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使用、滥用及成瘾的社会学理论

一、前言

酒精和其他毒品的使用和滥用在X和全世界都非常普遍。比如，在X，超过12岁的人群中有23%的人独自饮酒时消费五杯甚至更多的酒。在 18~25岁年轻人中，这个比例达到40%[1]。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四分之一的X高三学生报告有“醉酒”经历[2]。

吸食大麻虽不如饮酒常见但也很普遍。在X，有7.3%的12岁以上的人曾在过去的30天内吸食大麻，12～17岁的青少年中的比例为9.5%,18～25 岁为21.3%，26岁以上为7%[3]。22.7%的X高三学生在过去的一个月曾经吸食大麻[4]。

其他非法毒品的使用也很常见。在X，在过去的30天内，超过9.2%的12岁以上的人曾使用一种违禁毒品。在12～17岁年轻人中，这个比例为9.5%,在18~25岁年轻人中，这个比例为21.3%[5]。在X高三学生中有25%的人在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一种非法毒品[6]。

物质使用在犯罪人群中特别常见。在X监狱囚犯中，73%的人在他们被监禁前经常使用毒品，50%的人是在酒精或毒品作用下犯罪的[7]。从1975年到2000年，X的入狱率增加了4倍，其主要原因是毒品犯罪者的监禁快速增多所致[8]。

X的地方、州及联邦XX花费巨款用于毒品滥用相关的执法、矫治、预防和治疗[9]。据估计X每年与药物滥用障碍相关的生产力损失、医疗保健及司法犯罪等经济损失达1930亿美元。此外，每年用于个人购买毒品的花费大约为1000亿美元[10]。大约1.05亿人报告在过去一年内曾发生过毒驾，1/3 死于机动车事故的司机曾被检测出至少一种药物或呈阳性[11]。

既然个人、社区和XX花费如此巨大的成本用于药物滥用，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还去消费毒品?本章的目的是对目前的毒品使用及滥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进行综述和评价，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

学者们已经建立多种理论试图了解和解释毒品使用和滥用。这些理论大量详细描述和评估是有用的[12]。大部分理论重点讨论人们为什么吸食多样的毒品，而并不关注是否首次使用。但是，人们开始使用毒品的原因可能不同于他们继续使用毒品的原因。此外，治疗主要关注成瘾者如何戒除毒瘾。戒毒的过程可能不同于开始吸毒的过程。因此，当我们回顾各种理论时，解释为什么人们开始吸食毒品的同时也会讨论戒毒过程。

理论是一种尝试，试图去预测一些事，解释它为什么发生，或者描述它的原因[13]。它是用一组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主题或语句，来解释或预测一种现象的存在[14]。大多数理论都从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开始。本章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要吸食毒品，尤其是当他们知道吸毒可能会伤害身体、破坏人际关系或影响工作业绩时?

本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成瘾的定义，第二部分汇总分析了吸毒的各种原因，第三部分综述了评估理论的标准，第四部分总结和评估了用来解释吸毒和毒品滥用的11个社会学理论，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对前四部分的论述进行了总结。

二、成瘾

“药物成瘾”可以定义为对使用一种物质有强烈的心理渴求，不可控制，尽管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各种不良后果仍继续使用。科布和西蒙认为，成瘾是一种物质使用障碍，包含三个循环阶段：(1)关注/期待，(2)大量吸食，(3)戒断[15]。

X精神病学协会(2013)把物质相关成瘾障碍定义为一种导致严重损伤或痛苦的使用模式。他们定义了物质相关成瘾障碍的11种不同症状，如果一个人在过去一年内表现出了其中至少两种症状，即可诊断为患有“物质相关成瘾障碍”,如果有其中2～3项症状则归为“轻度障碍”,有4～5个症状则归为“中度障碍”,有6项或更多症状属于“重度障碍”。

11个症状包括：(1)使用某种物质时，超过本人预期使用更大剂量或更长时间；(2)不能有效控制其使用；(3)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获取、使用该物质，或获得该物质的使用效果；(4)渴求或具有强烈愿望去使用该物质；(5)由于使用某种物质，导致不能履行工作、学校或家庭义务；(6)尽管使用某物质已经造成或加剧严重的后果仍继续使用；(7)由于使用该物质，减少或者放弃社交、职业或娱乐活动；(8)当对身体有害时仍反复使用；(9)尽管意识到使用造成了问题，仍继续使用； (10)产生耐药性； (11) 出现戒断症状[16]。

三、人们为什么要吸毒

人们给出来很多吸毒的理由，我们将其分为6类。第一，人们吸毒是为了被同龄人认可，吸毒是一种社会活动，很少有人独自开始使用毒品，只有当看到有人在吸毒或者朋友提供了毒品时，人们才开始吸毒。

第二，人们吸食毒品是因为它能使人愉悦。毒品使人产生“快感”,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冷静、平静，或者精力更充沛。一个年轻的在押女犯人解释了毒品对她及周围人带来的伤害，不过，她仍然说：“虽然毒品毁了我的生活，但我还是喜欢毒品带给我的这种感觉。”

第三，部分人经常使用药物来缓解压力或消除疼痛。一些成瘾者最开始做用药物是因为医生为他们开具了止痛的处方。他们发现他们享受服药带来的感觉，当医生不再继续开处方时他们就开始采用非法渠道获得这些药物。一个年轻女子说，她开始服药是用来缓解被强暴后的痛苦。一个年轻人说他是在妻子抛弃了他和孩子后开始吸毒的。另一个吸毒者说她试图用毒品消除家庭环境带给她的痛苦。

第四，使用某些药物可能有助于改善业绩。有些人在考试周服用兴奋剂保持清醒，或在竞技体育中服用兴奋剂来提高成绩。药物检测用于很多重要比赛来确保参赛者没有服用兴奋剂，体内含有被禁物质时会被禁止参赛，兰斯·阿姆斯特朗使用兴奋剂来提高他的自行车比赛成绩是一个典型的因此类原因服用药物的例子[17]。

第五，一些人通过吸毒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或叛逆的个性。当一种药物被禁止时，服用它显示了一个人的与众不同以及不受规则约束。

第六，好奇心导致一些人尝试毒品。毒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面对许多支持和反对毒品的消息时，一些人开始尝试毒品，来看看毒品到底是什么样的[18]。

四、评估理论标准

学者们已经制定了评估理论的六大标准：（1）实证效度，（2）可验证性（3）连贯性，（4）简约性，（5）适用范围，（6）实用性[19]。第一，评估理论最重要的标准是其预测是否准确。第二，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来评估理论的预测是否准确。第三，该理论是否符合逻辑。命题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组织是否有逻辑性？第四，简约然如果两个理论都是准确的，但有一个包含5个命题，另一个包含20个命题，我们将支持只有5个命题的那个理论。第五，适用范围是指理论适用领域的广泛程度。如果一个理论只解释了大麻的使用，那么它的适用范围比解释了所有类型毒品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更窄。第六，提供了有用的治疗见解和策略的理论优于没有这部分内容的理论。本章所讨论的理论的总体目标是，解释为什么个体使用和滥用毒品，以及他们如何才能改变和克服毒瘾。

理论通常分为三个主要类型：社会、心理、生物[20]。虽然这种分类是有用的，但一些复合理论将社会、心理和生物等元素融合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们选择性地综述11个与毒品使用和滥用相关的重要理论。

五、社会学理论

( 一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吸毒的动机是通过与包括同龄人和家庭等这种小的、非正式团体中的重要成员交往习得的。在这些亲密关系中，个体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获得对待毒品及使用毒品的态度。因果学习机制包括模仿、直接传授、强化和惩罚[21][22]。

模仿是观察别人做什么并加以效仿。通常人们是在看到其他人吸毒之后而开始吸毒。

直接传授是明确地设置标准，并且解释如何操作。父母经常明确地教导孩子不要吸毒。大多数人都可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模仿和传授。在家里，青少年可能被教育不喝酒，但他们的朋友却教他们喝酒很“酷”,并且很愉悦。

也可通过强化和惩罚来学习。如果某人与吸毒的人有联系，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赞成吸毒的观点，更容易看到他人吸毒，更容易被提供毒品并且更容易得到吸毒的正性强化，如果他们拒绝则会得到负性的惩罚。

经验数据倾向于支持社会学习理论，它可有效地解释吸毒和滥用毒品行为。文献中最一致的发现之一是，同龄人影响吸毒行为的开始和维持[23]。埃克斯等人[24]发现，差异的关联、强化、定义和模仿解释了大量的酒精和大麻使用的差异。然而，雷韦利翁报道，吸毒也会影响一个人选择同伴的类型，物质使用者倾向于去寻找另一个物质使用者做朋友[25]。

药物滥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如何改变。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想让一个人停止吸毒，应该改变他的同伴。对于避免吸毒和犯罪来说，避免旧的影响或“选择性参与”是一种常用的降低风险和犯罪的策略[26]。如果个体和吸毒的人“交往”,并处于饮酒和吸毒的情境中，他们很难避免吸毒。希望戒毒的人会经常说，避开之前一起吸毒的朋友是非常关键的[27]。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28],它似乎对于理解吸毒是有用的。他将自我效能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行动方针的主观判断。他坚持认为自我效能是行为改少的关键因素，并且讨论了自我效能容易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包括成就、经历口头劝说和情绪变化等。自我效能较低的个体为离开毒品付出很少的努力，因为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成功。

(二)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异常与偏差不同，异常是普遍的，我们必须对其作出解释。鉴于酒精和毒品使用的普遍性，如果不通过家庭、同伴和宗教组织进行任何社会控制，大多数青少年和成年人都会接触到毒品并且倾向于使用毒品。与不使用毒品的人交往，他们可能会建立一种关系联盟，从而约束毒品的使用。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家人不吸毒，那么这个人可以预见到使用毒品可能会破坏或恶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降低其药物使用和滥用的的可能性。

与社会控制理论相符，结婚有助于降低毒品使用风险，而单身和离婚则可能增加毒品使用风险[29]。与配偶结合及配偶非正式的监督可以帮助停止使用毒品。劳布等人发现，必须是有凝聚力的婚姻才对吸毒有一定的预防作用[30]。

人们为了能够摆脱吸毒，往往需要来自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孩子或者伙伴的支持[31]。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更容易让人受到异类同龄人的影响[32]。婚姻和子女可能会建立关系联盟，增加违法行为的成本，增强摆脱毒品的动力[33]。

当人们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时，他们就如同下了一个赌注——如果他们的行为威胁到他们的就业，他们就会遭受损失[34]。此外，工作可以提供一个创造新网络的机会，来取代旧的不正常的网络。工作的类型可能会比被雇用更重要[35]。比如，低收入或令人讨厌的工作可能不会有助于人们远离毒品，而高薪的工作则可能对停止药物滥用有帮助。

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父母的支持下，青少年倾向于与他们的父母发展一种联盟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抵御同龄人酗酒或吸毒的压力。父母和孩子之间存在一种良好的关系时，孩子对规则和监控的反应则显得更顺从。

宗教参与是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方式，宗教参与可能影响毒品的使用和滥用。宗教影响有四种不同的方式：第一，通过宗教参与，个体可发展人际关系，从而减轻酗酒和吸毒的固有倾向[36]。第二，许多宗教组织都制定了包括禁止毒品使用的原则[37]。第三，参与宗教鼓励社会和谐，比如跟随权威人物和父母[38]。第四，通过宗教参与，个人可以建立不使用毒品的朋友圈[39]。

研究已经证实，宗教信仰与减少毒品的使用有关。例如，那些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不太可能发展为或维持酒精使用障碍[40]。宗教也对饮酒的社会影响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因此，当规范有利于酒精使用时，这些规范将对那些有较高宗教意识的个体的饮酒行为产生较小的影响[41]。

自我控制是社会控制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较强自我控制的个人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滥用毒品，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更有可能比低自我控制的人从治疗中获益，并停止毒品的滥用[42]。自我教育是自我控制发展的关键机制之一[43]。

(三)紧张理论

根据紧张理论，毒品的使用是对各种类型应激的反应。阿格纽假设紧张趋于导致负面情绪状态，如愤怒、挫败、嫉妒、沮丧和恐惧[44]。这些情绪导致了纠正行为的压力，降低了以法律方式应对的能力，并增加了对毒品使用的关注。此外，紧张会降低社会控制并促进犯罪的社会学习[45]。

当人们描述他们最初开始滥用毒品时，很多人描述了一个充满压力的情况，他们转向向商品款助[46]。一位年轻女士说，她开始服用毒品用来缓解被强奸导致的痛苦，另一个是在参加聚会时被一群女孩子殴打而被激怒，第二天晚上她去报复，并在随后的混战中刺伤了一个女孩。一个年轻人说，他的婚姻破碎后，他的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他继而开始犯罪。

阿格纽提出紧张有三种常见的类型。首先是目标障碍——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这种类型的紧张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学业失败[47]。阿格纽主要关注在个人层面上的紧张，而紧张的理论家们关注的则是不同的人类团体或阶层之间的紧张[48]。例如，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可能会阻止或限制上大学的机会[49]。其次，失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与孩子关系破裂或失去一个孩子。最后，一个人可能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刺激，如在学校被欺负、失去工作或被强奸。

一些方法或措施可以减少紧张，包括提高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家庭和朋友的支持或为失去的东西找到替代品。提高了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将使人们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对紧张作出反应。如果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失去关系可能不那么紧张，没有工作的紧张可以通过获得另一个工作来缓解。

（四）认知转换理论

佐丹奴等人的认知转换理论，是一个为更好地理解停止吸毒的过程而建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50]。

与其他用来了解毒品使用和滥用的理论所不同的是，认知转换理论研究人们如何学会停止吸毒和犯罪。

该理论的提出的过程中有四个关键的要素。首先，他们假定个人发展变革具有开放性，他们开始构思个人改变的可能性。

其次，将个人暴露于特定的环境或“诱饵”，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开始改变。

诱饵包括社会变迁等，比如获得一个好工作、参加一个治疗项目或结婚[51]。

再次，传统的自我替换的发展，药物滥用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自己，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

最后，对以前违法行为的重新解读，那些以前参与毒品滥用的人开始认识到毒品对别人的伤害，他们想要离开它。

与认知转换理论相一致，特里将停止毒品使用描述为一个转换的过程，往往从一个事件帮助个体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开始[52]。马茹娜认为中止需要一个新的身份的构建，使他们区别于以前的错误[53]。同样，沙福尔和茹穆吉发现停止使用毒品的人能够相信作出改变是可能的，并改变了他们对自己以前的行为的看法[54]。

(五)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整合社会学、社会控制和认知转化理论[55]。关系为趋向或远离某些行为而提供模板并促进其发生。与工作、家庭、朋友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约束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会影响个体决定与谁交往、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等。一些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概念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停止吸毒被看作依赖于社会和主观影响的一个过程。社会影响包括就业、婚姻、父母、朋友和治疗。主观因素包括内在动机、态度、自尊和身份认同。当吸毒者有改变的意愿、认为改变是可能的，并且拥有社会支持时最有可能真正

作出改变[56]。

只有在毒品滥用者造成的社会影响支持他们停止吸毒时，改变的动机才会产生影响[57]。然而，如果个人没有改变的动机，社会支持的影响也极小。

( 六 )社会发展模型

社会发展模式(SDM)是一个生命历程理论，它将社会控制和社会学习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发展框架中[58]。卡塔拉诺和霍金斯在该理论中定义了五个关键概念[59]。第一，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第二，传授利用机会的技能。没有成功的技能，个人将无法利用机会。第三，鼓励亲社会行为。积极行为强化将提高技能，引起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第四，当个人的行为被认可和奖励时，建立密切关系。第五，制定明确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秩序的期望。

作者规范了亲社会和反社会的路径。因此，个人会发现反社会行为的权益并越知期反社会行为带来的奖赏，他们会崇拜并依恋反社会人员，并对使社会价值观产生信仰。当然，个体特征和外部约束也影响机会、奖励和批发[60]。

在社会发展模式的纵向研究中发现，9-10岁和13-14岁的一些特征结够预测其17～18岁时的毒品使用行为[61]。最近的研究结果也与社会发展模式相一致[62]。

（七）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最早起源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苏榕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以及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著作中。他们提出，犯罪和类似的行为是自我利益的结果，主要基于理性地计算所有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法律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发生而设计的，它将提高这种犯罪行为的成本，并将其从中得到的乐趣最小化。这与威慑理论的原理类似，通过增加对这些行为的惩罚的确定性和严重性，我们可以预防犯罪和减少毒品的使用。此外，理性选择理论为经济学领域提供了基本假设。关键的论点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都是理性的，因此，如果人们可以从一些行为中寻找到一定程度的乐趣，同时又不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些习惯性行为就产生了——包括吸毒。对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的考虑应该是解释人类行为最好的方法。

例如，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提出，即使是毒品成瘾也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贝克尔与墨菲在他们的理性成瘾理论中提出，瘾君子基于过去的殷历知道毒品如何影响他们，并且想要尽量减少关于现在的奖赏对于未来的风险的看法[63]。

此外，前面讨论的一些研究已经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来解释了。例如，邓肯和他的同事们[64]。发现，婚姻很少与酗酒和吸食大麻相联系，是因为它提高了这些行为的成本：配偶的不满、被抓的风险等。因此，停止吸毒可以基于新的社会因素，包括提高药物使用的成本并减少它的益处。

(八)社会水平理论

之前谈到的药物使用理论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小团体的影响，然而，有几个理论关注了社区或邻里层面的影响，包括(1)传染病模型；(2)集体社会化； (3)制度模式；(4)相对剥夺[65]。这些概念与前面讨论的理论密不可分，讨论从更大层面着手，社区如何导致各种形式的社会学习、弱的亲密关系和更大的压力[66]。

一种药物使用的传染病模型表明，社区居民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被社会化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社区中所面临的榜样。如果一些儿童在有吸毒居民的社区长大，他们之后可能会采用类似的行为，相反，如果孩子们在远离毒品的社区里长大的话，他们可能会采取传统的行为，避免使用毒品。一些研究人员称这为传染或扩散模型，因为，就像人们暴露于有人感冒的环境中一样，孩子们可能会“感染上吸毒”[67] 。传染病或传染病模型是一个社会学习理论的社区级版本。

社会集体化是另一个基于社会学的原则的理论。富裕的成年人不但是自己孩子的行为榜样，也是社区内其他孩子的榜样，他们树立了传统行为的榜样，且不容忍不当行为，即使是别人的孩子的行为。他们通常工作稳定，不从事吸毒等非法活动，至少不会被看到。因此，富裕的成年人为青年提供了积极的榜样。当社区里富裕成年人的比例增加时，毒品使用和滥用的风险就会降低，吸毒问题也会减少。相反，如果社区里能够提供行为模范作用的富裕的成年人较少，比如一些地区有大量的成年人没有工作[68],暴露于非常规的人的风险就会增加，当他们看到不端行为时不愿意去制止和干预，这可能会导致该社区的毒品使用风险增加。

第三个理论侧重于来自社区外的成人，包括教师、社区中心工作人员和警察等。它通常被称为一个制度模型，因为它更关注在社区基础领域工作的人员。虽然这些人中有人住在社区，但很多仅是在社区里工作。如果好教师都不愿意在混乱的社区里工作，孩子们就得不到好的教育，并且可能发展为吸毒和犯罪。在条件最差的社区里，如果社区工作者和警察对某些青少年进行了不当的治疗或逮捕，那么这将影响他们将来的生活机会，少管所的经历可能会促使他们参与毒品使用和滥用。

最后一个理论假设，接触富裕的成年人并不会减少毒品的使用，相反，它可能会导致居住在条件差的社区的孩子面临更高的药物使用风险。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基于社会心理的原则，人们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当富裕的邻居与贫穷居住在相同的社区中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紧张感。当贫困的青少华看到他的社区里的有钱人或值钱的东西时，他们也想要，但他们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它们。此外，当在富裕中经历贫穷时，可能会产生沮丧感。一些贫困的学生可能更努力地实现教育或职业目标，并获得好的生活，而其他人只是选择放弃。但是，根据这个模型，大量的年轻人将他们的不公平感和沮丧感转向使用毒品，也许是因为吸毒是一种反叛的形式，或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应付他们在与别人比较时经历的挫折感[69]。已有几项研究关注相对剥夺对犯罪的影响，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具有较差经济条件的人更容易卷人犯罪和吸毒事件[70]。

（九）人格理论

人格理论认为，有一些特定的人格类型，更容易出现药物使用和滥用。有些人格特征更倾向于作为药物滥用和犯罪的预测因子。通常被提及的特征包括：低自我控制、冲动性、冒险、易怒和低移情能力[71]。

人格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是：有些人更有犯罪倾向，是因为人格特征吗？凯斯比等人[72]发现，负面情绪和弱约束与犯罪相关。

来勒和莱纳姆进行了一个荟萃分析，他们汇总了59个人格特征和反社会行为的研究[73]。他们发现，不同的人格类型可以分为两大类，随和性和责任心。随和性低的人往往是敌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恶意的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责任心低的人往往缺乏动力、野心和毅力，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

卡斯皮等人1994年提出的“负面情绪”和“弱约束力”与米勒和莱纳特2001年提出的“随和性”和“责任心”等概念类似。此外，“弱约束力”与“低且我控制力”相似，后者是高佛森和赫骨理论的关键概念[74]。此外，在安格纽的紧张理论中，“负面情绪”是一个紧张与违法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包括药物滥用[75]。然而，安格纽认为消极情绪是一种对压力的更短暂的回应，而人格理论家认为“负面情绪”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部分。

虽然关于人格特征和药物滥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的理论，但是关于人格特征的起源一直不太被重视。可能有两种解释，首先，家庭环境尤其是教养方式会影响人格特质。高佛森和赫胥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教养是自我控制的主要原因[76]。其次，人们认为负面情绪和低约束力有其生物学原因[77]。最近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和社会支持对自我控制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78]。

人们经常提到的另一个与吸毒和犯罪相关的人格特征是精神病特质，主要指标包括无情、冷酷、无辜、脾气暴躁、没有同情心[79]。有证据表明，精神病特质与吸毒和犯罪行为具有相关性[80]。

用人格理论来解释药物使用和滥用有一些缺陷。首先，很多研究是重复的人格特征作为一些非法行为和毒品使用的指标。其次，研究结果没有显示人格类型和药物滥用相关，且其强度相对较小[81]。最后，很少有研究用人格特质前瞻性地预测犯罪和吸毒[82]。

( 十 )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CBT)认为，滥用药物是适应不良思维模式的结果。通常，个体由于一些思维错误开始或继续使用药物，例如，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或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滥用药物的CBT解决方案，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思维，并且理解他们的行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可参考一些 CBT 的概述和治疗方案[83]。

认知行为治疗关注于调整思维方式，并帮助人们建立人际交往能力。他们的目的是，从思想和行为水平上，帮助患者认识和处理对药物的渴求[84]。

多研究显示，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患者与对照者相比使用和滥用药物的风险降低[85]。此外，两个最近的荟萃分析证实，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物质滥用行为障碍的方法[86]。

（十一）生物社会理论

药物使用和滋用的研究中一个重要趋势是生物—社会理论的出现[87]。本卷第十一章将详细介绍生理学理论，这里不再赘述。但需要简要介绍一下生物社会学观点，并简要阐述社会学和生理学如何相互作用共同解释药物使用和滥用行为。

根据生物——社会学观点，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脑疾病，像其他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需要治疗。虽然首次使用药物可能是自愿的，但一旦上瘾后，吸毒者则不能控制他们的用药行为。近年来，科学家开始研究物质滥用行为障碍的神经生理学机制[88]。核心是药物使用和滥用如何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并如何影响其行为[89]。

社会生物学观点强调，生理变量和社会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药物滥用障碍。例如，比弗等人[90]展示了自我控制如何受到遗传因素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此外，有证据表明，社会因素往往是中介变量。

例如，沃恩、比弗和德利西发现遗传因素影响不良同伴、神经认知能力和母亲角色退出等[91]，反过来，这些行为影响自我控制，从而影响药物和酒精使用。社会学变量调节遗传因素作用的大小，社会学变量可能使基因的作用变小（母亲的行为和同龄人的类型等)。

最近的工作表明，之前许多的工作过于简单化，而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没有考虑大脑的可塑性。有证据表明，社会特征可能影响生理因素，例如，沃恩、比弗、德利西和希金斯报道，母亲的参与和家庭收入影响神经心理功能[92]。此外、研究发现，CBT与思维过程的变化和脑神经相关联[93]。威斯科、加林和卡伦发现，认知行为疗法中讲授的社交能力、应对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增加的大脑的神经活动相关联[94]。

六、结论

还有其他理论用来解释药物使用和滥用，比如，自尊/自我贬损理论，道德

发展、冲突、标记理论，以及这些不同理论的组合也用来描述药物使用和滥用的病因[95]。这11种理论经常用来解释毒品使用的开始、持续及停止，它们都经过严格评估，并用于制定药物滥用预防和治疗方案。

在药物使用和滥用的政策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重点加强预防和治疗。全国范围的调查，如监测未来和全国家庭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可为药物滥用的预防提供信息。X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支持药物干预计划的实施和评价[96]。本书中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会着重论述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

药物的使用和滥用与许多犯罪活动相关。X的监禁率的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毒品战争”和对物质滥用的查处。本书第十四、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会讨论吸毒与犯罪的关联。第二十一章针对吸毒和犯罪问题，而第二十四章讨论吸毒的执法管理。

由于药物使用和滥用的普遍性，了解药物滥用的停止显得尤为重要。几个理论提供了关于停止过程的见解。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个愿望，包括：朋友、家人、遭遇生活低潮—— 渴望改变似乎是停止吸毒的必要步骤。然而，该理论还预测，各种方式的社会支持对停止吸毒非常关键。

支持会对那些渴望改变的人产生更多的影响。那些获得支持的人更容易察觉到变化是可能的，并有改变的愿望。

然而，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系统，即使是有非常强烈改变动机的人也可能会失败。当个体决定停止吸毒后，在一些关键转折点他们会变得沮丧，或面临朋友的诱惑。在这些紧要关头，支持网络在加强这种改变的渴望中非常重要。同样，如果他们缺乏改变的渴望，即使有强大的来自家庭或其他人的支持也不会成功[97]。因此，理论表明这两个概念相互作用。首先，动机与停止吸毒具有正相关，这种相关性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变得更强。其次，社会支持与停止吸毒具有正相关，这个关联将随动机的增加而增加，如前所述，动机和自我控制都会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此外，理论表明社会支持可能会对动机产生积极的影响。最后，家庭、朋友、就业和治疗都可以被看作不同的类型的社会支持。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吸毒的常见原因，当人们给出这些原因时，大多数都是隐含着一些理论观点，即使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理论。因此，吸毒者作出的解释展现了他们自己有关吸毒的理论，只是它们可能不太正式和完整。

这些理论的提出者系统地组织、检验和改善了这些非正式的解释。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们开始吸毒，为什么他们继续使用毒品，为什么滥用毒品，以及如何能停止滥用毒品。此外，这些理论为毒品滥用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有益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