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都市革命》是列斐伏尔阐述其“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围绕城市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观点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城市乱象频现；空间的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力量；用城市权利的争夺代替都市革命。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既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构成一种新的城市研究范式。其实践价值在于，可以为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也可以为我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都市革命》；都市马克思主义；亨利·列斐伏尔；城市批判；空间生产
第1章绪论
本章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现状和创新点。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加快推进，其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的发展。然而，这种过快的城市化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这些问题随后成为了城市革命运动兴起的直接导火索。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市民阶层与资本主义力量逐渐走向了相互对峙的状态，全球的城市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亲眼见证了作为城市革命中心的法国巴黎发生的声势浩大的“五月风暴”运动。他作为20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和都市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者，在这场风暴后写下了《都市革命》这一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尖锐且理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城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和奴役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xx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回顾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著作，通过探析和解读其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去理解和把握其当代价值，可以为新时代中国解决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1.1.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基于《都市革命》，剖析和探索了资本主义城市的乱象及其产生根源、可能的解决路径，能够加深对资本主义治理框架下社会危机来源的认知，从而深化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理解。第二，本研究通过对列斐伏尔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分析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可能性，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理解。
实践意义：《都市革命》尖锐地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的城市权利仅为少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设定，人们在城市当中并未找到真正的“栖居”之所，也未能真正的摆脱贫困和被剥削压迫的命运。而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手段的都市规划，也只是在资本的逻辑之下进行，其规划的活动受制于资本的规则。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指出，资本主义凭借剥削所创造的城市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服务，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社会。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革命运动将不断升级发展的观点不同，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出现都市革命的可能性大不如曾经，因此他更强调，阶级革命之外的城市权利的争夺。以上种种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矛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们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相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鉴。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本文的绪论部分，将对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阐述。本文的第二部分，将结合相关著作、文献和历史资料，对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行探析。本文的第三部分，将重点阐述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进行城市批判的主要内容，从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出发，论述空间生产和城市权力争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第四部分则将对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当代价值进行研究。在理论方面，将探寻其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对城市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方面的重要价值；在实践方面，将分析其对我国城市规划、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以及城乡发展的借鉴意义。
1.2.2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法是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通过对《都市革命》一书的研读，提取本文所需要的有效资料，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为本文的论述提供借鉴。
比较研究法。除了《都市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大卫·哈维等人对资本主义体制下城市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也进行过论述。这需要应用比较研究法，最终达到对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进行城市批判的分析及其当代价值的提炼。
1.3研究现状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其理论的思辨性和超前性引起诸多学者的讨论与研究。他对资本主义城市现状的分析和对都市社会的预言，以及对于城市建设如何更好体现城市权利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深入探析《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论述其相关观点的当代价值，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学界的相关研究，发现主要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3.1关于《都市革命》一书的研究
《都市革命》的研究重点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和对未来都市社会的畅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不断的显露，部分学者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案，并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化联系起来，构建了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列斐伏尔的都市马克思主理论也正式浮现于公众视野之中。
就国外研究而言，首先，许多学者将亨利•列斐伏尔的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空间问题方面的首次发声。艾拉•卡茨纳尔逊等人就曾指出，正是列斐伏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与空间方面的研究。因此，同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问题的后来者都不得不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作出回应。如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与《资本的城市化》（2017）等著作中，将其空间生产理论和资本的积累相结合，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列斐伏尔的理论。其次，列斐伏尔在进行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时所发展的空间性认知方式，使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家与后现代主义开创者。谢尔兹指出，列斐伏尔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詹明信（1997）则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称列斐伏尔为后现代文化中的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奠基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2012）在他们所合著的《后现代转向》一书中，将列斐伏尔关于革命实践方式创新的相关著作视为马克思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环节。最后，作为一种批判性与革命性并存的思想理论，列斐伏尔的相关理论为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学者克里斯汀•罗斯（2003）就在其著作《社会空间的涌现：兰波与巴黎公社》中，具体运用了他的理论来对法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哈维（2014）则在其著作《叛逆的城市：从城市群到城市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了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思想，将城市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城市规划活动。
就国内研究而言，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主流英语世界对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兴起,国内学界也相继开始了对列斐伏尔相关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但这种研究早期主要停留在对列斐伏尔的学术生平的介绍上,侧重于将其归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讨论。第一，国内部分学者选择立足于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到现代城市分析上的成果。如包亚明（2003）认同卡斯特对于列斐伏尔的批判，认为列斐伏尔所阐述的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具体的革命实践路径,是用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都市化改造取代了对都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胡大平（2016）则在《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中讨论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启示，提出要用新型的“聚落形态”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传统城市化形式；林叶（2018）选择从城市人类学的立场出发，论述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人类学的都市实践所提供的启示。第二，结合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来理解空间生产理论。如刘怀玉（2006）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实质上是其对早期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空间化，并在《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立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来解读其晚期的空间生产理论；吴宁（2007）在《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中论述了日常生活和空间在列斐伏尔理论中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基础系统论述了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城市化与空间历史问题；张笑夷（2019）更在其《列斐伏尔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实质》一文中提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都市社会理论等理论，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向总体性研究过渡的理论成果。
国外关于列斐伏尔理论的研究，主要凸显这一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影响。较之国外关于列斐伏尔理论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的起步较晚，相关论述多以文本介绍为主。
1.3.2关于“空间的生产”理论的研究
亨利·列斐伏尔打破了空间的孤立状态，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空间和地理紧密联系起来，提出“空间生产”这一前沿理论体系。空间生产理论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物质空间的营造，而是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形成，社会关系的重构、文化意义的形成和社会权利的实现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内核。
首先，关于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情况。将城市视作社会产品的外在表现,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来论证城市发展动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发生在大都市内的XX行为和空间演变,是许多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从后现代社会学方面来理解和研究空间生产理论,。他们致力于研究诸如权利与知识的空间化、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社会关系在时空延伸上的构成方式等。随着社会发展，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文化空间逐渐超越了地理空间和产业空间的限制，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不断生产着新的文化空间，因此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在西方国家一度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以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们，区别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更加关注空间、阶级、性别与种族歧视等因素，丰富了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哈维（2008）将空间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中，将空间划分为了三种类型：绝对的空间、相对的空间以及关联性的空间。爱德华·苏贾（2004）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中重点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解读。他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指出“第一空间”是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第二空间”是人类认知形式的空间性，“第三空间”则是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综合，这一空间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
除了抽象的理论研究之外，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社会中更能反映社会变化的具体现象。例如通过研究残疾人受限制的生活空间,来呼吁城市建设更加关注特殊人群的生活空间；通过研究城市无家可归人群的生活空间，来论述城市自然空间与无家可归人群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有学者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对城市同性恋群体的“社会—空间”表达进行研究，以此来探讨同性恋群体的性别认同和空间需求。
其次，关于国内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情况。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这一理论，并用其解释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但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较为迟滞,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及空间生产理论，而进入21世纪后，才掀起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空间生产研究热潮。
国内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中，一部分集中于哲学层面，如对西方代表人物其理论的评述、政治经济学角度、都市文化和文学等领域。庄友刚（2010）等侧重于哲学角度解释空间生产理论,而叶超（2011）、柴彦威（2011）等注重对代表性学者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解读、梳理，指出该理论对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从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权利分布不平衡导致的空间剥夺和空间正义缺失、消费时代下空间的生产两方面。在大都市消费空间生产研究方面，包亚明（2006）、季松（2012）等指出消费文化是影响城市空间生产的有力工具,空间消费主体和空间消费范围的扩大已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文化语境。
另一部分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注重实践方面，强调运用空间生产理论解释中国城市运动中出现的微观现象,包含居住空间生产、旅游空间生产等方面。学界对居住空间生产的研究愈发突出,许多学者创新性地从空间生产角度切入,反思当前城市居住空间的保障与建设，对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运动中典型的社会空间,经济基础、过程模式及治理机制被过度关注，因此对该空间类型涌出大量研究。同时，在众多研究领域中，将空间生产理论纳入旅游资源的考察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国内旅游资源处于转型时期，有学者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从江古城、周庄古镇等旅游资源地入手，从阶层、生活、资本、权利和生产等维度,对古镇旅游资源开发对原有空间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进行有益探索。张京祥等学者在区域合作和城市增长联盟方面也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如分析国家战略格局、解读南京在统筹南北东西中的重要地位,从区域层面提出“区域空间生产”等新型概念。
1.3.3关于“城市权利”的研究
作为列斐伏尔的又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列斐伏尔创新地将城市权利当成中介放置在了社会关系和空间之间。在他看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人们所争取的城市权利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城市的形体空间，如住房等，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囊括在城市空间之下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之上，学界针对其城市权利理论内涵、现实意义、理论缺陷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第一，就其内涵而言，学界对城市权利具体囊括的范围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内涵与列斐伏尔的界定相一致。学者赫曦滢（2018）指出城市权利形成于“人—空间—政治”的深度关联中,建构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辩证关系中。城市权利的生成既是权利理论自觉的结果,更是城市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权利问题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她认为研究城市问题除了要关注城市景观的形态产生学之外,还更应该关注城市行为理论,关注人的发展。因此,这也决定了要从空间政治战略的高度出发,通过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正义。大卫·哈维（2008）则认为，城市权利就是用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与改造城市的集体权利。
第二，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城市问题频繁爆发激发学界将目光转向了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决方案，很多学者试图探索通过城市权利的实践来构建和促进更为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孙倩（2019）在《城市的时空权利与城市治理》一文中指出城市权利的基础是获得时空优势,城市实践是时空权利的辩证统一,这一理论可为现代城市治理特别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治理提供新的场景；陈晨（2019）在《城市共享资源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以大卫·哈维城市权利理论为视角》一文，从大卫·哈维城市权利理论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城市共享资源解释为社会集团与其生存、生活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把社会集体劳动作为共享资源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并将共享资源纳入到城市权利争取的范畴。这对于认识城市发展规律、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强化资源社会管理,对于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城市工作五大统筹、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学者洪振洋（2019）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权利问题——基于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视角》一文中提出了要借鉴哈维建立在列斐伏尔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空间理论中关于城市空间问题的总结以及如何帮助居民争取城市权利的方法,并结合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具体的本土化问题,探索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权利问题；
第三，就其理论缺陷而言，关巍、王飞（2018）指出了列斐伏尔关于城市权利争夺思想的不足，即“列斐伏尔试图采用立足日常生活的微观方式解决城市问题,但其根本缺陷是,不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城市权利,更难以构建理想的城市,实现城市生活的理想。”这也是其思想的主要缺陷之一。曼纽尔•卡斯特（1978）在《城市、阶级和权利》等著作中吸收了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城市现象的批判，同时也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列斐伏尔对于城市革命道路的浪漫玄思。
总体而言，在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城市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总结，形成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也为本文的进行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参考。第一，就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一系列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言，虽然国内外学界已经对其理论的深化发展及其具体应用有了比较丰富的探索，但面对现实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社会的复杂性也对这一理论发展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就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一系列思想本身而言，如何跳出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将其置之于社会主义社会，使之摆脱水土不服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4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创新点
本文从《都市革命》一书出发，论述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并从“空间”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了列斐伏尔关于城市权利的一系列理论。从文本分析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城市乱象及其解决路径进行分析与批判，可以丰富相关研究。
1.4.2不足之处
《都市革命》一书作为闪耀着都市马克思主义光芒的著作，是列斐伏尔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蕴含的理论广度和深度都非常值得后世深入研究。本文的分析仅对《都市革命》及其相关著作进行了有限的分析。
第2章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本章主要阐述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并尝试从理论的角度来探究合理的解决方案。
2.1时代背景
2.1.1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片刻的喘息。伴随着资本的加快推进，世界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然而，过快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而在XX的城市化问题治理手段还不那么成熟的情况下，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很快就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城市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城市扩张及城市土地利用不合理等，各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城市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失业率不断攀升，城市犯罪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慌乱的西方XX在此之前并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直到由城市问题导致的城市危机开始泛滥时，部分西方学者才开始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探寻解决方案，构建了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尝试解决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1.2城市革命运动的广泛兴起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加快推进过程中，市民阶层也在不断地发展，原本“一家独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也逐渐形成了和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市民阶层相互对峙的状态。矛盾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出现斗争和反抗，以西欧的五月风暴为例，1968年5月至6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性运动，激起数百万工人占领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矿场，使得整个法国的经济生活处于混乱状态。这场被称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城市暴动造成了1000多万法国人被卷入，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这在当时无疑是给经济形势一片向好的法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郑春生：《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再思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时任法国XXXX戴高乐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法国的生产、建设、教育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法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水平。”[转引自郑春生：《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再思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对这场运动爆发的原因，戴高乐则总结为“一些社会问题如住宅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导致人们对现存社会的不满……”[转引自郑春生：《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再思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法国的“五月风暴”并不是个例，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半球的X也出现了严重的贫民窟暴乱和种族冲突的事件。“根据X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赖恩特·道勒斯的统计，在1963—1968年的5年中，爆发骚乱的城市（人口在2.5万以上者）有265个；骚乱总次数（程度较轻者不计）341次；骚乱总日数703天；被捕人数53,409人；受伤人数8,459人；死亡人数221人。”[邓蜀生：《X黑人的历史地位和现状》，《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哪怕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发展逐渐成熟的情况下，也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城市病痛，刺激着市民阶层的反动与抗争。西方的学者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当中，尝试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探寻城市化问题。
2.1.3西欧社会开始步入“消费社会”的状态
在法国那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当中，上街游行、罢工的学生和工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二战的结束给技术的创新与管理运营模式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物质生产由匮乏阶段逐渐转向更为丰富的阶段，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也逐渐地步入到后工业社会，即以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作为主导来促进生产体系的循环和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消费逐渐成为了生产发展的动力和目标。消费社会的扩张远不满足于将工业产品变为商品，它逐渐把城市空间也纳入到了消费商品的范畴之中，如原本发生在城市中的消费转变成了空间消费，致使由城市化发展引发的住房问题更加尖锐。除此之外，第三产业如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压缩着市民的生存空间，人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消费社会的发展所裹挟着。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继续获取生存空间和资源，他们就不得不“自愿”延长劳动时间，让渡自身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资本主义在这场劳动异化和消费异化的狂欢中，悄悄地被种下了更大的社会危机的种子。
2.2理论渊源
2.2.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的相关观点
恩格斯虽然并没有系统地提出过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将工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讨论的切入点，分析了城市的秩序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城市形成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城市分布与阶级分化的关系，为后来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立足具体城市问题的研究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研究联系了起来。
关于城市的起源，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既有资本家的为了更好地获取利润的竞争也有工人为了生存而卷入的生产的竞争），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集聚。但随着大量的无产阶级涌向城市，生存资源匮乏的工人们只能生活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出现了工人群体的“集群”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隔离”的悖论。[张一方、刘怀玉：《从城市中的问题到问题中的城市——恩格斯城市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学术交流》2020年第12期。]依托城市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工人人口的增长和大机器生产对产业工人的淘汰而导致人口过剩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医疗、学习、饮食、教育等资源的匮乏问题。而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这些问题却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了极端鲜明的对比。因此，恩格斯尝试提出了解决这些城市问题的方法，即“只有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共产主义运动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是起源于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9-410页。]，所以他最终得出了城乡矛盾得以解决，城市与农村融为一体的结论。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列斐伏尔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城市权利的思考，是列斐伏尔后续对资本主义展开一系列批判的理论渊源之一。
2.2.2空间政治学的研究
列斐伏尔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空间政治”思潮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分别作了《论城市权利》（1968）、《空间与政治》（1973）、《空间的生产》（1984）等一系列涉及到空间城市关系的研究。不同于原来较为广义地将空间的概念视作传统的地理学和空间学的一种静态的范畴，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作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践相关联的动态构建的过程。[刘士才、张艳国：《列斐伏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学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列斐伏尔曾明确指出：“现在，情况表明，空间是政治性的。”[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他打破了将空间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状态的做法而将空间与政治联系起来，构建了空间政治学。在空间政治学中，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可以被生产出来并进行物质生产的。空间生产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空间作为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力的生产；第二，实体的空间在制度上表现为土地所有制，能够进行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生产；第三，空间可以进行消费，能够进行消费空间的生产；第四，空间之中能够产生反抗的力量，能够作为政治空间的生产；第五，空间在概念上成为了列斐伏尔的新的空间观念的生产。因此，空间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社会生产过程，而是充斥着社会矛盾与对抗的复杂过程。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西方学界关于空间研究的转向。更多的学者开始将空间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来进行研究，逐渐发展形成了都市马克思主义，而列斐伏尔本人也借用这种空间的视角，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以及对都市社会、都市权力、都市革命等问题的研究。
第3章《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阐述了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城市出现空间异化的现象，都市规划沦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空间异化的现实之下，空间生产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力量；强调用城市权利的争夺来解决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3.1资本主义的城市乱象频现
3.1.1资本主义的城市出现空间异化
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之上，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拜物教”。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拜物教实质是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发展到极致的生产资本化。海德格尔在《筑·居·思》阐述过筑造与栖居的关系，即筑造原始地意味着栖居。[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4-156页。]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本作为栖居的筑造变成了为商品和资本服务的载体。例如，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第一章“从城市到都市社会”中就“街道之弊”指出，都市空间的一种“殖民化”就是在街道上通过图像、广告等物质外观而形成的。[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22页。]街道变成了为消费服务并通过消费而组织起来的网。它作为栖居的筑造的一部分，却没有将栖居作为其考虑的首要功能，而是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异化：首先，在时间上，街道的设计是以行人为橱窗驻足以及购买产品的时间来衡量的，也就是说，街道在设计过程中更多地考虑的是商业效益，街道成为了劳动时间和消费时间之间的一种过渡，本质上沦为了资本发展和扩张的载体。其次，在空间上，“纯粹的商人成为了街道的主人，街道成为了商店之间的橱窗和过道”[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21页。]，街道似乎是为了展示商品而存在的，各种商业城市、商业街的出现，以及这些商业街整齐划一的装修风格和地理学家们所提倡的“集聚效应”就是街道异化的最好的印证。
这样的异化看似为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的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资本家正是利用对空间的不断异化，比如改造自然、规划街道，来刺激消费的欲望，让劳动者们不断地为异化了的空间买单。最典型的就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或者自然的栖居之所被改造为了城市的一部分，空间也逐渐成为资本增殖的一部分。而伴随着城市的空间逐渐向自然的空间推进，城市空间内的自然符号就成为了资本家的一大卖点，这些符号不断地吸引着消费者们去购买和消费，并且迷惑性地让人们忘却了这些城市的空间一开始便是作为栖居之所而诞生的。
3.1.2都市规划成为资本主义新的上层建筑
关于这个问题，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第八章“都市幻象”中做了相关的论述。首先是关于“都市规划”的定义，列斐伏尔认为可以将都市规划界定为“人类居住于大地之上的石头、水泥或金属等物理性踪迹”[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在他“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基础上，“空间”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的征服对象。从全球范围来看，空间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生活与生产的事物，资本家对空间的利用也不仅仅是将空间作为一种商品，简单地出售空间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他们企图通过不同的办法将可以生产的空间也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都市规划则正是可以容纳这一企图的策略。
作为都市上层建筑的都市意识形态很清楚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都市规划来使自身不断得到巩固。都市规划专家认为自己在治疗一个生病的城市时，他们就已经落入到了都市意识形态的蒙蔽之中。都市规划在人道主义的善良表皮下，深藏着其控制空间的资本主义策略。空间早已经与政治联系起来，分配、把控空间的都市规划也无法从政治中抽离出来。这一点，列斐伏尔在《空间与生产》一书中同样有提到，都市规划实际是在资本逻辑之下进行的，都市规划的活动受制于资本的规则。从都市社会的产生来看，都市社会的最终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商品经济与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因此都市社会的存在就必然无法逃离资本的禁锢；从都市规划的过程来看，都市空间的规模的不断膨胀，使得专家们无法绝对及时准确地去贴合实际情况来进行规划，而是通过一些表象的数据来进行审核，而这些表象的数据，最直观的便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代表利益程度的冰冷的数字；从都市规划实现的可能性来看，都市规划的专家们只能在政治权利的主导下进行，只有为处在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城市规划，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恰好陷入了都市意识形态给都市规划专家们设下的陷阱：都市意识形态只会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服务，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都市规划只能陷入“满足的拜物教”[这是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第八章中提出的概念，即都市规划会迎合既定利益的需要，使既定的利益得到满足。]和“空间拜物教”之中。用列斐伏尔的话说，都市规划的专家们处在一个被侮辱的地位，都市规划“是一个消费引导型的官僚社会”。
3.2空间的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力量
3.2.1空间的三重辩证法
列斐伏尔作为提出“空间生产”理论的第一人，重点考察了资本逻辑之下的空间矛盾，并运用了马克思分析方法来考察空间生产过程，将空间的物理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把对空间的研究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权利领域，并分析了空间及空间的生产如何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力量。
空间的三重辩证法是由列斐伏尔提出的关于如何思考空间的理论。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存在三个相互作用的空间层次，即感知空间、理念空间、生活空间。[林贞：《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兰州大学,第26页。]感知空间即实践空间（spatial practice）是一种可以被感知到的物理意义上的社会空间，是由社会活动和交往行为的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空间的物质结果，可以通过一定的仪器和工具进行测量、描绘和设计。理念空间即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这是一种概念性的空间，是一种通过设想而认知的空间，换言之，是科学家、城市规划者、技术统治者和社会工程师这类人的构想空间。这个层次上的空间对实际的空间能够起到操纵控制的作用。生活空间即再现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一种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较之趋向于作为支配和统治的工具的理念空间，生活空间则更趋于是一种被支配和被统治的空间，是一种消极体验的空间，它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现实日常生活，是人们真实生活着的场所，也就是日常生活空间。这三种空间的认识形式之间是辩证联系的，三者之间具有相同的地位，并没有先后高低的等级之分，而是“一体三面”的关系。[连泽峰，张甜甜：《空间三元辩证法下景观空间生产的解构》，《现代城市研究》2018年第12期。]
虽然这三个维度的空间并没有主次之分，但作为包含着最大的不确定性的生活空间或将成为变革的最大突破口，因此也被列斐伏尔视为策略性的空间。这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社会生活的人及其多种多样的想象力。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空间的思考更多地是从感知空间和理念空间的角度出发，使得空间知识成为这两个维度的理论之下的困兽，但生活空间提供了一个打破桎梏的机会：它包含了各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交往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裂变，它可以作为一种媒介来引发空间事件，并通过空间事件使自己拥有一种成为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的可能性。列斐伏尔就是从生活空间出发，试图通过强调诞生在其中的城市权利来解决当代都市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3.2.2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延续生存的手断与策略
在分析列斐伏尔围绕这一观点对资本主义进行城市批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列斐伏尔对“空间”和“空间生产”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列斐伏尔首先打破了“空间”长期以来隐匿在“历史维度”和“时间维度”之下的局面，指出了空间作为本体所具有的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辩证整合的可能性。他将空间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使这一界定与静止的、凝固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区分开来。而“空间生产”则是工业城市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其他生产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空间生产”并非简单意指发生在空间中的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后，空间成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会作为生产主体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界定并非是要将“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割裂开来。空间中的生产偏向于强调物质的生产，而列斐伏尔指出的空间生产首先需要对物质资料进行分配和重置才能实现，因此他对空间生产这一概念的界定其实天然地就包含了“空间中的生产”。
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生产的主体，对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生产做出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及其对空间的占有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生存。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首先，从城市化的角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一方面将过多的资本投向已经饱和的城市建筑之上，另一方面也将还有价值的建筑破坏重筑，以此来达到在城市空间的不断开发与破坏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的积累。除此之外，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居住空间的郊区化，使得新兴产业空间不断向曾经的生活区和传统工业扩张，资本家既可以通过雇佣新兴产业中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获取高额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在空间的不断商品化中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来获取利润。[林贞：《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兰州大学，第27页。]其次，从全球化的角度，他认为资本通过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的方式，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推广其资本逻辑的空间秩序，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无休止的实现其积累。最后，从国家化的角度，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就曾指出，国家与空间的关系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紧密，国家的空间角色也日渐明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全球化空间的占有与控制是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在进行扩张的同时，也会利用国家这一统治工具进行空间的生产，如注重国家精神空间的构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文化产业当中，大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产出并被消费者所消费，国家意志也会随之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空间充斥着国家意志的影子。而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意志，则将作为资本主义的合法外衣让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得以延续。
3.2.3城市化问题与空间生产问题密不可分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城市化问题，都与空间生产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空间问题。空间的生产在城市中发生，而空间生产的同时也在促进城市的不断扩张。空间不再是过去社会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成为了生产的主体，并为资本家所用。城市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空间问题，居民被剥夺了原本的生存空间，只能随着资本的安排搬去或被置于城市的边缘，而原本作为人们居所的城市则被工业、娱乐业、政治建筑所取代。而无法参与到都市规划的居民只能往返于住所与工作和消费场所之间，用自己的时间来填补空间带来不便。同时，资本家们在投建一系列的建筑时，将原本就是应有之义的绿化等自然元素大肆宣传，作为空间产品的一大卖点。有能力承受这一类空间产品的消费者成为资本家们的兜售目标，尽管他们所宣传的买点本就应该是城市的本职——供人栖居的其中一点。没有能力承受这类空间产品的劳动者们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拥有的城市权利被一点点剥夺，最典型的便是由原来的居住地搬迁至远离政治和商业中心的都市边缘。这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空间的变换。这意味着原先享有的教育、医疗甚至是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当掌握都市规划权利的资本家们优先考虑自身的阶级利益和经济效益时，前文所提及的一系列城市病如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城市扩张及城市土地利用不合理等问题便出现了。
3.3用城市权利的争夺代替都市革命
3.3.1现代社会出现都市革命的可能性较小
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用“都市革命”一词来概括或指代“划分当代社会阶段的那些转变”[刘怀玉：《社会主义如何让人栖居于现代都市?——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一书再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这种转变不仅仅指眼前的或者是未来会出现的社会阶段的转变，其涵盖的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时期，即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都市社会。
在列斐伏尔看来，都市革命意味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人们在工业社会朝着都市社会发展的轴线上，一开始对城市的美好愿景逐渐在不断发现都市幻象的过程中转变为了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工业化发展的最初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与生产，使得原先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工业社会从一开始就是被资本主义所把持的，城市仅仅是资本的附庸，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在后期城市空间的生产作用不断凸显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暴虐。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受到压迫的工人阶级是最具有革命力量的，当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境况被资本家压迫到了一定的程度，革命的发生似乎就是必然的，但列斐伏尔对都市革命产生的可能性却持有一种消极态度。
列斐伏尔认为，当城市规划为资本主义所把持的时候，城市规划就沦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城市的规划不是从改善人们的生活出发，而是从在充分考虑上层建筑的需要和空间的生产效益最大化出发。吸取了爆发过都市革命的城市的经验，资本家似乎是变得更加仁慈了，他们利用都市规划将空间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一方面使得人们为了能够栖居在这个城市而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住在自己多年辛苦劳动换得的栖居之所而逐渐对针对资本家的剥削进行革命的意识感到麻木。这些看似成为了有产者但实际上仍然是无产者的居民，所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麻醉剂，他们也在精神上陷入了资本家的陷阱。资本家让出空间的表象使得部分人认为只要通过自身的劳动，便能摆脱惨无人道的剥削。资产阶级抓住并利用这样一种精神和物质上的操纵，使得本应该尖锐的阶级矛盾变得不那么必需了，都市革命的出现也因此变得不那么急切了。
3.3.2城市的权利要超越现有工业社会的限制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第二章“盲域”中指出，“盲域”之所以被我们视而不见，就是因为“我们在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正在发生的现实被简化还原了”[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在这种视而不见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即将到来的都市社会的城市权利的考量，若无法跳出当前工业社会的“平日”，就无法摆脱在关键时期到来前的简化还原的重复。列斐伏尔将“城市”和“都市”这两个大多数时候语义相通的词做出了区分，他将“都市”视为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产生的现象，并将其视为现代与传统社会的分水岭。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履行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功能，都市积聚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积聚政治力量的空间。除此之外，列斐伏尔还指出都市“还聚集知识、技术和作品”[路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复旦大学，第44页。]。因此，他将城市视作一件艺术品，更强调其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但事实上，城市却几不可避地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下成为资本获取交换价值的产品。而被资本家所蒙蔽了的人们就成为了这种工业化产品最大的消费者和“受害者”。
本应作为“艺术作品”的城市变为了工业化大生产之下的“产品”，意味着整个城市都进入到了资本家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循环之中。正如前文中我们所讨论的都市规划已经沦为资本主义新的上层建筑一样，资本对城市的介入和干预将原本作为栖居之所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带有政治性的消费场所，劳动者们在这个消费场所内也逐渐因为城市空间的异化和国家精神空间的构建而逐渐忽视了对自身权利的呼吁。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城市权利的剥夺并未影响人们对城市的依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社会全体和阶级的斗争还增强了人们对于城市的归属感”[路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复旦大学，第44页。]。很显然，这表明在工业社会转向都市社会之间出现了盲域，人们并不清楚这个盲域中发生的事情，也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换言之，人们已经产生了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人们对于城市权利的追求也只是在工业社会预设好的逻辑框架之下进行。因此，列斐伏尔认为很有必要提出一个理想状态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艺术和诗意被重新唤醒，城市能够自如地运用艺术来对自身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占用。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权利将不仅意味着人们要拒绝资本家和统治者的逻辑，拒绝生活空间的不断挤压和边缘化，还意味着“拥有自由的权利，在社会化中个人化的权利，栖居和居住的权利，艺术作品的权利，参与和挪用的权利”[路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复旦大学，第45页。]。所以，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的权利要超越现有的工业城市的限制，才能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都市社会。
3.3.3城市权利是具体的事关社会群体的权利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是指“城市和居民有权利来拒绝外在力量的控制”[陈荣、李秀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权利思想及对我国的启示》，《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年第21期。]。列斐伏尔将城市权利当成中介放置在了社会关系和空间之间，在他看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人们所争取的城市权利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城市的形体空间，如住房等，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囊括在城市空间之下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源。这些权利包括获得教育、健康、休闲、生命的权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强调的城市权利绝不仅仅只是发生在人们通常所定义的城市中，这里的城市是指以市区为中心，同时也延伸到郊区、乡村以及大自然的空间体系，因为工业化对空间的占领使我们从根本上就已经无法实现真正逃离城市了，我们“活在无边无际的城市规划里面”[林贞：《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兰州大学，第20页。]。
列斐伏尔强调城市权利的本意是为了使都市社会重新成为人们的栖居之所。他本人对都市革命的爆发持有一种较为消极的态度，所以他认为城市权利的斗争能代替都市革命的出现。因此，城市权利的争夺成为了居民对抗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占用和维护自身利益被不断压榨的方式。再现性空间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城市权利的内容，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自由权利的争夺也使们有机会参与和改变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都市规划。
第4章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主要价值
本章主要探讨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批判，既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又构成一种新的城市研究范式。其实践价值在于，可以为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也可以为我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4.1理论价值
4.1.1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写照
列斐伏尔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站在空间的维度上将都市社会的内部各要素联系了起来，为后续的都市社会主义者开创了理论先河。虽然列斐伏尔的论述是建立在一个还不存在的都市社会之上，并被后来者视作哲学乌托邦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社会的设想是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他所提出的“城市权利”等概念成为了后来的城市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旗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理论领域的创新，而他有关“都市社会”的辩证想象，为阐释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理念、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影响到了后来的哈维、卡斯特等人，使得他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被检验、批判、发展与完善，也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理论做了有效扩充。
4.1.2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研究范式
列斐伏尔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城市批判的过程中使得其“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形。这些思想除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理论的扩充之外，还成为了一种都市研究范式。列斐伏尔率先在总体性的框架之下来把握都市，他从都市形式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研究方式，被认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的一种新范式。马克思、恩格斯将现代城市视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产物，因此他们更多地从劳动分工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但列斐伏尔不仅仅将城市视作社会的产物，还将其视作不断生成着的社会的本身。在这个基础之上，后来的哈维结合马克思《资本论》又进一步地深入探索了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都市革命”等概念，并引起了西方社会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关注和广泛讨论。都市马克思主义从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具体地研究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状况，以实践的观点来揭示现代都市社会的现实，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都市革命的理论。在当下城市化加快推进之际，都市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城市研究范式，成为回应现实的理论之一。
4.2实践价值
4.2.1为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化建构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城市建构，城市规划并没有被资本所裹挟，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始终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加快推进的阶段，城市的空间正在不断地扩展，城市规划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值得警惕的是，城市规划不能仅仅思考无法避免的自然空间的限制和经济市场的限制，还要更多地倾听民众的意愿和诉求。
列斐伏尔认为“都市规划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3页。]。我国的城市规划同样是在维护着人们的利益和需求，但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上层建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占据城市规划话语权的群体实际上也是人民。在城市规划这一问题上，我们的XX充分吸收了人类过往经历，并从我国国体出发，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龚正：《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8日。]。一座城市归根到底，最本质的作用乃是人们栖息的场所，在城市空间的分配问题上，我们XX并没有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的获得感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让步，反而随着经济发展更加强调城市的宜居性，坚持并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4.2.2为我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列斐伏尔花了较大的篇幅对未来的都市社会进行了构想，也用了较大篇幅对都市社会到来前的盲域进行了描绘，就是为了探讨在当下资本主义城市乱象横生的情况之下，如何打破这些乱象，使得未来的都市社会顺利到来。他对城市权力的强调虽然构建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之下，对阶级斗争和都市革命都持有一种消极的看法，但对于我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城市中，也发生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借助列斐伏尔等人的城市权利观点，城市权利的分配也需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下手。首先，努力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之中要充分考虑到大量涌入到城市中的人口对平等地享受城市资源的需求与当前城市中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完善城市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制度，避免出现“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住的城市”的局面，确保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能够普遍享受到由城市发展成果带来的城市权利。其次，加快推进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和城市因为发展的产业不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这里讨论的缩小城乡差距是指通过提升乡村的建设力度来达到缓解城市压力、缩小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的断层式差距的目的，由此来实现城乡居民之间享受到的实际权利趋于平衡的目的。
结论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从空间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了一系列批判，为现代社会的全球性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人们发现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借助资本主义的思维反而会加剧这些城市的问题，于是一种新的城市研究范式就成了时代之必需。列斐伏尔从建立在科学性和实践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围绕城市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犀利的分析与批判，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城市权利”等一系列观点，唤醒了人们将城市空间重新作为栖居之所来思考的意识。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发展潜能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规避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又要充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在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的过程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致谢
首先，我要向我的导师葛玉海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我的选题开始到最终定稿，每一步都离不开他的宝贵指导。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我的论文。在此，向他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祝福。
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在我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支持我。特别感谢父母对我的教育和二十多年来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也感谢在过去四年的学习中帮助过我的老师们、感谢曾经陪伴过我的朋友和同学，在我沮丧的时候安慰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最后，我也会感谢从未放弃学习的自己。四年的学习给我带来了丰富的知识，在阅读和实践中培养了我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开阔的视野。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更加努力，更加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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