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韦伯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二者的统一与融合既是人类理性的内在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任何一种偏见都会导致实践活动的盲目或失败。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公共政策的决策也是如此。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研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涵义,两者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原因,以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利益及其价值的工具。它通过XX的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XX对人、自然和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功能。然而,在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精英治理”和公众参与的矛盾、部门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违背等难点。这些困难对地方XX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何摆脱XX决策的功利主义取向与公共性价值相矛盾的困境?本研究将以东莞市“千景绣东莞”的街道景观建设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政策供给与民众需求匹配度的问题。采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管理理论,从公众与XX决策者两个角度,分析不同主体对该政策的主要需求,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最后,基于二元理性理论,提出解决办法,为XX工作人员从源头对政策质量进行把控提供建议。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政策决策;供需匹配;街道景观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决策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中心制度,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不用说,在以“效率第一”为主导的决策制度指导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公共政策的本质应该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实现公共目标,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由于XX功利主义取向与公共性价值的冲突,人们所向往的“公共性”政策往往陷入“非公共性”的桎梏。使得公共政策的供给与公众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供需错配的现象,公众对XX决策的满意度较低。
然而,XX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它的本质只能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公众价值的追求和维护是现代XX存在的合法性基石。如何摆脱XX决策的功利主义取向与公共性价值相矛盾的困境?当前无论学术研究、制度建构,还是具体操作都显得比较不足。由此,本研究将对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的错配进行梳理与诊断,并提出矫治的基本理论思路,希冀进一步推进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2.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作为韦伯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广为人知。二者的统一与融合是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任何一方的偏袒都会导致实践活动的盲区或失败。XX决策也是如此。在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中,经常遇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精英治理”和公众参与的矛盾、部门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违背等难点。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研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涵义,两者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原因,以及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1]。
(2)现实意义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扩张速度非常快。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缺乏深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科学的方法支持来控制规划的科学合理化过程。一些城市景观草图直接对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进行了复制,“白宫”市XX随处可见,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的盲目性和对城市街道空间的不重视。基本只考虑实用性功能,而很少有人考虑具有文化亮点和氛围的街道景观规划。走进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或城乡边缘,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除了一些有特点的景观或地区。特别是城市街头的广告、标志、园林绿化等细节空间非常相似,根本没有城市特色[2]。
本文将致力于通过东莞市街道景观建设项目的典型案例总结出普适性的理论与方法建议,为国内其他地区的XX提供决策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1.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研究
CharlesTiebout(1956)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选择地方公共服务的时候就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愿意居住的社区一样,所有的喜好都是通过人们的用脚投票,退出或进入社区来展示的。如果有足够多的社区,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对当地公共产品的真正偏好,不存在协调冲突偏好的问题。如果可选择的社区不够多,那么就会存在消费者选择的问题,这就相当于促使地方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会进行竞争,此理论在平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和提高服务效率水平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ElinorOstrom(1961)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产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而且公共服务的生产或者供给可以不单是XX自己来承担,也可以由社会其他组织或者私人来分担一部分。JamesBuchananJr(1965)发明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做俱乐部理论,其含义是把一个地区比喻成为一个俱乐部,当这个俱乐部有新会员加入的时候,因为他的增加而节省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拥挤成本,这样的情况为实现了地方最优规模的水平。
DavidH.Rosenbloom(2002)认为XX的公共服务应该遵从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一是公共服务是服务于公民的;二是应该把公民的权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而不是企业客户的利益;三是XX公共服务的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更重视人,而不是效率和收益;四是XX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有战略性的思考等。RichardE.Caves(2017)认为公共服务需要所有人的参与,X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特别注重鼓励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提升自我文化修养。
新公共服务理论由X著名的公共行政理论家罗伯特•本•登哈特博士提出,该理论为服务型XX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所谓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社区和公民组织、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等理论为基础。其宗旨为服务与人民,而不是顾客,重视人而不是生产效率;其所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对于XX及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任务及目标不是试图控制社会的新发展方向而是尽最大可能的促进公众的需求表达及最大限度的满足全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的需求,XX由绝对控制的霸主逐渐转化为管理与引导。公共利益为公共管理的主要目的。该行为强调广泛的公共对话为工作重点,要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从而创造出一种和谐环境,实现共享价值与公众的公共利益。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福祉衡量的是人的良好的生活状态,从福利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福利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目前关于福利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量研究集中在公共服务的不平衡特征研究等方面。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己从供需关系解析公共服务的空间失配或适配问题。
一些学者探究了单一类别的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情况,如医疗服务、运输服务、文化与教育服务、生态系统服务等。陈希等(2018)研究了医疗服务的供需匹配情况。彭志敏等(2018)从经济均衡的角度对运输服务的供需匹配进行了研究。孟庆利(2017)、翁列恩等(2018)、郑思齐等(2017)分别研究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供需匹配情况。董潇楠等(2018)、王萌辉等(2018)分别研究了珠海市、陕西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状况。还有人分析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基层服务设施等综合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如张英杰等(2014)构建了城市公共服务综合质量指数,对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蒋海兵等(2017)研究了北京公共交通影响下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供需匹配情况,端木一博等(2018)基于北京居民活动出行调查数据,研究了社区设施供给与居民需求的时空间匹配状况[3]。
分析己有文献可以发现,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的相关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目前,关于供需匹配的研究方法较多,但如用定性分析方法、直接画图法、“重要性一绩效”分析方法等研究得到的匹配结果难以定量衡量,也难以确定其供需匹配的影响因素。尽管多目标函数模型优化求解、模糊数学分析法等方法能较好地分析供需匹配状况,但较为复杂。建立匹配度模型虽然可以定量刻画供需匹配状况,但其结果多为二维指标,难以直接直观反映供需匹配状况。
2.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研究
在对理性的研究中,以培根、伏尔泰等为代表的乐观的西方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在人类自身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且理性是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完善。然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分化,整个社会被工具理性所掌控。虽然它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历史上的巨大成就,但它也逐渐显示出了它的副作用——人们的疏离和生态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如卢梭等,他们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认为科技、机器的研究与进步最终给人们带来的不是美好生活,而是可怕的灾难。直到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内涵、意义,性质等等,做出了对二者关系的论述[4]。
在此之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更加深入和广泛地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涉及了理性理论的许多领域,虽然这些研究还未与XX决策进行结合,但是也为本文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以此为基础,我们对XX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问题进行的探讨,是一个新的视野。这两种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涵、意义,以及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从而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满意度,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
国内也有许多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进行研究的学者,其中主要流派集中于西方学者所研究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领域:第一,仅仅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这部分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如张永青、李允华的《浅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野与整合》,邹喜的《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等等。第二,利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去研究某个问题,如张鹏超的《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推进高职院校素质教育》,郭志伟的《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一一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合理建构》等。第三,就是将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分开,进行单独研究,或者是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如胡慧华的《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王伟的《冲破工具理性的“牢笼”》等。但研究关于政策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学者数量较少,其中有苟欢的《政策工具视角下地方XX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XX决策的视角展开对地方XX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步研究。在这之外,还有个别学者从两种理性的视角去研究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然而这些论述都表现出了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因此,对XX决策过程中的两种理性关系的研究,是一种新的视角[5]。
(二)基本思路
1.研究方法
为了使研究结轮更加准确,有理论依据,本文将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对“千锦绣东莞”街道景观建设政策的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错配进行研究。
(1)文献研究法
本文参考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论述文章,对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管理理论进行大量了解,在本文的引言、概念界定与理论概述部分较多运用此研究方法。对街道景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行概念界定,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2)案例研究法
本文以东莞市“千景绣东莞”街道景观建设政策为研究案例,描述该政策的XX目标、当前建设成果及存在问题,并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论框架,对该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是否错配进行分析。从而研究XX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与价值理性的缺位的情况,分析XX官僚体制、政策制定者的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倾向。
问卷调研法向东莞市XX有关工作人员及东莞市居民进行问卷调研或访谈,收集整理有效数据,并制作有价值的数据图表,便于更直观地进行数据分析。
2.创新点
此前的大多数研究公共政策的文章,多是研究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基层执行人员素质问题、政策阳奉阴违、政策执行效率低等问题。而本文将旨在研究XX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问题,并利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论框架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改进建议,为XX工作人员从源头对政策质量进行把控提供理论支持。
二、理论及概念解释
(一)供需理论
1.人的需求理论
X心理学的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发表了关于人类需求等级的学说,指明人们的需求可按顺序分为五个等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这之中,生理等级的需求,是人们在世界中保证存活所需的最低等级诉求以及底层需求,主要含有了饮用水、各类食物、休息程度、营养等。安全需求代表着大众的内心、身体和周边环境得到保护的希望,含有人身的安全以及生理平衡的安全。社会层级的需求主要是大众的的情绪诉求,就是每个人都期待获得朋友与家人的关照、爱护,既是友谊、也是爱情。尊重需求意为大众在精神方面对自我尊重、自信心建立和被他人尊重的诉求,代表了大众所渴望的自尊、地位和威望等精神价值。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等级的,代表大众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需求,如获得成就、为社会做贡献等等。根据马斯洛的观点,人类满足需求的规律,是由低向高,先从最底层的生理需求开始,待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再逐步向上,直到达到最高等级的需求[6]。
耶鲁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克莱顿·奥尔德弗结合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开展了众多的实践与理论探究,总结出了ERG的理论。该理论将人的关键需求进一步归纳为三类,就是生存的需求、交往联系的需求和成长发展的需求。生存需求由需求层次理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共同构成,主要指人们在生存过程中对水、食物等各类维持生命的物质的诉求,以及周边生活环境的安全及身体健康的诉求。交往联系需求即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对群体社会关系联结的本能需求,囊括了需求层次理论的社会需求,以及尊重需求的外部部分,即需要被他人尊重。成长发展的需求反映了人内心对能力提升的渴望,归纳了需求学说对尊重的需求的自身部分,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的全部部分。ERG的学说表现出了三种特征:第一,需求等级学说是一个阶梯状的上升结构,而克莱顿·奥尔德弗认为,不同层次的需求不能完全分离,也就是说,人可能同时有多种需求。例如,即使人类的生存需求尚未得到足够的满足,人们也依然存在着对交流联系的渴望和能力发展的诉求。另外,ERG学说还认为,当人们的某一种需求获得最底层的满足之后,对这种需求的渴望强度并不会弱化,反而会因此受到刺激并提高。最后,ERG学说认为,如果个体的相对高级别的需求与现实情况难以匹配,那么相对低层次的需求会补足空缺的位置,得以增加。
在我国经济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及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居民的生存需求普遍得到了满足,居民的需求向交往联系需求与成长发展需求靠拢。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多居民的成长发展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居民的交往联系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故基于ERG理论,居民的生存需求会受到刺激而增加,从而弥补高层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空虚感。
2.供需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理论包括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经济学将供给定义为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愿意并能够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生产的商品数量。供给的影响因素包括商品的价格、价格的生产成本、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相关产品的价格。一般假定其他因素相对不变,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化。商品的供给与价格成正比,也就是说,价格越高,供给越大。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绘制供给关系得到。习惯用横轴表示商品数量,纵轴表示商品价格。供给曲线是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从左下向右上倾斜[7]。
在经济学中,需求的定义是在特定时期内,人们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影响需求的因素也很多,如市场规模、消费者偏好、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水平、代用品和辅助品价格等。与供给类似,一般假设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期内,除商品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因此,需求关系可以简化为商品数量和价格的函数。具体来说,需求与商品价格成反比。此时需求曲线是一条斜率为负的曲线,从左上向右下倾斜。在同一坐标系下画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交点是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此时,供给量与需求量相同。
以上的供需原理主要适用于分析私人产品的供需。私人产品是指能够利用市场机制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总称,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与竞争性。然而,大多数用于改善居民福祉的商品和服务是(准)公共产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准)公共物品的供求均衡原则与私人物品的供求均衡原则并不完全相同。与私人产品相类似的,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也由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侧决定。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以XX为主,以市场为辅,其供给曲线受XX调控的影响较大。此外,居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更抽象、更复杂,居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需求类型等较难精确衡量。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求,若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类型、结构等与居民需求不一致,就会导致供需失配。因此,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需要以居民的真实需求为基础,使得供给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基础,产生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康德认为工具理性是一种技术上的理性,而价值理性与人生的终极目的有关。韦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又深入探索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性质特点。工具理性是指“运用人们对外在事物的处境和他人行为的希望,并以此为工具,为达到自己的所想要完成的目标服务”。价值理性,是无论你能否获得成功,你都会主动地、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去维护的某种特别的内心价值,如行为道德、文化、信仰或其他任意的东西。”[8]。
1.工具理性
(1)工具理性概念界定
德国的社会科学学者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的概念。他在对人的行动举止进行研究时,指出了理性的两种类型,也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在拥有高度成熟的生产能力的以欧洲为主的资本主义世界,运用数学形式等自然学科领域包含的数字化、提前推测等理性计算方式,检验人们本身的行为举止和后果是否合乎情理”的过程,忽视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学说引导人们养成勤俭、勤劳的习惯,从而在世俗世界中获得成功,通过努力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不仅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且加速了工具理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宗教信仰动机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工具理性从手段转向目的,牢牢地束缚在人的身体上,制约着人的成长[9]。
(2)工具理性的特征
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对世界进行改造的方式,拥有下列的这些特征:
1.工具理性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大众在重塑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该做什么的答案。也是在人脑中表达的实践过程的含义和想法。在对自然进行重塑的时候,人们难以避免要根据特定的规律来进行工作,这就需要合理的引导、踊跃的参加、具体的理性指引。
2.工具理性具有前瞻性。工具的合理性注重抽象的还原和定量的计算,使人类能够以较高的效率地将自然界的东西转化成数学方程所能解释的东西,并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和准确预测详细、直接的事件,在这种必然性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处理和形成合理的适合自己的实践目标,开展实际活动。
3.工具理性具有价值性。人的生存的第一个目标是满足并保持物质需求,工具的合理性是技术或手段是否实际上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它不看重目的,而重视方式,它重点关注功能和效益。有效性和效率的合理价值在于选择实现预期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4.工具理性是功利主义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的实际活动的合理过程,工具的合理性特征在于追求效用最大化。技术方面的哲学家Rapp说道:“工具的合理性原则是在最小输入时获得最大输出。”
这种工具合理性的特征可以有利于大众高效地营造越来越舒适的物质生活,提升大众生存方面的知识和素质。但是,功利主义必然会从工具的合理性领域中排斥生命和价值的难题。经典的合理性中二元理性的协调关系不见踪影,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道关怀也在消失,价值合理性的作用和意义也被忽视。
2.价值理性
(1)价值理性概念界定
马克斯·韦伯首次明确提出,“价值理性”的含义是人作为行为主体的有意识的价值感和诉求。它是在知情的基础上承认和接受价值及价值的追求。是主体对自身身体、权力、状态、需求的认识和掌握,以及以此指导其创造价值的活动的思维方法;它以对现实的合理思考和分析为基础,并以最深切的关怀为基础,研究人是如何为自己的活动创造价值的。在实践中,价值观的合理性在于它从来没有安于现状,勇于推测人们的生活条件是否可以更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渐渐产生价值思维、价值责任感。这是“人固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协调和掌控人们的意愿和行动[10]。”
(2)价值理性的特征
价值理性为大众的日常工作、活动的思考和行动提供方向指引。它肯定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是对大众生存难题的最高关切以及对实际的永不满足和进取倾向。价值理性具有以下特点:
1.价值理性的非自足性。价值理性不是一个理性实体,它是在人类实践中产生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它的现实性,否则它只是一种可能性。
2.对价值理性的批判。价值理性的基本特点,是对客观存在事物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帮助人们发现当下客观存在事物的短处与不完善的地方,始终拥有打破现状的思考能力,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怀疑和改变当下的世界。
3.价值理性的合目的性。价值理性代表着主体对自身价值的发掘与价值观念的掌握。它与工具理性不同,是以主体为重点而较少关注客体的理性,它聚焦于世界为公众带来的影响,就是现有的世界与人的目标的匹配情况。价值理性持续地将人们的需求与目标的蓝图转变成大众的思想和行动,由此促进人类的持续繁衍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征途。
4.价值理性的现实性。价值理性建立在当下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基础之上,并着力于推动客观存在事物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对美好世界的理想,但它又不仅仅是内心的想法而已。价值理性持续地将内心的价值标准与理念转变成一种主观意识驱动的行动,并在实际过程中对客观世界加以改造。
5.价值理性的历史性。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价值理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在长久不断的实际活动中发芽和成长的。伴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逐步发展成熟,价值理性在过去的时间里经历了持续的建设和改善。
6.价值理性的信仰性。价值理性使得人们在客观世界之外,拥有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既向大众提供着信仰的力量,又为大众打造了独一无二的内心港湾。“如果一个有了极度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即使当下的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呈现匮乏状态,自己也很容易用双手奋斗出来。反之,假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非常贫瘠,那么,他的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也将不复存在,就算能继续存在,也不易于赋予大众生活的体验和乐趣。[11]”
我们能从以上特点获得结论,价值理性是人的最本质的内涵,是对人的生存与成长的最高层级的关切。但是,在工具理性的急速膨胀与发展的情况下,价值理性的作用与意义受到忽视,二元理性走向对立和冲突。
3.公共决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困境
由于公共政策是XX解决公共问题的主要产出产品,是现代社会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不断优化的内在需求,因而表现出较强的操作工具属性。
但是,在悠久的公共治理进程中,政策的决策和实施都出现了过分强调政策的工具理性和经济方面的效益的问题,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变成了诸如强输出、弱输入之类的量化型数据,而“人与世界一切东西的根本价值,却在可量化的市场中面临消解”。公共政策因为的工具理性的注重,所以往往放逐了人的内在价值和终极目的,忽视了对公平正义等价值因素的考量和对伦理维度的考量,这就导致公共政策伦理的频繁失范和对预期政策伦理价值目标的违背,最终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失和社会成本。总之,如果公共政策过分强调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不以人为本,就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如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公共安全等,与公共政策的伦理要求有了较大程度的偏离。
如果人们更多地重视伦理道德对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就可以探知公共政策实施中二元理性困境的内在原因。“已经被大家所公认的是标准道德伦理义务学说,一般分成两类:目的论与义务论。”目的论侧重于工具理性,即产生的利益,这是XX在公共决策时的一种倾向,往往重视实践;然而,义务论关注的是价值理性,即过程。他们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对是错取决于行为的性质,而不管结果如何。
在当前部分公共政策中,效益成本法是XX最频繁采用的方法,但此种方法却遭到了人们的不信任,“因为这种方法并不易于诠释幸福的内涵,也不利于提出追求绝大部分人的幸福的学说依据,它可能无法公正分配幸福与悲伤,也不易于对大众的相对幸福进行比较。”
如果我们从利益倾向的视角出发,对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迅速地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质疑XX的政策。在公共性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过程中,各决策者基本都持有“努力取得好成绩,但不关注在决策制定的时候将会放弃什么价值”的工具理性倾向。由于诸多影响因素的制约,公共决策为民造福的属性并未获得有效的彰显和实践。公共决策的价值理性往往被“个体喜好、个人利益、政治命令”或“实用主义”等各种因素所取代。
(二)街道景观
1.街道
道路的形成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联系,街道是道路诸多表现形式的一种,它们的存在往往与周围的事物密切相关,不可能出现在一无所有之处,且城市街道的两边自然都有建筑物的分布[12]。
因此,虽然街道是道路诸多表现形式的一种,但它原本就囊括了建筑物、人、环境设施等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人们公共交往和娱乐的区域。城市街道对人们来说,代表着诸多有意思的场地和活动区域。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地非常惬意、自在:他们可以形成无数个个体与集体的小圈子,可以举办个人或大众的活动,自由地释放自己的表达欲,扩大社交圈,和更多人交朋友,享受从知识学习中产生的满足感。环境是可认知的、可参与的,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心理和价值观[13]。
街道是城市的公共场所,可以通过考察街道的建设情况,了解该城市在公共环境设计、营造和治理方面的水平。街道也象征着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历史底蕴和审美品味、同时也是公众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涵养的一个外化载体。甚至说,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街道,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在城市生活中,城市街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居民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2.景观
谈到街道景观的概念,必须从景观的内在含义出发。我国民众对“风景”一词的体会与记录,主要是以自然风景为目的,特别是热爱自然美,记述文学性的自然和“风景”的语言和笔触,赞赏和欣赏自然景观,最终模仿自然风景,在宫殿和院子里构建了“庭院”。在中国传统意义上,“风景”是指自然风景、人工庭院和公园,不包含城市的内容。西方语言中的“风景”最初在希伯来语圣经中登,那是耶路撒冷的宫殿和寺院。另外,记述自然景观的意思和英语中的“风景”很相似。从城市的意义上来说,西洋文化的庭院建设是基于信仰和都市文化的。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园艺艺术借助自然风景画的构造,形成了浪漫的庭园风格[14]。
景观在特殊的地理时空下,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构成实物形象,它的营造需要符合一定的经济条件,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遵守自然规律,按照生态学原理融入人文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是一种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与艺术美学的结晶。
景观,顾名思义,是结合了景物建筑与观赏人群的综合体,不仅是指自然界的各种材料,也是景观与人群相结合的过程。如果没有观赏者,也就是说没有公众驻足观看,那么任一自然或人造景观都不能称之为景观,是由于它仅仅具有自然界的特性,而没有包含公众的美学情怀,也没有融合社会广大民众的思维方式,所以景观的社会作用难以得到体现。相反,如果没有景观,就也没有所谓的驻足观赏的公众,只有一个心怀梦想的普通人。所以,景观也可以被人们看作是成人工场所。这里的场所是指代物体的形式(包括组成架构、颜色、纹路、大小、外形等)与观赏者的社会性需要(包括实现高水平审美与自尊完美结合的需要)的完全结合,使景观满足观赏者不同层级的需要[15]。
3.街道景观
(1)概念解析
街道通常呈现线条状的形态,像珍珠穿线一般,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景观串联在一起,组成了大规模的街道景观集群。同时,因为街道是基于公众日常出行的路线建设的,街道景观已是城市景观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作为特定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可以在城市景观中充分表现出来。它通过丰富的景观内容影响街道的整体氛围,起到延续城市文脉内涵,真实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作用,从而创造更具活力的城市景观,提高城市空间发展的内涵。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街道景观是由一系列的绿色环境、景观素描、景观设施构成的。各种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与街道上的建筑和道路相契合,使街道空间更具韵律性和可读性,在传递交通信息的基础上,可以促进人们的交流与发展,能更完整地展现城市景观及其所蕴含的城市文化[16]。
同时,由于街道景观往往占据着一定面积的完整地块,自身也与周围的空间元素共同形成了一个个小环境。而小环境的构成,又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空间景观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环境、服务设施环境。街道景观集审美、生态及公共服务等性质于一身。
街道景观不仅是外在的实物,还是内在的精神象征。它亦静亦动,既象征着劳动者与公众生产出的物质财富,也承载着城市一直以来的人文历史的积淀,最大程度地诠释了城市的精神文明面貌。
(2)科学规划街道景观的意义
探索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街道形式,城市街道立体面貌的构造难题,在我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城市道路社会功能的发展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和环境形象,营造令人舒适的道路景观不仅是一种责任感,更是一种公共管理的使命。
因此,科学规划城市街道空间,创造富有当地特色或时代特色的城市街道景观,构建好具有历史人文底蕴的城市街道景观,提高市民街道景观审美对象的审美能力,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同时,一个经过科学规划的街道景观,不仅有利于改善局部区域的环境(包括生态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还有利于提升附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17]。
如果一个城市拥有广泛分布于各个角落的经过科学规划的街道景观,那么该城市的整体形象也会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来到该城市工作、定居,进一步增强城市在“抢人大战”中的竞争力,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三、实证研究:“千景绣东莞”政策
(一)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区域概况
东莞市为一座地级市,是广东省下辖一座不设区的地级城市,也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座重要城市。截至2019年,东莞市户籍人口251.06万人,常住人口846.45万人,截至2020年6月,东莞市共管辖4街28镇,总面积达2465平方千米。
东莞位于我国华南地区、广东省的中南部,是广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外贸口岸。2020年东莞市全年GDP达9650.19亿元,年平均增速超过6.5%。
东莞曾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际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2019年8月,东莞在2018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名中,荣获第三名,该排名由《中国海关》杂志进行发布。2020年6月,东莞市通过中央法治委员会被选为首批国家法治XX建设示范区和项目。
2.数据来源
为了获取本次论文所需的数据资料,制作了面向民众的访谈问卷,由东莞市XX基层人员协助发放。共收回有效问卷401份,涉及58处街道景观,分布于15个镇/街道,且覆盖各年龄段及学历层次,性别比例约为55:45,较为均衡。
此外,还参考了东莞市XX对该项目的现场情况记录表与评分表,以及关于推进“千景绣东莞”专项行动的情况说明文件。
(二)政策现状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XX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设美丽东莞、城市品质三年提升等工作要求,着力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在“点睛亮景”专项行动已取得一定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千景绣东莞”专项行动。
基于前年景观建设专项行动所取得的良好成果与宝贵经验,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一步深入开展此次街道景观建设规划的专门行动。各类工作指引和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均于3月印制并下发至各基层,旨在建造或优化改良约1000个街头景观,覆盖全市各地区,实现“一千个小景、一千个故事”,创造精美的街景,为后人留住怀旧和回忆,向社会大众与游客展示东莞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截至12月初,全市34个园区、镇(街)及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共完成1100多个街头小景,融合本土人文特色和历史文化故事,选址人流密集的地方,将原来的闲置地、卫生死角等,结合周边实际情况进行不同风格不同方式的升级改造。有的以公园内部作为建设空间,有的对桥底的空地进行装饰,有的旨在改善交通核心节点的生态状况,也有的围绕着村(社区)的周边环境进行改善,使市民们有了更丰富的休息游乐场地,周边生活环境得以改善,每个村(社区)均分布有社区公园、休闲绿地,获得了广大市民认可。
(三)调查结果
1.政策实施情况
自“千景绣东莞”项目实施之后,东莞市在各基层的主要出入口等地区,对原先的空闲土地及环卫死角进行升级改造,城市景观效果明显提升。截止11月25日,已完成967个。2020年推行的该专项行动收获颇丰,目前在全市范围内,镇级以上城市公园共有271个,帮助东莞市居民实现了出户遇景、见绿。
自去年以来,东莞市的夜景景观质量与效果得到了不断提高,以东莞大道现有两千余灯光设施为背景,在众多交通要道及交通节点又建设了一千多项灯光设施,采光率达九成以上,极大增强了该大道的夜景效果。
2.公众对政策了解情况
在对居民发放的调查问卷中,在图3-1“是否了解该项政策”一题中选择“是”的受访者比例达到72.8%,仅有27.2%的受访者选择“否”。超过7成民众对该政策有一定了解,表明该项政策的公众宣传工作完成效果较好。
图3-1 “是否了解该政策”
3.政策实施效果
在图3-2“您对周边的街头小景感受如何”一题中选择“非常不错”的受访者比例高达79.6%,16%的受访者感觉一般,仅有4.4%的受访者觉得“没感觉到变化”或者“不清楚”。将近八成的民众均认为周边的街头小景建设地“非常不错”,表明该项政策成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
图3-2 “对周边的街头小景感受如何”
4.政策实施满意度
在图3-3您对周边建设街头小景态度如何”一题中,74.8%的受访者表示“极度赞成”,21.4%的受访者表示“一般赞成”,仅有3.7%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看具体情况”、“不清楚”。
图3-3 “对周边建设街头小景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东莞市居民对“千景绣东莞”项目的了解程度较高,而且普遍反响热烈,对该项目的评价意见呈现出“积极、高度集中”的状态,东莞市XX出台的该项政策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赞成与支持。
5.公众对政策评价
然而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该政策得到了市民的广泛支持,但也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不足之处。
(1)实质效果评价现分歧
在“街头小景建设对您周边生活环境的改善程度”一题中,56.1%的受访者表示有“显著改善”,34.9%的受访者选择“较大改善”,认为“改善一般”的受访者比例达6.2%,认为“没有改善”或“不清楚”的受访者占2.7%。可以看出,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方面,市民们对“千景绣东莞”项目的评价意见集中度有所下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歧。
图3-4 “对周边生活环境的改善程度”
而在关乎切身体验的生活质量改善方面,民众的意见分歧更为明显。在“街头小景对您生活质量的提高程度”一题中,26.4%的受访者表示“质量极大提高”,25.2%的受访者表示“质量一般提高”,34.2%的受访者表示“质量未变化”,在所有选项中比例最高,另有14.2%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质量未变化”的中立观点在所有选项中占据最高比例,民众对该项目的评价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图3-5 “对生活质量的提高程度”
(2)“硬装”效果达标,“软装”效果有待提高
景观元素缺乏考究,影响游人的景观感知[18]。在图3-6项目评分情况中,各类项目普遍在“绿地平整无坑洼,微地形线条流畅美观”及“无裸露黄土,无缺苗死苗”这类“硬装修”指标上得分较高;而在“小景构思是否具有特色,是否融入文化元素”及“园林小品/景石安装是否达到其功能要求,装饰效果好”这两个“软装修”指标部分失分较多,表明大部分街头小景在景观文化特色及美观效果方面表现欠佳。
图3-6 “千景绣东莞”项目评分情况(部分)
在街道景观规划及建设过程中,决策者偏重于打造整洁外观,强调场地的地形地貌。但是更多时候街道景观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当地历史文化,体现当地特色,无法展现当地的历史人文。更多时候只是生搬硬套,应用了形式,没有深刻体现内涵。
(3)政策制定“自上而下”,缺少民众参与
在收集到的问卷中,有当地民众对该政策评价到:“搞这些东西不如搞点实际的,改善一下街头环境,挡路的,乱扔垃圾的,整治一下环境更好。”也有民众建议到:“希望同时兼顾路标或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增添人文关怀。”
由于该政策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在XX公共性的要求下,民众也应成为政策决策主体的一部分。XX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适当开放民众参与,“自下而上”、群策群力,从而制定出更符合民众实质需求的政策。“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会使得政策在落地时,与民众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四、供需匹配分析:基于工具-价值视角
(一)XX角度的需求
1.治理目标
对于当地XX来说,政策的出台往往需要经过重重考虑,并综合行政、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定出一个符合其施政目标的政策。受到官僚体系的影响,官员仕途升迁的顺利与否,往往与其在任时所做出的的政绩息息相关。因此,在众多的施政目标中,最重要的,则是“政绩效益”的最大化。
在东莞市该项目的工作方案中提到,“千景绣东莞”项目的主要建设目的,是要着力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并“进一步提高城市品质,主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
2.实现手段
在政策的实现上,东莞市XX主要采用3种手段:
1.量化的项目指标。将“千景绣东莞”专项行动纳入2020年市XX主要目标任务项目库,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制定工作指引,对各地的街头小景建设情况展开督查,并为街头小景建设项目的各个外显环节进行评分,主要侧重于外观的干净整洁。
表4-1 “千景绣东莞”项目评分指标
小景与现状环境匹配度,是否因地制宜,整体观感舒适 | 小景构思是否具有特色,是否融入文化元素 | 园林小品/景石安装是否达到其功能要求,装饰效果好 | 绿地平整无坑洼,微地形线条流畅美观 | 无裸露黄土,无缺苗死苗 | 苗木生长健康,无病虫害,叶色,花色亮丽,无干涸缺水 | 现场无堆积施工废料,绿化带无垃圾,枯枝杂草 |
(30分) | (10分) | (10分) | (10分) | (10分) | (15分) | (15分) |
2.固定的维护工作。由于景观的长期性,该项目不属于一次性项目,其效果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积淀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所以,在街头小景建设完毕后,后续的维护管养工作必须持续跟进。该项目的维护管养主要是侧重于保持绿化植被生长健康,以及清洁现场垃圾。
3.广泛的宣传工作。收集项目从设计到建成过程中的亮点、前后对比等宣传素材,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千景绣东莞”专项行动,为城市品质提升效果创造宣传舆论范围,推介东莞市“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城市形象。
(一)公众角度的需求
1.美学价值
对于公众来说,对街边景观的感知首先来自于视觉层面,视觉上所带来的美好体验会令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此,景观的美学价值是影响公众对该景观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同时,公众的审美需求也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化的,景观的美学价值也应具有时代性的特征。
2.生态价值
由于景观往往是以绿色植被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景观便自带了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功能。尤其是在遍布高楼大厦,充斥着汽车尾气的街头,景观的生态作用则显得更加重要。
3.文化价值
街头景观就像是一个个小公园,自带了吸引人流的效果。而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往往就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所以,街头景观在体现美学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承担起历史人文的教育功能。
4.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主要是指某个事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功能与含义,也就是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是否促使社会进步。街头景观使得附近居民到达最近的绿地变得更加方便,促进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公平分配。并且,因为人们经常在街道景观周围进行休憩娱乐,所以一个好的街道景观,也应该要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促使社会关系走向融合[19]。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仍有待改善
1.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匹配情况
XX的主要目标在于做出政绩效益,即以工具理性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公众的主要诉求在公共性价值,即以价值理性为主的思维方式。在实际社会中,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会导致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的不匹配,工具理性占据上风,而价值理性受到冷落。
在东莞市“千景绣东莞”项目中,XX为了最大化政绩效益,选择了最显而易见的景观建设方式,以绿化植被为主,并偏重场地的外观肌理。通过扩大城市绿地面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该政策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需求,而偏重场地肌理的方式,使得景观在建设过程中,难以体现足够的美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未能较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图4-1 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匹配情况
总而言之,民众对该项目整体的高评价表明,该地XX在制定该政策过程中,并未完全采用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在以工具理性为主的情况下,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这使得该项目既能完成既定的政绩效益目标,又能符合公众的部分诉求。但在具体的实际生活感受部分,民众的评价出现了较大分歧,政策供给与公众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现象,表明该地XX对价值理性的重视程度仍有不足,价值理性的回归仍然任重而道远。
2.提升空间
(1)呼吁价值理性回归,持续改善二者关系
XX的权力来自于人民,XX的根本性质是对公共价值的追求与维护,当代XX的组织架构与运行原则是工具理性的官僚模式,所以,从逻辑上讲,XX的公共价值理性与其官僚模式的工具理性之间有着内部的矛盾对抗[20]。
虽然我国在“效率优先”的公共政策指导下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公共政策在决策与实施过程中,受到功利主义取向排斥正义、公平等伦理价值的影响,经常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实践证明,功利性的公共政策并不能保证公正分配社会利益,也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此外,功利性决策方法包含了不应参与计算的偏好,对XX部门及其人员的自私自利倾向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改革开放后时期,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公共政策对以GDP为主的经济指标追求过度,却使得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保和生计等相关问题受到忽视,不利于XX对道德风险的控制。
简而言之,如果功利——甚至是最广义的功利主义,是决策的基础,那么所谓的“社会福利”在原则上就必然侵犯正义,而难以确保正义。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协调好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自律标准的决策者与研究人员必须将自身利益纳入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中去。如此则可引导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政策供给更加匹配公众需求[21]。
(2)减小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倾向对政策的影响力
受到“政绩影响仕途升迁”等官僚制度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会不自觉地偏重于采用工具理性的思维来进行决策,而这往往会导致XX在决策过程中忽视价值理性的诉求。
在具体的公共政策活动中,XX及其官员并不一定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福利。他们同时也考虑到组织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XX及其官员并不是拥有无私的利他性,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与目标追求。甚至,政策制定者们也常常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相互勾结,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精英并不是天使,他们自私的程度不逊于任何人。精英有可能会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发声,但他们更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即使是把权力赋予一群被视作人民代表的人,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做出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的行为——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身利益服务,而不是去追求和维护大众的切身利益”[22]。
“公共利益是所有公共性政策的落脚点和归宿。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取决于该政策对社会中各类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如果XX及其官员允许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来谋求部门和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XX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冲击,公共政策本身的公共性也会受到侵蚀。.
五、政策启示
(一)政策决策需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统一
1.二元对立,可充分利用两者的独特优势
人的理性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两种理性各自存在的优劣,并将它们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管理活动。工具理性具有标准化、实用、见效迅速等特点,比较适合运用在具体、微观、短期的这类管理活动中。价值理性含义广泛、形而上、具有较大的影响,比较适合抽象的、宏观的、长期的这类管理活动[23]。
2.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的决策思维
过去,价值理性被大家视作是工具理性的反义词,在批驳与反省工具理性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一种不清晰的、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看法,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不相容的、冲突的,两者只可二选一。
然而,二元理性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源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展的不平衡。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对价值理性的否定和排斥,影响了价值理性本身的建立和发展。事实上,人的理性必须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它们不应该是对立冲突的,而是应该和谐共存,相互依赖,协同发挥作用。一方面,价值理性提供了工具理性发展所需的方向引导;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单独运用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与事物发展的规律相违背,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如人意。纯粹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思维会导致发展趋于极端,并且也会危及人自身的生存,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发展不利。同样,没有工具理性,便没有基础,价值理性会因此变为无根的树、无源的水,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如果我们放弃价值理性,允许工具理性不受限制地膨胀,就可能造成人性丧失的局面。在社会管理中,会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只有实现了这两种理性的协调发展,整个社会才可以在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稳步向前[24]。
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比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两种不同的理性曾经在公共管理的范围内进行过两轮的博弈。具体见表5-1。
表5-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博弈历程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 |
分水岭 | 文革前后 | 世纪之交 |
显著变化 | 运动vs活动 | GDPvs幸福度 |
集中领域 | 公共组织 | 公共绩效 |
优势转化 |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以正-反-合为一个周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建设也一样。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轮流成为了社会思潮的重要方向。这两种理性经过两轮博弈,逐渐从对抗走向融合、合二为一,构成了一股强劲的力量,有效地促进了公共管理的成熟。公共管理的各类主体应意识到二元理性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根据情况合理运用,持续探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理比例,帮助提高社会公共治理能力。
(二)健全公共决策监督体系,提高决策民主性
1.加强政治社会化
在东莞市“千景绣东莞”项目中,我们看到,这一个社会福利工程,实际上是没有社会上的民众参与决策的,这导致该项目在流程意义上成为了XX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很好地体察到民众对民生福利工程的核心诉求。因此,需要加强政治的社会化程度,引导政策更贴近社会需求与大众实际生活。
2.推行政务公开,提高公民民主参与度
群众决策模式以公民广泛参与为主要特征,不但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得以提高,也是培养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与提高公民参与素质的重要渠道。XX决策模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决策主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整合[25]。
(三)提高政策决策者的综合素质
受不同类型的政策决策者自身的目的与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如今的公共决策领域,虽然大部分是通过集体理性来形成决策的,但在实际中,一些公共决策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最典型的,是当地XX首脑的权力和权威在公共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身处权力中心之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倾向,便会对公共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政策决策者的综合素质[26]。
(四)完善公共政策的政绩评估机制
在东莞市“千景绣东莞”项目评分体系中,XX的重点在于保持良好的外观,而忽略了其他公共性价值,这也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的思维。因为相对于景观的人文关怀,社会便利这些无法直观体现的功能而言,外观的整治对政绩的凸显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手段。为了让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化,应制定更为多元的政绩评估机制,从制度上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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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善峰,王剑云.绿色街道——道路雨水管理的景观学方法[J].中国园林,2012,28(01):25-30.
致谢
时间飞逝,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在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收获了很多,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人分不开的。
本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下完成的。在几个月的论文写作过程中,老师在各方面都给予我关怀和照顾,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
同时还要感谢和我一起渡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同学们,正是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共同进步,一换来了今天可贵的劳动成果和坚实的同学情谊,在此向我的各位同学一并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长久以来他们对我默默的关怀和支持给予了我巨大的动力,在使我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更使我清晰地看到了将来事业的发展方向,这片亲情和爱护我将终身不忘。再次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亲人、师长、同学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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