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力诗歌语言的多义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我们首先从诗歌的语言中来解读，本文以归隐诗作为引子，引出陶渊明、王维诗歌语言中的多义性，重点从诗歌四种意义中分析诗歌的特征，来帮助我们方便了解中国诗词的魅力。但丁曾说“通过文字得到的是一种意义，通过文字所表达的事物本身所得到的是另一种意义，头一种意义可以叫做字面意，而第二种意义则可以称为譬喻或神秘的意义”。[1]诗歌则是语言的一种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的书面语，成为一种特异的语言形式。诗歌中的语言往往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诗人的创作的背景和诗中所表达的深层意义去理解剖析语言的多义性。诗歌中的语言有着我们无法一下察觉的魅力和意义，以下我们从陶渊明、王维的具体诗歌入手，分析比较其诗歌的多义性，探究王维、陶渊明诗歌语言的异同及联系，以便我们更好掌握他们诗歌中的语言特点，深化对王维、陶渊明的了解。

　　最早的有关隐逸的记载大概要属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继位，先后逃往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谏阻。《史记》中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之耻，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2]“不食周粟”则体现了伯夷、叔齐为士的一种不屈服于权贵，从“不食周粟”这一点也能够看出，自周以后史书中所记载的诸如伯夷、叔齐之类的隐士正是具有最初的隐者气质，隐士们或多或少均具有一种“君子不受嗟来之食”的态度，表现出极高的品性。隐士形象也历来被世人所敬仰，因为“士人”不屈服于权贵，面对权贵表现出不依附的高洁的品性，才使得归隐诗被后人诸多效仿，并且盛行流传，对于隐士来说，许多人或因仕途不顺，或因战乱，家庭离散而选择归隐，避世，寻求心灵的救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所熟识的介子推，为晋文公重耳“割股充饥”的事迹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介子推、伯夷、叔齐等人的行为，都能代表隐者的风范，朱自清说过“宁可饿死，也不接受X的救济粮。”不论古今，都存在有志之士，他们以自己的傲骨品性，拒绝权贵，绝不“低眉折腰事权贵。”伯夷叔齐的归隐情怀，属于处在乱世文人之手，他们的归隐行为正是代表了乱世文人的铮铮傲骨，不屈精神。

　　其实“隐逸诗人”一词最早见于梁代钟嵘的《诗品》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婠切。”[3]每观其文，想起人德。世叹其质值。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王维，陶渊明作为世态稳定时期的文人。从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诗中，便可察觉。[4]陶渊明的隐是不同于乱世的伯夷叔齐，王维则同陶渊明相仿，俩人均处于盛世中的隐士，在诗歌创作上均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文人以积极入世为主导的儒家思想，对以后的归隐诗有极大影响，对隐逸思想的形成、发展有重大作用。文人们读书以入朝为官为最高追求，如若仕途不顺，或者遭遇坎坷，便会产生出仕的隐逸情怀，以寻求心灵的慰藉，陶渊明，王维即是如此，他们在安定的社会中，不屈服于权贵，选择隐居山林，来守护古代文人内心的一方净土，他们纵情山水，解放自我，他们产生的归隐思想，在于他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他们极力赞扬山水美景，美化田园生活。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时期，东晋社会盛行一种“养生论”、“逍遥论”比起王维所处的盛唐，东晋相对来说有民族内斗，战火纷乱，陶渊明作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多少受时代的影响，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且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对于陶渊明来说，他的“隐”属于穷隐，他不同于许多文人，他一生都清苦，《自祭文》中，“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陶渊明在“隐”之前毫无名声地位，在“隐”之后也相当窘迫，他归隐田园之后，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5]知识分子的清高让陶渊明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深入骨髓里的。我们阅读陶诗，发现诗中缺少激昂的豪气，也没有柔情蜜意，无论贫苦或者富有，都表现出一种恬淡的心绪。《责子》中记“天运苟如此，切进怀中物。”[6]不怨天，不责子，内心平淡，泰然处之，即便处在陋室也自得其乐，而王维却不同于陶渊明，王维生活在盛唐时期，这时的社会繁荣，思想解放，充满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王维自小也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他的诗作中还透露出些许禅意，因为其母崔氏笃志信佛，深刻的影响在王维身上产生，《旧唐书》中记载“在京师，常斋，不依文府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而已。采，日饭十数曾，以闲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苏轼则称他的诗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7]我们对比陶渊明及王维的生活背景后不难发现，他们的体现出不同诗歌特色深受生活背景的影响，王维的清冷寂静的生命意义与陶渊明恬淡的对生命的感悟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的“隐”在于“穷隐”，而王维的“隐”则为“富隐”，王维是处在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王维并不是如陶渊明一样的穷隐，所以田园对于王维来说，是精神的休憩之地，是化解烦闷的乐土，由于王维和陶渊明彼此精神志趣上存在差异，两人的田园诗也因此呈现不同的风貌。田园诗对于陶渊明，象征着他纯真理想的净土，为了守护这一方净土，他自食其力，自己耕种，而在陶渊明笔下，田园中的隐士，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享受着田园生活的恬淡与快乐，同时也有躬耕垄亩的艰难，与不得不乞食的无奈，诸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样的自给自足。

　　基于以上的不同的诗歌创作背景，陶渊明与王维诗歌风格也大不相同。首先，陶渊明诗歌的创作特征在于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诗经》中是最早使用比兴手法的诗歌作品。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的高洁品行正是能代表陶渊明高洁不屈权贵的特点。而王维相较于陶渊明来说，他的古体诗使用增多。当时，王维被贬离长安时，他在路途上写下不少诗作，《被出济州》云“微官易得罪，调去济州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并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8]政治上的挫折，使王维看到盛世繁华后的景象，因张九龄案被贬，他的诗风明显古体诗增多，因为王维所处在盛唐，社会繁荣，使他们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像陶渊明的归隐却很干脆，也不会像陶渊明一类的诗人一样，表现出心灰意冷，他依旧纵情山水，恬淡的生活态度。王维比之陶渊明更有许多的世俗感悟，他此时可能感慨自己离开长安，不知何时才能归来，而陶渊明的归隐却很干脆，较少提及官场生活。

　　其二，陶渊明的诗歌通过描绘一些自然景物或者意象，来象征着自己高洁的品质。在《饮酒》中“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别见萧区中。”[9]陶渊明隐逸诗正是反复运用菊，竹，松，云等意象，从而他的诗中带有稳定的象征义。陶渊明还经常使用鸟作为他的诗歌中的意象，表达自己归隐之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王维其实也有刻意追逐陶渊明的写作风格，王维多次遭遇仕途不顺，也产生了隐居以自保的愿望，可以说王维的诗歌语言与陶渊明有相似或者相仿之处，他的一篇《偶然作》之中写“陶潜任天行，其性颇饮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私，倘有人送否、白衣携壶浆。果来遗老叟…生事不曾问，肯怀家中妇。”[10]

　　可见，陶渊明对王维诗作影响之大，但王维却始终不像陶渊明一般将世俗生活抛弃他从几周司仓参军的任上离职，又去了嵩山隐居，而后期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其三，陶渊明的隐逸诗体现在白描手法的运用。“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陶渊明对“风”的描写平淡易趣，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诗人炽热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篇《饮酒》中，连用两个“清风，有力强调了清风与幽兰相得益彰，幽兰生于清风中。”陶渊明的隐逸诗对人物的描绘，偏重传达意态、神态。如“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陶渊明通过塑造意境，将自然景物与环境相结合，达成物与境完美结合。袁行霈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写意高手，他的生活是诗画的，感情也是诗画的。”而王维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一种内涵的空境，他的景物是富有变化万千的，桂花飘落，夜晚如此寂静，皎洁的月光洒落，王维以内涵独特的空境来写月夜春山，不同于陶渊明诗歌的清淡，王维的“空境”多受佛教的影响，生灭自在，便是空性的体现。

　　是指经过无数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众多诗意盎然的词语。形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情感和韵味。举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供大家斟酌，在唐诗《登鹳雀楼》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所写的景色是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但丝毫没有日落黄昏时的萧瑟黯淡和朦胧，而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具体到王维与陶渊明的诗作中，让我们来看王维的诗《偶然作》“田舍有老翁，垂白衙门里。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且当放怀去，行行设余齿。”[11]仔细阅读这首诗后，我们不难发现，王维的诗作有效仿陶渊明诗作的风格，但田园对于陶渊明来说，象征着他真纯的理想，对于王维来说，可能只是避世、休闲的方式，他只是为了寻找不同于官场的宁静生活，有种如我们今天很多富豪选择山间别墅来生活。王维的田园诗并不像陶渊明般平淡，他以更丰富的笔法，描绘乡村生活中的自然景物，更是有一种闲适的意境，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见到初春的桃红柳绿，故燕归巢，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还可以望见远处青山下白鸟翻飞的轻盈时光。王维诗歌中的情韵义还体现在他诗歌般禅意的语境，表现为空与禅的境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12】诗人独坐在幽静的竹林里弹琴长啸，只有明月与之为伴，寂静无人，以禅意般的语言表述自己此刻的心境，徒有一种“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色彩，王维此刻的心情从描写的环境中悠然而出，佛教的世界对王维影响十分明显，使得他的诗作中多次透露出禅意。陶渊明也有着一首意境相仿《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3】整首诗具有平淡的诗风，辞官归隐的愉快，无人侵扰的静谧空间，安静、闲适隐居于此，诗歌的意境油然而出，无论是王维笔下的《竹里馆》，亦或是陶渊明笔下的《归园田居》，他们都在处理、营造静谧的意境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归园田居》和《竹里馆》中，我们不难发现，王维与陶渊明在描写和塑造诗歌情韵义中手法不尽相同，王维所塑造的环境是一种空寂的氛围，是一种“独坐幽篁里”的寂静、无人干扰，也是“弹琴复长啸”的孤芳自赏。”与之相比陶渊明却是营造一种田园生活的静谧、安详，他在田园生活中能够发现生活的朴素之美，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简单的林间生活，也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质朴耕作生活，最后，“复得返自然”也是诗人在“无我相得”之时发出的感慨。陶渊明将生活的部分重心都寄托在田园生活之中，在普通人看来平淡枯燥的生活，在陶渊明塑造出来便乐趣盎然。诗人在无我相结合的诗境中，体会到生命本该有的状态。在我看来，从陶渊明塑造的诗歌的意境陶渊明才称得上是位真正的隐士，他将自身完全融于山水，投身自然的怀抱，游目骋怀。

　　首先先来看象征义，何为象征义，象征义则是专指用象征的的手段衍生出来的意义，有的附着在词语的意义上，有的并不在词语的意义上，而在整个句子之中，或整篇诗歌之上。用象征的手法表现感情，创造情境，是古今中外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诗人为自己所需要表达的心中之情寻找一个对应物，这个对应物可以是外界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虚幻的形象。他不是把感情融入对应物，一般也不去着力地描写对应物，只是向对应物抒情、发议论，或者让对应物为他代言胸中之情。陶渊明的《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4]

　　“东篱”一词，既有象征又代表隐士，也同时代表诗人离尘绝世心境。“东篱”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物品，通过陶渊明的诗，我们不难发现，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自然纯朴，贴近于生活，朴素质美，看不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而是躬耕自食，如同一个农人一般并且使用“东篱”作为一种象征义，既能营造一种绝尘世外的意境，又能表现出生活中的自然朴素，我们再来对比王维的一首诗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15]。”

　　鹿柴的幽静，在诗中浑然而出，有一种深邃，幽远，远离人世的象征意味。夕阳西下，一路斜阳穿过树林，照在鹿柴的青苔上。转瞬即逝的斜阳晚照，带给读者不一般的韵味。苍苔上的夕阳，非但不让人感到些许暖意，却越发能领略到鹿柴终日远离阳光的幽暗，通过这首鹿柴，我们更能体会到这首诗里，王维在于塑造一种空境，一种远离一切浮沉烦嚣，象征一种宁静美好的氛围。相较于于陶渊明诗中诗歌的象征义，王维的诗歌中的意象较为空灵，不接近生活，有种绝尘世外之感。

　　双关义意味着在已经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词的多义和同音条件。双关义意味着言在此而意在彼。总的来说，一个词只表达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双关则是让两个意义并存，读者无法排斥掉其中任何一个。中国古代诗歌常常借助多义词造成双关义。双关义产生的原因，即为词语的多义性或同音词。我们熟知的诗歌《咏柳》一诗中写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16]。”看到此诗我们好似看到柳树婀娜的身姿，高高耸立，好像用碧玉妆点而成，碧玉可以看出柳树的鲜嫩。还有一面的意义则是与乐府无声歌曲中《碧玉歌》有关，因为其中有“碧玉小家女”，这一说法，后以“小家碧玉”指小户人家出身年轻貌美的女子。又如在唐代诗人朱庆东的《闺意献张水部》一诗中，诗人写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处入时无[17]？”好似诗人在描写新婚的场景，诗人是以新妇比自己，以新郎比张籍，将公婆象征为主考官，借以征求张籍的意见，“入时无”更是凸显了自己能否踏上仕途不安的心绪。双关义还有另一种体现，即为同音不同义，经常运用在诗词中表达作者例如；刘禹锡《竹枝词》中道：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晴”双关爱“情”之意，意义深深，绵绵不绝，双关义通常都是从其中暗含的意思中透露出作者另一层更为深层的情感。

　　我们来看王维诗歌中双关义的表现，王维虽曾多次游于长安，早年便擢进士，但因安史之乱爆发，正是因为官场不得志，因为曾今的宏伟的政治抱负，希望成就一番伟业，如此之大的生活落差，此后便开始了半隐居生活。感觉王维年轻时曾对功名充满向往，有一种积极的处世态度。王维的诗中尽情凸显了他诗歌中的双关义，“留”与“柳”谐音，看似在写柳树，实则却在描写友人，体现了对友人的眷恋和依依不舍之情，用双关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在陶渊明的《饮酒》一诗中“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18}陶渊明用此诗既写了兰花的高洁，同时以兰花自喻，“幽兰”既是代表诗人如兰花一般出生高洁尊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好似看透了世间的暗淡，要去幽僻之地生长。看似陶渊明在写兰花，其实一语双关，在写自己如兰花一般高洁，不与百花趋同，正是象征着他弃厌官场，过着田园般的诗意生活。

　　陶渊明和王维虽然都是借助诗歌表达一语双关之意，但陶渊明的诗作中，借兰花写自己，主要使用意义双关，而王维却不同于陶渊明，在他的诗作中体现出谐音双关，意义双关，如果我们不了解陶渊明此时的生活状态就无法更好的揣测陶渊明诗作中的深层意义，而王维的诗作使用谐音双关可能更容明白诗人此刻所要表达的意义，一目了然。

　　王维、陶渊明诗歌中言外义的比较

　　以上我们讲到，其实在王维的诗歌中，多数展现的是“空”这种意境，而诗歌的言外义则是指诗人没有在诗句中表现出来，而读者通过自己阅读诗而感悟出来的，不同于言内之义。中国古典诗歌，不是把情感脉络直接传递给读者，而是从情感中选取一段，略去其他，留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诸如：司马光的《续诗话》中“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19]此句足以说明，古人所著诗词多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卢纶的《塞下曲》中，则有“夜黑燕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血，大雪满弓刀。”诗人只做了景物的渲染与描写，结果并没做明确的规定和描述，这正是诗人将诗歌的言外义藏入诗词背后，让读者仔细揣摩。王维早年便著写许多边塞诗，例如:《少年行》“熟知不向边定苦，纵使犹闻侠骨香。”[20]熟悉王维边塞诗的人都知道，此时王维虽然被贬，政治上失意，让他感到了仕途的险恶，有一种离世之情。此诗虽然描写战场，边塞生活，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诗人自己内心的心志，一种高洁不屈服的精神，内心独守自己的抱负，坚韧不拔。

　　而陶渊明则有一首与之相妨《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21]。”

　　从字面上看，陶渊明追悔以往所流逝的岁月，他实则后悔自己那些曾经屈居于人之下，看别人脸色的官场生活，细想那时的岁月大概觉得没有价值，浪费时间，于是决定弃官归隐。

　　其实，对比，王维、陶渊明的这两首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诗作中的语言经常透露出许多无法言说的言外之意，看似都描写了不相关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但从中却体现出诗歌中所要求表露的言外之意，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及困顿。王维则比较陶渊明更是有一种清灵、寂静，让我们有一种能置身其静之感。

　　王维、陶渊明诗歌中深层义的比较

　　深层义则是指隐藏在具体词句之下，层层剥离便可得知其意义，词语在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意义。还是来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在这首诗中，陶渊明用对偶，写出作者在此刻心情如江河日下，滔滔不绝，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躬耕自食的生活一直是诗人所向往的，我们从陶渊明的诗作中会发现陶渊明其实在诗歌中很少直接表露内心的情绪，而是使用含蓄的手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心态。我认为陶渊明的诗是在情韵义中表现的是浪漫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但是我说的浪漫不是今人所说的从西方引入的含义，类似于《巴黎圣母院》之类。我认为是浪漫得，往他们往把中国古代浪漫之气给忽视了。中国人本土的浪漫是儒道一体的，今人说李白浪漫，大多局限于他写的很多游仙诗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李白之所以浪漫我觉得更多是有一份大自在，与宇宙同呼吸的气概。在渊明这里诗一样的。他的诗歌在写一个采菊的渊明，一个喝酒的渊明，一个躬耕的渊明。这些都是作为浪漫的。而陶渊明在诗中也表达出与曾点一样，我觉得这是陶诗的根骨，诗陶诗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或许就是陶渊明的桃源。而通过王维诗歌的深层义，我们却发现，王维的诗歌是一种空静，对他的诗进行层层剥离，我们依旧会发现他诗歌中的空灵有“弹琴复长啸”的内心平淡，追逐心灵的通透，也有“长河落日圆”的恢弘大气，“大漠孤烟直”边塞的荒寂清空，我们会发现对比陶渊明和王维诗中，陶诗中层层剥离出平淡的田园生活，而王维诗中却更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姿态，所以陶渊明则容易被大众视野所接受，从诗作的深层义中看似乎陶渊明更具有平易近人的低姿态，一种孤芳自赏的骄傲，既然能“采菊东篱下”，可以想见，即便陶渊明受到官场中的打击依旧笑对生活，在他的诗中“悠然见南山”，我们从表面上既看不到他厌倦世俗的心态也感受不到田园生活的凄苦，反而看出他有一种热爱生活的乐观心态，心情平和自然，陶渊明诗洒脱诗歌要这样给他分析，不知陶渊明是否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也许他只是希望后人把他当作一个此在，把他的诗当作一个无所待的此在。而王维有一首“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22]”王维也写出了晚闲适的生活，他营造出一种恬静优美，清晰自然的意像，在王维的诗作中我们层层剖析，便会发现，王维只是比陶渊明多了些空静，他有一种物，我，景相结合的意境，他或许没有陶渊明的浪漫情怀，但是却有自己独处时的静谧空间，塑造一种美好的超出世俗，与世隔绝之感，王维区别与陶渊明，其更重要的一点是，王维诗作比起陶渊明有时更体现出自己的遭遇与处境，而陶渊明似乎在其诗歌的深层义下完全无法剖析出对生活的些许抱怨与自己不得志的哀怨。王维和陶渊明的诗歌在深层义的表现中却是迥乎不同。

　　其实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王维，陶渊明诗歌语言具有相仿之处，主要源于：

　　其一：诗人心境平淡自然，陶渊明诗作中多受老，庄哲学的影响，陶渊明的诗作中，不管是描绘山川自然还是田园农事，均以一颗平和心态去面对，丝毫没有一点厌世之态，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反而是如同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去面对归隐生活，即使“取肱厷而枕”，也“怡然自得”，“欣然往之”，正所谓“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平和自得的心境，是我们了解陶渊明诗作不可或缺背景。

　　其二：王维和陶渊明人生经历不同，王维是半官半隐，而陶渊明则是弃官归隐，所以虽然同为归隐，但是其心境大大不同。王维心境虽然不及陶渊明，但其诗作、诗风有刻意效仿陶渊明，他在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的同时，在山水林泉中排遣内心的苦闷，恢复内心的宁静与纯洁，也以此来抵抗现实。其次，王维一直受佛学、禅学的影响，他的诗作中很多都刻画出离尘绝俗的空寂。所以，不论王维，陶渊明的诗作中都能看出心境的平和淡然，和一心远离世俗生活的决心。

　　其三：王维的诗作有刻意模仿，追逐陶渊明的诗作，但是到中年以后却丧失了年轻时的傲骨之气，他牵挂自家的妹妹与兄长，无法做到如陶渊明一样彻底弃官归隐，因为有亲情和责任感的牵挂，使他即使诗作刻意追寻与陶渊明相仿，但整体的情感还是不如陶渊明淡薄。王维的诗作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山水诗，他在过着半官半隐的归隐生活时，饱览了许多名山大川，将生活与艺术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山水诗。他将无数副南国风光融入到他的诗歌作品中，他的后期诗作中也大量融入佛教的空，含蕴丰富，若说起陶渊明的诗作与王维相似的一点在于，他的诗作中有一种闲适的诗意画卷，他将田园生活注入诗歌作品中，与陶渊明将佛教中的空加入诗歌作品中也不谋而合，他们都在诗歌创作中添加了许多生活灵感，使诗作意趣盎然，可供我们细细揣测。诗人创作的诗歌风格自然，不做作，率真。陶渊明一直热爱自然，《五柳先生传》中“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王维在诗歌创作中经常避开尘世的喧嚣，在山林中“习静”，“安禅，在晚年，更是“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

　　从陶渊明和王维的具体诗歌来观察，以便我们对比发现诗歌新的语言意义，总结诗歌语言中的意象。探究诗歌的文化意义和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就曾说过诗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上我们来研究中国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把基础建立在对大量作品的赏析上，多总结作从品中诗歌的意义，以便建立我们民族的诗歌美学理论。在古代文史哲不分，也方便我们从诗歌中寻找诗歌语言的多义性，有助于我们学习了解古代文化及文学思想[23]。诗歌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在传统文化日益复兴的今天，我们要身体力行的传播弘扬传统文化，将诗歌的博大艺术传承下去，以上我们通过研究诗歌的多义性，从桃源明和王维的诗歌入手，比较了两者诗歌的不同特征，引出诗歌的多义性，以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诗歌的语言特征。

　　[1]袁行霈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司马迁注·史记·[M]中华书局

　　[3]霍建波注·宋前隐逸诗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

　　[4]张炜注·陶渊明的遗产·[M]中华书局

　　[5]张炜注·陶渊明的遗产·[M]中华书局

　　[6]张炜注·陶渊明的遗产·[M]中华书局

　　[7]张炜注·陶渊明的遗产·[M]中华书局

　　[8]曹寅·全唐诗·[M]扬州诗句刻本卷126

　　[9]逯欽立·陶渊明集·[M]中华书局1979

　　[10]曹寅·全唐诗·[M]扬州诗句刻本1706

　　[11]曹寅·全唐诗·[M]扬州诗句刻本1706

　　[12]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中华书局1985

　　[13]逯欽立·陶渊明集·[M]中华书局1979

　　[14]逯欽立·陶渊明集·[M]中华书局1979

　　[15]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中华书局1985

　　[16]陈卫《论陈先发的诗歌修辞》《长撒理工大学学报》[G]社会科学版2011

　　[17]《唐诗“行卷”趣话拾路录》《广播与电视技术》[G]2012

　　[18]]逯欽立·陶渊明集·[M]中华书局1979

　　[19]付民印·通赏中国古诗·[M]长春出版社2014

　　[20]曹寅·全唐诗·[M]扬州诗句刻本卷165第十三首

　　[21]逯欽立·陶渊明集·[M]中华书局1979

　　[22]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中华书局1985

　　[23]袁行霈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三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