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地名与中国文化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因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具体的地名，人们最熟悉自己的聚居地，命名也是从聚居地开始的，随着人类对自然探索的深入，先民记载的地名也越来越多，人们为了查找方便，记录地名的书籍就出现了。​[3]​其中著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与《尚书.禹贡》保存的最完整，上面记载了数量众多的地名。而“地名”术语出现较晚，最早记载“地名”术语的文献是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夏官》：“邍〔yuan原〕师，掌四方之地名。”汉代的《榖梁传》也提到了“地名”术语，称“眜〔mei妹〕，地名也”；“越，盟地之名也”。具体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为研究地名的来源及其变革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对地名研究的深入十九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地名学

　　历史长河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都是通过语言保存和传递的，所以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因此地名也反映了文化信息。地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地名由一定的词汇组成，有一定的语法结构。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始终受着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地名不是单纯的地理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地名的文化内涵可以从自然地理、姓氏宗族、民众心理、历史典故、宗教信仰等方面反映出来。

　　本文从语言文化学角度研究武功地名，对武功地名进行系统考察，归纳总结出武功地名的语言文化特点，探索其形成演变过程，揭示蕴含在武功地名中的丰厚的文化内涵。

　　本文研究主要用文献、统计、实地调查等方法。

　　武功县地处关中平原腹部，北面是乾县，南面是周至，东面是兴平市，西面是杨陵区、扶风县。武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从北向南成逐层递减，因地势落差，分为三个阶梯。全县以平原为主，多黄土台塬和黄土沟壑。现辖8个镇，分别是普集镇、武功镇、游凤镇、苏坊镇、贞元镇、长宁镇、小村镇、大庄镇。县XX在普集镇。212个自然村，6个社区委员会，540个自然村。面积397.8平方公里，2011年常住人口41万人。境内以汉族为主，方言为关中方言。武功县灌溉发达，盛产小麦。是全国设置最早的四十一县之一，具有漫长的历史，优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农耕文化。

　　武功原为古有邰国，是炎帝后裔姜姓的封地。历史上地名与范围几经变更，据《武功县地名志》记载，夏商周朝时，武功县名为古邰国，属夏国雍州管辖。春秋战国时，始设武功县制，属秦国管辖，县名邰县。《陕西县情》记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始设武功县。其时县治在渭河之南，因境内有武功山（太白山东）而得名。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武功县由渭水之南迁到渭水之北的故邰城，沿用武功县名。”​[4]​此后地名与范围多次变更。1961年9月，县城由武功镇迁至普集镇，隶属宝鸡专区。1983年至今，属咸阳市管辖。

　　武功县历史悠久，境内发现了郑尚坡、浮沱子、王烧台等新石器到商周遗址。名人辈出，因姜塬、后稷、苏武等在此居住生活，留下众多名胜古迹。有康海作《武功县志》，为后世县志楷模。

　　二、武功地名语言分析

　　通常一个地名由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部分组成。地名通名是指普遍存在的有明显共性的地理实体，说明地物、地貌本身含义或具有共性特点的通用名称。如江、河、湖、海等。武功县乡镇街道村落名中，大多都有通名，如村、家、堡等；有的地名只有专名没有通名。经统计整理，武功地名大部分则是聚落通名，占总数78%，其中最多的通名是“村”，占总数49%。聚落通名主要有村（新村、王村、金塬村等）、家（何家、北夏家、宣家等）、庄（下高庄、皂庄、独庄等）、堡（谭碎堡、张家堡、嘉惠堡等），还有街、场、道等聚落通名。自然地理实体通名主要有坡（凤阳坡、东坡、郑家坡等）、底（余家底、别家底、罗家底等）、台（马家台、申家台、张家台等）、塬（高家塬、刘家塬、胡家塬等）、沟（黄家沟、古道沟、李家沟等），还有头、崖、河、壕、岭、岗、湾等地理实物通名。人工建筑地物通名只有少部分，有窑（张窑）、塔（报本塔）、庙（城隍庙）铺（五里铺）等。这些就是对旬邑地名中所含的通名的大致梳理，它们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都反映了人们生活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居住环境。

　　武功地名通名统计表：

　　乡镇（540个）划分普集镇83武功60苏坊43游凤57贞元100长宁73小村81大庄43总计

　　无通名411046722

　　通名聚落通名村5126211643503625268

　　堡11119612717275

　　庄5303746230

　　家80471902747

　　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沟1521100010

　　底070000007

　　坡0209200013

　　台0207102012

　　塬200040006

　　人工建筑通名窑001211102

　　其他少数通名街、头、岭、铺等14556510541

　　地名大多数是“专名+通名”的形式构成。地名专名是区别共性地理实体的特定名称，是构成地名词组的定语性词部分。如泾河、渭河、洛河，三者的通名为“河”，各自的专名分别为泾、渭和洛。经过统计，武功县540个地名中，地名专名大概由900多字组成，这些专名主要有姓氏、方位词、家等。武功地名中按照姓氏命名的村名很多，可以看出，姓氏地名在村镇中比例大。地名中出现姓氏的有232个，占总地名的43%，如黄家村、吴家村、肖马村、董村、辛家村等。方位词能指出村落的位置，地名中常见的方位词有上、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中、内、外、头、肚、尾、边、新、老等。如东张、上岗西、南照村、西街、营南村、谭北村等。这些方位词的使用能够不仅能指出方位，区别于其他地名，而且能分析出周围村落布局。武功含方位词的地名有113个，在总地名占中21%。说明方位词是武功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在武功地名中出现183次，占总地名的34%，如庞家庄、代家村、付家堡、宋家堡、郭家坊、王家沟、阎家窑等。所有的“家”都跟在姓氏后面，这里的家可以看作姓氏村名的专名。

　　地名属于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具有词汇的特点，下面将对武功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和整理，从语音、结构、修辞、与方言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对武功地名进行分析。

　　地名由词汇组成,不同时期构成地名的词语有不同的特点。这从地名的音节上鲜明地表现出来。古时候，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活动,对自然的探索有限。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比较匮乏,单音节词汇已经能够满足人们交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古时候汉语的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地名由语言词汇构成，也不例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的新事物越来越多样。人们对事物认识深入，分类更加细化。单音节词语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生活的需要,双音化成为词语发展的总趋势,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语已经占绝对优势。这在地名中也表现的很明显,所以自战国,地名开始变为以双音节为主,并出现了少量的三音节地名 。 在现代武功地名中,双音节地名占多数,三音节的也很多,还有一些四音节、五音节构成的多音节地名。如:

　　（1）单音节村落名：聂、蔚、新、余、仁、高、赵、正等。

　　（2）双音节村落名：李大、南显、屈家、北显、田桂、令新、阎家、谭寨、史家、朱家、董家、羊圈、义南、桥东、义李、尚坡、义老、八一、营上、绿野、营南、华山、营西、积山、洪寨、上营、武塔、渭北、徐杨、新庄、龙门、新寨、坡底、凉马、二水、古凤、松林、西川、东川、洛阳、中川、北可、铁陈、代家、南可、凹里、桃大、田庄、凤南、桃宋、桃北、凤北、苏东、苏西、宋家、丁刘、周营、金龙、铺邑、法牛、岗上、尧庄、镇东、镇西、李家、瓦腰、镇南、镇北、金塬、寨杨、樊张、武家、寨大、案底、孔雀、三和、田段、张尧、田大、李堡、焦胡、游凤、东坡、桂营、田刘、董堡、焦赵、焦阳、高庙、焦布、上焦、

　　水渠、新城、照官、皂陈、尼安、寺照、薛祥、金城、薛固、上庄、烧台、葛家、大东、大西、薛小、方寨、

　　乔寨、张寨、北韩、贺家、张堡、坚强、曹家、布王、

　　许家、圪崂、枣林、金牛、南店、北店、王尧、孟王、文徐、贾晁、北晁、李家、代家、南刘、小王、仁义、许家、景庄、邵寨、韩坡、大寨、牛寨、麻西、三马、东马、西马、咬马、青口、皇中、皇西、田南、河大、河东、八王、长兴、西坡、弓家、联合、佑所、曹店、肖马、西何、东何、上显、兴城、凹里、仁南、仁北、上寨、小寨、董辛、何家、倪远、北坡、何家、梅花、黄家、柳林、高王、永新、永丰、永台、香尧、香西、普中、普东、普西。共180个。

　　（3）三音节村落名：半个城、西高寨、付家庄、北杈城、颜西庄、马家庄、望人腰、西伊店、马凤台、金铁寨、西崆峒、东崆峒、马坊寺、观音堂、北立节、南立节、段家湾、靳家塬。共18个

　　（4）四音节村落名：中川上王、中川南塬、河大冯家、河大新南等。

　　武功地名以双音节为主,三音节次之，四音节地名只有少数。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讲究“平仄”变化。平仄是声调的配合,现代汉语中，“平”指普通话中阴平（第一声）和阳平（第二声），调值不升不降；“仄”指普通话中上声（第三声）和去声（第四声），即不平的意思,调值有升降变化。古代诗词最有代表性，其讲究平仄变化，因此读起来抑扬顿挫,听起来悦耳动听，具有音乐旋律的美感。。地名与人们升华息息相关,自然也讲究平仄。语音上优美动听的名字,琅琅上口,方便称说,方便记忆 。武功地名以双音节为主，从普通话的声调看,双平声和平仄相间占多数,约79%，双仄声者较少，约29%。如:

　　双平声:营南、营西、桥东、八一、积山、徐杨、龙门、松林、周营、金龙、金塬、麻西、樊张等。共59个。

　　前平后仄:义南、营上、洪寨、南显、谭寨、羊圈、坡底、凉马、铁陈、瓦腰等。共40个。

　　前仄后平:令新、尚坡、华山、洛阳、铁陈、凤南、法牛、柳林、景庄、普中等。共44个。

　　双仄声:义李、义老、北显、绿野、武塔、二水、渭北、古凤、凤北、铺邑等。共36个。

　　三音节的地名,其平仄情况是以平仄相间较多，平声相连较少，没有仄声相连的。例如:

　　平声相连:段家湾、靳家塬、颜西庄、观音堂等。

　　平仄相间:西高寨、西崆峒、东崆峒(平平仄)，马家庄、望人腰、付家庄(仄平平)，北杈城、半个城、马凤台、马坊寺(仄仄平)，西伊店、金铁寨(平仄仄)，南立节(平仄平)等。

　　四音节地名不多,其平仄仍是平仄相间为主,平生相连较少，几乎没有仄声相连的情况。

　　地名本身具有指出地理位置的作用，属于专有名词。 其构成与一般名词构成基本相同。武功地名中极少有由单纯词构成的,如“王、聂、蔚、崆峒”等,主要是合成词构成的,其中复合式为主,附加式只有少数,没有重叠式的地名。

　　复合式地名主要是偏正型,述宾型,主谓型、联合型不多见,没有补充型。例如:

　　偏正型:西坡、长青、朱家、东沟、尚坡、绿野、上营、松林、新寨、观音堂、龙门、羊尾、北庙、金龙、小寨、中川、武塔、新城、烧台、

　　主谓型:桥东、镇西、皂庄、水渠、

　　中补型:皇中、显西、渭北、

　　联合型:人民、联合、浮沱、谷米寺、坚强

　　动宾型：洛阳、游凤、焦阳、咬马、

　　附加式可分成两种情况，前加式和后加式。

　　（1）前加式（前缀+词根）：小寨、小王家、小村、等，这些地名中的出现的“大”和“小”只是凑音作用，不具有它本来的词汇意义。所以它们被看为词缀语素。

　　（2）后加式（词根+词缀）：渠子、腰子、岗子、庄子。“子”只是个加音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武功地名的构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上几类，由此可见，偏正式地名在武功地名中占优势。

　　（三）武功地名中的修辞使用

　　修辞是语言中一种感性因素的存在，它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形象化一个事物，能起到很好的表达效果。也就达到了修辞的宗旨，即“意以言会、言随意遣”。旬邑地名中有的也用到了修辞，这样既能清楚地了解到地名中蕴含的各种信息、人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又能形象的显示出自然特征和人文状况。

　　比喻就是人们用身边常见的、易懂的事物去形容具有相似之处的陌生事物，使事物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形象化。武功地名中，也有运用比喻命名的地名，如：

　　羊尾村：明（约1368年），因居住在沟内，沟的形状似羊尾巴而得名。

　　镜日头：相传，明洪武（约1368年），村中有一水井，映日如镜而得名。属原薛固街片村一自然村。

　　紫风村：明（约1400年），因所处地形犹如凤头，崖面又呈紫红色，故名紫风头；又据明康海状元所撰族谱称此村为“纸坊塬”，该村又居住塬头，后以紫风谐音美称其名。

　　回龙堡：明（约1644年），因漆水河在此迂回南流，形似龙回首而故名。

　　凤阳坡：因地势后高前低，形如飞凤，村址处坡且向阳而得名。

　　浮沱村：夏（约前2100年），因该村地处漆水河弯道处，村前临水，村后靠山，林荫蔽日，朝夕云雾缭绕，有船泛云海之景雅为浮沱子。

　　这些地名都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使各村的地形地貌更加形象化，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就让人有了大致的轮廓印象。

　　借代就是借用某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借用与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这两种事物必须要有相关关系才可以相互借代。所借用的名字一般比原名更形象生动，让人容易记住。地名中的借代，就是通过借用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有典型特征的事物来命名。如：

　　令新村：明洪武年间，此村因是兵部侍郎李令公的家乡及葬地，故得名令公村，后更名为令新村。

　　桥东村：因地处漆水河大桥之东而得名。境内有龙王庙、娘娘婆庙和游师雄墓等名胜古迹。

　　绿野村：宋（约1100年），因村址处在北宋哲学家张载讲学的绿野亭旁而得名。

　　华山村：因是小华山所在地而得名。境内有“姜嫄圣母”墓和名胜古迹小华山、关帝财神庙等。

　　二水寺村：明洪武（约1368年），因村旁有古寺，村名以寺名而得。境内有新时期时代龙山文化二水寺遗址。

　　松林村：据传，三国时，这里是一片黑松林，人民公社化时，上级行政机关据此命名为松林大队。

　　卧牛堡：清（约1875年），该村始立，因村中有庙，庙内有太上老君骑卧牛之塑像而得名。

　　像这样使用借代法命名的村民还有很多，如王家、尖柏村、柳林村、观音堂村、积山村、桥东村，一般都是用建筑名、人名，植物和动物名等来命名。

　　用典，引用与过去有关的人或物，利用想象力，借用诗文，传说来命名地名。而汉中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不少见，因此利用用典来命名的地名也有很多。

　　洛阳村：隋末唐初，因隋炀帝杨广灵枢在此落地，取名落杨村；唐（约700年），以骆、杨两姓人在此居住而得名骆杨村；之后为书写方便，更名洛阳村。

　　凉马村：唐（约678年），因唐太宗李世明马队在此地乘过凉，赐名凉马村。

　　苏坊镇：据史料载，汉苏武家族一支居于此，并书“苏公故里”牌坊一座，故名苏坊。沿用至今。

　　游凤村：相传，周灭商后，有一对凤凰，飞翔于该地上空，环绕三匝，西去岐山，故名游凤；

　　铺邑村：隋末，以李渊之妻窦氏赞美之语“可层”取名；清时在此设铺，改名可层村；又因是东西驿路上传递公文的驿铺之一，俗称铺驿，后演变为铺邑村。

　　仁村：传说明朝有一儒士康吕，为康海状之后裔，由武功县浒西庄迁此居住，为人仁义厚道，不求文达，致力于“孔学”，被村人所推崇，人们为了纪念他，称此地为仁村。按姓氏分为成家、康家。

　　武功地名中用典的有很多，例如凤北村、苏武墓、姜源墓、城隍庙等。这些地名了名人雅士的生平趣事和人生轨迹。

　　地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音变，这种变化是长时间才形成的，多是谐音演变。谐音就是利用汉字中读音相同或读音相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武功地名中也有这种修辞的使用。如：

　　古凤村：古时，因地处沟壑，谐音俗名为“胡桃沟”；又因是西安、凤翔来往之古道而得名。

　　紫风村：明（约1400年），因所处地形犹如凤头，崖面又呈紫红色，故名紫风头；又据明康海状元所撰族谱称此村为“纸坊塬”，该村又居住塬头，后以紫风谐音美称其名。

　　寺照村：建于明洪武（约1368年），因村东原有一古寺，村址在寺兆区域内，故名兆村；后因兆、照同音而改成寺照。

　　乔寨村：据传，明建文（约1400年），因地处沼泽，其名小泽村；明万历（约1600年），为方便取渭河南种地，在村南渭河之上架有桥梁一座，故明桥旗寨，为片村，后人简称为乔寨。

　　这类村名将笔画多的地名用字简化成笔画少的地名用字，书写困难的字转换为容易书写的字。还有“窑”简化为“尧”，“巩渠”变为“孔曲”，“南立城”变为“南里程”，“落杨”变为“洛阳”，“柏韩”变为“北韩”，“尼庵村”变为“尼安村”，“布网村”变为“布王村”，“任渠”变为“任曲”，“烂底”变为“岸底”等。

　　地名谐音变化后使得地名最初的意义发生较大的变化。读起来更顺口，变化后的地名内涵显的更加文雅，意义比较吉祥。

　　在国家规定以普通话为标准的读音之前，受到地域和民族影响，我国方言众多。现今在广大农村地区说话仍是以方言为主，而且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方言。由于地名具有地域性,因此与方言有密切的联系,武功方言作为关中方言的代表之一，具有其特殊性。

　　仅此例举几个典型读音，

　　文字读音标准读音武功县方言

　　崖yálái

　　坳àoyāo

　　巷xiànghàng

　　凹àowā

　　晁cháogài

　　仄楞堡村：仄愣，是倾斜的意思。古时，因该地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并倾斜，跟据地形形状和方言而得名。

　　圪崂村：圪崂，是角落的意思，因村址三面被漆水环绕，故以地形特点而得名。

　　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语言的变体。地名中的方言,反映了不同地域语言的差别。表现出当地人民使用方言的习惯。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俗，自然地理等。地名见证了人类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地名具有地域性，因此在文化上也表现出独特性。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总的来说，武功地名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和自然地理环境、姓氏宗族、历史典故、民众心理、宗教信仰等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自然地理环境命名的地名在地名中常见。武功县位于关中盆地西部，武功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地势从北向南逐层降落，起名一、二、三道塬。以平原为主，多黄土台塬和黄土沟壑。其中与“高”有关的通名有山、崖、坡、坎、塬、台、岗等如：邓家台、岗上村、陈家坎、郑家崖、郑坡村、金塬村、石家山村等。与“低”有关的通名有湾、滩、底、水、岸、沟、壕、河等。如：熊家沟、余家底、牛家河、罗家底、丁家壕、东河滩等。与“平原”有关地名较少。如：望人腰村、仄楞堡村、回龙村。

　　​Sheet2

　　Sheet1

　　销售额

　　与“高”有关的地名28

　　与“低”有关的地名43

　　与“平原”有关的地名7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经过统计，我们不难看出，武功自然地理地名，反映了武功地形地貌特征。河流较少，地形起伏小。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经济上形成了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人们往往以姓氏聚居，因而形成了聚族而居，同姓同宗形成一个村落。“因而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最有广泛性和最具代表性的姓氏地名。姓氏地名的比例与行政区划的大小成比例关系。即行政区划越大，姓氏地名越少，行政区划越小，姓氏地名越多，在省级地名中，姓氏地名为零；而村级地名中，姓氏地名却占绝对优势。”​[5]​

　　姓氏对中国人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宗法血缘的继承，也关系文化，精神的传承。村名中姓氏所占比例很多，武功县也遵循这一原则。根据统计，武功的姓氏地名中主要有三种形式

　　姓氏+家+通名：熊家沟、罗家底、袁家沟、陆家坡、屈家村等

　　姓氏+方位词+通名：苏西村、西高寨村、显北村、下高庄等

　　姓氏+村落+通名:义李村、史新村、显黄等、谭碎堡村、田大村等

　　战乱灾荒总是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使人们深受其苦。因此人们渴望“幸福、平安、健康、富足、高尚，厌恶战争、疾病、颠簸、贫穷、丑陋”，这种心态在地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很多地名都包含“长、安、平、昌、永、新、丰、兴、嘉”等字。如

　　嘉惠堡：取孔子“亨者，嘉之慧也”的话而命名，即吉祥之意。

　　长宁镇：取长治久安之意。

　　永丰村：取渴望丰收之意。

　　此外，以具有吉祥意义的动物取名的也很常见。在汉族，尤以龙凤凸出。龙是掌管兴云布雨的神，在汉族是至高无上，尊贵皇权的象征。全国各地，不分地域大小以“龙”取名的地方不计其数。武功地名中有回龙堡、龙门村、龙背沟、龙王寺、龙家庄、金龙村等。龙凤呈祥，因此，地名中有凤的地域也很多。武功地名中有凤阳坡、紫凤村、凤南村、游凤村等。

　　地名产生和变化往往与历史人物、事件联系。我们提到一个地方就能从它的地名想到人文风俗、地理地貌，因为这些地名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信息。从地名中我们能看到历史的前进的足迹。如

　　凤阳坡村：明洪武（公元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对陕西的统治，钦封明初开国功臣、护国大将军、长兴侯耿忠任关中驻军都督，忠勇大将军杜俊成任参事。为了清缴元朝残余军队势力，耿忠、杜俊带领凤阳军，布防驻扎于关中十四个州县。约10万余人，完成东起临潼、西至凤翔进行布军设防的任务。武功县的贞元镇当时是重要的驿站，有凸出的战略军事地位。凤阳军当时驻扎在贞元镇附近，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平坦，不仅方便打仗行军，生产生活也很方便。因凤阳军驻扎在此地，加之北边是坡地，得名凤阳坡。

　　烧香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从楚国到秦国，一路讲道，为了宣传治世学说，分别在关中马嵬、武功、周至三地建台讲经，即马嵬台、烧香台、楼观台。明朝康海编写的《武功县志》记述“嘉庆年间，道教弘扬关中三台。楼观台为上院，烧香台为下院”。​[6]​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因为崇拜认同继而全身心的信仰。中国宗教主要以佛教和道教为主，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其中佛教对我国的影响最大，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此后便一直受到人们信仰。我国的文化、哲学、语言、绘画等都受到佛教很大影响。当然地名也不例外，武功地名中与佛教有关的地名如义老村、南庙底、卧牛堡、高庙村、寺照村、烧台村、照官村、观音堂村、东尼安村、谷米寺村等。这些村名都是因寺得名。此地曾经有过寺庙，现今寺庙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地名中却保留下来了。佛教修行场所通名主要有“寺、庙、庵、塔、坛、院、阁”等。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活动场所通名主要有“观、台、堂、庙、宫、洞、殿”等字。道教文化在武功地名中反映不多，主要以宗教建筑为主。如文昌阁、城隍庙、聂村庙、清凉寺等。从庙宇地名的统计来看，可以看出，武功人民对宗教人物信仰很杂，除了传统的佛道两家宗教人物，还供奉祖先，历史名人，苏武墓、姜塬墓、教稼台、康海祠堂等，这也反映了人们对祖先和历史名人的怀念和崇拜。

　　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由词汇构成，具有语言的特点，通过语言学分析，反映出武功地名的一些变化趋势。

　　武功地名总体演变趋势是：读音标准化、书写规范化、命名官方化，用词典雅化，内容多样化。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因地域性产生的方言地名在武功地名中已经渐渐消失。地名雅化、简化使得重复地名减少，地名书写更加规范。

　　武功地名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出命名内容多样化趋势。地名不再只局限于以姓氏宗族和自然地理命名，人们更加重视地名的文化内涵，新的地名命名更加青睐能反映民族心理，传统历史文化的词汇。

　　本文仅对武功地名中具有代表性的进行归纳整理。因为外在条件和自身水平限制，本文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地名数量过多，有些地名资料记载较少，因此对地名的分类、统计，存在客观偏差。由于对地名方面知识了解和积累不够，文中所作的统计只是浅显的，因此不能全面展示武功地名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还需不断完善。

　　[1]刘丽丽徐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级以上行政区专名变更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57-63.

　　[2]侯友兰.绍兴地名语言符号特点及文化内涵[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1):49-56.

　　[3]胡吉成.汉语专题(1)复习指南Ⅱ[J].当代电大,2003(4):79-81.

　　[4]蔡玮.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D].广西大学,2002.

　　[5]余明.旅游宗教文化的教育功能和教学艺术再探——以广州光孝寺大雄宝殿现场教学为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4):161-164.

　　[6]王凤娇.荆门地名的语言文化探析[D].广西民族大学,2013.

　　[7]张燕.几种外来入侵植物对关中地区主要作物的化感作用及风险评价[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8]宋梦怀蔡静.武汉市公交站名考察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1):117-120.

　　[9]张静.张家口地名与中国文化[J].才智,2015(5):303-304.

　　[10]林海.漫谈绍兴地名的修辞[J].中国地名,2010(8):14-16.

　　[11]贾攀.开封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D].河南大学,2011.

　　[12]曹石珠.“换名”说的不准确及其对辨别借代与借喻的误导[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23-26.

　　[13]何俊.我国劳务派遣中的法律问题研究[D].复旦大学,2015.

　　[14]詹维辰.项目管理成熟度对技术型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D].东北大学,2014.

　　[15]陈会兵.古书中词语的特殊读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

　　[16]刘继峰.地名与民族文化小议[J].文学界(理论版),2011(3):236-237.

　　[17]隋小真.山东省潍坊村名的语言文化考察[D].山东师范大学,2012.

　　[18]赵艳.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1.

　　[19]杨小宁.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3.

　　[20]刘彦芬.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D].xxx党校,2013.

　　[21]荣茜.威海地名词研究[D].山东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