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

摘要

余华的小说展现了社会百态，将人物经历的苦难和人性恶的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他的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通过余华小说中的重复性描写来分析其叙事结构，通过余华小说对死亡主题和苦难主题的描写来体会其叙事主题的共同性，通过对余华小说多元化的叙事语言进行论述，进一步剖析其善用简洁凝练又具有节奏感的文字表达来彰显人物性格特点，这对于我们解读余华小说的主题和深入了解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余华叙事特点结构主题语言

余华是当代著名作家，从1983年至今他活跃于文坛，写下不少著作，如《现实一种》、《活着》、《兄弟》等。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死亡、苦难和暴力等主题反复出现，张颐武曾说：“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1]。洪绍刚在《余华评传》中说到“余华所极力推崇的叙事，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2]。正如他们所评价的那样，余华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随着文学潮流的不断变化发展，余华开始涉足长篇小说的写作并取得较大的反响，由早期的迷恋苦难描写转向更为深层地揭示苦难背后的含义，赋予其价值。

余华的小说显现出鲜明的叙事特点，他的作品具有可读性，内容情节引人入胜。叙事主题仍然离不开死亡和苦难，但更多的是描写苦难所带来的意义，以及悲剧主人公们承受不幸的强大内心；通过重复叙述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命运之艰；简洁的语言能够表达深刻的内涵，彰显了小说人物的性格，充满节奏感的语言，律动性强，使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集中注意力。本文通过分析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感受其在叙事上的艺术魅力。

一、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重复性

重复是一种简单的叙述方式，余华从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中获得灵感，使他产生了“就是要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叙述方式来写”[3]，小说汲取了音乐的简洁和重复，形成了余华小说叙事结构上的重复性。在其作品中，事件、情节的重复比比皆是，如《现实一种》中山岗和山峰的母亲诉说自己身体内有骨头折断的声音的情节重复；《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中都有家长掉进粪坑而死的情节；《一九八六年》历史教师自残行为的重复等，这些重复对小说主题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重复这一概念，X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提出有言语和事件或场景的重复[4]。余华的小说写作很好地印证了米勒的观点，不管是他前期的创作还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作品，都有重复性情节的影子，从整体看来，他的小说从始至终贯穿着重复这一叙事结构。

（一）情节的重复

情节的重复表现为大量死亡叙事的重复和苦难叙事重复，通过重复来展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让读者在一次次重复中领悟到苦难的真谛。《活着》以接踵而至的死亡来塑造福贵悲惨的命运，隐喻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小人物所经受的苦难，是对社会发出的控诉以及表达了以福贵为代表的底层人物对活着的朴实的愿望。福贵的亲人接连死亡，悲剧不断重复：父亲在家庭衰败后死去、母亲和家珍积劳成疾而死、儿子有庆因给县长夫人输血过多死亡、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女婿二喜在干活过程中被水泥板砸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在亲眼目睹身边的人一一离去后，福贵变得包容，学会了忍耐，在艰难中顽强生活；面对死亡，他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带着家人的信念独留于世上。一次次死亡的重复，造就了福贵的苦难命运，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将福贵推至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推动了小说的高潮，从对苦难的单纯描写向主人公如何承担苦难转变，《活着》通过家人的接连死亡来加深老人福贵的悲情和孤独。死亡情节的重复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即“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中最受读者关注的则是许三观卖血情节的重复以及卖血后到胜利饭店吃东西的叙事重复。这部小说以极大的篇幅描写了许三观卖血的情景，但每一次卖血，作者都赋予了不同的原因和含义。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既是为了想证明自己身体强健，也是因为对金钱的渴望，让他产生了卖血的想法；后面的几次卖血则是为了家人：一乐打伤方铁匠的儿子后，为了支付医药费，他想到了卖血；受到阿方和根龙的影响，为了给林芬芳送骨头和黄豆，他选择了卖血；为了解决饥荒年代家人的温饱问题，他还是卖血；因为心疼一乐的身体，想要给他增加营养，他又去卖血；为了讨好二乐的队长，让二乐在生产队的日子能够好过一些，他接着卖血；为了给一乐治病，他只能继续卖血。多年以来，连续地输出鲜血让许三观的身体变得十分孱弱，他为了解决家中的窘境而出卖自己的鲜血，树立了高大的父亲形象，到了晚年的时候，生活境况逐渐好转，他想要为自己卖一次血，却失败了，年轻时候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卖血行为在这时候变得微不足道。卖血贯穿了他的一生，“循环往复的卖血经历中，许三观的生命历程不断得到拓展和延续”[4]。他的生命有了光辉的一面。每次卖血后，他都要到胜利饭店喝黄酒，吃炒猪肝。胜利饭店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抚平贫困伤痛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烦恼，以此慰藉自己的心灵。卖血的重复是许三观生活苦难不断重复的象征，但他没有屈服于苦难，而是乐观面对，通过卖血行为体现了许三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重复卖血的经历，升华了许三观的形象和生命意义，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人们开始思考在这些主人公背后的艰涩辛酸，对他们的命运发出同情的感慨，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贫苦民众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卖血的无奈和心酸。

《兄弟》中李光头偷窥事件重复提及，并以此为筹码换取三鲜面情景的不断重复，则用情节的重复充分反映了压抑的动乱年代，人们变态的性心理；《河边的错误》刑警队长马哲开枪打死了法律无法管束的连续杀人的疯子，而最后马哲自己也成为了疯子，这是两个人命运之间的重复；《偶然事件》峡谷咖啡馆两起谋杀案的被害者胸口都插着一把刀，是杀人手法的重复。作品中的重复叙事体现了余华小说的重复性特征，这些作品并不是简单的情节重复，而是在同一旋律的重复叙事过程中，赋予作品深刻的意蕴。

（二）词语的重复

重复叙述不仅有情节的重复，词语的重复对加深作品的印象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类重复在余华的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如《许三观卖血记》中当许三观知晓许玉兰和何小勇发生过性关系后，用重复的词语“不行”以示对许玉兰的惩罚， “不行，我躺在藤榻里，我的身体刚刚舒服起来，我要是一动就不舒服了；”[5]“不行，我躺在藤榻里享受呢”[5]。用享受的方式来表现许三观对妻子的不忠的委屈和气愤，以此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又如《兄弟》中李光头求爱林红时，福利厂的一个傻子因为林红的美色，反复地叫着“妹妹，抱抱，妹妹，抱抱”[6]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此处的词语重复从侧面写出了李光头求爱行为的荒唐；当林红和李光头知道宋钢卧轨自杀的消息后，李光头说：“我会有报应的，你也会有报应的；”[6]我肯定会有报应”[6]，重复出现的三个报应写出了李光头和林红两人对宋钢的愧疚。词语的重复在小说情感的表达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人深入体会作品，给读者视觉上的享受，凸显了余华小说的语言个性。

小说中的重复叙述“强调的不是对主题的重复，而是重复对主题的指向性作用”[7]叙事重复虽非余华首创，但余华将之运用的惟妙惟俏，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主题，多部作品运用重复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重复恰到好处，不显繁冗，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言浅意深的故事情节。

二、余华小说的叙事主题具有共同性

（一）死亡主题

死亡是余华小说的永恒主题，在作品中频繁登场。如《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光林养父王立强因通奸被举报，炸死了举报者的孩子，自己也死于那场爆炸，让孙光林再次成为弃儿；《现实一种》中皮皮意外摔死堂弟，山峰、山岗母亲的死，死亡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归宿。死亡意识的根深蒂固与余华童年经历有关，他生活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住在医院里，他从小就面对生离死别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医院太平间传来的恸哭声。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不可名状的迷恋。生老病死本是自然界的规律，但余华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几乎是违背常理的，带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1.贫困造成的死亡

在命运惨烈的文革时期，由于动乱，人们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甚至因此死亡。《活着》里头的福贵一家本是拥有田产的地主，因福贵贪图赌博，输光了财产，万贯家财就这样落入他人手中，变得一无所有，妻子和母亲都要去做以前从未做过的农活。福贵的母亲病了之后因为没钱医治去世了；家珍因为常年的辛苦劳作患上软骨病，“家珍累的满脸是汗，她弯腰放下树枝时都跪在了地上”[8]。家珍因为自己病了，挣的钱少了一半而心里难受，要求在自己干不动活的时候再减少工分[8]，她每天都下田耕作，病情越来越严重，“瘦的脸上的骨头都突了出来”[8]，家珍最终也离他而去；女婿二喜在凤霞死后，为养活苦根，整日辛勤的工作，在干活时被水泥板砸死了；苦根在乡下因为过于饥饿，吃豆子撑死了，只剩下形单影只的福贵老人，日暮残年的他与一头老牛相伴，死亡伴随了福贵的一生。

《在细雨中呼喊》中孙有元的死也是对贫困的侧面描写，“儿子啊，爹不能不死，爹活一天你就受穷一天”[9]；“儿子啊，我的魂一回来，你就又要受穷啦”[9]。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对于自己父亲的死是喜形于色的，当父亲真正死去的时候，他的感受是如释重负，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但在贫穷的年代，孙有元的死对孙广才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也正正反映了困苦生活造成的心理扭曲。

生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主人公，其家庭都难逃死亡的魔爪。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是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死亡可以看做是拮据生活的产物，他们无法反击，最后只能屈服于死亡，贫困是造成死亡的不可抗拒的因素。

2.文革时期的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被视为我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红卫兵横行霸道，人们困苦不已，不少家庭支离破碎，死亡人数也在不断攀升。在狂热的社会浪潮中，社会失去秩序，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失去了安全感，因此他们通过攻击他人来保全自身，相较之下，生命变得微不足道。余华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的作品充斥着文革记忆，展示了狂热年代中人们的非正常死亡。

在《兄弟》中，宋凡平和孙伟就是受迫害而死的代表。宋凡平在革命初期是游行队伍的领袖，是刘镇的重要人物，没有谁是不尊敬他的，但是好景不长，宋凡平因为地主身份被抄家和批斗，每天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孙伟、赵胜利、刘成功三人也借着红卫兵的身份对宋凡平之前的行为打击报复，当宋凡平倒下后，他们才离去。宋凡平在去车站接李兰时候，“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6]，可见红卫兵的残忍；当他奄奄一息时，“两根折断后像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6]，红袖章的肆意折磨最终夺走了宋凡平的生命，他的卑微乞求也不能换来红袖章们的同情，他们用暴力扼杀了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孙伟的父亲是文革暴力下的另一个牺牲者。小说中的他“曾经戴着红袖章在仓库门前神气活现的人”[6]如今也戴着高帽子接受人们的批斗和殴打，妻子因为丈夫的身份每天对别人讨好似的笑脸相迎，儿子最后也因为红袖章们的暴力行为失去了生命，目睹了这一切，他反抗过，但最终被二十来个红袖章打倒，红袖章残忍地折磨着他，将野猫放进他的裤子，挠脚心，“肛门吸烟”，“他生不如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只有在深夜时才会有片刻的安宁”[6]，他“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他的思想，那时候他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想着儿子和妻子”[6]，妻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但当他得知妻子在儿子死后就失踪时，他的意志崩塌了，妻子的不知所踪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精神支撑的他再次有了自杀的念头，他对儿子说：“我来了”,对流离失所的妻子说对不起，对红袖章们发出了怒吼“我要杀了你们”，这是孙伟的父亲对妻离子散，自己忍受无休止折磨的绝望时发出的呐喊。再如《活着》中的春生，在小说里，随着“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8]，春生被红袖章说成是走资派，昔日风光的县长，如今也戴高帽，被押着游行，“春生被打瘸了，他低着头走的很吃力”[8],在无休止的折磨下，春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非正常的死亡描写让人不免唏嘘。

（二）苦难主题

余华另一个迷恋的主题则是对苦难的描述，在他的笔下，人生总是充满未知的苦难和悲伤。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以来，他的作品就以独特的叙述赢得了关注，其中不乏批评之声。余华的描述都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人们无法逃离苦难，深陷其中，苦难如宿命般跟随着余华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两个层面，即命运和灵魂。

余华通过人物经历来揭露人性，在作品中极度渲染暴力，从而上升到苦难层面。暴力在文革中盛行，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在暴力毒害下，人们逐渐产生一种自虐的心态，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来诉说文革时期的非人待遇。《一九八六年》中的一位历史教师在被红卫兵抓走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当他再次出现时变成了“头发像瀑布一样飘落下来，发梢在腰际飘荡”[10]的疯子，他将古代的刑罚施加在自己身上，“两条手臂的有力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的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10]，宫刑、凌迟等也用到了自己身上，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历史教师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教师通过自我折磨将刑罚的残酷性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一个个体，但同时也是文革时期受迫害的群体的象征，余华欲借此来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十年动乱中群众的生存之难。对于疯子的行为，他们只是感到惊讶[10]；“他们就这样谈着疯子，他们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恐惧”[10]。他们以看客的身份来看待疯子的种种行为，麻木不已，一个本是站在三尺讲台的教师在文革的迫害下变成了没有理智的疯子，这是何等荒唐，非理性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历史教师的悲剧命运。

通过琳琅满目的苦难来叙说人物的经历和遭遇，是小说中人物悲剧的终极体现。如《活着》中的福贵饱经沧桑，家人离去后孑然一身，我们无法想象福贵所承受的苦难之重。福贵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因为自己嗜赌成瘾，一夕之间，家产尽输与他人，沦为农民，随后灾难接踵而来，父亲在家产败光后便撒手人寰，母亲由于过度劳累而死，妻子在常年的劳作中患上软骨病，最终也离他而去，一双儿女也未能奉养其终老，岁月并未善待福贵，女婿和外孙也因意外而死，只有福贵一人活在世上，与老牛相伴终老。亲人的死亡给福贵的心理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他无法反抗命运，所以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活着，继续去忍受命运的苦难。忍耐成为福贵活下去的信条，在负债的情况下本想一死了之，想到“那一屁股债又不会和我一起吊死”[8]。家财散尽后，为给母亲治病，在进城请大夫的路上被抓去充军，当他回来时，母亲已经去世，他尝尽了两年妻离子散的苦楚，回家后和家人在一起感到踏实又温暖[8]。福贵没有说半句埋怨的话，有的只是回家的欣喜和团圆之美。余华在日文版自序中说道：“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苦难，但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8]。对于死亡这一终极悲剧，福贵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平静的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消解了苦难，福贵在接受苦难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现实一次次地打击着福贵，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在苦难中，作者也赋予了福贵温情，龙二骗取徐家财产后因为革命被夺走了生命，福贵因为输光家产而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下可要好好活了”[8]，经历了龙二的死，福贵感受到了活着的重要性。作者借生活中的苦难来表现福贵经受苦难考验的毅力和在苦难下顽强活着的信念，带有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以时间为序，苦难不断摧残着徐福贵的身心，但正是这种种苦难经历也一步步地铸就了徐福贵独一无二的人生”[11]，福贵正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苦难既是福贵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但同时也是成就他的重要条件，父母双亡，妻离子散，可谓是人生的极致悲剧，然而福贵默默地承受，显示出他超强的承受能力。死亡是一个人最终的归宿，余华用死亡来表现苦难主题，使人们从福贵的经历中感受到他的坚忍，让人们了解到苦难背后的实质。

又如《在细雨中呼喊》，苦难围绕着孙光林的成长过程，他在苦难中苦苦挣扎，最后仍未逃脱苦难的牢笼。这部小说充满悲剧基调，孙光林的成长是伴随着孤独、恐惧和绝望的。开篇写到“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9]。这种恐惧感跟随了孙光林的一生。他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家人的爱，父亲动辄打骂家人，以暴力来维持这个家庭。六岁时被父母送给王立强，虽然在这个家里他并没有感受到童年的快乐，但王立强夫妇给了他些许安全感，这是在之前的家中所没有的，以至于回到南门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是有所安慰的，“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9]，这是他的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继父王立强被举报通奸而自杀，李秀英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孙光林再次陷入被遗弃和彷徨的境地。后来辗转回到南门，跟随孙光林和祖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场大火[9]，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父亲认为是他和祖父的出现才使得家中失火，兄弟孙光平和孙光明也对他视而不见，他得不到家人的关心，成为一个透明的存在。孙光林的苦难来自原生家庭以及不停围绕着他的死亡事件，一步步瓦解着他幼小的心灵，兄弟形同陌路，父子之间毫无亲情可言；成长的道路充满苦难，没有亲情治愈，恐惧和绝望像一把刀深深地扎在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好朋友苏宇的死亡给孙光林前所未有的打击，他生命中仅存的友情也被剥夺了。除了死亡，一些意料之外的苦难也吞噬着他生活中的温暖，如国庆被父亲无情的抛弃，鲁鲁的经历，以及任课老师的逼供，让他身心俱疲。“《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很多人物,都渐渐地获得了自身特有的个性风貌和命运轨道”[12]，孙广才的所作所为很好的突出了这一观点。身为丈夫，对妻子不忠，“像一个慈善家似的爬上了寡妇逐渐寂寞起来的木床”[9]；妻子死后到她的坟前哭泣，不是因为对她的爱和愧疚，而是出于众叛亲离的绝望之感，只得到亡妻坟前哭诉；身为父亲，对儿子孙光明的死并没有表现出悲伤，而是想如何从中获利；对孙光林更是没有父爱可言；身为儿子，对父亲不孝顺，认为父亲拖累自己。苦难逐渐演化成意志力缺失和崩溃之后的生存困难。孙光林以一己之力同这个缺失家庭伦理，理性匮乏的社会作斗争，其弱小和无助不言而喻，孤独的阴霾笼罩着他，久久无法消解。

“人一出生就是一个悲剧，人活着就要受苦，苦难成为人注定难逃的劫数。而死亡则是对生存之重残酷的一种解脱和快意释放”[13]，苦难和死亡始终贯穿着余华的小说，借助死亡和暴力来展示苦难的程度，死亡是对苦难的有利控诉，是无法超越的，“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体”[1]111，对于苦难人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默默承受，形成一股强大的活着的力量。在大量的死亡和苦难叙事中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更深层次地挖掘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实质，在小说中体现了叙事主题的共同性。

三、余华小说叙事语言的多元化

（一）简洁凝练

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追求语言的简洁，不拖泥带水是我一贯的风格，当然，我现在使用语言去掉了许多粉饰性，过去我尽量让语言有更多的可能性”[14]。余华善用简洁的文字来表达深广的含义，如《活着》没有过多修饰性语言，将福贵苦难的一生娓娓道来，平凡的语言往往具有更大的冲击力，福贵所经历的苦难在读者心中久久不能消散。福贵对亲人死亡的描述，“凤霞死后不到三个月，家珍也死了”[8]，这里没有写福贵失去妻子后的悲痛欲绝，而是用极其简短的话语来表现了福贵再次失去亲人的伤痛，毫不拖沓；再如《兄弟》中宋凡平死后，李兰在车站知晓事情后，没有痛哭流涕，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6]，失去丈夫的她又怎会不伤心呢？作者通过简洁的语言道出李兰内心的绝望和她的隐忍。宋凡平父亲也在简单的描述中出现了，“这个比现在最穷的贫下中农还要穷的老地主，来接他的地主儿子回家了”[6]，没有写老地主痛哭流涕的场景，寥寥数语却道尽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闷和辛酸。《河边的错误》中由于疯子杀人未能受到惩罚，刑警队长马哲决心枪杀他，当两人在河边相遇时，“马哲便报以亲切一笑，然后掏出手枪对准疯子的脑袋。他扣动了扳机”[15]。此过程没有描写马哲杀人时的心理活动，简洁有力。

余华运用简洁的语言来描写人物，没有过多地赘述，通过简单的叙事，读者能够更快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体会主人公处于极端悲痛环境下的心境。

（二）充满节奏感

语言是一种符号，节奏感十足的语言能够增强文本的表现张力和体现人物的内心。“语句的长短、语句之间的间歇时间，这些都能体现语言的节奏性”[16]。如在《兄弟》中，当宋凡平死后，宋钢和李光头兄弟再次重逢时的对话，李光头喊叫着：“宋钢，宋钢……”，宋钢也不断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着：“李光头，李光头……”[6]，此处富于节奏性的对话写出了兄弟二人之间的默契和久别重逢的喜悦。再如《活着》中，连长对仆人说：“走呀，走呀”、“站起来，站起来”[8]这里很能体现出连长的急促。此外，语气助词的使用也能使句子读起来更富于节奏感，让人们感受到生机和活力。比如在《活着》中，幼年时期的凤霞回答父亲福贵的一句话“错啦，还剩五个角”[8]，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凤霞的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单纯。问句的重复在一定程度上能加强句子的节奏感，律动性强，让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晚年卖血失败后在街上痛哭，路人询问“许三观，许三观，许三观，许三观，许三观，许三观……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理睬我们？你为什么走个不停？你怎么会这样……”[5]一连串的问句重复，借由路人之口将许三观失落的心情生动地刻画出来。叠音词和双声词语的使用，同样对小说语言的节奏感具有加强作用，能令平平无奇的语言变得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具有音乐美感。在《现实一种》中，山峰、山岗的母亲平躺在床上，防止腐烂的肠子流动，她“不再忧心忡忡”[10]，山峰妻子为了不看向丈夫，将目光固定在镜子前，但仍听到“怒气冲冲的声音：别看着我。”[10]此处“冲冲”、“忡忡”两个叠音词的使用，使句子读起来倍添律动感。

综上所述，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文字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和渲染情境，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平添了故事的真实性。

（三）彰显人物性格

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途径，需要符合特定环境和人物的身份。以《活着》中福贵为例，他早先是地主家的少爷，说话盛气凌人，如被私塾先生叫起来回答问题时，说的是“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8]，被父亲教训时也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我去你娘的”[8]，这些语言彰显了福贵年轻时目中无人的性格；而当败光家产，成为佃农后，他的说话语气就发生了变化，遇到龙二时，表现出恭恭敬敬的态度，一改往日的神气，对家人说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懂得为家人着想。得知有庆是因为给春生的妻子输血过多而死后，他没有责怪春生，“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下辈子再还给我吧。”[8]这是福贵宽容、善良性格的体现，这些话只能从遭遇了许多苦难后的福贵口中才能说出来。简单的话语从人物口中说出来更具有真实感。再如《兄弟》的宋钢，在李兰坟前的一段自白写出了他有担当的一面。李光头在被正式委任为福利厂厂长时，逢人便炫耀自己的委任书，将他的张扬外向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也喜欢打抱不平，知道刘作家欺负宋钢后，便去找他并向围观者说“我把他的劳动人民本色揍出来啦”[6]。宋钢做事认真，他将李光头的委任书抄写下来，“用黑墨水工工整整地将任命文件抄写下来”[6]；他重视兄弟情义，瞒着妻子将粮票和钱拿去救济李光头，被妻子发现后，说了一句“他是我的兄弟”，可见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同时他也是沉默内敛的，这一点和李光头性格不同，回忆起林红的告白，他“满脸通红”。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两人不同的命运结局，李光头成为刘镇首富，而宋钢最后因为事业失败以及妻子和兄弟的背叛走上自杀的道路。在李光头贩卖林红屁股的秘密时，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刘作家和赵诗人也去打听，赵诗人借着“写一个少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被活捉的故事”[6]的理由，谎称自己是为了写作素材，将他虚伪的性格描写得活灵活现。

“余华语言的成功是离不开他精彩的对话的。”[16]在《现实一种》中当山峰询问母亲是谁将小孩抱出去的，他母亲只是一遍遍地强调“我看到血了”，对儿子所说的话毫不关心，只是一昧地考虑自己，对自己孙子死亡的事情也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表现了她自私自利的性格特点。当山峰得知儿子死了之后，他将自身的丧子之痛发泄到妻子身上，和妻子的对话让我们体会到这个男人的无情，毫不顾及两人的夫妻情分；山峰要求哥哥将皮皮交出来时候的冷静对话与他后来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残忍地将皮皮踢死。通过对话和行为将他性格中的暴力倾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让读者体会到山峰性格的暴戾和残忍，展现的是亲情缺失下兄弟俩的互相残杀，将人性恶展露无遗。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在饥荒年代，许三观和儿子们口头做红烧肉的对话体现了他的豁达开朗，在当时的困境下，许三观通过精神上的安慰来取悦妻子和儿子们，从这一点来说，他无疑是一个疼爱妻儿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罗兰巴特说过，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所有活动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16]文学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语言是一部小说的存在方式。余华用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图景，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将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和人物的暴力性格展露无遗，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温情的画面，如许三观对儿子们的爱。余华的小说形成了简洁凝练，有节奏感的语言风格，彰显人物性格特点，直击读者心灵，言浅意深。

结语

余华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叙事特点极具个人风格。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重复性，小说情节和语言多有重复却不拖沓，显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余华热衷于描写死亡主题和苦难主题，其书写目的在于展现苦难背后人们强大的忍受能力，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控诉，尤其在余华后期创作中增添了不少温情的成分，让人们重新去思考苦难的意义，因此余华小说的叙事主题具有现实意义。余华小说的叙事语言简洁凝练，充满节奏感，很能彰显人物性格特点。自余华1987年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外界对他的批评、怀疑之声不绝于耳，面对质疑，余华把它们当做写作的动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他的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里面寄寓着他本人许多深刻的思考，对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借鉴意义。因此，解读余华小说，正确看待和评价余华小说在文学史及思想史上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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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绍刚.余华评传[M].作家出版社，2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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