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重阳宫与全真道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对于历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现实生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金宋之际饱受战火的关中地区，战火之中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受到了双重打击的人们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宗教之上，而此时的道教也盼望着自己有着新的机遇与发展，于是在数百年的道教基础上新的萌芽应运而生——全真道。

　　众所周知，全真道自诞生之时便宣扬的教义为“远离现实，一心向道”。而全真道本身诞生发展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必然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思想文化进程的影响，也对社会发展以及文化进程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重阳宫作为全真道祖庭，全真道的兴衰直接影响到重阳宫的发展。通过对全真道发展的研究，则能更好地在当代促进重阳宫的兴盛。

　　全真道诞生于金宋之际，其创始人王重阳（1112-1169年），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原居于咸阳大魏村，后移居到终南刘蒋村。据《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1](P450)记载：“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先生于是捐文场应武举”然而年少时期的王重阳在文武方面并未得到成就，“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但在其后天眷三年之际，王重阳因随金军收复陕西而得到甘河镇酒监一职，但在其在职期间，并非对官场名利醉心之人，而是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痛苦与无奈，从而对能够济世救人的道教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重阳对道教产生兴趣后，开始大量收集并阅读道教经文，对于道教开始有了基础上的认知与学习。正隆四年六月，王重阳在其甘河镇酒监的任期内，遇到两个披毡道人，对此王重阳特别作诗一首《遇师》记录了此事“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2](29)，此诗便是记载这两位披毡道人点拨王重阳入道之事。在王重阳所遇两位披毡道人之地的甘河镇现今仍有遇仙桥存在，在此地也有全真道所修建的“遇仙宫”。在甘河遇仙后的第二年，王重阳又在礼泉遇道者，道者授其秘语五篇。受秘语后的王重阳大为改变，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独身一人来到南时村建造“活死人墓”穴居。对于王重阳来到南时村建造“活死人墓”这件事上来看，王重阳本人对于礼泉所遇道者所受之秘语还是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并开始了自身对于道教的进一步探索。从王重阳这一阶段所做的诗词来看，王重阳对于全真这一思想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活死人墓赠宁伯功》[3](p33)中他已经提出的“存神养浩全真性”一说，这是其后整个全真思想的基础阶段，也进一步说明在这个时间段的王重阳对于道教思想领域已经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在“活死人墓”修行两年之后，王重阳决定结束自己的穴居生活，而是回到了刘蒋村，造草庵于此修行。

　　在刘蒋村修行期间，全真道创建阶段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也与王重阳一道在此修行。和公，和玉蟾，本名德谨，金天德年间遇道人点化入道；李公，李灵阳，京兆终南人，大定三年与王重阳、和玉蟾二人一同修道于刘蒋村。此二人在与王重阳一同修道期间，对于王重阳的全真道思想以及相关理论有着重要影响，是全真道基本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大定七年，王重阳突然放火烧了茅庵，尔后至山东，劝化马丹阳、谭处端等人入教，收徒“全真七子”。至此全真道迎来了其发展阶段。

　　王重阳的一生中传授弟子众多，但其中“全真七子”是代表性的人物。全真七子为马丹阳（丹阳子马公）、丘处机（长春子丘公）、王处一（玉阳子王公）、刘处玄（长生子刘公）、谭处端（长真子谭公）、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净散人孙仙姑）为王重阳门下道行修行的代表。而对全真道的发展阶段作出重大历史贡献的则属马丹阳、丘处机二位。1170年（大定十年），王重阳在回关中的途中仙逝，其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人进入关中地区，在关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从而推动了全真道在关中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大发展。

　　马丹阳（1123-1184年），山东宁海人，初名从义，字宜甫。1167年，在山东遇王重阳，并且为王重阳建造了一处道庵供王重阳居住，为道庵命名为“全真”。之后马丹阳在王重阳的不断劝化下决定入道，王重阳为其赐名为丹阳，号丹阳子，并且跟随王重阳进入昆嵛山烟霞洞学习道法。在山东传教期间，马丹阳跟随王重阳建立了许多的全真道团体。其后在王重阳仙逝之前更是将全真道传教这一大事托付给了马丹阳，嘱咐其西行进入关中地区传道。马丹阳本人也是将发扬和发展全真道作为自身的人生最高的准则来做，在他进入关中地区以来就时刻记着王重阳的嘱咐，兢兢业业地弘扬传道。

　　丘处机（1148-1227年），山东栖霞人，原名丘哥，大定七年九月，在山东宁海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为其赐名为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王重阳仙逝后，跟随马丹阳等人进入关中地区传道。在马丹阳等人积极传道的同时，丘处机则是以潜心修道为主。

　　大定十年（1170年），全真四子在王重阳仙逝后进入了关中地区，到达了京兆终南。在此之时，王重阳的道友也是全真道的创建人物的和玉蟾、李灵阳对于全真四子进行了帮助，全真四子在到达终南之时首先来到了二人所在的终南太平宫，与和玉蟾、李灵阳汇合。在和公、李公的帮助下全真四子很快的在刘蒋村重建了茅庵，为祖庵所在。大定十二年（1172年）年运王重阳遗骸回关中，葬于祖庵之侧，四人共同于此守墓两年，大定十四年（1174年），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分别赴洛阳和宝鸡，马丹阳则是选择继续留在刘蒋村，建造一环庵，命庵名为“祖庭”，并在手书“祖庭心死”四个字，表示自己对于王重阳以及全真道传道的决心。马丹阳在祖庭守墓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祖庭守墓期间，马丹阳并非单单守墓而已，而是在关中地区广泛传播王重阳的宗教学说与理论思想。在此期间，马丹阳在户县建立了全真会，在长安子午镇建立了千道会，在吸收大量官僚富商巨贾的同时，也吸收到了一大批士人和大量的群众入道。在马丹阳在关中地区传道期间，上至官僚士子下到百姓群众都大量被全真道吸收为教众,刘真一、陈知命、乔潜道、李冲道、周全道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全真道新进道众的代表性人物。这不仅对全真道的高层次发展提供机遇更为全真道争取到了大量的发展对象和广大的发展前景，是全真道在关中地区所迈出的一大步更是为全真道的全国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马丹阳在关中地区游走传道的同时，丘处机则是选择在宝鸡潜心修道为主。经过丘处机的艰苦修行，对于道教的不断深入理解，丘处机在这时的道教修为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这也是丘处机日后推动全真道发展的重要后盾。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朝廷严禁道士游方，马丹阳被迫返回山东，令其门人雷大通等人留守，以吕道安为庵主而李灵阳也在此辅佐。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丘处机由龙门下山主持祖庭诸事，全真道在此期间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金世宗年间丘处机屡次得到皇室的重视，据《长春真人本行碑》、《金莲正宗记》等记载，丘处机在面见金世宗之时，金世宗问其延年益寿之法，丘处机答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耳。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诡幻怪，非所闻也“[4](P57)世宗大喜，令其主管万春节事宜，又下旨让丘处机主持“全真堂”，同年七月丘处机再得召见，作“瑶台第一曲”曰：“唯前王创业，太平难遇道难期，会逢天佑，暇荒入贡，玄教开迷，坐朝垂听，暇伴赤松，谈论希夷，胜驱驰，向人间，一度天外空归”[5](479)，世宗大悦，到中秋，赐钱十万。在金世宗的重视下全真道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驾崩，全真道的支持者的离去也使得全真道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困难。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新的统治者章宗看到了全真道的规模，“惧其摇世”对xxx产生影响，因而全面禁罢全真道。明昌二年（1191年）六月，丘处机被遣送回山东，留下吕道安、毕知常留守祖庵。《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明昌六年（1195年）“乙卯，朝省新发，以祖庵无敕额，例没于官”[6]（P516），因朝廷对于全真道的戒备，全真道受到了沉重打击。次年，丘处机将其毕生积蓄交于毕知常，用于重建祖庭之用。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金朝廷因为于宋元之间的不断战事，财政上较为紧张，大量出售观额和度碟。《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全真道宗师王玉阳也因此受到章宗召见，问以养生之道性命之理，王玉阳答无为清静，以心运气。章宗叹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谓也”此后更是常常讨论长生之道，王玉阳也利用得信于金章宗的条件为祖庭更名为灵虚观，祖庵得以重兴。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国家统治者对于全真道的直接影响所在，这也进一步说明国家政策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全真道的生存环境以及发展环境。全真道本身与国家政治是息息相关的，而作为全真道的代表人物丘处机也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后对于宋、金、蒙古的政治性选择中作出了对于全真道发展关键性的选择，更是推动了全真道的繁荣。

　　在战火不断的年代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安定，统治者需要宗教来安定人心。金、宋、蒙古都对全真道发出信号，而有了之前种种经历的丘处机，在政治上的选择则显得更为谨慎。丘处机在这个阶段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对于宗教的作用所在，全真道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政策的支持。在金、宋、蒙古三个政治集团当中，丘处机选择了蒙古。

　　金宣宗兴定三年（1119年），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诏从准备山东出发前往西域。次年正月，丘处机率十八位高徒前往阿不罕山。兴定五年（1121年）七月二十五日丘处机一行到达阿不罕山，为满足当地民众的信仰所在，丘处机提出了“轻骑以进”决定留下宋道安等九人于此修建了一所栖霞观，这也是全真道发展历史上在西北地区腹地的一次伟大传教活动，大大拓展了全真道的影响范围。兴庆六年（1222年）四月五日，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行宫面见成吉思汗，据《元史·丘处机传》记载“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7](P3026)成吉思汗大悦道：“淳淳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传道之语，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一系列的对话，使得成吉思汗看到了丘处机的高深道学更是看到了对于广大内陆地区不仅是金戈铁马就可以得以长治久安。要使民心安定，社会长远发展就必须借助于本土宗教来安抚群众。成吉思汗在于丘处机的谈论中看到了全真道的巨大影响力，更是相信全真道能够有力的帮助蒙古帝国在中原地区来进行统治。因而，丘处机被封为“丘神仙”，并且让其主管天下出家人之事。此后，元朝XX对于全真道的发展大力支持，在政策方面多有倾斜，免除了全真道大小庵所有的赋税，并为全真道提供田产。

　　元朝XX对于全真道的大力支持，有力的推动了全真道的繁荣。在此期间更是有尹志平对于重阳宫的再次修缮，之后更是在元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被朝廷封为“重阳万寿宫”。至此，全真道进入鼎盛阶段，户县重阳宫成为全国的道教文化中心。

　　在全真道的发展后期阶段，其在创建初期所信仰的清静简朴、刻苦节欲的风气逐渐发生了改变。元朝XX对于全真道的支持使得全真道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大量的信徒以及其庵庙本身所拥有的田产，让全真道在这段时间内很快的积累到了大量的财产。伴随着经济方面的改变，全真道的管理阶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全真道的管理道者都纷纷沉溺于物质世界无法自拔，全真道的建筑也从开始的草屋茅房两三间变成了雕梁画栋的宫观。这些改变不仅使得许多信众对于全真道的信仰逐渐丢失，更是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不满。至元十七年（1280年），大都长春宫甘志泉等人诬告僧人而且还围殴和尚，这使得元世祖忽必烈大怒，将甘志泉二人处决，又对全真道进行警告。但是元朝统治期间始终还是保持对全真道的政策保护，使得全真道在元的发展还是很顺利的。

　　明朝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受到的一定的限制。明朝之初，因全真道的规模和势力，又与元朝XX有着密切关系受到了统治者的排斥。太祖朱元璋本身就信仰宗教，也深知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宗教方面都采取限制的政策，“僧凡三等…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8](255)在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道教在这一时期，正一道掌教，正一道得以大发展。全真道的道众一部分隐居终南山一心向道，一部分转而修行正一道。这也促成了正一道和全真道的互相融合，这其中以刘渊然、张宇初为代表，皆是双修全真正一道。全真道虽然在明朝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仍然艰难发展。其中以丘处机门下的龙门为代表，龙门派在明朝时期门下高道张碧芝居华山讲道，周大拙居青城山讲道，张无我则是选择游讲道法等，不断向世人传道。

　　清朝时期，全真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清初，由于连年战争使得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宗教，加之清朝和元朝相似，都是少数民族统治，使得一些民众对XX不满，转而成为全真道道众。全真道的龙门派在这一时期有着较大发展，第七代龙门律师王常月为关键性人物。王常月（1522-1680年），师从龙门派赵复阳。王常月在全真道修行上继承了龙门派的传统，以戒律心修为主，王常月开始不断游学并传授全真道道义，广纳道众。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旨封其为国师。同年，其在北京白云观开始公开传道，“凡三登坛，而得弟子千数百人”[9](168)苏州冠山支派、天柱山支派都是受道于此。白云观也因此“玄风大振”。清朝的全真道发展以龙门派的兴盛为代表，至清末宫观庵庙遍布全国。

　　对于传统道教学说进行继承并创新，王重阳在创建全真道之时，对于道教之前的老子、庄子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学习和归纳，相较于传统道教所倡导的修仙炼丹之说，全真道则选择清修为主，认为修道便是修真更是注重自身的修养为主；对于佛教和儒家学派吸收和学习，在全真道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重阳对于修道者日常生活方面的严格要求，则是有吸收佛门的一些清规戒律在内的。王重阳本人认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10](9)，这也说明在全真道道义方面对于儒家学说、佛门理论也是有着一定的借鉴的；“物物不追求”，王重阳对于物质生活并不在意，强调简朴刻苦为主，不注重外在的物质追求，而是强调内心修行的重要性。从他在南时村自掘“活死人墓”到其后点化马丹阳时期都可以看出，王重阳本人及其他所倡导的全真道是以内修为主的，并不是追求外在的肤浅之人。

　　马丹阳作为全真道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全真道的道义完善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等第一代全真道创建者构建的全真道理论体系，对于日渐发展壮大的全真道来说是有些跟不上其的发展速度的。传统的全真道宗教理论过于高深，对于被教化群体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在全真道的大发展阶段，马丹阳所接触的教众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高层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人民群众当中。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普通的人民群众并未接受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对于高深的全真道理论并不能深入理解。针对这种情况，马丹阳选择向世人重新解说全真道理论，用通俗语言将全真道道教理论体系归纳为“十劝”。“十劝”：“一劝不得犯国法。二劝见三教门人须当先施礼，及一切男女如同父母。至于六度轮回，皆父母也。三劝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四劝除忧愁思虑攀缘爱念。如有一念才起，速当拔之。十二时中，常搜己过，稍觉偏颇，即当改正。五劝遇宠若惊，不得诈做好人，受人供养。六劝戒无名火，常怀忍辱，以恩复仇，与万物无私。七劝慎言语，节饮食，薄滋味，弃荣华，绝憎爱。八劝不得学奇怪事，常守本分。只以乞化为生，不惹纤毫尘劳。九劝居庵屋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如有疫病，各相扶持，你死我埋，我死你埋。或有见不到处，递相指教，不得生意心。十劝不得起胜心，常行方便，损己利他。虽居暗室，如对圣贤。清贫柔弱，敬顺于人。随缘度日，绝尽吝贪。逍遥自在，志在修行。始终如一，慎若怠堕。[11]（432）”“十劝”中包括了对于国家法律、人伦纲要、生活准则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是对全真道道义要求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全真道道义迈出了通俗化的一步。

　　丘处机在道教修行方面的造诣极高，又加上他本人经历了全真道在受政治影响下的重大波折，使得丘处机对于全真道道义有了新的理解。在早年间丘处机修行期间，对于王重阳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吸收和归纳，在宝鸡、龙门期间远离世俗，进行道家传统的无为修行。在经历了政治变革对于全真道的影响之后，丘处机对于传统的道教修行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丘处机在选择金、宋、蒙古的问题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全真道的理念体系中已经有了不断调整的精神，在此已经加强了与政治、现实的联系，这是其对全真道理论的一大丰富。丘处机为了全真道的发展不畏艰难万里西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推动了全真道对于世俗事物的参与度，加强了全真道主动性方面的发展。这在其后的龙门派的发展上也有着重要影响，根据社会现实来调整全真道的宗教理念，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来推动全真道发展，这也是在清代全真道再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重阳是全真道的创建者，正如前文所讲他早年间曾“捐文场”，也就是说明王重阳本人是受到了儒家教育的。在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理论中也明确的提出了儒家的一些纲常理论，如忠孝理论等方面。在王重阳的弟子中，“全真七子”都是受文化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而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也是儒家教育为主的。也就是说，全真道的得道真人中都是在启蒙阶段受到了儒家教育的，这也将全真道与儒生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不少。

　　马丹阳作为全真道二代代表人物，其在关中、山东传教期间往来的儒生络绎不绝，在弟子中有着著名的“十大解元”，为曹瑱、来灵玉、雷大通、柳开悟、陶彦明等，这都是与儒生保持着良好关系的见证。丘处机的弟子中也有着许多都在学业方面大有所成，这就是说明是得道真人的同时也是学业有成的大儒。全真道由于自身的儒家基础及其儒生对于全真道的浓厚兴趣，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拥有着广大的教众。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初，面对着强大的道教，佛教难有立足之地。面对这种情况，佛教采取和道教拉近关系的办法来使民众对其产生好感。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上书汉桓帝“或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可见佛教为了使民众快速对其产生好感，编撰出来了“老子化胡”一说，并且已经得到了官僚人士的认可。在《魏略·西戎传》“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看来，当时所流行的“老子化胡说”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老子化胡说也确实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教速度，而道教也对于这种抬高自身地位的行为持默许态度。于是在佛教和道教双方的支持下，“老子化胡”的传说被宣传了出去。

　　据《至元辩伪录》记载，丘处机的徒孙全真道道人史志经，在蒙古太宗年间（1241-1250年）编撰了《八十一化图》一书，采用绘图加以文字来解释的方法传播老子化胡的故事。此书被当时的全真道掌教李志常看到后，便对此书进行了再次印刷，大大扩大了此书的传播范围。在编撰道教典籍《道藏》之时，宋德方也将其纳入之中。而此时的佛教经历了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势力影响大大增强，所以并不承认“老子化胡”一说。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佛教向宪宗申诉指出《老子化胡经》为伪书，宪宗下令道教禁止私造伪经。而在其后宪宗八年（1258年），佛道两方又进行了辩论，而此次辩论以道教的失败告终，《老子化胡经》和雕版被焚烧。全真道在这两次与佛教的斗争中惨败告终。在这两次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来佛道两教都应该以清修为主，但是为什么佛教两次向全真道发出挑战呢？在这这里我们都知道“老子化胡”一说为佛道双方杜撰之说，当全真道以此说大做文章之时，此时的佛教已经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所以对于《八十一化图》进行反驳。在辩论之时，全真道不能对于“老子化胡”的细节作出解释，而当时的佛教对于此有着充分的准备。两次辩论因为全真道的立脚点“老子化胡”说本身就为杜撰之说，所以全真道的失败是必然的。两次辩论的失败使全真道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但是元朝XX不但没有对全真道进行禁止，反而不断下旨对全真道进行支持。至元六年，元世祖下诏：“朕以祖宗，以获基构，若稽昭代，雅慕玄风”，对于全真道“五祖七真”进行褒封；至元十四年，元世祖在给重阳宫提点李道谦的令旨中：“我国家祖宗列圣相传，莫不以敬天崇道，彝世受祜。王祖师得全真之道，教法开弘。丘神仙尽启沃之，诚玄风庆会。是以先朝眷遇，恩命优崇”[12]（619）。在元朝XX的不断支持下，全真道很快从辩论失败的挫折中走出，迈向了新的发展。

　　在佛道关系之初，由于双方的利益需求，佛道双方保持了较为友好的相处关系。而佛教经过南北朝以来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增强。元朝之时，全真道的发展也与佛教有了利益上的冲突，在面对这种冲突之时，双方采取两次辩论。而在这两次辩论中全真道都惨败，但由于元朝XX的政策支持，在与佛教的关系可以说是总体上是全真道取得了胜利的。

　　全真道成立之初，道众修行皆以清静简朴为主。王重阳造庵于刘蒋村结庐修行，而后焚庵东行。全真四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入关中，在和玉蟾、李灵阳的帮助下重建重阳之庵，其为草庵两三间，土墙草顶，极尽简朴之风。而后其他三人离去，马丹阳一人留刘蒋村，道观也是极为简陋，马丹阳题字“祖庭心死”，以示终生不离之意。在祖庵的这一阶段，各位道者都继承了王重阳的精神，坚持清修为主，对于外在的物质条件并不在意，在祖庵的建造上也是保持着茅屋草庵为主。

　　在马丹阳和丘处机相继离开陕西后，祖庭则是由马丹阳弟子吕道安和丘处机弟子毕知常共同主持。这时的祖庭相较于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建设。然而明昌六年（1195年）被金朝廷以“全真道无敕额”的理由没收充公之后，对于祖庭的建设毁于一旦。次年，丘处机将其毕生积蓄交予毕知常，用于重建祖庭之用。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王玉阳利用得信于金章宗的条件，为祖庭更名为灵虚观，祖庵得以重兴，殿堂楼阁建设进一步加大，门人已达三百多人，在这一时期的祖庭建筑已经初具规模了。

　　随着全真道的发展鼎盛，重阳宫也迈向历史的高峰。金末，蒙古大军进入关中，在战火中的灵虚观被毁。祖庭在战火中被毁，重建祖庭成为全真道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在丘处机的西行面见成吉思汗之后，全真道迎来了其在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国家政治、社会政策的倾斜使得在这一时期的全真道吸引到了大量的道众与社会信徒。这使得全真道积累了大量的财产和社会影响，有着这些基础的全真道在尹志平的带领下对重阳宫进行了重新修复。

　　此时，恰逢京兆总管田雄为了安抚关中地区民众也有借助全真道之意。当时的全真道掌教尹志平当即命李无欲返回关中地区，召集教众开始着手对祖庭的重建。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尹志平到达终南，此时的祖庭复建已经初具规模了，他对祖庭的建设提出了规划，并且对于周围的道教宫观，楼观、骊山、华山等道观的恢复重建进行了支持，将重建道教圣地楼观宗圣宫一事交予李志柔负责。蒙古太宗十年（1238年），全真道道长李志常上书蒙古朝廷，向朝廷说明祖庭事宜。元朝廷为祖庭赐名为“重阳宫”，并对于重阳宫的建设大力支持，从很大程度推动了重阳宫的建设，形成了以重阳宫为中心的庞大的道观群。

　　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尹志平再次来到祖庭，于次年在重阳宫会葬王重阳，这是重阳宫建宫期间的大事迹，全真道道众纷纷参加，参与者更是达到数千人，这是全真道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更是重阳宫的黄金时期。在此此集会之后，元朝廷下旨为重阳宫赐名为“重阳万寿宫”，这时的重阳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庙宇房屋建设到达五千多间，住宫道士近万人。道众四处修复道教宫观，推进各地道教建筑的发展。至此，重阳宫已然道教宫观之最。

　　重阳宫的建设繁荣依赖于元朝政治势力的支持。随着元朝的灭亡，全真道道众大幅度缩减，国家政治也对其发展进行压制。重阳宫在这种情况下，也进入了历史发展的低迷期。据明朝《重阳宫主持侯圆方重修祖庭碑》记载，“年久失修，为风雨所凌”[13](135)，可见一斑。侯圆方对于重阳宫进行修缮，重建了祖师殿、三清殿、灵霄门。但并不能与元朝之时相较。在整个明朝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受限，重阳宫非但没有发展，反而是有了很大的衰落。清朝时期，据《重修大重阳万寿宫文》看，明末清初的战火中，重阳宫“垣墉崩塌，殿宇倾颓，野居而露处”[14](138)。在清朝时期的修缮是全真道众自发性的修建，对于重阳宫的修建规模相较之前是大为缩小的。

　　在民国时期的重阳宫，相较于在清朝的倾颓之势有了一定的振兴。民国的不断动荡，吸引到了很多的道教信徒来到了重阳宫，这为重阳宫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民国的道教宫观之中，全真道的道观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重阳宫也是其中的代表宫观之一。

　　建国之后，对于重阳宫有了进一步的保护和开发。重阳宫当时有老君殿、灵官殿、祖师殿等建筑保留了下来，XX部门也对重阳宫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保护。1957年，陕西省将户县重阳宫纳入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63年拨款对重阳宫进行了进一步的修缮，将在其中的各类道教碑文、石刻进行保护。xxxx的来临，使得重阳宫一度濒临毁灭。重阳宫的大批建筑、文物石刻在这场运动之中被毁，道士被迫离开重阳宫。八十年代初期，成立了文物保护所，对户县重阳宫的相关文物进行了保护。1996年，全真道的道众向户县XX提出申请，对重阳宫进行重建，并成立了“大重阳万寿宫修复委员会”，对重阳宫进行重建。1998年，重阳宫的修复在全真道道众以及XX的支持下，重阳宫复建工作顺利完成。近年来，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重阳宫不断进行完善。

　　当代重阳宫拥有灵官殿、重阳殿、七真殿等道观，金、元、明、清石刻皆有保存。金：王重阳书无梦令碑（承安五年）；蒙古：十方重阳宫万寿宫记（海迷失后元年）；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蒙古宪宗元年）；李无欲本行碑（蒙古宪宗五年）元：全真道祖碑（至元十二年）；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至元十三年）；真元会题名记（至元十八年）；马真人道行碑（至元二十年）；王重阳诗歌碑（大德十年）；明：重修祖庭碑（明正统十年）；清：重修大重阳万寿宫文（乾隆四十七年）。这些碑文石刻不仅是道教文化思想的结晶，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

　　当代重阳宫是在历代不断发展的基础进行完善和发展的结果，但相对于其巅峰时期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重阳宫在未来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全真道道众和社会各界对其支持，以促进其不断发展和完善。

　　户县重阳宫作为全真道祖庭在当代并未被世人所熟悉，这与当代社会有着密切关系。重阳宫在过去的发展历史上往往是依赖于全真道的道众来得以发展，而现在随着全真道的衰弱，重阳宫的发展则是举步维艰。重阳宫想要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就必然要进行转型。

　　重阳宫在旅游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建设，但也有着以下几点问题。其一，对全真道开发不够到位，缺少特色性。目前的重阳宫旅游仍与其他地方的旅游相同，以单纯的观光游玩并不能吸引到广大游客前往；其二，交通条件相对不便。重阳宫作为旅游景区，对于西安、咸阳等地周末游游客的吸引力最大。然而西安到重阳宫并未开通旅游线路，公交巴士需要换乘，且班次少，公交终点站离重阳宫距离较远，需要长时间步行前往。这为游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对于自驾游游客来讲，需要经过户县县城，容易遇到交通堵塞。自驾游游客还面临停车难的问题，重阳宫景区并未设置专门的停车场，这使得游客不得不将车停在道路两侧，也加重了重阳宫景区周边的交通堵塞。而同一旅游性质交通便利的楼观台则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进行短途旅行；其三是旅游形式单一，景点孤立。目前重阳宫旅游仍是以单纯的观光旅游为主，游客参与度低不能满足深度文化旅游的需求。重阳宫景区面积较小，游览时间较短，重阳宫作为单一景区并不能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使得重阳宫不能更好的留住游客。

　　对此我认为，户县重阳宫的进一步旅游开发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一是，强调全真道特色旅游，强调重阳宫的特色性。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众人所熟知的，其中对于重阳宫的描写都为大家所知晓。户县重阳宫可以借助小说的影响力宣传全真道特色旅游来吸引到大量的游客。二是，可以借助楼观台的相关设施，如楼观台的旅游线路可以加上重阳宫这一景点，也可以与楼观台一起打造道教文化区，共同打造道教名片，也可以与户县其他景点如草堂寺、清凉山、九华山、朱雀森林公园等，一同打造旅游区域；三是，深度开发重阳宫景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向游客展示之前的碑林石刻，也可以向制作全真道文化衫、全真道卡通玩偶、手机挂饰等方式来增加重阳宫的经济收入。

　　重阳宫在当代的发展必须利用全真道的的特殊性，发挥全真道特色的宗教魅力。在深度开发全真道的同时，积极与周边景区合作，达到旅游区域的集群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对于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要利用人们对于全真道的好奇感，制作相关的全真道特色纪念品。在重阳宫的定位上，要将其打造成为文化旅游的景区，主打全真道宗教文化。通过以上方式，来推进重阳宫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

　　全真道诞生于金宋之际的战火中，社会的动荡使百姓的精神世界崩溃需要来自宗教的力量。全真道自诞生之时，便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只有借助社会政治文化的力量才能使全真道壮大发展。全真道在战争中给予民众希望，在进入元朝之后也迎来了自身的大发展。元朝时期的全真道，积极参与政治文化生活，与上层统治者有着密切联系，也吸收了大量的教众。在这一时期的全真道道义不断丰富，得道高人对于道法也是不断提出自身的见解，如马丹阳的“十劝”，丘处机的“心法”都是全真道积极发展的结果。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全真道逐渐衰弱。通过对于全真道的发展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文化与宗教间互相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需要宗教积极调整自身。这也为全真道在当代发展提供了方向，全真道的发展需要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重阳宫的发展也应该积极转型，通过打造人文旅游的文化景区来达到重阳宫在当代的兴盛。

　　[1]陈垣.道家金石略·全真道祖碑[M]北京：文物出版版，1988：460

　　[2]王重阳.重阳全真集·遇师[M]济南：齐鲁书社,2005：29

　　[3]王重阳.重阳全真集·活死人墓赠宁伯功[M]济南：齐鲁书社,2005：55

　　[4]丘处机.丘处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5:57

　　[5]唐圭璋.全金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9

　　[6]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正统道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16

　　[7]宋濂.元史·丘处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3026

　　[8]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5

　　[9]闵一得.金盖心灯.藏外道书[M]成都:巴蜀书社,1994:168

　　[10]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孙公问三教[M]济南:齐鲁书社,2005:9

　　[11]陈垣.道家金石略·丹阳马真人十劝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32

　　[12]陈垣.道家金石略·万寿重阳宫令旨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619

　　[13]刘兆鹤.重阳宫道教碑石.重修祖庭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35

　　[14]刘兆鹤.重阳宫道教碑石.重修大重阳万寿宫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