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云楼题跋》与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

中文摘要

钱谦益（1582—1664），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藏书家、文学家、史学家。作为文学家，他的诗歌影响了明清两代，其开拓的虞山之学更是通经汲古，正本清源；作为史学家，他笔耕不辍，撰修《明史》，以修史为己任。除此以外，他亦是以藏书名冠江南，其绛云楼有“大江以南，藏书之家，无富于钱”的说法。他的藏书之功一方面与其文学思想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他校勘之学的重要体现。近代以后，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收集整理了钱谦益的各类藏书题跋，并编录《绛云楼题跋》。该书所集的各类题跋为我们研究钱谦益文献学成就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佐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探讨明代文学与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演变，研究明七子、归有光、汤显祖等人对钱谦益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二、研究《绛云楼题跋》中蕴含的钱谦益文学文献学成就，包括其版本学、校勘学价值。

三、探讨《绛云楼题跋》中体现的文学理论，从题跋中管窥钱谦益的文学思想。

本文将从《绛云楼题跋》出发，从版本、校勘等方面研究钱谦益的文献学成就也将考察其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价值，进而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钱谦益；《绛云楼题跋》；文献学成就；文学思想

前言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文献学家。是被誉为“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领袖。在文学和诗学批评上，他开有清一代之先河，其文学思想和诗学批评对清初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是虞山之学的宗主。在文献整理方面，他又是当时瞩目的藏书大家，其建造的绛云楼，曾被列为江南藏书楼之首。无论是文学抑或是文献学方向，研究钱谦益的学术成就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明末清初的文坛流变与风气。

（一）钱谦益生平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江苏常熟人。钱谦益出生于家学渊源的海虞钱氏，他的父辈及祖上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在这种家学的影响下，钱谦益儿时学习治史之法，十五岁时，他随父拜见东林顾宪成，虽未入仕，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上已系身东林，为其以后在政治上成为东林党魁奠定基础。

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谦益北上会试，落第而还；万历三十八年（1610），钱谦益再次会试并获得首辅叶向高的赏识，但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未拔得头筹。此后几十年，东林党与阉党斗争不断，钱谦益也随着东林党人的沉浮几经易辙，或是在朝为官，或是在野闲居。

崇祯元年（1628），阉党瓦解，东林党再次崛起，钱谦益亦重新委以重用，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但受小人排挤，未能入阁，成为钱氏政治生涯一大憾事。崇祯十四年（1638），钱谦益迎娶江南名妓柳如是，与江南藏书家毛晋、曹溶等人交好并在常熟修建绛云楼。弘光二年（1645），清军攻入南京，钱谦益主动献城，迎降清军。但是降清的钱谦益并未受到清廷的重用，而与阉党媾和、主动降清则成为了钱谦益一生的污点。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失火，绛云楼藏书尽数毁于大火。晚年钱谦益无心朝政，皈依佛门，直至康熙三年（1664）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钱谦益一生仕途多舛，几经沉浮更是因为降清英名受辱。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下令销毁钱谦益的著书，并被编列《贰臣传》。但是政治上的污垢并不能掩盖其在学术上的造诣，作为“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学巨子，钱谦益的文学思想是明末清初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研究现状概述

钱谦益一生中夹杂着多重身份的转换，他在政治上的东林党魁也是降清又反清的明代遗民，对于他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虽然因为“贰臣”的原因他的书籍在清代被禁毁，但是作为文坛“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巨子和东林党党魁，他是后人研究明末清初时期文化思潮和文学时不可跳脱的一环。近代以后，学者开始重视对钱谦益的研究：在政治上有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虽是为柳如是立传却旁证引博考察了钱谦益降清一事；文学上先人钱仲联先生主持校标了《钱牧斋全集》，为后世研究钱谦益著述提供原始史料保证；在钱谦益的诗学理论上也有裴世俊先生撰写的《钱谦益诗歌研究》、《钱谦益古文首探》等书研究其诗学思想，探求其诗学理论。可以说20世纪以来研究学者们开始关注钱氏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钱谦益逐渐受到重视。

虽然前辈学人们开始重视钱谦益其人及成就，但是在其文学思想方面上，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出现专著。孙之梅女士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是最早、最具系统性专门研究钱谦益文学思想的论著。她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钱谦益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的同时也研究了钱谦益在政治、佛学和文学方面体现的思想。这本书从钱谦益的家世生平说起，系统性的论述了钱谦益不同时段文学思想的转变，为我们研究钱谦益的文学体系的构成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文献材料，是研究钱谦益文学思想最详尽的专著。在研究钱谦益文学思想方面上，孙之梅女士延续了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所提出的钱谦益文学思想内核为“灵心、世运和学问”的思想，对它们三者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成为之后学人研究钱氏思想的重点研究方向。但是此书主要论述的是钱谦益中早年文学思想的转向，对于钱氏晚期的变化并没有进行详尽的描述，也没有仔细论述钱谦益思想中的矛盾之处，这也是我们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21世纪初，丁功谊先生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这本书除了在历时性方面研究钱谦益文学思想以外，还重点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运动，动态地研究钱谦益文学思想发展的全过程。除此以外，丁先生还创造性地从哲学（心学）层面研究其文学思想的形成，弥补了近代以来对钱谦益心学思想的空白，在孙之梅女士的专著的基础上更加细化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研究。同时，他还针对钱谦益的文学思想分列主题，讨论他文学思想之间的内涵和内在关联，丰富了我们对钱氏文学思想的理解。除了研究专著，邬国平、罗时进、刘守安、王俊义等学者也发表了与钱谦益文学思想有关的学术论文，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钱氏文学思想内涵。

除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于钱氏藏书的成就。上个世纪60年代初，柳作梅先生率先发表《牧斋藏书研究》的学术论作，系统得梳理了钱谦益的藏书特色及其后世影响。到了90年，X的简美娟女士发表论作《钱谦益藏书研究》，但受到地域和时代的影响，这两部学术论文和专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很少被发掘利用。21世纪后，王红蕾先生的博士论文《钱谦益藏书研究》出版成书，从钱谦益的家世说起，论述了其藏书过程的同时主要在藏书旨趣、藏书流散等方面考订了钱氏的藏书成就，他主要利用海内外现有藏书书目和书志题跋以及钱谦益所纳明清文集研究钱氏藏书功用，并考察了题跋在钱谦益藏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王红蕾先生还重点考察了《绛云楼书目》的编纂得失和源流，是研究钱谦益文献学思想和《绛云楼书目》的重要论作。武汉大学袁丹的硕士论文《钱谦益与文献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张婧的《钱谦益的文献学成就》分别从图书编纂学和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角度对钱氏文献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两部硕士论文都是从钱谦益整体的著作来把握钱氏的文献学思想的，没有以个别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考量。钱谦益著作等身，对于他的著述的专门研究也有很多，例如苏州大学孔爱峰的硕士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编纂学研究》和郑州大学李光杰的硕士论文《〈绛云楼书目〉研究》分别从钱氏的《列朝诗集》和《绛云楼书目》两部著作出发，研究其编纂学、版本学思想，丰富了钱氏文献学思想成就，为我们研究《列朝诗集》和《绛云楼书目》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文献学资料。山东大学王雅新的硕士论文《〈绛云楼题跋〉研究》是为数不多以《绛云楼题跋》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她从文献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多方位的研究了钱氏成就，重点研究了其在考订、藏书史料等方面的文献学价值和题跋中的史学价值。而对于《绛云楼题跋》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研究却少之甚少。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方法

《绛云楼题跋》是近代潘景郑先生将钱谦益的藏书题跋整理收集编成的，其中所纳尽为钱氏题跋之精华。钱谦益的题跋或用于记录、评述藏书源流和版本目录，或是用来抒发自己诗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是研究我们研究钱谦益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是作为钱谦益学术成就的书籍，历代对其研究却少之甚少，多数也只是专注于其体现的文献学成就而未能继续研究钱谦益为文集所作的跋中蕴含的文学思想。

本文将以《绛云楼题跋》为文本依据，根据其中所纳的文集题跋研究钱谦益的文学文献学成就和文学思想，考察《绛云楼题跋》中所体现的文学理论成就，探究题跋中所体现的钱氏的文学文献学成就和他的思想内涵，在为钱谦益文学思想提供更多佐证的同时进而对钱谦益的学术成就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章钱谦益与明代文学接受

关于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形成，孙之梅先生在《钱谦益于明末清初文学》一书中根据时间节点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历三十四年前（即家世教育和早年经历）[详见于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第43页。]；第二阶段是万历三十五年至天启元年，是从钱谦益与嘉定学派、汤显祖等人交往中来看其文学思想的转变[详见于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第123页。]；第三个阶段是天启二年至崇祯十七年，是从政治、文学、佛学等方面的思想来研究钱谦益思想的[详见于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第233页。]。从中我们发现，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明代文化的嬗变是分不开的，这中间更离不开当时文坛先驱对其的影响。钱谦益在《宋玉叔文集》中总结过其学文历程：“弱冠时，熟烂空同弇州诸集，至能闇数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毘陵唐应德所云。三岁孩作老人形耳。’长而读归熙甫之文，谓有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而练川二三长者，流传熙甫之绪言。先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弇州艺苑巵言，如金科玉条。及观其晚年论定，悔其多误后人，思随事改正，而其赞熙甫。则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盖弇州之追悔俗学深矣。二也。午未间，客从临川来。汤若士寄声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以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眞，且从宋金华着眼。’自是而指归大定。三也。毘陵初学史汉为文，遇晋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然改辙。闽人洪朝选撰晋江行状，区别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后。好奇者旁归于罗景明。吴人蔡羽与王济之书，极论其侧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学之流传，确有自来。四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无论是早年崇拜王世贞，抑或是后来私淑归有光，结识汤显祖，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文坛先驱的指导。可以说，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演变是在对明代文学不断接受下形成的。

第一节准备期

钱谦益文学准备期大约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处在明七子由盛转衰的时代，对于明七子的领导人王世贞和李梦阳，钱谦益自是十分崇拜的，他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写道：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47页。]

在明七子的影响下，钱谦益早年的创造偏秦汉派，喜好古文。孙之梅女士认为，钱谦益追随七子不仅学习秦汉古文，“也能溢出‘文必秦汉’的畛域而师范宋文。”[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页。]作为宋代文学巨子的苏轼，在明代文学论争中成为了各家论辩的武器，公安派袁宗道有“白苏”斋，借苏子和白居易来宣泄政治情感。而王世贞晚年喜好苏轼文风，有“用宋”之说。在《弇州续稿》中曾多次谈及苏子文论以改变复古派“不本于情实”的弊端。在王世贞的影响下，早年钱谦益读书时亦多涉苏子，在《苏长公文》一篇中就曾称赞苏子之文乃“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总体来说，在明七子的影响下，早年钱谦益虽偏好秦汉古文，但亦习得宋文的范式。

虽然后来钱谦益转向批驳王世贞等人文论，并删掉了自己早年的创作。但是，明七子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七子的影响下，他曾创立拂水文社，在江南地区称盛一时；在复古派的渲染下他学习秦汉古文，并为他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种“嗜古”的影响下，钱谦益后期才能更好的接受嘉定学派思想，从而由喜好秦汉转向学习唐宋名家的古文。

第二节形成期

如果说早年追随王世贞、李梦阳等人为钱谦益文学观打下基础，那么在万历三十五年后（1607），钱谦益北上会试，结识汤显祖、嘉定学派，到天启元年（1621）“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源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瞌睡于梦呓之中，不觉流汗浃背。”[(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47页]则使他的文学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一、师法汤显祖

汤显祖在与钱谦益交往中率先流露出的是其对七子的不满。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曾记载：“‘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63页。]不难看出，汤显祖不满当时文坛风气，并极力批驳王世贞、李梦阳之学，认为他们的文章都是赝文。又有钱谦益在《初学集·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中记载汤氏对其弟子许子洽的话：“吾少学为文，已知訾謷王、李，搰搰然骈枝俪叶，从事于六朝。久而厌之，是亦王、力之朋徒，……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王之学，而吾年已往，学之而未就也。”[(清)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5页。]汤显祖在学习文道的过程中意识到明七子只追求诗文法度格调的弊病，而转向学习唐宋派的文风。所以他在贬低王、李“拟古”弊病的同时也意在标榜新的文学宗主——宋濂，他也将这份学习宋濂的期冀寄送给钱谦益，让他“勿漫视宋景濂”并学习古文之道。今人丁功谊先生认为，汤显祖这种对宋濂的推崇源于他们文统观的相似性，他们的文统观都是源于六经而溯于唐宋的。钱谦益也在为汤显祖文集做的序中曾提到：“义仍有忧之，是故深思易气，去耆割爱，而归其指要于曾、王。夫曾、王者，岂足以尽古文哉。其指意犹多原本六经，其议论风旨去汉、唐诸君子犹未远也。”[(明)汤显祖著:《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33页。]汤显祖以曾巩、王安石为尊并学习唐宋古文，故而汤氏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这恰与宋濂在《文原》中所提到的文统思想相似。汤显祖纠正王、李的“俗学”和明七子追求复古的弊病而意在学习唐宋派，有志于曾巩、王安石的学问。而宋濂则倡导宗经师古，认为师古是要师其道而非学其辞章的华丽，这种治学思想是一种对于七子“拟古”的剽窃之风的批驳更是与唐宋派“明道”之说相继承。所以汤显祖推举宋濂就是希望钱谦益能够重新审定，走出“文必秦汉”的苑囿，学习唐宋古文之风，振兴古文之道。

钱谦益与汤显祖相交，使他意识到早年盲目追随七子的弊病进而重新研思，学唐宋古文之风。当然，汤显祖对于钱谦益的规训不仅仅是对他的文学观调整与重塑，他“至情”的文学思想亦被钱谦益所接受，并成为其文学观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交往程嘉燧

钱谦益北上会试途中除了结识了临川汤显祖，也认识了一批以李长蘅为代表的嘉定籍文人。而通过李长蘅，钱谦益又结识了一大批嘉定学派的文仕，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对他诗学理论影响巨大的程嘉燧，即《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所提到的“练川诸宿”。比起汤显祖的寄语劝勉，程嘉燧的影响则是体现在诗学批评上的。

孙之梅女士将程嘉燧的诗学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诗歌本质论的把握，程嘉燧强调诗歌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二是师法论，认为“拟古”不应只拟格调，更应知古人之人而后学其诗；三是对明七子和竟陵派的鄙薄。程嘉燧所处的正是七子衰微，竟陵复盛的时代，程氏一针见血的抓住了七子“模拟声调”和竟陵“僻涩晦蒙”的弊病并加以抨击。同时，丁功谊先生认为，程嘉燧的诗歌成就是由性情和格调两方面组成的。《列朝诗集小传》中曾言：“盖孟阳之诗成，……其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每遇知己，口吟手挥，纚纚不能休。”[(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76页]程嘉燧追求性情却又与竟陵派讲究含蓄的个人流露不同，他更追求任情宣泄，直抒胸臆，故而钱谦评价他为“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轖，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清)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22页。]。除了性情，程嘉燧也继承了茶陵派和七子的格调说：茶陵李东阳认为“诗与文不同体”，突出诗歌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强调声调节奏等法度，重视“调”；而七子在学古问题上强调法度格调的讲究，“语法而文，声法而诗”，重视“格”。程嘉燧将两家的思想相结合，既通晓声调，又以风格论诗，他的文学思想可以说是集各家之所长而成的。

与程嘉燧交往使钱谦益开拓了视野，加深了对明代文学思潮和派别的认识，是他文学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在《复遵王书》中曾言：“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与之相上下。”[(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59页。]钱谦益寥寥数语几近概括程嘉燧的学文走向，而他也在程嘉燧的启发下转变方向，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方面，不仅跳出七子的苑囿开始批判七子，还使他对当世诗文流派有了更深的见解，走向诗学批评的道路。

三、私淑归有光

如果说与程嘉燧的交往是钱谦益文学思想塑造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那么钱谦益由嘉定学派溯本求源，私淑归有光，他的文学思想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谦益出生的时候，归有光已去世近十年，二人并没有见过面，但却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首先，归有光“返经正学”的学术理念直接影响钱谦益经学观。对于明代陆王心学的兴起和程朱理学的异化，归有光认为应当脱离宋儒的认识而回到经学本身，于是提出了回归六经的思想。他曾言：“夫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征之，灿然炳然，无庸言矣。”[(明)归有光著:《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0页。]归有光的返经正学之说是对宋代以来程朱理学的一种反思，他能够跳出官方哲学的限制而另辟蹊径讲求溯本求源回归六经，在当时是有一种进步意义的。而钱谦益也继承了这种返经正学的思想并运用到后期修撰《十三经注疏》当中。

钱谦益继承了归有光以六经为本的思想，而在文学观念上则继续发扬了归氏学习唐宋古文之风，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看作六经的源流。归有光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七子发展最昌盛的年代，他在大家都趋之若鹜地学习的时候直指七子之弊病而跳出俗学，为后世反思七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钱谦益在归有光思想的影响下，彻底走向了批判七子而学习唐宋的道路，归有光也化作了他批判七子、竟陵派的武器。裴世俊先生认为，“如果说李长蘅的规劝使他有所震动，程孟阳的教导让他有所悔悟的话，那么私淑归有光就成了他转化的动力，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50页。]。可以说，归有光对于钱谦益的影响既不是像汤显祖一样给予启发，也不是像程嘉燧一般具体形象，而是在根本上转变了钱谦益的文学观念。钱谦益曾言“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清)钱谦益著:《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59页。]这既是对归有光一生成就的高度概括，也是钱谦益受其影响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下，钱谦益最终完成了自己文学思想的建构。

从一开始崇拜七子到后来转向批判七子学习唐宋，钱谦益的文学观在此基础上大体形成了。他的文学思想的演变一方面是与文仕交流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明代文化思潮的变迁。在与不同的文学流派接触中，钱谦益能够清醒地认识当时文学思潮的优点与不足，不一味盲从而不断自省完善自我，在对以往进行批判和对现世的思考中，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

第二章《绛云楼题跋》与钱谦益文学文献学思想

第一节《绛云楼题跋》成书经过

题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附着于写作对象之后，主要用于记载藏书家对于书籍、字画、碑帖等的感想或议论。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6页。]题跋形式多样而内容也不尽相同，它或是文学性的抒情小品文，或是学术性的考订短文和读后感。其中，后一类题跋包含大量的文献学内容，包括记载古书版本和流传，考订和保存收藏等。特别是明清代以来，题跋被藏书家所重视，常通过撰写题跋来记录自己考订校勘书目的过程。题跋也逐渐成为他们记载文献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形式。

作为藏书大家的钱谦益十分珍视题跋的作用，他将题跋比作“鸡跖”，认为题跋是藏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今人王红蕾在《钱谦益藏书研究》一书中也总结了钱谦益撰写题跋三项体要：“即‘考核简质’、‘援据详瞻’、‘商订详审’。”[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可见，钱谦益十分重视题跋的撰写，这既是他对藏书的尊重也是他严谨治学的一种体现。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指导，钱谦益撰写的题跋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他的题跋中既有关于古书的版本和考订，流传和校勘，也有钱谦益自己的藏书之道和治学之法；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有时代背景的介绍；既阐发文学观念和主张，也不忘提及修史思想；既有其校勘学、版本学的成就也有其抒发诗学理论的评价。可以说，钱谦益的题跋不仅记录了古书的内容，也是钱谦益个人学术思想的阐发。研究钱谦益的题跋，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钱氏的学术思想，也是我们从文献学角度了解钱氏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1957年，文献学家潘景郑先生根据钱谦益所撰藏书、书画及碑刻等的题跋文字，摘取了其中以臧否人物、评论得失为主的题跋，汇集编录了《绛云楼题跋》，共计两百六十五篇。这两百六十五篇题跋其来源包括“《初学集》卷八十三至八十六，《有学集》卷四十六至五十，《有学集补》，《牧斋有学集补遗》，抄本《牧斋外集》，《草莽私乘》，《楹书隅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钞本《周栎园藏画题记》，钞本《汪元量水云集》，《白云诗》，《英社诗集》，钞本《秋槐别急选》等。”[摘录自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除此以外，也有部分是潘景郑先生多方搜集找到的佚文。潘景郑先生在为《绛云楼题跋》作的序中言：

弱冠从事搜孴，得《有学集》初刻卷五十及二刻金匮山房重刻五十一卷本，较其异同，甚多出入。又得黄梨洲评本，勘正讹夺。初刻本诗多三题，文多七首；二刻本则增益诗二十一题，文多九十首。涵芬楼影印入《四部丛刊》，初据金匮山房本传布。丛刊再版时，征得吾家所藏初刊本，别录金匮山房本校补附行。证余所得两集外，传世抄本，有《牧斋有学集补遗》一书，较金匮本复有增益。余别藏抄本牧斋外集丁祖荫校正误字甚精二十五卷，则又在三本之外矣。综余钩稽所得，并访求其它佚文，都题跋二百六十五首，汇写成帙，藏诸箧衍。[(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潘景郑先生对钱谦益题跋的编录并不是简单的收集整理，而是广罗众本，多方版本比较，勘正得失，选择最好的一版为底本所得。这些藏书有他年少时所集也有后来几经搜寻所得的抄本，正是有潘先生对于学术要求之精益，《绛云楼题跋》如今才得以面世，供我们所研究思考。

潘景郑先生所辑的《绛云楼题跋》，其中题跋既有《宋版左传》、《春秋繁露》、《前后汉书》等体现钱谦益修史思想的史学经典，也有《道德经指归》、《真诰》、《金陵旧刻法宝三书》等佛道巨著，也有一些如《顾与治藏大痴画卷》、《为沈石天题高士册》、《尹子求临魏晋名人帖》等书画集册，也有《王右丞集》、《汪水云诗》、《归太仆文集》等前代、当世文人的文集，其内容包含经、史、子、集各个部分，是钱氏题跋之精华。正如潘景郑先生在序言中所言：“存绛云之鳞羽，补东涧之遗绪，世有好者，傥亦有取于斯乎？”[(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因此，研究《绛云楼题跋》不仅使我们更好的了解钱谦益文献学思想，也是我们把握钱氏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从多方面认识钱谦益的学术成就。

第二节《绛云楼题跋》文献学成就

钱谦益作为一名藏书大家，他的文献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古书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之中，题跋则是记载其文献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式。无论是对藏书的收集誊写对考订整理还是分类利用，他都事必躬亲，将毕生所学都用于古书的珍藏。曹溶《绛云楼书目·后序》：“自宗伯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冯氏、陆氏、叶氏皆相效尤，毛子晋、钱遵王最著，然皆不及宗伯。”[(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9页。]《绛云楼题跋》虽只载钱氏部分题跋，但都是其学术思想之精髓。特别是辑录的文集，一方面这是钱谦益文学文献学的体现，另一方面与其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一、典藏学成就

钱谦益藏书巨厚，被曹溶赞称“所积充轫,几埒内府”[(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当然，钱氏藏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他一朝一夕积攒所得。他的古书来源除了收购钱功父、刘子威、赵汝师、杨五川四家书以外，还有多处购求、借抄、他人受赠得到的。

钱谦益喜好收藏，多次广征购求古书，以至于“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他通过书贾够得了大量的孤本、善本，其中便有他誉为“宋椠本之冠”的《前汉书》、《后汉书》。对于这两本书，钱谦益自是十分爱惜的，曾为这两部书多次撰写题跋，《绛云楼题跋》收录的就有三处。据题跋记载，他所得的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之前“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邨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后来钱谦益“以千二百金”[(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从徽商手中购得。无论是“鬻一庄“还是“千二百金”，足以见此书的珍贵。但是钱谦益从徽人那里购买的古书并不完整，经过多年搜寻缺本,后来又“鬻之于四明谢象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散尽黄金千两才将残书补全。由此可见，钱谦益在购书方面十分舍得，对于喜爱的孤本更是不惜斥巨资购买。也正是因为钱氏嗜书如命的喜好，不少珍本才得以保存流传。

钱谦益藏书的另一个来源是借阅书籍誊抄，而钱氏钞本也素以精良被叶德辉所称道：“明以来钞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曰钱钞，常熟钱牧斋谦益绛云楼钞本，……板心有‘绛云楼’三字。”[(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耿素丽点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由此可见钱谦益的抄本在当时是很受藏书家推崇的。在《绛云楼题跋》中记载：“河南王损仲，数为余言东都事略于宋史家为优。长安吕少卿家有钞本，遂假借缮写。”（东都事略一）[(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页。]“吴郡钱榖叔宝，以善画名家，博雅好学，手钞图籍至数十卷。……余从其子功甫借钞。”（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粹）[(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对于钱氏借抄一事，曹溶在《绛云楼书目·后序》中也有记载：“昔予游长安，堂上列书六七千册，宗伯闲日必来，来则翻遍架上，遇所乏，恒借抄，如是数四。”[(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9页。]，可以说，誊抄古书是俨然成为钱谦益治学的一部分，尤其是诸如《真诰》、《请教录》、《营造法式》等子部书籍，多是其抄录而得。所以，依靠钱谦益誊抄获得的古书也是一大绛云楼典藏的来源。

除了购买、抄书以外，钱谦益的藏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他人赠送。作为当时的文坛新秀，东林党魁，钱谦益无论在文坛还是庙堂地位都是极高的，也因此结识了一大批的文人雅士。文仕之间相互赠予蔚然成风，钱谦益的不少藏品便是来自他人转赠，特别是文集珍稿：“近来画家，不复知屋木人物。里中渔山吴子，摹刘松年四皓图，辄以赠予。”（桃溪诗稿）[(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德操丈七十生子，羁贯成童。裒其生平所得名人胜流赠遗寄示之作，装潢成卷。”（王德操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在《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粹》一跋中钱谦益还记载了他与钱叔宝因赠书发生的故事：“一日，语余：‘吾贫老无子，所藏书将遗不知何人。明日，公早来，当尽出以相赠。吾欲阅，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凌晨而往。坐语良久，意色闵默，不复言付书事。余知其意，亦不忍开口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钱叔宝老病无子想要把藏书赠予钱谦益，钱谦益十分高兴以至于第二日一大早便到钱叔宝家，但见钱叔宝并没有将书赠他的意思，心中虽是沮丧万分但也没有说什么。这件逸事虽小但可见钱谦益对于书籍的珍爱，对于他人赠予的书更是十分重视的。

如果说钱谦益通过购书、抄书得到前代史书子集的珍本，那么钱氏所搜集的今世文集多是他人赠予而得。作为“虞山之学”的巨子，钱谦益在文界影响力是极大的。不少文仕在交游中常携文集书画以让钱谦益斧正，因此钱谦益收纳了来自各方文仕的文集，这在题跋中也有所体现：

右董文敏公玄宰书山谷题跋十则，是其中年最合作之书。公尝过余山楼，为人题松雪字卷竟。（董玄宰书山谷题跋）[(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孙子子长，吾党之知言者也，好陆子秋玉诗，袖以示余曰：“此今之嗜奇人也，夫子幸有以张之。”留之弥月，取次吟赏，标新领异。（嗜奇说书陆秋玉水墨庐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徐季白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由此可见，不少文仕为了得到钱谦益提携便主动赠予他自己的文集，这些今世文集虽不能与他收集的前代珍品相比拟，但也从另一方面丰富钱氏藏书，为他编撰《列朝诗集》提供了更多的当世文献。

无论是通过购买、誊抄还是受赠，钱谦益藏书的来源是十分多样的。自钱氏十五岁收得《新语》二卷以来，钱谦益几乎将一生都用于收藏各类古书善品。也正是有钱谦益广征博求的努力，这些孤本才得以保留。钱谦益也不只是简单的收藏整理，更是通过题写跋序来记录自己得书校书过程以及阅书时的体悟见解。虽然“绛云一炬，牧斋缥缃签题，荡为灰烬”我们无法看到真品，但是依然可以从钱谦益的题跋中管窥他藏书成就和古书的概貌。

二、版本学成就

钱谦益的藏书不仅来源广博其质量也是极为精良的。曹溶有言：“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处。验之，纤悉不爽。”[(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页。]钱谦益对于版本之学十分精通并致力于研究古书的版本，因此钱氏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版本学体系，并将这种版本学的观点多记录在题跋中。

首先，钱谦益十分重视足本，认为“藏书家必有全本”。[(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王红蕾先生将钱氏的足本观看作是其推崇古书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因为战乱、火灾等自然或人为因素而遭到破坏，而藏书家们藏书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完本或查漏补缺将其补全。钱谦益也是如此，对于一部书的好坏他首先看其是否为足本：

此本多古诗十数，《学仙》董公二诗。乐天所称可上讽人主下诲藩臣者，亦具载焉，较它本为完善。（张司业诗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元遗善《中州集》、刘祁《归潜志》，均称赵闲闲《滏水集》三十卷，或并外集计之耳。此本由金椠过录，篇次全备，乃完本也。（钞本滏水文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文房四谱》五卷，此本阙二卷，笔之词赋，又每谱词赋俱阙，又脱易简后序，非完书也。（文房四谱）[(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钱谦益重视足本，即使“竭二十余年之力”也要将缺篇少章的书籍补全。而对于本身就有所缺漏的书籍钱谦益则努力将其收集完整，重新续编：“归熙甫先生文集，昆山尝熟皆有刻，刻本亦皆不能备。……余与熙甫之孙昌世，互相捜访。得其遗文若干篇，较椠本多十之五。”（归太仆文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诚然钱谦益曾私淑归有光，为其编续文集自是在情理之中。但这另一方面也说明钱谦益治学是十分严谨的，非足本不录用，选择足本是其治学的第一要义。他将完备的本子列为成为善本的首要条件，这也是他的版本观最基础的原则。

除了择取足本，在版本选择上钱谦益则偏好宋元旧本。曹溶曾说：“（宗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子美、叶适檩、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清)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王景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页。]自宋代以来，雕版印刷术日渐成熟，印刷业走向顶峰。宋刻本讲究字大悦目，又因宋人工书法，版印之书多循欧、柳字体，用墨也十分讲究；版式则行格疏朗，版心中标有书名、卷次等。加之宋代造纸业发达，纸张纹理坚致有韧性，宋刻书刻印还是装帧都十分精美。因为战火天灾等原因，到了明代能流传下来的宋刻书少之又少，明清的藏书家都以收宋刻书为荣，黄丕烈就曾以“百宋一廛”来命名自己的藏书斋以彰显所藏宋刻书之厚。除了因为宋刻书品质精良，钱谦益偏爱宋元旧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后人刊刻时常随意篡改古书，校勘不精，他曾多次斥责这种行为：“此等书，经宋人考定，其图象皆躬命缋素，不失毫发。近代雕木，传写讹谬，都不足观。”（聂从义三礼图）[(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车覆瓿，不独此集也。”（玉台新咏）[(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正因为钱谦益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在收纳前代文集时多收宋元旧本，以还先人诗歌之貌。《绛云楼题跋》中收录的他所收藏的宋元本文集主要有《北宋刻陶渊明集十卷》、《宋刻王右丞集》、《宋本元微之诗集》、《元遗山所编中州集十卷》、《宋刻本玉台新咏》、《宋版文苑英华》、《元抄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等几部书的题跋。可以说，钱谦益收集的先代文集几乎都是宋元旧本。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袁丹曾提出钱谦益过于偏爱宋元本而受当时人非议的观点：“确实，钱谦益藏书虽极为丰富，其中不乏明人文集及明代刻本、抄本之类，但他对这些书却大多并不珍爱。在他所编的《绛云楼书目》中，触目所见均是满纸的宋本、元本，除了特别珍惜少见的或是直接从宋元本抄录的，极少有明本的记载。”[袁丹:《钱谦益与文献学》，武汉：武汉大学，2002年，第43页。]叶德辉也曾批判明人偏好宋本之癖：“此则佞宋之癖，入于膏肓，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耿素丽点校,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从《绛云楼题跋》所收录的文集不难看出，除了以上列举的文集，其余文集鲜有提及刊刻年代。如汪水云诗集，钱谦益虽为其撰写两则题跋但有关诗集刊刻年代的问题只是在跋的题目中注明为明钞本，对此本并无过多评价，可见钱谦益在选择版本时确实存在偏见的。

有关钱谦益选取版本问题上，他除了收集足本偏好宋元本以外还对异国版本持开放态度，他在《高丽板柳文》的题跋中言：“高丽国刻唐柳先生集，茧纸坚致，字画瘦劲，在中华亦为善本。……盖李氏虽篡弑得国,箕子之风教故在,而明皇家文命诞敷。施及蛮貊,信非唐宋所可比伦也。……摩挲此本，潸然陨涕。”[(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高丽国是明朝的藩属国，在精神文化上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印刷刊印上也多有明代文化的痕迹。高丽国虽是受教者方但钱谦益并没有因此轻视蕞尔小邦的文化，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异邦文化，这种胸襟在专制主义强盛的明朝是十分少见的。

除了版本选择，在版本鉴定上钱谦益也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北宋刻渊明集十卷，文休承定为东坡书。虽未见题识，然书法雄秀，绝似司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无疑。”（坡书陶渊明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考订宋版陶渊明文集时，钱谦益通过其书法与司马温公墓碑笔法相近而认定这是由苏东波书写的陶渊明集；在选取苏东坡诗集时则结合各家注本优劣，多方比较，选施宿武本为善本，“吴兴施宿武子，增补其父司谏所注东坡诗，而陆务观为之序。务观序题嘉泰二年，是书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后出，故其考证人物，援据时事，视他注为可观。……诗以记年为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诗尽于此矣,读者宜辨之。”（东坡先生诗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在考订元微之文集时他则通过椠刻行款体式来鉴定：“微之集旧得杨君谦抄本，行间多空字。后得宋刻本，吴中张子昭所藏，始知杨氏钞空字。……嘉靖壬子。东吴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除此之外他还通过考订内容、看落款跋尾等方式进行考订，钱谦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版本考订的方法，根据不同的书册采取不同的考订方式。

三、校勘学成就

校勘是订正书面材料在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恢复本来面目的学问，是校订整理古书必不可少的工作。古书流传到钱谦益的时代，已是几经他手，其中不乏对古书随意篡改补充之事，对此钱谦益也曾批评：“今人于法书名画，强作解事，蝉连满纸，必不肯单题姓名。坊间椠本，不问何书，必有跋尾附赘其后，如涂鸦结蚓，漫漶不可了。试一阅之，支离剽剥，千补百缀，天吴紫凤，颠倒裋褐。”[(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因此，钱谦益在藏书过程中更加重视对古书进行考证勘订，恢复古书原貌的工作，《绛云楼题跋》中虽提及较少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仅有的几篇题跋中看到钱氏校勘的功底：

（杨）微之集旧得杨君谦抄本，行间多空字。后得宋刻本，吴中张子昭所藏，始知杨氏钞空字。皆宋本岁久漫灭处，君谦仍其旧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东吴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独于其空阙字样，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补。如首行“山中思归乐”。原空二字，妄补云“我作思归乐”。文义违背，殊不可通。此本流传日广，后人虽患其讹，而无从是正。良可嘅也。乱后，余在燕都，于城南废殿，得元集残本，向所阙误，一一完好。暇日援笔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体。微之之集，残阙四百余年，而一旦复完，宝玉大弓，其犹有归鲁之征乎。（钞本元微之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钱谦益先后得四个版本的元微之文集，并通过对比发现东吴董氏本随意添改，杨君谦本、宋刻本都有阙字；之后又偶得残本，校勘对比，征订讹误才将元微之文集复原。可以说，钱谦益校勘考订是十分严密的，几经比较研究才将文集复原。他不迷信于一个版本，而是多方比较征订以求恢复原貌。

这种校勘之法还见于对《王右丞文集》的考订，他通过今本、宋刻本、《英华辩证》三个版本相互比较来选取善本：“《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多与今行椠本小异。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并以英华为佳。”（王右丞集一）[(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王右丞集》，宋刻仅见此本。考《英华辨证》字句，与此互异。彼所云集本者，此又不载。信知右丞集好本。良不易得也。”（王右丞集二）[(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他还征订前人的错误：“唐新书韩愈传后云：‘张籍，和州乌江人。’番阳汤中据退之《张中丞传·后序》，称吴郡张籍。及司业寄苏州白使君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是州民，知司业为吴人，后尝居和，故唐史误以为和人也。同时张洎亦曰苏州吴人。此本多古诗十数首，《学仙》董公二诗。乐天所称可上讽人主下诲藩臣者，亦具载焉，较它本为完善。”（张司业诗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这是钱谦益通过考证和其它史料记载来纠前人之误，以免以讹传讹，为后世提供方便。

钱谦益精于校勘，他曾作《左传》题跋六则来考订整理，其中有他通过训诂、句读之法考订出的成就也有他对后世人校勘粗陋的不满，这既是他作为藏书大家的责任也是钱氏治学之精密的重要体现。《绛云楼题跋》中所记载的校勘之法虽少，但不难感受到钱氏学术态度的严谨。

《绛云楼题跋》所载文集题跋只有寥寥数十篇，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管窥钱谦益的文献学思想，看到他治学之法。钱谦益作为一个治学大家，他的文献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藏书功业，也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绛云楼题跋》与钱谦益文学思想

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被后人誉为“四海宗盟五十年”。他年少崇拜七子，走秦汉派道路，后转益多师，幡然醒悟走向批判七子和学习唐宋的道路。转益多师，在吸收和批判各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特有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他还开辟了虞山之学，跳出了当时复古派、竟陵派的苑囿，正本清源，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为文集所做题跋，常用于抒发其文学主张，其中或是阐发文学理论，或是对当世诗歌的批评，可以说，《绛云楼题跋》中所载的文学观念是钱谦益整体文学思想的缩影，题跋成为他阐释文学思想的重要方式。

第一节灵心、世运、学问——诗学内核

关于钱谦益诗学内核最早是由郭绍虞先生提出，他认为，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内核在于灵心、世运和学问。自郭先生提出以来，各家学者对钱谦益的文学思想研究大多都以“灵心、世运和学问”为其内涵。诚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言“便可知学问必须贮之于平时，兴会乃是触发于一旦。有学问而无兴会，即无性灵；有兴会而胸中无所有，即无学问。这是他所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可以说，钱谦益整个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都是奠基在灵心、世运以及学问之上的。

一、灵心

钱谦益在《杜苍略自评诗文》中将灵心置于诗文之道之首，认为“萌折于灵心”。那么何谓灵心呢？他在《梅杓司诗序》中这样解释的：“夫诗之为道，骈枝俪叶，取材落实，铺陈扬厉，可以学而能也。刿目鉥心，推陈拔新，经营意匠，可以思而致也。若夫灵心俊气，将迎恍忽，禀手胎性，出之天然。”[(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06页。]灵心出于胎性，是一种先天的，非后天养成的。他又言：“窃尝谓诗人才子皆生自间气，天之所使，以润色斯世”[(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7页。]“文章者，天地淑英之气，与人灵心结习而成者也。”[(清)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7页。]那么，灵心不是实体，是一种自然的“气”，是一种天生的禀性。诗人写作时依灵心而作，随性而发，灵心出于胎性非后天修炼可得，那么诗文也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总而言之，灵心是诗人先天所带有的气质和禀赋。

钱谦益的灵心，是一种非物质实在的精神，是心的精神明觉。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流行王阳明心学是分不开的。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心是“德性意义”之中的理。劳思光认为：“阳明说‘心即理也’，并非谓事物规律皆先验地存于心中，而只是断定价值规范由此心生出。而这种价值规范，就其整全言之，即阳明所谓‘天理’；……总之，说‘心即理’时，阳明用‘理’字，是取其‘规范义’，非取‘规律义’。”[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07页。]那么，王阳明的“心”是有道德意义的，是一种人类的自觉意志，是人本身应包含的普遍规范的要求：“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陈荣捷撰:《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X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七十二年，第30页。]心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意志，根据不同的人而自然的发生转移，人有天然的自觉性，不需要后天的指导，故而性善也是一种本然状态。钱谦益将这种心学的义理运用到文学上即变成灵心，灵心“禀于胎性”，是一种天然所具有的精神，文学创作就是这种精神的自然流露。可以说，钱氏的灵心说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心学在文学上的对映。当然，钱谦益的灵心说不仅仅来自于哲学层面的心学，也是对竟陵派“性灵”的发扬。“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明)钟惺著：《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4页。]钟惺重视作家个人性情的流露，“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性灵是作家的天赋，只有有此精神才能做得真诗。显然，钱谦益的灵心与竟陵派的“性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为精神（灵心）是作诗的先决条件，强调先天禀赋的作用。钱谦益的灵心不仅体现在作诗上，书法画画亦需要灵心：“化工妙韵，与方寸灵心，熏染映望，相逼而出。……固其宜也,无始来二气,与业识和合,成就人身。此心识所变之境一分,与心识和合成人一分,即是山河大地国邑。山河大地皆依第八业识变现,而画家之灵心妙韵涌现笔墨间者,由觉人观之。”（赖古堂宝画记）[(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页。]灵心是一种气，不是一种实在体，它寄托于肉体之上，并通过文章书画表现出来，化作诗人的情感宣泄出来。同时，他还指出灵心是生生不息的：“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徐季白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灵心由自然而成，是一种精神气质，不随肉体湮灭而覆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生生不穷，新新相续，而诗歌也因此一代又一代之变化发展：“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总而言之，灵心就是诗人创作时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

二、世运

诗人作诗，不仅是出于灵心的自然流露，还应“有为”而作：“古人之诗文，必有为而作。或托古以讽谕，或指事而申写，精神志气，抑塞磊落，皆森然发作于行墨之间，故其诗文必传，传而可久。余观西吴吴太雍之文，忧时愤世，抗论惛俗，如遒人之警道路，如司寤之诏夜时。此吾所谓有为而作者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如果说“灵心”强调的是诗人个人情感的功用，那么“世运”则是说诗人与社会的关系。钱谦益认为，作诗要起到社会批判的作用，发“忧时愤世，抗论惛俗”之声，要求诗人的文章要反映社会状况，以文字救世。这种对诗歌社会性的要求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明清易代，社会紊乱，亟需用文章唤醒民众，反清复明。而当时的文仕只重视文饰词藻的华丽而忽略诗歌的实际功用，他曾言：“邓文度独肆志古学，规摹昌黎，长篇突兀奇崛，余固度众而亟录之。肯堂此作，叙致宏硕，得其家风。时调靡靡，日趋萎弱，我深望子后文度一振起之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一方面他赞扬了邓肯堂有志于古学，敢作震耳发聩之声，另一方面他也批评当时文风糜烂，日渐衰微。钱谦益还论述了世运与文学的关系，他将文章必做声音，认为“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乱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犹治世之不能不安以乐也。局于初盛中晚之论,是将使人不欢而笑,不病而呻,哀乐而乐哀。音不生于心,声不动于情而后可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他认为文章应该反映世运的变化，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文人应该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以文章劝谏，文章应起到“修史”的作用，他曾赞扬汪水云：“得其诗二百二十余首，手写为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钱谦益敬重以汪水云为代表的遗民，《绛云楼题跋》中也多收录他为遗民文集所做的跋，遗民所表现的气节多是悲怆、崇高的。面对改朝换代的国家，遗民常作文章来抒发自己悲愤的情怀，用文章反映社会的变迁，诗歌的社会效益走向最大化，成为他们反对新朝的武器。丁功谊先生认为，悲情是钱谦益世运的主旨：“重视世风世运，其实是钱谦益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早年的钱谦益开展了以诗系史的律诗创作，中年的钱谦益继承了审音度世的传统，晚年的钱谦益揭示了悲情世运的主旨。……而在各个阶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钱谦益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那就是悲情成为他晚年世运思想的核心。”[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明代以来，无论是公安派的“性灵说”还是竟陵派的重视作家情性流露，文坛多以个人性情为重。而面当时动荡不安的局面，钱谦益强调文人应脱离个人情怀而走向社会现实，强调诗文的现实作用。这种世运观要求文人将个人性情与社会意识相结合，面对改朝易代和身世飘零，钱谦益便将自己的哀愁书写到国破家亡的悲愤里。同时，钱谦益认为诗史同源，诗歌应起到与史书一样的作用。钱谦益敬重杜甫和遗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文义几乎起到了言史的作用，而身处明清易代的钱谦益就亟需这种以诗言史的力量，以诗歌反映朝代更迭，记录历史。总而言之，钱谦益的世运说意在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以诗写史，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三、学问

学问之说源于钱谦益对当世学术的反思，面对崇尚“俗学”而不重学问的明代文坛，他提出了返经正学，回归古学的思想：“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读书之法无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学而已。”[(清)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15页。]返经，就是回归六经，抛弃疏义而重拾训诂之学；考信古人则是要求世人多学唐宋古人之风而尊经重道。钱谦益把回归六经和学习古学看作挽救世风和文坛流弊的重要途径，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钱谦益的文统观中六经与唐宋古学是一脉相承的，学问之说其实也是钱谦益对自己文统观的发扬。

虽然在《绛云楼题跋》中对于六经和古学的记录相对较少，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中看到钱谦益对二者的重视，譬如他认为即使是小的技艺也是源自六经：“盖印文虽一艺，实原本于六书。六书之学，自非上窥六经，下穷小学，其有能贯穿者，鲜矣。”[(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页。]同时，他还将认识学习古学作为自己学文历程的第四阶段，并认为李梦阳之所以陷入俗学的弊病就是不知学习唐宋古文的重要性：“昔学之病，病于狂；今学之病，病于瞽，献吉之戒不读唐后书也。仲默之谓文法亡于韩愈也，于鳞之谓唐无五言古诗也。灭裂经术，偭背古学，而横骛其才力，以为前无古人。此如病狂之人，强阳偾骄，心易而狂走耳。今之人，传染其病，而不知病症之所从来，如羣瞽之拍肩而行于涂，街冲沟渎。”[(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他认为，今人不识唐宋古文的作用而夜郎自大，这种风气已在文坛蔓延，只有摒弃俗学，回归古学才能改变当今文坛的现状。《绛云楼题跋》中也多记载他对于喜好古学的文仕的表扬：“嘉靖中，邓文度独肆志古学，规摹昌黎，长篇突兀奇崛。余固度众而亟录之。”[(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陆定尔）竞嗜古学，汉魏三唐之诗，胪列简牍，字句搜攓，殆如五都列肆，亦可谓勤古者矣。……吾党有人，望古遥集，岂有意为斯世之针药乎？”[(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他肯定后学学习古文之道，并认为这是救世的良药，这一方面是他对当世文坛不忠古学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只有穷经学古才能改变当世文坛的现状。可以说，钱谦益的学问之说是他的思想在学术方面的延伸也是他对学风败坏的现状提出的应对之策。

钱谦益并不是单一的提出灵心、世运和学问的概念，而是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构成其诗学思想的基础。他在跋《杜苍略自评诗文》中提到：“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他认为，诗文之道，在于灵心、世运和学问的结合，灵心在创作的基础起萌发的作用，是创作的感情流露；世运是一种惊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文学需发挥其社会的功用，而学问既是一种治学之道也是学养，是创作的助推剂。这三者既包含了作者主观的禀赋和修养，又有客观的境遇激发，以此构成了钱氏严密的诗学体系。

当然，灵心、世运和学问三者外部构成了钱谦益的诗学体系，其内部也是两两相连的。例如他在《胡致果诗序》中提到“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发皇乎忠孝恻恒之心，陶冶乎温柔敦厚之教，其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诋则在乎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微。”[(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01页。]他认为，社会环境是激发诗人思想感情的必要因素，在这里他强调了客观境遇对主观感情的作用。而学问的提出则与明清易代的社会环境有关，丁功谊先生认为，“明朝近300年基业，却在甲申、乙酉年崩溃瓦解。……这引起了士人极大的思想震撼和心灵痛苦，他们带着亡国的余哀，开始了对明代文化的检讨和反思。而重视学问的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当时明代世风不正，江河日下，一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回归的古学的思想，成立社派，重振古学。钱谦益也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到：“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始。”[(清)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1页。]想要扭转世风，先需改变人心，而改变人心就需要返经正学。同时，他还认为要贯通经史，认为六经是历史的宗统，经史相适应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灵心是诗人天然的创作禀赋，而学问则是靠后天培育而成的，二者都与诗文创作有关。钱谦益虽提出常人不具有灵心可通过读书穷理，但他内心仍是偏于重视灵心：“词人才子之诗，溶溶蔼蔼，菶菶萋萋，如孚尹之表玉，如罗网之现珠，如有光气在耳目之表，可以候而得也。英人志士之诗，浑浑熊熊，碌碌落落，如剑花之在室，如镞声之出弦，其声影在有无之间，不可以候而得也。”[(清)钱谦益著:《牧斋杂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7页。]内含学养的词人才子的诗歌可以靠后天培养而作，但蕴含灵心的英人志士的诗歌却是不能学得的。可见，在钱谦益心中虽同样重视灵心和学问的功用但还是更珍视发于胎性的诗歌。同时，在跋《遵王秋怀诗》一则中也记载了灵心与学问的关系：“今诗人胎性凡浊，熏于荣卫五藏，虽有《文选》、唐诗以为针药，适足长其焰烟，助其繁漫耳，学问何过只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现人学习《文选》和唐诗，虽饱读诗书却没有灵心将诗书化为己用，诗歌的精髓不在于学问的堆砌而是灵心妙悟的自然发挥，可见钱氏对灵心确实偏爱的。当然，钱谦益最看重的是能将灵心与学问相结合的人，例如他为吴伟业所做的诗序里就曾高度赞扬吴伟业能够将灵心与学问相兼得，认为他才是“眉目一世“的天才。而对于灵心、世运和学问它们之间的关系，《绛云楼题跋》中提到的并不是很多，在此我们就不多加赘述了。

第二节“香观说”——晚年重要诗论

《绛云楼题跋》收录文集题跋数十篇，其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也不只有“灵心、世运和学问”之说，也有其它一些诗学理论批评和对文坛弊病所提出的反思与总结。其中，“香观说”是钱谦益晚年最重要的诗学理论之一，《绛云楼题跋》中就有两则题跋是专门说明“香观说”的：

有隐者告曰：‘吾语子以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余惊问曰：‘何谓也。’隐者曰：夫诗也者，疏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今子之观诗以目，靑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否，目固不得而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齅，诗之品第，略与香等，或上妙，或中下，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余异其言而谨识之。（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余用隐者之教，以鼻观论诗，作香观说，序元叹诗卷。灵嵓退老叹曰：‘此六根互用，心手自在法也。’……余自己丑读江上诗，叹其孤高清切，不失蔬笋气味。……余昔者论诗，以目观；今以鼻观，余之观诗者已非昔人矣。旦公之诗，所谓孤高清切，不失蔬笋风味者。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古人以苾刍喻僧，苾刍，香草也。蔬笋，亦香草之属也。为僧者不具苾刍之德，不可以为僧。僧之为诗者，不谙熟笋之味，不可以为诗。旦公具苾刍之德，而谙蔬笋之味者也。其为诗也，安得而不香？（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香观说”是一种论诗之法，他认为认为诗歌自有一种天然的香气，“疏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非视力可及而需要以鼻品诗，“香观说”也就是“鼻观论”。孙之梅女士认为，“香观说”实则是一种对于通感艺术手法的运用：“阅读诗歌，由鼻观来取代目观，从常识上看，实属无稽之谈，但从艺术欣赏角度看，则属于通感的现象。”[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0页。]通感是一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进行审美判断的手法，早在钟嵘的《诗品》中就有所详录。但是，钱谦益的“香观说”不同于诗词中直接用嗅觉进行审美活动，例如“有暗香盈袖”（李清照·《醉花阴》），它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对于诗歌文章艺术境界的体悟和品论。即通过通感的作用，审美主体便产生一种用嗅觉进行审美鉴赏的活动。陶礼天先生在《艺味说》中就曾言：“一言以蔽之，所谓嗅觉审美鉴赏（‘鼻观’），即是审美主体依靠审美通感的功能对艺术境界的神韵气味所坐的嗅觉审美体验与判断。”[陶礼天:《艺味说》，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当然，钱谦益的“香观说”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佛家的六根说有关。他也自言“余用隐者之教，以鼻观论诗，作香观说，序元叹诗卷。灵嵓退老叹曰：‘此六根互用，心手自在法也。’”佛家认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可以互为体用，“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这在文学批评上所体现的就是视觉、听觉、嗅觉等可以打破感官之间的障碍而互相作为审美的手段，达到“以鼻观诗”的效果。

钱谦益所谓的“香气”并不是实际意义的味道，而是诗文流露出的一种与作者性情有关的情感气韵。例如，他在《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中夸赞旦公自有一种“笋气”。钱谦益认为蔬笋是香草的一种，而香草自屈原开始就是用来比喻君子美好的品德，旦公有君子之德（蔬笋之气），那么诗文中就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美好的精神气质，他的诗歌自然也是“香”的。这是一次钱谦益以鼻观诗的例证，说明钱谦益用“鼻”所品评的就是诗人内在品性与诗文情感抒发结合的“香气”，是一种诗人性情在诗文中自然抒发的“味道”。

第四章《绛云楼题跋》与明代诗论

钱谦益不仅是一个诗论大家，更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所作的跋中也多有他对当世诗坛风气的评价。

第一节批驳诗学风气

对于当世诗歌，钱谦益曾以“僦、剽、奴”三字概括其特点，他曾批评到“今之为诗者，以剽贼排比为能事，如贫儿之数宝，如买菜之求益，是岂复有诗也哉？”（顾与治偶存稿）[(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今人篇什，自赋骚乐府以下，无不胪列，如五都列肆，货物充牣，过而问之，无可着眼者。灾木费纸，良可一笑。”（张子建奇游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他认为，今人作诗，崇尚“拟古”却不得古学的要领，只会生搬硬套古人的文辞而没有诗人自己的见解，陷入“剽贼排比”的泥淖。今人流于形式而不得其要领，只会僵硬的堆砌文藻，宛若货物堆砌，没有真实的情感贯穿其中。他还认为当世诗歌有“好奇”“好艳”的弊病：

今称诗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艳。离岐以为奇，非奇也。丹华以为艳，非艳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奇亦艳，惊心动魄，自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怀》，陶之《读山海》，奇莫奇于此矣。郭弘农之《游仙》，谢康乐之《游揽》，江记室之《拟古》，艳莫艳于此矣。而人不知也，搜卢仝、刘义以为奇，猎玉台香奁以为艳，问其所以为奇为艳者，而懵如也。嗜奇之病，顷少为士友发之，又尝谓李义山之诗，其心肝腑脏窍穴筋脉，一一皆绮组绣缛排纂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碧，此义山之艳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十三天以及香国毛孔皆香，刘季和有香癖，熏身遍体，张坦斥之曰俗。今之学义山者，其不为季和之熏身者尠矣，而况不能如季和者乎？（冯子永日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今人作诗追求“奇”“艳”之风，却不得其要领，不知“奇”“艳”始于魏晋而只学唐人作诗之法，不能得其精髓。即使学习李义山诗风的奇艳，却如同刘季山依靠熏香维持身体的香味一般，只流于表面的铺张华丽而没有学到李商隐诗歌内涵“泣而成珠，吐而成碧”的深邃。同时，他还提出，“拟古”不仅要拟唐宋诗，更有追踪溯源学习魏晋的诗风，尊崇《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诗歌之祖的同时，要求今人学习魏晋名士作诗之法。

钱谦益在跋《怀麓堂诗钞》曾提出当世诗歌的三种积病：

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剽唐选之余渖，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捜郊岛之旁门，蝇声蚓窍，晦昧结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这三种积病既是当世文学存在的问题，也是当时“俗学”的发展历程：“俗学”之病，发于严羽：“二百年来，俗学无目，奉严羽卿、高廷礼二家之瞽说以为虾目。而今以后，人又相将以俗学为目，由达人观之，可为悲悯。”[(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4页。]“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牕，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严羽《沧浪诗话》宗法盛唐，开复古之先河，世代皆追随这种风气。特别是到了明代，复古派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所拟之“古”仅限于盛唐而支离了时代流变，取径狭窄导致格局过小，宛若痴蝇一般短浅。同时，他们学习盛唐诗也只是模仿形貌，缺乏诗人自己的情感和风格，只重视诗歌的形式而忽略内容，导致“排章俪句，支缀蹈袭“的弱病。面对这种局势，公安派率先提出了反对复古的口号，批判王、李之学。但在钱谦益眼中，公安派的这种批驳有矫枉过正之嫌，容易陷入“生吞活剥，叫号隳突”的狂病。公安派过分强调任性而发而忽略了诗歌的严肃性，成了另一种“俗学”。而竟陵派以“鬼趣”为作诗原则，追求幽深丰厚，孤清奇峭的文学审美，这看似学习贾岛孟郊孤峭深僻的作诗风格，但却走向“蝇声蚓窍，晦昧结愲”的鬼病。正是这“三病”的重重叠加，最终导致明代文学走向“俗学”的境地。钱谦益提出的“三病”之说，既是对当世诗歌的批评也是对文坛风气的反思。自严羽以来，明朝人作诗主张学习盛唐，复古派更是将这种“拟古”之风推向顶端，学人只学盛唐诗的辞藻华丽的表象而未能学其气度；竟陵派虽反对复古派，追求幽深陡峭的创作风格，但过于脱离现实世界，走向隐涩的极端。对于这两个都曾占据据明朝文坛鼎峰的流派，钱谦益都是给予批评的态度，在对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批评与选择中逐渐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

第二节评点文学流派

孙之梅女士认为“钱谦益的文学批评一开始就面临着复古派与竟陵派两方面论敌。”[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所以钱谦益对明代文学流派的评论，也主要是围绕这两派展开的。

对于复古派的批驳，《绛云楼题跋》中记载很多。例如，钱谦益在《宋玉叔文集》中论述自己文学历程时曾后悔自己早年追随王世贞“少奉弇州《艺苑巵言》，如金科玉条。及观其晚年论定，悔其多误后人，思随事改正，……久而自伤，盖弇州之追悔俗学深矣。”[(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他也曾规劝云间派不要学习七子“俗学”之流弊：

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闇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巵言，勿悟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同时，钱谦益在研究中还发现王世贞晚年曾对自己的学问思想感到“自悔”，并提出了“弇州晚年定论”之说。这一议题不仅见于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王世贞、归有光所作的传序中，在《题归太仆文集》中也多有论述：“弇州晚年，颇自悔其少作，亟称熙甫之文。”[(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当然，对于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说学术界仍持有争论，否定者如钱锺书、李圣华先生等人认为其定论不足凭据；支持者如郭绍虞、裴世俊先生等人则认为这是王世贞“格调说之变”。但无论是哪种说法，对于钱谦益提出“弇州晚年定论”的原因，都普遍认为是一次钱氏对复古派的反击，是作为“反复古”的武器而提出的。

钱谦益对竟陵派主要是批判其幽深奇峭的审美风格和语言特点，但在《绛云楼题跋》中所见极少，如“以势尖径仄，扪枯守寂为宗。”（梅花百咏）[(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钱谦益以“势尖径仄”形容竟陵派在声韵上的特点，以此来讽刺竟陵派诗风“鬼趣”，晦涩幽异。除此以外，他还在校勘左传时针对校注的问题批评钟惺“不详句读”之弊。

第三节提出诗学主张

面对当世诗歌之流弊，钱谦益也提出了自己的作诗之法，在《顾与治偶存稿》中他还提出诗歌的功用是陶冶性情：“诗之为物，陶冶性情，标举兴会，锵然如朱弦玉磬，凄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触而诗出焉。”[(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性情”即性其情，情其性。“性”与“情”本质相同，性是人最原始之欲，感于外物而动，面对外物则以一种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诗歌的本原，诗歌源于抒情而发，“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清)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4页。]在“性情”的基础上，钱谦益还提出“有诗无诗”的论点：

余常谓论诗者，不当趣论其诗之姸媸巧拙，而先论其有诗无诗。所谓有诗者，惟其志意偪塞，才力愤盈，如风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魄结轖，不能自喻，然后发作而为诗。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闲，交互纬繣，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诗，夫然后谓之有诗。夫然后可以叶其宫商，辨其声病，而指陈其高下得失。如其不然，其中枵然无所有，而极其挦撦采撷之力，以自命为诗，剪彩不可以为花也，刻楮不可以为叶也。其或矫厉矜气，寄托感愤，不疾而呻，不哀而悲，皆象物也，皆余气也，则终谓之无诗而已矣。（瞿有仲诗卷）[(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所谓“有诗无诗”就是诗歌中能否反映诗人性情，能够以诗言志，真实流露自己情感，重视内容而非形式的是“有诗”；而那些浮于表面，无病呻吟，只重视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则是“无诗”，很显然，钱谦益在这里批评的就是今人只拟古人的形式而不得学古人之情感的弊病。对于能够任性而发以诗言情的作品钱谦益更是嘉奖其为“真诗”：

今之论诗者，非盛唐弗述也，非李杜弗宗也，拟孝威于元李，何为是諓諓者乎？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杀，纡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孝威以席帽书生，负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沟，铜驼故里，与裕之、长源共欷歔涕泣于五百年内，盈于志，荡于情，若声气之入于铜角，无往而不一也，安得而不同？子又云盛唐李杜者，偶人之衣冠也，断菑之文绣也。……孝威自命其诗曰《燕市酒人篇》，嗟夫！白虹贯天，苍鹰击殿，壮士哀歌而变征，美人传声于漏月，千古骚人词客，莫不毛竖发立，骨惊心死，此天地间之眞诗也。[(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在这里，钱谦益先是批评了今人学诗只宗盛唐，只崇李杜的现象，认为这种“拟古”就像学人只外表一样，只学外表服饰的华丽而不学内在的深刻，是“断菑之文绣也”。同时，他还以《燕市酒人篇》为例，论述了真诗的形成过程：《燕市酒人篇》的作者用诗歌反映时代，“负河山陵谷之感”，“与裕之、长源共欷歔涕泣于五百年内，盈于志，荡于情”，将性情通于世运，以悲壮的情感来阐发世运的悲情，“盈于志，荡于情”，才能写出真正的诗歌。灵心的内核是“情”，是作诗时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情应与世运相联，世运需影响着诗人情感的抒发和表达，不仅要以诗言情，更要以诗言志。故而孙之梅女士认为钱谦益的性情是“包含着道德力量、社会内容、现实冲突，并经过澄滤、升华，使之融冶为作者的自然情感。”[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从这一角度来看，性情与灵心、世运紧密相连，钱谦益对于诗歌的评定始终是建立在“灵心、世运和学问”这一内核之上的。

面对江河日下的文坛，钱谦益也嘉奖一批敢于抒发情感的文坛志士：“评子（瞿有仲）之诗，引绳切墨，盖亦有约礼之思焉，子于是乎求之，有余师矣。陶冶性情，杼轴理道，词约义丰，诗之正令也。”（瞿有仲诗卷）[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其（顾伊人）为诗陶冶性情，清丽婉约，名章秀句，芊眠绮合。”（顾伊人近诗）[(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览二子之诗，既蕙质而兰心，复金声而玉振，标举性情，师法风雅。”（二叶子之诗）[(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雪堂之诗，意匠郁陶，兴会森发，未尝不取材三唐。而于金人赵闲闲元裕之诸家，尤博采而深造焉，要以陶冶性情，笼挫物变，钩索唐人之精髓，而不复规摹形似，斯其所以足传也。”（雪堂选集）[(清)钱谦益撰,潘景郑辑校：《绛云楼题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他标榜这些文仕不沾染俗学的风气，作文以抒发个人情感为功用，不学诗歌的文辞章句而内容情感的流露，任情而发，在他看来这才是学古之道，“以必及古人之期。”

《绛云楼题跋》所纳文集，其中既有钱谦益以“灵心、世运和学问”的内核，也有其“香观说”“有诗无诗”等文学观点，更有其对今世诗风的批评与反思。可以说，钱谦益的诗文主张既是其文学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当代流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绛云楼题跋》所含仅是钱谦益文学思想中的一小部分，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窥见钱氏学术思想之概貌。

结语

钱谦益早年崇拜七子，学习秦汉；后来结识汤显祖、程嘉燧等人，幡然醒悟走向批判七子和学习唐宋古文的道路。在这种“转益多师”的情况下，钱谦益接受了来自不同流派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熏染，审时度势，认清当代文坛的现状，在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一套特有的文学体系，他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其对明代文学接受的体现。

《绛云楼题跋》为后人整理搜集所编录，其中所纳题跋二百六十五篇，包含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其中饱含钱氏学术之精华。特别是他为文集所作的跋，对于先代之文集，钱谦益考订校勘，梳理源流，他独特的善本观更是开有清一代版本学之先河，为我们研究和学习提供指导作用。而对于当代的文集诗论，钱谦益则在跋中评议分析，既有他的诗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也有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见解和理论。当然，《绛云楼题跋》所纳文集有限，并不能完整的体现钱谦益的文学思想，主要为钱谦益中早年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而对于钱谦益入清以后的文学思想却鲜有涉及，特别是文学批评方面，主要纳录了对明七子和竟陵派的评议而略少涉及对同一时期其他流派的评论。虽然《绛云楼题跋》不能完整的体现钱氏的文学思想，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管窥其概貌。例如钱谦益以“灵心、世运和学问”为核心的诗学观念，几近贯穿其文学思想的始终，也多见于各则题跋中。同时，这三者也与钱氏的其他文学观相联系，特别是“灵心”，作为性情的综合状态也是钱谦益诗学理论的基础。《绛云楼题跋》所集文集虽少，但不难从中窥见钱氏学术之概貌。

《绛云楼题跋》所纳题跋不仅有《牧斋全集》中的题跋，也有不少来自潘景郑先生对钱谦益佚文的搜集。研究《绛云楼题跋》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钱谦益思想的精华也为我们日后研究钱氏思想提供更多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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