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影响因素研究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为基础，以探索影响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为主线，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基于文献研究提出企业组织如果一味关注创造经济利益，而不注重自身行为，以及与企业股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的相关关系，将难以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其次，归纳、梳理了国内外近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构建本文的基础理论框架。进而以2011—2017年度16家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在其官网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基础数据，系统分析了这些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现状。最后，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与其财务绩效、银行规模、国有股比例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银行规模、国有股权比例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从提高银行内生动力和增强外部监管压力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在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不断加深了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主动编制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等非财务信息。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履行和理念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其他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社会责任信息的概念早在20世纪末就引入我国，但是当时大众对社会责任并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会对企业、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社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商业银行自身以及社会公众对其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都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各大银行也逐渐开展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工作。根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显示，上海浦发银行在2006年发布我国银行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中承诺每年资助一千名以上的贫困学生，并且成立专项扶贫基金。后来其他商业银行也陆续开始发布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从2007年仅有9份到自2011年起16家上市银行均发布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意味着非财务报告信息的披露逐渐被各银行重视起来。截止到2019年年末，2011年至2019年这9年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36家商业银行共发布了183份社会责任报告。具体发布情况如表1.1。

表1.12011年-2019年上市银行及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汇总表

数据来源：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

通过汇总分析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发布的各大上市商业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量在这9年间有明显的变化：第一，2006年至2010年披露报告的数量极少，而之后银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份数逐年增加，且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0%。如表1.1所示，2011年至2015年披露数量趋于稳定，与上市商业银行数量相同，说明上市商业银行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015年至2019年，商业银行竞相上市，因此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也逐年增加，但仍然有部分银行没有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说明有少数上市商业银行还需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第二，银行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主动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性质的银行间尤为明显。整体来说，信息披露主动性最强的是国有控股银行，其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披露主动性较弱。

从2011年至201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变化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编制并公布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的银行逐年增加，披露率不断提高。这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编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趋于规范，有自愿自我约束的发展趋势。

2.选题目的与意义

考虑到存在许多因素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文选题目的主要是了解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有关理论的发展现状，进一步研究银行规模、国有股比例、财务绩效三个因素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以期丰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以及发展方向，促使我国商业银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商业银行是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特殊企业，公众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愈加关注。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等影响因素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相关理论提供依据。自社会责任概念引入我国后，国内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尽管如此，与国外相比仍存在很大的理论差距。因此，研究上市商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充分了解该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这也会对商业银行形成外部约束，有助于银行更加注重其信息披露的质量，推动商业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本文主要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收集2011-2017年我国A股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及财务数据，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分为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这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让读者对本文有个大致的了解。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这章主要是回顾以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梳理总结。这不仅可以让读者对这些年来社会责任研究过程与成果有个大体的印象，也能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视野。其中相关研究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发展及其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

第三章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分析。这章介绍了上市商业银行的运营目标、价值贡献和社会责任以及披露的现状与问题。

第四章研究设计。该章包括了研究假设的提出、样本的选取以及变量的选择和模型的构建。

第五章实证分析。这章针对财务绩效、银行规模和国有控股比例这三个影响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分别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三种方法进行了检验和分析。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这章通过分析上章节的检验成果得出结论，并且就如何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本文框架结构如图1.1所示。

　　图1.1框架结构图

　　 2.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首先确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体系，用文献资料法，通过检索知网、维普等网站以及各类相关书籍和期刊，收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外界定、理论基础、披露内容以及发展现状相关的中外文献资料。进而从研究实践需要的角度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因素，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法对上市商业银行财务绩效、银行规模以及国有控股比例进行检验分析，研究这三个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产生的影响。最后结合分析结果，从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管两个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三、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发展及其概念界定

国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经过商贸行业的迅速发展，社会对商人们的要求逐渐提高。希腊商人的关注点从只专注于自身利益，慢慢转变成一边注重利益一边响应公共道德，主动承担提供社会福利等社会层面的责任。X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在1971年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企业的基本职能和目标应该是服务大众，目标转移向社会的满意度，以社会利益为先再考虑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只有让社会满意，企业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才能稳定地存在。在经济开发委员会的报告中还列举了多项对公司的要求，内容按大领域来分为以下几种：XX、经济、教育、医疗、员工福利、权利行使权、城建、污染的防控质量、新能源的利用、文化艺术等。该报告具体地列举了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有的行为，让当时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有规可依，为后来社会责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4年，X学者谢尔顿首次提出“社会责任”一词，认为社会的利益凌驾于企业盈利之上。因此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合格，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就看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作为和成就。1999年，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谢尔顿理论的基础上扩大概念范围：“社会责任是企业愿意服务社会，为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贡献的表现，是衡量企业道德规范的度量衡[1]。”

而在我国，春秋时期时就出现了由诸子百家提出的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孰轻孰重的辩论，这种辩论初步显示了中国古人开始思考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寻找两者平衡的办法[2]。近代，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在2006年11月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提出了比较具有权威性和适合中国社会的参考标准：企业的管理制度、员工的福利、保护环境的措施、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参与度。南开大学的周祖城教授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具有混合型性质的责任，其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责任义务，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利益相关者[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苏勇主任认为：企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并且优化企业的竞争力，它应该是企业提高声誉、增加经济利益、吸引人才和适应发展环境的有力支持，而不是强加在企业头上的包袱[4]。经济学家魏杰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和苏勇教授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遵循法律的强制性，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为社会提供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同时也能够稳定持续地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5]。

就目前来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世界银行在2003年提出了相对系统且有说服力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是企业承诺相关利益者和社会，愿意且持续以有益于公司运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做决策，以此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一种行为模式。”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且没有清晰界定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逐步演进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内涵不同。

尽管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始得较早，但一直以来仍没能得出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现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先是由Oliver Sheldon 在1924年提出，他认为企业的任务并不只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企业应该要在满足生产和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将道德因素考虑在内。类似地，X学者Freeman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将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抛诸脑后，应当将这些利益置于同一重要位置。这奠定了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东主义。

之后社会责任国际（SAI）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定义，认为社会责任并不是商业责任，而是指企业不单只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还必须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例如遵循商业职业道德、依法保障职工权益、积极开展慈善活动、保护弱势群体等。

欧盟委员会（2001）在其发布的绿皮书中所定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其自愿的前提下，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去确认企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是指以自愿为前提，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在企业经营运作以及与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产生，外部则需要融合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考虑。

一些学者对于企业责任是否应该包括社会责任也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一种说法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共存，也就是说企业责任不仅仅为经济责任，同时也应该兼顾社会责任，两者结合才能够使企业责任变得完整[6]。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完全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本为一体，即Carroll提出的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也被后来的学者所广泛接受。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要求

关于企业应当在社会责任信息中披露的内容，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模型，其中被广泛接受并投入使用的是“金字塔”模型。该模型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范围主要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7]。其理论基础为金字塔理论。该理论由阿奇·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层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自觉责任。1991年，卡罗尔又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四个层面分出主次，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如图2.2所示。金字塔理论认为企业不仅需要盈利，实现利润最大化，还需要遵纪守法、自觉主动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首先需要承担的是其理论上的经济责任，其次是对社会履行慈善责任，尽己所能做慈善。

　　图2.2金字塔理论模型（Carroll，1979）

　　金字塔模型中的经济责任在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表明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承担其他责任的基础。第二层是法律责任，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有遵纪守法的义务，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更不可以用违法的手段牟利。伦理责任是指企业在运营时的行为要符合伦理道德，接纳并且施行被社会所提倡的道德标准，防止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达到企业的目标而采用不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措施或行为。慈善责任是指企业运作与社会的慈善期望相一致，资源资助艺术事业、公共教育机构等慈善机构的活动，旨在提高社会生活质量[8]。

从1971年开始，财富500强企业每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年度评价报告均由国际会计公司Ems & Ernst权威发布。Ems & Ernst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包括自然环境、能源资源、人力资源、产品质量等七个大类，这七个大类又可以细分为27种小类[9]。在此基础上，Gray R，Kouhy R和Lavers(1995)把企业社会责任扩充为十五大类，除以上七个大类，还包括消费者类、社区类、慈善类和政治捐赠类等，从更多更细致的方面出发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扩充。自此企业社会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0]。

X花旗银行披露社会责任的时间比其他银行要早，花旗银行2015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多达87页，披露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一般包括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三大类。具体又分成员工、社区、供应商、环境、客户五个方面，除去报告前10页的总体介绍，后面各部分内容占比较为均衡，没有明显偏重。

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阳秋林（2005）指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不能仅局限于国家所规定的社会贡献率等苍白的数字，更应涉及到企业日常所接触到的相关方面的披露，包括消费者反馈、企业信用和环保贡献等[11]。

龚将军（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类，首先是分为内涵式和外延式，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式内容与金字塔模型相同，而企业社会责任外延式则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类分为六个部分：对股东、对XX、对员工、对金融消费者、对社区、对债务人[12]。

刘仲文（2011）的研究则结合了以上两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不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等，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对社区环境等责任[13]。

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要通过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来披露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三个层面之下还细分有许多项目[14]。各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通常包括对各项目的详情介绍，有些报告还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在表述社会责任内容时，详尽介绍了各分行在不同条目下所作出的主要贡献。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衡量方法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法中，应用较多的有三种：一是内容分析法，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X专栏作者利普曼首次运用，1927年由哈罗德•拉斯韦尔丰富并推广。二是声誉指数法，由莫斯科韦茨在1972年提出。三是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在2009年提出的评价体系。

内容分析法是对企业向外部披露的信息进行客观性的综合评估，例如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的页数。它的优点是：相对声誉指数法来说更客观，适用于较大样本的分析。而缺点在于它的局限性，即大部分的公司报告或文件不是为了披露社会责任而做的，这样就会使得结果有些许偏差。

声誉指数法就像是调查手法中的抽样调查，抽取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群体，让他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衡量评价，然后得出数据；声誉指数法的优点是：拥有统一的指标，可以保持其结果的一致性；其次，该方法还自带有主观色彩的衡量维度。其缺点是过于依赖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导致样本量小，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

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机构，致力于为投资者、消费者及社会公众提供客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信息。该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体系设置了总级、一级、二级三个等级的指标，从各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行全面评价。相比内容分析法和声誉指数法从企业披露内容上进行界定，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评价法从整体质量上进行界定的方式显得更具体、更具有参考价值，也是本文重点应用的方法。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还有案例分析法和强制性调查工具法等[15]。

（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

国外对该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早，研究的理论框架也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如今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基于公司披露动机视角，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日益重要，甚至已经被视为具有信息传递功能的战略工具。一份全面客观的报告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使得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口碑（Walleretal，2009）。而不同行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的程度是有明显差距的，主要体现在重污染行业等，该类型行业在环境以及员工保护等方面披露的信息与其他行业相比会更加详尽，同时质量也会更高[16]。

通过研读国外早期相关研究，发现其研究方法科学系统、研究角度较为多元，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其中关于企业经营及特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Trotman KT和Bradley GW(1981)首先通过研究得出，当公司的经济体量扩大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会随之完善[17]。

Beasley(1996)对X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信息被操控的可能性越低，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愿性披露的质量。

Chau和Gray（2002）经过分析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及结合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研究发现：当公司股份稀释时，外部股东希望能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获得更充分的信息来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同时他们也会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从而达到提高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目的[18]。

Joyce(2005)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由XX控股的公司比起其他普通公司，在XX和社会的监督下进行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时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因此国家控股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披露全面客观且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围绕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集中在企业特征方面，通常包括财务业绩、企业规模、股权结构、风险水平等。

刘长翠等(2006)随机选取了沪市A股不同行业的百余家上市公司，对其2002年-2004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借鉴了财政部公布的社会贡献率指标，结合其他两个指标研究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关系，结论得出目前大多数公司不重视社会贡献方面，同时对该信息披露呈消极态度[19]。

邸倩（2011）采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结果对2009年14家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XX控股比例、银行营运时间长短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则有更多的精力与实力去提高披露水平；企业规模越大，承担的责任越大，这会进一步促使企业充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20]。

张正勇（2012)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股权结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做了更详细的分析，在对专家和报告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构建了更符合实际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结果表明：这三年内国内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普遍不高，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提升股东持股比例、扩大监事会规模可促进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21]。

张敏（2014）以银行业中的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银行业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对该行业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开展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成长性好的银行为了获取更好的业务效绩，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披露意愿，披露信息的质量和水平也较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在披露过程中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去完善披露机制和提高信息质量[22]。

冯丽艳、肖翔、赵天骄（2016）采用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来度量2009年后的6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出企业经济绩效（P）、披露制度环境、负债水平是影响披露水平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绩效对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经济绩效能够促进企业提高披露水平[23]。

靳小翠（2017）对2007-2014年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得出：在一定情况下，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不可否认的正面影响，甚至在企业遭受打击时，企业文化能够起到引领的作用，但若是持续亏损，企业文化也无法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监督和约束[24]。

于卫兵，贾惠甜（2018）以2011 -2016年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指标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水平越低、股权比重越高、规模越大的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会更高[25]。

叶建木，崔照阳（2019）则尝试引入银行业特有的影响因素——绿色信贷作为变量，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正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确实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高，但该影响并不是即时性的；绿色信贷在两者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并不显著[26]。

刘媛媛和田言（2019）对2009-2012年这4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认为企业如果存在财务报表误述且该误述有极大可能会被发现时，该企业对CSR报告即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将会大大降低，并且这种情况下CSR报告与财务报告的互补关系将会不复存在[27]。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

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前述的金字塔理论，另外还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1.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要求企业在追求经营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对股东以外的、被企业行为所影响的各个群体承担责任，照顾他们的利益。而相关利益者指的是所有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有利益关系的群体。所以说，利益相关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考虑对象[7]。

斯坦福作为利益相关者定义的界定者，在1963年提出：利益相关者是一个支撑企业运作的群体，没有利益相关者也就没有了企业。弗里曼（1984）说，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可以影响企业发展的群体，他们关系着企业目标能否实现[8]。弗里曼的这一定义在历史长河中，在所有关于相关利益者的定义中，属于较为经典的一项。相关利益者理论在早期时，由唐纳森和普雷斯顿（1995）归纳为三大类：描述主义理论、工具主义理论和规范主义理论。19世纪90年代琼斯和维克斯同时提出观点，认为三大理论不应该分开来讨论和理解，它们是相辅相成，密切相连的。于是学者们决定将三大理论合并，出现了一体化相关者理论。一体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早前的相关者理论大同小异，其主要表达内涵都是：只有在相关利益者的支持下企业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利益相关者也分主次，而最主要的，最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利益者是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利益者，例如股东、债权人、高层管理人员企业管理层等，也就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另一方面是边缘利益相关者，例如XX、消费者、普通员工等被企业外部所影响的利益者[28]。相关利益者理论遵循着股东至上的原则，在赋予企业各层人员职能和权利时也遵循着这种原则，所以公司的管理结构也可以称为股东治理结构，而股东治理结构的企业在利益分配时存在着不公平，具有明显的缺陷[29]。满足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企业才能更好地进步。一个企业如果得到相关利益者的支持，特别是与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利益者的支持，企业就能持续优质地发展；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企业经营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亏损倒退。企业的发展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可以说是互相牵绊的，荣辱共进。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因此有了新的参考标准，不仅体现在定义的进一步明晰和理论基础的丰富，更是提出了能够客观公平的衡量其质量的方法[30]。

2.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履行质量是现代企业竞争的有力武器。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进退。

企业来源于社会，同时也依靠社会。无论一个企业发展的多么好，就算是世界第一也离不开社会的扶持，所以企业与社会应该和谐统一，来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定义上分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狭义方面是企业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创新，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在社会上的持续性发展；广义方面上则更加注重于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企业只有优化并且合理利用由相关利益者提供的资源，让这些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用处，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站稳脚跟，创造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并且持续地发展[31]。

从企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公众的好感和信任。而在外传播的好声誉可以作为企业无价的无形资产存在，让企业的竞争力在同行业中更强大。因为大众喜欢随波逐流，越多人认可也就越多人愿意为企业买单，企业的经营业绩会随之提升。而利润和声誉的提升，不仅可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让企业优胜于同行业企业，还会使得企业获得长期潜在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也就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具有无限可能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推动市场的平衡发展，帮助XX协调市场，弥补XX在决策时出现的不足[32]。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更注重自觉，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和约束下产生的企业自律行为是企业为了实现社会利益而自觉主动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责任在解决企业外部性、降低XX监督成本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对于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进步，实现“双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使企业尽可能地想办法降低生产耗能，节约原材料，促使了企业向着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提高产出率。这是XXX企业都该注重的产品“绿色效应”[33]。

（六）研究述评

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依旧众说纷纭，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其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理论而言，主要有金字塔理论、相关利益者理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其中金字塔理论提出的“金字塔”模型被广为接受。

商业银行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时，通常以经济、环境、社会这三个层面作为披露的方向，叙述自己在这三个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许多学者也同样是通过企业在这些方面所做的贡献多少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即指数法。同时被广泛使用的方法还有内容分析法和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评级法。使用不同的衡量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时，对不同行业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不同，以指数法为例，各披露方面在不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

三、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一）上市商业银行及其运营目标

市场是交换商品的地方，存在交易便存在货币流通，存在经济效益。在这种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大生产需求下，商业银行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组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截至2019年12月31日，根据深交所和上交所发布的国内商业银行上市公告可以得知，我国现有的上市商业银行已经增加到36家，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我国最早的上市商业银行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这16家银行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的重心在于“商业”，它们不仅是为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商业服务，如何增长自身的价值、提高利润更是经营时的首要目标。我国的商业银行中有几家比较大型且位置重要的银行，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都是对银行群体来说十分重要的国有银行，他们承担着指引、监控的作用。但不论是否为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在我国已经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遵守市场规则并且能够自主经营的经济群体。为了管控银行风险，国际清算银行的四大委员会之一——巴塞尔委员会制订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经历了四次变更，1988年颁布第一个准则文件； 1996年和2001年对准则的范围进行扩大，对内容进行丰富；2004年，《巴塞尔协议》颁布了新准则，进一步鼓励银行识别现有风险以及未来风险。为了让银行更好地管理风险，巴塞尔协议提出了三个在监管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求：最低风险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内部评估过程的市场监管。商业银行如果想要满足这三个要求，就需要结合自身特点，考量各种会影响风险波动的因素，选择适合发展与风险监管的办法道路来设定自身的经营要素有哪些。

国有银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它的范围更小而经营目标涉及范围更广。国有银行不仅拥有国家赋予的银行职能定位，承担着促进银行群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还包括大多数商业银所追求的属于企业营业目标的方面，比如利润最大化、规模化发展等等，可以称之为商业性目标[34]。

（二）上市商业银行的价值贡献及社会责任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金融企业之一。而当前我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正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在国有经济管理体系中起着支撑作用。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是社会资金的供应者，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枢纽的作用，不仅为企业提供投资和融资平台，还为国家和人民传递最新信息，具有信用中介、金融服务、和调节经济等职能，是一个公共性和外部性很大的行业（曹国俊，2013）。在经济、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政策，为支持社会发展和维护经济稳定做出了独特贡献[35]。可见，与金融体系中的其他行业相比，商业银行无疑具有着更大的规模优势和影响力。

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实体之一，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影响到与它有直接业务来往的群体，甚至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因此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从三个角度对商业银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进行分析：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妥善处理与股东及投资者的关系，并确保整个经营过程合法合理、诚实守信，注重企业的长期可持续经营；二是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必须解决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关系；三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需要对企业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定位并妥善处理，追求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36]。因此，银行必须关注自身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趋势，处理好银行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商业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义务已经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许多外资银行将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衡量现代企业的标准[36]。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改革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都在加快上市的进程，尤其是地方性商业银行。这意味着其财务信息、经营业绩受到公众及投资者关注的同时，非财务信息（包括企业形象、行为等）也将受到监督。所以，对准备上市的商业银行来说，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也是其成功转型的关键。

原则上讲，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商业银行实现经营目标。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众更愿意与公信力高、关注社会民生发展的商业银行合作。因此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商业银行将会在此大环境下被顾客和市场逐步舍弃。

（三）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与问题

杨千帆，刘海飞（2015）通过对我国16家商业银行企业责任报告进行研究发现，多家上市银行一边提倡环保一边却将报告印刷华丽，与环境保护理念相违背；监管措施不统一导致不同银行披露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各家银行报告的可比性较弱[37]。

王彤彤（2015）通过对比三家商业银行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发现：由于不同银行选择第三方鉴证机构不同，不同机构的标准与程序未达到统一，结果导致鉴证结论存在偏差；同时证据的获取过于形式，难以保证信息可信度[38]。

安毅、翟士运、张月月（2016）对我国上市银行自2010年起连续三年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发现各银行报告的可信度逐年上升，披露内容较之前变得更加丰富。但仍存在个别银行缺乏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更有银行仅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包括负面信息概不提及[39]。

俞剑文（2016）对国内16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存在以下缺陷：缺乏客观性、信息缺乏可比性、信息实用性不强[40]。

曾椿升（2019）以2010-2012年国内沪深A股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对报告的披露形式、程度、内容等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得出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以下不足：部分银行缺少由第三方鉴证出具的报告、各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内容侧重点和详略程度上差异较大；对员工满意度披露较少；自愿披露第三方审验的银行占比较低[41]。

（四）本章小结

本文主要研究银行业中的上市商业银行，和其他企业一样，上市商业银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同时也被要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总体良好，披露水平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各银行的披露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自愿披露意识不强，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亟待提高。

研究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提高该行业如今的披露水平，也能帮助银行长期健康地发展。本文将对影响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观察各相关因素会对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作用，为提高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提供参考。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出发，区别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乃至XX、媒体等都是商业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对商业银行的非财务信息进行真实、完整的披露有助于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给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质量越高会使各利益相关者对其的信赖度增高，也就更愿意与其合作，这对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会有良好的提升作用。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财务绩效是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重要因素[42]。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义务，能够给财务绩效带来正面影响[43]。除利益相关者理论之外，也有学者以信号传递理论为出发点进行研究，陈承，王宗军等（2019）基于该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两个部分，探讨了两种信息（治理信息和产出信息）分别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前者信息披露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后者信息披露水平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则明显相反[44]。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2.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银行规模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度也就越高，会有更多人愿意关注该企业的信息披露情况，特别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便了解该企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企业的外部环境压力会无形的增加，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的同时，会更重视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也就更愿意自主的对即将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完善。从外部影响上看，规模越大的企业，由于会受到更多社会公众的关注，因此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更上心，也就能够更主动的提高报告的水平[45]。而考虑到内部因素，规模大的企业，相对来说也就有更为充裕的资金来支持其履行社会责任以及进行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46]。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银行规模正相关。

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国有控股比例的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股权集中度较高。目前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国有性质的银行为12家，并且国家持股超过三分之一，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股权集中度体现了企业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其股份持有最高者与企业整体的利益之间与其他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相比会更加联系紧密，甚至会高度一致，因此若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的价值进行了提高，则大股东所得到的收益也就更多。因此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利益，管理者更愿意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自主的、完整的披露。

在上市公司中，不同的股权结构之间进行CSR报告水平比较，如民营控股，可以明显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加有质量。这是因为国有控股企业可能要面对更多、更密切的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促使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不断提高[47]。对于该论点，也有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国有股比例高的同时意味着股权高度集中，因此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不乏会有人利用手中关于企业的庞大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使企业经营效益降低，与此同时也让社会责任报告流于形式化，即股权适度集中是最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国有控股比例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利害关系还有待观察[4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国有控股比例正相关。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银行业是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且极少人与之没有交集的行业，在我国经济建设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35]。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选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作为样本。公开上市的企业的相关信息，如财务信息及社会责任信息都是公开透明、可供公众使用的，且均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因为在此两个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均是各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有较好的代表性。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式及花费的资源不同，因此本次研究仅关注同一个行业中的企业。

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沪深A股上市商业银行共有36家，包括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而其中占比最多的为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三家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其他均为地方性的小商业银行，且大部分均集中在2016以后在深交所或者上交所上市。因此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了2011年以前就已经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在2011年至2017年这最近七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研究的数据来自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和讯网、各银行的年报以及润灵环球2011-2017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

（三）变量与指标选择

参考马连福（2007）、罗晶（2011）、杨红心（2014）等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前述3个研究假设H1、H2、H3，涉及因变量、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及相应指标的选择。

1.因变量

参考邓韵和唐更华（2018）的有关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客观公正，本文采用了第三方评级机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公司自主研发的评级系统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级得分作为因变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该评级系统经过了不断的完善和升级，不断增加和修改其中的指标，该系统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目前最新的系统采用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为16个和70个，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了全方面的核查和评估。所有指标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分别是整体、内容和技术，因此又称为MCT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整体性主要包括公司经营决策是否有效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内容性主要包括公司对社会以及环境等的贡献，其中也包括可持续发展方面；技术性则主要是公司的产品创新等。其中内容性评价权重为50%，强调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质性，因此也就更具有参考价值。

2.自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财务绩效（ROA）、银行规模（SIZE）、国有控股比例（SHARE）作为影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因素。其中：

（1）财务绩效：商业银行主要经营货币业务，主要参考了Chetty[49]和王睿麟[50]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本文选取了具有很强综合性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测量指标，它也是影响所有者权益利润率最重要的指标。对同一个行业的盈利能力进行比较时，该指标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2）银行规模：银行规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取决于企业和管理者的主观意愿，同时也要依靠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拥有的资源越多，其权利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会更强，意味着能够更好的维持社会责任的履行行为[25]。同时资源越多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相较于其他企业会更低[51]。参考于卫兵等（2018）对银行规模的研究，本文将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银行规模的代理变量。

（3）国有控股比例：参考张宸和高芸芸（2017）对股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不同股权结构对企业运行各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上市银行中国有股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因此有理由认为国有股比例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52]。国有股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对企业的关注度增加，同时大部分社会公共会跟随国家对持股比例高的企业进行重点了解[25]。

3.控制变量

参考张敏（2014）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取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年限（AGE）作为控制变量，我国商业银行自2005年后才开始陆续进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因此不同的银行对于CSR的披露年限不尽相同。企业进行连续披露的年限越长，相对于披露年份晚、年限短的企业而言，其报告在披露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会得到修正，因此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相对应的质量也就越高[22]。

各主要变量及其定义见表4.2。

表4.2主要变量及其定义

（四）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和现有的国内外对社会责任相关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参考王睿麟（2019）、马连福等（2007）的实证研究，在进行相关性分析后，本文将进一步使用构建回归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检验表4.2所有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相关理论所符合。因此以总资产收益率（ROA）、银行规模（SIZE）、国有控股比例（SHARE）作为被解释变量，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为解释变量，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年限（AGE）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CSRDI=α+θ1ROA+θ2SIZE+θ3SHAZE+θ4AGE+η

其中α为常数项，θ1、θ2、θ3、θ4为相应变量对应的系数，η为残差。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对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3。

表5.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均值为68.18，说明商业银行整体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并不低，其中最大值为88.85，最小值为38.64，由此可知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不同的银行以及不同年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为1.11%，最大值为1.47%，最小值为0.74%，并且在同一家银行中不同年度的变化较为显著；银行的资产规模均值为29.01，最大值为30.89，最小值为26.29，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均大于其他银行，并且城市商业银行规模相对于其他银行都比较小；截至2017年各商业银行进行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平均年限为6.75，其中最早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是浦发银行，大部分商业银行的披露时间都较短，但均在以后年度进行了连续披露。

（二）相关性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对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研究变量的相关性。考虑到变量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具有连续性，因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的方法。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4。由表5.4可知，对2011-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上市商业银行规模（SIZE）、国有控股比例（SHARE）、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年限（AGE）与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呈显著正相关，与假设相符。说明商业银行规模大小、国有控股比例高低、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年限长短均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产生影响，且均为正面影响。因此一家上市商业银行满足规模大、国有控股比例高且长久以来连续的进行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本文认为它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相对而言会更有保证。财务绩效（ROA）与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两者之间p小于0.01，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但还是能够明显看出财务绩效（ROA）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的影响偏向。意味着在商业银行运营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某种因素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印象进行削弱。

表5.4变量间的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以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年限（AGE）为控制变量，财务绩效（ROA）、银行规模（SIZE）、国有控股比例（SHARE）为自变量，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5。

从表中可以看到，R方为0.630，F=45.454***，模型拟合较好。

首先，财务绩效（ROA）不可以显著预测CSRDI，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3，显著性大于0.05。假设1（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正相关）没有通过检验，说明财务绩效高的商业银行不一定主动积极的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反而可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故步自封，同时盈利能力不强的商业银行也不一定会通过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来提高收益。

其次，银行规模（SIZE）可以显著预测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243，显著性小于0.001。说明银行规模（SIZE）越大，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越小。假设2（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银行规模正相关）通过检验，说明在上市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社会公众也会向其投向更多的关注，同时带来的压力也随之增加，这会迫使银行不断对即将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完善和质量的提高。同样的，银行规模的增长也会带来更充裕的资金，来支持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就能够使披露的信息更加丰富，从而实现质量的提高。

表5.5模型回归结果

最后，国有控股比例（SHARE）可以显著预测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04，显著性小于0.001。说明国有控股比例（SHARE）越大，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CSRDI）越小。假设（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国有控股比例正相关）通过检验，说明国家的关注以及对商业银行提出的要求等，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及信息的披露质量有着正向的引导。

（四）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了上市商业银行规模大小、国有控股比例高低以及财务绩效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根据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结果显示：财务绩效与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表明假设H1不成立，但两因素之间仍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关系；银行规模和国有控股比例与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假设H2、H3成立。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文献综述总结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不同影响因素关系的研究现状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并通过研究系统分析了财务绩效、银行规模和国有控股比例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近7年（2011-2017）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商业银行的规模和股权结构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着重要影响，而银行规模在本文研究的影响因素中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产生的影响最大。同时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也有着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削弱了财务绩效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的调节作用。

（二）对策与建议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从长远来说，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能够对其提高经济效益有所促进。一份全面客观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能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还能使得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口碑[28]。目前仍有一些商业银行存在短期行为，总的来说，是因为企业组织内部主动性较低以及缺乏完善的外部监管压力。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提高商业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 提高银行内生动力

（1）进一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

商业银行应当及时披露重大决策，进一步将报告内容、标准等进行完善规范，这有助于确保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公开与透明，以及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商业银行应要大力推进社会责任披露制度的建立，同时XX应当对履行社会责任的银行在业务发展上给与支持。

（2）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问责机制

如果没有完善的问责机制，社会责任披露往往只成为纸面上的目标，并不会对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监督功能，无法保证银行是否能做到及时披露、完整披露，也无法避免权力被滥用、内部腐败的情况发生。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健全与完善问责机制，不仅可以有利于银行进行内部监督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能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 增强外部监管压力

（1）逐步引进多重标准与第三方鉴证

国内上市银行报告编制标准仍需向国际主流标准靠拢，规范量化披露信息项目，缩小与国际主流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差距，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专业正规的第三方鉴证可以有效保证企业责任报告的可靠性以及完整性，从而可以提高不同银行间披露情况的可比性，提高信息可信度，进一步促进上市银行积极披露全面客观的报告。

（2）增强XX与行业相关机构的监督力度

XX以及银监会等机构应充分发挥对银行的监督功能，完善调节功能，多种方式引导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对外宣传银行社会责任理念。同时加强相关法规法律的出台实行，不断扩大对银行的监督范围、丰富监督方式。

（三）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近4年（2016-2019）来在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数量骤增，共有20家，均为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其中2016年和2019年均上市了8家商业银行。这些银行之中有60%的商业银行在2016年或更早就开始连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意味着银行上市时间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时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具体开始披露的年份见表6.6。

表6.6近四年上市的商业银行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初始年份的统计

从表6.6可以看出不少银行是在上市当年才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未上市的商业银行对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可能并不积极。

本文因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所选取的数据均来源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1年到2017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据选取范围既排除了非上市银行，也不包括在这期间上市的银行；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代表性的局限。随着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和大众对银行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后续研究应将非上市银行和新上市银行列入研究范围。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责任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多年来都无法明确企业责任定义与内容，模糊不定的定义与内容规范会使企业编制内容比较混乱，缺乏可靠性。因此，明确详细的社会责任定义与规范研究内容也应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文研究的深度不够，首先在分析各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只进行客观的描述与分析；其次，在比较不同银行的成效时，也是直接采用润灵环球评级得分作为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进行研究；但该评级系统的指标适用于所有行业。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银行社会责任的履行及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分析，日后应考虑根据银行的行业特征构建具有行业特点的评价体系。最后本文选择的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只能讨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能获得变量间的其他关系和相关系数。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度有限，因而未来还应基于更多的行业样本数据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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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辞

大学生涯即将结束，回想2016年初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时的场景，不禁再一次感慨时光飞逝。这4年大学生活或许并不是我们学习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时光，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多的欢乐和收获。我们在这宽阔美丽的校园里逐渐成熟、自立，在有限的时间里收获了无价的知识、友谊、人脉，在优良的校风下也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世。在此，我们要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达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论文指导导师杨智勤老师。在进行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我们自身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通过检索整理社会责任和商业银行相关的文献，收集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资料，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情况、商业银行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而杨老师的每一次悉心的指导和传授的经验，都使我们受益匪浅，这将是我们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我们还要感谢会计与金融学院的全体老师们，感谢您们不留余力地将专业知识传授给我们，同时也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方式，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会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带着您们的教诲继续努力前进。

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家人，感谢您们毫无保留的爱。如果不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我们无法享受这么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也不能毫无顾虑的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一路走来，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要感谢的人太多，仅以此文表达感谢之情。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前进，来回馈每一份关爱。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影响因素研究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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