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之佞幸书写研究

摘要所谓佞幸，即是指以谄媚来获得君主宠幸的人。《史记》《汉书》都以佞幸为对象作类传，对后世史学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两书在佞幸之书写上也有很多不同点。在结构上，前者先议后叙，后者则是总述分述后议论；写作风格上，前者活泼生动，后者工整严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主流意识的差异，第二是司马迁和班固创作意图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在思想态度上，前者对佞幸群体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委婉地讥讽了统治者宠幸弄臣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政治的担忧，后者对佞幸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是祸乱朝纲的罪魁祸首，警示统治者引以为戒，以此来维护君主统治。

关键词《史记》；《汉书》；佞幸

前言

所谓佞幸。即是指以谄媚得到君主宠幸的人，同时，也可以指那些以男色事君的人(即男宠)。目前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张三夕在史记《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从解读文本，观察佞幸与皇帝的宫廷生活，来分析探讨在皇帝的性爱生活中，同性恋爱关系存在作用，性质和基础，解读汉代男“色”和“权力”；王晓东在《〈史记·佞幸列传〉发覆》通过列举大量材料，分析司马迁只为汉代佞幸之徒立传的原因，作者认为，西汉皇帝宠幸佞臣，导致了官场的谄媚之风盛行，司马迁“作为这种风气的受害者，作为有良知的史学家”，把佞幸之徒和宠幸他们的君主写进耻辱柱是在所难免的；周雯茵的《浅析〈史记·佞幸列传〉》从“佞幸的定义、身份、特点、影响等进行分析，得出司马迁对佞幸者的态度”；长江大学陆健则是（《从〈佞幸列传〉看司马迁的是非观》）从《佞幸列传》入手讨论司马迁的是非观；《〈史记·佞幸列传〉之“佞幸”现象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佞幸”这一类人为何是“佞幸”，尝试归纳《史记》对佞幸的叙述，并用社会学的“角色”和“角色冲突”的观点来辅助探讨；蒋波，季升辉合著的《西汉佞幸问题初探——以〈史记·佞幸列传〉为切入点》指出来佞幸这一特殊群体对西汉政治的影响，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而潘浩昕所著《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一文则对《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分析司马迁和班固对佞幸群体的评价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由上不难看出，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是围绕《史记·佞幸列传》展开研究，对于《史记》《汉书》佞幸书写的对比研究虽然也有，但只利用这些材料从佞幸出现的原因和影响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没有全面地对二者做对比。本篇尝试用比较法将二者从书写对象，编撰方式，书写风格和结构，以及思想主旨方面，做一次比较全面的对比整理，为他人对《史记》《汉书》里佞幸书写研究做基础的铺垫。

《史记》《汉书》都为佞幸这一群体作传，就二书之书写而言，既有许多相同点，如叙述对象都为“佞幸”，都采用类传的编撰形式。然两书也有很多不同点，在结构上，前者先议后叙，后者则是总述分述后议论；写作风格上，前者活泼生动，后者工整严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主流意识的差异，再者是创作意图、个人经历的差异；两者在书写上表达的思想主旨也有好大不同，前者作者对佞幸群体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此来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政治的担忧，后者持批判态度，而造成这种的差异原因是两者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的差异。

一

就《史记》《汉书》之佞幸书写的共同点而言，两书的书写对象、编撰形式都是相同的。

(一)叙述对象相同

两篇传记的叙述对象都是“佞幸”。何为“佞幸”？佞,《说文解字注·女部》曰:“佞,巧谄高材也。”幸,《小尔雅汇校集释》曰:“非分而得谓之幸”。在《古汉语常用词词典》中“佞幸”一词是指以善于谄媚而得到君主宠幸，也指佞幸之臣。

其中，《史记》中记录的佞幸主要有：高祖：籍孺；孝惠帝：闳孺；孝文帝：邓通、赵同、北宫伯子；孝景帝：周文仁；汉武帝：韩嫣、李延年、韩悦、卫青、霍去病。《汉书》中记录的佞幸主要有：高祖：籍孺；孝惠帝：闳孺；孝文帝：邓通、赵谈、北宫伯子；孝武帝：韩嫣、李延年；孝元帝：弘恭、石显；孝成帝：张放、淳于长；孝哀帝：董贤；景帝：周仁；宣帝：张彭祖。

《史记》中写籍孺、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汉书》中描写董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和班固陛下的佞幸的特点，即大都是通过谄媚而得到君王的宠幸。

两书均已佞幸群体作为叙述对象，是与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息息相关的。参考了《西汉佞幸问题初探——以〈史记·佞幸列传〉为切入点》首先，佞幸这一群体是紧紧依附于皇权的，是皇帝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兴衰荣辱，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下。西汉承袭秦制，封建皇权不断强化，汉武帝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更加强化了皇权。皇权的强大，使佞幸群体能够得到更大的权力。再者，经济的繁盛，为佞幸群体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西汉初期，休养生息，经济逐渐恢复，民生有了很大改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而不可食”。生活富足后，人们开始追求享乐，社会上奢靡之风渐盛，这些都促成了佞幸群体的发展。第三，西汉统治思想刺激了佞幸群体的发展。汉初主张无为而治，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比较宽松，使得佞幸能够有机会参与政治。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处于正统地位，董仲舒提出的“三纲”，要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服从皇帝的意志和命令，佞幸之人讨好奉承皇帝，可以看作他们对皇帝的绝对服从，而天下独尊，大权在握的皇帝，也不会对怀疑这些人的忠心。由此可见，在当时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间接地刺激了佞幸群体的发展。

(二)编撰形式相同

《史记》《汉书》在佞幸书写上都是采用类传的编撰形式。把属于佞幸的这一类人放到一篇传记中来叙述。虽然归属于同一群体，这些描写对象的身份也有一些差别。进一步分析两篇叙述的对象可以得知，这些人可以主要分为三类人，第一类，宦官如籍孺、闵孺、李延年、赵谈等；第二类是士人，如邓通、韩嫣、张放、董贤等；第三类是外戚，如卫青、霍去病。虽然两篇传记记述的时间跨度不同，但所写人物大都不出这三类。

二

《史记》《汉书》在书写佞幸这一群体时，无论是写作结构，还是写作风格，又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写作结构不同

《史记·佞幸列传》的结构是先议后叙，这是司马迁在撰写类传时的显著特点。开头一句作者就摆出自己的观点，发出感叹“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感叹如今世道，努力耕田不如得遇丰年，好好做官不如得到君王的赏识，接着引出自己要议论的重点“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现在不只那些女子才会媚上邀宠，就连一些士人和宦官也这样了，由此来引出对佞幸之臣的记述。之后着重记述了邓通、韩嫣、李延年三人的事迹，其他的人物都是一概而过，详略有序。在最后一段的“太史公曰”中，用“甚爱憎之时！”一句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警醒：君王宠爱和憎恨的时机太可怕了，即是是百代之后，从弥子瑕的事也可以看到佞幸之人的结局了。

《汉书·佞幸传》的结构则是先总述，后叙述最后议论，“序中先总提其人以为纲领”（《四史评议》岳麓书社251）。在开头第一段，作者直接列出了从西汉初年汉高祖至汉宣帝时各朝的佞幸之人，然后从中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个人物比如邓通、韩嫣、李延年、石显、董贤等，对他们的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最后一段作者发出议论“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姿色容貌柔顺谄媚，能惑乱人的心志，不单单女子所具有，有的男子也是这样，然后作者对董贤等人的悲惨下场的描述，“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来强调佞幸之臣的结局，以此来批判和警示世人。

（二）写作风格不同

《史记·佞幸列传》笔法活泼生动，简洁直白，偏向于文学家的语言。《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佞幸列传》虽短小，但也有鲜明的风格特色。文章叙事简洁而有条理，开头用俗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作为切入点引发议论，寥寥数语，直接点题，之后运用寓感慨于叙事之中的写法，并且在末尾直抒胸臆，“甚哉爱憎之时！”使感情跌宕婉转，“通篇一气，直贯到底”（吴见思《史记论文》)上下一气呵成，非常有感染力，更能引发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反思和警醒。

《汉书·佞幸传》工整凝练，准确严密，是标准的史学家的笔法。《汉书》的语言风格和《史记》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书》详赡严密，崇尚典雅，笔法工整严肃。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一句话，准确地道出了两者的风格特点，即司马迁写文章直截了当而且叙事简明扼要，班固写文章问题涉及的多而且叙事详尽。这些特点《汉书·佞幸传》中也能体现出来。从整体上来讲，全篇详略有致，看似有三个部分，但这三个部分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叙述到议论浑然一体，给人严密工整之感。其次，严谨之风在此也有体现。第一段作者总述西汉各朝佞幸之臣时，按照西汉帝王的在位顺序，一一举出，在写到孝景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作者说“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即在当时三个皇帝在位时并没有特别受宠的臣子之后又举出了当时的周仁、张彭祖等人，说这是当时的得过皇帝宠爱的臣子，但是他这些人并不能和之前的韩嫣、董贤等人相提并论，“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即这些人得到的恩宠都只是比较平凡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班固在对佞幸的理解里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对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人物描写时，他会做出说明，由此也可以窥见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认真和严谨的态度。这也是所有的史学家必备的素养。

究其原因，《史记》《汉书》中对同一类对象的写作风格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汉到东汉散文的发展和风格变化。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有了极大提高，“富裕强盛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一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人们踔厉风发，积极进取崇尚名节，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一种雄俊豪迈的气概。这种时代精神赋予汉代散文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中国散文通史·两汉卷》司马迁所生活的时期正是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人们普遍崇尚积极向上，在史书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会被感染和影响。东汉时期随着儒学思想的深入人心和谶纬神学思想的传播，散文逐渐变得说教气息浓厚，习惯引经据典，骈偶化倾向明显。从班固的《汉书》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其中的说教和批判意味，如“然进不爵(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即告诫统治者不要过分宠溺臣子，给他的权威超出了他的驾驭能力，宠爱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害了他。除此之外，书中还多处运用骈偶体，这也是收到了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其二，司马迁和班固个人经历和创作意图。除了社会背景之外，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写作意图对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首先看司马迁。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作为一名史家，他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将之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完成，他就“发愤而卒”。他死前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除此之外，司马迁创作《史记》还一个宏达的意图，即颂扬汉朝开创的盛世，他在《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除此之外，司马迁与班固治史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司马迁把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先贤的敬畏崇拜，以及个人对自身遭遇的不平和感慨结合在了一起，发愤著书，他的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更能激起人们的共情和同理心。再来看班固，班固和司马迁出身有很大不同。他所在的班家可以说是，簪缨世家，班家世受国恩，班固的祖姑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子，他的父亲年轻时也曾经受到光武帝刘秀的赏识，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宣扬汉朝威德的意图。在《汉书·叙传》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就明显有著史为汉朝歌功颂德的目的。

除此之外，班固《汉书》的形成的写作风格也离不开家族的影响。班固著书还受到了其父班彪的影响。班彪从小接受儒家思想，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注《后汉书·班彪传》，是一个大弊端。然而他也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传》。他的这些观点完全被班固继承，对于《汉书》的编撰影响颇深。不止如此，班固的弟弟班超威震西域，他的妹妹班昭才惊四座，深厚的家族底蕴培养出了他沉稳的气质和典雅的文风。

三

就《史记》《汉书》在书写佞幸群体时所表达的思想主旨而言，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史记·佞幸列传》记述汉代佞臣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等人的生平事迹，揭露了他们无才无德，却善承上意，察颜观色，专以谄媚事主的行径，进而婉转地讽刺和鞭挞了文、景、武等帝的任人失当，重用奸佞的弊端。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明确地说明他撰写《佞幸列传》的原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再加上《佞幸列传》的中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佞幸这一类人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的出现带有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机遇，这种与帝王的“遇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第二，他对佞幸的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宽松的，“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佞臣与酷吏都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反转来它对封建政治也必然造成严重的恶果，这从历代封建王朝佞人乱政的大量史实中可以得到验证。司马迁在文章中对此深表感慨，表现了他对汉代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对未来政情的忧虑，反映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而班固对待佞幸是持一种强烈的批判的态度的。班固在《佞幸传》的结尾，也表明了他对佞幸的看法：“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然进不爵(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7)，殆为此也。”另外，他在《汉书·叙传》中也点明了他创作佞幸传的原因：“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他从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将佞幸之祸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他认为佞幸“进不由道”，是谄媚小人，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危害了朝纲法纪。班固认为这种人无德无能，为什么能够获取如此多的财富，残害高明的大臣，后世要以此为戒。可以说，在班固的眼中，弄臣是危害朝纲扰乱的罪魁祸首。他发出呼吁，后世君主要引以为戒，任人唯贤，远离佞臣。从班固对佞幸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封建正统君主专制的维护，但是他没有认识到的是，如果君主专制一直存在，那么弄臣就无法彻底消失。

下面我们可以从佞幸在《史记》《汉书》所处的位置的不同，来看司马迁、班固对待的佞幸不同态度。在《史记》中，《佞幸列传》的前一篇是《游侠列传》，后一篇是《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将佞幸、游侠、货殖，都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记述的。司马迁用比较客观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群体，记录了他们存在和发展的过程，这也是是司马迁秉笔直书、以讥时政的一个体现。但在这些方面，班固和司马迁所持的意见是迥然不同的。班固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他认为司马迁在判断圣人的是非对错是有很大错误的，在选取记述对象时，并没有按照圣人的标准来取舍。《史记》司马迁将卫青、霍去病同列为汉武帝时期的佞幸，但在《汉书》中，班固却没有将二人列入佞幸之流，只将二人合传，置于公卿将相之列。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不同。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时的西汉，黄老思想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独尊儒术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司马迁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的经历，他更加能够深刻地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本质，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司马迁在写佞幸这一群体时，主要是从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来作为标准的，从这一点看，卫青、霍去病二人是符合佞幸的标准，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他们作为将军立下的丰功伟绩就对此避而不谈。而班固生活在东汉，东汉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他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儒家封建的正统思想就成了他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歌颂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人，批判危害封建统治的人，班固认为，卫青、霍去病作为“奉法遵旨”的“人臣”，（《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为汉朝的稳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自然不会将二人列入佞幸之流。

结语

由上可知，二者虽然创作时间有先后，创作立场有差异，创作思想有局限，但并无有优劣高下之分，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和和可取之处，都是纪传体史书中绝佳篇章。史家编撰史书要结合实际，关注一些在特定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转型。

参考文献

《史记·佞幸列传》

《汉书·佞幸传》

（其他参考资料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