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视角下的汉语外来词研究

　　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也是组成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伴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民族之间各方面的交流愈渐频繁，因此也使语言发展的速度加快。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拥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进行交流，因而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也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也正因为如此在语言的发展史中一定能够看出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交流往来的痕迹，而且绝大多数语言的词汇系统都包含着相当数量的来自外族语的词。这种词源自众多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往来，主要是指读音和意义都来自于外族语或外方言的词。纵观其历史发展，前人曾经将这类词称为“译语”及“外来语”。“译语”这种称呼始于唐代，以被翻译过的词语为主。元朝初期出现了驿馆，以译语对译馆进行命名则是从明清开始。而外国语，它并不属于十分官方的术语，只是用来指那些还没有成为本族语的外国语词。在近代，对于这类词的定义始于外来语，主要用于特指整个词语或者其中一部分是根据读音翻译而来的词语。“外国语”一词较早见于清代周亮工《书影》，50年代中期我国语言学者高名凯、刘正琰著有《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我国当代语言学家史有为先生认为“外来语”与借词相同。在之后的一部分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学者将这类词称为“外来语词”、“借词”等。社会风俗在改变，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在改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每一个时期不同学者对这类词的称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整体的研究状况不断在进步。多数学者以整理分类为主要研究对象，分类情况各持己见。社会在发展，外来的词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符合汉语规范并且大众常用的新词语中，它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国际交流不断在加深，信息传递也随之加速，这类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书籍、报刊和网络媒体中，也涌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对外来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于外来词前人早有论说，但是对其进入汉语后，成为汉语元素和这个过程中的具体发展情况关注度并不高。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社会发展下的外来词情况进行研究，进而介绍其发展和语义演变的概况。

　　汉语外来词的发展

　　汉语接触其他语言的时间已经十分久远。在先秦时便已经和周围许多的民族甚至是更加偏僻距离更远的国家进行交流往来，社会文化接触日渐频繁，必然带来各地的语言接触，这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交流的必然趋势，只是由于史料的限制，直至今天仍旧没有办法察看当时与其他语言进行接触的具体情形。

　　汉代时期

　　汉代在和匈奴族的长期交流往来中，有涉及王位官制名称及少量器物名称的一部分词语都借自匈奴语，例如“敦煌”、“且弥”等；“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了周边的民族以及亚欧各国密切的交流，与此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和西域语言的接触，从而形成了有关于吸收大量外来词的第一个十分高涨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吸收的主要是动物、植物、乐器等方面的词语，例如：《与陆云书》中，有“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文中所出现的“安石榴”，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石榴，因为石榴从古代的安息国传入，所以译为安石榴，暗示其来自安息国，后人又将其称为石榴。

　　汉唐时期

　　汉唐时，经济与国力都达到了十分隆盛的状态，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时期。此时，中华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纳，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深入到了精神文化领域，于是佛教的词语不断进入我国词汇系统中，从而形成了有关于吸收大量外来词的第二个十分高涨的时期。中国又将所吸收的有关于佛教的词语大概分为三种：一种是只存在于宗教词汇中，对那些仅研究佛经的人来说十分熟悉，例如“伽蓝”（佛寺）等；第二种则是普罗大众的口中的词语，其中有一部分词是在当时全民共同使用的，但是流传至今已经少有人知晓，例如“菩萨”等至今仍家喻户晓，而“州统”等在当时人人皆知；第三种是已经完全融于汉语以至于很难察觉其来源的词语，现在这一类基本已经汉化，很少有人能够发现其原本的面目。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商业发展十分繁盛，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时而关系紧张，时而接触频繁。在宋代，有许多使者曾被派遣去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而在元代，蒙古帝国为了开拓其领土，与很多西方的民族有了交流往来，在明代则有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自此，中国逐渐与其他的国家有了往来。清代前期和中期，国内各民族之间更加重视交流往来。与此相适应，其他的语言在进入我国之后，与早期的发展状况截然不同，许许多多的科技类词语开始进入我国的词汇体系。除此之外，尽管民族在融合，但是有许多其他民族的底层词语仍然存留在方言中。这一时期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在明末清初时，传入了一些与科学有关的名词，例如：政治，译为治世，拉丁语为politica；逻辑学，译为辩艺，拉丁语为logica等。在这个时候也引入了一些来自契丹语、蒙古语、满语的词，例如可汗、成吉思汗、贝勒、格格等等。

　　鸦片战争前后

　　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也使得本国语言从词汇的变化到语言的使用以及借入词语数量的增加，都逐渐超过了以前的发展态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变化，。这时的借入来源主要是英语和日语，此时引入涉及的方面更加宽泛，包括军事、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例如沙文主义、坦克、达令等。鸦片战争之后，借入词语的数量猛增，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设立建设起相对比较健全的译名机制，所以只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任由其出现的形式都是未加规范的，正因为如此也造成了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的浑浊状态。

　　五四运动以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全面打开对外开放的国门，自此之后与国际逐渐接轨，而字母词源源不断地出现便是这一时期在词汇方面的真实反映。字母词，是以外文字母或以外文字母与汉字组合为书写形式的新词语。使用字母词者主要限制在知识分子这个层次，而在中国产生的首个字母词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现今大量字母词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常用的词汇。

　　改革开放时期

　　对于外来词来说，改革开放开始的八十年代是它的另一次顶峰。改革开放的政治历史背景，为其第三次高潮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这些借入的词语进入汉语的速度也发展的更加迅速。在符合汉语规范而又被全民所共同使用的新词语中比例达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见很多的外来词，不难发现外来词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

　　在这个吸收的过程中，无论是语音方面，还是语法方面都会逐渐受到汉语规则更加严格地制约，必须符合本国语言的表达习惯，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汉化。汉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刚刚借入的时候，对这类词实施的加工改造，二是进入本国语言系统以后，在长期使用中对其所进行的进一步改造。语法方面，不论是单独能够组成一个词，还是与其他语素组合成词，都一定会被汉语构词方法所制约，例如吉普车是由外来的jeep加上“车”构成，有很多相类似的词同样也是如此；在语音上，beer与啤、sofa与沙发的读音是不相同的，进入汉语以后读音也进行了改造；词义方面则还有义项不完全重叠的问题，有许多本国的义项并不完全等同于借用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意义，例如英文cool，在汉语中除了酷的意思，还指凉快、平息等意思。字母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同样也是经过汉化的，其读音受到了本国语言系统的制约，需要以汉语拼音为参考，甚至还加上了四声声调，于是便具有了汉语拼音。一些借入时间比较久的词语，由于长时间在本国的使用环境中存在，已经和本国的语言融为一体，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柠檬等词大多都是根据读音翻译过来的，因此在借入以后，它们是由几个音节构成的，这些音节几乎不表示意义，更加典型的例子有奥巴马、科比等词，但是我们又会按照当地在语言使用上的习惯用第一个音节代表词语的意义，把这些音节单独分开使用，例如“网游”、“手游”、“桌游”是由“游戏”而产生，“考研”、“保研”则是由“研究生”产生，这些用法都使没有本义的音节具有了意义并且可以和其他语素合成一个新词，完成音节的语素化。而刚刚被借入的一部分词的使用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它们会在稳定的过程中慢慢与环境脱离，根据语言变化的情况自由地与本国语言中原本存在的语素组成新词，例如“第”是一个不自由语素，在“第一”中的位置不会发生变动，并且只在该类词中存在，随着使用逐渐广泛，慢慢出现了“等第”等词，这些词的出现使“第”成为一个独立的语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引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词语，要么是因为在本民族或本国语言中没有该类相对应的词语，要么是因为与群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属于比较常用的词汇。这些词汇自然而然进入本国，成为词汇中的一部分，不管在网络生活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例如肯德基等词语。

　　汉语在不断发展中吸收外来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宁缺毋滥、十分严格的过程，新时期的发展趋势则是这些语词的多音节化，这一点产生的原因从本质上看是因为新出现的事物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汉语中大多数音节原本多是双音节，但是双音节不能担负人们日常在表达上愈来愈多的需求，那么就一定会有多音节的词汇开始出现，这些多音节的外来词汇也使我们的汉语词汇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正因为如此，对外来词的吸收就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筛选才能完成，并且要求其能够融入汉语系统中，因此在这个吸纳的过程中也总结了一些相对较普遍的特点。

　　这个特点等同于上文提到的语词自身逐渐汉化的两个方面，在不断收纳不同语言中的能为我们所借用的词时，并不是直接这个词挪用过来，而是按照音节结构使它最大可能地与本族语言融合，这也正表现出中国在吸纳外来词时非常强的一种意识——汉化。例如：science——赛恩思、penicillin——盘尼西林等。像cocacola这样的词语不仅语音相近，而且具有很好的示意作用，人们读之便能感受到其所表达的意思；有的为了把部分音译过来的词语改造成符合本国表达习惯的样子，就会模仿汉字中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字，例如宾郎（槟榔）等；有的尽管是十分地道的音译词，但是在音节的数量上也尽量向双音节靠拢，例如sarira（舍利罗），后定性为舍利。

　　汉语对其他语言词语的吸收是广收各种语言中的有用词语。汉语中已经存在的，分别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等外国语和蒙古语、藏语、傣语等兄弟民族语言，借入的语词丰富性的构成原因正是这些词语来源的广泛性。

　　我们的母语在借入他国或民族语时具有灵活多变、多种多样的特点。汉语在借入语词时采用音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表意成分、借形等形式。

　　汉语外来词的语义演变

　　正如上文所论述，借入的语词进入本国语言的过程，事实上是接受本国语言改动和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应当更加接近汉语的表达习惯以便于广大民众理解和记忆，这样才能长久地流传使用。词所具有的三个属性是音、形、义，其中最基本的是读音和意义，形即字形，它出现的原因是文字产生后，便成为了记录语言的载体，因此字形便成为了词的基本属性之一。对借入的形式进行处理分类的根据便是词的三个基本属性，由此分为音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表意成分、借形、意译。音译是指使用读音相近似的字对这些属于借入的语词进行翻译，这种汉字最大的特点是只留下了它的发音和书写的形式，而去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例如“酷（cool）”、“黑客（hacker）”等词，如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说到：“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音译加意译指在原有的语音框架下，获得内部形式意义，合二为一，相得益彰，特点是内部形式意义与源词的词义相关程度不大一致，但是从整个部分看，内部之间衔接的十分自然，与意义的联系比较密切，对意义的理解有很大的提示作用，例如“基因（gene）”、“维他命（Vitamin）”等词。音译加表意成分即音译后加注汉语语素，在生活中更加常见，例如“啤酒（beer）”、“芭蕾舞（ballet）”等词。借形则包括字母式借形和汉字式借形；字母式借形词有TV、B超等，汉字式借形词有茶道、俳句等，特点是简洁、明确、便利。这些词的出现十分频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同时也说明我国语言在新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反映出全球化浪潮下的强势英语的冲击。意译词是用本民族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借用进来，特点就是只借用意义但不借用语素，例如“水泥”等词，这类词所表现出来的词汇意义是本身所不具备的，尽管有一部分人不把这类词看做借入的，但是从词的内部意义方面进行分析仍然属于借入的。

　　了解外来词的类型可以使我们对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解读，词汇是最能够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发展与变化的，而有一些没有本族语可以用来表达的事物是中国所不具备的，此时如果要反映此类事物，就必须借助这些借入的词语来帮助我们。对这类语词的整理分类有助于人们更便于掌握和使用，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又是不断变化的，其语义演变是外来词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词义的演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词义在语言发展历史上的不同，一种是词义在语言内部中的不同。前者的不同是因为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语言成分改变了语义要素，后者的不同是因为在相同的时期，具体的语言使用环境和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异都会引起词义变化，而外来词的语义演变是指在它被引进的过程中及其引进以后所发生的语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语义也发生着变化，主要从三点上呈现出来：

　　指变化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范围大于原本词义所表示的概念范围。例如：英文单词sofa，在汉语中指各式各样的沙发，包括多人沙发和单人沙发，而在英语中并不指单人沙发，显然这扩大了sofa所具有的意义。

　　词义的缩小

　　指变化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范围小于原来词义所表示的概念范围。例如：汉语中译为加农炮的单词cannon，翻译过来的意义比cannon狭窄得多，在汉语中指火炮的一种，专门用来指炮身长、弹道低、初速大的火炮，而cannon泛指所有装上轮子就可以移动的大炮。

　　词义的转移

　　大部分单义词可能只指产生初期的词语，语言在进步发展，随着这个过程单义词也会不断派生出新的意义。例如：英文单词poker代表的是玩纸牌方法的其中之一，而在汉语中音译过来的“扑克”只是指一套纸牌。

　　本文通过对汉语吸收接纳外来词的过程进行解释分析，并且根据音形义的不同进行了整理分类，同时介绍了逐渐被汉语所吸收使用的词语的发展历程及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语义方面的变化，加深了人们的认知。但这类语词虽然充实了汉语词汇的内容和基本词汇的数量，促进了汉语的发展，可是我们不能只看见它带来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以忽视其消极影响。

　　字母词使用频繁以至于淡化汉语的表意性质

　　字母词的出现以及过于频繁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人们对于汉语词语的使用。字母词的使用既简洁又迅速，例如比较常见的缩写形式——CEO、OPEC等。民众似乎已经把这类词的使用当做一种时尚，而且还启发了人们使用更多的缩写形式，例如WWW（万维网）、EMS（特快专递）等。这些缩写在交际中确实十分简洁明确，但是过于频繁地使用那些出现频率不高，甚至是没有必要缩写的词语便是东施效颦了。这类词语在书面上使用过多就会淡化汉语本身的表意作用，在规范齐整的汉字中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了。因此在使用时，必须严格控制其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和范围。

　　音译词的滥造导致语言的混乱

　　音译的词语之所以会泛滥，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过于崇尚他国的语言文化，在国内售卖的商品中，无论是小孩的玩具还是大人的衣服，基本都会拥有一个“洋名”。有些卖家抓住了人们这种心理，创造许多的“洋名”以骗取顾客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音译词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以至于对那些并不属于借入的词语也可以随意杜撰，例如高复——高考复读等，有些词语的简称不仅被人们接受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更严重的是还会影响语言本身在应用上的严肃性。当今社会许多人在说话时把这些缩写词语的频繁使用看成是一种时尚、一种值得追捧的事情，也因此造成了语言的混乱。

　　外来词的过多使用导致汉语基础减弱

　　根据资料得知，对一些高校学生语文基础的调查结果使人十分惊讶，在某校学生的语文水平测试中，总平均分刚刚超过及格线，学位更高的学生甚至出现不及格的现象。这些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加强语文素养和基础教育是十分迫切的，而这些正是能够直接影响到使用语言的人们如何选择外来词。

　　在外来词的引入和使用上，我们不能随意创造不符合汉语规范的词语，应当以汉语的音节结构特点为依据，同时也不能忽视汉字的表意性，选择恰当的文字，以及减少那些不利于我们理解词语的语义关系，要规范、引导，既然约定就必须使用，用字合乎结构，引导汉语向正确规范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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