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取向不同程度地具备了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涵义。在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新议题的今天，中国石油问题不仅在国际石油市场备受关注，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

　　随着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X等能源消费大国对中国的石油供求和海外开发颇为关注。在政治家们看来，中国石油问题关乎世界格局，不仅涉及全球能源安全，还颇具地缘政治涵义。

　　石油生产大国和石油消费大国已经从关注“石油美元”进入“石油政治”的时代，大国的影响力乃至世界格局也因为石油消费的受制约程度而改变。X对外关系委员会xxxx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认为，X能源政策就是结束单极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X的石油消费增加了约20%。更重要的是，X对石油产品的进口量增加了一倍，占石油消费总量的比例几乎翻番。对进口石油需求的增长助长了世界石油价格在不到十年间从原来每桶20美元飞涨到100美元以上。结果是，X将巨大的财富和影响一并输送到了能源储备国。X的能源政策帮助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崛起成为实力中心。

　　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石油消费改变了X的影响力，石油政治影响了世界格局。尽管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与上世纪70年代截然不同，但X的国际地位尚没有面临根本威胁，因此，中国等大国（如金砖四国）的崛起使X政治家们忧虑重重。他们所担忧的是，在各国经济实力强劲增长的背后，各国石油需求的增长也已成趋势，与X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或将改变世界格局。

　　面对中国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X等西方石油消费大国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和海外开采变得异常敏感。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石油消费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而在X政治家们看来，虽然目前中国石油消费对国际市场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仍不及X，但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挑战性和竞争性。2005年中海油并购位于X加州的石油公司尤尼科(Unocal)失败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这个并购案不仅在X国会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而且在X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是中国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是否可能引发中美之间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的竞争，并进一步威胁到X的国家能源安全。

　　2008年X金融危机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已经进入石油消费增长的快速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备受关注。中国的石油战略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全球安全意义。

　　然而，在中国石油需求对全球能源安全影响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缺乏互信。从中国的能源战略看，中国XX在2007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的白皮书中强调，“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X部分国会议员则以中海油并购尤尼科为例，对中国寻求海外石油进口和开发表现出忧虑。现任X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李侃如认为，X和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战略目前来看似乎是根植于北京政治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和重商主义思想；另一方面，X并不一定完全明白自己在全球能源和地缘政治中的巨大分量将如何影响中国对于X威胁中国能源利益能力的担忧。

　　近些年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对中东的石油投资和合作开采引发了X的担忧。初试锋芒的中国能源公司能否面对日益一体化并极富流动性的国际石油市场，并成功地在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地区锁定石油资源，X仍存怀疑。尽管如此，X仍认为，中国对石油的探求，使其在中东成为X新的竞争对手，如不审慎管理，这一竞争将在多方面产生摩擦并损害X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

　　2005年中国开始实施新的非洲战略以来，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开采同样引起了X等西方国家的关注。那些原本放弃了非洲市场的X公司也因此重新制定了非洲石油开采计划，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力度。2006年X资本流入非洲的数量在2005年10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20亿美元，其中，47%的投资用于资源开采。非洲已探明石油储量虽远不如中东，但未探明储量却存在很大潜力。X能源部的一项研究甚至认为，非洲石油产量从2002到2025年将增加91%，而且非洲石油质量优于中东石油。正因为如此，X一直把非洲作为重要的石油进口战略区域。2002年以来，X从非洲的石油进口已经翻番。2006年，X进口石油的22%来自非洲。2008年，X从非洲主要产油国的进口均有大幅增加：尼日利亚16.2%，安哥拉51.2%，刚果65.2%，厄瓜多尔89.5%，乍得55.4%。非洲还是欧盟能源进口的主要伙伴。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近年来欧盟进口石油的20%来源于非洲，其中，2009年欧盟进口石油的14%来源于北非（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印度的石油进口增速明显，2009年石油进口量是2000年的两倍，大约16%的石油进口也来自非洲。2007年11月的印非石油会议之后，印度突出强调了非洲在石油供给中的作用。此前印度65%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印度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从2007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6%，意在逐步增加非洲石油资源进口，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在中国XX调整对非洲战略，宣布对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之后，印度表示，要加大对非洲出口和投资的力度，力图超越中国。

　　可见，围绕非洲石油的地缘政治问题极为敏感，而X国内关于中国在非洲与X“竞争”石油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1996到2000年间，在发达国家资本流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额中，X占37%，法国占18%，英国占13%。非洲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核心目标地区之一。

　　在拉美，中国的石油开采同样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自1993年中国石油以2500万美元取得了秘鲁塔拉拉油田七区块二十年的开采权起，我国石油公司先后对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投资油气勘探和开发。但拉美地区的石油政治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石油资源通常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相联。政局动荡和石油国有化已经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产地之一，拉美地区的石油资源大部分已经为西方国家所控制，X石油资本掌控着拉美的优质石油资源，而中国企业不论在技术还是资本实力上还无法与X石油公司竞争。

　　综上所述，中国石油问题是21世纪的国际政治无法回避的。一方面，作为亚太地区新的石油消费增长中心，中国与主要亚洲国家必须共同面对石油等主要能源的供给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在从国际市场上获取能源的过程中，还必须处理与X、欧盟、印度等主要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中国石油问题已经直接触及国际石油供求和地缘政治等重大国际议题。由于X掌控着国际石油等主要能源及其定价权，中国进口石油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因素在中国崛起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背景下变得更具挑战性。

　　随着中国石油需求和消费的快速增长，X等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如果单方面制约中国的石油消费，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而世界经济乏力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听任中国石油消费的巨大需求在国际市场得以满足，则不得不面对中国硬实力的增强，进而培育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对世界，对X都至关重要。而中国经济增长则必然产生对能源的巨大需求。然而，显著的供求瓶颈，对国际市场依赖的提高和海外投资开发面临的挑战，也使中国石油问题的世界经济涵义愈加广泛。

　　在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能源瓶颈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能源瓶颈加剧，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必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36%；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9.49%；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仍高达9.22%。即使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仍高达8.7%。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10.1%。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巨大汽车消费市场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必将迅速增加。因此，早在2006年，X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石油消费是否将继续增长——因为这已经毫无悬念——而是今后五年将以怎样的速度增长。

　　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其中，人均煤炭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五分之一左右，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突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以能源消耗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与世界能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25年前后，中国将超越X成为世界上在油气进口方面开支最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面临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中国既有意承担能源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又必须为加快本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环境标准的提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的急剧增加和国际竞争力的急剧下降，从而产生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现实障碍。结果将是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正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续论争的焦点，因为中美的主要担心还是经济前景。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无疑将增加经济成本，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国XX已经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低碳经济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不言而喻。

　　可见，能源瓶颈和环境与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使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还加大了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对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将产生双重制约。

　　能源消费是维系经济增长的根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成功地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尽管中国正在进行能源供应、利用和开发等方面的系统改革，能源消费对进口的依赖仍在继续加大。就石油进口而言，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中国的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02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X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1993年至2008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从1109.2万吨增加到20067万吨，增长约18倍。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也不断提升。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字，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从1993年的6%提升到2008年的49%。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2%，突破了50%的警戒线。《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9)》预测，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维持高位，“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4.5%”。进口依存度越高，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国内石油消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攀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油价持续走高加大了工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推动了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持续快速上涨，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物价指数高达5%，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大，从而加大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威胁石油安全的因素不断凸现：需求不断增长，自然灾害频发，中东和北非等主要产油区政局动荡和战乱不断。就国际石油的供求关系而言，石油生产国增加石油供应的空间并不乐观。世界产油国为应对供应中断或需求激增而提高原油产量的能力似乎仍然有限，甚至在未来数年会进一步减弱，直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一些国家实现产能过剩达到相当程度的既定目标。全球对石油的消费需求仍将持续增加，结果势必推动石油价格上升。中国是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对国际石油的需求也被视为影响国际石油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石油进口需求的扩大不是近年来国际油价走高的核心因素，但也是被国际市场炒作的因素之一。

　　全球石油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均，石油资源的主要消费国远离生产国，因此，海外石油投资与开发是石油消费大国的必然选择。在福布斯最新公布的“未来十大油田”中，有六个在中东地区（三个在伊拉克，两个在伊朗，一个在沙特），两个在中南美（委内瑞拉和巴西），X和哈萨克斯坦各有一个。

　　自从1993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开始了海外油气投资与合作开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从2005年初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收购海外矿业资产共成交91桩，总价值达319亿美元。尽管如此，据德勤2010并购报告统计，超过50%的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未取得成功，无法达到增值的底线。中国对海外石油的投资开发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政治风险和技术管理欠缺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一方面，海外投资开采面临的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较大。以非洲为例，大多数非洲国家XX职能薄弱，政治不确定性高，经济运行体制不完善，投资非洲石油开发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制度和金融风险。因此，如何使中国对非洲投资产生预期的效果仍颇具挑战性。利比亚是我国在非洲投资最大的目标国之一，涉及50个项目188亿美元资产。突如其来的战乱给我国在利比亚的投资造成多大的损失，目前还无法确定具体金额，但绝非一个小数目。除此之外，如何把海外开采的石油以最低成本通过安全通道运输回国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亚丁湾的动荡局势直接威胁着海上运输的安全，成为海上贸易的障碍。

　　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在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离国际一流石油公司尚有很大差距。“走出去”战略和石油公司的海外上市为中国石油业提供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但中国石油企业在公司国际化战略上仍存在明显不足。还有，国有石油公司是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载体，但它们毕竟是独立的经济人，它们的海外石油开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家能源消费需求，能否将国家利益置于公司商务利益之上，还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

　　总之，能源瓶颈的客观存在及石油对外依赖的不断提高和海外直接开发面临的现实困难，将使石油供应成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从狭义上看，石油供求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从更为广泛的世界经济范畴看，中国石油需求的满足程度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深远影响，这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石油问题将具有更深刻的世界经济涵义。

　　石油以及与此相关的能源问题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问题。面临世界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需求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纷纷将国家能源战略与外交政策放在同一个平台统筹考虑，将石油问题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通过相应的外交战略实现石油稳定供应的目标。

　　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并已经成为各国外交的新议题。从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不难看出，中国的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作用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由于能源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的能源政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及推动低碳经济方面的意义愈加复杂和深刻。目前，中国在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方面居世界第一，在石油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上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X。

　　在X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为此，很多国家将减排目标和低碳经济纳入经济刺激计划。哥本哈根会议没有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主题将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多边与双边外交的议题。由于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双方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中美双边会晤和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尽管双方仍存在分歧，但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态势将继续成为国际政治和能源外交的焦点。

　　中国的石油供应在上世纪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直到1993年才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同期，以X为主的西方国家则将控制主要产油区保障本国获取安全稳定的石油供应作为其能源战略的核心，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甚至不惜以战争作为代价。即使进入“后石油”时代，X的能源供应也不至于面临根本挑战。中国则不同。中国不是国际能源署的会员国，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多边和双边机制能够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中国寻求国际能源供应只能通过与能源供应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合作，而双边友好的外交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

　　首先，能源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大国外交的走向。中美外交可谓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外交。从中美关系看，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新议题，中美外交也必然面对中美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以对非关系为例，非洲出口X产品的97%为石油和能源产品。中国的非洲战略引发了X政治家们的不安和顾虑，如何提升与非洲的外交关系被重新提到了政治议程，稳定和促进与非洲能源生产国的合作已成为X能源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

　　其次，能源安全将充分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主要能源供应国的外交策略中。如中国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共同建立的“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俄油气合作等，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能源安全之意，反映了能源外交在中国周边外交策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及共同解决东北亚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之一。而在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加强双方的能源合作也将有助于在亚洲建立更为稳定的能源安全框架体系。

　　再次，中国对非洲的能源需求对提升中非外交关系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建国初期，中非经济外交以中国对非洲援助为主要形式，旨在建立外交与国际政治层面上的互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非洲的外交策略彰显了商务外交，提出了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为主的中国对非洲新战略，赋予了中非外交以新的内涵。但是，中国的非洲战略是一项全面的战略，不只是简单的石油战略。事实上，中国并非非洲石油进口大国，中非石油贸易也远低于发达国家。2008年，非洲石油出口的主要流向国家和地区仍然是西方，欧洲和X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量的67.36%，而中国仅吸收了非洲石油出口总量的13.2%。但由于中国对非洲石油需求和依赖的不断上升和中国石油公司加大了在非洲投资的力度，客观上触动了欧X家主要石油公司的利益。因而，一些西方国家把源远流长的中非友好关系简单化为石油外交。

　　在与非洲国家的外交理念上，中国主张尊重非洲国家主权和历史文化，X则在对非洲政策上更强调人权和民主扩展，导致“决策者越来越重视将人权作为决定是否向受援国家提供援助、促其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简单地将人权问题与经济贸易问题挂钩的做法没有实现X在非洲的预期目标。

　　最后，解决能源问题需要有效的多边合作和对话机制。多边合作是国际能源市场稳定最重要的实现路径。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能源署等国际多边框架机制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能源需求问题的难度。因此，中国需要从机制上提升与国际多边能源体系的关系，增加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总起来看，石油问题在中国21世纪的外交策略中举足轻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关注中国的石油战略及其引发的外交策略变化。

　　既然中国石油问题是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那么，中国石油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从近期的中美关系走向也不难看出，中美能源合作不仅是双方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近年来，面临着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和清洁能源开发的大趋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X的能源合作已成为双边外交的重大议题。在2008年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维护能源安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里达成了广泛合作的共识。随后双方又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和《关于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向书》。

　　奥巴马XX执政伊始，中美便启动了更高层次的交流和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2009年7月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以备忘录的形式界定了中美能源合作的机制保障，承诺实施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题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双边外交的重大议题。

　　能源问题对中美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约占全球的40%，这意味着两国能源消费的增减将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变暖能否得到成功抑制。在X国内，过度的能源消费已经受到指责。X制造的气候污染远超中国。从工业革命开始，X因石化燃油产生的碳排放已经达到11.5万亿吨，而中国仅有3100亿吨。当前X的石油消费和进口水平所造成的后果是多输的，甚至是于己不利的：它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它以巨大的金融资源支持了石油天然气生产国；它武功自废造成世界政治经济的江湖中群龙无首。相反，减少石油消费则可减缓世界油价的压力，降低石油供应商对市场的操纵可能对X产生的冲击，还能减缓气候变化速度，并而，这些措施对X经济没有任何损害。最新数据显示，X的石油进口从2005年到2010年持续下降，由2005年的每天1240万桶下降到2010年的940万桶。进口石油占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比例也由2005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49%。X进口石油的连年下降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自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但从政策层面，奥巴马XX已经意识到对石油进口依赖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而在今年3月就提出了到2025年减少石油进口三分之一的政策目标。

　　X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李侃如认为，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方面的努力为奥巴马恢复X信誉和振兴X外交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尽管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边谈判中仍存在分歧，但各自都已经在国内采取了具体的应对措施。近年来，中国XX一直在全力推动“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X的很多州也制定了具体减排的目标。中美在能源利用方面的技术合作将是推动双边务实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美两国都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变。中国将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X的战略选择将离不开中美合作。正如X前财长鲍尔森所说的：在任何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中国的路径选择将影响X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即使是对中国有所担忧也不会缩减中美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广阔空间。中美能源合作的基础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经济的高度依存为双方能源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中美经济的依存度近年来不断上升，各自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对方都举足轻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需求，而X经济走出衰退也需要稳定的国际能源市场来支持。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美将面临共同的能源问题。实际上，X石油消费也将面临三大挑战：高油价对经济的影响；大量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燃油和炼油产品的使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双方加强能源合作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其次，中美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而X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节能环保等方面具有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等明显优势，因此，中美能源技术合作的空间巨大。

　　中美能源合作能够提升双边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中心议题。在当今能源和气候变化备受关注的国际背景下，中美采取合作的立场共同面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新议题将为双方提供一个战略对话的新平台，进一步提升双边外交关系。

　　国际石油需求正在日益扩大，各国都不得不面临能源短缺和价格波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有研究表明，从现在起，世界石油生产还有10-20年左右的辉煌期。此后，在逐步减产之前还将延续平稳运行若干年。这不一定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危机出现，但油价将会大幅上涨。持续高涨的油价将迫使人们开发更有效的石油利用方式，并从对石化能源的替代中探索出路。

　　2011年国际政治形势与上一年一样，也是“乱”字当头。从日本福岛核灾难到欧债危机；从X“重返亚太”到俄罗斯搞“欧亚联盟”计划；以及从“阿拉伯之春”高潮迭起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扩散、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动荡到本?拉登与卡扎菲毙命、从伦敦骚乱和挪威恐怖事件到伊朗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致使伊与西方关系进一步紧张、从南海风云骤紧到X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希拉里访问缅甸等，无不反映2011年世界乱象有增无减。但是，2011年的“乱”与上年的“乱”相比，有不少更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特点反映了未来国际政治演变进入到一个出现大转折的重要关口。

　　非西方乱中有稳，西方乱象横生

　　冷战后二十多年，动荡与战乱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一直伴随诸多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冷战后二十多年来似乎一直不动如山，自诩为世界“稳定岛”。2011年，非西方国家虽然仍受困于乱局，如蔓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泰国政局动荡以及非洲少数国家政局不稳等，但相较2010年及冷战后的大多数年份，非西方国家是在向相对稳定方向转化，动荡与混乱局面并没有变得更严重。如拉美相对稳定、朝鲜核问题相对沉寂、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相对平稳、一向是国际乱源的巴尔干和高加索平安无事。至于阿拉伯地区的动荡与混乱，则不过是其过去动荡历史的延续。

　　然而，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全面、深刻的动荡与混乱之中，这一点出人意料。曾经鼓吹过“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论家、学者及其战略界对此尤其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全面性。西方世界在地理上分为美、欧、日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战后六十多年来，西方世界经济上虽然危机不断，但大体上是三大板块轮着来，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的总能维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金融同时“下沉”、并同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动荡的局面。目前X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XX债务“封顶”，几乎面临“关张”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也被迫“自我”下调；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震惊全球，并给欧元区和欧盟一体化前景罩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则出现了震灾、海啸加上核灾难的三合一危机，再加上经济持续低迷，信心下滑，更是一筹莫展。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X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

　　其次是西方世界动荡与混乱的深刻性。目前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露。英国继伦敦大骚乱后，年末又出现数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挪威发生本国“白种人”制造的超级恐怖案；X“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蔓延，而今又开始了“占领华盛顿”。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西方世界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社会层面也陷入不稳定。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与”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比如，冷战后曾以著有《历史的终结》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X模式，将其与“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11月末出刊的X《时代》周刊在2011年年终评论文章以及最近出刊的《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大报大刊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第三，导致西方世界三大板块整体动荡、“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而非政策性因素所致。X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与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科技文化水平和民族性等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三大板块总人口不到世界六分之一，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却长期占有世界总收入和财富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西方世界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应在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在西方三大板块经济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评估，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条件下，X经济将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另有X经济机构也认为X经济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对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与”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进而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引以为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最少在一两代人内，经济增速低迷甚至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动荡、混乱将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专有名词。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拷问，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则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肯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将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

　　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东移亚太趋势明朗，引发亚太大博弈

　　2011年西方世界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下沉”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反而在相对加快。2011年12月3日出刊的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2011年美、欧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7%、1.6%，日本甚至为负增长（-0.5%）。相反，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虽然增长率也有下滑，但仍在较高位运行，较之西方的增长速度优势甚至在增大。如中国2011年增长率仍达9.1%、印度可达7.9%，仍比美欧日高出6—7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中国与日本的相对增长率差距甚至达到近10个百分点。以上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大趋势，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由大西洋沿岸向亚太转移，并在战略上导致X加快“战略东移”步伐，引发亚太以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调整和战略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这场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进一步下滑。相反，亚洲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

　　亚太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超过世界半数，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全球各大区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X、俄罗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上不属于亚太的“亚太边缘国家”均开始找理由“变脸”、“变身”，谋求亚太身份，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亚太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现在，亚太已经集中了世界经济前三强（中美日）、世界前四个人口大国（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六个有核国（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十支最强大军队中的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韩）、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三个（中美俄）等，未来世界战争与和平及与发展等问题，将主要取决于大国在亚太，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经济与战略竞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X加紧从大中东收缩，以便强力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包括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大战场全面撤军，对利比亚战争采取“半参与”姿态，把战争责任丢给欧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X在贯彻“重返亚太”战略方面，一是一再宣示“X是太平洋国家”，渲染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如奥巴马11月份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希拉里10月份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X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都有这样的意图。这表明为适应亚太崛起并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的大趋势，X正在从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或者说“两洋国家”加紧“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以期获得“领导”亚太的合法身份。二是在军事上加紧“抢位”，加紧打造关岛基地、派兵进驻紧靠南海南出口的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日本协调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频频与日韩澳及东南亚国家举行大规模军演，X海军舰艇频频进出亚洲近海岸各航线等。尽管X因财政紧缩将不得不裁减军费、军备，但美军政要员仍一再宣示，即使X裁减军备、军费，X在亚太的“前沿”军事力量也不会裁减。实际上，当X在大中东地区和欧洲采取军事收缩政策时，X在亚太的“前沿部署”确实在进一步加强。三是外交上，X采取“对冲”战略，既为维持中美一定程度的合作预留一定的空间，又在精心布置牵制、延缓中国崛起的亚太外交网络，包括加紧构建对抗上合组织和亚洲一体化进程的TPP，在东亚峰会、APEC峰会及美与东盟国家会议等多边场合制造“航海自由”、南海问题“和平解决”、“国际法解决”、“多边解决”及“中国威胁论”等话题，制造亚太局势的“适度紧张”，拉拢亚太各国。在双边外交领域，X要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贝内塔防长等频频出访亚太韩、日、菲及印尼等亚太重要国家，促其更加靠拢X。12月份，希拉里还将出访缅甸，这被认为X要在中国的后院“打楔子”。

　　亚太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大国，可先成长为亚太大国；要想主导世界事务，可先追求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即是说，中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成为亚太大国。由于中国地处亚太地缘政治中心，在亚太处于“内线”位置，拥有天时地利，先集中经营亚太，成长为亚太大国，较之直接向世界大国迈进要有把握得多。

　　但是，亚太崛起加快及成长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使亚太成为了世界“聚宝盆”和大国搞地缘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场，因而使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现在，不但X在加紧“战略东移”，印度也在加紧“向东看”，尤其是积极卷入南海问题；俄罗斯则搞“欧亚联盟”，也在“向东看”。他们纷纷在亚太抢位，以适应“太平洋世纪”到来的国际变局。在亚太内部，一些地区重要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也有意借助美印等外部势力，促其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缅甸问题及钓鱼岛问题等，以阻止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威望的提升，延缓、牵制中国崛起的进程。

　　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称世界存在五个力量极以来，世界一直盛行“多极化”说。中国战略界、学界以至民间尤其盛行“多极论”，积极推进“多极化”甚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政策依据。

　　然而，2011年的国际战略变局表明，“多极化”的历史使命已接近尾声，其进程陷入停滞，尼克松提出的“五极世界论”已经成为过时概念。

　　日本作为尼克松“五极世界”中的一极，已经开始淡出大国圈子，向“中等强国”位置下滑。经济上，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度有超过X成为世界经济“老大”的发展势头。但是，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相继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现在又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日本总人口不到世界2%，国土面积不到世界0.3%，却依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近10%。按照保罗?肯尼迪的逻辑，其所占世界经济份额还必将继续下调，可能需要调整到世界经济份额的5%左右时，才有可能恢复健康增长。换言之，日本经济不但会深陷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失去的十年”。现在日本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已经被中国替代。下一步，其世界经济“老三”的地位也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抢走。不仅如此，日本过去一向自诩其企业管理制度先进，尤其是技术领先世界。此次福岛核危机以及对震灾、海啸救援不力彻底暴露了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术上的“花拳绣腿”，其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跌至低谷。

　　欧盟之所以成为尼克松“五极世界论”中的一极，一是基于欧洲一体化，二是基于一个一体化欧洲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聚合”能量。然而，冷战后二十多年来欧洲经济也一直不景气，2011年突然加重的欧债危机使欧洲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实力弱点进一步暴露。不仅如此，伦敦骚乱、挪威恐怖事件等，更使欧洲人对其一向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大众参与”和社会稳定也开始怀疑。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欧洲各国对利比亚战事各怀一心，对援救债务危机国家立场各异，更使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前景不妙。如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欧元失败，英、德、法、意等欧洲大国只能沦落为一批世界“中等强国”，欧盟这一极也有淡出大国圈子的可能。

　　俄罗斯提出了“欧亚联盟”计划，以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但是，俄要实现这一计划却是千难万难。一是人口“魔咒”。俄现有大约1.4亿人口,这是保持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俄人口每年减少几十万。照此下去。几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亿以下。二是资源“魔咒”。俄资源丰富，近年俄之所以能抗住世界经济危机，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长，其经济成长主要依赖出售资源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换言之，俄已深陷“资源诅咒”困境。三是安全“魔咒”。俄在传统上擅长使用硬力量，不习惯使用软力量，更不擅长使用巧力量。俄一旦经济成长，手上有了钱，通常容易表现出强势的一面，容易引起其与美欧日等关系紧张及国力、资源的无谓损耗。总之，俄沿实力下降的方向演变的基本趋势不易改变。

　　此外，土耳其、韩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加拿大、伊朗等一批国家正在加紧崛起。其趋势是，未来世界大国减少，中等强国增加，世界将向中等强国、地区强国林立的方向演化。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成为多极化的抵消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X虽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即使X失去“唯一”头衔，它也还将长时间维持超级大国或者说一流世界大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以及维持相应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日本、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较之X虽然有很大差距，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在综合实力上与X相提并论，但中国较之那些中等强国以及向中等强国沉沦的俄日欧等又是“鹤立鸡群”。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制造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而到2011年末，最迟在2012年，中国又会增加外贸总额世界第一头衔。由于今后10年中国仍有能力、有机会保持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而美欧日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降为年均2%以下，中国不但将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拉大与欧日的经济总量差距，还将追平X。大致可以认为，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X、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可期时间点。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国际权势将持续上升。虽然中国不喜欢“G2”说，但客观上，国际格局确实在向“G2”方向调整。中美两个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演变方向。由于这些中等强国在数量上基本是西方中等强国与非西方中等强国平分秋色，未来国际政治是对抗还是合作，总体上取决于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变。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永恒不变的国际议题和经久不衰的政治话题，近代以来的500年间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已经远去，“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冷战后二十多年来，在“相互依存论”、“合作安全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作用下，人们更相信大国关系已经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期，大国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人们也相信这些都是局部战争，不会上升为大国战争或体系战争，更不会与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关联。

　　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的最后根源是经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原理，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温习。在当前西方整体性、结构性“下沉”，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际地缘政治中心向亚太转移的国际结构转换时期，尤其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加速问鼎世界“老大”地位，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X的“战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老大”的X如何反应？是“和平”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的那样，对中国搞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用武力阻止中国崛起？答案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奥巴马等X要人多次表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X成为世界“老大”，X也将“接受”，但也要看到，当X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过，失去其历时百余年之久的世界经济“龙头老大”地位，进而失去其垄断性的国际主导权之际，X人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震撼。在此前背景下，不能排除X舆情转向，一些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操纵政策与战略，滥用X依然超强的综合实力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超强军事能力，武力阻止中国崛起、以解除其经济政治和战略困境的可能性。总之，虽然中国在加速崛起，世界开始从“多极化”轨道向“G2”化轨道演变，但中美“G2”关系是长期“和平合作、合理竞争”模式还是冲突模式，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世界转向“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2011年X加紧从大中东地区收缩战线，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战略力量，尤其是加紧贯彻“重返亚太”战略，如奥巴马出访东亚三国、希拉里发表《X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宣示X的亚太新战略、帕内塔有关南海问题的表态、美军象征性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等，都是值得警惕的新动向。X兰德公司等有复杂背景的智库及其学者接连推出有关中美战略冲突引爆点的研究报告，究竟是反映X一些利益集团在借“中国崛起威胁论”、“中美必战论”阻止XXX因财政困难而裁减X国防开支？还是X战略界确实有人在研究针对中国的“战争危机点”和“战场选择”？很值得关注。兰德公司及X一些其他有影响的智库在其有关研究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把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列为中美危机的可能引爆点，尤其需要我们多关注。

　　无论如何，今后5—10年，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竞争、如何合作，如何“合理冲突”，不但考验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国的战略智慧，也将对亚太以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要扬长避短，着力解决好几对战略关系

　　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是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三大板块同时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经济增速及贸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战略上，中国的军事安全与战略压力有所增大，与1950年、1962年、1969年或1989年、1999年等重要年代相比，中国的战略环境更复杂，战略压力源更不确定、更难预测。如，湄公河船工遇害、利比亚大撤侨、缅甸密松水电站合同遇到的麻烦等，都在预料之外。

　　然而，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变化，也有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辩证地看，利的一面可能大于不利的一面。

　　首先，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欧日经济下降幅度更大，如美欧降至1%左右，日本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相对于美欧日的相对增速仍保持6个以上的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收益反而有所增大。

　　其次，由于美欧日经济金融危机导致其政治社会动荡，西方经济政治模式开始遭遇包括西方国家自己在内的批评、批判，“中国模式”开始受到一定的国际肯定，中国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将有所减弱。

　　第三，中国的国际权势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国际回旋余地增大。X国务卿希拉里在X《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X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其中虽然提出X要重返亚太，继续“领导”亚太，并有重新组合其盟友“对冲”中国崛起的意图，但希拉里也有在亚太与中国搞“亚太G2”的表露。文中有关中美关系的表述大大超过美与日印澳韩及东盟关系表述之和即可为佐证。

　　中国近些年实现了快速发展，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势头为世人关注。也是在这几年，中关关系大起大落，特别是2011年无疑又是中关关系波动较大的一年。从去年夏天开始，围绕旧有的对台军售、南海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甚至新近的X力推TPP的态势，两国关系又再次走低。今年伊始，从叙利亚问题否决案到xxx副xxxx访美，中美关系似乎又在忽高忽低中波折前行。回顾过去数年，中关关系一再出现反复，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非常严肃地探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关关系。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领导文萃：虽说大国间关系时好时坏是很正常的事，但像中美关系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幅度如此之大、周期如此之短的起伏，并不多见，对此，您如何看？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坦率地讲，造成当前中美关系困难的因素更多的是两国内外的客观现实而不是领导人主观意愿。去年1月和11月的两次中美领导人重量级会面，奥巴马都明确表达并反复强调了两国“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合作”的重要性，而中国方面则早已把搞好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之一。从2009年初中美关系的高开高走到本届民主党XX在一些问题的国内讨论中为中国“帮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事实中，可见双方（尤其是中国方面）都在发展中美关系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从中不难看出双方领导层想搞好双边关系的诚意。

　　但中美关系本身更多地是一种战略关系，要真正实现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必须要有战略互信基础，而当前中美关系的困难就是由于双方客观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今年2月6日，崔天凯副部长讲中美之间的大问题是“互信赤字”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基础我们以前是有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年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全面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一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人由X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X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而其所行经济政策的各种指导思想就是向X学习的：X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的。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X推动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了举世惊艳的经济发展，国际实力与地位迅速提升，而X也远非像人们所议论的那样吃了暗亏。从经济上来说，不仅X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X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X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高政治领域，拥有中国合作与认可的X霸权如日中天，使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其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自由。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它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X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抗。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而对X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X，反而在世界范嗣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X抗衡。

　　加上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X突现出明显的不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同让中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比X更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在X主导的国际框架内崛起了”。如此一来，双方（尤其是X方面）对于之前“融入一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X变得不再那么自信、乐观了，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了，综合来讲，造成这几年中美关系困难的原因是来自双方面的，一是中国正在经历连它自己都没想到，尤其是没准备好的“崛起”：二是X的对华心态在这两年变得“不健康”了，而我认为后者应该算做主因。

　　领导文萃：经典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强调“霸权冲突来源于一方权势增长给另一方带来的恐惧和不安”，请问当前的中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样一种描述？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何不同？

　　金灿荣：应该说大框架上中美是符合这样一种描述的。中国以这么庞大的国家规模如此迅速地发展，X要是对我们没有疑虑反而是奇怪了。但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一定走向所谓“霸权冲突”，原因就在于中国崛起从内外两方面讲都有其独到之处：首先，中国是在X主导的现行体制内实现崛起的，而且是现行国际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它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没有、也不会想“另立山头”或者直接挑战X；其次，中国崛起的特征是“经济优先”的崛起，并非军事安全意义上的崛起，这一点即便是将来解放军实现现代化了也是同样适用，这与20世纪的X其它对手（德、日、苏）有很大不同，中美两家没有对抗的必要。

　　中国崛起的这两个特征总体而言是对中美关系有利的，但是中国崛起也有一大特征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复杂性，即中国的崛起对X而言是真正意义上一个文化、政治上的“异类”崛起。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相当强大的世俗性，这可以说是中国搞现代化的天然禀赋，也就是说，加上中国自身规模的影响，中国这个“异类”在现代化的成就上极有可能迟早超越X，这是对X心理冲击很大的一个事实。从文化角度讲，我把世界分为三大主流文明圈，即环地中海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和东亚文明圈。前者孕育了欧洲文明，X可算是它的一个子文明，其价值指向是关注未来，总是不断向前追求“上帝的终极价值”，这个文明的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化的建构和创新时期拥有巨大优势，所以近500年的世界史成为了西方工业文明扩张的历史：印度文明的特点是关注过去，这跟它信仰轮回、前世的宗教信念相关，所以在工业化道路上印度其实至今仍然不顺畅：最后东亚文明圈的价值指向是现世，关注的是当下，尽管时常缺乏长远的规划，但做人做事都很踏实肯干，这在现代化文明的扩散时期极具后发优势，这也是继日本、“四小龙”之后东亚（包括中国）继续成为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区域之原因。中国自身的这种文化传统品性可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间接但长期、深刻的负面影响。

　　更进一步说，中国现在是14亿人，相当于加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全部欧洲人口总和的两倍。关键是这14亿人还都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之下进行着高速现代化的发展，就这一规模而言X的焦虑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就在2010年，中国在GDP仅为X1/4的时候就在制造业生产总值上超过了X成为全球第一，这是X所经历过的任何对手都没有做到的。而即便是在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实体工业能力，对比金融危机后的欧洲各国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所以仅就规模而言外部世界，尤其是X对于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无论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上。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中美可以避免对抗。这就牵涉到中国崛起的又一个独到之处，即中国选择了一条与历史上所有崛起大国都不同的路径，即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内和平崛起”（日本在60年代曾试图走过这条道路，但由于他自身不正常的政治状况和国家身份而注定要失败）。中美双方其实都正在积极追求建立一种新型大国（或超级大国）间关系，不搞对抗，在良性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发展，而这在核时代、在国际多边框架盛行、全球性问题丛生的时代，应该说对中美都是最有利的选择。即便从文化角度来讲，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和平共处”的隐性积极因素：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阴柔、坚守、内敛的气质，X则是阳刚、进攻性强、有“救世主”情结的一种文化传统，中美之间的“阴、阳”相对，总比20世纪以及之前世界历史所经历的“阳、阳”对抗要好得多。

　　领导文萃：如果说中美关系的基调在于“竞合”（即合作与争端长期共存）的话，您认为当下中美关系的“竞合”性质与5年或者10年前有何不同？

　　金灿荣：本质上讲并没有差异，“竞合”关系的基本结构没变，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使关系双方的博弈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这从近几年的很多事例上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中国现在在中美关系中已经不是过去那样完全被动应对了，主动性有所上升，而X应该说在双边关系的自信心和相对实力上都有所下降，不再能完全主导局面了。

　　对于X“重返亚太”的态度，一要重视，二要淡定

　　领导文萃：X高调“重返亚太”，从越南、缅甸甚至近期的朝鲜，频频在中国周边出手，是否意味着X的“对华遏制政策”正在初露端倪？

　　金灿荣：X现在的战略态势是“全球收缩，亚太突进”。这的确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但要把它说成是“遏制”中国却又未免有失偏颇。应该说X当前对华政策仍然是在“两面下注”(Hedging,即“遏制+接触”)，遏制的因素在加大是真的，但接触的这一面X也没有放松。比如社会交往层面，近期X就又放出了扩大对华签证业务的政策；再比如经济上，双方今年的双边贸易总额据估计可能突破5000亿，这在世界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双边贸易规模。因此说“对华遏制”已成为X的政策取向我认为不太可取。

　　事实上，X这次“重返亚太”，除中国因素外还有很多复杂的动因：

　　从内部而言，“重返亚太”首先有政党政治因素的考虑，即通过此举来批评前共和党布什XX对亚太地区重视不够，以提高本届XX的威望。此外，X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奥巴马XX必须在外交上表明自己“有所作为”，而大力投入当今热点突出、政治能量和经济潜力最大的亚太地区无疑有助于让选民的关注焦点向外转移。

　　从亚太地区本身的意义来看，“重返亚太”的政治动机确实是要平衡中国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强的影响力，这一点是冲中国来的。但除此之外，它的经济动机其实是要借东亚整体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来恢复国内经济，而除中国外的东亚、东南亚各国X也都需要利用起来：在军事安全战略方面，“回归”的主要意图是想安抚在这一地区的各个盟友，因为过去十年忙中东太多了，有点忽视他们，另外刚好东南亚各国跟咱闹别扭想引个“外援”，时机正好，X就来了，这两点就只是部分跟咱相关了。

　　再说X这次“重返亚太”的最终效果，我认为可能会远不如它说的那么好，这一方面是财政上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全球其他地区热点的制约（比如伊斯兰世界、俄罗斯等），注定X无法全力投入亚太。所以我们对于X“重返亚太”的态度，一要重视，二要淡定，不能置之不理，也不必太过紧张。

　　领导文萃：不久前xxx副xxxx访问了X，中美双方多数媒体都对此次访问做出了积极评价。您认为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金灿荣：对于习副xxxx此次访美，国外媒体一般都是这两句话：“访问本身很成功，但不可能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定调子”。中美关系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定得了调子，双边关系中超越人力所能操控的因素太多了，世界热点、全球化形势、两国内政都有很多东西是双方XX无法掌控的，未来应该还会继续“竞合”下去。尽管如此，这次访问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这次访问本身就是有利于中美建立互信的。在当前中美关系比较敏感的时期习副xxxx坚持出访X，是要向美方以及全世界传达了中国想搞好中美关系的诚意，而X方面也希望能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未来中国领导人。双方的目的应该说都达到了，相互之间都表达了一种善意，这便让我们之间的互信合作有了个基本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访问是挺成功的。

　　其次，此次访问也算是领导人从个人层面上的一种相互认识。习副xxxx这次访美见的两党要人很多，跟奥巴马也谈了很多，这都能使他们相互之间有一种直观认识，有助于两国领导人将来对彼此政策的理解和沟通。

　　再次，习副xxxx这次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好，给外部世界一个中国领导人很亲民的印象。比如去艾奥瓦州见“老朋友”、看NBA等等，在国内外造成的反响都是比较积极的。

　　最后，习副xxxx这次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针对近期一些热点的看法向X交了个底，比较明确地给出了中国方面的政策底线，同时在中美未来交往方面，如关于合作与对抗、X问题等说了点很有分量、软中带硬的话。这虽然在短期内会给X一种比较强硬的印象，但长远来看，这样把话说开了却反而有利于未来长远的交往。

　　领导文萃：有人认为自去年年末开始，X经济似乎真正开始回暖，这对民主XXX选情是一大利好，但X国内政治极化的情势似乎并没有太大好转。您认为这在大选年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金灿荣：首先要澄清一点，即X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回暖。前不久，我刚去X，跟很多学者和企业家交流，大家的共识是，基本上X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算摆脱危机影响，目前的“回暖”一定程度上只是统计数字上显示出来的假象，比如失业率从将近10%降到现在的83%，其实是因为很多失业者由于长期失业已经过了XXX规定的救济金申请期限。

　　尽管如此，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民主党是能赢得大选的。我的判断是这样：罗姆尼会赢得共和党内初选，但大选时跟奥巴马PK，他没什么优势。一方面是个人因素，他本人比之奥巴马在个人魅力上还是有所欠缺的，再加上他是个摩门教徒，在X这种隐性上很看重宗教的社会里是会被认作“少数派异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共和党内部的不团结加上民主XXX执政党优势。所以说，今年大选奥巴马连任的概率应该还是很大的，这对于中美关系是好消息，因为如此一来保证了X对华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波动不会太大。

　　但在选举的过程中中国可能是要受点委屈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竞选的一大特色就是“负面选举”占的比重太大，大伙儿都是靠骂对手、相互揭短来竞选的，原因正如你所说的，X社会从上到下目前仍存在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左右两派叫得很凶，但其实又都对糟糕的经济社会现状没辙。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态肯定会变得不健康，总想找个替罪羊，把问题都推给别人，那么在这过程中咱中国肯定是“躺着也会中枪”的。对此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要老看到这些候选人狠骂中国就觉得X要对付我们，应该明白，这只是X政客们在大选年自导自演的闹剧罢了。

　　领导文萃：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愈发呈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而X“占领华尔街”运动似乎也仍然未完全偃旗息鼓。您对于两国国内这种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有何见解？

　　金灿荣：民粹主义在X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叶的安德鲁·杰克逊时代。可以说是除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外X的第三大传统。历史上的“三K党”、屠杀印第安人以及多次极左翼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内涵，近年来它的表现就是“茶党”运动和这次的“占领华尔街”（前者是右翼对现状的反抗，后者是左派的反抗）。X的民粹主义对于外部压力是很敏感的，既敌视也恐惧，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它是一个负面的存在。

　　中国也有一定的民粹主义传统，但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这种情绪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直到近十年，随着国民教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网络的普及，民众的一些激进情绪已经可以摆脱XX、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习惯的约束而释放出来。民粹主义在中国社会乃至政治当中的影响力都有所提升，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情况。它在对外关系上总是特别强调一种强硬的态度，从而限制了国家在外交上的妥协空间，对中美关系总体而言也是不利的。从长远上看，中国外交可能会面对来自国内民粹主义情绪的巨大影响和压力，但近几年内我认为中央XX还是能够压制得住国内的这种情绪，掌控得住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和目标的。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说的，中国崛起触碰到了X敏感的神经，对此，中国将如何应对？

　　金灿荣：应当承认，中国的崛起从客观上讲是触动了X的根本利益的。以中国的规模和现代化禀赋而论，即便只是“和平崛起”也迟早会冲击X的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地位，乃至逐渐改变它所创立的一整套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最终是会让它今天的国际政治地位难保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无论做什么都很难化解X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

　　但这只是指崛起过程，而中国崛起的结果却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不是一定要同X发生对抗。这其中当然需要我们主观上的巨大努力，而当前的世界和双边关系形势也让我们拥有了进行这种努力的条件。

　　首先，还是要谈到两个国家的核大国地位，这就注定了这两个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起全面战争。

　　其次，是国际制度的制约和帮助。当今的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确实是X人建立的，但它自己也同样受制于此，不能乱来。同为安理会五常的中美两家在很多传统安全问题上更易于通过沟通与协调来解决，而每年从APEC到达沃斯的各种多边论坛也给两国提供了交换意见、相互理解的众多机会。近年来突显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需要中美两家在国际制度的框架内合作解决。

　　再次，就是当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大规模、深入的经济与社会往来，双方的各方面联系都十分紧密，正如X人自己所说，中美已经达成了“相互确保经济摧毁”(Mutually ssured economlc destruction)，妄动干戈只可能是害人害己。

　　最后，中美两国的精英们都信奉实用主义原则，没有必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事实证明，两国要在物质利益方面实现“双赢”是完全可能的。

　　要达成“无对抗崛起”的目标，中国方面至少还要在以下几方面多下工夫：

　　第一，加强沟通联系。目前双方已有40多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AED)，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

　　第二，在全球性事务方面，中国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中国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自己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的尴尬。

　　第三，中国在同X交往当中应适当强硬，即在一些我们十分看重的核心利益领域明确向X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底线。从X人的交流方式和思维习惯而言，这样的开诚布公时常更有利于双方进一步的交往与磋商，同时也更能保障我们自身的利益诉求。

　　领导文萃：崛起中的中国不仅对X，更是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您认为中国外交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周边问题？

　　金灿荣：周边的问题在近两年确实很突出，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与中美关系困难的原因一样，就是我们中国正在以异常庞大的规模和速度崛起，但周边的情况比之中美来说也有其独特的复杂性。首先，我们同周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纠葛，它们对于刚摆脱不到200年的“宗主国”中国有着天然的畏惧、乃至抵抗情绪，比如越南所认定的民族英雄就是当年“率领越南人民抵抗明朝侵略”的“阮氏姐妹”，这是咱们没办法的事；其次，我们同周边各国确实有太多复杂难解的现实利益矛盾，南海问题就不用说了，除此之外我们在民族问题、争夺经济市场等各方面也有很多摩擦；最后，西方尤其是X正好在周边感到“中国威胁”的时候插进来煽风点火，促成了现在这种紧张局面，这也是事实。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应对周边问题时应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提高对周边的关注度、加强沟通。虽然中国外交在主观层面上早就把周边外交提高到同中美关系一样的高度，但在实践上这些年来我们确实对于周边的精力、物力投入还是不太够。前段日子X改善同缅甸关系时，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心里特不忿儿，觉得缅甸好像背叛了我们似的，但网上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很偏激但又不失中肯的话：“周xxxx当年先后九次访问了缅甸，我们这么多年做过什么？”这话虽不完全对，但确实提醒了我们需要反思一下当前中国的外交资源分配结构，对于周边的投入力度应该更大。

　　第二，我们应在与周边交往中打好“经济牌”。现在中国周边有个怪现象，我管它叫“东食西宿”，即几乎咱所有的邻居都是经济上靠着中国，在安全上向着X，吃这家的饭、睡那家的床。X对于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一直利用得很好，把这种存在切切实实地做成了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X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这可能成为X在亚太地区的“主打牌”。反之，我们中国虽然是周边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助力，但这种“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很少被我们有效地利用来成为调控周边局势的重要工具。我认为，再过5到10年，中国需要在周边关系问题上玩转“经济牌”，用合作的利益来引导周边国家的对华态度，同时对于某些国家在个别情况下可以考虑“不排除”制裁的可能。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周边现存的这种紧张局面其实是一种阶段性现象，是中国发展到了“将起未起”这一步的时候必定会遭遇的。而我比较乐观，我认为再过10到20年，等中国发展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周边国家会主动意识到跟我们捣乱是自找没趣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着手解决问题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十年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各类周边问题上还是得低调，十年以后，我们就得有所作为了，要主动承担起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各层面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在多边场合表现出一种“领导力”来。

　　领导文萃：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国内外都有声音让中国改变“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您认为中国外交从战略到决策程序需要怎样的改进呢？

　　金灿荣：我认为，至少未来十年内还没必要改变“韬光养晦”的大战略思路。我理解的所谓“韬晦”战略，其实有着这样一些内涵：避免麻烦、加强内功、慎用权力。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在短期乃至中期内都还仍然是最有效、最可取的外交战略。

　　但在部分具体问题上，我们确实也需要开始在战术层面“有所作为”了。而界定需要“有所作为”的具体问题大概可以根据两个指标：国内矛盾焦点和国际压力焦点，进而我们可以把应当“有所作为”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作为”就会在国内引起问题的问题，另一类是“不作为”就会在国际上承受过大压力或伤害中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是一对辩证关系。如果不在某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其实是很难保证“韬光养晦”作为一个整体大战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很多时候“作为”也同时是为“韬晦”服务。

　　关于中国外交的决策程序，应该了解到中国外交当前已经基本形成了集体决策制度，而随着中国海外利益扩展、国内利益诉求多元化、海外对中国期待持续提升，很多时候XX在决策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分歧和诉求需要协调沟通、给予充分考虑的。但问题正出于此，当前中国外交决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出多门”，譬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主要由发改委和国家环保总局（现已升级为部级单位）统管，而中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和国际化等议题中有主要发言权，海监、渔政等部门在处理近海纠纷的问题上时常“先斩后奏”。然而，这些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们需要专业的外交人士来把握其政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有必要加强中国外交决策中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应给予外事领导小组、外办乃至外交部等专业性部门更多的政治授权，并在财政上也给予更多倾斜。

　　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继承和发展xxxx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是理解和贯彻当今我国外交方针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

　　一个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并非当今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学术概念，也并非世界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的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中国学者之所以如此关心本国的国际定位，是因为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在决定中国国际地位的诸因素中，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国内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革，而不在于外部环境。

　　本文在“实然”而非“应然”的意义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的国际定位”进行分析。

　　第一，实力定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X，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同日本相比，中国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经济规模宏大。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日本。因此，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这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于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然逊于中国，但它是同X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XX频繁换届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政治动荡。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

　　同样不能轻视的是欧洲。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同X不相上下，欧元已是同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仅据此而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过．二十年即将与X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软实力发展滞后，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然比较微弱，更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

　　对于中国的全球实力定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第二，地缘战略定位。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即不包括西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所谓“远东”）的中心位置，是“东方国家”。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X和日本。中国也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

　　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情景却完全不同。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领土或领海纠纷。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体系，目前是以X同若干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为中心的，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无法作为“领导者”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同时，中国的利益和影响正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同X这个唯一的全球大国的地位有很大差距。

　　第三，国家政体属性定位。—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又处在深刻而长远的改革进程中，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还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宣传工作主旋律突出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XX部门正加强维稳力度，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的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十分巨大，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中国也因此而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国际角色定位。所谓的中国“国际定位”，其实主要指角色定位，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而角色定位又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例如，中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国家所投入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政体属性，则决定了它受到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由国际角色定位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一个模式。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讨论热烈，但中国无意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而也很少有事实根据，证明其他国家正在按照“中国模式”成功地重塑自己的政体，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上述几方面的定位是相互作用、不可能做明确分割的。简而言之，中国的国际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①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X、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②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③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④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虽强犹弱”的中国国际定位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仍然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期，xxxx提出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早在1995年xxxx还在世时，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即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对这一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做出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论述：

　　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xxxx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回顾时代背景，可以看出xxxx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针对性。首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我国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遭到西方制裁的不利国际环境下，党内一些同志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如担心X将“挥师东向”，集中力量遏制中国；其次，那时党内出现某种悲观情绪，认为世界格局已成为“X独霸”，中国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第三，一些同志不够沉着冷静，在国内工作中要求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对外工作中提出同X和西方对抗的激进主张；第四，某些对外政策偏激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要求中国“扛旗当头”，结成抗衡西方的联合阵线。

　　正像xxxx在1 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在国内“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样，“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是在对外工作中既要警惕西方政治图谋，更要防止同西方对抗，以维护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协调和稳定。“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是冷静、谨慎，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在国际上不当“头”。“有所作为”则指不应妄自菲薄，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发挥应起的作用。有些研究者将“有所作为”理解为不屈服于西方压力，敢于斗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同西方国家“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勇于克服重重阻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也都是“有所作为”的表现。

　　在xxxx提出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以后的20余年里，我国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明显上升，而西方总体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单就此而言，应该说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于是国内有研究者提出，“韬光养晦”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应当丢弃，代之以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势，为维护中国权益不惜斗到关系破裂，绝不畏惧对抗。

　　在一些观察家所表述的“新兴大国集体崛起、西方国家整体衰落”的趋势之下，特别是在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接近的情况下，告别韬光养晦时代，开创强势外交XXX，在国内公众中的确有一定的吸引力，从理论上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特别是在2010年，尽管X和日本都内外交困，欧盟经济和内聚力也不景气，人们反倒感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在增加呢？如果现在我们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思想，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将今天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同20年前的形势做更为深入的对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清楚了o正如钱其琛当年所指出的，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因而需要韬光养晦。今天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减轻，制裁基本解除，但对我国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更为复杂，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近年来新的国际挑战，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动荡、部分国家的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市场萎缩、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在国家安全领域有领土领海争端尖锐化、海上军事冲突的危险、周边国家的核武装与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等。另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远比20年前更为紧密。“法轮功”、网络安全等问题，20年前都是不存在的。与国际因素相关的“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威胁，今天比20年前严重得多。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盟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跨大西洋联盟，即欧盟和X、加拿大，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如果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则达6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环境，是它们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维持国际优势的基础。一些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削弱了西方的主导地位，分担了西方对我国的压力，但对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带来一些新的复杂因素，其中有利也有弊。比如，随着印度、越南等国家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印、中越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开始突出起来，而它们同X的关系反倒有了改善。

　　由此看来，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包括西方的不景气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同20年前相比，虽然我国实力地位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国际压力却并不因此而减轻，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同时，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日益紧密，使内外挑战相互交错、相互转换，防范和应对的难度增大。国家实力的增强，要转化为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政策手段，亦有待时日。

　　在国际挑战增加而不是减少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战略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近年来，我国某些人士在对外交往中流露出一种虚骄之气，一些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际定位的判断也出现了过分乐观的偏向，这是值得十分警惕并应予以纠正的。如果不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就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和逐步改善的国际形象，受损的不仅仅是同X和西方的关系，而且会使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影响到国内稳定和发展。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20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在对外工作中“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离开了“韬光养晦”的衬托，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

　　准确的国际定位是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战略观察

　　近来要求调整中国现行对外战略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的文章指出，当代中国应该走结盟的道路；也有的认为，中国需要向周边弱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还有的指出，中国应该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些观点都从某个角度对中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颠覆性的思考，不能否定其中的参考意义。但是，首先要明确的是，准确的国际定位是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

　　所谓国际定位，就是对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中的角色和作用做出判断和评估，使本国具备的能力与其要发挥的国际作用相匹配。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二者如果偏离，就会使本国国家利益受到损失。主观评估低于实际能力，就有可能丧失本国的发展机遇，使国家利益的拓展受到束缚，国际作用的发挥受到抑制，直接影响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观评估高于实际能力，其对外政策将会超过本国的实际需要，导致在外交上片面扩大战线，徒然增加国内负担，拖累国内继续发展的进程，后果严重的还会导致亡国的命运。

　　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对本国国际定位不准确的事例很多，绝大多数都犯了定位过高的错误，远的有近代德国，近的有苏联。近代德国在统一的过程中极大冲击了当时的国际力量体系，但欧洲大陆强国的国际定位使德国的野心始终保持一定的克制，首相俾斯麦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是使德国避免或推迟与其他欧洲大国发生直接对抗。他在欧洲大陆编织了一张互相掣肘的同盟网络，这个网络使英国、沙俄、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处处受到羁绊，力量受到牵制，巩固了德国脆弱的周边安全环境。但1890年后，德皇威廉二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膨胀，他把德国定位成世界帝国，不再恪守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政策，从而与沙俄和英国这两个强国走上对抗的道路，把它们推向德国的传统敌人法国一边，促使英、法、俄三国结成同盟。在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十分强大，但远没有达到以一抵三的程度，最终在一战中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

　　苏联在二战后也是犯了国际定位过高的致命错误。战后，苏联因为在二战中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尊重，苏联很快走上了与X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苏联认为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性的进攻阶段，错误的理论认识导致苏联XX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对X的实力估计过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甚至预测，到1985年后苏联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行使自己的意志。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定位，苏联更加疯狂地扩充军备，使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并驾齐驱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国力物力，在与X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到80年代初期就尽显疲态，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居民生活保障水平不断下降。更可悲的是，当苏联企图进行战略收缩的时候，已经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了，X等西方国家在奉行近半个世纪的遏制战略之后，又用“超越遏制”的战略把苏联推向了历史的深渊，最后使苏联分崩离析。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对自己的国际定位比较准确，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这些国家都能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使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加拿大就是这样的范例之一。二战后期，加拿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思想，二战结束后，加拿大XX接受了这种思想，在国际上公开称自己为“中等力量国家”。

　　中国在国际定位问题上，既有严重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干扰，中国一度把自己定位成“世界革命中心”，在外交上四面出击，搞意识形态输出，引发了多起外交纠纷，导致中国的外交环境恶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大国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大；小国就是在经济上还比较穷，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全新的、充满辩证法内涵的国际定位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游刃有余。依据这样的国际定位，中国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有力维护了本国国家利益，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多年，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如今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实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由于其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务实的外交举措而更受国际瞩目，调整外交战略的呼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问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否进行了调整呢？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否有调整的必要呢？我们只有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才有可能谈及调整对外战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