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康氏家族谱系研究

　　粟特，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史籍中所载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大多居住在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史国等等若干小国地区。其中康国为最大的宗主国，粟特人擅长经商，隋唐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北上移居中国。入华之后需要按照中原的习惯取一个姓氏，于是他们就以康国的康为姓。康氏家族作为粟特昭武九姓之中的大族，其族人积极活跃于各个社会阶层。此文将视野聚焦在唐代粟特康氏家族，对康氏家族入华的仕宦经历、迁徙状况、生活状况进行探述。

　　唐王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极高包容性的国家，国力强盛的大唐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宽容的怀柔政策。对忠于帝国的少数民族人，李唐皇室从不吝啬信任和封赏。粟特民族勇武好战，性格坚毅，是天生的战士，入华之后，大量的康氏粟特人投身战场，在战争中积累战功，获得晋升之路。通过对《新唐书》、《全唐文》、《唐代墓志汇编》等书的查询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央的禁军还是地方上的军队，都有大量的粟特康氏族人存在。

　　入华粟特康氏一族中的康植家族是终唐一代最为辉煌与最具代表性的家族，这个家族以武勋立世，以战功绵延。家族之中有任职中央的禁军武士、也有镇守一方的刺史和节度使，有一生低品的小官、也有荣极一时的高爵郡王。以下将以康植家族为例，从其世系出发来看康氏的仕宦经历。

　　首先对康植家族进行世系的梳理，历史明确且具体可考的有六代十四人，第一代康植，《新唐书》中《康日知传》记载了：“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衞大將軍，封天山縣男”。[[[](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康日知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第4772页。]]康植的官职为“左武衞大將軍”这是唐朝禁军南衙兵十六卫中的一卫，正三品的武官，供职于长安皇宫，于是康植做出“徙居爲京兆長安人”的决定。[[[]吴钢：《全唐文补遗·康志达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432页。]]《康氏墓志》和其他一些史料中还记载了康植在左武卫大将军之后，又被外派到原来的“六胡州”地区新设的长州做刺史，一直到其故去，都是三品的高官。玄宗的“久任而专”使康植家族真正的归心，并在长安定居下来，并将康氏的祖坟定在了长安城外，这点后边会重点再说，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康植的子女可考的有两人，儿子康孝义和女儿康氏（安文光的夫人）。[[[]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7页。]]女儿康氏有一子忠信，因为不姓康不再细表。再说儿子康孝义，史书上并无康孝义的杰出表现，《康志达墓志》中只提及康孝义为“萬安府折衝，累贈戶部尚書。”万安府虽是隶属右骁卫，但不在京师，作为折冲也就是四品官，康孝义一生只此一职，最后殁于任上。墓志中的“累贈戶部尚書”是唐帝国对其子康日之的一种安抚与褒赏，生前四品，死后获赠三品，真是无上的荣耀。

　　康家的第三代为康孝义之子康日知，这是康植家族里程碑式的人物，甚至超越了其祖。根据《墓志》所载以及查询《新書》卷一四八《康日知傳》、《補遺》五及《墓誌彙編·續編》長慶〇〇二《康志達墓誌》和《補遺》九《李少賓墓誌》后可以把康日之的仕途大概梳理出来：先为赵州刺史（李惟岳时期），李兵败后，康日之还朝又封为御史大夫，深赵观察使，赐实封二百户（建中三年，应该是已经有爵位——榆林郡王），[[[]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3页。]]再为同州刺史和奉诚军节度使，朝廷再封晋慈隰等州节度使。康日之的边镇之荣已达顶峰，再后朝廷将其召回戍守京师三品衔的左威卫上将军，又领二品衔的兵部尚书，改封会稽郡王。为笼络康日之，帝国对康日之的父亲进行追赠也给了三品尚书衔。康日之一生的荣耀开始于李惟岳之叛。他作为一州的行政长官——赵州刺史，却是武人出身，因此在军中一定拥有影响力。所以可以猜测出康日之积极参与了平叛之战，并获得了巨大的战功，不然朝廷绝不会封他为食二百户的郡王。在这次战争中康日之证明了自己作为胡将的忠诚，李唐皇室对其信任有加。至其晚年调任中央，成为中央禁军十六卫的高级将领，领尚书衔二品。康日之在外为节度使，在内为禁军大统领，其后又被封为郡王，他的官职已经是入华粟特康氏家族人中最为显耀的了。

　　康日之有三子志宁、志睦、志达以及一女康氏。这是康家的第四代。康氏“封會稽縣君”，康志达曾为“幽州卢龙军节度衙前兵马使、朝散大夫、检校光禄卿”一生全是散官小文官，没有成就可言。康志宁是“宪宗年间以功臣之后叙录”，官职也不大“以左神策军华原镇遏兵马使兼御史大夫，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龙武将军知军事”，康志睦“隸右神策軍，遷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以討李同捷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和七年七月丁亥，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康志睦的两次大的升迁源自“討張韶”“討李同”的捷功，虽然没有和其父一样封王但同样封为“會稽郡公”。

　　康家第五代，可以查找到的有三位，康承训，字敬梓，康志睦之子、康元宝，康志达之子，还有一位是康志达的女儿，后嫁给陇西李继宗。第五代中最杰出的当为康承训。因为父亲的影响，康承训因功授为左神武军将军，但其真正的成长还是在为李唐的平叛战争中。胡人蕃将的血气勇武在其血脉之中涌现，“宣宗擢爲天德军防御使”，“有威名，虏不敢犯”。只因威名就可以震退虏寇，虽然真假难以考究，但由此可知，康承訓是和父亲康志睦一样，战场上的悍将勇者。“庞勛反，拜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讨之。”康承训临危受命，作为胡人官拜义成军节度使并徐泗行营都招讨使这已经是莫大的权力了，李家将大权下放胡人，不仅是对其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其忠诚的认可，节制中原腹地两路大军，最后平息叛乱“斩之”。[[[]章群：《唐代蕃将研究》，X：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第327页。]]平乱有功康承訓“迁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节度河东。”后来因为贪功贪图战利品“贬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直到唐僖宗继位，才被召回，授左千牛衞大将军。康承訓既有胡人的勇武，同样也有着胡人的残忍与野蛮，对规则会有挑战，所以其后才会被贬多次。对于康志達的一子一女史书并没有详细的记载，此处略去。

　　康家第六代，主要就是康志睦的两位孙子，康承训的儿子康传业和康传圭。武将世家的康传圭在唐僖宗一朝坐到了河东节度使，远离中央的掌控，同时军xxx柄在手。

　　把康植家族进行切割整合来看整个大唐粟特康氏，先看康植家族前两代的官职的变化，通过康家的这两代，可以大致看出点脉络，粟特康氏族人在入华之后，充分的利用自己本民族能征善战的优势，果断地投身战场之中，通过大小不一的战功为自己谋得官职，典型的就像康植。虽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选择经商，但是诸如康氏这种昭武九姓中的大姓大族，更多的还是选择了领兵打仗，征战沙场。

　　而且唐帝国虽然重视胡人番兵，功勋武将，但不一味的扶持，这也是很多武将之家只传一代的缘由。如果家族后人之中并无杰出的人才，立下大的功劳，一个家族就会衰败，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强大如康植家族他们的第四代康志达、康志宁，第五代的康元宝，第六代的康传业，虽然保有官职，但都是低品小官。

　　在此截取部分仅存一代的高级武官为例，见下表：

　　表1武将任职表

　　姓名仕宦经历

　　康秀琳李希烈将，建中四年，与周曾等密袭李希烈，被杀，赠尚书左右仆射。（《新书》卷一九三《周曾传》）

　　表1武将任职表续

　　康艺全右神策军兵马使，长庆四年以平张韶功擢左神策大将，六月乙卯又擢鄜坊节度使。（《旧纪》卷一七上、下）

　　康日华左神策军，赴行营正将，试太常卿。死王事，赠坊州刺史。（《白氏长庆集》卷四九《康日华赠坊州刺史》）

　　康道隐咸通中，帝遣中人康道隐宣尉徐州，庞勛郊迎，固求节度。（《新书》卷一四八《康承训传》）

　　康通信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甘州删丹镇遏、充凉州西界游奕防采营田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补编》卷八九《康通信邈真赞》）

　　康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瓜州诸军事、守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补编》卷八九《康使君邈真赞》）

　　康令恽范阳郡节度副使

　　范阳郡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冠军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上柱国、山阴县开国子

　　卒于开元二十二年[[[]王育龙：《唐研究》，载《唐长安城东出土的康令恽等墓志跋》2000年第六期，第395～405页。]]

　　这些高级的武将官员同样因为没有能够继承其事业的优秀子嗣而家族衰败。

　　与这种家族没落相反的就是家族辉煌的延续，以武将之家要想做到如此，只有再入沙场，再立战功。正如康家的康日之、康志睦和康承训祖孙三代一样，平叛荡寇。此类家族有康敬本家族，高祖、祖、父都担任过“隋上柱國，左驍衛三川府鷹揚郎將”“隋左親衛”“皇泰元年，授銀青光祿大夫，遷上大將軍，尋除左龍驤驃騎將軍、陽城縣侯。”[[[]荣新江、张志清：《从萨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相互的传承使家族绵延兴盛。再如康杴家族，祖安，翼贊周朝，父陁，匡輔隋室，康杴，陪戎副尉。[[[]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康杴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0页。]]虽然《補遺·康杴墓誌》中对于康祖和父描述的很少，但可以推测动乱时期的王朝，又是胡人粟特人如何去“翼贊”，又如何去“匡輔”，只可能是通过武力，参与战争，镇压起义，对抗压迫，镇守边疆。除此之外很难说到匡扶之功。再比如康景雲家族，康景雲祖康氏，康府君，曾获“游擊將軍、上柱國、賞緋魚袋。”之荣。康景雲本身也获封“翊府右郎將同正員”赐“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衔。[[[]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康府君夫人康氏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再有如康留買家族，可考可知的有五代人，康留買高祖康感，曾为涼州刺史，祖康延德曾为安西都護府果毅，父康洛，封为上柱國。兄弟康磨伽，“在戎，以爲檢校府果毅；軍回，授游擊將軍、上柱國。”康留買，“還師獻捷，授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頻陽府果毅、北門長上。”康留買不仅能够“投觚出將，振甲臨戎”而且爱好读书，《補遺》三及《墓誌彙編》永淳〇一三《康留買墓誌》载“懷功名而重書劍”。[[[]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康留買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粟特康氏家族作为以武勋立世的武将之家族，其辉煌与落寞所依靠的就是真正的的后人武功。以武功发家的终将因武功而衰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鲜血拼杀的荣耀功勋，只能以鲜血拼杀再次换取，李唐统治者对于将领的选择，遵从的是选贤能者而非单纯的血脉继任者的原则。

　　根据康植家的几代人官职做出下表

　　表2康植家族任职表

　　人物官职

　　康植（一代）左武衞大將軍

　　康日知（三代）左威衛上將軍

　　康志睦（四代）右神策軍，遷大將軍

　　康承訓（五代）右武卫大将军，授左千牛衞大将军

　　康植家族的六代之中，细数下来居然有四代四人都曾经进入过南衙卫隶属的十六卫之一，被封为一卫的上将军或者大将军。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发事件，因为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例如康续家族中，康续的父亲康老，曾经出任过“左屯衛翊衛”。[[[]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康續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3页。]]再如康宜德家族中的康宜德，虽是“西域康居人”，但是入华之后，被封为“右衛翊一府翊衛”担任禁军的一个小的头目。[[[]吴钢：《全唐文补遗（六）·康宜德墓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再有如康鍠家族的四代孙——康榮曾为“云麾右衛大將軍”，是高居三品的实权将军。[[[]吴钢：《全唐文补遗（一）·曹府君墓版文》，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最著名的还有康庭兰家族，康庭兰高祖康匿，担任过“守左衛翊羽府中郎將”，祖康宁“行右領軍衛將軍”，康庭兰曾为“行右威衛翊府左郎將”……[[[]吴钢：《全唐文补遗（四）·康庭蘭墓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页。]]

　　这很明显的说明了一件事，以康植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康姓粟特族在李唐皇室的心中是具有极高地位的，他们的忠诚勇敢给李唐皇室留下了深刻的映像，所以有一部分的粟特人进入了最机要的禁军，这也是一种荣耀。除了这一部分的中央禁军武官之外，拥有实权的外镇将军还有很多，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权力有大有小。

　　以康植家族为例正二品的高级官员节度使，康植家族就有四人，康日之“拜晉慈隰等州節度使”、康志睦“進平盧軍節度使”、康承训拜“义成军节度使”以及康传圭拜“河東節度使”。高官之下当然也有低品的一些小官，比如康日之的父亲康孝义就只是一个四品甚至是五品的“萬安府折衝”，又如康志宁，所担任的全是没有实权的散官譬如“左神策军华原镇遏兵马使兼御史大夫”“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左龙武将军知军事”等。一个康植家族以时间为线，不管是横向比较还是竖向比较都相差极大，这也是入华后整个康姓氏族在政治仕途上的一种完全性的体现。除了康植家族之外，官拜二品节度使的还有康藝全,《舊紀》卷一七上记“長慶四年以平張韶功擢左神策大將，六月乙卯又擢鄜坊節度使。”左神策大將衔亦是正二品的武官之职。在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中，仅此几人官至二品，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到粟特人想要成为如节度使，左右神策将军或者封为县公这样的正二品的高官或者爵位的，是非常难的，在整个粟特人的任职之中，大多还是四品五品甚至不入流的武散官。诸如“游击将军”“原州崇岡鎮副”“交河郡右領軍岸頭府隊正”。

　　通过对资料的检索可以发现康姓的族人的归附，大都发生在唐以前，比如康达家族“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康達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康婆家族其祖康羅更是“以魏孝文世，舉國內附”。[[[]吴钢：《全唐文补遗（六）·康婆墓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康老师家族，高祖康寶康国王第九子，周时内附。[[[]吴钢：《全唐文补遗（八）·康老師墓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这些前朝就已经内附的家族，虽然在当时都获得了极高的封赏，但是家族绵延到唐时基本上，不再担任显官要职。在唐时归附的康阿史屈達干，就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天宝元年“拜左威衛中郎將”、天宝四年“拜范陽經略副使”、天宝五年“破契丹功，拜左武衛大將軍，仍充節度副使”安史之乱后“拜金吾大將軍、加特進，增封清河郡公”。其子歿野波，也是备受殊荣官至正三品的“左金吾衛大將軍”戍守京师。[[[](清)董诰：《全唐文·康阿史屈達干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4页。]]归附的家族，首领族长在归附之时可以拥有很高的起点，但是几代流传之后也和大多数普通的依靠武勋立世的武将一样，衰败破落。

　　总体来看，粟特康姓族人的仕宦之途，有几个特点：第一，大部分的粟特人都依靠武功立世，大多是单独的一个家族入华。虽然入华定居，与汉族交融，但是汉化过程缓慢，粟特武将的家族很少会出现文官的后代，大都依靠祖辈遗留的血勇投身战场。第二，武将世家衰落的非常快，往往第二代就会出现高品的散官，或者低品的实职将军，典型的是唐代时期大规模族群归附后的康康阿史屈達干家族和唐前归附的一些家族。更有第二代后人就不见于史的情况发生。第三，就康姓族人担任的官职本身来看，这些粟特人深受李唐皇室信任，镇将在外的二品节度使就有数人，禁军之中亦有担任南衙兵十六卫的统领正三品的大将军，甚至有人获封二品的天策将军，至于低品的武将，不入流的散官将军也是不少，康姓粟特人真正的融入到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到底无所不及。

　　隋代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的建立又进一步的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唐帝国牢牢的控制着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国，同时也成为了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多个国家的宗主国，东西方通道大开，交通方便，本就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康姓粟特人入华，以下将简单的探究康姓家族的迁徙与聚居。

　　粟特人的祖地在中亚地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要想入华，他们的迁徙路线一定是从西往东的。那么将时间段放在唐，以聚居点为中心来看看康氏大致的迁徙聚集情况。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提及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住在此城，随后又修了新城，蒲桃城，萨毗城。胡人追随，其后形成了聚落。开元二年，当新城建立之后，成立石城镇，唐高宗李治任命康艳典为石城镇镇使。[[[]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京都：同朋舍，1957年版，第587～588页。]]康艳典东来至此，已经在此聚居，随后又被册封，其名义上已经成为了唐朝的官员。可以说在贞观年时，石城镇就已经形成了粟特康氏聚落。再到武周天授二年，康艳典的弟弟康拂耽延被唐朝任命为石城镇将及镇使。康艳典作为康国大首领率领入华的大部分都是康姓粟特人，首领入住石城镇之后，其余的康姓粟特人，自然会以此为中心扩散居住，因此曾经的楼兰极其附近地区是入华康姓粟特人的聚居地。《康武通墓誌》中提及“蒲昌貴族,酒泉華裔”，从地图上看蒲昌海就在石城镇的东边，距离石城镇非常近，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楼兰及其周围地区就是康姓粟特人入华之后的一个大的聚居之所。[[[]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康武通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在论述粟特人东迁之旅，考证了楼兰这一地区粟特聚落的确凿性。

　　章先生的《唐代蕃将研究》中提及到向达先生的研究说：康國人東徙，沿途居停之地，今所知者有高昌、沙洲及柳城等處。[[[]章群：《唐代蕃将研究》，X：联经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190页。]]高昌就是后来的西州，近来考古发现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是吐鲁番地区各时期的公共墓地，新发现的康世家族茔院位于沟西墓地东南方，共有墓葬33座。[[[]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考古》，载《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2006年第12期，第12～26页。]]如此数量的坟茔更是证实了这一观点。西州在蒲昌海的北方，沙洲在东方，两州都距离蒲昌海不遥远。如果将蒲昌海作为中心，西边的石城镇，北边的西州，东边的沙洲，整个一片地区都是康氏族人的聚居之所。

　　向达先生所说的柳城，又称营州，柳城是在距离蒲昌海很远的今河北地区，柳城的康氏族人，是不是原来蒲昌海地区迁徙的，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柳城也就是营州附近，聚居着一群粟特康氏族人。《全唐文》卷三四三《康阿史屈達干神道碑》的提及康阿史屈達干“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天寳元年，與四男及右殺妻子”归降唐朝，神道碑记载归降后的康阿史屈達干家族入籍营州柳城。这个归降的康氏家族原先是突厥的大臣世家，要知道“達干”其实就是“Tarqan”是突厥境内对于“大官”的一种尊称或者敬称，是侍奉可汗的政治官员，荒川正晴的《西突厥汗国的Tarqan达官与粟特人》也有对“達干”的论述，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荣新江、罗丰：《粟特人在中国(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4页。]]康阿史屈達干先去长安面见皇帝，其后不久康阿史屈達干官拜“范陽經略副使”，范阳也就是幽州，幽州在营州柳城的西南方向，两地相距不远，但是却天差地别，柳城是契丹兴中府，数次为奚所占据，在长城的外边，而幽州不然，幽州与柳城虽近，但幽州在长城之内，归降后的康阿史屈達干家族应该会入籍长城之内的州府，而不是长城外边，而且其在幽州为官，入籍幽州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后家族入籍柳城？大致的原因应该就是柳城极其附近地区，已经聚居了一大部分的康姓粟特人，就如汉人的郡望一样，如果大量的康姓之人聚居在柳城，那么属于内迁的又是拥有大量附属及财产的康阿史屈達干一定会选择柳城，而不是幽州。所以在此也可以划定北方的柳城营州也是康姓粟特人入华之后的一个聚居点。有一点应该同时要注意到，那就是虽然幽州并不是大批量的康姓族人聚居地，但一定存在一定的人粟特人，也存在着康姓家族，比如说官拜范阳节度使的康令恽，他的家族就一直在幽州附近出没，所以幽州也存在早先就归顺唐王朝的康姓家族。

　　除了柳州之外，康姓之人的聚居地还有长州和靈州附近地区。说到这里，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粟特人曾批量出现在突厥，比如上文提及的康阿史屈達干，他是东突厥的贵族大臣，后归降唐朝。有史可记的还有：貞觀四年〈630）正月，突厥大倩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第6035页。]]開元十四年（726）正月，突厥遺其大臣臨河達干康思琮來朝。[[[](宋)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年版，第11450页。]]此二人疑皆为康国人，且任突厥之酋帅。那么突厥之中存在康姓族人这一结论确认无疑。那么为什么会说长州、靈州附近附近就存在康姓粟特人的聚落呢？那就要再看前文说的康植家族，康植的一生功绩最大的就是平定了康待宾之乱。“康待宾，蘭池州人，開元九年四月庚寅與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鐵頭等據長泉縣，攻陷六胡州。”[[[](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6745～6752页。]]康待宾作乱的地方是六胡州，而康植平定六胡州后“徙居爲京兆長安人”，几年后被封为长州刺史。长州在唐朝有多个指代，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进而推断就可以知道，这个长州应该就是六胡州之乱后，唐王朝重现规划出来的“匡、长二州”的长州。理由很简单，首先康待宾是开元四年，率领康姓粟特人和一些突厥人归降唐朝的，安置地就是六胡州，那么六胡州除了突厥人外，应该还有大量的粟特康国人，启用同为粟特康国人的康植作为长州刺史，可以更容易的稳定局面。这就可以明确长州地区一定存在大量的康氏家族聚居，虽然匡州同样出自六胡州，但是否是大量聚居地，难以确定，故不细言。再说靈州，对于靈州聚居地的判断来自于康植的孙子康日知，康植将家族迁移到长安，但是后来又出任长州刺史，值得注意的是匡、长二州并不在原来六胡州的地方，而是被玄宗迁到了河南以及江淮地区，这就远离了长安，而且与靈州也比较远，但是在康日知的墓志中，明确的说到，康日知是靈州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康植迁居长安，并在长安做过几年的南衙卫的将军，后来外派长州，如果一起将家迁过去，那么其孙康日知的居住地绝不是靈州，而是长州。如果没有举家迁移，那么康日知也应该是长安人士，而墓志上的确是靈州，那么就可以推测康日知一定如同康阿史屈達干入籍柳城一样，在靈州一定聚居着康姓粟特人，只有大量族人形成的聚落，才会使得康植家族在康日知时代入籍靈州。

　　再就是唐朝的东西二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理所当然的吸引力很大的一部分人留在这里，以死后归葬之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看下边所统计的表格：

　　表3康氏族人归葬表

　　姓名归葬之所

　　康敬本遷於□□北上翟村西原

　　康武通葬洛陽縣諸葛村北一百□□山之陽

　　康元敬河南北邙平樂鄉

　　康老师垂拱三年合葬於北邙山之平樂原

　　表3康氏族人归葬表续

　　姓名归葬之所

　　康續歸葬洛陽城北七里晏村西平樂鄉界

　　康杴邙山洛阳北山峰

　　康婆以其年九月一日，遷葬於北邙山之南原也。

　　康達葬北邙之坂

　　康留買卒於洛陽，葬河南平樂。

　　磨伽卒於京之私第，返葬河南縣平樂。

　　康氏葬洛陽縣北邙山。

　　康遠還葬洛陽

　　康威合葬於定鼎門正北廿五里河南北山

　　康公葬河南縣平樂鄉

　　康仙昂天寶八載卒于東京太常之公第也，年四十八，葬北邙之原，

　　康固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

　　康公葬長安縣西龍首原

　　康敬本遷於□□北上翟村西原

　　康武通葬洛陽縣諸葛村北一百□□山之陽

　　此表由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为基础整理而来，从表中可以看到，以康姓的各个家族中代表人物为例，他们死后的归葬之所都在洛阳城的北方，邙山，平樂鄉之所，这是一个密集安葬康姓粟特人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洛阳城一定聚集了大量的粟特人，除了这些史书上可以找的蕃将，可以想象的是，粟特籍的商人一定也大量聚集在此处，向达先生说：康国人善贾，利之所在，无所不往。大唐帝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作为都城，洛阳城聚居了大量的贵族，南通北达，存在巨大的商机，那么粟特的商人一定会抓住机会，创造财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大量的康姓粟特人死后安葬于此。

　　这里插入荣新江老师《从萨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中的唐代粟特人迁徙路线图，来进行总结：唐代粟特康姓家族，离开中亚地区的康国之后便一路往东，大首领将大量的康国人带到了蒲昌海附近，康国人聚在西州、沙洲和石城镇附近，再往东看混居突厥的粟特人，随着归降落户靈州和长州，甚至在江南地区也有康姓家族的存在。再往东南方的聚落就在长安和洛阳，聚居着包括康姓家族在内的大量粟特人。再往北就是营州附近的康姓人聚落，这部分康姓人除了是蒲昌海迁徙的，也有很大可能是东突厥的粟特人南下聚居在长城外的柳城营州附近。入华康姓粟特家族的大致聚居点和迁徙路线就是如此。

　　图1迁徙图

　　生活之言无非生与死，本文将以康氏家族的婚姻状况和死后墓葬两个方面来简单的看看康氏家族入华之后的生活状况。

　　在史书的传记、墓志、神道碑或者其他的材料中提及的关于主人的婚姻状况并不十分详细与明确，但就在有限的材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康氏家族在入华之后，选择的婚姻对象，一般都是同为九姓胡的女子。《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中也说到学界认为“中亚诸国在婚姻上维持其传统的时间要长一点”。李鸿宾先生在《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开篇第—页就提及到了入华粟特人的家族内通婚，除此之外也有和外族的联姻。

　　对比材料可以发现确实如此，典型的如康杴、康老师、康积善等。康杴其祖在周时已经入华为官，但至康杴时，所娶依旧是粟特的曹氏。康老师的曾祖康宝为康国王第九子，周时入华为游击将军，三代之后的康老师，所娶的是粟特史国的史氏。康积善祖北齐入华为金紫光禄大夫，传至康积善一代，所娶的是安氏家族的一位女子。除了入华粟特各族之间的相互联姻，同族之间的嫁娶也是存在的，康景雲的父母都是出自中亚康国的粟特康氏家族之人，他们是同族相互联姻。

　　出现如此情况这样其实非常好理解，中亚地区的生活与汉族人生活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衣食住行，包括语言、世界观、信仰等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在迁徙路途之中在观念上已经有所改变，与汉族交融，但变化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么在入华的初期，康世家族的族人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更愿意选来自同一地区的其他国的人。而且，在传统的汉家观念之中，胡人都是“脏”的，与他们联姻是一种破坏声望的表现。《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一文的论述中也提及说虽然在入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粟特家族的族人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姻，但是在入华的长久时间之后，他们的子嗣随着汉化的加深，也开始与汉人结合。《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还提及了一个史诃耽的例子，原配是来自康氏家族的康氏，在康氏死后，史诃耽续弦南阳张氏，张氏为汉人无疑。粟特人的嫁娶随着汉化的加深，也在发生着改变，原先的婚姻传统被打破。[[[]冯敏：《民族学研究》，载《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2019年第2期，第78页。]]

　　能将生活与艺术二者联系到一起的除了粟特康氏族人的墓葬，或许再没有别的了。墓葬是生活的终结，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将艺术与之联系的就是“骨瓮”。

　　康国人原先所在的康国，在撒马尔干地区，这片地区的墓葬方式是将死人送到葬尸台，由狗或者猛禽吃掉肉体，剩下的骨骸则放入到一种名叫“骨瓮”的容器之中，然后埋入地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5～320页。]]使用骨瓮这样的安葬方式明显与汉民族的礼仪之观念，不相符合，也不会被接受。康国人在东进迁徙之中，需要获得汉民族的认可，那么只能通过改变来适应。因为聚居的地方不同，粟特人与华夏人的融合程度不同，有的墓葬中依旧保持着粟特人的传统，有的则完全不似粟特人的风格。

　　以唐代处士康文通为例，首先，康文通的墓采用了砖室墓，有墓道、前后砖室、过洞、壁龛、天井和雨道。这是非常正规的汉族人的墓葬结构。墓中并没有保留骨瓮，而是砌有棺床。再说陪葬品，葬品有三彩俑、三彩模型器、彩绘陶俑、瓷器、铜器等。这里要说到就是陪葬品中的三彩模型器——井、磨、灶。这是极具汉族风格的东西。康文通的墓志记康文通饱读诗书，学习礼教，宛然汉人一样，他的墓各处都很非常明显的透露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

　　再比如康令恽的墓，康令恽与康文通不同。康文通的汉化程度高，更多的在于其一生都是在读汉家之书，感受中华的文化。而康令恽不同，从康令恽的墓志中可以看到康令恽家族一直都处在鄯州西平，是肩负唐朝对抗吐蕃任务的武将世家，对于汉文化的接触不多，但同样的康令恽也充满了汉族气息。康令挥卒于安史之乱前，死后葬于长安，墓葬建制遵循了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与葬仪。墓葬使用了５个天井、６个壁龛，各建筑单元有壁画，墓室西部有棺惇。同样不存在骨瓮。[[[]马晓玲：《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版，第73～75页。]]

　　不管是饱读诗书的文人，还是一生杀伐的武将，粟特康氏家族，在入华迁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与汉民族融合在一起，墓葬是粟特生活最直接的载体，从墓葬出发观察到的变化，应该且必然是唐代入华粟特康姓家族在生活与文化上的巨变，一叶而知秋，粟特民族的生活与艺术和华夏的改变与融合由此可见。

　　以唐朝的时间点来看，出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康氏家族，入华之后大都选择以武入仕，充分的与社会的各个阶层接触。在迁徙的途中，自西往东留下了几个大的聚居点，从蒲昌海到柳城，一条线上，都有康氏家族的身影。在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康氏一族的很多传统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康氏家族的嫁娶与安葬也都向汉民族靠近，这是生活的转变，也是文化上的一种认同。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疏漏，比如对于康世家族入华之后的生活仅抽出婚姻和安葬两方面落笔研究。对于之后的研究，可以从文化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来深入的探究康姓家族。本文的撰写，旨在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份较为整合的材料与明晰的视角，希望可以给后来者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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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钢.全唐文补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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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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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冯敏.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J].民族学研究，2019（2）

　　[18]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19]马晓玲.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