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的高觉新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摘要

小说讲述了封建大家族高家的衰落，以高觉新、高觉民等人物为代表，抨击了吃人的礼教。本文试着从高觉新所处的生活环境出发，从思想矛盾和宗法文化入手，找寻导致其悲剧必然性的原因，进而探讨高觉新悲剧命运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关键词：高觉新悲剧命运启示

引言

巴金，原名李尧棠，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双亲的病逝，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激变。家庭专制变本加厉，迫害着家族底下的年轻人。巴金依靠着自身的出生环境，写下了《激流三部曲》。三部曲中第一部《家》，描写了五四时期背景下，封建大家族的生存状态。第二部《春》，描写了淑英抗婚及蕙表妹的悲剧事件。第三部《秋》，表现了旧式大家庭必然走向灭亡的结局。高觉新是巴金笔下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他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承担起整个家族发展的重任，他默默付出，但并没有给这个大家族带来繁荣，灾难还是降临在他周围，痛苦弥漫着他。他的悲剧命运，引发了深刻思考。

以下，是对高觉新悲剧命运的分析：

一、生活环境的必然性

（一）时代环境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一部家族小说，反映的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流汹涌澎湃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XX，但却未能根除封建不合理的礼法制度。袁世凯复辟帝制，推行孔孟所提倡的封建礼法制度，严重阻碍了新思潮的推进和新制度的建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与动力。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迫切感到需要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们利用晚清以来留学生翻译的大量文学、哲学和社会著作，作为此次运动的宝贵思想资料与经验的参照，把矛头指向了讲“三纲五常”的孔孟之道，反对封建思想，渴望个性独立解放。于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推进，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都市加速了资本主义化的现代进程，相反，广大内地农村却依然笼罩着封建宗法统治的阴影中。

《激流三部曲》中的激流，是五四新思想下成长壮大的新生力量的象征。激流就是青春的激情，青春是激情大于理性的，青春的反抗也是单纯的，像书中觉慧似的人物，敢于抗争，敢于离家出走。但成熟的人容易跟现实妥协，就如觉新，他能够触及到文化的痼疾，自然也就难以改变。青春是真与假、快与痛掺和在一起的，于是构成了青春激情的整体内容。

（二）家庭环境

林语堂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1]由此得出，中国人有着家族至高无上的传统家族理念。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主要的家庭运作模式就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多子多孙在一定的程度上，意味着土地耕地能够极大的被利用，粮食多产又意味着财富的增加，所以，重女轻男的思想变孕育而出，年纪越长，劳作的经验就越丰富，故长者就成为家族的权威代表。家族需要一代代传承，想要使家族传承得更加久远，就要树立家族独有的家风，家风是家族的象征，家法是保障这种精神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2]这两者相互联系，是维系家族制度长久不衰必不可少的部分。

巴金的这部小说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典型形态。小说描写了高老太爷专制、霸权，克明、克安和克定等长辈的顽固与堕落。这个封建大家族充满了伪善和罪恶，各种矛盾在逐步激化。年轻一代觉新、觉民、觉慧、梅、淑英、等人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从觉醒、反抗到最后胜利，从而摆脱了旧家庭。他们的胜利，也折射出旧式大家庭是必然衰落的。

高觉新是家里的长房长孙，封建宗族制家庭结构决定了他必须肩负起家族兴旺发达的大任。父亲的离世，迫使他早早就承担起家族的重任，他不仅需要去迎合长辈的意愿，还需照顾家族中弟弟妹妹以及下一辈。他是儒家礼法的遵从者，于此同时，新思想的冲击，把他内心深处所觉得正确的理念也随着被挖掘出来。可只有少数人，会义无反顾，只遵循自己的内心，不顾社会大舆论环境。这使他处于两难境地。面对家族长辈，他所奉行的是“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思想，他的忍让，却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家族走向衰落。高觉新是巴金创作中最饱满戏剧化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悲剧命运中体现了以下多重冲突。

二、思想矛盾的必然性

（一）思想与行动的冲突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从理论上倡导孝道文化的人，曾明确地提出了“孝梯” 的主张 , 他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也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3]也就是说，这些规定了中国人传统的行为规范，一言以蔽之，就是“孝”。强调了对长者权威的绝对服从。故在封建社会，家长制是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并形成以长子为大的家族管理秩序。在森严的家族关系网中，长子长孙更要恪守其道，严守家规 , 在上辈去世之后，挑起管理大家庭的重任。[4]觉新把儒家所说的这些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听从家族的安排，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与爱情。许多事情的发展都与他的想法事与愿违，所以他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慢慢变得消极和心如死灰。

高觉新是传统孝道最忠实的继承者。他最初也是有梦的人，可一次又一次的幻梦被打破，致使他对生活了低头。家族中的长子长孙，一出生就意味着高贵的地位，高觉新从小活在爱里面，家里的长辈对他疼爱有加，对他的未来给予厚望，他是这个家族的继承人。他从小就很聪慧，本打算再继续学习深造，他对未来充满着美丽的幻想。他还有一个能够懂他、安慰他的梅表妹。如果按着他对未来的计划，有着体贴温暖的人陪伴，有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去从事。人生可谓是圆满，令人羡慕。可命运往往给人一道闪电，破碎一切美好的梦幻。由于外祖父的一句话，想早点抱重孙。于是，他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爱着梅表妹，但父亲为他指定了婚事，他的第二个幻梦破灭。为完成两位长辈的心愿，高觉新把自己的一生，可谓都献了出去。他知道，他像个傀儡一般，丧失了思想，变得麻木，剩下的只是一味的按照长辈的意愿去做事。他也清楚的知道，按照长辈的意思做事情，会让长辈满意，这就是孝道。紧接着，他的孩子，海臣出生了，觉新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他把他的理想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是随着海臣的死，他的最后一个希望又破灭了。这些导致觉新对生活的绝望，是一次次妥协所带来的灾难，他向现实低头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眼望到头的，看不到一丝曙光，他失去的是他整个生命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大家族里，高觉新的不幸，不会只是他一人的。他的二弟高觉民的人生轨迹，也像他大哥一样，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高觉民与慧相爱，但祖父的意思是要觉民与冯乐山的侄孙女定亲，觉民亲眼看见了大哥无法与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痛苦，自己更加坚定地要反抗家里的命令。祖父在告诉觉新他的意思且要觉新像觉民传达意思的时候，觉民心中明知觉民爱的人是慧，他也不敢在祖父面前为他二弟争取机会，他唯有硬着头皮，希望二弟会明白他作为大哥的难处，能够遵守祖父的意愿。觉民在问觉新是不是要把他的悲剧再重演一次的时候，觉新的第一反应还是祖父的命令。当觉民抗婚离家出走的时候，整个家族，把全部的压力都施加在高觉新身上，要求高觉新找回高觉民并且承认错误。而觉民的态度非常强硬，这使觉新夹在中间，两边吃力不讨好。他深知觉民的坚持才能得到幸福，可觉民满意了，祖父的专制权威就会受到威胁，祖父是不可能轻易同意的。觉新虽然赞同觉民，可他却不敢在祖父面前为觉民争取，相反，为了让祖父满意，他还得帮祖父压迫觉民。

小说中，对待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他都是消极的态度，“能怎么办呢，再看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行动上, 他任凭封建家庭的摆布；思想上，在灵魂深处,他深埋着美丽的、破灭了的幻梦,尝受着青春被压抑的苦果。假若一个人做的事情总是和自己的想法是冲突的、矛盾的，那他会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一个人没了对生活的希望，精神力量丧失了，那谁都无法救他了。思想与行动的冲突，是他的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维新与守旧的冲突

高觉新生活在一个传统旧式封建家庭里，高家是省城的大户人家，能够走到家族四世同堂且经济景气，是因为家族中所崇尚的儒家礼法文化和遵守的家族制度，刻板的家族制度使家族里的年轻人痛苦不已。高老太爷懂得，要想使家族继续延绵昌盛，就不能让外面新的思潮冲击到家族的规矩，他反对让后辈去外面学新的思想，强迫子孙只能听从他的意愿。他期待子孙满堂,让高觉新娶瑞钰为妻;为了还人情给冯会长,命令仅仅17岁的丫头鸣凤做其小老婆。高家发生的一件件悲剧，正是由于高老太爷的专制统治。高家的后辈，像觉民和觉慧，他们上过新式学堂，有这新思想新理念，对世界有了新看法，想按自己想法去作为，但却一直受祖父的压迫而处于两难困境。脚下的枷锁与心所向往的自由，一直在碰撞着。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有一个经典的论断: “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5]也就是说，孝顺是天大的事，对父母、兄长的尊敬与服从，才是儒家最正统的思想，也是社会所提倡的社会风气，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反抗是少数，是社会中，人们眼中的另类。个人的力量是聊胜于无的，遵儒家提倡理念得读书人，才有可能平步青云。高觉新作为高家长子长孙，他成为了维系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重要纽带。他是聪慧有才华的，但他的孝顺与才华却被用来做三亲六故的婚丧嫁娶、陪客、庆典的主持或帮手。他在接连遭遇不幸、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也义无反顾地担起重任。他一心都在卖力地维系家庭关系，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可在他的家族长辈中，没有人会去关心他的付出，他只需不违背长辈的意志，躬行长辈们所反对的一切，他只会是这个家族里的出气筒。小说中，在仆人倩儿生病时，王氏不肯花钱为她看病。觉新是善良的，他同情下人的处境，也关心下人的生死，但他行动上却不敢违背礼教，他不敢跨越王氏，及时给倩儿请医生，他还安慰翠环“说不定病明天就会有好转”。如果当时觉新有勇气，为倩儿请大夫看病，倩儿也不至于惨死。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他具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无畏精神。这种思想是他从出生就被熏陶出来的，在原生家庭教育中，高觉新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而全然奋起反抗，推翻他赖以生存的家庭和把他抚养长大的家，他在改革思想来临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形象，已经具备完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法很快接纳新的思想，无法完全抛开已有的思想去完全接受新思想的熏陶。这也说明了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的原因，它压抑禁锢人的人性，使人不敢任性作为，当个人的情感价值与封建家长意志发生冲突时，屈服于封建家长专制的权威只能是他的选择。个人的个性意愿被深深的淡化成了泡沫。

觉新诞生在清末，在他少年时期，辛亥革命爆发了,新思潮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使他有幸在洋学堂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接受了新教育的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大致的规划，他充满了希望，满怀憧憬，这些希望和憧憬给了他强大的精神支柱，甚至连少年丧母，他都没有过于悲痛。因为心中有梦，生活就不会过于孤单。另一方面，他的爱情在他的心中悄然生根，他与钱梅芬表妹情投意合，只要父母同意，他们的未来可以是幸福美满的。他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正是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思想，婚姻自主，爱情自由。这说明了新思想对人已经起到了渗透作用，也意味着，新的思潮，能够带给人幸福，带来希望。

这些事实说明了 “五四”时代浪潮的冲击，造成了觉新与“五四”时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基本相通的思想和气质, 使他从思想上、感情上更多地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时代潮流。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像高觉新这种接受过洋式教育的人来说，五四新文化冲击下的时代，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维新与守旧的冲突，在他的思想与行动上，一直在纠缠，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是不可能共存的。高觉新的觉醒，是在接连痛失两个生命中最亲最爱的女人, ,他懂得了如果再执迷不悟地守旧，只会让越来越多年轻生命力陷入痛苦，这个家里，需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力量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着痛苦与麻木的境地。他要告诉家族里所有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顺从，有许多人，一直想反抗这不合理的制度。因此，他支持了觉慧逃出了高家,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这也意味着新文化在他的身上取得了胜利。

（三）懦弱与反抗的冲突

人在规避痛苦和追寻快乐中更倾向于规避痛苦。在小说中，高觉新爱情的决定权，掌握在长辈手上，他有自己爱的人，却因为双方母亲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而作废了。再加上高老太爷的固执，父亲为他抓阄定亲，彻底断送了他与表妹钱梅芬的前程。中国传统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没有一句反抗不从的话，而是遵从命运的安排，他的不反抗，不仅使自己美好幻想的毁灭，同时也毁了梅表妹的一生。

高老太爷过世，瑞珏在临近生第二胎的时候，家中的女性长辈陈姨太、四太太等人提出“长辈的灵柩停在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血，唯一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而且必须出城。”[6]这对觉新而言简直晴天霹雳，但是克安、克定要求觉新照办，觉新和平接受了。地方偏僻，觉新无法时时作陪，瑞珏难产死了。他的孩子也在不久后去世了。瑞珏去世后，觉新绝望了，他恨自己的懦弱与无力，但他又无能反抗。觉新是夹缝中新旧参半的人，优柔寡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他不可能和觉民、觉慧等人一样坚决地走向反抗的道路，高觉民为了爱情离家出走，他体现了青年人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美好品质。高觉慧为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投身革命。父亲的死，给他们带来的是解放和自由，而对觉新来说是一种更坚不可摧的桎梏。

觉新的痛苦表现为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个性意识, 但他却被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群体意识 “牢牢地束缚在原先的位置上”。[7]觉新也是有反抗意识的，只是他的反抗性没有觉民、觉慧明显。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觉新、觉民和觉慧看着北京消息被一篇篇的刊载送到他们面前，后来他又接受了以胡适、鲁迅等人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思想，这些文字都激发觉新的激进精神，点燃他革命的热情。他其实也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由于原生家庭的影响，身份的限制，处于两难之中所做出的事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剧，也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表弟周枚的身上，周枚虽然不敢反抗他的父亲，被父亲限制自由，不准他上学堂，甚至不准他出门，媳妇也是父亲挑的，枚只会服从。觉新是两难，周枚则不同，压根就没有反抗的意识，传统的儒家思想，“父为子纲”的孝悌之道，在枚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活得很痛苦，但他也不敢想过要说“不”。但是周枚还年轻，还是有希望改变的，觉新一直在间接地劝他，其实又何曾不是在劝当年的自己，他每一次对周枚所说的话，也正是他想对以前的自己说的话。

觉慧是最先看到觉新大哥性格的两面性，他说：“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健忘，同样的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换了两个面目，大概正因为这样的健忘，才能在痛苦中生活下去。刚刚掘开过坟墓又马上忘记一切的大哥，有了暂时的了解。”

自身个性的懦弱与内心反抗激情的冲突，一直使觉新陷入这种两难局面，也是导致觉新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位，特定的经历，使高觉新形成了温良懦弱的性格，使他变成了一个“二重人格的人”。悲剧的接踵而至，他常活在自责中，他总是责怪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做好。一方面憧憬着理想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顺从地接受家长们荒唐的安排，他深受家族制度的迫害的同时又时刻自觉地维护家族的荣誉和制度，他被迫把不幸赠与了恋人，妻子和弟妹，但又为他们的不幸感到悲哀和不平。从总体上看，觉新性格里面的主导因素是消极的、守旧的，他受到了他原生家庭融入血液的影响，使他不可能像他弟弟一样坚决的反抗与出走，当然，他也不至于像可安、克定那样堕落下去，成为封建家族制度的随葬品。觉新的性格成为了他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只能是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

巴金先生想通过这位受害者的形象，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地罪恶，同时也通过对觉新性格特点的批判，否定了高觉新所吸取的托尔斯泰的作揖主义和刘半农无抵抗主义，从而向还处于封建家庭桎梏中的青年们指出了一条反抗的道路。特有的人物性格，是矛盾的统一体，同时也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近代以来，在新文化的熏陶下，许多半觉醒的只是分子，他们也陷入困境，面临两难的选择，他们发现了传统制度下传统思想的弊端，同时也看到新思想带来冲击也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尽管日次，他们依旧无法彻底隔断亲情血脉联系。

三、宗法文化的必然性

（一）宗法文化的实质

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结构是宗法制度。在中国原始社会中，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家族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发展为剥削阶级世袭特权的家族宗法制。宗法文化的传承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它具有稳定性和顽固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分三六九等，有尊卑之分。“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8]封建统治下所建立的这些秩序和礼法，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闻一多曾说：“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9]在封建宗法制这个大环境下，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秩序。无论婚姻、仕途、权利和地位，都要受到封建身份的制约。自下而上的宗法结构坚不可摧的维护着这种不可逾越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家族宗法结构与封建身份划分的关系上，宗法血缘关系是外衣，阶级关系才是核心。

（二）宗法文化下对人的影响

高觉新受到封建礼法制度的影响，他们品性温顺，为人温和善良，审慎克制，遵守社会礼法制度的价值取向，他们已经是成熟的社会继承者，他们不再炽热地凭着自己的意愿做事，而是考虑周全，会向现实生活妥协，他们不再计较真假，也失去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在社会上与人和谐共处，在家中，尽自己的本分，老老实实，安分守己。过分的老实又显得懦弱，变成了性格缺陷。个人的思想总是服从于社会意志，个人只作为一个“符号”存在，没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使觉新最终沦为牺牲品。但正是这样的懦弱性格保护觉新，使他免受封建家长的责骂和抨击，同时他也承担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成为中国史上孺子牛的代表。

在思想方面，虽然受封建家庭的迫害与摧残，觉新还是表现出有很大的反抗性，既有投入革命的激情但同时又保持着哲学家的理智，在变法过程中，很容易让人有极端主义想法，在新社会刚刚建立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改革进程中难免过于激进，走上极端。在高觉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的传统孝道、责任，也看到了他身上对弟弟妹妹的理解和包容，他的悲剧在于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而高觉新正是这种新旧社会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在《激流三部曲》中，高觉新是高公馆中承受最多且牺牲最大的人，只要他的弟弟妹妹做错事情，家族中年长的人就会怪他没有管教好他的弟弟妹妹，父亲的离世，带给觉民、觉慧的是解放，而对觉新而言，一家的重担都在他肩上承受着。他也会有抱怨的时候，当觉慧觉民在与旧制度反抗时，觉新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一方面是都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只要他们做错了，挨骂的是觉新，而且他也默默接受这些无辜的责怪，他的忍让，是因为他一心希望家里和睦。而他的忍让，并没有让家人感到满意，他们反而责怪觉新，责怪他逆来顺受，责怪他向旧势力低头。由此也可以看出，家族里的家长保守冥顽不化，他们不能与时代新的激流同步向前，在发展过程中，终将被新生力量所取代。“家族对族员来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但在精神上它却是一种压抑和束缚”，[10]尤其当大家长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落后性之后，自然会被年轻一代所背弃，而其权威性也自然而然地不断被削弱。个体本位文化慢慢地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家长制权威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神圣性。

四、结论

导致高觉新悲剧人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他有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也有优秀的儒家品格，是他选择了不主动去突破，去改变，他受到封建思想所推行的理念程度最深。处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知识分子，封建礼教制度已经在他们心中最深处生根发芽,融入到血液中，成为了他们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方法。还有就是高觉新特殊的家庭角色，嫡长子继承制是古代封建制度所推行的，高家正统继承人的位置，使得他不得不遵从父辈的意愿，也使得他不可能像他弟弟高觉慧一样一走了之，大踏步地接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他肩上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换家族的繁荣昌盛，可家族并没有得以繁荣，却换来悲剧的一生。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高觉新放弃了自我选择的机会，纵然他的身份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他也可以不承担家族所给他的许多责任，他也具有对生存权利能动性选择的机会，做封建思想桎梏下走出来的人，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他并不是完完全全被动的，他也有机会出走，也可以反抗，一味做出妥协，只会丧失自我，让自己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犹豫，愈加痛苦。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物，他们都有共通的性格特点，有强烈的家族使命感，有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也有卑柔软弱的行为模式，这些性格特点导致他们性格上显示出双重性，他们是封建礼法制度的牺牲品。从世袭制开始，嫡长子被认为是家族的下一任接班人，对其要求和教育都非常地严格，原因是他决定着整个家族的命运。独树一帜的长子的状态就像一部浓缩的新旧交替的历史,一直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具有转型期的典型特征。因此觉新就成了巴金笔下进行文化思考和判断的生动载体。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思想一脉相承，不能分开割裂看待，如巴金小说《雾》中的周如水，《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红楼梦》中贾宝玉再怎么叛逆也不敢烧掉儒家经典，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他们都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限制了自身的自由，没有正常人独立的情感，身上背负了沉重的家族使命，这使命如同大山压在他们脊梁上。在古代现实生活中，也依然有高觉新式的故事延续，即使像陆游这样的诗人，也终因无法摆脱强大的封建文化所给予他的限定而抱憾终身，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11]宗法礼法制度下的男人，承受着极大的压抑，但正是这份责任和成熟促使其悲剧具有深邃的意义。

巴金受新文化的熏陶,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做旧制度的质疑者和抨击者。高觉新是巴金笔下的一位性格色彩丰富的人，借高觉新的悲剧，批判了畸形人格，为寻找独立进取的现代人格，为改造国民灵魂，重铸民族性格做出了独特的思考，理想人格的建构，需要健全的独立人格，需要有独立完善的思想意志，需要坚定执着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陈思和.李纯光.五四新文化的薪传——巴金研究集刊卷六[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杨雅彬.中国家族制度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1993(04):2-2.

[3]朱熹著:《四书集注》,长沙:岳旅书社出版社.1987,第408页

[4]孙红震.生命的悲衰与灵魂的挣扎－中国现代文学长子形象探析[J].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4):4-4.

[5]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巴金.巴金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377.

[7]陈思和,周立民.解读巴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8]《晦庵集》卷一四

[9]《关于儒、道、匪》(1944年),见《闻一多全集》

[10]宋洁：《“乡约族规”时代向法理体制时代的嬗迁演变——试论<白鹿原>与<秦腔>的村落家族文化现象》，作家，2009年，第18期.

[11]周青.焦仲卿与卡巴诺夫形象之比较——兼论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男性悲剧性格[J].名作欣赏,2008(24):122-124

致谢

在城院，非常愉快地读过了校园时光，我要感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每位老师，在大学期间，老师的辛勤付出，不仅教会了我知识，还教会了我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终生学习的理念，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在老师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对知识的热爱与无限的憧憬，我也会带着这份执着，努力地充实丰富自己。

同时，我也要感谢老师，悉心的为我的毕业论文做指导，我的论文能够完成，离不开老师的关心与指导。感谢老师们的照顾。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追求知识的路上一路同行，互相帮助，陪伴使心不再孤单。

最后，祝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