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出版社知识服务新思路探究

　　知识服务（Knowledge Services或Knowledge-based Services）的理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是在知识经济浪潮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适应社会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的需求而产生的。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概念的发展、延伸，这一概念侧重对用户需求的关注，以满足用户需求和知识增值为目标，提供给用户的是信息、知识产品或以知识为主的建议、方案等，其功能建立在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基础上。

　　在我国，知识服务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图书情报学，有些学者围绕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的关系着手研究，有的学者是从中观层面来研究——基于产业实践视角的考察“知识服务”的概念内涵，还有一种比较宏观的是——将知识服务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中解读，侧重于时代的特征和知识服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大部分的图书情报文献中，可以看出图书馆知识服务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以传递信息为主的文献服务、以提供知识检索为主的信息服务、以提供个性化检索咨询为主的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涉及各个领域，而出版业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是文化传播与物质生产的统一。它一方面具有符合人类精神需求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又以出版物形式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它兼具文化产业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二十世纪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最早提出的“文化产工业（Culture Industry）”。我们暂且不考究“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语境的变迁，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也索性摆脱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化工业”概念的纠缠，将其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中性的、普遍的知识。文化产业是指向消费者提供精神、娱乐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活动的集合。信息产业是指依托电子计算机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传输、加工和存储的一种产业。古往今来，编辑所从事的编辑活动就是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这种服务是比较单向的信息提供。古代的编辑活动除了继续整理、发展文字之外，其主要成就便是创造了典册、书籍、并使自身的发展臻于完善，编辑活动从原来的不自觉变成了自觉活动。如今，信息过载，人们被海量的信息淹没，更需要有人帮他们过滤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信息，提高信息获取的速度和质量，这个把关人恰恰是编辑，编辑根据行业的大方针，大原则以及自身的审美对信息内容进行选择，将优质的内容提供给信息消费者，这时候，编辑所提高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服务，更直接、更有针对性。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知识服务不仅仅局限在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而是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技术基础，将大数据、云计算、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等作为技术依托，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逐步从数字出版平台搭建、资源库建设的基础建设，过渡到知识服务的建设阶段，出版社所开展的知识服务——围绕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通过提供信息、知识产品和解决方案，来解决用户问题的高级阶段信息服务过程。出版社为读者、用户所带来的知识服务，是以读者的需求为核心提供的知识服务，它的专业化，垂直化，定制化特点更为突出。

　　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互联网资源免费获取的铁律逐渐被打破，人们为自身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买单的意愿在逐渐提升，根据艾瑞网的产业研究栏目发布的《2018年中国在线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产业规模约49亿元，在各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20年将达到235亿元。产业形成“腰型”结构，长尾市场占据40%营收份额（如图1）。

　　不管是知识付费的浪潮对出版产业的影响还是目前国家对出版产业转型的宏观指导，未来出版单位将会往知识服务平台发展。在2018年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介绍2018年的工作思路及工作重点。总局数字出版司副司长冯宏声介绍了2018年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入深化阶段的指导思想，以及发挥数字出版新动能的总目标。指导思想[冯宏声：培育出版业动能——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迈向新阶段http://www.cbbr.com.cn/article/119366.html]指出要加快实现新闻出版数字化生产、网络化传播、数据化运营、智能化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文化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智慧社会和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总局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之后，该规划并入总局《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科技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资源编码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数据化、服务知识化的方向。2016年底配合规划发展司开展新闻出版业实验室建设，从科技创新角度，确定42家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2017年总局再次下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提出“优化装备、数据共享、知识服务、出版创新、人才培养”五项任务。

　　早在2010年，X学者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提出“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这一概念，当人们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某种特殊才能、动机以及工具赋予的可能性时，就会产生“认知盈余”，用来描述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现象。在克莱·舍基看来，个体因互联网的使用摆脱了之前电视时代人们彼此分割的原子社会，个人的碎片化时间与个人的创造性行为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使人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进而有可能形成一场由平庸走向卓越的知识革命。“认知盈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强调知识的创造与分享。同时，技术带来的支付便捷性，网络营销的狂欢更是为用户营造了浓厚的“知识焦虑”氛围，罗振宇[罗振宇，1973年1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市，中国内地自媒体视频脱口秀主讲人、互联网知识型社群试水者、资深媒体人和传播专家。2012年底，他与独立新媒创始人申音合作打造知识型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2015年12月，罗振宇作为创始人，推出知识服务App：得到。]的“逻辑思维”是社群营销的典范，得到APP更是走在知识服务领域的前沿。互联网三巨头腾讯、百度、阿里更是在第一时间把握住知识付费的风口，投资知识服务平台，如腾讯投资了知乎的在行、分答，蜻蜓FM的10亿融资有着百度的支持，喜马拉雅FM的背后是阿里。

　　在这场知识变现的风潮中，知乎社区的转型紧紧抓住了。知乎社区刚开始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问答社区，为保证问答社区的高质量和专业性，执行严格的邀请制度。于2013年3月向公众开放注册，平台整体的水平相比其他问答社区仍然是属于比较高质量的，用户在平台上提问，可以邀请相关标签人士回答问题，所有用户对问题感兴趣都可以进行回答，用户的回答可以对所有人可见，并且可以对回答内容进行评论、点赞，与他人进行互动，或者私信，关注等。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大和知识付费的风潮来袭，知乎社区业逐渐转型，它也逐渐推出付费产品，在2015年9月正式发布的《读读日报》，2016年4月推出的付费语音问答产品“值乎”，紧接着在5月推出的实时问答互动产品“知乎Live”，并且在知乎书店销售电子书与实体书。

　　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音像电子出版物到数字出版物，出版物的载体形式不断变迁，出版业的知识服务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以下是按照纸质出版物、电子音像出版物、数字出版物进行分类，以下我将从不同形态出版物的形成途径、传播特点、阅读方式等方面着手，探索不同载体的出版物知识服务的侧重点。

　　纸质出版物的产生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也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原理，有了对信息批量生产的观念。在欧洲工业革命中，印刷术的不断革新，迅速跨越了人力生产而进入机械动力和电力生产的阶段，印刷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印刷媒介开始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天，印刷媒介高度普及，图书、杂志、报纸等纸质出版物作为人们每天获取信息、知识、娱乐的基本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纸质出版物具有鲜明的媒介特点：（1）和早期的“羊皮卷、竹简”相比，它容纳的信息多，内容广；（2）读者可以自由地决定阅读时间、地点、速度和方式；（3）它可以长期保存，随时取阅，反复研读；（4）它能适应不同读者的兴趣要求，有小众化的发展趋势；（5）纸质出版物的威望高、专业性强。从传播的特点来看，纸质出版物的传播是单向模式，读者接收的信息只是文本所呈现的内容互动性较差，并且没有其他的增值服务。从阅读方式来看，纸质出版物的信息符号是线性结构，对不同的读者展示的信息是相同的，主要是通过视觉神经将信息传递至我们的大脑神经中枢形成一个反馈。纸质出版物在知识服务上是比较单一的模式，互动性较差，并且在服务提供上是被动的。

　　电子出版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之后的40多年时间里，电子出版凭借文字、声音、图像、动画为一体的多媒体表现形式、大信息量存储、良好的人机交互性、相对信息含量的低成本等优势，成为颇受青睐的大众传播方式。我国电子出版物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的科技人员首创汉字激光排版技术，实现了汉字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计算机排版技术和电子出版系统开始广泛应用于出版领域。随后一段时间里，计算机普及率提高以及电信实业的极大发展为信息快速传递创造了条件，电子出版的研究和发展也趋于成熟，比如汉字识别技术、信息压缩技术、母盘刻录和光盘复制技术等技术问题都得到解决。目前，我国电子出版行业的技术也越来越接近国际水平，有些出版社对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即Virtual Reality,VR技术）、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和语音识别技术进行探索,并且有了初步的成果。

　　电子出版物具有以下特点：（1）信息数字化、结构化；（2）信息存储磁性化；（3）出版发行网络化；（4）具有丰富的多媒体信息，体积小、容量大，检索查询方便。从传播特点来看，电子出版物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而且挣脱了纸质出版物的物质运输，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通道。从阅读方式来看，电子出版物的媒体形式的多样性可以在受众不识字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超越识字障碍，跳入大众传播的一个方法。

　　电子出版物依托电子技术和设备程序的设置为用户提供一个反馈渠道，形成一个双向互动模式，因此电子出版物的知识服务互动性较强。即使电子出版物作为纸质出版物的辅助出版，比如教材或工具书附赠的光盘，有图书内容的补充，教材的教案讲解，习题解答等等，相较于纸质出版物，有更详细的解说，其中包括视频、音频、图像等形式，这种直观知识的延展可以算服务的一种拓展。

　　数字出版的定义在国内有比较多种，在这里所讨论的数字出版是从载体的角度来定义，主要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采用数字化技术，兼容图、文、声、像多媒体功能，数字出版物本身需要由计算机程序支持，通过计算机程序将数据“读”出来实现人机交互式学习，它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是可以大量复制发行的传播媒体产品。如今，电子阅读设备、移动终端的阅读类APP也逐渐成为读者的选择，APP（Application的简称）是第三方平台的应用程序，提供给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其他移动设备运行的一款应用程序，提供图书阅读服务的移动应用程序即阅读客户端，比如说网易蜗牛读书，微信读书、掌阅等。

　　数字出版物的特点：（1）内容的数字化；（2）阅读交互化；（3）服务的个性化。从传播特点来看，数字出版利用二进制代码表示一切信息，数字出版物的内容背后是一套代码将多种形式的内容存储于信息网络平台中，读者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设备进行跨平台使用，传播范围相比于电子出版物更大，超文本链接[超文本（Hypertext），是一种数据库方法，它把文本资料按一定的逻辑，组织成纵横交错的链式结构，让读者利用控制的按钮自由选择链接点上相互关联的各种资料。超文本发展成超媒体（Hypermedia），满足人们联想式阅读和图文声像并茂的需要，交互方便，各取所需。]给读者阅读带来很大的灵活性，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关心的内容先看，省略那些自己不关心的内容。采用超文本技术，同样一个作品，不同读者或者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浏览路径，而且超文本系统可以建立水平不同的用户模型，并把知识内容与阅读测试结合起来。从阅读方式来看，数字化出版物可以提供搜索功能，更加精准满足用户的需求，甚至是对个人标签、偏好进行设置，或者平台根据个人的浏览记录进行智能推荐，这时候推荐平台所提供的服务是更加主动的，直接的。

　　综上，我们会发现出版物的载体形式不同对于出版物知识服务的提供是有一定影响的，数字出版与读者的互动更强，能够及时沟通、反馈，通过技术的处理，能够更精准满足用户的需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专业出版社还处于知识服务的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出版业知识服务的应用比较广放，发展也相对成熟，X等国出版界对知识服务的运作已相当成熟，2012年4月，世界上最大的STM（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巨头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集团推出了ClinicalKey——一个结合数据和搜索引擎的临床观察引擎。ClinicalKey旨在通过提供可信赖的信息、可供参考的例证，改变临床医生获取和使用医疗信息的传统方式。爱思唯尔的传统业务优势是面向科学家、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出版STM书籍，核心产品包括：《柳叶刀》、《四面体》、《细胞》，教科书《格氏解剖学》，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随着知识服务深入探索，它将传统的专业内容与前沿的大数据技术结合起来，提供多种在线产品。Clin-icalKey的后台数据库中有丰富的医疗案例和研究数据，当医生遇到不常见的病例时，可以在短时间内为医生提供最新的学术信息和诊断建议。为了确保医生对检索信息的判断，医生在ClinicalKey智能检索页面键入检索词时，智能检索能提供包括相关医学主题、内容来源和作者等在内的检索信息，并将关联度最高的答案置于检索结果页面顶部。除此之外，ClinicalKey的移动端屏幕设计也十分人性化，可以根据屏幕的尺寸、分辨率等进行调整，用户在浏览信息时不需要放大和缩小屏幕，也不会因屏幕的限制而丢失有价值的信息。

　　作为PGC（全称: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意为专业生产内容），出版社和互联网企业相比其先天的行业优势是知识的专业性，没有专业性的出版社未来之路艰难，研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7年中国内容付费专题研究报告》显示，36.3%用户更倾向于在获取专业资料时付费[艾媒报告丨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http://www.iimedia.cn/59925.html]。用户付费后，对内容资源的专业性会有更高的要求。出版社根据自身的专业优势，寻找某一细分领域进行深耕，当然，这一领域要有市场并且有发展的余地，不能是过度饱和的。一旦找到细分领域的空白市场，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发挥好，就能够吸引一批用户，对用户的需求再进行深入分析。

　　2018年1月10日，由中国出版协会、百道网主办，得到协办的“2018中国知识服务峰会”在北京召开，百道新年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7中国知识服务产业报告》认为，知识内容产业的主体和运营模式可以概括为：垂直平台、工具、MCN（全称：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和CP（全称：Content Provider，内容提供商）。

　　目前，有许多出版社在知识服务浪潮下做出积极回应，比如湛庐文化作为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在2016年9月推出收费音频产品“湛庐FM”，通过图书增值服务，提升图书的附加价值，设计了一系列课程吸引用户，有“一书一课”、“通识课”、“精读班”等板块的设计，有泛读和精读分类，让作者、译者或相关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担任领读人讲授书籍内容，为读者扫清专业领域的障碍，读者通过课程啃下一些专业领域的好书。

　　除了一些出版社已经在知识服务领域开始初步探索，对大部分出版社来说，该如何去应对互联网时代知识服务转型是目前迫切的话题，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出版社知识服务的新思路。

　　在“用户至上”理念盛行的今天，传统的出版思维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基于互联网思维下的个性化、垂直化、精品化的知识服务才有利于出版社的长足发展。

　　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是互动性的知识服务，提供商为了解用户的具体需求，需要不断与用户进行沟通，这里服务的过程也是一种动态的互动过程，通过了解不同用户的需求，分析和满足用户的信息要求，最后提供给用户满意的产品。第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是创新性的知识服务。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属于一种增值服务的行为，出版提供商面对的是有着各种各样需求的用户，每个用户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行为，需要根据每个用户的特点和具体要求，构建服务模式，满足用户需求。第三，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是有针对性的服务。出版提供商在面对用户时应开展有针对性地、个性化地知识服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适合用户本身的方案提供给用户个人，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垂直信息服务是指相对于传统的知识服务面广而泛的服务方式，是一种专门化、个性化、精品化的深层次知识服务，保证用户的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随着网络直播市场的理性发展，其经济价值将日益凸显。出版机构要转换思维，将内容通过更多元、更快捷的方式散播出去。在直播场域营销模式中，出版方作为其中一个环节，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摒弃原来的传播主导者观念，与各方平等对话，积极参与到组织协调当中。

　　2016年，网络直播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出版企业可以利用千聊开设符合出版企业专注类别的课程，并且以此为窗口，扩大影响力，构建出版企业的品牌，千聊提供的授课方式有音频图文、幻灯片直播，视频互动等方式可选；直播的变现方式有单节课、系列课、VIP年卡，赞赏等，作为工具型的知识服务平台，千聊可以在扶植机构用户的同时，吸引庞大的用户群体，实现流量的变现。出版企业也能借此来培养粉丝，为出版物的营销做基础，出版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是陌生遥远的，即便是图书的签售活动也相当有限，出版企业可以邀请图书策划人员、作者等嘉宾进行直播活动，将直播和图书营销相结合，利用直播的“零距离”互动调动市场，并且可以通过读者的反馈来调整营销策略。

　　在直播选题策划方面，出版社确定的选题要新颖有趣，制订的直播内容有一定的价值，设计的直播环节不能太生硬古板；其次，出版方需要加强与主流直播平台的交流，了解直播平台的用户习惯与特性，策划有针对性的直播方案；再次，出版方还需要重新思考直播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不限于在直播时销售传统图书，还应当考虑如何将直播节目作为文化产品出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直播营销模式。挖掘更多的增值文化产品，促使出版业生态圈的良性循环。

　　知识社群是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基于某一细分领域知识内容而聚集的趣缘群体，社群围绕核心意见领袖的知识分享构成网状连接，其知识生产与运营模式具有特殊规律性。专业出版社可以根据自身领域特点从网络社区、微信公众号及自有APP三个平台出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传播平台，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垂直型知识社群的组织与搭建。

　　目前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技术变迁、公共空间的开辟、数字原生代的崛起和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大众传播中的新型受众——粉丝群体逐渐发展壮大，产生了新的文化经济形态：粉丝经济。粉丝经济是分众市场的产物，通过提升用户黏度来优化口碑营销实效以获取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的经济运作方式。比如说二次元、美剧、英剧等领域的粉丝群体对该领域的关注和解读都多于非圈内人。出版社可以与自身出版优势的行业KOL（关键意见领袖）合作，或者通过培养KOL形成自己的社群，粉丝的消费既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方式，把消费品当做能够突出自我的符号，又形成与其他群体的区隔，并获得群体认同。

　　在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中，有时知识消费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方面，粉丝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知识消费方式开辟新的自我认同渠道，知识是可以彰显自我意识和自我经验的文化价值。同时，粉丝也结合消费的特定知识产品，发展出多种不同品位与美感的消费社群，并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信念，带来了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以及情感和意见的交融混合，对所属成员产生约束力量，形成社群与社群外的界限区隔。

　　在信息化技术爆发式发展的趋势下,特别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已经颠覆和改变了许多的行业及领域,而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线教育即E-Learning,顾名思义,是以网络为介质的教学方式,通过应用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技术进行内容传播和快速学习的方法。在线教育创造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使知识获取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目前的网易云课堂、MOOC在线学习、百度传课等利用它们的技术和平台优势积极投入在线教育行业中。对于出版社来说，教育培训是新的知识服务形式，出版社特别是拥有教材、教辅、职业考试、认证培训、行业培训等与教育相关出版范围的，在知识付费浪潮中开展教育培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出版社发展教育培训业务，可以对大量的教材、教辅、工具书等进行整合，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其延伸，调动优质作者资源，通过开设线上直播课程、录播视频课程、教学课件、素材下载、网上答题等多种形式，进行点播式学习、交互式学习、多终端同步学习，帮助用户获得系统化、完整式的学习体验。这样出版社可通过线上知识付费产品的转化，引导用户转移到线下学习知识，开展更深入、更贴近的培训，特别是部分实操性较强的课程，提供场所、器械，配备实务能力强的老师，帮助用户获得直观、切身的体验。

　　文化产业的融合性和衍生性，是其发展的根本优势，即一次生产，多次应用，多渠道实现文化与创意的价值。作为文化产业的子类，知识服务也需要遵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全产业链拓展、全方位运营，发挥知识的最大效用。一是要通过数据库技术，将知识内容进行多样化的挖掘，形成针对不同用户的不同服务产品。二是要围绕出版内容与IP，扩展多元服务，从出版业务向动漫、网游、影视、数字终端、文化体验等多种业态延伸。全版权运营指的是指将一个内容资源的所有版权，包括电子版权、线下的出版权、影视和游戏改编权以及一系列衍生产品的版权等进行立体化综合开发，实现全方位、全媒体传播，实现内容一次生产、多次销售。

　　以腾讯文学为例，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最开始是读书频道，在有平台优势和一定的用户群，实行付费阅读模式，并且在支付方式上尽可能便捷，用户可以使用移动支付、QQ钱包支付等，并且有不同等级的VIP折扣，它率先实行全版权运营模式，集团围绕网络文学IP，面向全产业链独立、渠道、用户、平台聚集优秀的网络资源，建设自身的作家队伍、全方位提高内容生产质量，并且鼓励传统出版机构在线上输出优质内容。阅文集团以移动社交为核心，多平台互动为支撑，将文学作品延伸到娱乐产品，形成了从小说阅读到全民阅读的“泛娱乐”版权拓展。作为全版权运营商，要提升对作者版权的保护意识，对原创内容的高度重视，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在商城的图书区上架实体书，并且附链接在阅读终端，多渠道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出版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上，应更加全方位地制定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培养规划，优质的内容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说都有一定的储备，但是出版社之间的选题策划能力有明显的差距，将优质内容充分利用并且广泛传播，才能更好实现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联合开展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培养，加大新兴出版内容生产人才、技术研发人才、资本运作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引进力度，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这对于出版机构的信息服务专业化、精品化优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出版业的转型发展、知识服务的升级过程中，数字版权保护也亟需加快完善，由于数字作品具有创作主体广泛、创作随意、传播快速、易复制、易侵权等特点,加之权利人的版权保护意识不强,数字作品的侵权迅猛增长,极大地制约了数字出版产业良性发展。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要尽快完善数字版权的保护措施，从而使知识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利用数字版权。

　　同时，XX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项目扶持。我国出版业的知识服务发展力量还十分薄弱，更多是从互联网行业延伸而来，单靠分散的出版机构是难以应对的，国家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推动知识服务升级，促进各出版社资源整合和长期的战略制定。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管是云计算，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都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日头条的个性化推送，淘宝的“猜你喜欢”新华社的“快笔小新”撰稿活动等等都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知识服务不仅仅仅存在某一领域，而是有很大的适用范围。出版行业中的知识服务很早便存在，主要是单向的传播形式，和读者缺乏互动性，服务精准性不够罢了。而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知识服务更加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这对于出版企业来说，需要转变传统的编辑思维，出版的编印发已经被颠覆，如今需要拥抱互联网，将做书的思路转变为产品运营的思路，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图书的营销活动，与平台进行平等沟通，达成双赢。

　　[1]王卫疆.知识共享经济热潮下数字出版的新机遇——以知乎书店为例[J].出版广角,2017(10):37-39.

　　[2]林丽萍.得到App的运营之道对出版企业转型知识服务商的启示[J].传播与版权,2017(12):78-80.

　　[3]林丽萍.知识付费浪潮下出版社的身份转换[J].出版参考,2017(10).

　　[4]武小菲.互联网时代专业出版社的知识付费模式构建与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17(12).

　　[5]吴赟,孙梦如.中国出版业发展知识服务的路径思考——从爱思唯尔ClinicalKey超级医学平台谈起[J].出版广角,2017(13):13-16.

　　[6]许剑颖.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内涵、模式及对策[J].科技与出版,2017(11):107-111.

　　[7]周野.数字出版产业"认知盈余"的知识变现探究——以"知乎"社区为例[J].视听,2018(1).

　　[8]吴雯,周荣庭.出版业网络直播的“场域”营销研究[J].编辑之友,2017(9):18-21.

　　[9]刘海龙,黄雅兰.试论“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语境变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2):110-118.

　　[10]李晓鹏,颜端武,陈祖香.国内外知识服务研究现状、趋势与主要学术观点[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6):107-111.

　　程一帆.腾讯文学的全版权运营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河南大学,2016.

　　赵倩.“互联网+”视阈下出版企业知识服务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北京印刷学院,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