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想象：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是什么？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从结构功能论出发，为侧重实证研究的主流社会科学提出了在民族主义研究上的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它从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等“硬”性的框架方面，给了我们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还算清晰的轮廓。安德森则期待从另外的方面提出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新解释理论，于是《想象的共同体》是在20世纪末讨论“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时间观念的改变、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国家方言的发展、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等，它着力从情感、文化等“软”性空间里，给我们描绘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面貌。

　　在该书一开头，安德森就给自己所要讨论的主题一个概括性的理解。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的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版，第7页。

　　]我想这也是我们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一个比较功利的目的。本文内容仅涉及根据《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个别观点对现代民族主义深入思考和对当下民族问题的简单理解。

　　“民族”本质上是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唤起了人们对那些“曾经熟悉后来有可能已遗忘的集体记忆或特征”。现代化或者说工业化内在的规模、效率、同一、世俗的强大的观念改变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瓦解了人们心中对个体存在的原始的神性的理解。“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时间变得同质而空洞。人生需要意义，意义即是痛苦。高尚的痛苦，尊贵的牺牲，这些深藏人心的这些真实而深刻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现代化缓解了人们旧的恐惧，于是被改变的人们需要建立一种世俗、水平、横向的藉慰共同体。由此，我们知道，“想象”并不是毫无事实基础的“捏造”，“想象”的基础在于这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它也许不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却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共同的语言是理解的基础。方言的兴起，印刷科技的发展，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实在的载体。它们让人们在“民族”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客观存在。

　　这只是民族、民族主义兴起的一般性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民族、民族主义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是无害的。与我们当下遇到的个别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层面的，当然它们也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界如果和客观现实中的某些边界的重合那就会产生现实的作为行动主体的民族、民族主义。现实中的这些边界可能是政治意义上的身份边界、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分配边界等。这里的边界可以广义的理解为差异或不平等的存在。民族主义的发源，就是因为美洲的殖民母国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当然这样的差异或不平等也完全有可能不是人为设置的，人群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就是不同的。差异或不平等，本来也是资源自由配置时代的必然产物，这不可避免。我们只能更多的通过增加流动性、提供机会平等、均等教育等方式把具有危险性的边界因素从源头处进行适当消减。

　　民族、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力量。但像奈伦那样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也会如此写到：“‘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精神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精神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版，第5页。

　　 我想他这样的理解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民族主义都被外力操纵成了如“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或者说这种本身就源自于人类虚弱性的精神力量天生就具有容易被操纵的因子。

　　《民族与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分别从外在的“硬”框架和内在的“软”空间两个方面告诉我们，民族和民族主义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它自然就会产生。但是，慢慢的，民族被想象成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版，第7页。

　　 民族被想象成是拥有主权的，从此它被赋予了无限大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去屠杀或从容赴死。我们看到那些单纯、无知、善良、对未来拥有无穷幻想的人们，在他们平静的生活被各种原因导致的“落差”打破后，他们被那些私欲滔天、道貌岸然的野心家、颠覆者、仇视社会的人迷惑。那些人让他们的信仰仇视他们现世、现实的生活，让他们脱离那个与他们友善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国民同胞。高贵的梦最终落入现实的圈套……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不让这种精神的雪莲花被操纵，变成一种有攻击性、侵略性的可怕力量。

　　令我们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社会阶层裂变剧烈。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人文、制度性安排等原因，作为传统的集贫集弱的地区，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自然成了“被落下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文字，又有同样的被忽视的集体情感，归属感问题得不到解决，民族主义或民族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长期而愈加严峻的存在。

　　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事实的存在，承认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正当性，对这些需求进行合理引导，加大社会意义建设，增加多元的价值取向，让人心各有所属。在情感世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建立一个足够真实，足够丰富的平等社会。强调家庭、社区等更具现实意义的客观存在的意义。我们要解决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尽量的替代民族产生的原初动力——归属感。加大转移支付，减小地方，阶层，特别是民族间收入差距。尊重少数民族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语言，一方面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宣传，帮助大众了解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大力普及普通话，增加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之间的横向流动性，打通文化、信仰的隔阂。增加社会纵向流动性，建立机会公平，避免集体的被遗忘感、被歧视感。着力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总之，我们要强调，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共同体，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

　　如果你走进海南黎族村寨，就会看到岁数很大的老奶奶，脸上都会有清晰可见的纹条，两边脸庞都有，纵横交错，很是丑陋。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黎族习俗而纹上的，那你就错了。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黎族女孩为了丑化自己、躲避日本人邪恶的蹂躏而刻意纹上的。

　　试问生活中会有哪个女孩愿意在自己的脸上纹上这些丑陋的纹条，遮盖自己一辈子的美丽。而夺去这些女孩原本拥有这份美丽权利的正是日本人。

　　故此，纵然我们不需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读懂历史，看懂历史。惨痛的抗日战争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忘了我们祖辈曾经遭受到的苦难与蹂躏，忘了我们祖辈在抗日战争中奋勇不息，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英勇正直的血液，所以我们更应铭记历史。并且为了不让历史重蹈覆辙，为了让我们国家更加强大，首先我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然后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无论你今后所做的事是小是大，比如，像不买日本生产的商品这样的小事，还是像报效祖国这样的大事。只要于国家有益，于你自己的爱国之心有益，你便是一个好的中国人了。

　　铭记历史，你看见过海南东方金山海边的那一座耸立于天际的抗日英雄纪念碑么；铭记历史，你看见过湖北宜昌金银岗里的那一块块石碑么，底下埋的都是英魂呐；铭记历史，你唱过一首歌叫《在太行山上》么……铭记历史，不管你出生在哪里，长大在哪里，成人在哪里。只要是还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凡是日本人侵犯过的地方，就都有留下他们恶行的痕迹，哪怕是一块石碑，是一本抗战史记，是一段毁墙，是一张照片，还是地下埋葬无数的英魂。这一切，都足够了，足够让我们铭记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现在，我们成长在和平的时代里，我们学习在圣洁的校园中，我们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我们欢乐，我们幸福，我们欢笑。我们周围的一切，就像阳光一样灿烂，就像蓝天一样无暇，就像春雨一样温润。老师爱我们，父母爱我们，我们爱自己。而现在我们所享受到的一切幸福与和平，都是我们先辈用血液换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忽视他们，更不能忘记这一段历史。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今天的和平呢？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版

　　[]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