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丧葬制度——以《金瓶梅》为例

摘要

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制度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时代特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宋代的丧葬制度日趋世俗化、简洁化，其特点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得以呈现。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融汇宋、明两个朝代的文化精髓，丧葬描写在丰富小说内容的同时，又为情节发展服务，同时，在意象表现、人物塑造、环境氛围营造等方面也具有突出作用。

关键词：丧葬制度《金瓶梅》宋代风俗传承与嬗变

“丧葬”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仅没有被岁月的更替磨灭消沉，反而几经光阴的洗礼、沉淀，融汇在我们生活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制度——丧葬制度。提及丧葬制度，从石器时代墓葬的出现，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对丧葬礼仪的修订，丧葬制度一直处在不断被完善的过程，各方面功能不足为社会发展所用。直至宋代，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因素，丧葬制度才得以稳固成型，普遍为世人所依行，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丧葬风俗文化的分水岭，影响至今。明清时，《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宋代丧葬制度的刻画描写。以《金瓶梅》为例，整部小说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以丧葬活动为主线展开的情节描写，大量的丧葬礼仪贯穿其中，是作者对宋代丧葬制度发展的佐证与认可。此外，《金瓶梅》中丧葬制度的呈现也是宋代社会历史风气习俗的再现，其文学价值与历史传承价值亦有考究之处。

一、宋代丧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丧葬制度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以宗法制为基础衍生出的对祖先崇拜与信仰的丧葬礼仪，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在死亡问题上的折射与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不可顶替的地位，因此，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的丧葬制度也有相同的历史特性。宋代的丧葬制度不仅削弱了历来朝代在丧葬制度中形成的宗法、分封等级区别，更是通过前所未有的政治手段，将劳民伤财的丧葬活动推向简约化与世俗化，广泛流传于坊市之间，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丧葬制度的“大分水岭”。

（一）宋代丧葬制度形成的原因

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经济的发展如此，政治、文化的进步更替亦是如此。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形成绝非朝夕能成之事。据《仪礼》记载，萌芽于周代的丧葬礼仪便有二十多道程序，并且每一道都有严格的要求规定。汉代之后，丧葬制度开始出现等级的分化，丧葬礼仪逐渐成为王室贵族统治国家的工具。到了魏晋、隋唐时期，“官修丧礼”的现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仍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布衣百姓间鲜有推广。直至宋朝，朱熹《文公家礼》的颁布，弥补了丧葬制度的不足，才为天下百姓通用。可见，“丧葬”文化源远流长，乃历代历朝遗风承袭的结果。

1.政治原因：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制世”与“驭民”

唐末五代，社会长期动乱，礼乐崩坏，三纲五常等制度早已失去原有的规范作用，此时亟需一个新的统治王朝来结束这种动乱的局面，故赵氏王朝——宋朝应运而生，继天而作。据史料记载，从宋太祖开始，朝廷便对丧葬礼制提出严格的等级要求。宋太宗则召集大臣将丧葬制度拟成条文法令，并成立管理部门，对违反条法的人进行处置。此后，宋徽宗也通过颁布《政和五礼新仪》的条例，对丧葬制度中的礼仪等级进行调整，满足了最高统治者“制世”的需求。

此外，宋朝倡导“文人治国”的理念，通过扩大科举考试的范围，招纳贤士，巩固国家XXX。得益于此，大量的农村人口间接通过科举考试流入城市，加速了宋代城市的发展。然而，该举措也造成社会各阶层经常处于剧烈浮动的状态，人口的流动性极大，社会稳定存在极大的隐患。因此，各统治阶层为满足封建专制管理的需求，以苏轼、欧阳修、张载等士大夫阶层人物为代表，提出恢复宗法制的要求，重视丧葬祭祀中的礼法制度，维持社会原有的稳定秩序，进而达到“驭民”的效果。

2.经济原因：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自宋朝建立以来，社会逐步稳定，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之景。其中，因造纸业发达，以贩卖加工纸制品尤为盛行。现代著名造纸史专家潘吉星指出：“宋元时期造纸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纸种，是竹纸和皮纸……宋元书画、刻本和公私文书、契约中有许多仍用皮纸，其产量之多质量之高大大超过隋唐五代。”[1]可见，宋代社会纸制品的销售拥有充足的消费市场。其次，随着加工技术的成熟，葬礼中供死人在阴间使用的各类纸制品不断涌现，而且制作工艺也越发精细，价格也便宜，所以受百姓广泛接纳。再者，社会上对纸钱、纸明器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促使了坊间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制作、售卖靴鞋、襆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等丧葬用品的加工行业也繁荣发展起来。

此外，盗墓行业的兴起也是促进宋代丧葬制度成型的重要原因。宋神宗元丰年间，大臣李琮在给神宗皇帝的上疏中提到：“臣伏见自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不独穿窬祛箧、椎埋发冢之奸，至有飞扬跋扈、割据僭拟之志。”[1]可见，盗墓行业发展之迅速已超乎我们的想象，中央地方官员也逐渐为之侧目；同时，苏辙亦对“秦晋之间，豪民杀人以报仇，椎埋发冢，以快其意，而终不敢为大变也”[1]的现象加以批判。诸如种种，可谓是陪葬品的经济利益吸引了大批的盗墓贼，士人百姓常因祖墓被盗掘而倍感懊恼，故逐渐减少陪葬品的数量，薄葬的理念也随之在坊间传开。盗墓行业的发展，从侧面加速了宋代丧葬制度的形成。所以，宋代各类商品经济行业的繁荣也为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契机。

3.文化原因：宗教与戏剧的介入

自宋朝建立以来，宋真宗大力提倡儒术，儒学地位得到提高，道教、佛教虽不成主流，但也广为流行，被百姓所接纳。由此观之，宗教文化的发展既是国家巩固XXX的需要，也是百姓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宋时，除日常祭祀活动外，民间婚嫁葬礼中也多有宗教成分的出现。《金瓶梅》中就有大量关于儒、僧、道介入丧葬活动的描写，如第六回写武大郎初丧有“就于报恩寺叫了两个禅和子，晚夕伴灵拜忏……第二日，请四个僧念经”[2]；第六十三回，李瓶儿首七“玉皇庙吴道官来上纸吊孝，就揽二七经”[2]等。小说中但凡涉及丧葬活动的描写，主家请“和尚”、“道官”开坛做法的现象频频出现，可见宋代丧葬活动与宗教文化的融汇已是炉火纯青的境界，宗教文化的自我发展也是宋代丧葬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因素。

宋代戏剧文化的发展在丧葬制度成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宗教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李瓶儿的丧葬为例，不仅灵前有唱诵、引渡亡者的戏曲班子，每逢有头目的人前来吊唁也都会请出一台戏相衬，诸如“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2]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此看来，宋人在葬礼中对戏剧的应用也已是驾轻就熟，其对丧葬制度形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宋建朝后，社会政局逐步稳定，在中央集权不断扩大的同时，统治者通过规范“丧葬制度”这一管理措施，对地方各级官府施以压力，进而完成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制世”与“驭民”。再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造纸术、纸钱、纸明器加工销售等行业的出现，促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保证的同时，对精神世界也有更进一步的追求。因此，宋代的丧葬制度在这种社会环境的滋养下逐步成型，并在坊市间慢慢传开，不断朝简约化、世俗化的方向完善、发展。

（二）宋代丧葬制度的特点

随着朝代的更替演变，每个时期所出现的事物都会被赋予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前文浅略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宋代丧葬制度形成的原因，小结归纳出丧葬制度是得益于彼时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互相成就，才能成型并影响至今。同时，正因为宋代的丧葬制度是综合古今才得以形成，所以它所呈现出的内容特点既有历史共性，也有时代特性。司马光在论及宋代的丧葬时说：“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岗畎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天、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举世惑而信之。”[3]可见，宋代的丧葬制度仍然保留有从历代传承下来的生死并重、孝道为先、形式多样等特点。但是，这些都不足为奇，只有能突破这些共性，彰显出一个时代的特色，这个制度才有考究的价值。因此，本文试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宋代丧葬制度的特点：

1.XX三令五申禁止厚葬，提倡薄葬

宋代社会中，薄葬的拥护者逐渐增多，官府也多出台明文禁令禁止厚葬，故而，宋代薄葬蔚然成风。宋仁宗时，翰林学士宋祁在教育后世处理自己身后事时便有“三日敛，三月葬，不为流俗阴阳拘忌；棺用杂木制成，不要将金铜杂物放入墓中；墓地种五棵柏树，坟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和石兽”[4]的要求，提出将自己薄葬即可。王安石、晏殊、司马光、朱熹等拥护者也相继提出薄葬的主张，“俭葬”的理念被百姓广为推崇。故在宋时，诸如“卖身葬父”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丧葬已不再是一件劳民伤财的难事。

与此同时，宋朝官府还通过制定“丧葬令”对殡葬的规格进行约束，明文规定殡葬应当一切从简，棺材内不能放有贵重器物，制作墓室、棺椁的材料不能用石材，对墓地的建造面积、坟茔的搭建高度、明器的使用数量等都予以明确的规定。近几十年来，从考古工作对汉、唐、宋等墓穴挖掘的情况对比得以证实，宋墓规模小，且墓中陪葬器皿数量极少，多为不值钱的陶瓷。可见，宋代薄葬的风气已席卷朝廷和坊市之间。

2.礼制和等级区别逐渐减弱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礼”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层所遵从的礼仪规范开始走向下层社会，却不能完全被百姓所接受。宋朝统治阶级颁布了“丧葬令”，要求普通百姓要按丧葬中的等级制度来办理丧事。然而，民间未将朝廷的这些礼制等级要求当回事。宋太宗时期，朝廷下令禁止丧葬用乐，可从“太平兴国六年，又禁丧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鬼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5]这一现象中发现，不遵守朝廷“礼制”的比比皆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坊间百废俱兴，民生富庶，朝廷所规定的等级区别不能为民所用，未能真正考虑百姓生存发展的需求，人的主权意识受到限制。所以，XX的“礼制”规定如同虚设，从而得以证实宋代丧葬中礼制和等级区别已逐渐减弱。

3.日益世俗化、简约化

在宋代，若是要置办一个完整的丧葬活动，那便有太多的繁文缛节需要讲究。不仅如此，还甚是劳民伤财，从初丧、治丧、出殡到丧后的一系列丧葬活动所需耗费的人力和物资真非普通百姓家庭可以承受。《金瓶梅》中前后共二十九回对人物的死亡丧葬进行描写，但书中详写之例仅为李瓶儿之丧，其余人等的丧事活动若非寥寥几笔，便是简易带过，此处已是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将不同社会阶层置办丧事的异同表现出来，暗含简约、世俗化之意。再者，省七、火葬、纸钱纸明器以及风水学的出现已经普遍进入每一个百姓家庭，这些举措均折射出省钱、省力的共同点，因此也被广大平民百姓所认可、推广。

种种迹象表明，薄葬确已成为宋代的一种社会风气，它彰显出宋代社会安定的局面。当然，在宋代的丧葬制度中依旧存在等级差别的现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科举制度的推广，百姓安居乐业，贫富差距越发缩小，封建制度中礼制与等级的区别也逐渐减弱，丧葬制度顺势得到推广，进而表露出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寄望与追求，是对宋代社会进步的一种肯定。

（三）“死亡”与“丧葬”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宋元明清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频频有“死亡”与“丧葬”意象的出现，它们都为丧葬制度所体现。丧葬文化作为宋代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通过文学作品折射出的“死亡”、“丧葬”意象也为表露文人志士抒怀胸臆的途径，是伤怀、是思念、是愤懑、是不满……

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聊表心中对已故妻子的思念，道出了词人与妻子再无能团聚、共享天伦的哀痛和喟叹。陆游在《游园二首》中亦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表达强烈的思妻之情，透露诗人自己对唐氏的忠贞、矢志不渝的爱。宋时，“死亡”与“丧葬”意象的营造在诗词中不计其数，透过诗词的表象，宋代丧葬制度简约、世俗等特点都得到普遍的折射。当然，通过丧葬制度衍生出的种种活动形式，经诗人、词人不同心境的创作而呈现出琳琅满目的情感体验，可见丧葬制度中，“死亡”与“丧葬”意象已融入百姓的生活，隐藏于诗词歌赋的字里行间。

丧葬制度中的“死亡”与“丧葬”意象也多出现在小说的创作中。《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对丧葬制度也有相关描写，但多为服务某一情节需求，而像《金瓶梅》中这般对丧葬制度进行大篇幅的、独立的、直接的描写则少之又少。因此，《金瓶梅》作为折射宋代风俗的文学作品，其在研究宋代丧葬制度领域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二、《金瓶梅》的丧葬习俗与宋代的丧葬制度

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融汇宋、明两个朝代的精髓，通过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情节作叙事背景，从而引发系列情节的开展，其不仅在死亡与丧葬的范畴描绘出一个极具血肉的外在世界，更在意象分析、人物塑造、环境氛围营造等方面也具有突出作用。

（一）丧葬活动描写

首先，《金瓶梅》中留存着大量以丧葬制度为主线展开的的叙事情节描写。整部小说前后蔓延近三十回的篇幅写初丧、治丧、出殡和丧后的礼仪，其对丧葬制度的描写有如巅峰之作，“这些描写几近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且其出现的频率之高、情节分量之重，远远超出了同时期同类的小说作品。”[6]且小说并非以一人之死为主线，而是通过对身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死丧的描写，巧妙地将每个人死后丧礼的活动过程呈现在作品中，以不同身份的人做相似或相同的一件事相比，凸显出丧葬制度内容的完整性。由此也不难看出，小说中周密的丧葬情节安排，实为丧葬制度世俗化的体现。

其次，《金瓶梅》中对丧葬礼仪也有着详细的描写。冠带、停丧、点灯、择日、看榜、报丧、制孝服、画影、写铭旌、做七、入殓、发引、安葬、回灵、安灵、伴灵、暖墓、谢孝、百日烧灵等丧仪步骤均在丧葬描写的过程中多次出现。以李瓶儿的丧礼为例，小说从第六十二回写其“初终”到第六十六回写其“荐亡”，连续五个章节对其丧葬过程进行描写，直至吴月娘把她的灵烧了方才终结，作者大费周章也成就了文学经典。如此完备的情节描写，不难引发读者思考，李瓶儿仅是西门庆的一房小妾，为何西门庆要如此兴师动众给她办置葬礼呢？暂且放下他们二人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换个角度，从西门庆的身家便可知晓答案。原来西门庆是商贾人家，家中已置办商铺产业，因得到李瓶儿的人顺道得到她的陪嫁财产，身价得以抬升，所以他有将原本属于统治阶级才能举行的丧葬礼制搬到自己身上的资本。因此，再次证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宋代丧葬中礼制和等级区别减弱的催化剂。同时，通过西门家治丧、庞春梅埋尸等情节得以知晓，百姓家庭亦可以周密办置丧礼，实则也是宋代丧葬制度中礼制和等级区别减弱的体现。

最后，《金瓶梅》中注重丧葬活动场面的描写。在李瓶儿这个特定的丧葬场景中，场面尤为热闹，前来吊丧的人纷乱复杂，有朝廷高官，有地方要员，也有邻居街坊、亲朋好友，甚至帮闲妓女、仆人伙计等。其中，“朝廷高官”出现的场面描写备受瞩目，趁其不备的出现、精细周到的打点，多次将情节的氛围推向高潮。当然，众多的场面描写实则亦是在为丧葬制度服务。即使西门庆通过买官得以在地方谋一份闲职，也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出现，所以朝廷颁发律令干涉丧葬的举措才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此外，第六十三回李瓶儿大殓中“西门庆交月娘，又寻出他四套上色衣服来，装在棺内，四角又安放四锭小银子儿”、“街坊邻舍，亲朋长官，都来吊问上纸，祭奠者不论其数”、“猪羊祭品，金银山，段帛彩缯，冥纸炷香，共约五十与余抬”[2]等现象的出现，也是坐实了宋代丧葬制度中XX三令五申禁止厚葬，提倡薄葬的特点。

（二）丧葬活动中的人物塑造

《金瓶梅》作为中国四大奇书之一，不仅开拓了“性”这一全新的题材，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的人物形象，更在丧葬的叙事描写中，塑造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僧道神婆”、“戏子”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虽为配角，但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各有所长，乃小说中体现宋代丧葬制度不可磨灭的存在。

1.僧道神婆

因在《金瓶梅》中有大量的丧葬描写，且僧道法事是民间丧葬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主持法事的僧道神婆形象出现，是坐实宋代丧葬制度中儒、佛、道三教成熟发展的事实。

以小说中李瓶儿的典型葬礼为例，在她的葬礼上，僧道神婆出现的次数已有百十来出。作者不惜笔墨对吴道官、王婆子、黄真人、报恩寺众僧等人物进行系列的描写，其中，以吴道官、黄真人为翘楚。在《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吴道官的出场便有细致的外貌描写，他“头戴云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插横纹古铜剑，两只脚穿双耳麻鞋，手执五明降鬼扇。八字眉，两个杏子眼。四方口，一道络腮胡。威仪凛凛，相貌堂堂。若非霞外云游客，定是蓬莱玉府人。”[2]此处的描写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来通过外貌的描写，以身着打扮的模样交代了吴道官是道教信徒的身份，再结合小说后文做法时的动作描写，更是阐明吴道官是为人间与阴司交流的使者，有为李瓶儿摆脱花子虚鬼魂的功力，彰显出他的“道行深厚”；二来，吴道官此时的出现亦是在为后文更多宗教人物的登场做铺垫，有开张之作的巧妙处。在六十五回中，李瓶儿出殡，吴道官的再次登场也被赋予详尽的描写，他“身穿大红五彩鹤氅，头戴九阳雷巾，脚登丹舄，手执牙笏，坐在四人肩舆上，迎殡而来，将李瓶儿大影捧于手内。”[2]此处的出现，在着装上有别于第一次，且在丧礼上又展示出另外的法事技艺，前后相呼应，可见，道教文化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

其次，黄真人的登场也有精致的安排。第六十六回中，李瓶儿五七，黄真人先后以“黄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左右围随，仪从喧喝，日高方到”、“登坛之时，换了九阳雷巾，大红金云白百鹤法氅”、“黄真人头戴黄金降魔冠，身披绛绡云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词”[2]的形象出现在丧葬活动的描写中，其准备之充分，且与吴道官不同，各有所长又各司其职，二者的结合可谓是道教文化在丧葬活动中成熟发展的进一步体现。

第三，王姑子、阴阳使者徐先生以及众僧人的出现凸显丧葬制度的周密性。王姑子在李瓶儿死后为其叨念《密多心经》、《药师经》、《解冤经》、《楞严经》、《大悲中道神咒》，徐先生为亡者解说阴阳、报送因果轮回，众僧人日夜伴灵念经，此一众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其虽没有类似吴道官与黄真人般拥有详致的描写，但他们的出现有如锦上添花的妙处。诚然，以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宋代丧葬制度中“多教扶丧”的对证。

2.戏子

在小说中，戏子形象出现的频率要比僧道神婆们多得多。他们不仅仅只为丧葬活动服务，但凡小说中有对节日等欢娱场面的描写，“戏子”形象就会有所涉及。虽然只是作为配角存在，没有得到作者细致的刻画，但却能从侧面起烘托作用，佐证了宋代戏剧文化介入丧葬制度的事实。宋代民间都有聘请乐师为亡者奏乐的习俗，在《金瓶梅》中，该习俗得到充分论证，同时也衍生出一众戏子的形象，为探索宋代丧葬制度提供突破口。在小说第六十五回中便有提到，通过李瓶儿发引之日“各项幡亭纸札，僧道鼓手，细乐人役，都来伺候”[2]的场面描写，点出唱颂佛教音乐的“戏僧”形象，可见戏剧文化的介入已非单纯作用于红尘俗世的丧葬活动，对宗教活动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影响。

此外，戏子形象的塑造也是丧葬制度中等级区分逐渐弱化、世俗化的表现。丧葬活动中戏剧的出现原是大宗族为服务亡者所用，有为引灵、伴灵之意，但随着宋代坊间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开始追寻精神世界的满足，因此，礼乐制度逐渐演化成供生者娱乐，以《金瓶梅》六十三回中“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2]一句的描写极为贴切。再者，小说借戏子形象表睹物思人情感亦是宋代丧葬制度中一大特色，生者通过戏子表演已故之人所喜好的戏文，假以再现当时之景，抒发对已故之人的思念之情，就如西门庆看《寄真容》一幕，睹思瓶儿一般，在渺无边沿的遐想中表露真情实感，表露出丰厚独特的意蕴，可谓是将丧葬制度日渐世俗化的特点彰显得淋漓尽致。

（三）丧葬制度与故事情节发展的关系

《金瓶梅》中对丧葬制度的描写，从微观上分析，以单元故事——“李瓶儿之丧”为例，小说在描写她的丧葬时，便是以一个完整的办丧流程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线。小说从第六十二回写其血崩“初终”到第七十九回吴月娘把她的灵烧了方才结束对她丧葬的描写，其跨越篇幅之长，并非单只是对她丧葬举办过程的描写，而是作者以她的丧礼为主线，通过详尽叙述她丧葬进行的每一个流程，并以此为其它情节开展的背景，先后还穿插“玉箫跪受三章约，书童私挂一帆风”、“原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2]等“节外生枝”之事，在小说的叙事发展中大大丰富了故事的情节内容，实在巧妙。

从宏观上分析，小说在结构上“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也堪称一绝。虽说《金瓶梅》中第一回写卜志道的死与最后一回写周守备与庞春梅二人的死形成了小说整体结构上的相互呼应，但却不是整部《金瓶梅》的精髓所在。《金瓶梅》中大量的故事情节延伸是建立在人物关系的递进上，进而推动小说故事情节走向高潮的发展，这才是精美绝伦之处。如李瓶儿、潘金莲、孟玉楼三人，都是因为丈夫的死亡才改嫁给西门庆，而且她们之间改嫁的过程都是以丧葬制度为主线，走完了该有的丧葬流程才进入西门家，直至最后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她们才有了每个人自己的结局，着实感慨、佩服作者的逻辑思维与情感想象，既完成了对丧葬制度的描写，又推波助澜完成故事情节的开展。

三、宋代丧葬制度的传承与嬗变

中国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已经会将死去的人进行掩埋，周朝时，丧葬意识与丧葬制度开始萌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日渐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完善、成熟，直至隋唐宋时期，丧葬制度才得到大力的推广。宋代的丧葬制度逐步走向固定化与世俗化，为普通百姓家庭接受，可谓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分水岭。在其后，随着时代的更替，丧葬制度出现新的变革，至今仍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元明清：丧葬制度“继往开来”

到了元明清三代，中国的丧葬制度已经处于完备的阶段。前期，元朝的建立，国家由少数民族当权，游牧文化与封建农业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与融合，对社会风俗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丧葬制度作为是社会风俗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发生了很大的演变，但随之而变的是蒙古的丧葬制度的逐渐汉化。融汇蒙古风俗的丧葬制度，其最大的变化则在于丰富了安葬的方式，天葬、水葬、悬棺葬等的出现是重要的标志。

明代作为我国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宫廷讲究沿袭古制，故而在丧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是秉承继承与再发展的原则。朱元璋建国后大力恢复、弘扬汉族的传统文化，大兴儒家思想，并将宋代丧葬制度中的礼制和等级观念推向制高点，丧葬制度逐渐“富态化”，以《红楼梦》中秦可卿、老祖宗等人的葬礼为例，场面铺张奢靡至极。

满清时期，康乾盛世的到来，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导致丧葬制度中等级的区分更加森严，入土为安的道教思想观念被广为接受。此外，元明清三朝的丧葬制度都折射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奢靡，且其追悼的本质逐渐消亡，娱乐性被日渐放大。如清末时期，水陆道场和仪仗排场的布置已远超超度的本意，但好在民间的丧俗并未遭受质变的影响。总之，元明清三代的丧葬制度是在承袭宋代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传承发展，流传后世，并影响至今。

（二）现当代：丧葬制度“返璞归真”

中国丧葬制度历经千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丧葬传统，当然，演变的过程中不缺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尤其是在科技与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势必会给中国传统的丧葬制度带来改革。

目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相较于传统安葬方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绿色丧葬的提出，不仅合乎时代发展的需求，更是丧葬制度长远发展的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传统的丧葬观念也慢慢地被科学发展的理念所替换。人们开始改变“厚葬厚养”的传统观念，支持并拥护绿色的丧葬制度。人们已经用鲜花代替香烛对亡者进行吊唁；用追悼会代替以往出殡时的水陆道场……其实，“绿色”已经占据了丧葬“敛、殡、葬、祭”的每一个过程，丧葬制度已经被人们有意识地进化了，这亦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不难发现，所谓的“绿色丧葬”其实就是薄葬的体现。“绿色丧葬”用最少的成本表示对已故之人的悼念，这与南宋理学家李衡所说的“棺木‘以小为贵，仅能周身足矣’”[7]同等道理，可见现当代倡导的“绿色”丧葬制度与宋代提倡的薄葬是如出一辙的，故而，现当代的丧葬制度在本质上实属“返璞归真”。

四、结语

以苏轼《稼说送张琥》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来做总结最合适不过。宋代丧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与积累。当然，事物之间的相互成就本就是巧夺天工般的存在，《金瓶梅》等文学作品得以久经不衰的原因也应是如此。《金瓶梅》作为展示宋代丧葬制度的文学载体，宋代丧葬制度也在成就它的历史荣誉。另外，中国的丧葬制度久经时代的变迁，依旧屹立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光彩，也是在折射同样的道理，只有融入生活，跟上时代发展、变迁的潮流，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奔腾不息，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 徐吉军.宋代纸质明器的盛行及其原因[J].浙江学刊，2016（06）.

[2]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3] 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J].云南社会科学，2005（01）.

[4] 刘涛.河南宋代墓室壁画吉祥寓意研究[D].河南大学，2013.

[5]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

[6] 李延年邵丽光.《金瓶梅》丧葬描写的多重功用浅探[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02）.

[7] 朱瑞熙.宋代的丧葬习俗[J].学术月刊，199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