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有效性——基于我国农业类上司公司的经验数据

摘要：在相关研究和理论之上，可以看出高管权力强度会通过不同的方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所以要研究其的影响，需要构建适当的模型来对其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加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在高管权力强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股权集中度对其间关系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高管权力强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股权集中度

引言

农业类的企业一直是内部控制有效性低和财务舞弊的代名词，例如獐子岛的扇贝事件，存在不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蓝田股份存在利用农业产品难以计量的特殊性来操纵盈余；“万福生科”财务xx事件被称为撒向股市的毒大米等，往往这些财务舞弊反映了这些企业在内部控制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漏洞。我国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国家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农业行业一般经营周期长，所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但是，内部控制政策的有效执行可以确保公司顺利运行，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行效率，对公司信息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健全的内部控制需要董事会、管理层等各方的配合。企业的管理层是制定各项决策，构建控制环境和监督控制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因此高管权力影响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如果大股东持股过于集中，大股东握有较大的话语权，那么高管在决策形成与实施受到限制。

为了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采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效果的影响、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影响这三个方面。以农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丰富和完善相关文献中的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加入股权集中度研究其调节作用，为高管人员的选拔和权力分配提供参考，并对优化股权结构提出一些建议，从而对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1 文献综述

　　1.1高管权力强度的相关研究

法人结构越完善（Doyle等,2007）[1]、审计委员会越专业（Hoitash，2009）[2]，高管权力强度越大，内部控制的效果越好。企业内控中较弱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就可能会导致高管权力强度的滥用，随着高管权力强度的增加，控制力加大会倾向于弱化董事会的功能，所以闫贤贤（2011）、付增贵（2012）[3]等学者在研究中也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大股东持股情况等公司治理的指标纳入高管权力强度测度中来。Stevens等(1978)[4]以及徐经长和王胜海（2010）[5]都认为年龄大的高管偏向保守。女性首席执行官更为谨慎，而男性经理更可能做出积极的决定。（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6]。但是在企业绩效男性管理者会高于女性（Rosa，1996；Alowaihan，2013）[7]。企业高管的学历水平越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公司会计稳健性越高（张兆国，2011）[8]，治理违规问题就越不容易出现（顾亮和刘振杰，2013）[9]。刘启亮和罗乐（2013）[10]得出高管权力的缺失对内部控制信息具有积极影响。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高管权力强度相对较大；反之相对较小。

　　1.2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公司治理结构越是完善，则内部控制越好（李建英和钟纾纾，2010）[11]。而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性质，高管薪酬，董事会规模等。也有研究表明，最大股东的性质与内部控制在合规风险控制方面的有效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李清和丁敏月（2013）[12]公司的规模如果越大，越能保证职位不相容，越能投入资源到内部控制建设与运行，得到的成效越好。也有研究表明盈利能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促进作用。那么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在内部控制建设和维护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1.3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赵息和张西栓（2013）[13]研究表明高管权力强度增强能显著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也有研究表明，高管在组织方面权力与内控有效性显著负相关，高管权力强度越大，越容易出现内部控制缺陷（郭军等，2016[14]）。高管越可能隐瞒内控缺陷问题。进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需要对高管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干胜道等，2014[15]）。

　　1.4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股权集中度越大的话，股权制衡作用就会很低。股权集中程度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股权的高度集中会威胁控制环境，使企业在内部控制的顶层设计上存在缺陷。所以就有学者提出，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内部控制，上市公司应考虑引入股权制衡机制。（李颖琦等，2012[16]），可以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强制衡关系，以此保证内部控制的实施（李敏，2017[17]）。大股东制衡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高级管理人员权力过大造成的在职消费，当大股东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时，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决策和执行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18]）。所以较好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使得高管权力得到更好的执行。

　　1.5文献述评

结合以往学者的观点来看，都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状况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内控有效性的研究，而关于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不多，还是农业上市公司，更是少之又少。但是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有重要作用，并且因为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会对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制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将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例，研究高管权力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并且设置了调节变量股权集中度，研究对其间的调节作用，这也能弥补文献这一部分的欠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本文所定义的高管权力强度是高级管理人员所带来和拥有的权力，使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越大，能力就越强，高管在制定和实施内部控制制度时，内部控制就越有效。在委托代理理论下，当高级管理人员权力更大时，并且所进行的经营活动收益正常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会选择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基于管家理论，高管作为经营者，有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维护股东的利益，积极开展内部控制建设，防范风险，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声誉。于是假设如下：

H1：高管权力强度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

　　2.2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及内部控制有效性

股权集中度过高的话，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效果就不高，较好的制衡水平是有利于公司治理，也有利于高管权力得到更好的应用，而当大股东掌握较大的话语权，那样在高管在进行一些有利于企业的决策是可能会与大股东本身意图不同而不能进行，权力的执行会受到限制，这样是不利于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提升，于是假设如下：

H2：股权集中度会减弱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2.3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及内部控制有效性

国有企业有着多元化的经营目标，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和资产增值，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了公司治理的难度。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更好让高管更好的进行企业管理，越是稳定的经营管理，获得的资本增加，所以建立与运行更好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可以为高管本身带来利益的。但是非国有企业中，高管人员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高管人员的考核指标也是看为企业创造的经营利益，所以高管的所有精力是放在将经营利益扩大，更少关注内部控制建设。于是假设如下：

H3：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更强。

H4：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更容易受到股权集中度大小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在样本收集过程中，对样本企业进行筛选剔除了上时未满一年和ST公司，因此本文的样本为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包括农林牧渔。本文基本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而内部控制指数来自深圳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首先对高管权力强度指标进行综合，然后再将其他数据进行整理，最后再运用Stata14.0进行相应的分析。

　3.2变量选择

3.2.1被解释变量

迪博内部控制指标采用了科学方法对企业各方面的数据进行评价，全面反映了企业内部控制实施与运行的效果，具有很强的可靠性（陈留平和黄娇娇，2011[19]）。于是本文将迪博指数除以100取自然对数，记为ICI，该指数越大，说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

3.2.2解释变量

本文将高管权力强度定义为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方面所带来的权力。因此，选取高管的薪酬、两职兼任情况、年龄、是否持股、任职年限和学历来衡量，如表1所示。

两职兼任情况，CEO兼任董事长时，则其对企业的控制权会提高（张正勇等，2016[20]），同时也对企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李小荣等，2015[21]）。因此基于对高管权力强度和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其作为高管权力强度的代理变量。高管年龄，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高管的年龄往往代表其的地位与资历，高管的年龄越大，具备更多的资源，进而体现出较高的权威（李四海等，2015[22]）。高管薪酬，有研究认为能够大致反映其在公司的权力和能力。高管持股，拥有股权的高管权力强度更大。任职年限，任职时间越长，高管话语权与威望越大，高管权力强度会变大。学历，高管学历越高，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越好，话语权越大。所以选取以上六个指标,综合得出高管权力强度的指数来进行研究。

3.2.3调节变量

将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用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记为Pfirs。设置高管权力强度×股权集中度交互项来进行分析。

3.2.4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记为Lever；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记为Size。资产净利润率，年末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记为ROA；营业收入增长率，为（本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记为Growth；是否为国有企业，记为SOE。年为虚拟变量，表示Year。

表1 高管权力强度衡量指标

表2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变量定义

　　3.3模型建立

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回归模型：

ICI=α0+α1Power+β1lever+β2Size+β3ROA+β4Growth+β5SOE+β6∑Year +ε（1）

高管权力强度×股权集中度交互项的回归模型：

ICI=α0+α1Power+α2Pfris+α3Power*pfris+β1lever+β2Size+β3ROA+β4Growth+β5SOE+β6∑Year +ε（2）

模型1，被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ICI），解释变量为高管权力（Power），模型2是股权集中度的约束下，Power*pfris交互项来衡量股权集中度对于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有效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201个样本量，就内部控制有效性（ICI）来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最大值7.6971，中位数6.3211，最小值为0，均值为5.5317，均值是小于中位数，总体右偏分布，变异系数为0.397，离散程度比较低，可以看出在农业行业样本企业的指数差异比较大的，说明有些公司内部控制做的比较好，评分比较高，而有些公司得分是0分，确实有待进步。并且在全样本行业中对比可以看到农业行业的内部控制指数的水平较低，确实由于农业行业的特殊性，经营周期面临的风险较多，内部控制治理水平不高，企业需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

高管权力强度最大值9，最小值0，而均值4.4677是约小于中位数5，表明样本企业的高管权力强度比较平均。股权集中度最大值0.7298，最小值0.4151，均值0.3427略大于中位数0.3411，整体呈左偏分布，总体还是比较高，不同企业的股权制衡水平差异还是比较大，还是需要改进。

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lever），公司规模（Size），资产净利润率（RO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没有异常。

　　4.2相关性分析

表4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从上表可以发现高管权力强度、公司规模、资产净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性系数都大于0，都是正相关的，都能促进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提高，资产负债率相关系数为负，呈负相关。另外，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是小于0.4的检验标准的，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这一问题。

　　4.3回归结果与分析

4.3.1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表5 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回归结果

*** p<0.01, ** p<0.05, * p<0.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5可以看到，在没有股权集中度的情况下，Power的回归系数0.077，显著为正，表明高管权力强度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加入股权集中度后，Power的回归系数为0.0821，同样显著为正，都验证了假设1。在控制变量方面，资产净利润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都是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好，内部控制有效性就越高。公司规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

4.3.2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表6高管权力强度*股权集中度交互项回归结果

*** p<0.01, ** p<0.05, * p<0.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入调节变量股权集中度和交互项power*pfirs之后，power*pfir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促进作用，验证假设2。控制变量中，资产净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为正，公司规模并不显著，说明公司规模并不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资产负债率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负相关。

4.3.3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表7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权力强度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但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1024，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077，国有企业系数更大，可以得到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更强，验证假设3。

4.3.4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表8高管权力强度*股权集中度交互项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Power*Pfrie的回归系数为-0.89，在1%水平下显著。而非国有企业中Power*Pfri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64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更容易受到股权集中度大小的影响，验证了假设4。

　4.4稳健性检验

现有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有效性水平与盈余管理是显著负相关关系（王丽艳，2018[23]），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应计盈余管理（程小可等，2013[24]）。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股权过于集中会影响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孙光国等，2015[25]），股权结构与性质是盈余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杨志强和王华，2014[26]）。于是选取盈余管理水平（DA）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9高管权力强度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

对模型1的回归来看，盈余管理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管权力强度越大，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引入了股权集中度之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2，说明股权制衡的提升能够减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在分别验证了国有企业样本与民营企业样本之后，同样得到了上述结论。

　5 研究结果与建议

　　5.1研究结果

（1）不管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回归来看，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都是呈显著正相关，即表明高管权力强度越大，内部控制越有效。也就是符合了本文所采用的管家理论作为基础，高管的权力越大，输出的价值创造效应越高。特别是也符合在当今大农业的背景下，要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于发挥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作用，高管所本身带来的权力越大，那么在经营决策制定和推行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更强。在两个样本组高管权力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国有企业样本系数更大。在中国农业行业这一背景下，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存在内部控制链条拉长和所有者缺位的想象，其实是加大了高管权力强度，同时受到的约束也比较小，使的高管的“管家”角色更加突出。

（3）股权集中度会减弱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如果存在一股独大，会影响高管权力强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向影响。而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尤其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偏高，其他股东对其的制衡作用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强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更容易受到股权集中度大小的影响。

　　5.2研究建议

（1）本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频繁暴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导致的事件，反映了高管权力强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农业上市公司统计的高管离职率较其他行业来说偏高，这也是反映出是否在权力配置方面和激励制度做的不够完善。但是不能否认高管在内部控制运行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权力强度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但是不表明高管权力强度不加以约束，从企业所有者出发，对高管进行全力的赋予是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基础，股东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对高管进行大胆放权，但同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监督制衡体系和激励机制，才能促使高管权力强度在合理的结构中实现最大的作用。

高管自身的能力和专业素养也是保证权力能够有效的执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农业行业现在也与需要高科技、智能这种人才，所以企业可以多加引进人才进行培养。

（2）我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内部控制建设，XX也制定了相关的规范，也越来越趋于完善，但是确实我国农业行业内控方面的起步较晚，自身结构也比较复杂，并且行业特殊性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仍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一方面加促进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制度的计划与推行，完善本身内部控制存在漏洞的地方。随着农业上市公司越来越凸显的内部控制缺陷问题，企业应该制定更加适应自身行业本身的内控体系，进一步发挥企业内部治理框架的专业机构的作用，增强决策、考核和治理等功能。完善人员配置与机构配置，及时识别相关的风险的发生，落实责任。另一方面加强高管的内部考核与激励机制，提高违法成本。现在很多农业上市公司中，高管的惩罚机制的力度还不够强，违法成本较低，高管架空内部控制机制，导致内控体系比较混乱。所以要强化监督与制约。

目前，我国农业行业的上市公司在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时所依据的法规各不相同，相关部门可以研究发布更为细致统一的标准，让企业能够有所依据的进行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

（3）公司治理方面要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股权制衡水平，进而便于股东履行监督职能。在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制衡情况越好，内部控制执行的效果更强。国有企业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较低，因此国有企业的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更容易受到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所以国有企业应该积极优化股权结构，所以企业可以引入外部机构，提升管理层的决策水平和效率。由于农业属于比较成熟的竞争性行业，可以实行国有股向非国有股倾斜是有利于农业行业公司治理水平和业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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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集中度、高管权力强度和内部控有效性——基于我国农业类上司公司的经验数据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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