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之暴力描写初探

　　摘要：介绍《聊斋志异》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概况，大致介绍所谓的暴力行为和艺术上的暴力描写，探求文本单篇作品进行概括分析，针对此中的不同的暴力描写进行分类，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性暴力行为的描写，寻找文本单篇作品进行归纳分析，从艺术效果和作者男性中心心理以及封建社会背景分析暴力描写的原因，从而上升到对《聊斋志异》暴力描写的思想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分析描写这些暴力行为的作用，从而以《聊斋志异》的暴力描写为突破口对《聊斋志异》和蒲松龄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暴力描写；原因；作用；评价

　　作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的《聊斋志异》是说鬼话狐为主要内容，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他的作者蒲松龄，一生处于雅俗之间，在雅人与俗人之间，在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创作了亦雅亦俗的文学巨著。《聊斋志异》艺术成就很高，进入8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研究热潮，著述甚多，比较集中在艺术方面的探讨，如对志怪特征的把握以及对情节、人物、语言方面的研究，总结了它的创作经验；再者以《聊斋志异》的写作心理以及文化学角度为突破点的研究是80年代以来流行的研究思潮，但纵观《聊斋志异》近几年的研究论述，有关暴力描写的论述寥寥无几，而雅俗共赏的《聊斋志异》，在内容描写上不可否认的有诸多其特色的暴力描写，因此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聊斋志异》暴力描写的思想艺术作深入的研究。

　　所谓的暴力行为是指采取一些对受害者的身体、精神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可能直接危及受害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一般来说，造成暴力犯罪的一些直观表诉可以说是暴力行为。而本文探讨的文学艺术上的暴力行为描写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化，比如加上特定历史背景的社会、家庭的暴力行为描写，艺术化想象世界里的暴力描写，如幽冥暴力行为描写，以及语言暴力造成的精神暴力描写、性暴力描写等。纵观全书，聊斋篇目中有《马介甫》、《江城》、《潞令》、《向杲》、《窦氏》、《博兴女》、《席方平》、《霍生》、《红玉》、《五通》、《伏狐》等篇涉及到暴力描写，这些暴力描写所蕴含的张力和隐而不彰的意图和含义很值得研究。

　　《聊斋志异》中有一部分篇章内容是穿插着暴力描写的，以下对这些暴力篇章内容进行分类，分别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行为的描写，分析这些不同暴力行为描写的原因。

　　所谓的身体暴力可以理解为所有对人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聊斋志异》中，描写身体暴力的场面诸多，通读全书的基础上，可以分类为家庭暴力、社会暴力和幽冥暴力三种主要形式，以下将从这三种形式分析。

　　1、家庭暴力

　　在众多聊斋暴力描写篇目中，家庭暴力是一个特殊的为历来研究者所发现的一个重点，这不单是因为这类篇幅描写较多，还因为其冲击了儒家所倡导的“贤德妻房”的人之大伦，古代文人墨客期待的是香草，收获的却是荆棘，贤德妻房的美梦却被悍妇妒妻的血腥梦魇所取代。例如《邵女》、《江城》、《马介甫》、《珊瑚》、《张诚》等篇章中悍妇妒妻如魔鬼般残酷的虐待小妾和丈夫以及对悍妇妒妻的惩戒暴力的描写，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文学描写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江城》中，樊氏与高生的婚姻起于浪漫相会，新婚燕尔本该温馨和睦，但是樊氏生气时，却是“其初，长跪犹可以解”直至后面高生跪到膝盖无感犹不可解气。尔后发现其丈夫偷偷藏妓于书斋中，樊氏更是“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至此樊氏的悍妇暴行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后文樊氏的暴行更为血腥，“一日，与婢语，女疑与私，以酒坛囊婢首而挞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翦翦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5]851只是因为与婢女私语，竟是剪下两人腹间的肉在交换着缝合在一起，这暴行堪称悍妇虐夫残酷之最。《马介甫》中的奇悍女子尹氏，不但虐待丈夫还虐待小妾、公婆、弟妇等人，在发现小妾怀孕五个月后更是毒打一顿，之后还不罢休“妇以为伪，就沓搒之，崩注坠胎”短短数语便道出一个凶残、充满暴力色彩的悍妇形象。[5]715

　　在《聊斋志异》中类似的家庭暴力描写层出不穷，充斥着犹如酷刑的暴力色彩，在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读者心中自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妒妻悍妇的印象，这在蒲松龄的笔下是为了表达在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下，妇女的丑与恶的一面，作品中只要有妒妻悍妇出场，大多伴随着嗜血的暴力，而妒妻悍妇下的男性多是隐忍，于是为了挽救夫纲晃动、妻位动摇的婚姻危机，蒲松龄又描写了悍妇们被教化惩罚的暴力场面，最为具体的是《马介甫》中的三次对尹氏的惩罚，无不带有浓重残酷的暴力色彩，其中丈夫杨万石作为对尹氏的第二次惩罚，“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血淋淋的酷刑场面。[5]715因此从蒲松龄所处的社会的角度来看，家庭暴力的描写通常是为了塑造一系列惹人厌恶的悍妇妒妻形象，作为后文维护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潮所行使的暴力惩戒的铺垫，即维护男享男尊女安女卑，妻居妻位妾守妾道的伦理纲常。

　　2、社会暴力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僚，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江淮地区连年水灾，人民的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见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5]2于是，蒲松龄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社会暴力创作之中。

　　（1）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压迫人民的暴行

　　《红玉》中，被罢官还乡的宋御史觊觎冯生妻子的美貌，居然在青天白日之下就派人抢夺，老父欲拦却被其打死，弄得冯生家破人亡。而后恶人被诛，本该是报仇雪恨之时，官府却包庇宋御史的罪行，不问青红皂白逮捕了冯生，令其“屡受梏惨，卒无词”。[5]269《潞令》中的宋国英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5]712鱼肉残害无辜百姓，杖毙者之多，狼藉满庭，犹不悔改，还炫耀自己不到百日就已经杖杀了58人。《续黄粱》中，一个喝醉酒的人碰了一下曾生的卤簿，曾生很快就派人把他绑住送给京尹，立毙杖下。《冤狱》中的邑令，对杀人嫌犯与朱生“榜掠之，五毒参至，妇不能堪，诬伏”。[5]973豪绅恶霸也利用和贪官污吏的权钱关系鱼肉压迫普通民众，横行霸道。《向杲》中因为那豪绅庄公子图谋霸占波斯不成竟是随意支使下人将向晟“折棰答之，垂毙乃去”。[5]831《窦氏》写恶霸南三复诱奸了一个淳朴的农家少女，在她怀孕以后又将其抛弃，生产后母子被逼，僵死在南三复门前。[3]175可以说，作者刻画这一幅幅官虎吏狼、豪绅恶霸对人民的压迫暴力场面，主要是为了体现当时的社会矛盾，揭露政治的腐败和封建统治阶级罪恶，反映当时强梁世界的本质。

　　（2）压迫下人民的反抗的暴力行为：在《聊斋志异》中不仅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压迫者的罪恶，而且总是借助于现实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梅女》中的典史，在受到杖击、簪刺后患脑病而死；《梦狼》中的白甲，不仅被冤魂砍下脑袋，而且被一位神人被一位神人将其头歪装到脖子上，使之“目不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红玉》中的宋御史，被行侠仗义的虬髯豪客杀了一家五口；而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则是《续黄粱》中对曾孝廉的惩罚，作者真是别出奇想，写他被冤民杀死以后到了阴间，下油锅、上刀山还不解恨，又将他生前所贪占的三百二十一万钱，全部烧化灌进他的嘴里。[3]176又如《窦氏》中那个遭冷酷刽子手的南三复扼杀农村姑娘，因为贪官污吏与豪绅恶霸的狼狈为奸，而冤屈难伸，最终化成厉鬼把南三复杀死，完成了复仇。另外还有《博兴女》博兴女惨遭某势豪欺凌杀害后化为龙，攫某首而去，为自己报仇雪恨；《向杲》讲述了向杲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无法为兄伸冤，而化身为虎杀死仇人，如果做人要常常受欺凌，受压迫，听任宰割，有冤难伸，那倒真不如暂时作虎，可以凭其钩牙利爪，奋力一扑，置仇人于死地，一消胸中之冤气。这类复仇暴力行为描写既能满足受众对正义结局的渴望心理，也与蒲松龄自身的儒家道德观和当时时代背景，官僚腐败有关。

　　3、幽冥暴力

　　蒲松龄才高而不得志，却始终是个积极入世者，对人对物，于时于事十分热心。宦海的黑暗，宦途的混沌，现实的险恶，这一切都让他满怀忧愤之情，满腔孤愤狂痴之语欲诉说。可作者随处的清朝初期，正是文字狱风行的年代，要说的话只能假“鬼狐史”而“垒块愁”，于是就出现了一会儿是狐妖鬼魅，一会儿又是世俗真人；一会儿飞天遁地，一会儿又回至人间的特殊的艺术画面。因此此处探讨的幽冥暴力就是建立在此艺术手法的基础上，暴露官场的黑暗。

　　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的代表篇章有《席方平》，讲诉的是阴曹地府接受富豪羊某的贿嘱，致使席父席廉惨死，为了为父申冤，主人公离魂赴冥司，反遭荼毒，历经磨难，最后上诉上帝和二郎神，才得到公正的判决。他一诉城隍，城隍批覆他所告无据，一推了事；二诉郡司，更落得“备受械梏”，并被鬼役押送归家；三诉冥王，却在那里经受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他始而被笞二十，继而被火床炮烙，骨肉焦黑，苦不得死，再而被锯解，脑辟身裂，剧痛难忍…..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血肉模糊、令人胆战心惊的血腥暴力场面，让人不禁愤慨这城隍、郡司、冥王这层层阴司权利部门，竟都是些都是贪贿、暴虐之徒。《考弊司》中的考弊司是冥间的一个部门，此类似于人间官府的部门，堂下的石碑铭刻着“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这八个大字，可是主事者鬼王却是专门行其职权只为xxxx压榨无辜之流，刚来的秀才“不必有罪”，“例应割髀肉”，只有行贿才可赎免。闻人生梦入其间恰好目睹了无辜秀才惨惨然被鬼吏割肉的一幕，愤愤而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这无一不是对现实的映射。而幽冥世界里这些似是游戏之语，实际上既是对幽冥之神的讽刺，也是及其明显地将人世间官府的黑暗、官僚的贪暴映射出来，使读者自然的意会到幽冥世界和人间官僚的对应关系，实质上对幽冥世界黑暗的揭露就是对现实人间各种官僚腐败的揭露。

　　1、家庭精神暴力

　　主要体现为家庭成员间的言语暴力，即家庭主要成员之间威胁辱骂，侵犯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对家庭成员造成的精神折磨。如《江城》中“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聒于耳”。[5]851这样的暴戾言语不禁让高生瑟瑟然，不敢与之相处，宁愿住在书房，已经完全从一个风姿卓然的意气书生变成一个惧内瑟缩的小男子形象，可见这家庭精神暴力之害。《吕无病》中王天官之女王氏，性格骄横，嫁入孙家以后，仗其家世鼎盛、颜色艳丽，丈夫宠爱更是无法无天，对待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都能下得去狠手，吕无病爱子心切回护着亲儿几句，便被王氏呵斥道：“贱婢丑态！岂以儿死胁我耶！无论孙家襁褓物；即杀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5]1112这样肆意辱骂，无所顾忌的王氏对于孙氏一家造成的精神暴力，可想而知，那本该天真无邪的童稚小儿，被王氏的凶恶吓到生病，甚至在后面是被她的一句话直接吓到背过气去，这是何等凶煞的精神暴力，在这样的精神暴力压迫下，孙家更是日夜不安，家犬不宁。《张诚》中牛氏对前妻之子张讷，苛责虐待，不时辱骂，其子张诚因为敬爱兄长，在帮忙张讷砍柴的路上失踪了，生死不明，是非不分、蛮横粗野的牛氏得知儿子下落不明，越发辱骂张讷，甚至于在张讷因为内心的愧疚和自责自杀未遂，奄奄一息之时，更是铁石心肠的哭骂道：“汝杀吾儿，欲劙颈塞责耶！”[5]243如此冷酷无情的辱骂，成为了压垮张讷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乎发展到这里，张家便是真成了妻离子散的局面。

　　蒲松龄通过这些言语暴力是为了生动的刻画古代家庭中妒妇悍妻对家庭成员进行的言语辱骂，使家庭成员饱受精神折磨，更是致使一出出家庭悲剧。这一精神暴力的描写是为了丰富人物形象，使悍妇形象和家庭暴力更为鲜活，也为了下文蒲松龄进行悍妇的惩戒，从而使夫权父权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了铺垫。

　　2、社会精神暴力

　　主要表现为旁人对受害者的诽谤中伤之语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的社会精神暴力，如《霍生》中霍生从妻子那偶然知道严生的妻子私处的秘密，诽谤其妻子与自己私通为玩笑，导致严生对其妻子的暴力行径，最后妻子自杀的悲剧结局，以及后半部分的王生对某妻的玩笑中伤，导致某生的家暴行径。《青凤》中老叟撞见自家侄女与耿生的私情时，叟怒曰：“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这样的责骂中伤之语，虽是发生于小家之中，但是深思老叟对青凤的责骂之语，这其中并不仅仅只是体现老叟的顽固，更多的是展现老叟作为一个封建大家长的角色定位，这里青凤嘤嘤哭泣的不止是在老叟诟骂下的尴尬羞耻，更多的是处于那个在封建礼教等社会精神暴力的层层束缚下，不堪内心礼教的呵责，因而在开头与耿生的爱情也就无疾而终。类似的还有《红玉》里冯老头夜间发现相如与红玉的私情骂曰：“畜产所为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学浮荡耶？人知之，丧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寿！”[5]269此等责骂之语，在当时的封建礼教的教条下无疑给女性的精神暴力是极具冲击性的。

　　以上这些中伤之语造成的精神暴力，是为了塑造各具特色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青凤》中封建大家长式的老叟，虽为狐，但却深受封建礼教的荼毒，通过这极具人物特色的言语暴力将这老叟的形象直面而来，跃然纸上；同时也是蒲松龄为了表达人物心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种手段，如《霍生》的故事情节发展，契机就是那好事之徒霍生与王生的诽谤之语，而饱受社会的精神暴力，最终酿成悲剧；最后，《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也是极具研究，语言暴力作为其中的一项分支，雅俗并赏，也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审美心理。

　　一般而言，男人强奸女人也不单涉及男性性欲发泄的问题，还涉及性别之间强弱的权力关系，即强行进入被视为弱者的女人的身体还能够满足施暴者侵犯、占有、操控、掠夺等属于强者的权力欲。

　　这放在蒲松龄所在的明清之际的封建礼教统治思想下的社会就更能说的通了，因为这性心理实质，所以所谓夫权、所谓男权都在伦理道德的庇护下日趋壮大，因此《聊斋志异》中才能无所顾忌的展现令女性读之生厌、男性欲罢不能的性暴力描写。

　　《五通》写旧时吴中一带的妖怪“五通”奸淫良家妇女的故事，其开头云：

　　有赵弘者，……妻阎氏，颇风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剑四顾，婢媪尽奔，阎欲出，丈夫横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爱汝，不为汝祸”因抱腰举之，如举婴儿，置床上，裙带自脱，遂狎之，而伟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吟欲绝，四郎亦怜惜，不尽其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当复来”乃去……至明，（夫）视妻惫不起，心甚羞之，……妇三四日始就平复，而惧其复至，……对烛含愁以俟之，无何，四郎谐两人入，……妇羞缩低头，……心惕惕然，恐更番为淫，则命合尽矣……四郎挽妇入帏，妇哀免，四郎强合之，血液流离，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妇奄卧床榻，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约妇痊可始一来。积两三月，一家俱不聊生。[5]1406

　　张竟生评之为“诲淫教暴”之文，细想这一则，尽管将施暴者写作一匹马变得妖神，最后也得到了正义的惩罚，但不能否认的是作者写这一性暴力过程是那么详细，甚至有美化之词欲以淡化这性暴力，比如“怜香惜玉”之心，“怜惜，不尽其器”，“约妇痊可始一来”等开脱、美化之词，但在而今读来，仍是感到不适，这番惺惺作态，本质仍然是女性的受虐与男性对其性暴力产物的欣赏。

　　《聊斋志异》中“诲淫教暴”的篇目，除了《五通》，还有比如《巧娘》、《林四娘》、《伏狐》、《念秧》、《伍秋月》、《荷花三娘子》、《林氏》等等。

　　《犬奸》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所谓男子中心论，即在开头所说明的强者的权利欲，除了喜爱自己成为那施虐的一方，更深的一层心理层面还有喜欢看女性所受的性虐待，以此寻求来满足男权欲的快感，如文中最后妇与犬被押赴刑场的路途中甚至有围观群众想要看其苟合之态，不惜用钱财贿赂差役，差役为谋取私利，便让犬妇相交，可悲到直至“后人犬俱寸磔以死”的悲惨结局。[5]50

　　《聊斋志异》中的性暴力描写具有鲜明的男权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性的自我中心意识，涉及性暴力描写中的男女交合，通常不顾女性感受，主要在于以男性为主导，所以，

　　《犬奸》《五通》《伏狐》等性暴力描写，从社会性来看是男子作为强者的自我体验，也是当时社会夫权为大的思想，强调女性的驯服，是男性夫权意识的体现，也与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背景、儒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标准有关。

　　在身体暴力中的一系列的人民反压迫的暴力描写中，如《梅女》中的典史，受杖击、簪刺而死；《梦狼》中的白甲，受到砍脑袋，将其头歪装的处罚；《续黄粱》中曾孝廉，被冤民杀死，下油锅、上刀山，烧化生前的xxxx之财灌进其嘴里等复仇描写，虽然文字描述上是同样凶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暴力描写，但是读来却是让读者心中快慰，酣畅淋漓，因为这类复仇暴力行为描写满足受众对正义结局的渴望心理，总体来说成就了中华传统的渴望快意恩仇的美满结局的阅读期望。

　　家庭暴力中及其生动的刻画古代家庭中妒妇悍妻对家庭成员进行的言语辱骂，以及种种暴力虐待的描写，使家庭成员饱受折磨，更是致使一出出家庭悲剧，塑造一系列惹人厌恶的悍妇妒妻形象，多角度丰富人物形象，使悍妇形象和家庭暴力更为鲜活。同样精神暴力中的语言暴力描写，如《青凤》中封建大家长式的老叟，虽为狐，通过这极具人物特色的言语暴力将这深受封建礼教荼毒的老叟的形象描述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因此这种暴力的描写可以说作为蒲松龄具现化各种人物形象的一种途径，完美的具象了各具特色，性格分明的文学形象。

　　不同的语言描写有利于展现不同的艺术效果，言语暴力作为其中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有利于蒲松龄在创作过程表达书中不同人物心情，同时也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种手段，如《霍生》的故事情节发展，契机就是那好事之徒霍生与王生的诽谤之语，从而使那无辜人妇蒙受封建社会的精神暴力，直至酿成家庭悲剧。蒲松龄在创作不同人物的语言暴力上，采用白话与文言结合的方式，极具个人特色的言语暴力创作，在言语表达上精炼传神，将言语暴力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机的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形象的细节描写，增加了聊斋故事的真实性。

　　在性暴力部分的探讨中，对于所涉及的性心理，即可联系蒲松龄所在的封建礼教统治思想下的社会，因为这性心理实质、夫权、男权都在伦理道德的庇护下日趋壮大，有利于探讨《聊斋志异》中的性暴力描写的男权色彩，从中分析蒲松龄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意识。而在家庭暴力中的妒妻悍妇的暴力描写中，通过夸张的、带有蒲松龄明显个人情感的暴力描写中，可以看出在男性为尊的社会思潮下，男性极力渲染悍妇的丑恶嘴脸。因此暴力描写作为一种分析当时男性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手段，有利于得出在性暴力中看出男子作为强者的自我体验和当时社会夫权为大的思想。

　　《聊斋志异》中暴力描写从日常表现和文学人物的形貌刻画上来说，是通过精神暴力与社会暴力相辅相成，其中精神暴力的言语暴力是通过改造书面文言文，吸收日常白话文，将二者提炼结合，使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雅俗并赏，通俗活泼，形成了《聊斋志异》简练活泼、雅洁流畅、独具特色的言语艺术美。另外通过暴力描写促进情节发展，有利于让受众更深刻的从看似凶暴的情节描写背后感受当时的社会矛盾，体会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情节安排上合理的加入暴力描写，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曲折绮丽的情节美。

　　从社会批判角度看，有些暴力行为是当时社会环境下人民生活的反映，好的文学作品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聊斋志异》中的种种暴力描写，如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中的社会身体、精神暴力的描写，有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对人民种种压迫的暴力行为，也有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下当时人民的思想状态，这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探究当时社会的有利证据。另一方面，分析作品的暴力描写，亦可结合作者本身的经历，如社会暴力的贪官污吏欺压普通百姓的暴力行径以及在压迫下人民的反抗，这两个部分的暴力描写，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完全不同，前者是义愤填膺，读来让人愤恨之至，而后者是让人感觉公理正义，细细品之不禁令人拍手称快。从这个角度分析，能够看出蒲松龄对黑暗的吏治社会的厌恶，以及对封建压迫下的无辜百姓的同情心理。

　　从暴力与女性的角度看，又体现了当时男权中心下对女性的精神、肉体伤害；如身体暴力中的家庭描写是体现明清之际某些女性族群开始挣脱礼教的束缚变的“悍暴”起来，不再是维封建礼教是从的传统女性，但是蒲松龄也摆脱不了时代背景的局限，认为这些女性需要被教化，于是在家庭暴力中运用大量的笔墨去描述悍妻妒妇的凶暴与残忍，以及对这些悍妇的惩罚暴力描写，也是凶暴之及，可以看出蒲松龄依然是封建夫权父权的男性中心理论的支持者。另外，在性暴力部分剥露显现出来的血腥暴力是那么刺目，却被作者写的津津有味，即男性作者的性心理实质，绘之甚细的性暴力，其实是作者在想象自己的性暴力与技巧，描述女性承受的剧痛以此来显示在他们眼中的女性的奴心妾性，实在是不堪至极，男性作者如此风淡云轻的看待性暴力，不禁也将当时封建时代的男性自我中心主义显露无疑，这可以说是《聊斋志异》的负面影响了。

　　当然《聊斋志异》中也有对一些不公现象的暴力英雄式描写，是一种快意恩仇，让人赞扬的行为。如在身体暴力中的一系列的人民反压迫的暴力描写中的复仇描写，虽然文字描述上是同样凶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暴力描写，但是读来却是让读者心中快慰，酣畅淋漓，满足受众的审美心理。

　　探讨《聊斋志异》和蒲松龄本身的思想，从古至今的方法途径甚多，而今从《聊斋志异》的暴力叙述为突破口探寻作品与作者本身的积极与消极方面。自古便有的“发愤著书”在《聊斋志异》中也得到了良好继承，蒲松龄称之为自己的“孤愤之作”，他在仕途上的挣扎，在现实的苦闷，都表现在了社会暴力中那种种揭露贪官污吏、批判险恶世情，表现封建社会的可怖，在这一幕幕带有冲击性的暴力描写中，从中表达他同情人民生活的疾苦以及对黑暗社会的厌恶，这是其积极的方面。

　　一般来说作品的创作一般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体现，在明末清初封建旧有观念开始动摇之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性暴力与家庭暴力，依然没有办法跳脱出时代的局限和所谓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尤其是其中性暴力的描写，对古代未婚女性的精神冲击是极大的，这部分也可以说是《聊斋志异》比较严重的局限了。

　　当然，《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中的空前绝后之作，虽是从其中的暴力描写出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糟粕，但瑕不掩瑜，从暴力描写中展现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成就，如言语暴力描写中的提炼通俗日常白话语，结合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使《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变的雅俗并赏，通俗活泼。

　　总而言之，《聊斋志异》以及蒲松龄本人就如同浩瀚无垠碧空，蕴含深远的意义和内容，从暴力描写的角度去研究其内涵，事物均有两面性，自然有积极有消极，《聊斋志异》的本身艺术成就自是言之不尽，同样人无完人，蒲松龄也不是完全超脱于现实的完人，也是存在的一些局限和糟粕，如一夫多妻、封建大家长说教、男权主义等，但是这些都是瑕不掩瑜，总体上来说《聊斋志异》和蒲松龄的积极倾向是掩盖不了的。那些消极影响如同珠玉中的小小浮尘，不妨看作是作者在仕途坎坷，家境惨淡下，对于一生蹭蹬中的美好幻想，在这或是快意恩仇，或是纯粹发泄的暴力描写之间，托付一介寒士的理想。

　　［1］印秋丹.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男权意识[J].青年文学家.2014(11)

　　［2］李志亮.从<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妒女形象看蒲松龄的男权思想[J].美与时代:城市2013(09)18-18

　　［3］周先慎.明清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沈素因.论蒲松龄的暴力与嫉妒——从《聊斋志异》的妒悍妇谈起[J].蒲松龄研究.2008（02）

　　［5］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J］.读书,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