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接受与误读

　　《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被隆重推出，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巨大反响。可以说，“娜拉出走的一声门响”，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也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深化了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

　　“《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接受”这一方向的研究早已开始。过去已经有学者指出，五四启蒙者对娜拉以及易卜生存在着误读。学者们试图对《玩偶之家》重新评判，以消除长期以来《玩偶之家》在中国存在的误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人了解到误读的存在，但对《玩偶之家》被误读这个问题的分析较为零散且未探究《玩偶之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基于娜拉走不走的论争，本文试图根据易卜生与友人的书信，分析娜拉的出走是必然且成功的。再结合林丹太太这一在剧中起关键作用的角色，找出作者隐藏在《玩偶之家》中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分析娜拉被误读的原因，探究《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当代意义。

　　1879年4月，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受丹麦法庭上一位年轻已婚女士的案件启发，不断苦思冥想着挪威社会的“值得敬重的狭隘观念与世俗观念”，便开始创作《玩偶之家》。在这部剧中，海尔茂看到柯洛克斯泰的“讹诈信”与“和解信”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使娜拉彻底清醒过来。从前海尔茂肉麻地称呼娜拉“小鸟儿”、“小松鼠儿”，当知道娜拉借债与冒名签字的“秘密”后发怒咒骂，以及看到“和解信”知道自己不会身败名裂后又笑脸相迎，这些短时间内发生在海尔茂脸上的急剧变化，让娜拉终于发现了海尔茂的真面目。因此，她毅然选择改变自己“玩偶”的地位，随着大门“砰”地关上，娜拉迎来了自己“学做一个人”的新人生。《玩偶之家》在斯堪的纳维亚一经发表便引起激烈的讨论，整个纳维亚半岛响起了娜拉的“独立宣言”，自此欧洲大陆开始了一股“娜拉热潮”。

　　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到易卜生与《玩偶之家》可以追溯到出现在日本的“易卜生热”和“娜拉热”。早在1907年，鲁迅在留日期间就发表过两篇论及易卜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对易卜生早有关注，但《玩偶之家》等剧作的中文译本迟迟没有出现，《玩偶之家》在中国并未被大肆宣传。

　　1914年，为中国话剧奠基的春柳社上演了《玩偶之家》，这是《玩偶之家》在我国第一次演出。同年，话剧界的先辈陆镜若在《俳优杂志》上发表了《伊蒲生之剧》一文，介绍了易卜生及其包括《玩偶之家》在内的十一部戏剧。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XXX潮流的推动，《玩偶之家》在中国更广泛地流传开来。胡适于1918年6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与此同时，《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并刊载了胡适和罗家伦共同翻译的《娜拉》。1919年到1921年间，又有周瘦鹃、潘家洵等人译成多种版本的易卜生作品。潘家洵的《易卜生集》（一、二集）在1921年和1922年问世，从此潘家洵将大量时间投入易卜生评价工作，他翻译的《玩偶之家》也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中译本，为《玩偶之家》与易卜生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易卜生终生都坚持用挪威语创作，挪威语版的《玩偶之家》经过英、德、法等多重翻译，飘洋过海来到东亚各国，接着再被翻译为各种译本。因此，中国最初接受的《玩偶之家》已经是英译本或是日译本了。

　　早在1893年，日本已先于中国出现多个译本，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也早早接触过日译本，其中由日本戏剧改良先驱岛村抱月翻译的《玩偶之家》在日本影响最为广泛，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此译本将《玩偶之家》译成中文也极具可能性。但可以考证的是《玩偶之家》的中文译本，多是根据威廉·阿切尔（Willian Arher）的经典英译本《A Doll’s House》翻译而成，如胡适和罗家伦共同翻译的《娜拉》与潘家洵翻译的《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在被译介到中国以后，娜拉一跃成为女性主义的代名词，她批判了夫权家庭，为妇女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呼喊，成为反传统、反封建、提倡个性自由的象征。由于迎合了宣传个性和思想解放的需要，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社会都将《玩偶之家》当作批判社会和启蒙思想的利器来利用。它成为了呼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争取女性地位的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同时，娜拉也给了很多中国现代作家以创作的灵感。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冰心的《斯人独憔悴》（1919）、欧阳予倩的《泼妇》(1922)、鲁迅的《伤逝》（1925）、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1926）、张天闻的《青春之梦》（1927）、矛盾的《虹》（1929）、夏衍的《秋瑾传》（1936）和曹禺的《北京人》（1940）等都受到了《玩偶之家》的影响。

　　也是在曹禺之后，《玩偶之家》的艺术性开始被中国的戏剧研究者重视，研究《玩偶之家》的角度开始有了多元化发展。

　　《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过，论争从未断绝过，直至今天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觉醒后的娜拉“砰”地关上大门，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人们思考着：娜拉该不该出走？娜拉走后怎样？有人说，娜拉在那个世俗社会里会堕落，也有自杀的可能，甚至海尔茂所幻想的“奇迹中的奇迹”成真，娜拉回去继续充当“玩偶”。但似乎读者从来没有考虑过娜拉口中那个“奇迹”的发生，即海尔茂做出改变。

　　在中国，分别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对娜拉走不走以及出走后的出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推理。

　　1923年，鲁迅在一篇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鲁迅：《鲁迅全集（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鲁迅还指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这里的“路”便是钱，光有觉醒的心是不够的，没有钱的娜拉便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2]鲁迅：《鲁迅全集（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首先，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认为易卜生自己在《海上夫人》中有解答。《海上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原先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她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那个人，她便结婚了。但她一直记着他们的约定，心里总是不安。直到她原先的爱人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如实地告诉自己的丈夫。经过三人的争论后，她丈夫决定放她自由，让她自己做决定并让她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最后，她决定不离开了。鲁迅认为如果娜拉像《海上夫人》中女主人公一样，一样拥有可以选择的自由，她便不会出走。在我看来，这便是构成《玩偶之家》与《海上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男主人公的不同。如果娜拉在“玩偶之家”是自由的，这部剧作便可能不存在了，因为若是这样，娜拉便不需要祈求“奇迹”发生——海尔茂为娜拉而改变。这篇剧作也将毫无冲突，或者直接变成一部浪漫喜剧，这部浪漫喜剧将会这样展开：海尔茂宠溺着娜拉，得知娜拉借债且冒名签字后，与娜拉发生冲突，最后放娜拉自由，娜拉却突然改变主意，心甘情愿地继续做海尔茂的“小松鼠儿”，这显然毫无逻辑，前后矛盾。因为娜拉觉醒后想要的“自由”不只是行动上的“自由”，而是“人格”的自由，即“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自主性。

　　因此，当《玩偶之家》使易卜生成为当地俱乐部的一位名人后，有一位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家庭的成员对易卜生说：“我做了与娜拉一样的事情。”易卜生安静地回答道：“我的娜拉是独自出走的。”我认为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我的娜拉是为了成为自己而出走的”。易卜生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这不是“一个关于做这种行动或那种行为的问题，而是决定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他（或她）是他（或她）自己。其他的一切只会导致谎言。”娜拉作为有这种道德诉求的代表，得到了易卜生的强烈拥护。娜拉所做的事情越艰难，越能体现易卜生想传达的“爱自己”。反叛种种陈规陋习，是“做自己”后必然发生的事，娜拉的出走便是必然的。至于娜拉怎样才不走？这是没有答案的，除非娜拉放弃在这个社会里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人”的权利。

　　鲁迅还说娜拉的希望在于“钱”，说得好听些就是经济权，娜拉能否掌握经济权是判断她能否成功出走的决定性因素。女性能否掌握经济权，其实在剧本中易卜生早就给了读者一个肯定的答案，我认为这便是《玩偶之家》的隐含内容。

　　胡适在留美时期了解到易卜生及其作品。胡适原有的“自由人本主义”世界观与“五四”新思潮交汇后，他虽然没有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猜想，但对于娜拉的出走是认同的。胡适认为女性只有从旧道德、旧传统中解脱出来，才能获得健全的人格从而获得个人自由，他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1]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第489～507页。]]”。

　　郭沫若在1942年所作的《<娜拉>的答案》中阐释了他理解的《玩偶之家》，他没有专注于具体的文本解析，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推演。他以秋瑾为参照，推演出娜拉出走后的出路——走向革命。这显然是完全中国化的回答，表现出激进而极具革命性的价值取向。

　　我们更应该关注《玩偶之家》的艺术造诣还是思想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于该剧的一大研究。从曹禺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多角度研究《玩偶之家》。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他提出了“重塑中国语境下易卜生的艺术家形象”等观点。

　　其实对于易卜生到底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玩偶之家》的艺术造诣与思想内容哪个更高一筹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持一个两者相辅相成的态度，因为从易卜生巨大的影响力来看，分清他到底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似乎没那么重要了。

　　《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被引进中国起，新文化运动者对《玩偶之家》就进行了中国化的误读，中国学者怀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利用娜拉来促进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如李天纲在《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中所说：“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2]李天纲：《易卜生社会哲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五四时期的中国在对待《玩偶之家》上似乎就是这种态度，试图借用娜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过于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一开始就将娜拉过于敏感化。

　　在中国，娜拉是五四运动时期女性解放的典范，给中国女性争取自由、独立与幸福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中国妇女因为娜拉的觉醒，在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革命，开始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在鲁迅的启发下，娜拉也成为追求经济平等的象征，妇女们开始学习娜拉，认为拥有了经济权也就意味着自由，拥有经济权后的自由不仅能让自己得到平等的婚姻，还能一并将反封建与反传统的革命进行了，这显然是夸大了娜拉中国化后的作用，低估了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想表达的内容。当时的中国学者将娜拉过于敏感化，将过多的中国解放思想寄予在娜拉身上。听风就是雨，必然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上文“娜拉走不走的论争”一节中，已根据易卜生与友人的书信内容，论述了娜拉离开玩偶之家是必然的。

　　既然娜拉的出走是必然的，“砰”的一声门响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大家纷纷想象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认为易卜生并未解答，因为易卜生早已去世，而且易卜生也没有必须要解答的责任。鲁迅认为，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再自己来解答。相传有一次易卜生参加了一场由许多妇女举办的宴会，由一位代表感谢易卜生发表了《玩偶之家》，感谢他在《玩偶之家》中提出了女性的觉醒，易卜生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作诗。”鲁迅借这个相传来论述易卜生很不通世故所以不负责解答，这是不够严谨的。

　　易卜生童年时期家道殷实又备受母亲宠爱，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不得不背井离乡自谋生路，这些经历早使他看清了这个社会里的种种束缚，转而珍视高于一切的思想自由，这也他在1864年后离开挪威开始长达27年旅居生活的原因，他不断更换居住的城市，只为追随自由。如果一定要说他“不通世故”，那或许可以认为他的“不通世故”是“看通”后的“不愿通”了。易卜生在写给他的德文译者路德维西·帕萨奇（Ludwig Passarge）的信中说道（1880年6月16日）：“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便不全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也与我内在体验到的一切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我写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都旨在实现我自己的精神解放与心灵净化——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所属社会的责任与罪过[[[1]汪余礼，戴丹妮：《易卜生书信演讲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一个人为何想要实现自己的精神解放与心灵净化？必定因为曾经的禁锢与污染。从这便可以看出易卜生对这个社会有着清晰的认知。

　　既然易卜生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都有着实现他自己的精神解放和心灵净化的目的，对于娜拉这位他喜欢的人物，易卜生是不可能不给她一个有希望的归宿的。易卜生在罗马时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从去年9月份以来，我和家人都住在罗马。我一直忙于写作一部新剧（《玩偶之家》）。这部作品很快就要完成了，并将于今年10月出版。它是一部严肃的戏剧、一部真正的家庭剧，处理的是当代社会中的婚姻问题[[[2]汪余礼，戴丹妮：《易卜生书信演讲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在这封信中，易卜生明确说了《玩偶之家》是一部严肃的真正的家庭剧，处理的是当代社会中的婚姻问题。既然是“处理”而不是“反映”或是“揭露”，就必定给予了娜拉生存的希望。

　　上文提过，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能否掌握经济权是她判断她是否成功出走的决定性因素。女性能否掌握经济权，其实在剧本中易卜生早就给了读者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剧本中除了娜拉这位女主角外，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女性——林丹太太。林丹太太这位次于娜拉、海尔茂出场的主要人物，是另一位在剧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女性。

　　林丹太太为了生病的母亲和两个还需照顾的弟弟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男人，之后她的丈夫不幸去世，这使她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凑合过日子，她开过小铺子也办过小学校。熬过了三年，林丹太太的母亲去世，弟弟也都到了可以照顾自己的年纪，她便来到娜拉家拜托娜拉让海尔茂给她找个安定的工作，好独自消磨完自己剩下的时光。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林丹太太与丈夫结婚是出于她的无奈，但丈夫去世后，即便过程很艰难，但她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因此，在《玩偶之家》的世界中，女性掌握经济权是一件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林丹太太这个例子，便是娜拉出走后完全独立地“成为自己”的暗示。而且，林丹太太为了生计办过一个小学校，也能看出林丹太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林丹太太与娜拉是从前的同学，娜拉也应同样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林丹太太在剧中除了表现出女性可以掌握经济权外，她还带动了非常重要的剧情发展。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从前是一对恋人，林丹太太为了家人离开了柯洛克斯泰。多年后，林丹太太再次出现在柯洛克斯泰面前，不仅说服了柯洛克斯泰给娜拉写“和解信”还让柯洛克斯泰下定决心努力做一个好人，两人也重归于好。在两人的关系中，林丹太太至始至终都是主动的一方。林丹太太的主动与娜拉觉醒前的被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造成两者一个主动与一个被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前者比后者早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自主性。

　　不仅从林丹太太这里可以看出女性有独立的可能，在娜拉自己身上也可以看出，娜拉为了还债，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工作，她之所以没有选择工资多些的工作，我认为不是娜拉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她的工作不能被海尔茂发现，所有只能偷偷做一些小活。因此，“成为自己”的娜拉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她便不会再回到那个家，除非那个家里不再存在“玩偶”，在那里娜拉可以“自由”地“成为一个人”。至于如何处理娜拉与海尔茂的三个孩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与娜拉“做自己”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做自己”与养育孩子并不矛盾。

　　所以，觉醒前的娜拉本就拥有工作的能力、一定的文化水平。她是个听话的妻子、可爱的母亲还是个热心的朋友，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玩偶之家》在中国被过度解读因而产生了误读，变成了一种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武器，适应了清末以来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发展与中国革命的需要。

　　《玩偶之家》出现在五四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将国民的价值观从尊孔复古逆流中拉回，中国才会进步。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国民精神解放了，社会才能革新进化。因此，破除传统文化的劣根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因为新文化运动发生于特殊的年代，必须采取激烈彻底的态度，才能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这便不可避免让新文化运动带有激进的色彩。在当时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为了冲破旧垒，开阔新路，显示价值观的根本转变，难免出现过于急躁的行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外国文学中吸取经验，他们过于急切地想借此解决中国在变革中产生的问题，因为由于这些经验大多直接援引并未经过实践检验，难免粗疏或偏激。因此，激进的知识分子难以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往往受制于走极端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先进刊物的带动下，试图用新的眼光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他们批判旧价值，并一起大胆讨论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便在其中，可以说《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传播正中下怀。对《玩偶之家》的误读便是这种极端思维方式的产物。

　　在早期的女性主义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女性主义自身是没有力量可言的，但如果借助西方女性要求平等、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与观念，中国的妇女运动便有了可以借鉴的对象，从而深化妇女解放运动。

　　因此，娜拉在中国的误读与中国女性主义的特殊诉求有关。五四时期，中国女性面临着爱情与婚姻自由、劳动和财产权等问题。结合当时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一些自强的中国女性在时代的号召下产生了献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娜拉的出现更是让她们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你看，娜拉已经出现，时代的号角早已吹响，大家快一起跟紧时代的步伐加入娜拉的队列吧！至于娜拉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成为娜拉，中国的“娜拉”也不太明白。值得肯定的是“娜拉”的出现确实深化了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促使了一部分中国女性的觉醒。

　　其实对于娜拉的误读，不止存在于中国，即使是与易卜生在同一社会意识形态中读者，也有产生对《玩偶之家》误读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往外踏一步，站在时空之外去看《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接受与误读，会发现我们从《玩偶之家》中接受到的东西以及被我们误读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在文学鉴赏中“再创造”。

　　艺术创作总是在有限中表现无限，在有限的语言篇幅中表现无限的生活内容。X著名的易卜生研究学者艾纳·豪根对易卜生的剧本做出过以下界定：“易卜生的每一部戏剧都有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编制进密码的。读者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和研究才能打开密码。”[[[1]王宁：《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能否看到易卜生隐藏在《玩偶之家》文字背后的“冰山”是能否真正读懂娜拉的关键。

　　西方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特别注重研究读者阅读接受的问题，阐释学理论家迦达默认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的个人体验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伊瑟尔提出了著名的“召唤结构”的理论。他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两级：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品的文本，审美极是由读者完成对文本的实现”。[[[2]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文本，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存在着许多的空白。读者根据作者留下的空白，来“召唤”，便必定进行“再创造”。“召唤”成功即“正读”，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大体相同，读者在作品中体会到来了作家的隐含内容；“召唤”失败即“误读”，读者的鉴赏结果与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但正读与误读在文学鉴赏活动中都属于正常现象。因此，《玩偶之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被误读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并不在意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留给读者的空白。

　　百年过后的当代中国读者已不在那个激进着进步的时代，我们在继续不断探寻真理与光明的过程中，可以换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过去的事实让我们思考，中国化的“娜拉”，被冠以女性运动、女权主义意义的“娜拉”对于中国的女性解放到底带来了多大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玩偶之家》确实唤醒了许多娜拉，但又有多少迷迷糊糊的“娜拉”？这些仍迷糊着的“娜拉”与没出走的娜拉又有什么区别。

　　中国的当代读者是时候静下心来听听剧作家的声音，体会易卜生赋予《玩偶之家》更深刻的意义，努力将误读向正读靠近。易卜生的娜拉，是为了做上一个真正的人而出走的，她的出走是为了成为自己，为了听从内心的声音。易卜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娜拉就像一个孩子，在她为自己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她才算是真正长大了。

　　或许易卜生想要表现的娜拉，并不一定局限于女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只要你没有成为自己，你都是易卜生眼中那个还未出走的娜拉。

　　娜拉只有离开玩偶之家，自己解开身上的束缚，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天空，对于《玩偶之家》中易卜生塑造的娜拉是这样，对于已成为中国语境下约定俗成的“娜拉”同样如此。松开紧咬着娜拉的女性主义思想，试图去听听易卜生真正的声音，不管是对于创作者易卜生还是我们当代的中国读者都是一种尊重。

　　在当代中国中，或许在更理解《玩偶之家》、更理解易卜生后，我们的眼睛会更明亮，也更有挑战的勇气。

　　《玩偶之家》作为最早登上中国舞台的易卜生戏剧之一，在中国被被多次演绎与改编，并且关于《玩偶之家》与易卜生的研究从未中断，可见它无论在戏剧方面还是文学性方面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从五四时期开始，《玩偶之家》既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虽然《玩偶之家》在中国被过度解读而产生了误读，让这部剧变成了一种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武器，满足了中国妇女运动发展与中国革命的需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思考并接受《玩偶之家》在过去被误读的真相。如今的中国，已经走过那个激进着进步的时代，如果读者能够慢慢解开过去的枷锁，重新体会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想要告诉读者的话，相信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易卜生的思想，理解易卜生对于人格自由的追寻。话题的新旧并不取决于探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话题本身的意义。就像《玩偶之家》与易卜生一样，即使在中国已走过百年，它们仍有着历久弥新的研究价值，值得被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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