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内涵意义

摘要

《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的得意之作，投射了其坎坷失意的一生，承载了其人生理想以及对现实社会黑暗封建的批判，蒲松龄笔下创建的花妖狐魅奇幻世界与人间百态相交融，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最为血肉丰满，谓之“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本文通过这些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分析其独立自主、不羁于封建礼教捆绑、富有现代精神的特点，了解女权意识的觉醒和蒲松龄对封建礼教下女性被摧残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聊斋志异》花妖狐魅女性形象女权意识人文关怀

引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及意义不仅仅在于这部巨著中瑰丽奇妙的幻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学内容，还在于蒲松龄在其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篇幅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新思想、新个性、新追求的新型传奇女子群体形象，颠覆了封建时代下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认知，表达出人们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之下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和黑暗腐朽不屈的呐喊，因此，研究《聊斋》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但近年来对《聊斋》的研究中针对女性形象的分析涉略不多，基于这一缘由，本文试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角度入手，分析其内涵及背后的意义。

一、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背景

《聊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背景追根溯源可以回归到蒲松龄当时所处的时代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作品中千姿百态的女性人物形象，血肉躯体、灵魂思想都带有着当时的时代烙印，既是反映了当时封建时代黑暗腐朽的产物，又是在当时在被压迫欺凌的泥沼中挣扎破土而出的新生品。由此可见《聊斋》中女性形象与当时的创作时代背景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映照的，探究作品的创作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作者塑造女性形象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投射。其塑造背景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蒲松龄出生在明清XXX交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充满饥荒和战乱的年代。这是蒲松龄选取志怪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时代原因。[１]由于社会动乱和饥贫交迫，农耕经济社会产生的男权枷锁对女性的禁锢和压迫重上加重，生活在市井之中的社会底层女性，或是忙碌于灶前的乡野小女，或是迫于生计在妓院苟活的妓女，或是市集奔波的商女，都在为了生存饱受苦难。在这种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背景下，民众渴望脱离苦难生活的欲望空前高涨，而在挣脱现实生活的苦难牢笼无果后，人们便把希望寄托于精神层面的慰籍。蒲松龄便是把社会生活的苦难现实作为创作的土壤，把当前时代的社会矛盾同人民的思想愿望相结合，将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设想赋予在当下饱受欺压的女性身上，以挣脱现实束缚的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一批花妖狐魅身份却具备人性光辉的女性角色，塑造出一系列正面、进步、美好的女性形象，跳脱现实生活的饥苦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温饱。

（二）文化背景

蒲松龄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即明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文化潮流与清朝李贽“革故鼎新”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主张、“童心说”“绝假还真”的文学创作主张、“私心说”顺应人欲的思想文化潮流对撞冲击之际，李贽的思想主张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在当时的时代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使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迸发出了许多新的时代信息。与宋明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出现女性观念倒退、站在男性评价立场极力贬低女性形象和价值的现象不同，清初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塑造女性积极正面形象，反映女性解放的思想。再者，由于人类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之前,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母系氏族社会。这个阶段作为人类社会早期形态虽早已远去,但它在中国文化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却一直没有磨灭。在中国的神话中就保留有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原型,如著名的女娲抟土造人和女娲补天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女性是世界的主宰,法力无边。尽管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已成为历史,但这种女性中心意识却以特殊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了下来。[2]因此许多的文人仕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延续着前人流传下来的母系文化渊源，在塑造女性形象中仍流露出带有神话色彩的强大的女神意向。蒲松龄正是在处于这样一个文化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因此他在《聊斋》塑造女性形象上既汲取了传统的母系氏族神话文化元素，又反映了反封建、解放女性的新思想潮流。

（三）人生经历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治等级制度发展已达到顶峰，也因胜极而衰，封建君主制几近没落，在此背景下，女性受到的压迫已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渴望挣脱男权枷锁束缚的愿望也空前高涨。时下科举考试制度黑暗腐败，八股文应试形式呆板腐朽，蒲松龄出生书香世家，一生热衷科举，却屡试不第，且家道中落，生活贫困潦倒，饱受饥苦，迫于生计南下做幕僚，一路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号寒啼饥。南游的经历激发了其文学创作的热情。而其暮年以坐堂谋生度日的经历又使他能接触到林林总总的人，接受到海量的市井信息，旁观众生悲苦心中五味陈杂，加上他对于官场的失望和愤懑使他具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将创作的视角投放到与他同受封建政治制度折磨的女性身上，将其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愿景投射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中。

二、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

马瑞芳先生说：“蒲松龄的天才和灵性尤其表现在他为闺阁立传”，“聊斋写女性，虽亦践古法，却又多出新意，可谓海涵地负，玉振金声，绚斓多姿，煞是迷人。[3]蒲松龄在《聊斋》中运用了大量瑰丽奇幻的想象和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写作手法雕刻了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是凡间女子，或是花妖狐魅，但显而易见的是，她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饱满的人性，倾注了作者满腔心血。纵观蒲松龄笔下异彩纷呈的女性形象，貌似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女性大观园”，但实则并非如此，尽管《聊斋》中的女性形象各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歌颂的正面进步女性形象，这一类多在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精灵鬼怪身份的女性角色中体现，一类则是被批判的丑恶妒妇女性形象，这一类往往在凡间平凡现实生活的普通家庭妇女角色中体现。

（一）被歌颂的正面进步女性形象

蒲松龄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篇幅描写《聊斋》中被歌颂的正面进步女性形象，以现实生活中人性的真、善、美的光辉作为原料，雕刻出以花妖狐魅、鬼怪精灵作为外型，内里其实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充满人性光辉的女性角色，既有着现实女性美德的影子，又有作者超乎现实的理想女性加工，投射了他对人性所作的一切美好设想，既赋予她们姣好的外形容貌，又赋予她们鲜明的个性、纯良的心灵和聪慧的才智，她们大多美丽清纯、才智超群、爱憎分明、勇于抗争，但与此同时，蒲松龄却又通过具有奇幻色彩的浪漫主义手法赋予她们凄惨曲折的传奇命运。这些女性形象可以说是集合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生活苦痛的憎和对人性美德的爱这一矛盾情感和各式审美理想的形式表现。她们美的正面的形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具有外形美的女性形象

蒲松龄极尽笔墨铺染《聊斋》中女性的外形美，汇集了当时文人对女性形体寄托的审美理想，作品中不论是通往幽冥鬼界的花妖狐魅、鬼怪精灵等非人类女子，还是凡间普通家庭的妇女，大都具有美丽迷人的音容笑貌。在蒲松龄笔下，众多女性确实美得让人充满无限遐想。这些女子，有的“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有的“嫣然展笑”；或是“秀曼都丽，世罕匹见”，或是“秋水澄澄，意态媚绝”。就连有些悍妇、狼女也是“明眸秀齿”、“艳美脱俗”。即使是女鬼，也被蒲松龄高度审美化了——身上的鬼气被弱化、淡化了，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她们的善与美。如公孙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聂小倩是“娇艳尤绝”。蒲松龄把她们描绘得清新脱俗，美不胜收，从而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4]蒲松龄作品中在极力表现女性的外形美，与之前文坛上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对女性外形极尽贬低诋毁，故意丑化女性容貌形象以维系男权权威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水浒传》便是站在男性评价立场以塑造丑陋外貌的恶妇形象来丑化女性，作品中的孙二娘、顾大嫂便是以粗鄙的言语和男性化（粗犷不修边幅）的样貌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为她们取了诸如“母夜叉”“母大虫”等带有丑化色彩的绰号，尽管作者在作品中赋予她们豪放、有胆有识、重情重义等美好的内在品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小说作品虽是高举着赞美了女性内在美的旗帜，但却为这些女性披上了男性外表的外衣，表面上美曰其名是在赞美女性，实质上却是借着赞美女性的口号在赞美男性。而蒲松龄笔下的女子却与之截然不同，他在描写女性外形美时，言辞精炼却神形俱备，在《聂小倩》一文中描写聂小倩时称其“审谛之，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2]寥寥几笔，却把小倩的肌肤和双足之美描写的形象又生动，其中“白昼端相，娇艳尤绝”[2] 的视觉观感与宁采臣在前文中天色已黑时初见小倩时觉其“仿佛艳艳”[2]的心理描写相呼应，更是一绝，这是描写女性容貌美的一例。而在《婴宁》一文中，蒲松龄描写女子笑貌美又是经典，他写道：“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遗在地上，笑语自去”，“窗户外隐又有笑声”[2]等措辞描绘出一个天真娇憨、洒脱随性的美丽女性形象，这是描写女性笑貌美的一例。作品中诸如此类耗费心力描写女性外形美的辞藻篇幅极多，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文中女性的美丽容颜。由此可见，蒲松龄笔下这些一颦一笑百媚生的俏丽佳人，极大程度提高了读者大众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审美的认知，也歌颂了女性自身独有的美好外在形象。

2、具有个性美的女性形象

《聊斋》中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爱憎分明是《聊斋》区别于其他小说的一大特色，作品中的女性除了具有美丽的外形，还拥有独特的个性之美。如《婴宁》一文中塑造婴宁的个性形象，蒲松龄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其爱笑娇憨、天真嗔痴却又狡黠的个性，称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却又“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在写其笑容时写道“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写王子服前来拜见，“久闻户外隐有笑声”、“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以袖掩口，细碎莲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见生，狂笑欲堕。”[2]等等，她这种不分场合的随性之笑，使得一个区别于传统封建道德下约束女子“不得在外言笑，一举一动需端庄得体”的随性洒脱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而在她嫁与王子服后因邻居见其倾心欲轻薄，便使诈诱骗邻居至墙底，对其施以恶作剧进行报复的行为又让读者恍然大悟，此女娇憨看似无心无肝，实则是个爱憎分明的狡黠女子。婴宁的个性之丰满，让人印象深刻不已。

《侠女》一文中侠女的女性形象即是爱憎分明、知恩图报的典范，侠女生父被仇人所害，因有老母需要奉养终老不能及时报仇，后又因顾家替她奉养照顾母亲对她有恩，她又到顾家帮忙伺候顾母如同儿媳一般，并且念及顾生家境贫穷无法娶妻传宗接代而同顾生欢好怀上顾生的孩子为他生衍后代，待到她的老母寿终，报答了顾家的恩情后才选择去报仇雪恨，侠女恩怨分明，敢爱敢恨的形象值得讴歌赞颂。

3、具有心灵美的女性形象

库申说：“心灵美就是精神的美与道德的美。”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就多具备美丽的心灵，她们有着高尚的品格，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光辉。诸如《乔女》一文中的乔女这一角色虽外貌丑陋但心灵纯善至美，她的丈夫穆生死后孟生求娶于她，她却以从一而终为由拒嫁，但因孟生不嫌弃她外貌丑陋而赏识她内在品质之美将孟生视为知己，在孟生病逝后为其吊丧，保其幼孤，抵御外侮，状告村中抢掠孟生遗产的无赖，悉心抚养孟生遗孤成人。《侠女》中侠女奉养老母和为父报仇的孝心以及报答顾家恩情的感恩之心、《婴宁》中婴宁自幼丧母，被鬼母收留养育，报答鬼母恩情、《小翠》中小翠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甘愿听从母亲的命令嫁给痴儿，想方设法帮助王家摆脱政敌陷害化险为夷、《莲香》中的莲香为救因痴恋女鬼李氏而被染上鬼气生命垂危的桑生，不畏遥远险阻的路途上山采摘草药拯救桑生性命，她们身上都具备着我们中华民族上千年流传下来孝顺父母、知恩图报、乐于助人等善良、无私、宽厚的美德，她们所散发的人性光辉令人钦佩。

4、才智超群、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

蒲松龄一反封建礼教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刻板束缚，在《聊斋》中塑造了一批才智超群、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他笔下有着运筹帷幄、政治谋略不输男儿的巾帼英雄，有着满怀才艺、文采飞扬、学识渊博的女才子，有着治家有方、经商有道的贤妻商女，她们都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光彩的耀眼女性角色。如《小翠》篇中的小翠在听从母命下嫁痴呆傻儿后，不嫌夫痴傻，设计谋帮助夫家一家躲过公公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的暗算，还借机以此为诱饵诱骗王给谏误以为王家意图造反而去上报皇帝，自以为能以此邀功没想到反被判为诬告充军云南，还使丈夫恢复神智变成了正常人，这份智谋即便是为官多年的公公王太常也自愧不如，这是蒲松龄笔下塑造才智超群的女性形象经典例范。

《仙人岛》中心高气傲、自视甚高实际上才识浅薄的书生王勉宴遇云和夫人乐技高超，演奏仙乐动人心弦，误入仙人岛识得芳云、绿云二位才女更是学识渊博，谈吐不凡，王勉洋洋自得卖弄才学要与姐妹二人吟诗作对时频频出丑败北，弄得满堂大笑，落得狼狈不已，芳云更是在与其成亲后忠言告诫其从此别作诗以免暴露才疏学浅的短处。她们虽为女子，但自身的才艺、才学却远胜于男子，比某些醉心功名却胸无点墨的所谓“才子名士”要有才得多了。她们都是蒲松龄笔下塑造才识过人的女性形象经典例范。

《小二》、《黄英》二篇则是描述了小二、黄英两位具有经商治家头脑的奇女子，小二一反封建传统中“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得抛头露面”的迂腐古训，她聪慧好学，与丁生私奔后面对穷困的家境面无愁容，经营家业，开设琉璃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蒲松龄写其：“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常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士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2]足以可见，小二的经商管理才能之高。《黄英》中描述的是黄英与陶生姐弟二人本是菊精修炼成人，爱菊也懂菊，通过培菊贩菊发财致富，后黄英嫁与马子才后更是改变了马子才贫寒穷苦的家境，把马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帮扶马子才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马子才鄙夷黄英姐弟以菊谋财是辱菊，还认为黄英嫁入他家门破坏了他安贫乐道的现状，但实际上他表面清高实则坐享其成的行为是蒲松龄借《黄英》一文对当时不思进取的迂腐书生一大讽刺。《小二》、《黄英》可以说是蒲松龄笔下治家贤妻、经商奇才的女性形象经典例范。

《细柳》篇则塑造了细柳治家有方，善施教化的贤妻良母形象。细柳自幼聪慧善学，嫁予高生后主动要求治家，事无巨细，家中事务俱有条不紊，在经历催税的差役登门催闹后，更是事事未雨绸缪，不仅日后再无差错，还使家境日渐宽裕。在高生死后，丝毫不懈怠对后代的管教，严施教化，将娇惯懒惰的继子和亲子教育成尊贵的贤才和富有的商贾。蒲松龄称其“此无论闺闼，当亦丈夫之铮铮者矣！”[2]

5、勇于抗争、自由独立的女性形象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与此前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女主角弱不经风，自怨自艾等待男主人公救赎的角色设定不同，她们多为敢于向命运的不公抗争，追求婚姻自由自主的独立女子。《鸦头》篇中的狐女鸦头受母亲逼迫化作人形在青楼中为妓，迷惑嫖客为其谋取暴利，但鸦头并不妥协，身陷青楼的淤泥中而不染，洁身自好，不甘任人蹂躏，在与公子王文相爱后鼓励王文共同私奔成功逃出青楼，即便后来被母亲抓回幽室囚禁，饱受折磨仍不肯低头沦为接客害人的娼妓。她身上不仅仅有着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美好品质，更可贵之处还在于她敢于违抗封建礼教中“父母之命”这座大山。《聂小倩》篇中的聂小倩本是早夭的美艳女鬼，不幸被妖怪夜叉胁迫助其吸食男子精气害人，在被宁采臣的正气所打动后，不愿再做害人之事，向宁采臣如实相告其中原委并助其化险为夷，再托付宁采臣助她脱离夜叉魔爪，后在宁采臣妻子病逝后嫁与其为妻，这是聂小倩不愿助纣为虐，勇于向恶势力抗争，努力争取爱情为自己谋取婚姻幸福的表现。不论是鸦头还是聂小倩，她们都是挣脱封建伦理纲常束缚，勇于向不公命运抗争，追求婚姻恋爱自由幸福的进步女性。

（二）被批判的丑恶妒妇女性形象

除了作品中作为主流被歌颂的正面进步女性形象之外，《聊斋》还存在中一小部分被批判的丑恶妒妇女性形象。《聊斋》中的丑恶妒妇形象虽只占了较少的篇幅且站在真善美的正面进步女性形象对立面，但通过分析其悍妒懒恶的表面形象可探究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归纳《聊斋》中的丑恶女性形象，其实不难发现她们身份多为凡间普通家庭中的人妻，蒲松龄把她们的丑恶形象设于穿梭幽冥之境的花妖狐魅、鬼怪精灵的对立面，以批判这些悍妻妒妇的丑恶行径来衬托那些具有正面美好形象的精怪女子，从侧面歌颂作品中的花妖狐魅，虽为精怪，却比身为人类的悍妻妒妇更具人情之美。

蒲松龄笔下的悍妻妒妇的丑恶形象可归结为以下几类：

1、因妒行恶的女性形象

蒲松龄笔下悍妻妒妇的丑恶形象中占大篇幅的大多是因妒生恨而行恶的妇女，主要表现为虐待丈夫的婢妾及妾生子嗣的恶母形象，如《邵九娘》中的金氏就是妒妇中的代表人物，她因不能容忍丈夫纳妾，故用尽各种残忍手段折磨丈夫先后所纳的三个小妾。第一个小妾被金氏暴虐经岁而死。第二个小妾被金氏故意鞭打责骂后不堪其虐辱自经而死。对第三个小妾邵九娘她不仅鞭打还用烧红的铁烙其面欲毁其容，并用针刺其胸肋，就连丈夫私语的婢女她也怀疑是与丈夫有私情而将其仗责。如《马介甫》中的尹氏性情极其善妒恶毒，因为妒忌丈夫的小妾怀有丈夫的子嗣，趁小妾卧病在床无故将其毒打致使腹中五月胎儿流产。如《吕无病》中的王氏也是一名容貌艳丽性情善妒的恶母，不仅逼得丈夫遁走逃避妻难，还虐待小妾吕无病，打骂前妻遗子，导致继子差点因受恫吓而暴毙。这些都是《聊斋》中较为经典的妒妇恶母形象。

2、因悍行恶的女性形象

《聊斋》中的另一典范丑恶女性形象当数那些本性凶悍，行径暴虐的恶妇，与传统家庭妇女所恪守的“事夫敬，事长孝，对幼慈，驭下宽”等所谓传统美德大相庭径，多表现为欺辱丈夫，忤逆公婆的悍妻悍媳。如《邵临淄》中的李生妻以捶骂丈夫为日常，导致丈夫不堪忍受其虐待，忍无可忍之下击鼓鸣冤寻求官府的庇佑以躲避悍妻的虐待。《马介甫》中的尹氏就是一名奇悍无比的恶妇，不仅对丈夫和年迈的公爹极尽苛责，动辄鞭挞谩骂，使丈夫软弱惧妻，使老翁受尽饥寒，逼得公爹远走他乡以躲避悍媳的虐待。如《珊瑚》中的悍媳臧姑，跋扈泼辣无比，“役母若婢”且“涤器洒扫之事皆与焉”,[2]甚至当婆母积郁成疾，卧病在床时，其丈夫要去侍奉亲母也被臧姑横加阻拦。蒲松龄通过夸张的手法极尽张力地表现她们的“悍”诱发的恶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这些悍妇的丑恶形象。

3、好吃懒做的女性形象

《聊斋》中丑恶的女性形象除了那些悍妻妒妇外，还描写了些好吃懒做的女性，其中《锦瑟》篇中的兰氏便是好吃懒做的典型范例，兰氏本是本地富翁之女，家境优渥，自幼贪图享乐，娇奢成性，嫁予王生后不愿与其清贫度日，成日好吃懒做。蒲松龄写其“妇尤骄倨，常佣奴其夫；自享馐馔，生至则脱粟瓢饮，折稀为匕置其前”。[2]而当王生归家时啖食灶前羊羹时，兰氏竟将羊羹夺去，使王生羞愧大叹：“所遭如此，不如死！”，兰氏还“即授索为自经之具”。[2]在王生寻死后便迫不及待改嫁给当地豪绅，其嫌贫爱富，好吃懒做的形象令读者汗颜不已。

三、女性人物形象的内涵及意义

蒲松龄在构建《聊斋》的奇幻王国时，花费大量的心血和众多的篇幅去塑造作品中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他赋予这些女性形象的内涵及意义需要我们深入细究探讨，通过前文对蒲松龄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归纳分析，究其内涵及意义可以从“其承载的进步女性思想观念、这些女性形象蕴含的文学意义、所体现的女性社会角色意识及社会意义”分点论述。

（一）女性形象蕴含的文学意义

《聊斋》作为一部文学巨作，蕴含了深刻的文学意义，此处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分析其中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蕴含的文学意义。联系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聊斋》在表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命尊严方面比以前的同类作品具有更加自觉的意识，反映的程度也更为深刻。魏晋小说以《世说新语》、《搜神记》为代表，人物描写的总体特点是粗疏简陋，只有“人物”而没有 “个性”。至唐代，传奇大量描写女性，塑造了大批直到现在还深受人们喜爱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思想感情丰富深刻，反封建的意识逐渐觉醒，如霍小玉（《霍小玉传》）、红拂（《虬髯客》）、红线女（《红线》）等。这些女子身上具有唐代女性可贵的品质和个性，反映了当时女权伸张取得的成果。[6] 蒲松龄正是在继承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创作出《聊斋》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在《侠女》中作者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侠女形象。真正惊世骇俗的不是侠女武艺高强，而是她为了报恩，不嫌顾生家贫不能婚没有子嗣，为顾生生下一个男孩，同时明确地告诉他“能为君生之，不能为君育之。”无论从未婚而育，还是从否定以身相许的传统观念来看，这些行为在封建社会都显得“另类”。而侠女本身所表现的女性独立与觉醒，完全不依附于男性生存的精神，在蒲松龄之前的作品里从未出现过。[7] 这是蒲松龄对于女性独立自主精神的赞颂，较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塑造的立意高度有所上升。在改变女性在文学中的陪衬地位并能成功塑造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方面,蒲松龄虽不能说是开风气之先者,但却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8]

《聊斋》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亦是源远流长，其所塑造的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为后世文学创作女性形象扩宽了道路，提供了素材。如那些满腹经纶，才学渊博的女性形象为《红楼梦》等著作中有才有情的女性形象走上历史舞台拉开了帷幕。[8]

（二）进步的女性思想观念

显而易见，蒲松龄笔下具有正面形象意义的进步女性，都围绕着人性真、善、美作为中心出发点，发散出各式各样、异彩纷呈的美好品质。前文中提到她们或是具有美丽的外在形象，或是具有鲜明的个性，或是品德高尚，或是聪慧过人，或是饱含抗争精神，这并非是作者将他对于美好事物的设想简单地堆砌在她们身上，而是承载着一定的进步女性观念。如《婴宁》篇中塑造了婴宁不同于凡间寻常女子的独特个性美，她看似娇憨实则不羁的笑貌和灵气十足的举止，是蒲松龄对于当时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子时刻须保持“笑不露齿，行不摆裙”，呆滞如傀儡的批判，对女性能够天性解放的期盼。如《鸦头》篇中鸦头为争取自由和爱情而同逼迫其为娼的母亲决裂，与心爱之人私奔、《聂小倩》篇中聂小倩不愿助纣为虐求助宁采臣脱离夜叉魔爪，她们勇于反抗恶势力，不向不公的命运低头，争取自由婚恋的可贵行为，反映了蒲松龄支持男女婚恋自由，抗争不公，反对欺压的超前进步思想。”鸦头的自主意识支配着她主动寻求爱情，突破了男尊女卑等伦理纲常。[5]

（三）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及社会意义

1、社会角色意识

在蒲松龄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仿佛是一滩没有生命力的死水，大多拘束在三从四德，伦理纲常的戒律牢笼里，社会角色戒定死板，《聊斋》的出现，冲破了女性社会角色的僵硬限定，具有一定的超前社会角色意识。在《聊斋》中，女性的社会角色不仅仅只限定于深闺之中的待嫁女，锅炉灶前的主妇，她们还可以是误入凡间的花妖狐魅，鬼怪精灵，如天真烂漫的狐女婴宁、聪慧过人的花妖黄英、敢爱敢恨的鬼女聂小倩等；可以是快意恩仇的侠女，如为父报仇的《侠女》篇等；可以是充满谋略的政治家，如运筹帷幄的小翠等；可以是驰骋商场的商女，如经商有道的小二、黄英等；也可以是学富五车的才女，如《仙人岛》的芳云、绿云姐妹等。蒲松龄洋洋洒洒数十万笔墨塑造一系列社会角色丰富的女性形象，通过赋予她们与现实生活中单一死板的社会角色而带来的枯燥乏味的生活经历截然不同的传奇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聊斋》中的女性不同于当下时代中女性作为少女时只能待字闺中勤修女德，只为日后谋嫁得一个好儿郎，嫁为人妇后也只能困于夫家为一日三餐、繁育后代而操劳，一生只为男人而生，依附男人而活的社会角色，挣脱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社会角色束缚的牢笼，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进步意识。

2、社会意义

蒲松龄在小说中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出近似于妻子的传统女性形象，其中包含孝顺、贤惠、良母及烈女的形象于一身，是符合蒲松龄思想中甚至是男性审美观念中女性的优良形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及影响力，能够影响女性对于自身行为举止的审视及确认，继而推动社会风气的建设发展。[9]蒲松龄所塑造的女性勇于违抗“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争取婚姻恋爱自由（如鸦头等），敢于反抗欺压胁迫自己的恶势力（如鸦头、聂小倩等），不狭隘限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发展（如小二、黄英等），为后世女性勇敢争取自由权利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些都是蒲松龄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带来的直接积极社会意义。

回到前文所阐述的作品中塑造的悍妇形象，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否认, 那就是悍妇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家庭中。悍妇身份大多是家庭主妇 , 施虐对象则大多集中在跟她们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即脾妾及其子嗣。由此可见, 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是悍妇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10]然而蒲松龄本质上并未认清这一点，而是把这种家庭不睦的现象原因归结于悍妇的善妒上，这是他处于男权社会的大环境中，不自觉地带有的封建思想残余。但不能仅凭这一局限性断定《聊斋》中的悍妇女性形象没有进步意义。《聊斋志异》的悍妇女性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尤其是多妻制家庭中家庭妇女的不幸命运。她们以自己赤裸裸的真实毫不掩饰地将封建家庭中的丑陋面目展示于世人。将封建统治者苦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压迫女性的道德教条撕得粉碎。她们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 敢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权之道, 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权之理。[10]这些悍妇形象侧面间接地反映了女权意识的萌芽，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社会意义。

四、结语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11]《聊斋志异》一书寄托了蒲松龄一生苦难经历的孤愤之慨，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既寄托了其对人性崇高美好的审美理想，亦抒发了其对于封建制度黑暗统治的压迫和残害的不平之鸣，既反映了许多正面积极的进步思想，也残留了一些封建礼教局限思维。因此，我们在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内涵意义时，应当以辩证的思维角度去审视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宋华伟. 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D].山东师范大学,2008.

[2]蒲松龄. 聊斋志异[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3]徐大军.男权意识视野中的女性——《聊斋志异》中女形象扫描[J].蒲松龄研究，2001,(4).

[4]金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美之表现[J].作家,2011(22).

[5]刘蔓.女性意识的苏醒与反抗——基于对《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分析[J].汉字文化,2018(S2).

[6]尚继武.对男权的冲击和消解——论《聊斋志异》女权伸张[J].蒲松龄研究,2004(03).

[7]张海明.《聊斋志异》中的人鬼爱情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03).

[8]王会敏.谁说女子不如男——论《聊斋志异》中的女强人形象[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04).

[9]严梅.《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17).

[10]黄伟.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11]蒲松龄.《聊斋自志》[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致谢

本论文是在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通过参考文献，认识和了解到《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的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以及创作意图，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其背后的内涵及意义。在这里，我要感谢老师在本论文的选题、收集资料、论文写作、修改等过程中给予我积极耐心的指导及帮助，同时也感谢大学期间各位老师授予我知识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心，让我的大学时光充实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