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翻译策略及制约因素

　　翻译是一种将源语文化转变为目标语文化的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交流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着非常重要的主体地位，译文将受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技巧的影响，而翻译目标则是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红楼梦》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他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内涵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读懂的。那么将这样一部文学巨著翻译给外国的读者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曾有许多学者将这部小说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是最全的译本莫过于霍克思和杨宪益的英译本。本文将以德国功能学派所论述的翻译目的论为基础，讨论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因目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世界语言各不相同，汉语以模糊表达为主，而英文要求准确清晰。原文内容及精神的内涵的传递和表达也因译者而存在差异。霍克斯与杨宪益在翻译《红楼梦》时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杨宪益译本含有更多的中国化元素，而霍克斯译本则西方文化的成分较多。

　　在《辞海》中，将在创作和诗文中引用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或者古代的故事称为“典故”。华夏文明五千年，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在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文学著作、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中，都留下了非常多的典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特色文化，一般的外国译者和读者是不容易理解的。而《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是这部小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时，如果作者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典故的出处和背景，就会严重影响译文的效果。杨宪益与霍克斯在英译《红楼梦》时不同的翻译策略倾向性，通过翻译时对典故的处理就可以看出。下文就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选用的不同策略来讨论两中译本的不同特点。杨宪益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或者在直译的基础上加注的方式来进行。而霍克斯则更多采用意译或者是增译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从目的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风格迥异的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在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中，对译本的评判并不单纯依据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是将译者的目的以及翻译策略都综合在一起进行评判。译文是否成功，最直接的就是看能否实现翻译的目的。

       杨宪益与霍克斯处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他们所处的年代也不相同，所以，他们的译本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两个译本的策动者也不同，霍克斯本身就是霍译本的策动者，他曾是北大的留学生，非常迷恋中国文化，因为痴迷于《红楼梦》的翻译，他辞掉了在牛津大学任教授的工作而专注于红学的研究。后来他的全译英译本被企鹅出版社出版，他为译本作序：我翻译时的原则就是要将我在读《红楼梦》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传递给每一位读者，哪怕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双关语，这样我也就非常满足了。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由于翻译的策动者和译者是同一个人，所以有着完全一致的翻译目的。在译者的心中，读者群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喜欢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所以，译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霍克斯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西方传递中国文化，所以他的译本以读者的接受为主要方向。对于汉语中的典故，他就采用增译或者是意译的策略。而杨宪益在翻译《红楼梦》时，是由一家外文出版社为策动者，当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红学，这就给红学研究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杨宪益在翻译时就以真实反映原文，传扬中国文化为目的，而他的主要面对的是亚洲和非洲懂英语的读者，所以，他在翻译时采用直译及加注的方式来真实体现汉语典故。

　　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沉淀，凝聚成了独特的文化意象，而且很多文化意象还来源于民族形成早期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由于汉语和英语的形成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相同的词汇在两种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意思。所以，通过对译文中对文化意象的处理，就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及翻译观的不同。例如对中华民族图腾物“龙”和“凤”的处理上，杨宪益为了充分表达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而凤是百鸟之王的意思，就将龙直译成为dragon，凤直译成phoenix,，充分体现了这两种图腾物的独特民族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再看在西方文化中这两个词的意义，phoenix是指产于阿拉伯沙漠中的一种不死鸟，每过五百年左右，就会化火自焚，然后再浴火重生，所以，英语中有不死和复活的意思。而dragon在西方文化中说的则是一种类似于中国麒麟的一种大蜥蜴，身上布满鳞片，但是拥有宽广的翅膀和长长的尾巴，在基督的信仰中，是一种邪恶的化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不让读者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产生混淆和歧义，干脆直接去掉了这两个词，而是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simurgh来代替，而simurgh指的是西方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虽然不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但是避免了很多误解和歧义的产生。

　　对于不同的民族，颜色也有着不同的特殊意义，不同的颜色带给人们在视觉上和心理上的感受是不同的，红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了吉祥与喜庆，也有兴旺发达，热情和欢乐的意义，因此，红色在中国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一般在节日或者喜庆的时候，都会用红色来表达心中的喜悦。杨宪益为了真实反映原文的意思，在翻译时保留了对红色的表达，而红色西方并不是受欢迎的颜色，它代表了流血、死亡、危险和暴力，而绿色则具有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因此，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将原文中的“红”全部译成了“绿”。虽然貌不合，但是却真实传达了原文表达出的精神内涵，做到了“神似”。任何的语言与文化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化需要语言去表达，而语言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在不同环境中的译者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所以对源文化中的信息作一定的变通是必须的。这也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所才用的策略也是不同的。

　　在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受到译者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的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对母语的使用是他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价值取向就是文化隐藏在日常交往表层下的最为强大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对行为结果的看法和偏重方面。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而在这种无意识中，价值取向就是最为主要的部分。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人们对美丑、善恶、是非的判断及解读。现代解释学指出，解释者在理解现代文本的时候，总会受到已有的文化习惯、概念定义和假定的结论而构成的前结构的影响。杨宪益在中国的母语环境中长大，虽然后来在牛津大学攻读四年，又取了英国人为妻，但是在他的前定结构中，中国文化才是最基本的母语文化，霍克斯虽然在北大留学，但是，他的前定结构中的母语文化仍然是英语。尽管他们对外族的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与研究，甚至达到了一定的专研水平，但是。本民族文化的无意识，还是严重影响着他们在文化传播中表现出的传真和适应性，也是他们在翻译活动时采用不同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在翻译时，杨保红，而霍去红，杨保龙，而霍去龙，杨偏重道教，而霍信仰基督，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心目中最基本的无意识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而从小处于不同语言以及文化环境中而形成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他们翻译策略的实施。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杨宪益在翻译时以注重真实性，还原真实原文为主要目的，但是这种真实程度也受他从小经历的文化熏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且，杨宪益在翻译时还受到当时社会状况以及政治的影响，例如在表达贾雨村和焦大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褒贬倾向，这就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则更多的要契合西方基督文化的制约。韦努蒂认为，译者在将非本族语译成本族语的时候，民族中心主义会影响价值取向和是非判断。中国人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而霍克斯同样也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制约。

　　同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对翻译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在译者从不同的文化侧面来处理《红楼梦》中的文化涵义语中可以看出。中国译者在翻译时注重真实性，对原文更加忠实，而不以目的语读者的态度为转移，中国译者的英译本主要是传达纯正的中国文化。而西方译者在翻译时，更注重译者的态度，是为了让更多的西方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以英语读者的欣赏力和接受力为基础的。所以，译者不同，译本带给读者的感受也截然不同，中国译者的译本是以反映原文为目的，带有一种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同时也传达出了原文的艺术魅力。而西方译者的英译本则用流畅的笔触，表达出原文的基本意思，更多地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审美标准，读起来更像是英文原著一样。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翻译目的，那么译者所采取的文化立场就是不同的，翻译策略也自然不同。译文带给读者的感受也一定是不同的。不同的译文是异化与归化的选择，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评判翻译更应该考虑译者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从而使翻译理论更科学，更全面，更有适用性。

　　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是由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的，而不是原文或者原作者。本文研究了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英译本《红楼梦》，杨译本注重的是原文的真实性，所要传播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所以翻译策略采用了异化的方式来处理原文的信息；而霍译本则为能让更多的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译本的内容，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所以更注重意译或者增译。所以说，翻译目的的不同导致了翻译策略的不同，也决定了译本形式的不同。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8。

　　[2]左飚.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其制约因素[J].上海翻译，2009，（1）：36。

　　[3]戴乃迭.“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的讲话”[A].见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23

　　[4]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