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 《在细雨中呼喊》的儿童形象

摘要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余华在作品中针对不同的儿童形象进行了描写，分别为：孤独型儿童、早熟型儿童、叛逆型儿童三大类儿童形象，赋予了这些形象展示孤独与欲望，发掘人性之真的深层含义。余华在创作过程中利用主人公作为儿童眼眸单纯、直观感知的特点，对主人公的回忆重构，发挥了儿童形象增强叙事效果、使文本呈现情节淡化、散文化的结构特点。本文结合余华个人出生的时代背景、童年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探究儿童形象的成因，由此深入了解作家自身及其对时代、文化、人性本质的探索和思考，引起更多人对儿童群体的关怀。

关键词：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儿童形象

一、引言

20世纪后，中国文学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儿童形象。1925年，文学研究会针对性地就“儿童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出版《妇女儿童专号》，此后，作家们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儿童形象，而且赋予儿童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以此表达心中的艺术审美理想，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分析这些儿童形象是深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新视角。

目前学术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较为全面和系统，其中与儿童形象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其一，探讨余华关注孩童形象的原因。如：2015年，姜冰发表的硕士论文《余华长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其中指出，余华所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儿童形象，都源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这之中，既有作者自身的经历，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与姜冰不同的是,2018年辽宁师范大学顾鑫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则表示，余华之所以注重儿童形象的描写，是外国文化对余华的影响比较深刻。

其二，从意识流、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西方文艺理论出发，分析余华小说的儿童形象与视角。例如：米娇艳的《余华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指出余华的作品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特有的冷色调；姜瑜及沈杏培在《童心的透视——论余华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策略》中表示，从叙事形式上看，以成人视角为主导的“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和“儿童话语—成人话语”构成了儿童视角的复调诗学。侯玲宽《余华长篇小说的圆型结构》则认为余华在圆形结构中隐藏着独特的意图，并通过圆形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地理位置的转换和时间的变换中，突出了人性和世界的变与不变，展现出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历史巨变中的生存与变迁。余华在几部随笔集中谈及阅读与写作，不难看出他曾广泛阅读国外的文学作品，这必将在潜移默化中对其塑造的儿童形象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三，探究余华小说中儿童形象的特点和塑造手法。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学位论文为多。例如，2006年，邓青的硕士论文《余华小说少年形象分析》对余华小说中所塑造的少年形象展开了分析与阐释； 2008年，侯玲宽的硕士论文《论余华的长篇小说》通过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梳理，总结了余华前四部小说的创作转型、悲

剧意识和叙事技巧等。

本文首先将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下文简称《细雨》）中的儿童形象分为三个类别，对不同种类的儿童形象进行归纳与论述；其次从儿童形象对孤独与欲望的展示、对人性之真的发掘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总结儿童形象的深层含义，由内及外，再总结阐释儿童形象作为叙事者背后的结构性功能；最后从作家余华所处的时代、其童年经验及阅读经验探索儿童形象的生成因素。本文旨在对余华小说《细雨》中的儿童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儿童形象强化叙述效果、淡化故事情节的结构功能，剖析儿童形象的内外成因，即作者余华所处的时代、其童年经验及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

二、儿童形象的分类

余华的《细雨》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在反抗以父亲为核心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所遭遇看见的种种绝望、悲剧事件。除了主人公孙光林，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群或内向或孤独或叛逆的儿童，他们的性格特征虽各有不同，但这些看起来大都不健康，甚至是病态的儿童，其实是肮脏龌龊的成人世界的畸形产物。

（一）孤独型儿童

儿童们内心深处孤苦无依的孤独感是小说中流露最多的一种情绪。在小说的开篇，余华就对这种孤独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为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冷落寂寞而又孤独的情景：寂静的夜晚，细雨飘落，一个明显受到惊吓的孩子睁大了他那充满畏惧与惊恐的眼睛，仔细地听着远处如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声音断断续续地在孩子耳边飘荡。后来的孙光林在回忆到这个雨夜时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惊恐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回答他。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听起来没有依靠的、孤独的呼喊声更能够使一个孩子感到战栗，尤其是在下雨又空无一人的黑夜里。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像一根长线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小说主人公孙光林，他是一个始终被“遗弃”的孩子。他在南门、孙荡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六岁时被父母稀里糊涂地送给别人抚养，在孙荡被人领养的短暂幸福时光，也常被养父母的不和谐斗争打破，他的内心充满了孤独感。而后，随着养父母的离去，他攥在手里那短暂的幸福也随风逝去。当他不得不返回南门时，一场与他的到来同时降临的大火使得他被父亲视为“灾星”，从此“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陷入了彻底的孤独困境，走向“边缘化”。

和孙光林同样是“边缘人”的还有苏宇。少年苏宇和“我”一样远离同学，他敏感孱弱，孤独寂寞，总是远离人群，小心翼翼地走在马路边缘，缺乏少年应有的蓬勃朝气。但正是因为在他身上嗅到了与“我”一样的孤独，才有了“我”与他的相识相知，最终“我们”成为了真正的朋友。苏宇的家庭表面上看起来和睦幸福，但这一表象在苏宇死后瞬间破碎——苏宇临死尚未得到家人的一丝关心：他的家人们多次经过他的床却都不曾有一人看他一眼，即便是身为医生的父亲，也丝毫未觉苏宇的异常，这就是亲情的崩塌，最终他便一个人在漫长的孤独中走向死亡，永远沉默。

（二）叛逆型儿童

叛逆型儿童与孤独型儿童一样，他们在这光怪陆离的成人世界中都是“无根”的人。这类孩子在孤独中慌乱摸索，在成长的途中迷失了方向，于是，就有一部分儿童在模仿中形成了叛逆行径，变得粗暴而鲁莽，走上了畸形成长的歪路。这类儿童在肮脏龌龊的成人世界的压迫下，加上青春的骚动，出现有序或无序的叛逆，他们往往是冲动鲁莽的。

孙广才在家里拥有着绝对权力: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对儿子们任意打骂；作为丈夫，对待妻子面冷言横；作为儿子，他抛弃自己的父亲，对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肆意谩骂甚至是虐待。孙光平就这样观望着家中上演的一幕幕成人闹剧，并在这观望中扭曲了自己的灵魂，拳头的大小决定着谁是胜利者这样的认知便悄然在孙光平心里如野草般恣意生长，他也同其父亲一般成为小说中施暴者的典型。在学校，作为学生的他带头与老师作对，在课堂上公然脱下鞋子将脚搭在桌上，还当众将老师的课本扔到窗外；回到家中，作为长兄的他在意外划破“我”的头皮后，竟为了逃避父亲的暴力压制，不惜再次拿起刀划破另一个弟弟孙光明的头皮，并威胁他去告诉父亲此事是孙光林做的；当他知道邻居与父母发生冲突时，便操起菜刀，气冲冲上前以武力抗衡，最终取得了胜利。

苏家两兄弟中，与哥哥苏宇相比，弟弟苏杭则总是易于冲动行为过激：抽烟、混日子、耍流氓，还不满足于偷看女人阴部的彩色图片，扬言想看看真的，便与同学林文计划着去公厕偷窥七十老太，眼见行动未果竟采取暴力手段将计划付诸实践。从后来他得知苏宇性骚扰女性一事的态度，我们不难判断，他并未通过此事获得性欲上的满足：“苏杭丝毫没有因为哥哥出事儿显露出些许不安，他嗓音响亮地说:‘我们他娘的都白活了，我哥哥一声不吭地把女人都摸了一遍，明天我也去抱个女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这些孩子的背后，当家庭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时，社会也对这些儿童置之不理。成年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的“支柱”，然而他们却没有对儿童施以更多的爱护；当儿童的成长开始走向扭曲，甚至是当他们遭到迫害时，这些成年人却依旧不闻不问；他们更愿意把儿童作为取乐的工具来获取无聊空洞的满足感。

（三）早熟型儿童

面对外部世界强加的不幸和磨难，老成早熟的鲁鲁和国庆在成人世界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刚7岁大的鲁鲁，即便从小没有父亲的教育，却习得成人的处事方法去给司机敬烟，乞求他带自己去寻找那被关押在劳改农场的母亲；9岁那年，只因父亲无情的抛弃，国庆被迫与年老体衰的婆婆相依为命。国庆和鲁鲁的老成并不是他们生来就有的，当然这其中有他们的年龄少见的坚强意志，也带着他们各自略显稚嫩的伪装。

不论从鲁鲁的外形还是偶有的只言片语，都能一眼看出柔弱的他仅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身上带着的不属于孩童的成熟感。他在与外界对抗时，眼神中从不曾有过一丝胆怯懦弱：面对周遭孩子们的嘲笑，他虚构出一个哥哥为自己撑腰，即使被殴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也只是抬手抹去眼泪，默默哭着离开。

七八岁的孩子，本应理所当然地怀揣一颗脆弱的内心，在成人世界随意流露表达自己的情感。陪伴鲁鲁的亲人仅剩母亲冯玉青，而她早已自身难保，在刘镇臭名远扬。母亲因生活无望连带着对孩子也失去了该有的关注与疼爱，常常冷漠待他，驱逐他。他才六岁就被母亲送去上小学，早早就被赋予养家糊口的责任。因此他唯有克制收敛自己的情绪， 镇定自若且坚强，他才能成为母亲的依靠。在母亲因做皮肉生意被抓去劳改时，鲁鲁毫不犹豫地独自一人背着硕大的行李前往寻找母亲，甚至用仅剩的三分钱买了两根香烟去乞求司机。当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尽力保护他的母亲。没有人知道这个7岁的孩子是从何得知并理解送礼的重要性的，总之，鲁鲁过早的成熟不免让人心疼。他送出去的不仅仅是香烟，更是他本应拥有的童真，他从此踏入了残忍的成人世界。在叙述者看来,

鲁鲁早已失去了七岁孩童应有的天真与活泼，而是以一副大人模样应对着社会的世故。

母亲去世后， 13岁的国庆急切地想要得到父亲的爱，甚至试图打破路灯以吸引父亲的注意。但他的父亲在重组家庭后便抛弃了他，相依为命的婆婆也撒手人寰，他最终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为了生存，他在本应该升入中学的年龄被迫通过干苦力挣钱，养活自己。小小年纪的国庆送起煤来毫不含糊，总是像一个苦力工人一般，肩挑扁担，身上画着的毛巾总是脏兮兮的，最终送给用户的煤却总是完好无损的。在生活压力下，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他变得诚实而又善于算计，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成熟年轻人的模样。或是处于对家庭温暖的极度渴望，13的国庆节急切地想建立自己的家庭。是什么让一个13岁的孩子如此老成？是他周围险恶的生活环境让他逐渐“成熟”，迫使他不遗余力地在成人世界里找到一个本不属于他的角落。

即使如此，青少年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社会，他们的行为缺乏成年人正确的引导和约束，显得盲目冲动却又苍白无力。鲁鲁没有办法将母亲救出来，所以只能够将课本作为枕头，在外面睡觉。而国庆为了能够挽回他失去的爱情，提着刀去了女孩家，以至于最后被警察抓走。

三、儿童形象的深层含义

（一）展示孤独与欲望

童年可以说是每一个人记忆的起点，是人生的开始。这一时期的记忆是最珍贵、最简单的，它蕴含着人性中最基本的内涵。余华为这些儿童形象注入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内涵，以体现普罗大众的人性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我封闭和自我放逐，即孤独和欲望。

1.自我封闭，孤独难逃

“孤独的重要表征是主体与对象相互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②孤独所指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无助，孤独令人避之不及的在于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空虚。当代社会，人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必须面对时代的裂变和信仰的缺失，越来越多的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失去了精神寄托，成为灵魂的流浪者。余华试图借儿童的形象表明孤独其实是人类的天性，没有人可以摆脱孤独。

孙光林第一次遇到“性”这个话题是在他无意中听到他哥哥和同学之间的玩笑话，那些赤裸裸、令人“心惊肉跳”的话语。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对女人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当他隔着衣物看到冯玉青乳房的颤动时，总是不自觉地感到头皮阵阵发麻。他开始对自己这类异样的生理反应感到惊慌、恐惧。紧接着，羞耻、不安、恐慌等复杂的情感开始占据孙光林的心。然而，他还是抑制不住兴奋和渴望。当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种“性”意识的罪恶且自己无法控制这种 “性欲望”时，他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否定和指责自己，于是他一度离开了好友苏宇。

作者余华想通过这些孩子来揭示人与人之间往往存在着的沟通困难。自私和自我保护的天性注定了人们本能地拒绝交流，甚至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也常常陷入无法交流的困境，而拒绝沟通最终陷入的就是难逃的孤独。

2.自我放逐，欲望难舍

“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余华曾表示：他更注重的是人物内心深处存在的种种欲望，欲望往往更能体现出人物所存在的价值。余华倾向于塑造一个无理、极端的生存环境，以此来对人在这种生存环境下的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剖析人的欲望，从而探索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揭示生命的本质。下文拟列举小说中苏宇对性欲的失控来探究余华透过儿童形象所要展示的被长期忽略的生命本质。

少年们所处的所谓理性、规范、有秩序的社会对孩童的 “性”教育是缺失的，这种缺失导致了他们在发生生理变化时，所产生的困惑无处寻找一个合理的解答，因此，这也使得他们在发育时期往往经历“恐慌——羞耻——压抑——尝试——宣泄”的独自探索过程，在羞耻痛苦中获得“性”的认知，在紧张与恐慌中不断地获取他们对于 “性”意识的了解。这些少年所处的时代背景是骚动不安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安，他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其“性”欲望问题，使得他们在这种释放和压抑中，逐渐地走向一个自我毁灭以及“性”无能的极端。

苏宇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而去拥抱一个少妇，最终身败名裂，被送去劳改。作为医生的父亲与村里的寡妇偷情令苏宇陷入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时刻担心着自己幸福的家庭会破裂，这种持续的恐惧找不到缓解的办法，如绷紧的弓弦迟迟不得松懈，他独自忍受着，在绝望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不安的情绪持续困扰着青春期的他，这使得他无法抗拒内心蠢蠢欲动的对女性的渴求，最终他因性骚扰而受到惩罚。但苏宇却因此从思想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他突然明白父亲与寡妇的纠葛，对家庭破裂的恐惧消除了，他的欲望也排解了，长时间积压在内心的绝望也释然了，苏宇做出了错误的举动，内心却得到了平静。

苏宇和孙光林的行为足以说明孩童的色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知、困惑和压抑。适时的疏导与纠正，是可以让他们重回正轨的。

（二）发掘人性之真

所谓“真”是指儿童形象体现出的人性和生活的本相，这来自于儿童群体本身至真至纯的特点。儿童视角可以为反思成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察角度，进而揭露出人生乃至人性中共同的部分。

通过性来洞悉人性，往往能洞悉各种现象，直达核心。余华通过描写儿童来对性展开探讨，并由此揭开那些人性中所存在的不可见人、隐蔽的灰暗角落，揭示其复杂性，对人性进行探究与挖掘。

小说中，孙广林目睹了冯玉青和王跃进之间因性而起的纠葛，于是“我”眼中一场关于性丑闻的闹剧便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冯玉青在街上死死将王跃进抱住，希望他可以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怀孕。在光天化日下，冯玉青一把将王跃进的腰抱住，但王跃进几次挣脱皆以失败告终。最终为逃脱窘境，他只能当众欺骗冯玉青，逃之夭夭。

在孙光林的视角下，这场性丑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王跃进的劣根性，他那放纵、自私、不负责任、卑鄙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

孩子们对这一事情的好奇与追查，也使得隐藏在人心最深处的隐秘部分被挖掘出来。尿样送检时，冯玉青神情凝重。在等待检查结果出来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看着窗户外面，眼神中却流露出满满的期待之情，她希望能得到爱情。直到检查结果显示她没有怀孕，她才打破了先前的伪装，捂着脸哭了起来。她人性中脆弱的一面终于在希望破灭的那一刻显现出来，在她执拗和倔强的背后，是对爱的渴望和对希望落空后的绝望。

很多时候儿童相比成人更加勇敢无畏，作为旁观者，在面对任何突发状况或不幸遭遇时，他们能够毫不掩饰所有真实的成年人的表情和行为，而这往往是人们无意识地隐藏起来的，不愿被识破的本真。

人性之真，也来自作者对儿童的平等关注和对纯粹的竭力追求。深入剖析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抑郁的、怪诞的、甚至是丑陋的孩童形象，我们会读出作者余华的真实用意是为了审美而审丑，即描写孩童身上那些虚假的、卑劣的、猥琐的形态，是为了呼唤我们人性当中真诚、善良、崇高等美好的品质。这一方面让孩童们的不幸遭遇更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也借此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以及社会大环境对儿童个体的忽视，余华成功地借助孩童这一特定形象表达出了对他们成长过程中恐惧和焦虑的关注。

四、儿童形象的结构性功能

（一）增强叙事效果

儿童是人生的原初阶段,他们对世界的感悟是稚嫩和感性的,他们往往依靠感觉来感知世界。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叙事的时候拥有广泛的视线和灵活多变的话语权，他可以利用儿童观察事物非功利、原生态、陌生化的角度，最大限度的还原生活本初面貌，排除成人世界固有价值观念的干扰，让叙事说服力强，增强叙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孩童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十分有限，且多数时候只是单纯的回忆或叙说，便于作者将自己的观点巧妙穿插其中，不知不觉间完成对读者价值观念的灌输。

孩童们心智尚不成熟往往无法明白苦难和忧愁的源头何在，也不知如何寻找解决方法。这时候往往需要成人的引导。而余华长篇小说中的孩童们不仅没有得到帮助，往往不被理解甚至被伤害，就如身体上受哥哥误伤的“我”在寻求父亲的帮助希望他为我主持公道时，心理上却还要承受哥哥和弟弟的诬陷、父亲的不相信，甚至还因此受了罚。这一荒诞事件通过主人公细致的描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哥哥和弟弟不但合伙陷害了“我”，还事不关己般充当看客，幸灾乐祸，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之间，给人视觉的冲击力和心灵的震撼力是极强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能遇见人们陷于困顿之中，有的人选择沉默，甚至充当看客，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单纯善良的孩子们尚且如此，更复杂的成年人又将作何反映？作者借儿童视角平铺直叙地讲故事，没有一句说教或批判的话语，但读者却从中窥探人生多数时候的无奈、孤立无援以及人性深处的阴暗角落。在这里，儿童视角便达到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仅把事实客观的展示给读者，读者自己从中体悟到的要比作者告诉我们所产生的效果更佳。

《细雨》可以说是余华运用儿童视角叙事的典型范本，以孙光林的回溯展开故事，所有的脉络发展都在他的回忆中完成，且余华在叙事时所用的语言、看待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都带着鲜明的少儿特征。在“我”的讲述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孩童形象一一展现，叙述者“我”对孩童们少年时代所遇到的种种不幸完全报以置身事外的态度，讲述的口吻冷静客观的近乎残忍，这一方面让孩童们的不幸遭遇更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以及社会大环境对个体的忽视。

小说在写及“孙光平持刀弑父”时，是利用儿童的直观视角结合儿童的喜剧心理来展现的：“父亲的脸像一只蝴蝶一样花里胡哨，青黄的鼻涕挂在嘴唇上。”当哥哥用斧子“像裁剪一块布割下了父亲的耳朵”，鲜血“如一块红纱巾围住了父亲的脖子。③通过儿童天真的“快乐式”情绪及其直观感知来将孙光平“弑父”的场景呈现出来，使其达到反讽的目的，换言之，即通过喜剧化的描写来衬托出父亲被杀时的悲哀，通过儿童天真烂漫的轻松口吻来衬托沉重，通过与现实错位的幽默来衬托悲凉，营造出夸张、讽刺的效果，这种对事物“原汁原味”的理解，在和成人已成思维定式的理解对比中，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讽刺寓意。

（二）淡化故事情节

由于儿童当前阶段心智水平较低，无法理解成人世界中的复杂，也无法客观地对成人世界进行认知，更不能够理解其中的矛盾与利益，也就自然无法构建出一个复杂、完整的体系。此外，儿童的思维与成人不同，他们看待生活往往比成人更仔细，更关注生活中具有趣味的片段与细节，拥有直观性。儿童缺少成人对整体事件的把握及其梳理能力，难以理性地看待事物，正因他们没有这种抽象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能力，所以他们很难构造出完整的叙事结构。因此，《细雨》中即使是跌宕起伏的故事，对情节的刻意营构也淡化了，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整体性因儿童的个人视野遭到了切断，最终呈现出文本情节的淡化、结构的散文化。

《细雨》中余华运用回溯式的叙述方式，以片段、碎片的形式进行书写，将主人公的记忆又一次串联重组，因此即便是繁复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变得简单和纯真。小说由切碎了的众多故事碎片组合，又借由少年时期的“我”串联而起，虽然小说以文革时期为背景，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六到十八岁的事迹，但是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缺少完整性，同时也对其中一些人的人生片段进行了描写，如通过“我”讲述的孙家两兄弟、苏家两兄弟、祖父孙有元、继父王立强等人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占去了许多篇幅。

这一结构技巧使得余华的小说能够脱离传统小说的束缚，不再受传统小说中固有的故事性结构所约束，如时间顺序、因果逻辑等。同时，也使得小说能够减少对情节的依赖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小说拥有了如诗歌一样的自由。

五、儿童形象的生成因素

若是说余华在之前的创作中，大部分的儿童都是符号化存在，那么在《细雨》之后，余华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就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这些儿童是有思想、有灵魂、有善恶的复杂的个体，这些具有独特气质的儿童形象的塑造与余华个人出生的年代、童年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混乱荒诞的时代

X作家凯瑟表示：作家个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其8岁到15岁的经历，在这个阶段，他会无意识地对艺术素材进行收集，尽管在之后他会发现更多、更有趣的素材，然而其创作主题素材的来源仍是其15岁之前所收集的。④童年时期的余华是文革时期的亲历者,他曾经在一次玩耍中无意地将草棚烧毁，从而登上了大字报，这使得他长期地处于自卑中；他曾出于贪玩的心理将工具箱藏了起来，这样一桩普通的孩童玩闹事件却连累父亲被批斗，这使得他很长时间都处于惊恐、悔恨中。余华忆起故乡镇上原本相熟的人们利用大字报互相谩骂、恶意言语攻击重伤，这一切对上中学的余华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大字报迅速地给余华的心理带来了强烈的刺激，这一刺激被称之为“创伤性经验”。⑤而该创伤对身心的伤害是永久性的，长时间经历这样混乱荒诞的事件难免留下创伤性心理经验。

据此体现在小说中，余华对儿童与成人的关系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孙光林屡次被抛弃、鲁鲁遭冯玉青的冷漠和排斥、国庆遭父亲的抛弃，小说中许多儿童都经历过被亲人抛弃，他们与成人世界的沟通是割裂的，余华在这些儿童的身上不断再现自己童年痛苦的体验，正是因为文革的混乱在他的心理烙下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

（二）苦涩孤寂的童年

儿童的早期经验和情感体验是作家选取儿童视角的情感机制，它们是作家最初情感的底色,就像是作家心房中的地基，是其一生中最富个人色彩、价值最大的财富，它们会伴随作家一生，当作家开始创作时便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余华本人曾多次表明：作家的写作势必受到其童年以及少年生活的影响，当他写作写到某个地点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故乡海盐的某条街道。

从宏大的时代转而着眼于余华的家庭生活环境。他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小镇，童年在家乡独特的生活记忆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他所熟悉的家乡的一切，一草一木，街道河流都在小说中伴随着孙光林成长。

回顾余华在海盐的生活经历,因父母都是医生，工作十分繁忙,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采取 “放养”的方式, 他经常和哥哥被锁在家中，他只能看着窗外的景色，远远地看着田间玩闹的孩子们；放学后他总是乖巧地坐在早晨母亲离开的位置等待母亲的到来，看着旁边的小朋友们玩耍；虽有哥哥可以照相依为命，但哥哥总是转眼间就与同伴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余华一人。这种双职工的家庭生活模式对于胆小的余华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孤独。渐渐地，长时间的观察经历使得余华愈发安静，养成了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在脑海中形成了对世界的最初印象。通过分析余华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他在童年与青年时的环境，我们不难想象，作家在1990年与1991 年这段时间里，在进行《细雨》的创作时会拥有何种心绪。余华在这两年中长期地处于奔波、漂泊的状态，这些无依无靠的感觉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小说中“孙光林们”都是生活的旁观者，缺少参与感但却一直在边缘窥探着成人世界的一切，而他们身上那种无根的孤独感正是作家童年记忆和现实体验的某种折射。余华领着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回到那个年代，回到他的童年，孤独胆小的孙光林是他，暴戾懦弱的孙光平是他，成熟老成的鲁鲁亦是他，这些人物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余华的童年记忆，还有他自己童年的孤独和惆怅。

（三）外国文学的影响

阅读与模仿无疑是作家在开始创作前所必须要做的，余华曾经表示，他是受外国文学的滋养长大的。然而，这种影响并不表示他只能模仿前人的作品，相反，他能够在其中不断地探索发现、超越以及塑造自我。要成为出色的作家，单纯地依靠模仿是无法做到的。

余华曾表示，当自己在进行创作时遇到了挫折，是卡夫卡对他进行了帮助，他的创作深受其影响，他将这视为一种馈赠。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余华用冷漠的语言和虚伪的形式表达着他认为真实的情感和社会。余华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充分吸收卡夫卡的这种创作形式，在他的小说中同样采用了摄像机式的语言，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没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也没有任何价值引导，有的也只是毫不动声色的叙述，就像是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高人在俯视人世间发生的喜怒哀乐。正像《细雨》里，余华在描写孙荡和南门发生的事件时，以“我”所见为视角，“我”站在池塘边上，看着邻居和父母的冲突升级，王家兄弟将“我”的父母一把推落到田地中，他们在田里不断挣扎而越发的狼狈，哥哥的果敢，弟弟的盲从，这一切“我”都在以极近冷酷的视角，冷眼旁观。

这些写作方式是余华经历不断的探求过程得来的。余华从前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采取的写作态度是以事实为依据，就事论事，然而他发现这样的写作并不能表达其真实的本质，因此在多次尝试后他最终采取了这种表达方式，即虚伪形式。也就是说，与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种种正常逻辑、秩序所对立，这使余华更加接近本质的真实。所谓虚伪的形式，是指排斥常态的秩序和逻辑，还原世界的一种自在状态，并且在深层挖掘出埋藏在自然常规之下的东西来。⑥他通过借鉴卡夫卡的表现形式，使得虚伪形式能够表现出世界最初的、最真实的情感与社会。余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将作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心底的绝望呈现出来，只有用这种极端化的语言，才能将现实社会的本质凸显出来，造成了一种与现实即合即离的效果。

另一位对他的创作影响较大的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让余华眼前一亮并为之心醉，他在细节描写上的高超技术使余华感受了巨大的冲击。余华从中得出，要在细节描写上具有出色表现，就必须懂得细节描写是需要距离的，不能用手去触摸，而是要通过眼睛去注视。余华将这从中收到的启发着眼于对儿童形象和儿童周边环境的书写。当少年孙光林看到晨光下梳理头发的冯玉青，感觉到阳光像是在她身上自上而下地流淌，从脖子到双臂，甚至浅色的腋毛都是美的，像晨风一样清新。用儿童对世界的感性认识出发，带入儿童的主观色彩去刻画细部，给小说增加了一抹温暖的色调。

六、结 语

本文从《细雨》这部作品入手，总结探究作品中三大类儿童形象的分类及其背后的含义、结构性功能和儿童形象的成因。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大致分为孤独型儿童、叛逆型儿童、早熟型儿童这三大类。余华在这几类儿童身上赋予深刻的生命内涵，以点带面地展现人性普遍意义上的特质：自我封闭与自我放逐，即孤独与欲望。同时，儿童也为反思成人群体提供了新的角度，进而揭露出人生乃至人性中共同的部分。余华之所以热衷于塑造儿童形象一方面原因在于儿童形象天然的结构性功能：增强叙事效果，增加文本的讽刺意味，使文本呈现出文本情节的淡化、结构的散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与余华出生的年代、童年经历和创作过程中外国文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梳理众多相关文章时可以发现，大量的学者在对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时，多以成年男性为研究对象，少数学者会对女性形象展开研究，而儿童形象则常常被忽略。在过去现实生活中儿童往往是幼小的、边缘化的存在，这一群体的想法和语言往往会被忽略，而当代社会对儿童群体已足够关注，事实上，余华自己

对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同样也投入了极大的期许。《细雨》作为余华转型的关键作品，对其中儿童形象展开探究一方面有利于深入了解作家自身及其对时代、文化、人性本质的探索和思考，另一方面也能引起更多人对儿童群体的关怀。

参 考 文 献

[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余华.黄昏中的男孩[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4]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5]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7]王晓玲.论童年经验对余华的创作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2(4):108-109．

[8]班业新.论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28(1):8-10.

[9]徐小凤.在细雨中呼喊的儿童视角的质疑[J].中国文学研究,2006,(3):85．

[10]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J].钟山风雨,2002(1):15-18.

[11]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领域[J].中国现代文学刊,1999,(1):73．

[1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5-63.

[13]顾鑫.论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8.

[14]姜冰.余华长篇小说中孩童形象分析[D].济南:济南大学,2015.

[15]徐景宏.论余华小说创作中的童年视野[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16]邓青.余华小说少年形象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

致 谢

今年的春天尤为特殊，被 “新冠病毒”肆虐的中华大地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人们的许多生产劳动都被迫停止。疫情之下，学校对同学们的关注却不曾停止，针对我们毕业生及时开展线上心理辅导、就业指导、抗疫等课程，关注同学们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态，我在活动中也渐渐放下心中关于毕业、就业等方面的担心。在此，我向疫情期间学校里仍坚持工作的老师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特别是疫情期间仍在网络上监督指导我论文写作的叶蔚春老师。

叶蔚春老师是我这篇论文的指导老师。从开题报告到定稿，这期间经历了几番波折。在一开始我的意向选题出现方向性错误时，叶老师就及时向我表明问题所在，在老师的建议下结合文献的阅读几次纠结后才最终敲定了这个选题。而后我又因忙于实习多次出现论文撰写的马虎、拖延等行为，在老师的严肃批评指正下我才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真遵照老师的引导和意见进行论文写作，可以说在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都耗费了老师许多时间和精力，但老师至始至终都秉着对学术的严谨给予我耐心、细致的指导，严格要求与疏导鼓励并行，为我的论文写作“保驾护航”。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所有专业老师们的敬业负责，是你们让我有所进步，也感谢四年里与我共同成长的舍友们，她们的陪伴为我的四年本科学习增色不少。感谢遇见，感恩有你们。

论余华小说 《在细雨中呼喊》的儿童形象

价格 ¥5.50 发布时间 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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