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

　　我国的经济建设一直快速发展，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提升了城镇及乡村人民的收入水平，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分别从3645.2亿元和381元上升到744127.2亿元和50127元，跃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是迅猛增长，从104.71元增长到12363元，增长近11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迅速，从343.4元增长到33616元，增长近100倍。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产生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从近年来看，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的2936.4元增加到2016年12363元，增长3.2倍，城镇人均纯收入从9421.6元变成33616元，增长2.6倍，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城镇居民，但后者的基数远远超过了前者，因此，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2004年之后每年，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体现出xxxx、xxxx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坚决的态度，清晰的思路。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是XX落实财政支农政策重要的环节，财政支农资金的总规模、结构等对地方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和农民收入的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XX更应该履行其财政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为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

　　云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众多且农村居民人口占大多数。以2016年为例，云南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6.61%，因此，云南省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云南省一直认真贯彻落实xxxx、xxxx的各项利农惠农政策，在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保医疗发展，优化农业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不断地发展农业综合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GDP的提高。随着云南全省脱贫攻坚等各项政策性的惠农政策持续发力，扶贫工作持续发展，困难补助资金不断提高，农业稳步增产，主要农产品价格平稳提高，这些都是城乡居民收入较快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可比口径计算得出，2016年，云南省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出全省人均GDP增速0.2个百分点，“云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很好的得到了实现。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8611元和9020元，分别增长了8.5%和9.4%，增幅分别高于全国（7.8%）0.7个百分点及0.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涨幅趋势保持了七年。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旧低于城镇的三分之一，所以，和其余省份相同，即便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多，增速也平稳提升，然而该地区依旧出现城乡收入差异过大的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农村发展，保障广大农民同样享受现代化建设的美好成果，带动其积极的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来是财政支农惠农的主要目标。从云南省当下的现实发展情况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显然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及作用。在支农支出中，哪些科目很有利的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在现状中却占比很低，哪些科目在现状中占比很高，却对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达到预期该有的作用。在短期总量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财政支农资金如何分配，才能更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有力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本文结合计量经济模型，把财政支农四个科目以及07年之后的七个科目的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希望结合现状以及实证结果能够为更好的调整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促进农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一）现实意义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好发展良机，由于外贸的发展，外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样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缺乏自主创新品牌，这种简单、粗放型的出口只是带来数量激增，也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其他国家过度依赖，这些问题长久的发展下去只会使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受到制约，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与我们稳健的发展方式相背离。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重创，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明显更加困难。我们已经认识到已不能再对外需寄托所有的希望，促进我国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带动内需的不断扩大，这才是带动经济长久发展的良策。在我国，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很大的潜力和挖掘空间，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对于扩大内需有很大的意义。学术界有很多有关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的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有很强的消费愿景，收入水平的提高后，农村居民有很大的愿意去消费，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

　　在云南，农村人口比重很大，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能够很好的扩大内需，对于推动云南省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规模以及相对规模的情况开展深入研究，且根据现实情况对于其中的支出结构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找到对于促进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重要的科目有哪些，以研究如何利用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更好的有效的促进云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为云南省乃至全国经济的良好、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二）理论意义

　　深入了解把握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与男生财政支农以及支出结构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的研究和在短期内不量增加财政支农总支出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为农村居民增收，财政支农支出哪些科目需要增加占比，哪些需要提高效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进一步探索。为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制度完善提供理论参考，以为今后如何调节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依据。

　　西方国家学者一直十分关注农业对于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对于国家财政政策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以及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始的也很早，使用了很多方法、角度以及样本，得出了很多的观点和结论，这些结论对于本篇文章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的意义。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财政和农业的关系，分别是财政支农对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对财政支农效率评价、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的方向等。

　　（一）财政支农与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

　　法国18世纪的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商务印书馆,2011.]认为财富具有使用价值，是一种可以使人们使用物质的欲望得到满足，工业和商业具有不生产性，只是改变了财富的数量和形态，只有农业才能使得财富得到真正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构建者舒尔茨在《农业与经济增长》[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一切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重中之重。尤其反对了工业发展就是经济发展这种轻农重工的研究。他还重点强调了XX应该强化农民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意识，不仅要落实在意识上，更重要的是利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和税收手段，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化农业，他指出财政政策要想发挥出其促进农业发展的真正作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是否可以改造之前的农业，使用高科技与当代化技术促进农业进步，提升农业产量，其中高效率产出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舒尔茨认为发展现代化农业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就是增加对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投入，XX应该加大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综合素质。Barro（1990）通过对农业增长与财政支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倒“U”型曲线，反映出财政支农的增加会促进农业产出量，直到达到一个最大值，财政支农支出继续增加的话，农业产出反而会减小。他从而得出支农支出一定要选择能满足农业产值产出最大值的最优化支出。WTO《农业协议》1995年提出的财政支农的综合支持量(AMS)等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指标和定量测量方法为各国学者对财政支农的支出规模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也有利于确定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化水平。Fan（2000）在其分析中使用印度1970—1993年的有关信息当做样本区间，使用实证研究法，对财政支农支出以及农村贫穷问题开展研究，最终得出结果：财政支农支出可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弱化农村区域的贫困问题，进而全面提升农牧民效益。Shenggen Fan、Xiaobo Zhang(2004)对我国农村公共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不同种类的XX投资对于区域不平等的贡献分解开来，得到的结论是：XX投资对于农业与非农业部分的产出增长都具有重大贡献，但对于区域不平等性的贡献则取决于不同的区域。其中，对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投资，不论其投资类型，都对减少区域经济不平等有着显著的作用。Richard Bird（2008）的观点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初中期中国的财政改革中，得到最高收益的举措为将较多的资金投资到基层特别是中国的贫穷领域。他提出，这种行为会引发一系列效应，最后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农业生产领域，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

　　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与上相反的结论。Grier[Grier,Kevin B.;Tullock,Gordo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ROSS-NAT IONAL ECONOMIC GROWTH,1951-80.[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2):259-276.](1989)，Barro[Barro,Robert 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407.](1991)等通过对若干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彼此间出现负相关，XX投资会造成挤出效应以及扭曲性税收，进而造成XX投资效率不高；Chang(2001)利用分析得出，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备两部分影响，一是财政支出资金增多，农业产值会增加，经济自然增长。二是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后，农业的发展会降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进而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作用。Heerink（2006）等通过对江西省两个典型村庄农业数据的研究，得出结论，XX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及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没有使该地粮食产量有所提高。Md.shraifHossain（2010）通过LM检验和格兰杰F检验对孟加拉国3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农业产出与XX补贴之间的关系，发现农业产值的增长对于XX增加财政补贴有正面的作用，然而农业增产的原因却不是由于XX补贴的增加。

　　（二）财政支农效率评价研究

　　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方向通过实验检验所构建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评价指标的效果。Diakosavvas[Diakosavvas D,Oecd P E.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an evalua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in OECD countries[J].2002.](2002)将X、日本、欧盟XX对农业支持水平和效率利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生产者支持等值(PSE)方式和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中的综合支持量(AMS)方式进行了计算并比较。Afons[Afonso,schuknecht,Tan Zi.Public sector efficieney: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ublic choice,2005,(112)]，Schukneeht，and TanZi(2005)通过选取健康水平、管理水平、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备创建、收入再分配水平、经济综合表现以及经济稳定性等多个指标，且依照上述指标创建指标系统来统计多个国家公共支出的效率与绩效，且开展评估。Homolka(2012)[Homolka J,M.Analysis of financial support influences on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J].AGRIS on-line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Informatics,2012,4(1).]通过研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对捷克涉农企业的经营业绩的作用发现，财政补贴可以降低环境导致的风险，促进捷克农民增收，同时对于农业企业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及优化方面

　　Binswangeretal[Binswangeretal,H.K.&Rosenzwei,M.R.Behavioral and Material Determinant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griculture.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86,(22)]（1986）利用分析印度财政支农中农业基础设备建设和农业科研投资两部分对于农业活动发展的作用，得出上述两者对农业经济具备积极影响，但是贡献率都不高，其指出农业财政投入应该向生产效率高的部分倾斜。Pardey（1997）研究了1965—1993年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科技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发现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更加注重农业的科技投入。Rosegrant（1999）指出中国的财政支农支出中加大农业科技的占比，尤其是水利灌溉投入，对于农业产出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Bekzod Shamsiev,IainShuker（2006）分析了俄罗斯如何通过提高公共财政投资对农业和农村地区产生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中期，俄国应将主要工作放在研究其在政策的干预框架及属性上，以此替代对公共支出水平的关注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国制定了计划经济战略，将所有资源都用来发展工业，牺牲了农业的发展，导致在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农业不再占据优势，反而因为政策的原因发展渐缓，成为落后产业。也因为重心在于工业，很少有专家关注农业的发展，财政方面关于农业的指出也是少之又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重新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经济学家费景汉曾提出，农业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需要促进工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将加快农业发展为前提，必须增加农业的财政支出，只有农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民经济才能获得更为强大的发展动力。除了费景汉以外，还有许多优秀的农业工作者投身实践之中，探索关于财政支农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财政支农的必要性及其方式的研究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多种多样的地形以及气候条件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农民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调整产业模式，从传统农业升级为现代农业，这一转变时期，农业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

　　金峰峰（2000）提出，我国农业收益普遍偏低，为了维持和推动农业的发展，XX必须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来平衡较低的收益，如若不然，农业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蓝海涛、马晓河（2002）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对我国农业补贴的方式和力度进行研究以后，他们提出应该以直补的方式取代原有的价格补贴，这种方式更为有效和实际。何平均（2006）则提出，“市场失灵”是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要以XX改革为前提，如果XX不作出实际的改变，那农业的转变将会举步维艰。王翠青（2008）对我国财政支出比重进行研究后提出，虽然财政预算在农业方面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是在对国情进行综合考虑后，这一部分支出仍然尤为重要，关乎着农业的发展前景，也是农业投资的重要来源。罗东、矫健（2014）提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节约农业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章鹏通过对安徽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二）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奠定了现在农业发挥在哪的基础，但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神入，传统农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张元江（2000）对我国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的发展成正比。李焕章、钱忠好（2004）进一步用1986—2000年财政支出的数据进行了函数运算，证实了这一发现，提出支农支出和农业发展是互利关系，支农支出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业收入，而这一积极结果的反馈又增加了XX财政支农的信心和力度。胥巍（2008）进一步对东西部地区支农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差异分析，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这一影响需从长远角度来看更为显著，而在西部地区，支农支出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即使在短期内也能看到极为显著的结果，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影响在东西部地区都较为显著。

　　刘宏杰（2008）对农业产值的增加和支农支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支农支出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王金媛（2015）等人则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数学角度分析了支农支出和农业发展至今爱你的关系，VAR模型分析得出，如果前一期中支农支出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财政支农支出，形成了良性循环，那么在后一期中，这一良性关系则会得到巩固和加深，二者之间会不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制约农民收入的原因研究

　　陆学艺（2000）对城乡治理和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将城镇与农村分开管理会打击农民的成产积极性，从而对农业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长此以往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张晓山（2000）认为，农民收入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结构的不合理，他认为农产品之所以滞销以及存在质量问题，主要是因为农业结构落后和市场信息滞后，不同地区之间信息流动较差，供需不平衡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稳定。张英红（2002）则认为，城乡收入差异的原因在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问题，使得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必须要打破二元格局，使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将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放在对等的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章奇、米健伟、黄季焜（2007）提出，最贫穷的25%的农民收入上升空间较大，而中等收入的农民的经济收入相对较难增长，这就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逐渐被放大。王德文、程杰、赵文（2011）则提出现有的户籍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改革缓慢，使得许多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然而这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得到根本提升，而城乡差距依然在拉大。陆文聪、余新平（2013）将农民的收入划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他们重点关注农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改变，发现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农业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提升，因此他们提出应该通过革新和发展技术来推动农民增收。

　　（四）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和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包含总规模和结构两方面，为了分析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很多学者对其结构进行了考察。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将农村教育、道路、通讯等作为内生变量，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测算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扶贫对我国农业领域公共投入地反映情况。李汝（2005）认为效益最佳的是农业科技应用推广的投入资金、农林水事务支出和支持农业的政策性贷款。杜玉红、黄小舟（2006）运用最小二乘法证明，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会阻碍农民增收。相反的，农村救济费、支援农村生产的资金则对农民增收有利。王敏、潘勇辉（2007）的研究发现，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纯收入都具有协整的关系。且相较于长期，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支援农村生产以及农林水利气象费的短期效果更明显。李燕凌(2011)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认为虽然XX的支农投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技术落后，因此对农民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较迟缓。

　　汪海洋、孟全省、亓红帅、唐柯(2014)通过研究和分析，认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对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有重要作用。XX不仅要调整支农支出的总规模，更要合理调控其内部结构，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对支农支出增加所带来的冲击的反应是正向的。王慈（2015）在其分析中将2004-2013年湖南省财政支农信息当做凭证，首先研究了该地区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以及相对规模，其次，重点叙述了该地区财政支农的五个部分的变化状况，研究出财政支农的收益，正确叙述了湖南省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管状况。最终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指出合理的意见。

　　综上所述，系统总结前者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研究重点。首先，对财政支农的必要性的研究。该部分探索主要围绕对财政对农村是否应该支持，如果支持，应该进行如何协调财政同其他的关系，同时涉及财政支农内部结构支持如何分配。其次，财政支农效率如何评价，更多的学者选择效率评价常用的数据包络分析来进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探索了新的方式，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来综合衡量财政支农的效果。最后，谈及如何优化财政支农效果和方法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财政支农内部外部如何协调支持的研究上，主要包括了对农业等其他产业的支持力度分配，以及农业支持的内部比率分配等。从结论来看，大多数实证都证明了财政支农对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等有重要意义。此外很多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一个普遍共识是，在结构合理时，增加对农业各项资金投入会增加农民收入。本文正是希望在前人的研究之下继续探索我国财政支农和农民收入的关系，希望从改革开发近四十年来财政支农的主要变化谈起，并通过实证研究等，探究我国财政支农历史和当下现实做法，为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农质量和效率提出政策建议。

　　（一）实证与规范分析方法

　　本文对云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结构和农民收入水平、来源通过与全国和临近省份的对比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注重分析的是云南省的目前状况，过程更注重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怎样的”。同时，本文也运用了规范分析法，因为本文所研究的是实际问题，不仅要求实事求是的说出是什么，还要用一定的价值标准给出相应的判断。

　　（二）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在研究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时，因为07年前后国家对于财政支农支出的分类发生了变化，所以本文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实证分析。因为涉及的变量、因素很多，而这些变量和因素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量化了整体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其用数学关系表达出来，而后建立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科学地找出其中的规律。在此过程中，本文运用了一定的定性分析，以期将问题尽量简单化。

　　一、创新点

　　目前有关财政支农支出的研究，很多依然是按07年以前的四种分类进行分析，本文综合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系统、深入的研究了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准确的量化了财政支农支出在07年之前四种分类以及07年之后七种分类对云南省农民收入起到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二、不足

　　由于2007年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对数据的处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方法，因此本文对相关数据的处理也必然存在着局限性。

　　第二章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相关理论基础

　　一、农村公共产品需要财政投资来提供

　　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除了需要农民私人的投资以外，还需要大量如排灌水利设施、运输道路、电网线路、通讯基础设施等农业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技术指导、气象、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个人能力有限很难进行提供，同时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市场调节失灵，产生“搭便车”的现象，从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的效率不高。因此需要得到XX的帮助，开展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供给，由XX部门来进行农业发展所必须的一些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以及服务，是解决市场在公共物品方面调控失灵的有效手段，是一种有效供给，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公共物品很多事大型的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够产生规模效用递增，因此在进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时，一定要确定根据最佳产量的确定以及最佳产量的决定条件，来确定最优的供给数量，即满足生产者和满费者剩余之和最大。

　　我国包括云南省在内，在财政提供农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不足等现象，导致公共产品及服务不能发挥最大化的效果以及作用，不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第一，因为国家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经济实力有限，第二是因为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最优供给量难以准确的确定。第三，具体在财政支农资金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大量支农资金分配不合理，分配结构存在问题等等。

　　二、农业生产的外部性需要财政投资来校正

　　农业生产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有很强的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即农业生产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农业生产的边际私人效益，此外也事关国家发展。农业生产者会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均衡点来明确生产农业产品数目，由于农业外部性，得到的结果是真实的农业生产量低于社会最优量，造成市场无法发挥效果。想要矫正这种市场失灵就需要XX发挥作用，给农业生产者一定的财政补贴和财政倾斜，来激励农民将决定生产的生产量达到社会的有效的水平。

　　三、农业的弱质性需要财政投资来支持与保护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之中，农业相对与其他产业来说存在一定的弱质性，同时工业化的过程很大层面上依靠摄取农业剩余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因为工农业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及价格剪刀差的原因，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存在着高风险与低收益并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农业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所以农业的弱质性要求必须通过XX的财政作用向农业进行财政的倾斜，通过为农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使经济利益向农业生产转移，从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另外，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保护农业的政策，例如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财政投资或各种各种农业生产的补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障本国农业的长久稳定的发展，同时，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强主动权。

　　四、收入分配理论要求收入公平

　　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将收入分配按照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两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收入结构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然而无论是哪种分配方式，公平是必须保障的重要前提，只有在分配中重视公平，保障绝大部分人共享经济进步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才能最终保障经济的长久发展，社会的真正稳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马蒂亚的观点，其在充分强调收入分配中自由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提出了，个人能力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具体深入的研究了基本物品会对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效用，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利用基本物品的能力差异很大，这些效用和差别在人们开始注重自由以及自身能力的时候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如此就不用比较人们的效用了。因此，XX宏观调控中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时，一方面从物质层面加强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另一方面更要使每个人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他们的能力。XX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宏观调控的手段，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实施扶弱扶贫项目，从而促进人们增收。

　　市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调节作用虽然可以达到公平分配，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调节作用也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正如外部性、信息部队称以及公共产品中，都会发生市场失灵，就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严重时会出现“马太效应”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充分发挥XX的宏观调控功能，确保大众使用公共物品与资源、享受服务平等，保障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实现收入的公平。

　　第二节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收入的高低，生活水平的状态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发展问题来进行研究，有学者同样提出任何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经济难题。上述农业、农民、农村等诸多状况并不只是社会问题，此外还是经济上的难题。同时，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不可或缺。农业问题及农民收入问题属于经济问题，财政支农支出又属于财政支出。因此，就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经济效应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方向，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指XX为了完善农业生产条件而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搭建农业基地费用、培育林木费用、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的费用、兴修水电设施费用等。这些措施都使得农业的生产条件更加优化。只有生产条件更加有利、生产设施更加先进，才能够更大程度上提升生产的水平，才能够完成农业的扩大再生产，促进农业后续长久稳定发展，加快农业经济的变革和转变。总之，就是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西方经济学里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理论所说明的那样，将固定资产投资投入农业的发展中，可以带来成倍的农业增长效果，从而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因此，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通过促进农业增产，进而带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一种间接效果。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其实说到底是对于农业基本设施建设支出的一种补充，这部分支出主要用来建设小型生产设施，是资本性支出，如在农村进行的喷灌的补助费、小水电站的补助费等等以补助费的形式派发到农民手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确实是通过其所反映的传导机制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率，再带动农村居民增收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通过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来证实，其对于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一种间接作用。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主要通过对旱灾洪涝等重大灾害进行早期预防、预测，同时，促进灾后损失挽救处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农民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限度的使灾害对于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避免出现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农民收入完全靠天吃饭颗粒无收的情况。减轻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可以保障农业产量的稳定，进而农民的收入才有所保障。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主要是指用于提高农民素质投入、促进农业科技研发投入、研发高质量农作物新品种投入、改良土壤质量投入、研究新的农产品深加工方式投入等。只有推动科技的进步，农业才能保质保量，农民才能稳定收入增加收入。国家通过鼓励研究机构、相关企业、高校加大对于农业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可以得到更多高质高量的新型农作物品种，新型农作物种植手段、得到更多土地改良的新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科学化，增加农业产量的增加，农民收入自然提高。还可以通过研究新的加工工艺，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促进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农业科技三项费对于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很多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等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理论上的证明。可以看出，农业科技三项费对于农民的增收作用也是间接的。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是对于达到一定标准的收入低、患有残疾等困难农户进行的一种补助，是一种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农民可以直接拿到这笔钱。对于很多农村中没有收入来源的孤寡老人，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士，或身患重病无法工作的人，其没有生存能力，这笔救济费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这笔钱是通过直接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的。

　　本文分两个部分对云南省财政支农的现状进行分析，首先是云南省财政支农的绝对以及相对规模开展研究，其次对财政支农构成结构开展研究，利用长久的现实数据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开展研究，并通过与全国以及周围省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云南省农业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现状。最后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小结。

　　（一）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绝对规模增长趋势

　　财政支农支出绝对规模表示在特定阶段内，XX财政对于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总量。本部分将从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变动状况分析云南省整体财政支农支出，此外根据近期各个地区财政支农支出情况，对比其和其他省份之间财政支农支出绝对规模的差异，进而得到本地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在全国以及周围各省之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及其增长率分析

　　信息来源：《云南统计年鉴》（1982-2016）

　　从图3-1云南省1981-2016年的财政支农的绝对值可以看出，总体上，财政支农支出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分时段看，改革开放初期到八十年代末财政支农支出整体规模变动有限，八十年代整体增幅较小。九十年到本世纪初期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有明显扩大的趋势。2005年至今财政支农规模开始扩张趋势明显，最高规模超过600亿。从整体增幅看，25年间将近增长了277.5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1.26%。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在2012年第一次超越500亿元。云南省XX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

　　从增长率来看，整个所选取区间内，仅有两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分别是1985年（-5.22%）、1998年（-13.05%）。其余年份均为持续增长。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速增长较为缓慢，从2007年以后增速开始明显增长，2012年有所回落，近两年来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整体增长率稳定在-10%—30%之间，整体变动范围较大，这与云南农业回报率低相关。

　　2、云南省与全国及临近省区财政支农支出对比分析

　　为了解云南省财政支农情况在全国的比重及云南省在“云贵川”中的排名，同时兼顾地理位置相近的西藏自治区，在对比分析中引入全国、贵州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且为保证数据完整性，笔者查阅了全国、贵州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1985-2016年的统计年鉴，发现部分省市在个别年度存在缺省数据。考虑比较的平衡性，最终采用1994-2016年“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农林水事务支出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业支出项目。指XX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数据作为比较数据。

　　信息源自：《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1995-2016）

　　首先从整体增长率看，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率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一直低于贵州、四川、西藏增长水平，基本和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水平持平；其次从增长速度变动情况看，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变动较平稳。尽管在2004和2008这两年间其他三省增长率均出现大幅变动，但是云南省最高增长幅度达到50%，远低于同期藏、贵、川超过百分之百的变动情况；最后从年均增长幅度来看，西藏、四川和贵州均排在云南之前，而且云南平均年增长率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足3%，因此总体来看，云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相对偏低。

　　信息源自：《云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1995-2017）

　　从云南财政支农支出在全国占比的角度看，云南省稳定在3%-5%区间内，位居贵、藏之前，稍落后与四川。结合云南增速并不高的特点，可以看出云南财政支农支出在四省中整体规模较大，才导致增速不高，但是占比较重的情况存在。因此总体来看，云南财政支农支出呈现出规模较大、增长率较低的特征。

　　（二）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水平

　　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通常包含财政支农支出占据总支出的比值以及支农支出占据农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现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的价值和财政支农支出的效果。

　　1、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财政总支出我们选用统计年鉴上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信息口径。上述预算支出通常包含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传媒、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1985-2017）

　　图3-4反映了云南省1994—2016年间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变动情况。从比重整体变动情况看，呈现出先降后升的V字型结构。1994—2003这十年间呈现出波动下降的的趋势，总下降比超过5%，该变动情况表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重点并不在财政支农支出方向上；2003以后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情况开始波动上升，总上升比重超过6%,2012年以后稳定在13%上下波动，这显示出新世纪以后地方公共财政预算开始重视对农业、农村的支出，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1995-2017）

　　从图3-5可以看出，1994-2016年间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比重高于贵州、四川、西藏，但是本世纪初期略低于全国水平。从平均占比看，23年间全国、川、贵、藏财政支农的平均占比为10.53%、6.35%、10.11%、8.43%均较云南省占比相对偏低。从总量来看，云南省的财政支农金额较大，说明云南省重视农业培育。云南省为了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陆续出台了各项财政支农政策。财政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都尽力给予支持，成为农业发展的援手，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财政支持农业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但同时也意味着云南省用于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财政支出占比较小。从占比来看，云南省占比最大，依次为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

　　2、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1995-2017）

　　从图3-6可以看出，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情况不稳定。按照区段不同而不同。1994年之后，即便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数目增加，占农业增加值的比值却表现出一定的波动。这一时期财政支农力度较大，利用率较低，财政支农的力度和深度不够。

　　最高出现在2016年，占比为32.48%，随后开始区位震荡。最低出现在2001年，占比为6.6%。在这23年间，平均占比21.38%。在2007年之后所占比值持续提高，清楚表示近期云南省强化了支农力度以及深度，现实成果非常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1995-2017）

　　从图3-7可以看出，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情况较为稳定，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最高出现在2016年，占比为28.86%，随后开始区位震荡。最低出现在1995年，占比为4.78%。在这23年间，平均占比12.88%。

　　云南省邻省的状况从图中看出，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情况较为稳定。且在2003年以后，占比增加速度较快。最高出现在2015年，占比为25.2%。最低出现在2003年，占比为0.81%。在这23年间，平均占比8.81%。贵州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情况不太稳定，波动幅度较大。最高出现在2012年，占比为40.57%。最低出现在1998年，占比为2.48%。在这23年间，平均占比18.89%。西藏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占比情况不太稳定，波动幅度较大。最高出现在2016年，占比为210.12%。最低出现在2002年，占比为3.15%。在这23年间，平均占比71.67%。

　　综上所述，云南省财政支农力度较大，总体利用率较高，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其次是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

　　（三）云南省财政支农强度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强度表示财政支农支出占据总支出的比值除以农业总产值占本地GDP的比值，是评估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科学性以及财政对农业投资与维护强度的关键标准。主要公式是：

　　财政支农支出强度=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农业增加值占当地GDP的比重。

　　因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综合支出的比值之前就叙述过，所以本部分会直接从农业增加值占据本地GDP的比值和财政支农强度两个角度分析。

　　1、农业增加值占比GDP比重比较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1995-2017）

　　由图3-8可知，云南省农业增加值占比GDP比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这和临近省份和全国波动下降的趋势有所不同。云南省农业增加值占比GDP比重在2008年以前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况，明显低于临近省份和全国水平，2008年以后呈现上升趋势并保持领先地位。在云南省GDP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增加值占比依旧上升显示出农业发展规模的增加相对于其他省份较为明显。

　　2、财政支农强度比较分析

　　从图3-9财政支农的强度变动状况可以看出，云南省财政支农强度保持较高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分阶段看，2006以前财政支农支出占比超过仅略低于全国财政支农强度水平，2006年以后随着临近省份支农强度的增加，云南省财政支农的强度排名开始下降。综合来看贵州支农强度最高，西藏支农强度次之，第三是云南，最后是四川；从稳定性来看，云南支农强度相对稳定，四川最不稳定。

　　综上所述，云南省财政支出在全国占比较低。云南省财政支出在全国占比较低。虽然相对于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来说，云南的财政支农支出增幅最高。但是在全国范围来看，云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财政支农的支出占比与云南的农业地位不相符。相比较于云贵川藏四个地区，四川省的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最高，1994-2016年年均值为262.57亿元。其次是云南省，云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次之，1994-2016年年均值为214.18亿元。第三为贵州省，1994-2016年年均值为156.6亿元。最后为西藏自治区，1994-2016年年均值为58.35亿元。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云南省财政支农的支出金额，加大对于农业的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

　　同时，虽然1981年-2015年，云南省共拨付用于财政支农资金4336.63亿元，但云南省多数地方财力配套落后，至今致使许多乡村农业建设项目实施进展缓慢，造成了各方面的浪费。其次，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XX多以直接发放现金为主，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发挥了作用难以进行量的评估。在云南省财政支农强度分析发现，云贵川藏四个地区，贵州的财政支农强度最大，云南次之。说明云南的财政支农强度仍有待提高，进一步提升财政对于农业的投入质量，提高云南省的财政支农的产出水平有较大空间。

　　我国财政支农收支分类科目在2007年进行了相应的调节。2007年以前，一般预算内支农一级科目包含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整体开发以及农林水气等组织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四部分，国内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XX财政统计手册》，对上述预算内容开展相应的调节。针对支农科目进行分析，使用农业、林业、水利以及气象支出三个一级科目取代之前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整体开发以及农林水气等组织事业费三部分。即在2007年以前，为4个支农明细。2007年以后为7个支农明细。

　　此外在口径上进行分析：在现实财政活动中，出现财政支农支出的小、中、大三部分口径。小口径支农支出表示“三项费用”，也就是扶持农村生产支出、农业整体开发以及农林水气等组织事业费;上述前提上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备、农业科技三项和农村社会救助的投资就变成财政支农中口径支出。在上述前提上增加财政对农村教育、卫生、基层xxx转移支付的投资就变成大口径。本文采用的是中口径。

　　（一）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四分类结构分析

　　从图3-10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各项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占比较高。从总体规模来看，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总体上升趋势，1978年为2.67亿元，2006年增长到38.81亿元。15年间增加13.51倍，支援农业生产的涨幅变动明显。1985年增幅是-20.31%，为此阶段最低值。1990年增幅为342.92%，达到15年间的最高值。基于占据财政支农支出的比值进行分析，1978年到2006年综合状况相对稳定，然而表现出降低趋势，1998年之前所占比值一般很高，通常是50%，在1980年为最高峰，所占比值是75.13%，在1997年之后比值出现降低，维持在30%。

　　2、农业基本建设支出（Expenditure on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从图3-11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各项支出中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在10.33%-37.47%之间。从总体规模来看，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年为1.36亿元，2006年增长到15.17亿元。15年间增长了10.19倍。1980年增幅仅为-38.37%，达到15年间的最低值。1995年增幅为143.92%，达到15年间的最高。从占财政支农支出所占比值进行分析，1978年到2006年综合状况相对平稳，1978年之前所占比值很高，通常都是37.47%，在1980年之后比值逐渐降低，维持在25%。

　　3、农业科技三项费用（Expens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从图3-12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比在0.21%-1.44%之间。占比最小，几乎忽略不计。从总体规模来看，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呈上升趋势，1978年为0.0007亿元，2006年增长到1.05亿元。15年内增长百倍，农业科技三项成本的涨幅变动明显。2003年增幅是-47.23%，是此阶段内的最低值。1995年增幅是390.99%，为此阶段内的最高值。基于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值进行分析，1978年到2006年综合状况相对稳定，基本都在1%左右。

　　4.、农业救济费用（Agricultural relief expenses）

　　从图3-13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各项支出中农村救济性支出占比较低。从综合规模进行分析，农村救济性支出表现出增长走势，1978年为0.96亿元，2006年增长到25.03亿元。15年间增长了26.07倍，农村救济费的增长速度变化较大。2002年增幅仅为-88.10%，为此阶段内的最低值。1995年增幅是2087.20%，为此阶段内的最高值。基于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值进行分析，1978年到2006年综合状况相对稳定，出现轻微变化，波动区间是0.08%到34.93%

　　（二）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七分类结构分析

　　本部分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公布的财政预算报告中的决算数分析2007年到2016年财政支农七中结构分类的占比及变化。在2007年到2009年财政支农支出分为农业、林业、水利、南水北调、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其他农林水事务支出七项。在2010年到2016年财政支农支出分为农业、林业、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扶贫、其他农林水事务支出七项。在15年后还增加了惠普金融发展支出，但是占比十分小，不做研究。为了使得前后可以对比，我们选取前后都有的几类支出，有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农业综合开发五项，以及其余不相同的两项并为一项，即将七分类并为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其他六项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不管是1978-2006年，还是2007-2015年，云南省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强化，此外近期来对农业投资数值持续增加，然而和农业现实需求进行比较，投资依旧不足。

　　第一，与农村和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低。农业相关建设的投资为改变国内农业主要设备以及现实生产条件，提升抵抗自然灾害的水平，提升农业整体生产水平，增加粮食产量，提升农民效益，加快地区技术发展等部分具备关键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农业基础设备不足的问题，激发了强大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效益。而从云南省的财政支农结构来看，1978-2006年，云南省财政支农各项支出中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在10.33%-37.47%之间。1978年为1.36亿元，2006年增长到15.17亿元。15年间仅仅增长了10.19倍，增幅很小。2007-2015年，云南省对于农村主要建设投资主要侧重于水利、林业以及农业部分，上述领域的支出甚至占据农业基本创建的70%左右，依旧表现出出增长走势，然而从明细看到“稳定农民收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占比很小，占总财政支农资金的0.001%都不到。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用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比重太低，而且随着国债资金的逐步退出，这些建设的资金就缺乏了稳定的来源。

　　第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比重较大增速快，农业发展专项事业费用比重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是由财政部门投入的用于支持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发展的各部门人员机构经费和各项事业专项经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总量和比重一直是财政支农中的较大部分,平均占到了农业财政支出比重的25%。在云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口径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林水气等部门的事业费归并为了一类,是财政支农中的主体部分。在2003年云南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出台了许多惠及“三农”的相应政策，2003到2006年这一比重也一直都维持在70%左右。2007-2015年也维持在50%-60%。云南目前的现实是在农林水气等部门中，存在着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等原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机构运转和支付人员经费比重大，且增速快；农业事业专项经费如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保护经费等用于农业事业发展以及为农业事业发展提供保护和服务的专项经费支出比重低，增长速度慢。

　　第三，农业科学分析支出比值不高，在一定层面上限制了农村地区的技术发展。农业科学分析费用不高，甚至影响地区的技术发展。农业科学分析支出通常包含两个部分，也就是相关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业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主要用于农业的新产品试制、中间费用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农业科学事业费用是用于发展农业科学事业的费用：包括为维持农业科学事业单位运转而支出的人员机构经费和为支持农业科学事业单位发展而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的专项经费。从1978年到2015年云南省对农业科研支出的总金额不足8亿元，占云南省整个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小于1%，占农业的增加比不到0.6%。农业科研支出水平低，导致了农业重要科技成果缺乏，专业品种以及先进适用科技宣传较少，在一定层面上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持续发展和科技对农村的贡献。

　　第四，农业综合改革增幅较低，农村创新投入不足。农林水支出中农业综合改革占比在2.48%-4.22%之间。从总体规模来看，虽然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呈上升趋势，2007年为5.38亿元，2016年增长到17.81亿元。10年间仅仅增长3倍，相比较其他支出增长是慢的。农业综合改革增幅金额慢，说明云南省对于农业创新投入不足，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的效率以及农民的收入。

　　自1980年以来的近40年云南省农民收入显著增加，本文对云南省1980年至2016年农民收入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全国及贵州、四川、西藏自治区等邻近省区的农民收入，发现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一）云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变化与增长量现状

　　从图4-1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民纯收入与全国相比较低。且差距在不断加大。1980年，云南农民纯收入仅仅150.12元，较同期的全国农民纯收入来说，比全国低41.21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云南省农民纯收入和全国农民纯收入都不断增长。但是差距却越来越大，2016年，云南省农民纯收入9019.8元，全国农民纯收入为12363.4元，差距达3343.6元。如果一个农村居民家庭三口都为农民，则一年差距将近万元。从增幅来看，除1986年出现负的增幅（-0.06%），其余年份都为正数，但是总体增幅较小，33年平均每年增幅仅14.18%。

　　（二）云南省与邻近省区农村居民收入比较分析

　　从图4-2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民纯收入比贵州省农民纯收入高，且差距在不断加大。除个别年份外，基本都高于贵州省农民收入。2016年，云南省农民纯收入比贵州高929.5元；比四川省农民纯收入低，且差距在不断加大。除1984年、1985年、1986年个别年份比四川省高外，基本都低于四川省农民收入，这与四川的经济水平较好有关，所以农民收入也较高；总体比西藏自治区农民纯收入低，但个别年份比西藏自治区高。相比较来说云南农民收入偏低。

　　笔者查阅了全国及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1980-2016年的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1980-1991年，全国农民纯收入的统计明细分为四类：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非借贷性收入，由于其他省份未做此明细分类，因此无法比较。1992年，全国、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的农民纯收入分为基本、转移性、财产性等收入，基本收入通常被划分成劳动者工资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在2000年之后，农民存收入被划分成工资性、家庭经营、转移性、财产性、即将报酬收入变化工资性等类型收入，本文按此分类从1993年进行结构分云南省农民收入的城乡差异分析指对比分析云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1993年-2016年期间，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比相对稳定，2%-5%之间，说明城乡发展总体较为均衡。农民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之间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结合现状分析可以得出目前云南省财政支农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不论在四分类还是七分类中，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对农民的增收效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四分类占比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比第二，但是实证分析结果却显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过低，这说明大量的资金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却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农民的收入增加，为农民带来实惠，表明资金利用效率差，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发挥出本应该有的效果和作用。从七分类来看，云南财政支持水利支出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为2.25%。该增长比率在财政支农结构中位于末位，身为农业命脉和农业的基础，财政在这个方向上支持的效果显然没有达到本该有的效果。但是根据现状的分析，水利支出在七种分类中的支出占比排列第二，说明大量资金投入云南水利建设，并没有很好起到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效果。

　　云南财政支持扶贫支出对农村收入增长的作用大，但是在现状中扶贫的占比仍然过低。当下正是扶贫攻坚关键时期，由实证分析可知云南财政支持扶贫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的效果位列第三，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但是在现状中，扶贫指出的增长率仍然有大部分年份有下降，占比也不足。在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更好的用好财政扶贫资金，使得财政资金能够扶真贫、帮脱贫、更好保证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是云南财政要重视的方向。

　　根据实证分析得出，农业科技三项费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根据前文现状的分析，农业科技三项费却只占到了支农支出1%左右的占比，说明可以很好带动农民增收的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却没有得到大量资金的投入。

　　财政的支农支出资金的增加是保证农业产值不断增长，提高农民收入重要保障和前提，这一点早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共识。在我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一大背景的社会发展阶段，农民增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缩小城乡二元化差距势不可挡。近年来，虽然云南省支农支出总量相对较大，但是云南省财政支农增长率与四川、贵州、西藏相比较低，也仅仅高于全国一些，也低于相同阶段内财政总支出的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比值依旧在降低，当前财政支农支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为促进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财政部应该依法执行《农业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在现有的基础上，逐年按一定比例提高对农业财政的投入，在长期稳定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的基础上，也可适当提高支农支出的投入比重，使财政支农支出的同比增长速度高于财政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形成农业及室内社资金的稳定来源，从而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农业竞争实力。

　　另外，XX的财政支农政策在短时间内很难产生巨大的效果，必须通过长期的坚持执行才可以得到支农效果，这就要求XX通过支农惠农的政策建立长效的农业资金支持保障，对财政支出有一个合理的规划，为云南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个长远的规划。同时，可以通过XX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拓宽农业发展的融资渠道，促使众多渠道的农业资金的汇聚。

　　当前，该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在分拨到各个农村之后，由不同的管理部门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分散以及农村地区有关的农业项目没有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估标准，导致资金无法统一管理而分散，因为会出现项目的重复，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基础建设等项目的效率，不能将农业支农资金发挥到更大的效益，因此，应该加强资金的科学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的综合协调统一规划使用。

　　当然，考虑到云南省目前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XX的财政支出能力，其财政支农支出，无论是从绝对数量来讲还是从相对规模来讲都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最佳水平。假如在财政收入综合规模非常清晰的时候，只知道不断提升财政支农支出比值，也会造成当前公共财政结构不均衡问题。所以说，强调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稳步增长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水利等主要设备建设是提升农业整体生产水平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创建以及促进当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方式。云南省不论是17年之前的农业基础建设支出还是17年之后的水利支出分类在支农总支出的占比虽然比较大，但是对于农民的增收作用仍然没有达到预期，这是因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投入这样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项目都具有规模大且不可分割的特点。例如，一些供水供电这类大型基础设施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只有达到特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进而促进农业产出的增加，一旦达不到这个点，反而会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不利。所以可以看出，云南省水利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出占比虽然多但是总量没有达到标准，基础设备建设的资金支出缺乏开始变成限制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所以，需要持续增加对水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创建的财政支出投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现状，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同时，要缩短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加快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报酬递增，将资金更多地投入与农民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供电，交通，水利，通讯等农民迫切需要的领域，科学调整资金投向。

　　此外，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是XX安策划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备的建设活动，都需要在保证工程质量达到要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把农村劳动力全面派遣到工程项目建设活动中，以便增多农民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经济效益。

　　根据前文的研究可知，07年之后财政支农支出的分来科目发生了变化，扶贫被作为一个细分科目分了出来，说明了国家对于各地村民的扶贫工作关注度极高。同时，根据实证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扶贫在财政支农的支出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是对于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确是极大地。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抓住精准扶贫的基于，帮助农民真脱贫，促进农民的增收，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加大对于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切实的做到精准扶贫，切实的为农民带来实惠，增加收入，减少返贫率的增加，形成稳定长久的农民增收机制。当然，扶贫虽然可以显著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根本上属于转移性支出，并不想农林水支出那样改善生产的条件，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现状。并且贫困基数大，人就数量多，会导致财政负担过大，也容易滋生村民的懒惰思想，不利于收入稳定长久的增加，单纯的扶贫，会造成二次返贫的可能。所谓扶贫先扶志，增强农民脱贫的信念和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针对云南省的的特点以及现状，要适当增加农村养老和医疗支出，避免因病返贫的情况，既为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提供资本的生活保障，又使有生产能力的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致富，提高农村的“造血”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

　　根据前文的研究，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在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比例很小，总额也不高。云南省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的特殊，科教文卫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也不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有待加强，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XX要加科技三项费的资金投入力度，发挥科技专项资金的作用，推动高校、科研所、各研发部门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提高创新意识，攻克农业发展科技项目，解决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培育出高质高产的农业新品种，特别是选育耐旱，耐病虫害的先进农业品种，研发出更多先进小型实用的适合云南地形的农机工具，还要注重科研结果的转化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此领域内的科技研发能力，提高综合产量，促进民众效益的增加。

　　需要强化对农民宣传农业有关科学文化理论和常识的力度，加快相关技术的宣传和普及，保证农业生产者真正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长此以往，农民生产的技术含量提高了，才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业产品增收了，农民收入也随之提高。还要提高农户使用现代科技机械化更重的观念，改变农户传统老套的耕作方式。定时定点免费的为农户进行现代科技耕作方式，机械的使用，预防病虫害的有关科学知识，科学使用化肥农药等方面的讲解以及培训。同时，也要加大农机使用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市、镇、乡层层XX大力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保障惠农政策的影响力、知晓度和透明度，调动农民使用机械生产的积极性。

　　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XX也应该拓宽融资渠道，发挥社会的力量以及市场的力量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通过税收和财政倾斜的方式吸引涉农公司对于农业技术研发的投资。农业科研组织也需要扩展融资渠道，利用科研成果宣传转化的效益得到资金扶持，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的科学循环，利用国内外合作模式，自主吸纳外资。进而创建以XX为主导、多渠道共同发展的健全农业科研投入系统，持续提升农业科研发展能力，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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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流逝，转眼匆匆，三年时间既短又长，好像还能看到刚入校门时我的样子，在这三年中，收获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有不足，也有成长，有遗憾也有收获。写论文的过程是艰辛的、难熬的、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感谢的是在我遇到阻碍，遇到困难，产生逃避情绪时鼓励我写下去的导师，是她不断地对我进行指导和改进，鼓励我写下去，认真分析每次我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感谢开题和预答辩过程中对文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接指出以及针对性指导的各位评委老师们，是他们对文章让我不断的发现文章中存在的问题，让我不断的完善和修改，当然还要感谢研究所的所有抽出宝贵时间对论文提出改进意见的各位老师。通过一遍一遍的修改，过程繁琐，复杂却真实的完善了文章，提升了自我。

　　也要感谢我的学校，为我这三年的学习提供了学习氛围如此好的环境，也感谢学校学校对专业基础课的重视以及严格的考核制度，让我们的宏微观经济学基础掌握的更加牢固，这对我们今后的人生发展以及经济学思维都有很大的意义，我相信有付出就有收获，三年的充实与学习，得到的是在自身基础上满满的提升，感激学校让我的这三年没有荒废，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使得三年的每一天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不会忘记大家在图书馆的时光，也不会忘记大家对于我的各种帮助。

　　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遇到困难时的理解、宽容和默默支持，写文章时父母端来的每一个水果都是写下去的动力和能量。谢谢父母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