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锷的政治思想观其政治派别

　　摘要：蔡锷是民初政坛上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军事家。在他34年的短暂生命中，始终热情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特别是在民初政坛的5年时间里，他英勇奋斗——推翻帝制、初创共和，护国首义、再造共和，蔡锷的坚定政治实践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里程碑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术界热衷于对其政治派别的划分。由于目前的学术界对蔡锷思想动机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对其政治倾向的划分出现了革命派、中间派、改良派三说鼎立的局面。为了对蔡锷的政治倾向做出深入而客观的评价，主要从蔡锷共和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贯彻共和理念的坚定政治实践入手，并通过对蔡锷政治派别的探析，揭示出他当之无愧为一名反对帝制的共和派杰出人物。

　　关键词：蔡锷；   共和思想；   军事实践；   共和派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1](P151)这是孙中山于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行的蔡锷国葬典礼时的一幅挽联。他以东汉著名军事家班超、马援作喻，高度评价了民初政坛上受人注目的风云人物蔡锷。蔡锷从在时务学堂求学到为维护共和献身，前后不过20年的时间，但却处在民初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思想上经历了从维新改良到军事救国、反清革命到坚信共和的演变。他的共和思想虽然未能明确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但已经意识到了共和的政治形式，并以自身对军队的实权，真正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君主专制）中发挥了短暂却是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中国人向民主政治迈进的进程中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过渡性环节。

　　蔡锷（1882～1916），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他生逢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际。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现实，为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独立自由、富国强兵，在逐步的政治实践中，蔡锷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共和政治理念。

　　蔡锷生长在一个清贫的农村家庭，从小就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幼年时期，家境的简陋并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更加刻苦学习。白天帮助家里人到田野里工作，晚上常常深夜诵读，油尽始睡。蔡锷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品质，而且思想上也没有形成旧特权意识，更容易直接接受新思想。

　　19世纪90年代，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尤其是1895年4月，清XX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使全国各阶层为之痛心疾首。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的仁人志士为变法图存而大声疾呼，四处奔走。这一爱国行为得到思想较为开放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这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蔡锷于1898年3月考入了此所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而受到梁启超的赏识。梁启超在学堂大胆宣传民权论，公开宣讲“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1](P5)梁启超强烈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旧礼教，把历代君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在《变法通义》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抨击和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企图通过革新制度来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些都对蔡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蔡锷在课堂札记中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并在《湘报》上揭露历代的独夫民贼以及训诂贴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矣。受祸更不可拯，悠悠千年，何其哀也！”[2]（P185-186）蔡锷进一步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认为只有维新改良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萌生了革新政治、改良图强的志向，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在东方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激发了许多中国人负笈东渡以探求究竟的意愿。蔡锷在唐才常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求学。他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境况，挥笔写下“拳军猛焰比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右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而尽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3](P13)蔡锷提倡的军国民主义，不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而是要求进行军事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拯救民族危机的目的。虽然蔡锷未能明确指出军国民的要素是什么，但他认为如果要想通过军国民达到国富兵强，就必须先陶冶国魂。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相联系，这在当时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20世纪初年，蔡锷希望通过军事改良来救国，而不是直接推翻满清王朝，他所宣传的军国民主义，是戊戌维新后呼吁改革声音的继续，他所追随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梁启超。军国民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下，从推翻满族王朝腐朽统治，铲除中国落后的根源来说，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社会改良思想，不可能真正挽救中国的危机。但它毕竟是爱国青年为拯救祖国而呐喊的心声，也是蔡锷为实现维新改良、达到富国强兵的一种政治主张。

　　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以同盟会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组织武装起义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抗捐税斗争形成了燎原之势。尤其是1911年6月，四川人民发动的“保路”运动迅速向武装反清发展。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和爱国运动，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濒临覆亡的边缘。由于蔡锷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与南方革命党人接触的增多，面对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蔡锷猛然从维新改良、军事救国的梦幻中惊醒，思想逐步趋向革命。

　　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政治态度上对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有所联系也有所支持。1907年，在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前，黄兴曾化名张愚诚偕同赵声潜赴广西与蔡锷秘密会晤，后起事镇南关。[2](P27)蔡锷在如此大的事情上，没有泄露秘密，可见此时他与革命派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蔡锷处事颇为沉着冷静，1911年6月，黄毓英会见他陈述革命活动情况并希望得到支持时，蔡锷坚决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4](P432)虽然蔡锷对重大事情不轻易表态，在任何讲话中也从不注入革命的言词，但在他正义和爱国的心胸中却日益滋生着反清革命的火花，特别是刘存厚、雷飚等一批士官同学到第37协任职后，蔡锷在思想方面产生了重大变化，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心。

　　20世纪初叶，中国已经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帝斗争，彻底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创立先进的政治制度。为此，革命党人组建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伟大的尝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瓦解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XX宣告成立，它根据民权的思想，实行三权分立，在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共和制度，从而使民权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国民政治的发展率先树起了一面大旗。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蔡锷坚定了通过废除满清皇帝专制来建立民国的信念，希望建立共和政体，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富强。

　　蔡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虽然在民初政坛上仅仅生活了5年的时间，但在20世纪的初期，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摆脱压迫、实现平等独立，他在民初的政治实践中始终坚定不移的贯彻共和理念。

　　武昌起义的枪声在全国引起了回响。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有14个省份宣布脱离满清XX，使满清皇帝专制逐步走向瓦解。在这些独立的省份中，云南的光复为建立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民主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1年初，蔡锷来到云南，此时云南正值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之时，“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辱侵凌下，易于鼓动奋起。”[1](P26)因此，在同盟会发动武昌反清起义后，云南同盟会积极策划云南武装反清起义，蔡锷作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于1911年10月30日，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这场反清起义并取得胜利。次日，云南军XX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随后，军XX指出云南起义的宗旨是：“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1](P34)此外，军XX也明确指出“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5](P46)并重申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再次表明云南军XX遵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以实现武装反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在蔡锷的主持下，云南军XX开始了创建云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在行政机关计划设立立法、司法两机关，以确定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属于议会，以赞助原省咨议局，审判局为司法机关，隶于民政司，继而又设立了司法筹备处，建立了三级审判厅和检察厅，使行政、立法、司法相对，具有了三权分立的雏形。

　　云南光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光荣记录，它结束了满清君主专制在云南的反动统治，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为云南人民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云南军XX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省一级xxx组织机构，其组织是比较完备和稳定的，它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民国初期的云南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国历史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乱之后，人们普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借此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和建设自己的祖国。而此时袁世凯的真正面貌尚未完全暴露，许多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蔡锷也不例外。他认为袁世凯是强有力xxx的象征，能够把中国治理好。他将自己富国强兵的政治夙愿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希望依靠和辅助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在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不久，蔡锷便郑重宣布“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顺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6](P215)他抱着民主平等、富国强兵的愿望，希望在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下，“想带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7](P88)然而，蔡锷的幻想和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逐渐被袁世凯的独裁、卖国行为扑灭了。

　　1913年，袁世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势力扩大到了整个长江流域。1914年1月，袁世凯利用国会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便采用恶劣手段解散了国会，5月又废除了《临时约法》。至此，袁世凯把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完全破坏，只剩下了“中华民国”的一副空招牌。这种行为给蔡锷以深深的刺激，迫使他作进一步的思索。

　　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实现当皇帝的美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种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蔡锷敏锐的看到这是日本灭亡中国大陆政策的最新步骤，立即表示坚决反对接受“二十一条”，主张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并制订了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然而，袁世凯不顾人民的反对，对蔡锷的一片苦心置之不理，最终还是接受了可耻的“二十一条”。其后，袁世凯并没有咬牙雪耻，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帝制。铁一样的事实无情的粉碎了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使他走出了反对袁世凯的决定性一步。

　　1840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满清王朝对外开始丧失了独立自主权，逐步沦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工具。国内矛盾由此而激化，人民起义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化，使得满清统治者对内也逐渐丧失了国家的统一治理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族君主专制，在中国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使中国政局在短期内呈现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局面。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西方列强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为拯救危亡，蔡锷投身于再造共和的军事实践，他认为只有维护国权，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通过分析蔡锷军事实践中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可以深入揭示他的政治立场与所属派别。

　　在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中，中央集权XX一直存在着，其特点是君主（皇帝）为维护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通过强化君权来统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行政系统，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疯狂镇压人民起义。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由于蔡锷深受梁启超改良主张以及日本军事教育的影响，在逐步的政治实践中，意识到由君主专制向民权政治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民国初年政治剧烈动荡的局面，蔡锷想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统一的集权中央XX，借此来巩固和发展国权，以实现国家的对内统一治理与对外的独立自主权。

　　蔡锷支持建立强有力中央XX的目的，对内是为了避免回复专制，对外则是为了避免遭受任人宰割的耻辱，是为巩固和发展国权服务的。当认准当时的中国需要在民权共和的理念下，建立统一强有力中央XX时，蔡锷便毫不含糊的坚持并身体力行这一政治主张。他为建立统一强有力中央XX的种种军事实践也表明，他是真诚希望中国借此走向独立富强的康乐之途。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个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伸张民权，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教养以及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因此，具体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民权勾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文中指出国民应该享有参xxx，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举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订，人人共守，强调要实现民权，就必须推翻满清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南京XX成立后，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享有居住、言论、集会等“私权”。然而，民国初年，社会混乱的客观现实，使中国发展民主政治还远不具备一个成熟的社会基础。面对这种局面，蔡锷虽然未能指出民权的内容与实质，但对于如何保障和伸张民权，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

　　蔡锷提出在强有力统一中央集权XX下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以维护和伸张民权的政治主张符合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总之，蔡锷的军事实践在民初历史的政局发展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改变中华民族遭受凌辱的悲惨境遇和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蔡锷明确提出要建立强有力中央集权XX，维护国权，实现民权，并在政治实践中努力维护这一主张。蔡锷在救国救民的实践中，竭力谋求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他对自己共和理念的坚定不移、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视的精神财富。而史学界对他在民初的政治倾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保清、附袁、反孙的改良派；或谓反清、抗袁、拥孙的革命派；亦或谓以改良主义为核心，兼收并蓄其他思想主张的中间派。但如果从历史的总体发展来看，蔡锷的政治理念，已经是源自梁启超等人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的启蒙；他的“拥袁反孙”是为了维护国权，而且当时袁世凯的政治投机性尚未充分暴露；随着政局的演变，“抗袁拥孙”则充分显示了蔡锷在反对君主专制复辟、维护共和、伸张民权上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改良派、革命派、还是中间派的观点，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偏面性，从而也就不能对蔡锷的政治派别做出总体上的判断。其实，民初政坛上的蔡锷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位实干家。他始终抱着对中国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希望，在民初的政治角逐中，坚决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坚信共和统一不可更改。特别是在民初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蔡锷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掌握了对军队的实权，能够在共和政治出现重大曲折、君主专制试图复辟帝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蔡锷的政治实践为强化中国人民的共和理念，推动共和制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从而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政治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些都表明蔡锷的确无愧为一名反对帝制的共和派杰出人物。

　　[1]谢本书.蔡锷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2]蔡端.蔡锷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3]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孙天霖.忆蔡锷[A].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5]孙璞云.云南光复军XX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6]毛注青.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7]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陈新宪.略论蔡锷的性格特征及主导思想[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