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南农村地区相对贫困问题

　　摘要：苏南地区整体经济水平已经达到基本现代化，但经济快速发展下农村依旧存在相对贫困问题。苏南地区由于传统工业化过程中依赖投资，农民权益保障和财产性收入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使部分农户处于经济收入的低端。要在苏南地区探索共同富裕的制度化方式，把扶贫工作与经济发展、权益保障工作相结合，促进苏南地区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关键字：苏南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创新扶贫

　　20世纪80年代，苏南农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要特色的“苏南模式”。上世纪90年代后，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又抓住机遇，吸引外资，建立工业园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苏南经济的新跨越。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是江苏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是苏南地区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上的重大创举。在苏南模式中，最重要的是突出集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发展为苏南广大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也使苏南较好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当然，由于贫困问题不仅存在生存性的绝对贫困问题，还存在着相对贫困问题。苏南经济快速发展也使社会收入存在一定差距，社会中存在着相对贫困问题。虽然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性质不同，但是，人的存在不仅是基本生存问题，还有公平发展问题。相对贫困反映了社会群体在社会中不同地位和处境，是社会利益矛盾的焦点，影响处于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主义要追求公平，实现共享富裕，必须关注处于相对贫困的社会群体。苏南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应该积极探索消除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制度化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为江苏实现基本现代化提供示范。

　　贫困是指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和，贫困在概念上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两种。开始仅有绝对贫困下的收入贫困问题研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概念逐渐演化为基于相对贫困视角的能力贫困、权力贫困等。

　　外国学者在研究相对贫困时最先从收入入手，汤森在1971年时提出相对贫困理论，对贫困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贫困不仅仅代表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且是个人、家庭直至社会组织缺乏各方面的资源，即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资源，他们达不到社会所规定的生活标准水平。因为他们缺少这些资源，所以他们本应该拥有的条件和机会就被相对剥夺了，故而处于贫困状态。”

　　我国学者唐钧在1994年提出他对相对贫困的观点：“绝对贫困是贫困的最核心内因，”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基本贫困是一个互相衔接的独立概念，绝对贫困是内核，向外扩展第一波是基本贫困，第二波是相对贫困。”[3]朱登兴学者在2001年又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相对贫困属于社会道德范畴，属于社会公平问题。总的说来，发达国家以相对贫困为主，发展中国家以绝对贫困为主。

　　苏南地区是包含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三个地级市以及江阴、昆山等九个县级市在内的地区。苏南地区经济在江苏省遥遥领先，据统计，2016年，苏州、无锡两个市的GDP分别为15475亿元和9210亿，跃居全国前12位。改革开放后，苏南地区以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村办和乡镇办集体经济发展迅猛，集体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整体发展，同时也反哺村民，为农村脱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苏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南地区农村早就脱离了贫困行列。但是，经济快速发展不等于也不意味着苏南地区就不存在贫困问题，不过这种贫困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是一种相对贫困。虽然苏南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但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依旧存在；农村中绝对贫困现象已经消除，但收入差距引起的相对贫困现象较为突出。[4]从总体上看，苏南地区发展应该从传统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社会协调发展转变，苏南地区要总结以往脱贫成果和经验，从提高发展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基本现代化的新机制出发，认真分析当前苏南贫困的原因。新阶段，苏南地区相对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与传统职业中收入分化使城乡差距依旧存在。如果一个家庭的就业情况偏向于农业方面，基于农村弱势产业的本质特征，农民就容易陷入相对贫困问题。但是如果把城镇居民的非货币收入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类似于城镇人口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等多样实物性补贴，这样一来更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由于苏南地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展露出来的自身的特点和不足,导致非农化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不仅直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发展，并且也使农民权利受损甚至恶化,由此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就应运而生。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在个人投资方面，由于受比较利益的驱动,苏南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宁可将自家的大部分资金投向第二、三产业,也不愿意向农业投资;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由妇女、留守老人和一些普遍素质不高的初级农业劳动人员投身于农业生产，而农村现有的强壮劳动力则大多数投入到非农业领域中。这样恶性循环以后又受到旧有的分散经营方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这种薄弱的小农经济力量分散,农民不具备高科技的农业技术的支撑与动力，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农民少种少亏,多种多亏，无力投资，收入微薄，土地效益低下。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与整个社会发展差距较大。虽然苏南社会保障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与苏南整体发展水平相比，享受社会保障最低线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与整个苏南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难以适应。

　　第三，财产性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苏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一部分人拥有了较多的个人资产，包括企业资产和房产等各种资产，这些资产性收入在一部分人的收入中所占比重较来较高，而只依赖劳动性收入的农民资产较少，因此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社会贫困差距和相对贫困。

　　第四，弱势群体依旧存在。因为受到自身生理、外界等不可抗因素的影响，在苏南少部分地区还存在着一个因病、智力障碍和劳动能力、家庭负担重等各方面因素导致的劳动力部分或全部缺失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部分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但在生存环境和社会平等待遇方面还十分欠缺，成为社会中边缘化的底层群体。

　　苏南经济发展初期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中后期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投资拉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旦依靠投资拉动时，资本收入这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就导致了相对贫困的日益扩大。苏南初期的乡镇企业一般是集体企业，在发展中增加了集体积累，在集体积累再分配中往往还可以照顾集体中的弱势群体，因而苏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被宣传。但是，由于集体经济改制，苏南中后期发展主要是引进境外投资，境外投资的主要收益者是投资者和地方XX、高管和技术人员，而对于一般工人和当时居民，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就较为有限。因此资本参与分配虽然优化了资源的配置，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资本参与分配对居民贫富状况影响深刻，而且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相对贫困局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把权力和贫困挂钩，他的观点是，一个人的交换权利和禀赋决定了他的权力的获得多少。这个权利是以贸易、生产为基础的，自己的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等。在他看来，之所以会产生贫困，根本是因为交换权利的恶化。没有均等配置的公共资源引起的个人机会与能力的差异，更使得相对贫困群体脱离了本该享有的国民待遇体系，这种社会不公现状不断恶性循环，又一次诱发相对贫困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以人的整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以此重新构建当代社会。重新确立人们对于发展的信心、树立个人对发展意义的态度，开始对相对贫困群体实施伦理关怀。苏南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较快增长，各级XX关注的焦点也是如何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乡镇及村级工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和XX更加重视乡镇工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最终的经济效益。之前有过这样一个例子，过分贪图经济利益,苏南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开发区建房热和私人建房热,导致大片的农用土地资源被占用。如苏州市的一个县级太仓市，该市仅有12个镇，却建有6个乡镇工业园区和2个省级开发区。而这种“新圈地运动”依靠的主要是行政制度,所以很多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土地却只拥有少量的经济补偿。并且，农民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就得由农民承担这个费用，即由低级差向高级差区位转移的级差地租。但是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他们却没有获得由高级差地块所置换开发后获取的差额,这些做法证明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得到财产性收入的土地资源权利被剥夺了。随着苏南地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人口越来越密集，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各类建设用地，像工矿、居民点和交通用地，构成了土地利用比例高达至16%,抵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2.54%的交通用地比例已经到达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985年法国2%，英国为2.4%)。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占用了，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劳动的权利。自从1995年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改制后,有些私营企业主无需再承担属地居民的生活和劳动义务,于是他们纷纷用更廉价的外来民工劳动力取代原来的职工，导致当地农民的大部分失业问题。[9]尽管苏南农村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这样两大特征，即“壮大集体力量,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部分农村居民不仅是失去了土地，同时也承担着相对低廉的体力劳动，经济繁荣下农民权利保障问题被忽视了。这些问题都进一步加剧了苏南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形成了类似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各市XX高度重视农村扶贫工作，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基本消除了苏南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积极探索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努力建立共建共享的新时期社会发展目标。这些工作对促进苏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两个率先”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农村扶贫实践与探索中，苏南地区走出了有自身特色的扶贫帮困道路。当然，在应对相对贫困，建立共享共建的社会主义目标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摆脱传统工业化单一发展模式，推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随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及国家、省旅游扶贫政策的出台实施，无锡市、苏州市、常州市纷纷推出了乡村旅游发展项目。以苏南地区苏州市为例，苏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围绕旅游扶贫和乡村旅游大发展，各市先后列出了有较好旅游资源优势的经济薄弱村，由市、区两级XX部门重点进行“一对一”帮扶。首先列出需要帮扶的内容和急需解决的困难与问题，专门召集有关部门、乡村旅游的营业主、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及乡村负责人进行会谈，然后用相应的人力、智力、财力为旅游民宿试点等有特色的当地旅游商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和平台。为乡村旅游发展献计献策，提供全域旅游的综合配套方案以及对实施对经济薄弱村农家乐人才的培养方案、发放资金支持乡村旅游区项目。XX充分发挥作用助推集体经济发展，使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富裕的有效途径。

　　乡村旅游对于整体提升苏南农村农户收入较之传统工业化发展有了较大的改变，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更多地惠及普遍的农户，从而带动农户增加收入的效果更加明显。但是，乡村旅游需要有较好的旅游资源、全面的旅游规划和高强度的旅游投入，才能形成旅游经济效应，达到带动农村家庭增加收入的目标。目前，苏南地区利用传统村落文化开展乡村旅游方面虽然有所起步，并且出现了一些如周庄等有影响的品牌，但数量和影响力依旧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乡村旅游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及对农村家庭收入的贡献未能成为主导性的产业。

　　2.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创新发展生态高效农业

　　苏南经济发展以乡镇工业起家，涌现了如华西村这样富有影响力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工业致富的追求下，农业发展被忽视，一些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乡、镇和农户经济就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经济地位在苏南地区中明显处于落后位置。过多地发展工业也引发了环境尤其是水源污染，严重影响了苏南农业发展，也使一些依靠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生存发展失去了基本的环境。一些贫困村也曾想过发展工业走向富裕，可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工业生产和市场没有充分把握而失败了。一些苏南村党总支和当地农民不断摸索，一些地区结合当地的地区特色，因地制宜，，努力寻求一条发展生态高效农业的脱贫之路。如宜兴的白塔村，经多方考察后从外地引进新品种种养，调整当地种养结构。通过几年的努力，如今一个在当地闻名的集果树栽培、生猪饲养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兴望农牧生态园，在白塔村欣欣向荣地壮大了起来。他们继续从上海等地引进外资，利用高校养殖技术，壮大生态园规模，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特色生态高效农业也是搞得如火如荼。

　　当然，农业现代化发展可以推动以农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增加，但现代农业发展不仅要有技术，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科学现代化管理。现代农业的经营发展与传统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这就决定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不能再将个体农民排除在发展之外，农民不能仅仅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方，还应该作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发展受益的主要成员。但是，目前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依旧存在着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农民主体地位和权利保障的问题。

　　3.创新精准扶贫帮困举措，建立社会化全面帮扶格局

　　以苏州市为例，2014年，梁溪区相对贫困家庭7700多户，占全区总户数的比重较大，XX扶贫帮困责任重大，于是创新扶贫机制，没有盲目刻板扶贫，都实行了精准扶贫。一是创新精准扶贫帮困机制：对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户提高社会救助和就业帮扶力度，XX始终强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脱贫”意识，确保“一个不少、一户不落”奔小康。二是构建深度救助体系：建立特困家庭专项救助基金和特困家庭深度救助机制，对因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给予救助，并且救助后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家庭给予深度救助，减少因病、因祸、因灾的问题返贫。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帮困：XX落实社会各级组织和企业家的扶贫责任，协助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结对帮扶，有针对性帮助解决贫困群众的实际问题。[8]逢年过节，红十字会等社会关怀组织以及党员干部都会自发进行贫困人民探望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显示人文关怀。“千人千企帮万家”和“微慈善”活动都曾鼓励和支持企业和志愿者参与扶贫帮困，实现扶贫帮困主体多元化、筹资渠道社会化。2016年，无锡市XX实施五项利好政策，市XX第41次常务会议传出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实行困难户孩子免费上幼儿园、提高孤儿养育标准、满80岁的老人可享有尊老金，提高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等含金量较高的民生利好，均让人感到XX民生工作的实在。

　　社会化帮扶体制的全面建立，使农村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摆脱了单纯依靠XX帮扶的局限，从而实现帮扶的精准有效。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够成熟，社会组织对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家庭的关注度不够，这些都使社会帮扶在力度和覆盖面上存在着较大缺陷。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扶贫从政治动员向制度化发展，一来是要在政策上解决对贫困地区和人口有所区别的社会政策，在各项建设中关注和倾斜于这些目标人群和地区，依据扶贫法规在日常的工作中做到有区别的社会扶持；二者是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地位，把扶贫责任进一步下移，让资源更多地可以由村一级来使用与支配，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管理和组织能力，使村级组织在扶贫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发动社会成员关注和帮助社会贫困成员，把XX的精力放在集中社会资源和发布扶贫信息的角度。

　　解决相对贫困核心就是，要在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贫困群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首先，XX要保证社会结构稳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让社会群体普遍享有均等的自由空间和发展机会。对于二次分配，要实现基本的公平与正义来有效遏制社会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其次，社会成员要清醒审视现存的贫困伦理关怀议题，完善落后的扶贫理念与方式，从内心深处出发，转变勉为其难的道德施舍为主动的人道扶持，转变义务性、临时性的虚情假意为自觉的、制度性的真心实意。最后，具体来说，我们要把被援助者定义为扶贫主体，考虑到他们差异性的接受程度，制定出富有符合人性发展、伦理内涵的扶贫方式。结合相对贫困群体的实际生活状态进行持续有效的伦理救助，让贫困人民重塑自我价值和尊严，摆脱相对贫困。

　　对于苏南地区的相对贫困，我们要重视能力增进型扶贫，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实施不同的扶贫方案，而不是一刀切，进行结构性的扶贫，也可称造血型扶贫。中国有句老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像苏南的大部分农民，本身有劳动能力，XX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条件和空间，增加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让他自我脱贫。XX应主动承担起责任解决农民自我组织能力不高的问题，加强合作社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那些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那些本身不具备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较弱的那群弱势群体，他们受生理、自然等不可抗因素的影响，长期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的状态，经济条件处于贫困线以下，本身无法很好地改变现状，这个就要靠救济扶贫来解决。这是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XX托底，民政部门和非XX组织进行慈善救济来解决的脱贫问题。对于他们，也不全需要赖着XX，XX也要建立一套创新机制。建立一种创新机制，有了这种创新机制，他们不需要等民政部门来救济，就可以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苏南地区农业应该以生态园的建设为重点，加快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的综合扶贫开发。XX要积极地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积极地推进休闲旅游农业规划和建设，规范有序地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打造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观光休闲精品区块。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引导薄弱村、低收入农户利用闲置房屋组建民宿合作社，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特色发展，共享农旅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着力培育新型营销模式，帮助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组织实施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的活动，建立和落实制度化、长效化、实效化的帮扶机制，让广大党员干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结对困难户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低保标准和五保供养水平，鼓励村级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建立慈善基金，多渠道保障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常年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总结推广经济强村的不同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组织开展新一轮薄弱村扶持工作，转变增收路径、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创新结对帮扶途径，增强幸福村的带动能力与薄弱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按照现代农业规模化、组织化、园区化、市场化、特色化的要求，以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加大土地流转、“三资”投农力度，加快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步伐，重点培育以农民专业合作、富民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不断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大园区、小业主”、“大承包、小包干”的经营体系，塑造“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10]以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为抓手，指导和鼓励同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和联合，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逐步形成一批地域特色突出、利益联结紧密、带动效应显著的产业联合社[13]。

　　完善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为重点的基本保障体系，多渠道提高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医疗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9%以上。一是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做好制定实施医疗保险调整新政准备工作，稳步提高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二是调整社会救助标准。按照不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他困难人员的救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12]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稳岗位、提素质、促就业的积极作用，落实失业保险降费率政策和稳岗补贴发放工作。三是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强化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相对薄弱地区的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运营。推进镇村公交建设，加大农村公交客运场站配套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圈”、“体育健身圈”、“健康服务圈”等配套设施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共建共享，逐步增强低收入农户的融入度和“获得感”。

　　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脱贫政策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制定实施产业扶贫规划，创新就业扶持政策，逐步提高困难群体就业水平。一是XX优化就业扶持政策。XX组织人员认真开展困难家庭、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针对性就业帮扶，扎实开展好实名制登记和服务工作，形成动态调整机制。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新模式运行。稳妥做好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提供精准有效的就业政策扶持，扎实推进实名制监测和跟综服务工作，及时解决下岗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14]二是企业和社会各级组织加大岗位培训力度。继续加大低收入群众的职业培训补贴制度和就业援助制度，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条件，帮助困难群众开展各种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不断增强创业能力和致富能力。三是优秀人才积极主动参与扶贫开发。加快吸引经营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等各类专业人才到薄弱村发展事业、创业成才，[11]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养力度，逐步建立农民终身教育机制。尤其是对服务于薄弱村集体、对脱贫致富有明显带动效应的新型职业农民，要建立财政合理承担机制，切实强化薄弱村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相关扶持政策，统筹使用各类扶持资金，逐步构建专项扶贫、体系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扶贫帮困新团体。一是凝聚扶贫开发社会合力。支持全市各类机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广泛参与扶贫开发，鼓励群众通过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形式参与扶贫济困。发挥好科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作用，发挥各类人才在智力扶贫上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社会扶贫活动。[15]二是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宣传。牢牢掌握宣传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生动报道各地区、各部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鲜活例子，总结成功经验，宣传先进典型、展示特色亮点。重点围绕全市结对帮扶、社会救助、扶残助残、就业创业、金融助推、社会帮扶等方面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是打造扶贫信息监管平台。启动实施网络扶贫工程，构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网络和平台，在信息发布、扶贫宣传、政策解读、社会救助、民主监督等方面打通与群众、社会的互通互联渠道。[16]同时，逐步构建扶贫开发的资源项目库，建立精准化的扶贫资源配置机制，促进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有效对接，提高帮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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