知识以及社会常识等。从中可以解读出期望儿童可以多方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不仅仅局限在文事之中，而是希望能将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学习二者兼顾。
儒家注重伦理道德，儒家先圣孔子关于德育的主要思想便是“仁”与“礼”，这两种思想贯穿了孔子的所有学说，之后的儒家学派虽有不同分支，但对孔子的“仁”、“礼”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承袭，因此，德育在儒学中是比较重要的。篇中第一部分名字中涉及一些儒家的基本道德伦理，如“忠、仁、博”等，是为使孩童在识字过程中潜移默化学习一些伦理道德，实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目的，这体现了《急就篇》德智并重的思想。
（四）教学方法科学合理
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史游遵循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转化为知识收录于书中，在儿童学习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将实际与书中知识相联系，从而能够更快得将教材中的字词掌握。从教材结构来看，第一部分为常见姓名，第二部分为常见器服百物，第三部分为文学法理，内容的难易程度是依次递进的，这种编排的特点符合儿童生理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难到易，更方便学生进行学习。
而这种教学内容编排的原则同样也是进行教育教学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将顺应教学内容，将其教学过程与生活紧密联系，让教学内容生动化、具体化，为儿童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方便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次，循序渐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教学方法，由易到难、由浅及深进行教学符合儿童接受特征，在西方教育心理学研究各项数据成果中均有体现。此外，篇中内容都采用对句形式，句子之间合辙押韵，琅琅上口，这个特点运用在教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教育者将教学内容总结为对句或者顺口溜类，能方便学生好的地进行学习，也能加深学生的长时记忆。
从对全篇教学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早在汉代教材中体现出的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运用的价值，可见古代人的无穷智慧和相对科学的教育教学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急就篇》更可以称是一本成功的蒙学教材。
总的来说，《急就篇》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受儒家、道家、法家三家学说影响而形成，作为一本识字识物的蒙学教材，它不仅仅注重文事即识字等文学素养，也教儿童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等等，注重儿童多方面发展。对于儿童身心发展来说，它不仅符合儿童生理发展特点，也兼顾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教育条件下，可以算是相当成功的、不可多得的识字教材，这也是它不仅能够对当时教育产生较大影响，一直都之后六百多年都一直沿用的，乃至对今天的教育教学都有着重大意义的重要原因。
四、《急就篇》的影响以及对当今教育的启发
《急就篇》的广为流传以及沿用六百多年的盛况都表明了蒙学教育有着较大的发展，而作为私学中的重要一部分，蒙学教育的发展也反映出了出西汉时期私学的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的产生源于西周时期，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便是“学在官府”，也就是教育机构和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独立存在。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离不开当时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就是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简单来说，原因就是：为官有学、有器、有书；而民无学、无器、无书。到汉武帝时期，各学派并存以及无为而治思想已经不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推行三大文教政策，“兴太学以养士”，兴办官学，XX直接接管教育权，培养统治阶级所需人才。而汉代的官学则缺乏蒙学教育的部分，因此，低层次的蒙学教育便在私学中进行，此外官学的教育内容和容纳人数毕竟有限，还有一些平民百姓家孩童难以进入官学，这也使得儒学以外的其他学派和一些技术类教育在私学中进行。
无论在哪朝哪代，统治者倡导的政治政策一定是指引教育方向的大方针，所以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在何时，都是与政治挂钩的，这一特点在古代封建社会则表现的更为突出，汉代更是如此。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也作为主流思想体现在教育当中。在汉代私学的发展过程中，《急就篇》的广为流传为私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教本。
《急就篇》是流传至今、保存完整的最早的蒙学教材，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教育条件下，成书至此极为不易，虽然现在看来有一定时代局限下的弊端，但它的一些教育思想意义深远，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多学习古代的教育史及教材，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造，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首先，其体现出来儒家思想的德智并行是当今社会仍然重视的，五育并行是近代以来一直提倡的教育理念，不仅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把德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之上，中国有句古话：“先成人，后成材”，也印证了这种思想。近几年，高学历人才触及法律底线的事件屡屡发生，证明中国的道德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汉代就表现出来的德智并行的思想值得现在的教育界进一步深思，把德育的地位更推进一步。
除了德育之外，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也是一直以来的口号，几千年前的《急就篇》中就已经反映出的全面发展，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古代将用人制度与做官相联系，导致中国的读书人大多在死读书，只为功名利禄，埋头苦学。而当今社会人才济济，需要的不再是只会掌握课本中死知识的“书呆子”，更需要的是创新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所以，在现在的教育中逐渐在转变教育观念，在掌握课堂知识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社会技能，老师、家长教育的不应该仅仅是会读书、听话的好学生、好孩子，更应该将他们培养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在大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关于教育方法，现代教育教学也从《急就篇》中进行了学习。如课本内容编排应该循序渐进，由难到易，教师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循序渐进，教学内容由难到易，对学生提问的难易程度应该循序渐进等。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考虑到不同阶段儿童心理特点，年龄越小的学生，授课过程中越要增添趣味性，与生活紧密联系，才能更好的开展教育工作。
结语
本文从对《急就篇》及其写本的研究现状的介绍引出其在当时社会的重大教育意义以及对现今教育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它教育思想的分析和总结可看出，能流传至今的书籍或者其他事物，必定有其积极意义存在，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他们，并不能一味反对或赞成。学习历史便是为了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精华为我所用是对待历史事物的正确态度。因此，探究《急就篇》的教育内容及其思想以及追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不仅仅是为了体会古人无穷的智慧，更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挖掘其中实用性的东西，以推动当今社会启蒙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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