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苦难命运及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以《陆犯焉识》中陆焉识为例

摘要

小说《陆犯焉识》以陆焉识作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历史和政治大变迁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代表，讲述陆焉识一生追逐自由，在对爱情与学术的追求中经受磨难，最终以悲剧告结。小说书写了西北大荒草漠的监狱生活，陆焉识在此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涯，他追求爱情自由却永失真爱，追求学术自由却丧失话语权，小说展现了陆焉识的悲剧人生，同时也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和精神困境，解读陆焉识从个人迷失到自我回归的过程，有助于读者了解陆焉识的心理变化以及人性的复杂，也有助于我们对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了解与关注。

关键词：《陆犯焉识》陆焉识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精神困境

《陆犯焉识》是作家严歌苓的颠覆性转型之作，过去严歌苓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女性，而《陆犯焉识》则是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小说主人公陆焉识的人物原型来源于作者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严恩春16岁读大学，后出国深造，40岁时自杀身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本应有美好的前程，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却落得如此结局，严恩春的遭遇和经历不免令人深思。书中留美归来的博士陆焉识同样是个大知识分子，因被打上“反革命”的标签，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活。在这场无期囚禁中，他的人生归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难以承受的精神困境。他所追逐的自由，无论是爱情还是学术，最终双双失去。本文以陆焉识为例，探讨在20世纪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严酷苦难和作出的精神挣扎，并从陆焉识的悲剧人生中联系人性的矛盾以及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进行解读和思考。

一、陆焉识苦难命运的表现

（一）身处荒诞的历史背景

在小说《陆犯焉识》中，留学回国的上海公子哥陆焉识起初在大学当教授，时处八年抗战和太平洋战争的战乱，学校教师遂内迁至重庆。因1937年的那场大迁徙，许多书籍、教具都丢了，陆焉识只能按照记忆中的教科书授课，无书授课，却被警告犯规教学。陆焉识对此发表讽刺文章，戏说迁徙的混乱与无耻造成教科书的丢失，一名教授因无书而授课却被警告的事情本就够荒诞了，更荒诞的还在后头，陆焉识连夜被几个带枪的男人带走，在地牢被关押了两年。

1945年底，陆焉识回到上海，这座城市的许多房子空置了，贴着封条，是作为日产被“接收”的，而陆家房产也出现了问题，一家人依靠典当、恩娘的精打细算和妻子冯婉喻的工作勉强维持生活。陆焉识因重庆被捕的那段经历，校方不再续约，战争把陆焉识从一个敢说敢言之人变成一个对生活服软的人，他请求接收大员宽恕一周时间寻找新住处，一周后则布置一顿丰富的晚宴招待对方，恩娘则拿出金砖金条去贿赂接收大员，以换得陆家人暂时的安身之地。在那个战争混乱的历史年代，一些腐败官员变成自私的资本主义走狗，打着堂而皇之的口号名堂去掠夺别人的房产，而陆焉识等一众普通百姓，自己的房子被人强取豪夺走了，他们还要想尽办法进行贿赂，争取多些时间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故事发生的背景本就是足够荒唐的。

后来，解放军来到上海，对上海进行大解放，陆焉识被调回原来的大学任教。本以为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但时间过去没多久，1954年陆焉识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对象被捕了。被抓捕的人都不清楚自己的具体案由，就这样，陆焉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由于“上海的区公安局长江帆被捕，具体罪行模糊，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江帆涉嫌军统。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1]。于是江帆之前受理的案件量刑被推翻，全部都要重新量刑，陆焉识很不幸地，也是江帆受理的案中人，由原来的有期徒刑十五年改为二十五年。在宣布改判时，陆焉识大声喊冤，认为加刑太随便，却被记为大闹法庭。陆焉识没有去上诉，因为他知道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有再回过监狱，于是只要求执法负责人在判决书注上永不加判四个字，避免以后再因这种情况加刑。可是后来他的要求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因一些不明原因在原先的量刑上被加到死刑。陆焉识这次没有放弃上诉，尽管会败诉，甚至会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XX为敌”[1]。同年12月，有几次被带到审判会场的死刑犯又被带回监狱，虽说是把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弄错了，但真实原因是个谜。更有甚者，一些被带回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1955年3月4日，陆焉识准备接受行刑时，突然被推到一边，被告知减刑批准了，文件落在机关，陆焉识因此逃过一死。从这段杂乱无章的落狱经历描写中，我们能看到当时抓捕罪名莫须有的荒唐，连犯的具体案由都不清楚就能把人抓入牢中，至于判定量刑的理由更是荒谬，反驳加刑反而量刑更重，在将死时刻又随意地赦免犯人。此处是作者在小说中埋下的一个伏笔，陆焉识之所以能苟活下来，是陆焉识的家人在关键时刻贿赂了有关人员，是他的妻子冯婉喻付出了自身肉体换来的结果。

1958年的一天，监狱干部让犯人马上收好东西做好上路准备，将人转移到西宁城外，车开了几天，途中有人病死、渴死或者死于抑郁悲哀的。事情高潮出现了，车开到了小站，停车派人去打水。而陆焉识正好是其中一个打水人，等他们打完水回到车上，列车首部和尾部的犯人立刻跳上站台，冲向水桶。大家都害怕渴死，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干警和士兵们将车站封锁，附近的工兵团闻声迅速赶来增援，两群人的比拼总会有身体皮肉和金属器械的碰撞，凶狠漫骂声和惨叫求饶声交织在一起，其中陆焉识也挨了两枪托。这场短暂的混乱结束后，大部分犯人的脚瘸了，身子也歪了，地上还躺着五六个人，其中有四个已经没有了气息。这场由生物最本能的求生欲望引发的混战，最终牺牲了四个人的生命。这四个人死则死矣，也没有人过问他们是否主动参与了这场混战，亦或他们只是不巧站在那里，没有其他人身手敏捷，就被推倒最终死亡，更没有人去追究谁是凶手。关乎生命的大事，无人过问，无人问责，就这么轻飘飘地过去了，或许在当时，犯人的生命就如蝼蚁一般无足轻重，可以任人践踏，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流逝，已经是平常事了。

小说中通过陆焉识的眼睛和经历，写出了当时政局混乱、时代荒谬的政治历史背景。带队抓捕的公安局刘胡子，自己却成为抓捕名单中的最后一人、陆焉识被捕入狱，但具体罪名是什么自己都不清楚、后来的判刑加刑减刑又是如此随便，还有梁葫芦濒临死亡时犯人看热闹的表现等等，小说中一个个事件都折射出陆焉识身处的时代背景的荒缪，以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是何等的荒诞，其间造成人性的扭曲又是多么的可怕。

（二）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活

陆焉识从中年时期经历反右、四清、文革、下放等运动，到1976年被释放，出狱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在大西北囚禁流放的二十多年里，陆焉识经历了真实的监狱生活，也见识了人性的恶，此后继续书写着自己的苦难命运。

当年，一群犯人被卡车拉到西宁城外的大荒草漠，刚抵达目的地，就有一大批犯人死亡，有的死于高原反应，有的死于严寒、饥饿，有的死于“待查”。到后来，模糊的“待查”也就成了最普遍的死因。在当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人类的生命显得如此脆弱，监狱干部也没有严肃认真地调查每一位囚犯的死因，大多数就安上待查的名号草草了事。大批囚犯的到来侵略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动物群体的居所，剥夺了它们无拘无束的自由。人们本着“靠山吃山”的信条来吃草漠，吃一切的活物，当活物吃光后，就吃各种生物的尸首，连动物们都害怕到“谈人色变”。包括后来在监狱里，梁葫芦冒领刘胡子尸首的口粮、梁葫芦去解放军的营房，使计将他们的食物撞倒以获取掉在地下的食物、徐大亨做了肠梗阻手术，取出未消化的生青稞，而那两斤生青稞被两个老囚徒拿去用火烤了吃。我们从犯人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所处环境的恶劣，犯人的温饱没有保障，分配的口粮与开荒干活的劳累不成正比，犯人为了填饱肚子哪怕要被士兵打也要犯事，想方设法获取食物，生青稞也照吃。

陆焉识在这片土地开始有了三个外号，分别是老陆、番号278、老几。其中在犯人里最常叫的外号是“老几”，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号源自绰号老卷，陆焉识留学时那撮性感魅力的卷发到监狱里变成了不太健康的绵羊尾巴。某次，一位公安部首长把老卷听成老几，嘲讽的说这绰号好，在地、富、反、坏，特务、汉奸等不好的都能插队。陆焉识虽有自己的尊严，但在这复杂的监狱中，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棱角，即使听到这些侮辱的话，也不生气，只当没听到。他尽可能地少说话，甚至用结巴来伪装自己，争取见机行事的时间。纸铐是《陆犯焉识》中，监狱里对囚犯进行惩罚的一种手段，之前只听过手铐有木的和铁的，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纸铐。纸铐就是用糨糊粘起来的两段纸条，犯人稍微动作篇幅大些，纸就会出现裂纹并伴有细微清脆的声音，纸铐一旦破裂了，犯人便要受罚。纸张是如此轻薄，纸铐的可怕可想而知，在梦里也束缚着犯人，行动更是不便，甚至让人产生铁铐比纸铐更舒服的想法。纸铐时刻让人精神紧绷，提心吊胆，害怕纸破了带来的未知后果。陆焉识就有一次纸铐经历，是刚进入监狱嘴巴不够老实的原因，八卦主教被抓，说了句：公民不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就被上纸铐。这次经历告诫着陆焉识在监狱也要谨言慎行，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惩罚或者被“加工队”进行加工修理。

后来，陆焉识成功用欧米茄手表贿赂邓指挥，得到一次机会去场部礼堂看科教片里的小女儿丹珏。看那一眼的过程非常艰辛，陆焉识要抓紧时间赶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动工前回去，在路途中不仅要注意躲过附近解放军的抓捕，而且还要拖着脚镣在雪中步行到场部。当赶到门口时，一眼望去都是人，他挤进去站上小男孩的凳子，终于在屏幕上看到了长大后的丹珏，他呜呜大哭，要活着的念头更加深刻，想见家人的心更加迫切，想立刻和婉喻解开他们之间的误会。就在那晚，他开始计划出逃。他为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抓住时机骑上青灰马逃跑。逃跑成功后，陆焉识开始计划着与冯婉喻的相见，再让她把他送进公安局，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做法。而后他见到陆家三代女子的和谐，和家人们都见了面，分享了礼拜天，与亲人的暗中团圆让他不愿打乱他们原有的生活。于是陆焉识选择离开上海回到西宁，写信请求领导的宽恕并报告说明“白冷草”的发现，“白冷草”是一种含有淀粉的草，希望能用它缓解饥荒。最后到公安局自首被拘留，一直到1976年被释放。

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里，陆焉识不仅见识了人性的恶，自己也逐渐变得自私、世故而圆滑。当韩念痕怀孕告知他时，他坚决否认是他的孩子，还推卸说那是与她同居的男人的。直到后来他偶然得知根本没有同居男人的存在时，他也没有半点想承担责任的意思。再到后来梁葫芦被加工队折磨逼问欧米茄的去处时，他虽然不忍心梁葫芦的受刑，但是更不愿舍弃欧米茄手表。他的自私在监狱中被逐渐暴露，就此丢失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尊严。陆焉识在监狱的日子中，也明白了场部领导纵容“加工队”加工修理的丑恶现实，事情真相也无法通过申诉真正得到还原，甚至还要为辩解而付出代价，所以他再也不争不抢，不与任何人为伍，少说话就不会被抓住把柄。在这场二十多年的囚禁中，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不自由”是多么的自由，他前半生一直追逐的自由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笑，曾经拥有的自由自己还不满足，如今才明白那是多么的自由。他也终于发现自己与妻子冯婉喻之间曾经发生的误会，他误以为自己不爱她，其实是爱的，但是爱却不可得了。

（三）悲剧人生的不可逆性

这场长达二十多年漫长的囚禁，足以把陆焉识的人生轨道打乱，把一个人毁得彻彻底底。就算被无罪释放，回归到普通大众中，陆焉识也不可能再做回一个普通大众了，先不说生活方面的习惯，单看过去的被捕经历，就会被大家带有偏见地对待他。XX没有发通文说抓错人，也没有道歉，即使拨乱反正了，即使陆焉识没有真正的犯罪，但是那些被捕的事实依然会被人们议论，甚至影响下一代人的婚恋以及工作发展。

走惯了大荒草漠的陆焉识在出狱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像草原人那样松散大步地走路，也像草原人那样张望着看东西。睡相就是犯人的模样，他“那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凶猛地打鼾，凑近看还能看见鼻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巴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1]。他就是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不再是个斯文人了。他人是回来了，出狱了，但不复当年的英姿、修养、谈吐，走路姿势、睡相等生活习惯与这城市格格不入。陆焉识在重庆被关押的两年里染上肺病，咳嗽了半年，胸部凹进去，又从背部凸出来，身高就这样被弄萎缩了；在大西北当邓指被调离分场，他不再做统计员那份轻松活，回去与犯人同吃住、干活，在这环境转换的过程中，他失去解大手的私密空间和宽裕时间导致大肠系统紊乱，严重的一次便秘要找狱医灌肠，也只有他和医生知道他患上难以启齿的沉疴；在被关黑号子后，他开始了无休止的失眠，感受着失眠的痛苦，这从秋天到冬天漫长季节的无眠也改变了人原本的模样；他过去假装的结巴，到如今不知不觉的成了真的结巴，说话也变得迟钝了。在这场囚禁中，陆焉识的身体遭受着诸多折磨与痛苦，痛苦的记忆是无法抹去的，谁也不能否认这对他往后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

陆焉识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他找到机会打电话约冯婉喻吃早餐，想继续过着他们中断的日子。儿女们却不支持他们复婚，担心政治运动会再次来袭，好不容易稳定的一切都将化为泡沫，并且认为他们这么大年纪还想感情的事太丢人。在餐馆里，作为子女的冯子烨夫妇两人和丹珏一起夹缝坐在两个长辈之间，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互动，虽然他们前俯后仰地交流非常艰难，但他们还是这样谈了两个小时。可惜，当时的陆焉识还不知道冯婉喻的失忆症已经恶化，她早已不认得他是谁了。虽然互相陪伴了几年后，两人终于复婚，可冯婉喻到死都没认出来自己等了大半辈子的人已经回来了，就在她身边。而陆焉识对结发妻子的爱没能完全弥补，那误会终究是存在他们之间的，他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能把爱完完全全的给她了，悲剧的人生早已注定，不可弥补。

当陆焉识被接到儿子家后，他们把他的衣物包裹放在门外，害怕衣物携带一些微小活物，拿火钳子把东西夹进锅里烧煮，从儿子儿媳拿火钳子去夹、身体尽量远离这些动作就能看出他们对老头的嫌弃。此时的陆焉识虽然是老头，但是还是有用的，他在儿子家被差使做跑腿等杂活。有一次他在弄堂口对几个中学生进行训话，对话内容被几个买菜的保姆和老太太听到，孙子把事情缘由告知父亲，冯子烨对这类事情最为敏感，马上回家对老头进行训斥：在外面千万不能乱说话。因为老头是老革命无期徒刑犯的身份才导致儿子和初恋女友的分开，以及当初老头出逃害得母亲冯婉喻差点被学校开除，居委会大妈上门训话，过去一家子日子过得如此之苦全是因为老头。儿子的训斥让陆焉识清醒意识到，自己过去让妻子孩子受了太多苦，遭了太多罪，儿子要继续过日子，小女儿也要组建家庭，这个家里早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成了多余的那个人。他一方面不愿他们为难，一方面也想保全自己仅有的尊严，于是留了一封信，带上妻子的骨灰离开了上海，又回到那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荒草漠。

陆焉识悲剧人生的不可逆性表现在他被耗费的宝贵的二十多年时光、身体承受的病痛和心理的折磨。这些都不可挽回了，经历这场囚禁他才意识到过去的一些误会已经永远解不开了，家人生活中没有属于他的位置，连带着外界对他的过去带有偏见，这些种种在他归来后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生以及家人的社会处境，这是无法消除的。他也无法从释放劳改犯的身份变回留学回国的教授身份，无法从老年回到中年，没有人能补偿他失去的任何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地失去了。

二、陆焉识面临的精神困境

（一）追逐自由的爱情却永失真爱

陆焉识初识冯婉喻，这个女子是被继母推到他面前来的，虽然不是他自由选择的，但是他心中认为恩娘与冯婉喻都是可怜的女人，于是答应娶她为妻换取出国读书的自由。在X留学期间，他变成了另一个陆焉识，不再记得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认为自己还有追求自由恋爱的权力，与一名意大利女子望达开始了短暂的恋情，他尽情地挥霍着逃亡出国的自由。最后他发现即使他未婚也不会和望达结婚，他最终还是会选冯婉喻做妻子，理由是望达没有冯婉喻可怜。在他心里，觉得恋爱与结婚不是一回事，虽然在外面可以不负责任，结了婚还在当花花公子，拿自由当出轨的借口，但是骨子里他有传统中国男子的责任和担当，他离不开家庭，无法完全地抛弃一切，却又想拥有眼下的自由，他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

陆焉识在外国度过了五年放浪形骸的自由，归国后不甘心回到没有自由的家。于是他常在咖啡馆、图书馆消磨时间，不介入家里女人的战争，也不曾理会恩娘对婉喻的刁难和婉喻所受的苦，更没有去了解婉喻的内心和她的魅力风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逃离上海，跟着学校转移到重庆，与一名重庆女子韩念痕在战乱中开始了一段长达五年的爱情。陆焉识与韩念痕厮混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堕落了，是在糟蹋时间。他也曾自我怀疑，爱韩念痕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当他被关押的两年时间里，他让韩念痕帮忙传信给家里时，韩念痕就知道他是不会和家庭分开的，后来也是韩念痕先跳脱出这段情缘，前往X。这段由战争开始的感情，也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韩念痕的母亲是唱川剧的，母亲和一个师长生下她，但是师长却没有娶母亲做妾，母亲和她是无名无份的。她外婆叮嘱她不能做像她母亲一样的人，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进入XX做事，希望结识一个正直的男人。可她终究还是做了她母亲那样的人，跟陆焉识无名无份地在一起五年，她自己也曾说和陆焉识在一起的人不是她，而是她母亲。在这段爱情中，陆焉识和韩念痕两人都是矛盾的。陆焉识一方面知道这是堕落的，不道德的，一方面还是继续来往。韩念痕也是矛盾和挣扎的，她不愿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可转头还是和陆焉识在一起。人性就是这样复杂，理性与感性互相交织，自己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却还是这么做了，明明知道许多大道理但就是做不到，在某个当下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被主观和感性支配了行为。

陆焉识前半生一直致力于追逐所谓自由的爱情，忽视自己发妻，直至在大荒草漠漫长的流放中，年过六旬的陆焉识终于读懂了婉喻眼中的柔情，才领悟到她的美，她对他忠贞不渝的爱。他开始欣赏婉喻那一手秀丽的毛笔字，也开始心疼婉喻的自卑与她所受的苦，婉喻成了他生命中最软弱的部分。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和婉喻发生了一场误会，他以为自己不爱婉喻，后来发现他不爱的是把她塞给他的那种传统的婚姻方式，原来他心里是爱她的。经历了牢狱之灾，陆焉识也算是浪子回头，终于了解自己的真爱是结发妻子，在场部礼堂看到电影中的小女儿丹珏，他分外激动，丹珏长得与母亲婉喻很像，陆焉识想解开误会的心愈加迫切，脑子萌生逃亡的念头，他为逃亡做了两年准备。虽然逃亡成功，也计划着与婉喻的重逢，但是当他见到陆家一家子过得和谐幸福，他不愿打扰他们，最后回去自首了。等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陆焉识被释放回到上海。唯一真心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得了失忆症，从此他就一直陪伴着婉喻，到最后婉喻肺炎病逝还是没有记起他。因为婉喻的失忆，他们之间关于爱与不爱的误会自然也没有解开，而关于韩念痕的事情当然也没有说，陆焉识更没有求得婉喻的原谅。陆焉识回过头想要把自己和感情完完全全的给婉喻时，上天没有给他圆满的结局，让他永远失去真爱，没有第二次机会，再也没有婉喻如此倾尽所有去爱他的人了，他也再没有可以爱的人了。

伏尔泰曾经说过“人的本能是追逐从他身边飞走的东西，却逃避追逐他的东西”[2]。这句话用来描写本书主人公陆焉识的心境也非常适合，冯婉喻是家里安排给他结婚的女人，她也对陆焉识一见倾心，婚后更是把他当成神、她的天，察觉他不高兴，便冒着被恩娘发现的风险把那块价值不菲的祖母绿拿去典当，买了白金欧米茄手表给他。冯婉喻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婚后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追随陆焉识，患难与共，不离不弃，而陆焉识却认为这种包办婚姻是不自由的，他要去追逐他失去的自由，追逐他想要的爱情。等陆焉识经过那漫长的牢狱之灾，有时间细细地回味过去的一切时，有了对比，在没有自由的监狱中，他才意识到过去的“不自由”是多么的自由，而年轻时要苦苦追求的自由和爱情一直就在自己身边，只是自己不懂得珍惜。其实陆焉识与冯婉喻就像《红玫瑰》中的歌词所写“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3]，人们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珍惜，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二）追逐学术自由却丧失话语权

小说中，才华横溢的陆焉识，二十四岁就在X成功取得博士学位。在X时，大卫·韦就总是说服陆焉识去参加组织，而陆焉识为了保全自己仅有的学术自由，一再谢绝大卫·韦的提议。归国后的陆焉识与X的留学生朋友圈子都相处得不错，因为他的好模样，好性情，所有人都喜爱陆焉识。

学术争端是从大卫·韦请陆焉识帮忙向校方做推荐，并想借陆焉识未发表的论文开始的。陆焉识虽然对老朋友潦倒的处境感到很抱歉，但是他仅剩的那点学术自由无法说服自己借论文给大卫·韦。他内心也挣扎过，在人品学品和积德的无耻之间做选择，最后以去到韦同学家时没有人而不了了之。事情过后一周，出版的一篇文章针对陆焉识开的杂志知识性专栏进行攻击，这时陆焉识明白骂手正是是大卫·韦。有好心人劝陆焉识要善于投靠对手的对立面，与对手的对手做朋友，群体的力量总是强大的。陆焉识在这样的处境下也没有去找对手的对手谈合作，因为他不想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他只想多保留自己在学术上的清高。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囚犯生活里，他宁可吃不站队的亏，兜着不站队的后果，也坚决不加入任何小团体小帮派，也是为了留住心中最后的那点自由。

而把学术争执推向高潮的是1936年陆焉识参加的那个学术会议。大卫·韦那一派人争执着凌博士的一篇文章，本来陆焉识在那里看着两边的争执，也没有打算发表意见和看法，可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把这个烫手山芋给了他，让他回答大卫·韦的提问。后来，陆焉识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温和地反驳凌博士，虽然他认为整篇文章没有任何谩骂攻击的意思，是留有学术探讨商榷的空间的，但是在其他人的解读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大卫·韦以为陆焉识是和他一个阵营的，在韦同学的夸奖下，或许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他答应再写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拉架的好心丑角。虽然在文章寄出后，陆焉识急忙拿回了文章的清样，但是他写给大卫·韦的抱歉信被刊登出来，稿件的意思完全与原稿不一样，而此时，凌博士也发小文回应，直指陆焉识背后插刀，出尔反尔，背叛成性。虽然陆焉识后来写的文章扔了，没有发文再回应，但是他已不知不觉地被卷入这场文字混战。也就是因为这场混战导致后来陆焉识从重庆返回上海请求凌博士帮助找职位无果，在他入狱加刑直至死刑时，婉喻去求凌博士帮忙也没能见上陆焉识一面，凌博士更不可能救他了。

陆焉识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原则的人，他想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不愿站队，不愿附和，可是又没有做到坚决拒绝，表现得优柔寡断。陆焉识在学术会议上没有明确拒绝凌博士的要求，在私下又答应大卫·韦的请求，最后无辜地被拉进文字战争，弄得在两边里外都不是人，两边都得罪，什么都失去，等出事时更没有人出手相助了。陆焉识是个心软的人，见不得别人为难，所以留住被赶走的恩娘、答应恩娘与婉喻结婚、瘪三向他贩卖冤大头的价钱的东西，他也照单全收。在那场学术争执中更是如此，他身不由己，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无法留住学术的清高，最终失去了最后的自由，在学术上也失去了他原本应有的话语权。

三、陆焉识悲剧人生的探索价值

（一）对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关注

小说《陆犯焉识》叙述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以陆焉识为代表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种种经历。他们接受着各种政治运动的袭击，尽管他们生活得很低调，但还是未能逃脱政治带给他们的厄运。他们从人上人变成社会唾弃的“臭老九”，被迫进行集体化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服审判，去辩驳讨要公道反被加刑。在改造的过程中，他们坚持的思想与信念也遭受着挑战。他们鼓吹和坚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观点，而社会却是对其抱着排斥和抗拒的态度，这是封建专制文化与新思想之间的冲击。

在大荒草漠物质匮乏的恶劣环境下，人的一切都在面临着挑战。为了生存，人最原始的求生本能欲望无限扩大，大到足够吞噬人原本的良知、尊严，甚至原先坚定的思想信念也随之动摇，迷失了自我，人性的恶也逐渐被暴露。在那种处境下，活下来的都是足够强大，足够无耻的人。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清高，虽然其中也有无耻的人，但并不妨碍那些有原则的人。他们想保留那学术天地中仅有的纯粹，不想进入拉帮结派的阵营，可是在那其中早已身不由己，不知不觉跳进学术圈套。他们想做有高尚气节的君子，最后却成了学术两帮人眼中背叛成性的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与历史文化环境、人性之间的联系及其与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4]。他们承受了那个时代的荒唐，精神也激烈地挣扎过，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爱情、事业、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他们的人生注定悲剧，而且这种悲剧具有不可逆性。陆焉识的悲剧人生令人唏嘘，也让人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二）展现本我的爆发与自我的回归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5]。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内心的欲望；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在本我与超我中寻找平衡；超我则遵循道德原则，追求完美。本我主要是人在婴幼期的玩乐，超我主要表现在人的青年时期的远大抱负，自我则在人生各阶段都有存在，三者一起构成完整的人格。

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人最底层的生存欲望被提了上来，为了活下去，人什么都吃。在大荒草漠，小说《陆犯焉识》让我们看到各种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两个老犯人把徐大亨做手术从肠子里掏出的生青稞拿去烤了吃、汲取捡到的兔头脑髓、梁葫芦领尸首的粮食份额等。本我彻底爆发，欲望就是最基本的活着。在这期间，人性的丑陋面不断被暴露。陆焉识追逐的两次自由爱情，也是本我爆发的表现。他追求自由，不顾后果地想要在恋情中享受自由。“意大利女子和重庆姑娘注定只能是他生命中的过客，他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注定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幻梦”[6]，陆焉识最终还是会回归家庭，他终究无法离开家庭，这是自我的回归。除了陆焉识和监狱的犯人，冯婉喻本我的爆发则是在她得了失忆症后。过去的她，一直被封建文化压抑着本我，她不敢光明正大地表达爱意，按照规矩办事，老实木讷，不敢逾越半步，经常要顾虑周围人的立场，压抑久了，终于爆发。当她患病之后，因为没有过去封建记忆的束缚，她反而成为了真正的自由人，她开始解放躯体不受衣服的束缚，做她想做的一切。

（三）告诫后世人有选择的自由并要为之负责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是由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责任三部分构成。萨特认为自由选择中的“选择”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世界中自我选择，二是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7]。在世界中做自我选择是指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样的人，而后选择怎样看事情、看世界。在小说《陆犯焉识》中，冯婉喻总是选择看事情美好的那一半，而陆焉识出于成见和一些先入为主的思想，因为冯婉喻不是他自主选择的妻，所以他先是选择了不看冯婉喻，不看不爱不了解。在多年后，经历了人生种种，陆焉识才选择尝试着去正眼看待自己的妻，然后他看到了冯婉喻的美，可惜为时已晚。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8]，在这个世界，人作为标尺，主观的决定事物的性质，赋予事物以意义，艺术也是这样构建起来的。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9]。选择是自由的表现，自由与责任又是相伴的。人从一出生就做着许多选择，做选择说明你还是有自由的，而你的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组织，我们生活在其中，做出的选择就不只是个人的选择，更会影响所有人。“绝对的自由必然带来绝对的责任”[10]，我们在做选择的同时，就要有承担后果的责任。陆焉识在爱情中选择自由，要背弃自己的婚姻，要去追求所谓自由、美好的爱情，那他就要承受失去冯婉喻的痛苦，接受失去真爱的结果。同理，陆焉识在学术中也选择自由，那也要做好被群体攻击，孤立无援的准备。不管他过去非理性的选择是错还是对，既然他做出了选择就要为之负责，陆焉识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四、结语

在小说《陆犯焉识》中，冯婉喻曾是陆焉识寡味的开端，到最后成了他完美的归宿。陆焉识的一生都在追寻与失去，循环往复，无论是爱情还是学问，最终他都没有得到。初读小说，只觉得陆焉识的苦难人生和悲剧结局都是自找的，咎由自取，再读后却对他生出怜悯之心，也会感慨他生不逢时，失去太多，最终一无所得，陆焉识一生都在遭受着内心的煎熬与时代的折磨。浪子回头之际，在学术界已无发言权，而爱人也去世了，独留他一人空有一身的才华和一颗顿悟后爱人的心。直到婉喻去世时，他依旧只是婉喻眼中内秀儒雅的老先生，儿子随时差遣的老佣人，最后成了儿女生活中的多余人。造成陆焉识这一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和苦难命运，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人性的荒唐。陆焉识一生追求过、挣扎过、反省过、也后悔过，可惜在浩瀚的宇宙中，人如蝼蚁，经历无数磨难，有些人却没能逃脱可悲的命运，最后要孤独地承受一切。

参考文献

[01] 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25-293.

[02] 欧阳宁春.微言诗语[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73.

[03] 方灵子.人生唯有情难懂[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278.

[04] 罗宽海.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状态–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

[05] 孙淑桥.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J].毕节学院学报，2010（9）.

[06] 张维阳.温和的反思与理性的同情——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J].名作欣赏，2017（22）.

[07] 潘志恒.飘荡在虚无中的自由——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的自由理论评析[J].比较法研究, 2005（4）.

[08] 王蓉拉、姜燕萍.试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价值意义[J].社会科学，2003（5）.

[09] 张晓艳、赵升辉.论卢梭自由理论的价值困惑——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J].学理论，2017（11）.

[10] 郗垚鑫.从自由到责任——浅析萨特存在主义哲学[J].今传媒，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